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乃夢幻泡影，中國不可見獵心喜

　　張志坤

　　特朗普執掌美國后，國際形勢變化多端， 其中一個突出變化，就是所謂的“全球化”遭遇到空前危機，因為據說特朗普的美國要退出“全球化”，甚至要反“全球化”了。這樣一來，曾經甚囂一時的“全球化”，頃刻間就陷入群龍無首、茫然失措的狀態。

　　有誰能替代美國，扛旗全球化的大旗，讓這個看起來相當美妙燦爛的全球偉業繼續興旺發達呢?

　　人們紛紛把眼光轉向了中國。

　　美國退出“全球化”，號稱是世界第二大國的中國，一時間位置就變得十分突出。四面八方的人們紛紛把眼光聚焦于中國，似乎中國因此在全球新經濟秩序中的作用更大、更有力，因而也就更具有了決定性的影響，于是乎，中國的戰略地位就疑似得到了空前的加強，甚至有西方媒體酸味十足地說，特朗普簡直是中國的代理人，他又把“讓中國偉大”的運動推向了新高度。

　　這樣一種情形，現在已成為擺在中國面前巨大的戰略誘惑，相當一些中國人因此而浮想聯翩、想入非非，他們感覺到好像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即中國充當世界領袖的機會，這是多么風光無限的大好事啊!已經有人為此而心馳神往了。他們設想，在中國的領導下，“人類可望結束過去幾百年的零和游戲和叢林法則，一步一步從利益共同體走向責任共同體，再到命運共同體”。(見《參考消息》2017年3月24日《國際格局演變啟示當代中國》一文)，這是多么激動人心的“英特納雄耐爾”啊，這樣一種世界大同與人類永久和平的美景又是多么誘人啊!

　　相比于中國國內一些人的上述騷動，國際上很多方面更是激動得厲害。據報道，很多西方媒體以及學者都在呼吁中國引領新的“全球化”，并帶領“全球化”進入新的模式。

　　那么，中國的真的能引領新的“全球化”進程，并開啟“全球化”的2.0版本嗎?

　　筆者以為，這是一件很具誘惑力，同時也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對此中國必須十分冷靜、高度理性和相當警惕才行。理由如下：

　　第一，這有把中國當驢使，給中國上套拉磨之嫌

　　或者出于善良，或者出于愿望，一些中國人總是從正面和積極意義上來詮釋“全球化”，似乎這個東西天然就多么美好，就意味著進步與未來似的。事實恰恰相反，自從“全球化”來到世間，它每一次浪潮都伴隨著驚人的災難，都要出現空前殘酷的掠奪與殺戮，這一點，甚至連西方政客們自己都不屑于隱瞞。人們都知道，沒有殖民時代的那次“全球化”，非洲的黑人不會來到美洲，白人不會擴張到全世界，印第安人不會瀕臨滅絕;沒有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化”，世界不會接連兩次發生慘絕人寰的大戰，美國不會發展成為空前的世界性霸權，不會在全世界各個角落都部署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大兵;伴隨最近這次“全球化”，美國的導彈炸彈正在世界各地炸響，在阿富汗，美國已經投下僅次于原子彈的特大型炸彈，一顆炸彈將近十噸重，號稱是炸彈之母，等等。這些事實充分地說明，西方集團所主導的“全球化”，并不只是經濟“全球化”，他們還要進行政治“全球化”，還要進行文化價值的“全球化”，直至西方勢力的徹底“全球化”，說白了，其實就是要實現西方的全球統治。在進行這些方面“全球化”的時候，西方集團歷來以武力為支撐，采取一切所能想到的強制手段，包括暗殺、顛覆和侵略戰爭。但遺憾的是，一些中國人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相反，他們卻把“全球化”詮釋成為僅僅具有經濟意義的“全球化”，而與政治、文化乃至戰略毫不相干、絕無瓜葛，依據他們的詮釋，世界的發展趨勢是經濟“全球化”，政治上多樣化，各國可以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自關起門來各行其政，來個“躲進小樓成一統”，完全無視經濟變化必然帶來政治變動的基本邏輯，完全無視西方集團推進經濟“全球化”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這一事實，完全無視在經濟“全球化”這一表象背后西方戰略擴張與新殖民的本質。簡單地說就是，一些中國人以為“全球化”只是經濟全球化，而西方戰略詞典里的“全球化”卻完全不是這樣。

