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時代，跨國公司不僅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也是國際社會重要的非國家行為體，兼具經濟與政治特征。據統計，目前世界最大的250家跨國公司的出口額已經占全球總產值的1/3以上，控制著70%的對外直接投資、80%的世界金融資本、2/3左右的貿易額和80%的技術專利。至少有12家跨國公司的年銷售額超過了一半以上國家的GDP。[1]跨國公司在獲得巨大的全球經濟影響力的同時，也參與了國際權力轉移和再分配，影響著國際關系和國家間關系。前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2007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講話中坦承跨國公司已經卷入全球政治，并成為全球政治的重要行為體。

　　一、跨國公司在美國民主輸出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

　　美國是世界上跨國公司數量最多、規模最大、產值最高、資本最雄厚、技術最先進、影響力最強的國家，近年來美國跨國公司至少占世界500強企業的1/3。美國跨國公司在推動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從主、客觀兩個方面也促進了美國的民主擴張和輸出，是美國借民主輸出謀求全球霸權戰略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美國著名學者、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羅伯特·吉爾平認為，跨國公司與美元的國際地位、核優勢共同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謀求全球霸權的三大基石。[2]跨國公司在美國民主輸出戰略中主要發揮了以下作用:

　　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推動美國意識形態國際化的重要推手。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把全球化看作是經濟的全球化，也把其視為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國際化。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明確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互相依賴不僅不是對美國和美國人的價值觀的威脅，恰恰相反的是美國的自由、自決和市場經濟等價值觀在世界上的影響得到不斷加強。[3]跨國公司化是全球化發展水平的集中體現，美國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帶動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全球性擴張”。[4]跨國公司在西方國家推動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儼然成為一種“準政治機構”，通過控制信息和傳播，對所在地和人員行使著巨大的權力，對推進民主和擴大美國資本主義的影響發揮了重要促動作用，[5]加劇了全球化背景下變動中的民主政治的復雜性。

　　跨國公司是美國推進民主輸出戰略及公共外交的新載體。著名國際關系學者卡爾·多伊奇指出:“公共外交是現代外交思想的永恒主題，而跨國公司則擔負著向世界散播一國價值觀和思想的重任，在實現國家利益的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6]在美國公共外交和推進民主輸出戰略中，政府、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個人等多元行為主體都承擔了各自的角色，跨國公司則成為公共外交多元角色中的一個重要的新載體，具有了“公司外交”的新功能。西班牙前外交官肖恩·羅丹指出，外交是全球化背景下“后現代國家”所實施的“新外交”形式，跨國公司的角色不再僅僅追求商業利益，而且也成為外交領域中的積極活躍者，外交成為其重要職能之一。跨國公司參與公共外交及推進民主戰略的核心宗旨是為公司贏得全球化時代的權力與社會合法性，在此過程中，公司謀求代表某一概念、國家及其相關價值，力求積極調適公司價值以適應社會價值，進而更好地拓展與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7]跨國公司已經在政治動員、議程塑造和信息溝通等三個方面發揮了公共外交功能。

　　跨國公司是美國主導世界秩序，推動全球秩序民主化的重要力量。政治秩序是跨國公司市場運作和擴張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二戰后美國政府塑造的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為跨國公司發展創造了條件，跨國公司也通過對外投資、技術轉讓，自由企業傳統和企業精神的轉移，幫助美國政府建立了在美國自由名義下的民主和多元的世界，并自覺地作為達成意識形態共識的工具，與美國政府一并維護和分享著世界秩序。進入全球化時代后，全球化對國際體系的權力轉移和流變、全球秩序的權力結構產生著重要影響。美國一直致力于把建立和壯大全球公民社會作為主導世界秩序，推動全球秩序民主化的主要途徑，著力解決無政府的全球政治“民主赤字”問題，而跨國公司是美國建立全球秩序權力新結構，實現全球秩序民主化這一目標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國際政治經濟學者羅伯特·考克斯指出，跨國公司塑造的全新的等級式控制的國際生產關系，“培養了跨國的維護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階級結構和意識。通過這些階級結構、意識和國際組織使‘國家國際化’，使國家在對外政策上做出有利于維持世界秩序的決策，從而形成了一種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經濟基礎。”[8]在此基礎上，鑒于公民社會“比較普遍地關注政治與行為的合法性，追求人權、道義、正義、公平等價值觀、”政府和跨國公司對上述政治性價值規范的接受和內化不僅構成其行為的正當性來源，也進一步強化了其展示和弘揚民主自由核心價值觀的內在動力。

