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韓國總統尹錫悅宣布戒嚴，全世界一片嘩然。一個多小時后，國會召開緊急會議，190票贊成終止戒嚴。按照憲法規定，這意味著戒嚴本身必須被取消。很快，軍隊撤回，總統宣布終止戒嚴。一場鬧劇一樣的政變開始的匆匆忙忙，結束的也匆匆忙忙。

　　這場政變（請允許我在本文中如此稱呼），可以說是尹錫悅的自救之舉，然而從事后角度看，這場自救更近似于自殺。昏招頻出，手足無措，最終被輕易的終結。對這一事件的評論有很多，我們不妨從社會科學分析的角度，來聊一聊這個事件能夠呈現出的社會科學問題，具體地說，是一個被社會科學爭議不休的問題，即結構與能動者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說是一方決定另一方，或者說是雙方相互作用，那么我們其實并沒有在認真討論這個問題，而只是做出了一些大而化之的回答罷了。請讀者放心，為了方便閱讀起見，我們不會引用社會科學領域內大量討論這一問題的專業文獻，而是會結合這個頗有些幽默的政變故事，從三個方面展開討論，即結構自身的意義、行動者對于結構的理解和影響以及突變狀態下的意義沖突。

　　合法政變與合法反政變：結構如何為行動者提供意義

　　這次政變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文世界也涌現出了無數討論。其中，有一個觀點頗具代表性，被國內外無數人宣揚：這次政變是基于憲法框架的，這次反政變也是基于憲法框架的，這體現了“民主法治”的勝利。這種觀點潛在的意義是，無論政變方贏了還是反政變方贏了，都是民主法治的勝利，或至少不意味著韓國民主法治的失敗。并且，持此言論者還可以借此機會嘲笑一下某些國家。

　　這種觀點，潛在顯示了一對似乎矛盾的理解：一方面，這種觀點會認為結構自身的意義不再重要，結構的意義只不過是行動者隨便操弄的玩具而已。比如，遵不遵守憲法，實際上都完全只在行動者一念之間而已。另一方面，這種觀點卻又認為結構本身不僅具有意義，而且具有極為重要且難以動搖的意義。也就是說，行動者必須遵守這種結構所固定附著的某些不變意義，否則便會失敗。這種矛盾理解的背后，其實存在著一個并不矛盾的理解：結構本身是不具有意義的，所謂結構的意義，僅僅來源于行動者的賦予，因此結構沖突本質上只是行動者的意義沖突。也就是說，尹錫悅在憲法下的行動完全是因為他認同民主法治的框架，而他的失敗則是其他人對于民主法治的理解不同（當然，這種觀點背后往往存在的一個更深的認識是，某些國家就是天然優于某些國家，某些制度就是天然優越乃至不可能出現問題的，因此一旦出現問題也是提出問題的人有錯。不過，這種毫無邏輯的認識我們自然無需在此進行討論）

　　圖 共同民主黨要求尹錫悅下臺

　　問題在哪？問題在于，結構的意義固然與行動者具有巨大的關系，但是行動者賦予結構意義的過程，是不可能脫離結構本身的。行動者不是隨心所欲地賦予意義，而是基于自己所存在的環境及既往經歷來賦予意義，而這些與結構是脫不開關系的。如果單單從遵循憲法框架的角度就認定這是民主法治的結果甚至勝利，乃至認為雙方都是民主法治的遵循者，那簡直就是一個笑話。一個最簡單的反例是，1979年韓國雙十二政變，全斗煥發動政變的核心是下克上逮捕鄭升和，而這一行動是經過了總統和國防部長批準的。雖然這項批準是與抓捕本身同時進行的，而且總統和國防部長確實受到了一定脅迫，但是其本身仍然是在憲法框架中進行的。在更廣闊的視野下，我們不妨考察一下世界各國由統治者自身發動的政變和一部分統治者推翻另一部分統治者的政變，就會發現，他們大都和這次政變一樣，在形式上遵循了某些正當程序。

　　這是因為，結構本身具有意義，而這種意義會投射在不同行動者的身上，對于行動者產生影響。任何一個行動者都并非是孤立的，他們必須在由和其他行動者共同構成的環境中去認識和行動，他們對于結構的理解也必須是在這種環境下方得以建立的。但是，當結構的意義只是行動者隨心所欲賦予的時候，行動者就會只需要簡單承認或者簡單否認這種意義即可，而既不需要考量結構自身，又不需要考量其他行動者對于結構的理解。正是在此基礎上，前文所述理解的矛盾才可能產生：對民主法治的遵守與否僅在于統治者一念之間，而民主法治又是統治者必然遵守的。也就是說，尹錫悅又遵守了民主法治，又破壞了民主法治；尹錫悅的成功也是民主法治的成功，尹錫悅的失敗也是民主法治的成功。