　　現在，西方集團推進“全球化”的勁頭不足了，美國想要撂挑子不干了，這確實有可能從根本上影響西方世界的百年大業，如果就此終結冷戰以來的“全球化”，從戰略上講，無疑是他們一個巨大的損失，對此，西方的政客們出現了集體性焦慮。但他們同時也深知，繼續推進“全球化”是要承擔相當經濟代價的，而現代資本主義的寄生性發展，又使他們不愿、也無足夠的能力繼續承擔這樣的重擔!于是乎，找一個傻瓜充當冤大頭就順理成章了。果真能找到一個為“全球化”挑擔子的冤大頭，則既能為西方的“全球化”出力出血，同時又不會脫離西方所編織戰略牢籠，何樂而不為!筆者以為，目前西方媒體有關中國引領新“全球化”的鼓噪，很大程度上就是盯上了中國的錢袋子，他們要開動智慧的腦袋，以此來掏空中國錢袋;如果不是這樣，他們就應該去找俄羅斯的普京，同普京總統商量怎樣開啟“全球化”的新模式。他們不找普京而是鼓動中國沖到前面搞什么“全球化”，對此，我們只能概括為“居心叵測”。

　　有人說，“全球化”將給中國帶來難得的發展機遇，借助“全球化”，中國將走向世界，實現新的經濟騰飛。

　　客觀地說，中國當然需要世界范圍的市場與資源。作為繼美蘇之后又一個崛起的大國，中國不具備當年他們那種依賴自身資源底蘊就能實現現代化的天然稟賦，因而必須在全世界范圍搜羅自己需要的化石與礦物材料，而這種搜羅又不能走當年西方殖民掠奪的路子，而只能通過市場交易來實現，因此，建立與全球各地緊密的貿易聯系為中國所亟需，這一點，任何有基本戰略理性的人都完全明白。

　　但問題是，上述中國的這樣一種戰略亟需，并非注定依賴于“全球化”，甚至可以說，這種需求同“全球化”與否并不沾邊。譬如，中國需要納米比亞的石油，有“全球化”為背景，中國固然需要;沒有全球化為背景，中國還是要去購買。而能不能買來，能買來多少，是貴是賤，完全取決于納米比亞國內的局勢狀況，取決于中國同納米比亞的雙邊關系，取決于中國與納米比亞之間的海運是否安全通暢。由此推而廣之，中國面向全球的一切市場與一切原材料貿易，都是國家關系框架下的產物，而沒有任何一部分可以依附所謂的“全球化”而存在或存活。過去若干年里一些國家國內局勢變化屢屢強烈沖擊同中國的貿易關系的事實，就是很好的例證。這說明，一切所謂“全球化”保障貿易與經濟聯系的神話，統統都是子虛烏有。

　　這就是說，不管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好，還是經濟擴張也罷，都不用打著“全球化”的名義，用不著拿這個東西給自己披上合法公正的外衣。

　　相反，在“全球化”的名義下，“人權高于主權”的理論有了邏輯基礎，“普世價值”因此披上了合法外衣，其結果必然是把簡單的貿易問題復雜化，把單純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從而令大多數國家失去話語權與戰略自主權。所以，“全球化”不僅僅是一劑經濟藥方，更是蘊意深刻、包藏機關的政治藥方，推出這劑藥方的人，根本目的不是要給西方吃藥，而是要給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吃藥，這其中充斥著危機與陷阱，對許多中小國家是這樣，對中國這樣發展崛起的大國也是這樣，必須予以十分警惕才行。

