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大家或許都睡得不太安穩，真真可惜了半場好戲。南朝鮮尹大統領高開低走，虎頭蛇尾，速通了一次苦迭塔（政變），害多少人眼鏡落地，拍大腿怒斥，豈能草臺至此。作為苦迭塔文化重鎮，尹大統領如此后現代，荒廢前輩技藝，貽笑大方，是很不應該的。

　　雖然我們經常嘲笑韓國人日常發明歷史，妄自尊大，但僅以苦迭塔文化而言，朝鮮半島確實不愧海東勝國，有著深厚土壤。這一光榮傳統，至少要追溯到李氏朝鮮時代。李氏朝鮮歷五百余年，跨明清兩朝，作為傳統華夏藩屬體系第一國，依靠宗主國的外部力量，危而不亡，朽而不僵，成了超長待機的存在。

　　李氏朝鮮以威化島回軍起家，敗亡起于乙未之變，可謂以苦迭塔起，以苦迭塔終。李朝長達五百年間，建立伊始就矛盾重重，可謂父慈子孝，群賢畢至。舉凡沙丘宮、玄武門、靖難、反正、奪門、大禮議、后宮、外戚、內豎、外黨、權臣，一切我國人民熟悉的戲碼，無一不全，內斗之頻，黨爭之烈，足可使中華上國都瞠乎其后。

　　認真說，所謂李氏朝鮮最終就是一個借外力茍延殘喘，應亡未亡，困住所有人的大地獄。這個國家就像只能保守治療的晚期病人，五臟六腑早就腐朽了，滿身爛瘡永遠割不完。各路人馬在層層束縛下，只能一路苦迭塔，你方唱罷我登場，一刀刀不斷割，一輪輪翻燒餅。

　　大韓民國一直在爭正統，經常回顧李氏朝鮮的光榮歷史，細數起來，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李氏朝鮮得國不正，大韓民國也得國不正。李氏朝鮮依靠外力保障國家安全，是藩屬國；大韓民國也依靠外力保障國家安全，是藩屬國；李氏朝鮮上下隔絕，兩班占領國家之利；大韓民國也上下隔絕，財閥占盡國家之利；李氏朝鮮號稱朝鮮地獄，百姓怨聲載道；大韓民國也號稱朝鮮地獄，百姓怨聲載道；李氏朝鮮內斗黨爭格外激烈，定期苦迭塔，大韓民國當然也內斗黨爭格外激烈，定期苦迭塔。

　　以上足以說明，大韓民國不愧李朝正統。大韓民國立國至今，自首任李承晚大總統開始苦迭塔和被苦迭塔，已迭代至第六共和國，比素來以革命傳統自豪的歐洲老大哥法蘭西居然還多一個共和國，是足以自豪的。

　　在這樣一個苦迭塔文化昌明，五學風靡異國的國家，尹大統領居然如此不學無術，實在是讓人遺憾。應該說，同樣作為東方古國，我國人民在苦迭塔領域也普遍是有所認知的，幾乎人人都能說出個子丑寅卯來。其中，最為人們所熟悉的，大概就是三國時代的高平陵之變，相比尹大統領的半夜之變，一千八百年前的司馬宣王還是遙遙領先。

　　不知道尹卡卡這劇都看哪去了

　　相比掌握政權，可以名正言順調動一切軍政力量的尹大統領，高平陵之變前夕的司馬懿可以說已經幾乎被排擠出中央。但在政變前夕，司馬父子已經和朝中掌握權力的蔣濟，高柔等實力派暗中取得聯系。一旦發動政變，司馬父子馬上召集死士三千，作為自己的核心武力，尊郭太后以對抗皇帝權威，據武庫，守洛水浮橋，宣告曹爽兄弟罪狀，迅速控制了整個中樞，做好了一切斗爭的準備。

　　我們再看尹大統領，看似作為國家領袖，斷然下令戒嚴，軍隊也執行了命令，諸事順利。但在最關鍵的第一線，突襲國會的士兵僅僅攜帶了完全沒有彈藥的槍支，實際上就是燒火棍。雖然抬出護憲戒嚴的大旗，可整個社會輿論亂成一團，媒體全程圍觀，士兵根本不敢在聚光燈下向議員施加武力，反而被憤怒的議員們打到節節敗退。

　　也就是說，關鍵時刻，其實沒有任何武力是真正效忠于尹錫悅個人的。雖然他擁有科層制下最高權力者的身份，下達了理論上可以下達的命令，但命令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

　　這里我們有必要談一下，尹錫悅這種拉胯的情況是不意外的。無論是之前美國的國會山，還是同樣類似尹錫悅政變，最后也搞成鬧劇的蘇聯八一九事變。在關鍵時刻，基層士兵和最高層的意圖脫節是完全正常的。倉促之間，政變組織者的決心又該如何落實到毫無心理準備一線部隊的士兵身上，使士兵敢于承擔起冒天下大不韙的責任，從來都是一樁大難題。

　　比如大家熟悉的昭和維新，發動226事變的基層軍官本身就長期掌握部隊。皮諾切特顛覆阿連德政權的911政變，能煽動軍隊，除了有外部援助，也是利用智利經濟困難，軍費削減，軍人待遇下降的契機。

　　無論如何，政變本身是一種超出日常政治常規的行為。即使尹錫悅理論上作為大總統可以下這樣的命令，但下達這種命令的同時也意味著日常政治的結束。

　　在大眾媒體和公民政治日益發達的時代，并不能簡單套用二十世紀初，乃至十九世紀的經驗。就比如，尹錫悅沒有切斷首都的網絡通信，當然是一大失誤，也說明他事先沒有完善的準備。但在當代，即使尹錫悅下令，恐怕也很難完全切斷信息的傳播，更不用說網絡時代，到處是攝像頭和自媒體。