　　跨國公司是美國維持和鞏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促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重要工具。美國跨國公司的快速發展與美國穩步成長為世界的主導性權力存在必然聯系，其發展符合美國的霸權利益和政治利益，且雙方有密切的政治經濟互動?？鐕驹诰S持和拓展美國權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鐕臼敲绹允袌鼋洕鲗蚪洕l展、鞏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大在非資本主義國家影響力的工具。“跨國公司理論之父”斯蒂芬·海默認為，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和剝削，不僅是資本主義對生產的國際壟斷的重要手段，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屬性的必然要求，有利于營造一種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維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9]此外，跨國公司還是傳播美國“自由民主思想”、推廣政府外交政策及建立民主聯盟的工具。中國學者曾直接明確提出，美國跨國公司是美國霸權主義促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的一個工具，“美國利用跨國公司來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全球市場經濟制度，并以此達到消滅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10]同時，跨國公司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中“瓦解狹隘利益，穩定內部關系和推進民主的力量。”[11]

　　二、美國跨國公司促進民主輸出的方式

　　鼓吹和傳播新自由主義等美國輸出民主的社會思潮。新自由主義作為思想理論和社會思潮，對美國輸出民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民族主義者卡里列維特認為，跨國公司明確掀起了一場針對“陳舊”的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戰爭。啟示是清晰的，作為民主決策的一種政治單元，民族國家必須在“進步”的利益下，讓位于由新商業的微型權力來控制。[12]美國跨國公司是新自由主義思想理論、社會思潮擴散和傳播的宣講家及吹鼓手，跨國公司不僅對新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市場主導、淡化政府調控、管制、干預和監管、私有化、自由貿易、資本絕對自由等主張推崇備至，而且認為市場經濟是政治民主的孵化器，于是在其投資、生產、貿易過程中，極力鼓吹和傳播新自由主義的這些理論和價值理念，力求將新自由主義發展為共有、共識性意識形態，試圖以新自由主義重構各國經濟結構，促進全球經濟融合，為新自由主義社會思潮推波助瀾?？鐕驹谑袌鰯U張中所推行的做法，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如出一轍，成為國際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手和影響因素。

　　利用投資、經濟貿易、生產經營、企業文化、企業形象塑造進行價值觀傳播。跨國公司的經營理念、發展戰略、產品服務、營銷策略、企業文化、社會責任反映著其本國的國家特性、社會文化和意識形態。由于跨國公司通過商業途徑實施公共外交、傳播民主價值觀，較之政府常規外交途徑其承載的價值理念更少直接性、敏感性、政治性和進攻性，所以美國把跨國公司視為民主自由的代理人，將跨國公司作為展示、拓展和傳播美國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美式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等“軟實力”的主要途徑。對外投資是跨國公司進行民主輸出使用最多、最直接、最便利的方式。早在1971年，美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就已經將企業投資與價值觀傳播、國家對外政策緊密結合在一起，把美國制定的社會、人權和環境標準作為首要的投資前提，這是將企業投資經營行為與價值觀傳播“捆綁”的最早典型案例。[13]雅虎公司專門針對新興國家的人權問題，創建了“YAH00商務與人權計劃”，在投資前評估擬投資國的人權狀況。[14]美國跨國公司的經營理念、發展戰略、企業文化、營銷策略、社會責任等也映射著美國的社會文化，浸潤著美式的個人主義、自由、平等、分權等民主價值觀。[15]麥當勞公司即為典型案例，如麥當勞統一標準化的產品反映著平等，服務展示著自由及多樣性，營銷體現著個人主義，特許經營強調了分權。[16]美國的影視作品、流行音樂、計算機軟件、時裝、迪斯尼、快餐文化、廣告等產品和服務也滲透著美國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文化取向。跨國公司還通過企業文化、管理制度及人才培訓培養，同化行為規范和風俗習慣，影響員工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塑造價值觀，強化制度和文化認同感。