　　民主法治結構框架自身具有明顯的意義，任何一個行動者都在這個結構下理解結構的意義。他們所理解的意義當然是各不相同的，但正是這種多變性，給予了結構更強的韌性。正因如此，結構自身能在變化的過程中維持一個不變的外在象征，而這個象征的意義是極為重大的。一個政變者，必須盡可能地減小政變阻力，讓政變在變化的實質中維持一套沒有變化的象征。只有維持了這套象征，才會盡可能降低其他行動者對于變化的敏感和反對。簡而言之，政治是需要秩序的，而建構穩定的政治秩序是復雜、困難而充滿危險的。當既有結構并沒有受到明確且公開的徹底否定時，維持這個結構不變的外在象征就能最大程度降低破壞結構者所面臨的風險和成本。只要政變能遵循憲法框架，那么就會比不遵循憲法框架更能避免沖突、引發反抗。關于這一點，我們無妨想一想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本質上也近似于這種狀態。更何況，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結構的意義強大到甚至連破壞結構者自身都不會認為自己是在破壞結構，而是在推動結構自身的完善。如果去拷問一下尹錫悅內心的想法，只怕是他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在破壞民主法治；如果去拷問一下古往今來無數反民主政變的參與者，只怕是有許多人也不會認同自己是在破壞民主法治，而是會告訴自己：我在清除腐敗、抗擊外敵、保護國家、維護民主法治，諸如此類。

　　尹錫悅與李在明：行動者對結構的理解和影響

　　不得不說，在整個政變的過程中，尹錫悅的行動是錯漏百出的。如果要給政變者寫一部教科書，那么他的案例幾乎全都是可以被當作反面教材的。首先，他缺乏對于軍隊的掌握，這使得他既無法調動充足的力量，又無法使軍隊按照他的要求嚴格執行任務。其次，他在沒有做好調動部隊準備的前提下就宣告戒嚴，控制國會、媒體等的手段更是慌亂之中的手足無措，結果是國會議員搶先趕到國會，開始投票進程。第三，在既沒有做到有效封鎖國會，又沒能有效阻止議員進入的前提下，他貿然要求軍隊闖進國會，把自己的虛弱徹底表露了出來，也使得他所力圖維持的民主法治象征被狠狠的撕開。以列寧為首的全俄蘇維埃中央委員會在1918年解散立憲會議，這一舉措受無數民主人士所詬病，整個過程也確實存在無數可以被爭議和指摘的問題，但即便如此，認為面臨嚴重敵我矛盾的列寧也只是封鎖了立憲會議不讓外人進入，而不是直接派兵闖進去抓人。我們雖然可以將其解釋為尹錫悅所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即他需要通過抓人來防止戒嚴失敗。但是，當軍隊已經如此消極以至于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時，派兵闖入國會抓人就只能徒勞給自己增加恥辱和罪名。

　　圖 參與解散立憲會議的水兵

　　普遍認為，尹錫悅之所以能如此昏招頻出，是因為他僅僅是在病急亂投醫罷了。我贊同這一觀點，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在他采取這樣大膽而冒險的行動時，他必然是認為自己有一定可能通過這些行動解決問題的。甚至是在封鎖失敗后又派兵進入國會抓人，也同樣是基于這種認知。也就是說，他相信既有結構（包括權力對比、社會輿論、外國支持等諸多方面）能夠為他提供勝利的可能，但很明顯，更多人并不這么看待既有結構，否則便不會有軍隊如此消極的配合，以及黨內如此多人對他的反對。當然，還有一部分原因是，軍隊和黨內其他人有對于民主法治結構框架的不同理解，這種理解之間的沖突使得他們選擇了消極執行乃至反對。換言之，面對同一個結構，不同行動者會有不同的認識。