　　雖然西方經常有街頭暴亂，但專門的警察部隊在全體政府的背書下，受命維持社會秩序，抵御群眾游行示威，鎮壓城市騷亂是一回事，面對明晃晃的攝像頭，在政治斗爭雙方懸而未決的情況下，指望普通士兵，一聲令下就能為某一方政客沖鋒陷陣，火中取栗又是另一回事。

　　當然，要說搞苦迭塔，西方國家這些年來確實得心應手。他們能頻繁在第三世界搞顏色革命，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全球化以后，全球政治廣泛趨于民主，不得不進行一定政治上的讓步。而媒體手段的發達，尤其是西方媒體的無處不在，也使各國必須用更柔性的手段治理國家。當然，這不能只歸結于西方的滲透，或多或少也是一種全球化時代的社會進步。

　　而西方在進行顏色革命的時候，同樣會在抗議者中專門安排經過特殊訓練，敢于沖擊的職業暴徒。這也是為什么，自古以來政變核心都要依靠被政變組織者切實掌握，專門經營的私兵，而不是理論上，命令鏈條下的經制之兵。畢竟，說到底，政變這種事，本質上就是造反，兵貴神速，未聞拙久，需要的就是關鍵時刻敢沖敢上的少數精銳力量。王允誅殺董卓，孝莊帝元子攸誅殺爾朱榮，也才只有多少力量。而司馬師要沒有成濟兄弟，說不定就陰溝翻船了。

　　顯然，在這方面，尹大統領既然沒有深刻掌握顏色革命精髓，也沒有學習古老的東方智慧，沒有武膽撐腰，居然就仗著大統領的身份，倉促起事，最后被人速通也就不奇怪了。

　　當然，尹錫悅的另一大敗筆是沒有控制住對手李在明，這本該是重中之重。作為經歷過民主斗爭的老運動員，李在明不但沒有坐以待斃，反而主動進攻。可以說，他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當著所謂戒嚴部隊的面，翻墻進入國會，領導了議員進行堅決斗爭。當他翻墻進入國會的那一刻，實際上尹錫悅就輸了大半。

　　如果當年，曹爽兄弟有李在明這樣的斗志，決心，聽桓范之言，奔逃許昌，秣兵歷馬和司馬懿放手一搏，鹿死誰手或許也未可知。有趣的是，類似的情形，我們也能在八一九事變中看到。面對大軍壓境，弱勢的梟雄葉利欽也是不退反進，敢于發動民眾，攔住進攻的軍隊，站到坦克上演講，使局面迅速陷入僵持，并逐漸有利于自己。

　　而八一九政變集團的將軍高官們，看似掌握國家機器，卻只會在中樞下達命令，好像下了命令，命令就會自行執行一樣。一旦僵局他們便瞻前顧后，五心不定，遲遲不敢放手一搏，充滿了官僚氣息，不禁讓人哀嘆，蘇聯的壽數到了。

　　這點來說，尹錫悅的半夜之變，除了事發倉促的因素，充滿了一股狗急跳墻的味道，倒是頗有當代西方政客式的天真美感。

　　當代西方政治，最喜歡玩的正是規則游戲，好像只要掌握了規則，就可以為所欲為。這種思想，在和平時期是很常見，政客們巧妙地操縱民意制造一堆復雜到老百姓完全不能正確理解的規則，然后以此名正言順的獲得利益，占據優勢。

　　結果就是，法是老百姓看不懂的法，政是老百姓不清楚的政，政客們打著民主的旗號，卻盡干坑國害民的行徑。規則高于現實，言語勝過實質。久而久之，西方政客好像靠他們的話語就能隨意改變、塑造世界一樣。

　　當然這是一種社會壓迫手段，就好像惡劣商人最喜歡玩弄文字游戲，然后利用自己搞得一套不公平規則，壓迫普通人是一樣的。西方政客也喜歡玩這套把戲，表面上名為尊重法律，民主進步，本質則是披著民主法制外衣搞新時代的愚民之術。甚至，我們從程序上說，拜登赦免自己的兒子也在總統的權力之內。但人心如何，正義如何，我們也都心知肚明。

　　當然，尹錫悅肯定不服，拜登家族腐化墮落，為什么可以平安落地，為什么我也是腐化墮落，就要面臨清算。更不用說，他上臺以來，親日親美，可以說是一個好外國代理人。可大韓民國又不缺外國代理人，并非只他尹錫悅不可。內斗可是大韓民國政治的光榮傳統，他自己清算別人很起勁，憑什么自己就可以平安落地。何況，拜登實際上也付出了代價，不外乎他的政治家族傳承到此為止，當然，他有這么一個好大兒，也只能到此為止了。那尹大統領付出一點代價，不也理所當然？

　　隨著西方力量的衰退，各種新統治手段的迭代，西方統治集團的新生代政治家，日益沉迷于利用這種規則游戲。他們理所當然的下命令，而越發忽略權力的真正來源。這也是科層制下，官僚們在長期和平的浸染下，不可避免容易出現的錯覺。數據算法和下層官僚能在日常政治中為上級組織塑造無所不能的錯覺，直到他們遇到特朗普，俄羅斯，或者李在明這樣不和他們談這套規矩的人。

　　如今，西方選票制民主正在走向末路，而西方社會也面臨越來越大的內部矛盾，脈脈溫情的文明假面掛不了多久了。古來多的是事后人們看來可笑的人與事，但每每想到這樣的人居然高居朝堂，沐猴而冠，便可見那時世道風氣之一端。像尹錫悅這樣的鬧劇，在這樣一段歷史階段里，只怕還會不少，而他們也將成為后人歷史經驗的一部分。然而歷史的悲喜劇或許就在這里，后人往往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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