　　跨國公司積極致力于建設一個獨立于政府的公民社會及推動社會治理機制變革。美國跨國公司在公民社會的構建及推動社會治理機制變革中非常注重挖掘其政治功能，極力強調公民社會與國家的對立和制衡，把公民社會的構建作為推動東道國實現民主轉型的工具。一是注重關注基層社區組織、草根民主、基層普通民眾基本人權的建設和保障，推動社會治理機制變革。冷戰后美國跨國公司越來越注重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促進民主，把基層社區組織、基層普通民眾的基本人權、草根民主作為公民社會建設，推動社會治理機制變革的重點內容，尤其突出公平正義、公正道義、社會良知、勞工權利、消除貧富分化、社會和諧等價值理性和價值取向，著力培養基層意見領袖，培養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維權意識。二是著力培育中產階級。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由于中產階級注重個人的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維護，強調思想、言論、行動自由，提倡政治參與，所以中產階級被視為民主的基石?？鐕景阎挟a階級的形成與發育作為衡量公民社會建設的重要標準，培育他們積極的政治參與意識，培養他們成為政治變革社會變遷的領導者和意見領袖，力求以中產階級的壯大改變社會結構及社會階層。三是注重公共關系行為，強化企業的社會責任。通過承擔慈善和社會公益項目，致力于關注教育、衛生、全球環境保護、經濟可持續發展、社會保障、消除貧困、人道主義問題等多個領域，提升公司的品牌價值，樹立改善美國政府及跨國公司的良好形象。四是通過網絡等高科技手段和技術創新，搭建全球虛擬公民社會溝通、交流平臺。五是參與和推動跨國市民社會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曾經以反對社會主義國家為目標，支持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開展了跨國市民社會運動，該運動是促使前蘇聯和東歐解體的重要外部因素。20世紀90年代，美國將灌輸“普世價值觀”作為跨國市民社會運動的關鍵，蓄意將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人權觀與其他文化價值觀相對立，鼓吹以美國的民主價值觀作為共同價值觀，建立跨國公民社會。[17]許多美國跨國公司參與了這一運動。六是極力鼓吹推銷全球治理民主化理論，試圖以全球治理中國際行為主體多元化、強化國際規范和國際機制為由，作為突破國家、民族界限，干涉別國民主的有利武器。

　　通過召開國際會議、主題論壇、研討會傳播民主價值觀。跨國公司把召開國際會議、各種主題論壇、研討會作為宣傳美國價值觀和影響國際輿論的重要途徑，跨國公司利用其強大的經濟實力或國際影響力，充分利用主辦、協同贊助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或參與會議、論壇的一切機會，在宣講內容中宣揚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民主價值觀的人本主義、自由的包容等內容。如多家跨國公司就積極參與了美新署與白宮合作在外國或者美國連續主辦過的“發揮私營系統作用國際會議”、“著名輿論引導者國際會議”。[18]

　　資助思想庫政策咨詢，形成有利于民主輸出的政策制定輿論環境。跨國公司智庫既是外交思想的拍客，也是外交議題的設置者和政策倡導者。[19]一跨國公司把思想庫作為“將自己的經濟權利轉化為政治權利的工具”。[20]一是贊助支持美國國內思想庫，為其進行政策游說。如作為美國三大“公司資助型”思想庫之一的企業研究所，在其發表的《超越最惠國待遇》著作中極力游說用人權武器無法壓垮中國，取消最惠國待遇對美國自身也是一把雙刃劍的觀點，對促使克林頓政府制定將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脫鉤政策有重要推動作用。二是支持所在國的思想庫進行政策咨詢。資助跨國公司所在國思想庫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其發表有利于跨國公司母國的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或政策咨詢報告，對所在國政府政策制定進行政策倡導或議程設定，以形成有利的政策咨詢意見或輿論導向。