　　如果說在尹錫悅身上，這一點體現的不明確，那么我們會發現李在明把這一點體現的淋漓盡致。我們設想，現在的局面是總統發布了戒嚴令，那么作為一名在野黨領袖應該怎么做？實際上，他怎么做，取決于他怎么理解這件事。如果是一名軟弱無能的領袖，他會認為當前的結構充滿了危險，以至于應當盡可能尋求安全；如果是一名強硬的領袖，他會認為當前的結構存在機會，以至于應當團結起來應對戒嚴。面對這個突然出現的結構，李在明則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機遇，且這個機遇是轉瞬即逝的，因此他立刻號召人們去國會，并且以身作則的直播翻墻進國會。我們還是以1979年韓國雙十二政變為例，如果國防部長沒有跑出美軍基地，沒有被發現后軟弱投降，總統沒有軟弱簽下協議，整個政變的成敗便尚未可知——至少在全斗煥在九十年代的審判中曾言，政變的部隊就會完全撤回。

　　也就是說，行動者不是單方面的接受結構的意義，而是會對結構的意義有著不同的理解。這種理解包括三個方面：過去的經歷、當下的狀態和未來的預期。結構和結構自身的意義就像一束光，而不同的行動者關于意義的理解就像一張張不同顏色的玻璃板，穿過不同的玻璃板，同一光束呈現出的將會是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的理解基礎上，行動者便會采取行動。更重要的是，行動者不是孤立的，而是處于一個和其他行動者互動的環境中。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同樣構成了他們的理解：每一個行動者都會對其他行動者怎么做產生各不相同的感知，而這使得行動者對于當下的理解進一步形成，進而影響了他們自己的行動。一個生活中的例子是，在需要舉手投票的時候，許多人是都會左顧右盼的。

　　士兵與市民：突變狀態下的意義沖突

　　整個政變中，還有兩支力量是極為重要、卻又往往作為背景板出現的，就是士兵與市民。士兵承擔著維持戒嚴的任務，許多市民則走上街頭反抗戒嚴。在市民這一側，我們能夠理解，對于結構的不同認知（特別是其他行動者的認知）將會影響到他們的行動。例如，當一個市民相信在當前情況下保衛民主的意義高于他可能面臨的個人危險時，他就會更愿意走上街頭；當一個市民發現身邊不會有人去街頭保衛民主時，他也就更沒有可能孤身出發。韓國經歷了漫長的民主化歷程，幾十年間無數人犧牲、受傷或是被關押，而這使得整個民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擁有了共同記憶。這意味著，他們既相信保衛民主的意義，又相信會有無數人和他們一道保衛民主。而且，韓國的自由民主化現狀，也使得他們會認為自己面臨的危險并沒有那么大（在這里，我們不由得想起某位已故老人在面對美國記者時，曾對于類似的故事做出了類似的解釋）。

　　與之相對，士兵的狀態非常值得我們考察，而且這種考察對我們非常具有意義。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過程中，軍隊的態度是相當不積極的。他們來的慢吞吞，包圍的不緊密，沒有強烈的行動，連沖進國會抓人都做不到。當然，我們可以將其解釋為尹錫悅無法控制軍隊，因此軍隊指揮官不愿意服從指揮。但是，這種解釋過于單薄，因為這種解釋會將軍隊的將領視為軍隊本身，仿佛是在玩《三國志》一類的策略類游戲一樣。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一個個具體的士兵，去考察他們的認識和行為邏輯。

　　圖 戒嚴的士兵撤退時鞠躬道歉

　　一群武裝的士兵，即使不開槍，也沒有能攔住翻墻而過的議員，沒有能沖進被一群手無寸鐵的議員們保護的國會。當然，我們可以理解為，韓國的義務兵役制使得所有的成年男性基本都服過兵役，因此這些議員們雖沒有武裝，但是并不缺乏武裝和防御的經驗，特別是以李在明為代表的許多議員身體不可謂不健康。不過，要是以此就解釋士兵們行動的失敗，也未免過于戲謔了一些。

　　士兵們面對的問題是，他們需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士兵的任務是保家衛國，他們的意志和榮譽感有相當多的部分來源于此。所謂“軍人都是很單純的，都是為國盡忠而生的”，也并非僅僅只是一句空話。因此，他們在執行任務時必須相信自己是為了國家利益和本國民眾利益服務的。但是，在政變這種突發狀態下，他們慣有的持續認知被打破了。結構發生了突變，以往的意義此時產生了沖突：我要保護國家，可是我前往的地方不是三八線，而是位于首爾的國會；我要保護民眾，可是我要拿槍攔截民眾，同時還要面臨民眾的抗議甚至打罵。那么，作為一個行動者，他就會對當下的狀態產生困惑：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該怎么做。此時在他心中競爭的，是兩種意義：一種是，我在保衛國家，防止國家內亂；一種是，我在鎮壓民眾，破壞我國民主。他在這種混亂中無法自拔，而當沒有某種外力將他強行扭向某一個方向時——比如班長發出了嚴厲命令、或者眼前抗議民眾中出現了一個長相像他母親的老人——他就必然會在遲疑中延緩自己的行動。

