烏有之鄉沙龍簡訊：MBO合法性及其社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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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MBO的合法性及其社會后果

時間：2007年10月14日下午2：30——4：30

地點：北京市海淀區頤和園1號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烏有之鄉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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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有之鄉、《中國財富》雜志社合辦

　　10月13日，烏有之鄉和《中國財富》雜志社聯合舉辦了一場關于MBO合法性及其后果的研討會，到會的多位專家學者就MBO程序正義性、整個改革過程的正義性、追回這些非法的私有化財富的可能性、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過程、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就針對MBO和改革反思我們的策略以及下一步我們要關注的問題也進行了探討。

　　《中國財富》雜志八月發表了《質疑MBO的程序合法性》一文，檢討了MBO的合法性，MBO這種國企改制方案從一開始就引起了極大的爭論，對MBO的合法性和社會后果，今年以來多有爭論，原罪赦免論和物權法的出臺都與MBO有關。所以烏有之鄉和《中國財富》雜志社聯合舉辦了這場研討會。

　　《中國財富》雜志主編助理李春林首先發言介紹了《中國財富》發表這篇文章的背景。隨著今年10月1號物權法正式生效，國內數以萬億計的轉制國有資產在享受物權法保護前，是否需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合法性認證？他們對以前的改革舉措進行了反思，注意到了MBO，MBO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措施，但在查核中發現MBO在程序上違背了中央的政策。經過查核發現：第一，在2004年以前，中央領導人沒有支持MBO；第二，2004年以前沒有任何文件明確支持MBO；第三、國退民進是在十七大之后開始的，對國有企業改革有明確的程序規定，有“三公開”的要求，為了進行轉制，每個地方還專門成立了產權交易中心。但是MBO這種方式根本就沒有進場交易，不符合中央的“三公開”的原則，這是嚴重違規的。雖然2003年11月頒布的國發辦96文有關于“管理層收購”的條款，但這一條款不但與同一文件的其它條款抵觸，也與于2004年2月1日生效的國務院3號文中所規定的“國資轉讓需在公告后進入規范的產權交易中心公開交易”條款沖突。一系列問題隨之浮出水面：在2003年96號文、甚至2005年《企業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暫行規定》頒布以前的MBO是否存在程序非法？我們應該如何對待MBO過程中總量達幾萬億的財富？MBO嚴重動搖了政府的權威，在MBO的過程中少部分人獲得了極大的利益，造成了公眾極大的不滿，但是這種不滿和仇視卻被轉移到了政府的頭上，如何去面對社會公眾的追問，這是極大的問題。

　　李春林認為，原來改革爭論時我們講道理那些人不聽，現在我們就要講法理，我們有必要有權利提出這個追問，把這個問題引向深入。

　　緊接著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發表了各自的看法：

　　冼巖表示對這個問題基本持悲觀的態度。原因是MBO這個問題不是一個講道理的問題。這是兩種力量的博弈，正義或者有理的一方是很無力的。改革開放以來，這種事情實在是太多了，所以對MBO問題的解決沒有信心。現在的很多文件都是矛盾的，很多政策的制定者操作者本身有很多貓膩，他們從上到下是一脈相承的。改革開放以來的說法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從法理上追究的難度很大。改革的本質通過這個事情顯露得更加明顯。這些政策的背后明顯是由特殊利益集團從背后控制的。

　　冼巖認為，在整個市場化改革方向之下，選擇MBO的原因就是這種方式有利于內部人操作。他緊接著對比了國外的MBO和國內的MBO，在國內MBO被作為私有化的手段。他認為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是兩點是：第一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對以前進行清算，第二是我們如何防止以后繼續出現這樣的問題。現有的國有資產以后仍然有被私有化的可能。這個問題的前景也是悲觀的，我們難以對以前的問題進行清算，也難以防止以后繼續出現。現有的胡溫政府并未改變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只不過是在執政理念上變化了，改變了執政者的形象，另外在社會財政分配上進行了一定的傾斜。

　　冼巖認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最終的改變還得依靠社會力量的對比變化。

　　經濟學家仲大軍先生在發言中從幾個層面上分析了MBO，一是社會公平，二是經濟效益。從社會公平角度來看MBO是很不合法的，反思發掘這個問題是很有價值的，從經濟層面上看，MBO后也出現了很多的經濟問題，有一些國企的領導者故意把國有企業搞垮，然后進行MBO。整個改革是在一個博弈過程中進行的，原深圳市體改委主任徐景安的文章指出，企業管理者在于大眾的博弈過程中，不愿意繼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服務，只想為自己服務。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成了一個大漏斗，經濟有了發展，但是財富的大量轉移也成為可能和事實，關鍵問題是經濟發展的成果歸誰所有。

　　仲大軍先生認為MBO的本質原因就是國有企業失去了工人大眾的監督的后果，一個國家失去了民主監督的后果，是人民失去權利的根本后果。

　　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發言表示完全贊同仲大軍先生的觀點，根本問題就在于人民喪失了對國有財產的管理權，監督權和發言權。在是否悲觀的問題上，左大培并不同意冼巖先生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的問題集中在人民上，我們要去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就是要去做事情，要發言，要把權利爭回到人民大眾手里。對過去所有的帳都要算，主流經濟學家們是有陰謀的，他們一方面鼓吹私有化，另一方面又隱瞞了很多東西，我們就是需要把這些東西揭發出來。