　　通過干涉、施壓及參與政府秘密活動，培植政治代言人。為了促進美國民主制度及價值觀的輸出和傳播，遏制社會主義的發展，長期以來，美國跨國公司甚至不借采用政治獻金、賄選、經濟或軍事施壓、制造經濟動亂、經濟制裁、資助反政府活動、參與政府民主援助及秘密活動、武力干涉、顛覆政權及政變、扶植政治代理人等活動方式，粗暴干涉東道國內政，干預東道國的政治進程。冷戰時期，美國跨國公司曾經參與了推動馬歇爾計劃的通過及在海外參與或配合中央情報局等政府部門遏制共產主義的活動。[21]"1954年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就參與策劃了推翻危地馬拉阿本斯政府的陰謀活動;1965年，美國礦業巨頭為換取在剛果的采礦權，積極推動美國政府顛覆剛果時任總統卡薩武布，轉而扶植殘暴的蒙博托上臺執政。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際電信電報公司為防止拉美出現第二個古巴革命，配合美國政府推翻了智利民選阿連德政府;一些美國石油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為經濟利益卷入了安哥拉政府同安盟游擊隊之間的內戰。為了贏得戰后重建合同及礦產資源，美國的哈利伯頓、貝克特爾集團、卡伯特等跨國公司也卷入了發生在新世紀的武力“輸出民主”的伊拉克戰爭和剛果內戰。

　　三、冷戰后美國跨國公司與對華民主輸出

　　回溯中美關系史，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態，按照美國的民主制度模式改造中國，一直是美國對華交往中與經濟利益并駕齊驅的另一重要驅動力，這一動力在冷戰后進一步增強。冷戰后的美國歷屆政府都希望中國能如其所愿地向民主政治體制轉型，在中國推行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政治多元化、民主法治，加速向資本主義或外圍資本主義的演變?？肆诸D政府將推進民主作為美國政府的三大戰略之一，制定出臺的“新的人權戰略”的四項內容中，有一項專門涉及跨國公司，它明確提出“美國企業界的領導人將被邀請同政府一道努力，就美國公司在中國的活動制定一套自愿遵守的原則，以促進中國的人權。”[22]從后冷戰時期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民主輸出的情況看，主要有以下特點:

　　冷戰后跨國公司在美國對華民主輸出戰略中的地位與作用日益突顯。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是跨國公司在美國對華民主輸出戰略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作用不斷增強的外部動力。美國認為，建立一個有效民主的關鍵就是確立自由市場經濟。1992年后，美國跨國公司一改在華投資試探性項目的現狀，開始大規模進行投資。美國國家事務安全助理伯杰在1997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美期間的一次記者吹風會上表示，美國不斷與中國進行的經貿交往將會促進中國的人權進程，因為多一筆合同，就是多一次讓中國人了解西方民主的機會;多一項投資，就是讓中國人多一次自由與法治的實踐。[23]因此，美國跨國公司把投資和經濟貿易作為對華進行民主輸出的主要方式。

　　美國政府增強了對華民主輸出的戰略規劃，跨國公司輸出民主的角色從自為逐漸走向自覺。冷戰時期及后冷戰初期，跨國公司是自發地、不自覺地參與民主輸出。2007年后，美國加強了政府對公司公共外交的戰略規劃和統籌協調。美國國務院在2007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私人部門會議，要求商界領袖積極參與并大力支持美國公共外交的發展。美國國務院認為，商業領袖的推動自由市場的發展、贊助交流、培訓外國雇員和接受實習生等方式對推動公共外交發展起著關鍵性作用。美國跨國公司的公共關系行為，對提升公司品牌形象乃至改善美國的整體國家形象都大有裨益。同時，還著重強調了對外援助項目應更多地直接服務個人的，注重項目的“人性化層次”和形式多樣性。