　　需要注意的是，這兩種意義雖然是競爭的，但這種競爭并不意味著兩種意義的力量是等同的。在突變狀態下，他們面臨著意義沖突，并且面臨著隨時可能改變這種意義沖突的各種突發事件，但是他們對于意義自身的理解并不可能簡單僅僅受突發事件本身擺布。他們不是一個個從天上掉下來被安插到現場的人，而是一個個活在社會上，有記憶、有感情、有自己想法的人。在韓國的自由民主雖然混亂但也持續了幾十年的當下，以軍隊對抗民眾是在他們的感情中很難占有足夠的地位的。特別是，對于這些士兵而言，在他們上學的時候，學習的都是前輩們如何對抗反民主的政府，如何勇敢的面對戒嚴部隊的棍棒刀槍，可是現在輪到自己入伍了，卻發現自己變成了歷史教科書中的反面人物。這對于他們的精神影響，不可謂不強大。因此，他們便會更加消極。士兵是有思想的，他們是要說服自己的。如果我們回憶一下一戰末期各國部隊嘩變的例子，再看看網上韓國戒嚴部隊士兵撤退時向抗議者道歉的照片，就能對這一點有更深刻的認知。

　　看似題外話的結語：如何在變化中自處

　　政變開始了，政變結束了。這個世界上的許多事情就像昨晚在韓國發生的事情一樣，轉瞬而來，轉瞬而逝。又讓人覺得可笑，又讓人覺得無奈。或許，這反映了現在全世界共同面臨的一個問題：我們都面對著一個變化不斷增大、共識不斷減少、風險不斷加劇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任何事情都不能再被我們用傳統的方式去簡單理解。我們會發現，我們越來越難以捕捉結構的變動，越來越難以對任何事物下一個判斷。

　　在這種狀態下，我們當中似乎越來越只剩下了兩種能動者：一種是保守的日子人。或許有觀點不認同，或許有內心不滿，但是我只想努力把當前自己的日子過好。別人的事、未來的事，我都不去管他，或者不去認認真真地管他，而只是把他當成指端刷過的又一個短視頻。另一種，是極其激進的批判者。我不認同現有的一切，我希望將一切打翻在地。雖然我不一定真的認為我能夠將一切打翻在地，也不一定真的相信將一切打翻在地這世界就會變好，也不一定知道將一切打翻在地后又該怎么做，但是我就是愿意這樣想，而在這么想的時候我會覺得很快樂。這兩種能動者的內在都是一致的，就是喪失了一種對未來的希望。這種希望的喪失要么讓人沉迷于當下，要么讓人想象一種空虛的未來。簡言之，一群人在絕望中自我麻醉，另一群人在絕望中自我狂歡。

　　那么，我們能怎么做？我們該怎樣改變這一切？坦率地說，對于這個問題，我個人并不持有樂觀態度。正因如此，我個人始終關注的是某種當下的狀態，并且嘗試在當下的狀態中改善自己、也努力改善他人對于生活的預期。毫無疑問的是，這些當然不是一勞永逸的，甚至有些時候還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只能告訴自己：在當下這是好的，因為我和現在存活于地球上的人都是存在于當下的人。而且，我可以頗近乎于無恥的說：正是因為從結構和能動兩方面看，我不需要在當下直接做出決斷、特別是做出敵我意義的決斷，所以我才能夠將改善生活的預期作為最現實的方案。這當然也是一種怯懦，不過這種怯懦背后仍然包含著一種必然引來批判的信念：通過面對當下的人，在當下一步步改善他們生活的確定性，乃至于一步步改善我們每一個人的預期，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可能，而這種可能的意義將在歷史中得到呈現。這不是馬克思所言的那種秩序黨人式的“期待日歷”，而是說，當我們在提高生活確定性、改善預期的時候，我們就是在積極的為日歷的翻動做準備，而非消極的坐等，或者僅僅用某些被興奮地崇拜的“徹底”“根本”一類式樣的斷言來無謂安撫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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