　　第二，不要指望通過“全球化”來重塑世界秩序，美國不會允許任何人做這樣的事情，中國也不例外。

　　還有人說，要塑造新的全球秩序，就必須經過經濟“全球化”這一過程，這是終結美國霸權的難得機遇，既然美國特朗普甘愿放棄對這一進程的主導，中國就應該乘勢而上、乘勢而起。

　　應該說，持這種想法的人比上述那種僅從經濟意義來理解“全球化”的人高明一些，他們能跳出經濟看問題，不那么急功近利，不為眼前的幾個錢兒就蒙蔽眼睛，而著眼于終結人類的霸權統治，重塑全球政治與戰略秩序，用意無疑很好，用心也可謂良苦。

　　但是，筆者以為，這樣的指望還是一種戰略上的幼稚，其突出表現為嚴重地低估了美國。

　　眾所周知，現有的全球秩序是西方世界集體締造而由美國來具體主導的一個秩序。冷戰后一個時期，這一秩序與全球化發生了高度的耦合、諧振，于是，美國領導下的西方集團就乘勢借助于“全球化”對他們的世界秩序加以強化、優化，比如北約東擴，“顏色革命”等。現在，美國想下課了，這是否意味著美國要放棄按照自己意圖優化、強化其世界秩序的一貫行為了呢?

　　回答顯然是否定的。透過現象看本質，聽其言而觀其行，特朗普上臺執政有一個時期了，目前為止已經充分展示他所治下美國的戰略取向，那就是要進一步強化美國所主導下的全球秩序，而不允許任何人對此加以修正，甚至連一點點微小的修正都決不允許。

　　這本來就是意料中的事情。美國放棄“全球化”，完全不等于放棄其全球核心地位，更不等于放棄其世界領導權。一些中國人之所以如此樂觀，如此異想天開，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沒有認清美國的真實面目，對美國的霸權本質不甚了解，從而對美國抱有各種各樣不切實際的綺麗幻想，這是很長時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這一痼疾深深糾纏于中國的戰略學界，以至于雖然屢屢在美國的實際行動事實面前碰壁，但總是癡心不改，總是一往情深地對美國苦戀下去。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誰還指望通過“全球化”重塑全球戰略秩序，無異于緣木求魚。可以肯定地說，在世界范圍內，絕不會出現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嚴峻地說，也不會出現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區域“一體化”進程，這就意味著，即便中國滿心想通過經貿手段或者以此為途徑來塑造一個中國主導的區域新秩序，也不會得到美國的允許，特朗普如同過去奧巴馬一樣，將繼續對中國進行戰略“剝筍”，將毫不猶豫地、堅決地朝著把中國剝得身無寸縷、毫無飾物的目標挺近，從而讓中國在戰略上變得赤身裸體。

　　正因為不想讓中國成為戰略上的孤家寡人，所以當今中國在全球各地極盡所能地網羅各種各樣的“戰略伙伴”，搞得“戰略伙伴關系”滿天飛。現如今又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上述這些東西組合在一起，看起來儼然構成了當代中國的世界戰略。

　　這與過去迥然不同。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毛澤東時代，中國也在打造自己所需要的戰略體系，所舉的大旗是“世界革命”，戰略切入點是支援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反抗斗爭，具體辦法是武裝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走世界農村包圍世界城市的道路。顯然，這條道路最后沒能走通，但不容否認的是，通過這條道路所達到的戰略效果卻不容低估：一是那時的中國居然在全球各地培植發展了諸多戰略代理人及應用工具，比如各國的共產黨(馬列)組織，第三世界國家的游擊武裝以及紅色旅、赤色旅等;二是實施這一戰略非但沒有進一步惡化中美關系，反而推動中美關系拋開傳統外交關系窠臼而一步飛躍到戰略聯系的水準，這就是著名的尼克松訪華。尼克松訪華事件強有力地證明，屆時的中國已經是一個世界頂級的戰略玩家。