　　影響中國政府法律法規或制度的創設、修改和實施，是美國跨國公司對華民主輸出和意識形態滲透的新動向。近年來，美國跨國公司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獲得比較競爭優勢等目的，加大了影響中國政府法律法規或制度的創設、修改和實施的力度，這其中固然有從企業發展角度出發而影響中國的行政審批權、管理權、資源分配權等目的，但在實施影響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中國美國商會、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等行業協會、利用出席聽證會、接受傳媒采訪、參與公益事業和基金會活動、內設的政府事務部、公共事務部等機構的政府公關、贊助支持相關的課題研究、直接接觸或聯系政府行政官員及有關機構、影響專家等方式，在向政府和社會各界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同時，也潛在地傳達著美國的民主政治和價值理念，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具有隱蔽性。

　　美國跨國公司在民主輸出中強化了通過互聯網等現代新興信息技術的應用，互聯網自由成為矛盾焦點。信息化時代，以互聯網自由為借口，加強對高科技信息技術的利用是跨國公司對華民主輸出的一個新特點。

　　四、對美國跨國公司在對華民主輸出中的作用評析

　　商業利益是美國在華跨國公司的首要追求，其民主輸出具有虛偽性和有限性。跨國公司信奉自由主義和民主和平論的邏輯，認為自由貿易、市場開放必然促進民主，而民主必然導致和平和繁榮。因此，美國跨國公司推進民主的主要動力并非為了維護所在國民眾的人權和自由，而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權利和自身的商業利益，為市場經濟創造穩定環境和保護條件。美國菲律賓華裔女作家蔡美爾曾經明確指出:多數美國人其實最不想要那種世界上多數國家或公民決定自身經濟和政治命運的真正的民主。“對于在東道國強于企業經營但在政治上勢單力薄、作為‘外來少數族群’的美國跨國公司來講，他們所關切的主要是憲法保障的人權和對私人產權的保護。換句話說，通過呼吁民主、這些作為‘外來者’的美國跨國公司群體恰恰是在尋求反抗‘多數人暴政’的保護傘。”[24]

　　跨國公司在美國對華民主輸出的角色具有復雜性。跨國公司的利益、政治立場與美國政府既有共同點，也有差異性。作為非國家行為體，跨國公司的利益與美國政府的對外政策有時也不盡相同，有時存在顯著差異甚至是背道而馳的，盡管跨國公司在其全球擴張中存在政治行為，但“經濟人”是跨國公司的最本質、最重要的屬性，跨國公司發展，主要其首要目的是追求經濟利益和經濟效益，擴大市場占有率，謀求最大化自主能力和成長性。有學者將美國跨國公司在美國民主輸出中的角色定位為政府一市場一社會三方雙層互動的復合體，其角色游走在戰略理性、崇尚利潤理性和尊奉價值理性之間。跨國公司并非單一角色，其復雜性主要體現在難以清晰界定上述三種驅使跨國公司對華民主輸出內在動因的邊界。在跨國公司的對華輸出中，既有商業利益追求，有理想和價值觀的偏好，也有國家戰略和國家使命的夢想，在國家戰略、公司利益、外部環境發生沖突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實施民主輸出行為的動因和動機異常復雜。因此，對跨國公司在傳播美國民主價值觀中的作用要有清醒認識和客觀評價，不能從單一維度簡單地定性跨國公司在美國民主輸出的角色和作用，更不能簡單地將跨國公司定性為美國和平演變中國的工具。[25]

　　同時，為了避免跨國公司對中國經濟主權構成嚴重挑戰，減少其傳播西方價值觀的負面影響，扼阻其政治意識形態滲透，我們應加快相關法律法規體系的制定，規范相關行政規制決策程序，完善行政監督機制，強化公務員職業倫理道德建設及公民教育，強化非政府組織和社團組織、大眾傳媒、公民等的社會監督作用，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牢牢把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權和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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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劉恩東，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部教學管理處處長，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收稿日期]2016-06-26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課題(項目編號13BKS066)北京市社科基金(項目編號13JDKDB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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