　　左大培先生認為，不把人民的監督權爭回來，整個中國都是沒有出路的，我們需要把問題提出來，并不幻想都能夠解決，但我們希望達到喚醒民眾的目的。左大培先生以物權法的討論為例：正是我們引起了爭論，提出了我們的不同意見，經過斗爭，使物權法某些條款有了改進。右派們的很多政策是不得人心的，我們要把道理擺明，要去斗爭，即使改變不了政策，也能改變人的思想，喚醒民眾。毛主席說：要推翻一個政權要先造輿論。我們要改變一個政策，更需要我們去造輿論。

　　另外，左大培先生針對“政策是由各方博弈出來的結果”的觀點，認為，我們也要加入到這個博弈中去，而不能空空等待。

　　中央民族大學的張宏良教授發言支持左大培教授提出的要把問題講出來的觀點，他也在某種程度上跟冼巖先生有同樣的悲觀。張宏良教授指出中國可能注定要有三次瓜分，在左派們還在爭論姓資姓社的問題時，國有企業被瓜分；在左派們開始討論國企改制問題時，銀行被瓜分了；在我們將來要關注銀行問題時，可能第三次土地的瓜分已經完成了。張宏良教授指出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他指出土地財富是中國人民共同創造的財富，但是一旦被瓜分，注定是外資們占據相當大部分。

　　張宏良教授認為問題不在于法規本身是不是合法，這些法律法規和行動都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的，改革本身到底合不合法就是一個問題。

　　張宏良教授同時提出中國國有企業改制賣了大批企業，但是所賣的錢卻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左大培教授補充說外國的私有化都是賺錢的，而我們中國卻是政府還要貼錢的。張宏良同時指出，在大量國有企業賣光之后，現有的官辦企業也要開始MBO，數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將有15%進行MBO，這又意味這數萬億的國有資產化為私人所有。

　　郭松民在發言中認為MBO顯然是不合法的，因為國有資產是屬于全民所有的，他的處置應由人民批準或至少應該由全國人大批準。他同時認為我們今天爭論這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我們需要保持這些被私有化的資產的不合法狀態，張維迎當年的特赦論也就是想把這些不合法的財產合法化，我們要把MBO的合法性提高到全國人大、全國人民的高度上。

　　社科院的陳人江發言指出MBO問題的實質不是在于程序是否合法，關鍵在于法律是沒有用的，程序正義需要用制度的正義性來保證。可以把MBO放到整個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化的進程中來看。就悲觀的問題，她認為至少我們中國還保持著社會主義的名稱，我們可以在局部進行斗爭，要在各條陣線上展開，要展開對自由主義的批判。陳人江又以東歐的私有化為例證，東歐雖然實行了相對公平的雇員買斷或者全民證券化，但在二次證券化的過程中仍然導致了股權集中和寡頭出現。所以想用自由主義的自由公正是不可能抑制寡頭化的，只能依靠公有制。

　　《南風窗》記者李楠發言指出，需要搞清楚是非，需要抓住主要問題、根本問題。現在我們討論MBO的程序正義性很令人泄氣，這好比我們被劫匪搶劫了卻去法院起訴，劫匪搶劫的時候太不禮貌，太不人道，沒有給你留一塊錢坐車。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李楠又對喚醒民眾的問題講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認為很困難。

　　邵振偉在發言中指出了國有資產流失中真正的分贓者是哪些人，其中有褚時健之類的企業領導也有當政的官員，還有進行收購的外資集團。那些搖旗吶喊的經濟學家不過拿個小頭。他指出當年改制時提出的所有者缺位實質上是監督者缺位，我們要有知情權，對資產的處置更要有我們的授權。、

　　高木作為一個長期在國有企業工作的當事人提出了當年國有企業當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認為國有企業中產權不明晰的問題實質上是責權利不清晰。他同時提出我們要對《中國財富》雜志支持，主流媒體上很難發出我們的聲音。

　　鄭現莉舉了最近《中國經營報》報道的原伊利集團老總的例子，當年他就是因為搞MBO被查處判刑，這充分說明了MBO本身的違法性。鄭現莉也指出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中國人民創造的財富一部分就是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另一部分就是土地，包括土地中的礦產資源、土地問題我們要提前關注，下一個爭論的戰場很可能就是土地。

　　朱安東在發言中首先介紹了世界各國國有企業的狀況。他指出，國有企業在很多國家都是盈利的，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是這樣。斯蒂格利茨曾說過：國有企業改革不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連在世界上到處推行私有化的世界銀行的數據都表明國有企業并不是低效率的。

　　朱安東指出我們需要警惕“伯克利黑幫”，世界銀行之所以到處推行私有化，就是為了外國資本能夠進入這些國家，進而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現在的東歐國家之所以對美國言聽計從就是因為這些國家私有化之后，經濟命脈完全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控制。所以我們中國要避免出現“伯克利黑幫”和“芝加哥弟子”，避免讓這些人控制了國家經濟政策的主導權。

　　左大培教授補充了住房改革的一些資料，在1998年我們進行住房改革的政策時定的方針是以經濟適用房為主，但到了2003年就變成了以商品房為主，這就導致了現在的高房價。

　　仲大軍補充了國企搞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社會主義信仰的消失，這相當于釜底抽薪，國企當然難以搞好。他介紹了山西沈陽等地一些國有企業被強制私有化的事例。他指出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非常高，但是人民的工資水平生活水平提高卻很有限，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勞動工資只占利潤的17%，而資本拿到了35%，這個比率在世界上是很不正常的，這也是為什么現在中國企業的利潤很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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