　　這一切都是在中國綜合國力相當不足的背景下發生的。雖然國力有限，但那時中國指導者在戰略上玩法高超，非常善于揚長避短、避實擊虛，因而打出了極高水平的戰略牌術。總的說來，那時中國也在塑造全球戰略秩序，所奉行的仍然是傳統的套路，即依靠“強力”，某種意義上也可稱之為暴力，這當然符合人類既往的經驗。事實上，全球秩序歷來靠強力來塑造，很多時候都是武力直接運用的結果。歷史上中國某些王朝曾有“和親”一策，但說到底也只是以實力為后盾的一種戰略妥協。

　　現在，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存在有目共睹、毋庸置疑，這一點比改開以前的中國強太多了。但是，現如今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真正具有戰略意義的存在，也許還差等很遠，人們看到。，時至今日，在全球范圍內，中國幾乎沒有任何戰略代理人，幾乎沒有任何可支配可運用的戰略工具，也沒有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戰略同盟，唯一所能依賴就是經濟貿易關系，就只能靠“人民幣”開路，也就是說，如果依據傳統觀念來講塑造全球秩序的話，如今的中國根本談不起來。也許，現如今中國不想運用“強力”來造就自己的秩序體系，于是就只能另辟蹊徑，力圖走出一條前有未有的塑造秩序的新路，指望借 “全球化”的東風，舉“命運共同體”的大旗，不是靠“強力”而是靠協商、溝通、合作、共贏這套時髦的東西來締造一個全新的世界。

　　如果從這個視角出發，當今中國如此熱衷“全球化”這塊招牌，對這個東西寄托這么多這么大的希望，可能也是不得已的無耐之舉。既要走向世界，又不敢或不想觸動別人的利益，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確實也只能這般折中或這般在夾縫中求進了，一些人可能就是據此指望得到美國的認同，或者放中國一馬。

　　最后，不能把全球化當成人類的必然與歸宿，好像人類已經開啟這一“最后斗爭”似的，世界可預期的未來很可能并不是什么“共同體”，而將繼續呈四分五裂狀態。

　　“全球化”究竟是客觀的必然，還是主觀人為所利用的招牌與工具，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核心問題。從基本的理論邏輯來說，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人類社會的經濟政治聯系必然隨著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而日趨密切，這一點確定無疑，這是一條基本的歷史規律，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任何人都必須服從、或順應歷史規律，逆歷史而動必遭歷史巨輪的碾壓。

　　但是，人類社會經濟政治聯系隨著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而日趨密切的結果是否就必然導致“全球化”，這卻是一個值得疑問的大問題。歷史經驗證明，聯系密切的結果有多重可能性，即使我們不能排除“全球化”這樣一種可能，但“全球化”充其量也只是多種可能性中的一個。在人類歷史上，技術進步帶來了時空的壓縮，使人類各部分之間的交往與交換更密切更頻繁，但由此帶來的劇目卻是悲喜參半，沖突與對抗由此而生，征伐與殺戮借機而起，人們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所以中國的老子學派才堅決主張“小國寡民”，明確反對“大一統”，而應該來一個“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這一說法看起來似乎荒唐，但卻實實在在反映了人們對“全球化”的一種拒斥，而這種拒斥是建立在諸多深切痛苦經驗基礎上的。站在這個角度上看，也許，從全人類的前途而言，理想的未來恰恰應該拒絕“全球化”——在密切聯系的背景下拒絕“全球化”，這才是多數民族或種族的希望與未來之所在，對于這一點，相信那些已經被滅絕了人群種類在幽冥地下會深有同感。

　　當今世界，與所謂“全球化”并行不悖還有另外兩個現象、兩種進程：一是恐怖主義向全球蔓延發展的進程，目前這一進程看不到有衰減或終結的跡象;一是外來民族與外來文化與本地民族與本土文化之間的沖突，這一點突出表現在西方集團正在面對的移民問題，這個問題表面上看是移民與本土之間沖突，其實質則是生存空間與文化價值的沖突，這是個無解的沖突，將在今后一個歷史時期在深刻影響著歐洲與美國，注定要釀成巨大的事變。

　　上述兩個現象或兩種進程客觀存在，強有力地證明，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根本“化”不掉人類社會各種根深蒂固的矛盾，或者換句話說，不管怎樣的“全球化”，都對人類社會一些根本性的矛盾無能為力。

　　事實上，當今世界的發展態勢是，盡管各國、各民族在經濟貿易方面的聯系日趨密切，但與此同時，政治沖突與戰略對立卻更加嚴峻，很多地方已經到了激烈化、白熱化的程度，甚至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是這樣，南北朝鮮之間是這樣，敘利亞與ISIS之間也是這樣，“全球化”對此一概無能為力，根本無法依賴這個東西去塑造國家或集團之間的戰略關系。

　　具體到落實到中國，拜經濟“全球化”之所賜，中美兩國在經濟上已達到號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前程度，但這并沒妨礙美國將中國定位成全球主要戰略對手，并下決心要同中國在戰略上一決雌雄、一較高低;中國同日本經貿關系十分密切，但這并不妨礙日本正發展成為中國地緣安全上的最危險的敵人;同印度也是這樣，中印兩國都在矢志于發展兩國之間的關系，但在地緣戰略上兩國之間的對立依然不時趨緊激化。凡此種種，無不有力證明，不管怎樣的“全球化”，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國家之間的戰略矛盾。這也就是說，想依賴“全球化”來重新塑造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無異于緣木求魚。

　　這樣看來，所謂的“全球化”不過如同水上的浮萍，其實沒有根基，只能在風雨中飄搖，當陽光和煦、順風順水的時候，“全球化”絢爛花開，并帶動著各種區域“一體化”蒸蒸日上，而當風雨交加的時候，則雨打浮萍，飄零破散，景象就相當地凄然了。

　　歐盟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曾幾何時，歐洲“一體化”觸手可及，成為“全球化”的樣板和最強有力的詮釋。但是現在，英國脫歐之舉給了它最沉重的一擊，今后能否自保維持，都成了嚴峻的問題，歐洲“一體化”已經蛻變成一場徹頭徹尾的夢囈。

　　其實，那些鼓噪“全球化”的西方政客們一直都在將“全球化”作為一種戰略工具與政治手段來加以利用，他們借助這個招牌，披上這件外衣，在世界各地復制西方社會模式，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大搞“顏色革命”。可以說，沒有“全球化”為理論鋪墊，就沒有“普世價值”的邏輯基礎，因而“顏色革命”也就失去了政治合法性。正因為這樣，所以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在亮明其反“全球化”立場的同時，也不得不表達同時放棄推行“顏色革命”的政治態度。至于“普世價值”，一定也要被他棄之如敝履。特朗普如此作為，已經足以詮釋所謂“全球化”的最根本政治意義。

　　當今的中國一直在熱炒“全球化”，但與此同時，這樣做人卻難免陷入邏輯思維上相當嚴重的自我矛盾狀態，他們一方面賣力鼓噪經濟“全球化”，一方面又堅決主張各國政治多樣化，否認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政治上的趨同化，從而造成經濟與政治之間的割裂與對立，邏輯上嚴重沖突;一方面以經濟“全球化”為基礎，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一方面又強調世界戰略多極化發展，造成“共同體”與“多極化”之間的對立，邏輯上難以自洽。這表明，迄今為止中國的世界戰略依然缺乏明晰的思路，很多時候都不免有玩弄華麗辭藻和自欺欺人之嫌。

　　以上種種事實說明，“全球化”究竟是否成為人類的一個必然，這是很值得拷問的大問題，對此現在就下結論實在言之過早，也許，這個“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前途與方向，也不一定局勢的出路與未來，至于將“全球化”當做最后的斗爭，好像通過這道金橋就能走向人類大同，更是天方夜譚。從歷史經驗看，沒有一場空前的全球性大亂，重塑世界秩序根本不可能。沒有世界大亂就沒有全球重塑，這是一條基本的戰略經驗。正因為這樣，所以當年毛澤東主席才明確主張要天下大亂，并且將這種態勢視為一種積極的發展，其道理蓋源于此。現在，世界確實在變，每時每刻都在變，但如果因此就判定全球秩序正在重建的過程中，未免言之過早。總體而言，世界目前的歷史階段仍然處于漸變時期，而遠未到突變的時刻。現在就大肆鼓噪“全球化”，好像人類正在實現“全球化”，無非就是夢幻泡影。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的理由與根據，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全球化”在可期的歷史時期內還無法“化”成，這條路短時期內還難以走通，這樣一個所謂的“全球化”無法領導,也不可能加以領導。過去，美國及西方集團不過是假此之名而行霸權之實罷了。現在，他們放棄了這一手法，表現面上給人以放棄“全球化”領導地位的印象，然后忽悠中國，好像順理成章地也輪到了中國出場，弄得一些中國渾然以為美國失其鹿，中國可逐之矣，這是一個危險的誘惑與陷阱。

　　既然這樣，有人不免要去問，這樣說來，蒸蒸日上正在復興崛起的中國難道就不可以走向世界，充當世界戰略舞臺上的一個領導者嗎?

　　我們說，中國走向世界天經地義，爭當世界戰略舞臺上的領導者也天經地義，但不必借“全球化”這具已經被西方所拋棄的丑陋驅殼。中國理應是全球的領導，作為一個大國，中國有塑造全球秩序不可推卸的道義責任，這也是中國所天然具有的大國權力。事實上，人類歷史的大多數時候，中國都是以世界領導的面目出現的，只不過那時的世界有大有小而已，中國文化與中國人民有天然的大國情懷與雄心，這是民族的基因，這一點毋庸諱言。但核心與關鍵的問題是中國應該去領導誰，或者換句話說，崛起復興的中國準備去當誰的領導?

　　中國能當西方世界或西方集團的領導嗎?

　　回答是不能，西方集團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領導對象，過去不是，現在不是，今后也不是。可以說，如果中國想領導西方，將永遠沒有指望。對待這個集團，中國所能做的戰略選項就是超越，就是打倒——超越其全球地位，打倒其全球霸權，舍此之外別無他途。

　　為此，中國就必須以富國強兵為目標，著力彌補自身的許多短板。事實上，相比于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今日中國所擁有的優勢無可比擬;但面對整個西方集團，中國的確又存在諸多顯而易見的戰略短板，正是因為存在這些嚴重的短板，所以在他們的戰略壓迫面前，中國自身核心戰略利益迄今為止還不能卓有成效地加以捍衛，每每在關鍵時刻或緊要關頭，不得不吞掉屈辱的苦果，比如臺灣問題等。

　　中國所應領導和加以利用的，是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及西方集團的異己力量。只有他們才能夠被中國所領導，也愿意為中國所領導。中國只有領導并發展他們的力量，才能有效地重塑全球秩序與地區秩序，才能在同西方世界的博弈或較量時候擁有堅實的戰略基礎。

　　當第三世界及西方異己力量的領導，就需要打造以中國為核心的新的戰略體系，就需要從根本上改變一些中國人融入西方并成為其中一員的幻想，“改開”以來極力向西方靠攏的對外關系取向就要做根本性的修正，就不必借尸還魂地打“全球化”的招牌，更不能把“一帶一路”套上中國式“全球化”的外衣。歷史并未賦予中國以“全球化”的使命，切不可見獵心喜而飄飄然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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