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排外青年

　　對于許多人而言既冷僻又拗口的一個詞“xenophobia”近幾日忽然充斥媒體，且通常和南非聯袂出場：沒錯，如今即便足不出戶、只憑網絡了解國際大勢的中國普通網民也大多知道，南非又排外了。

　　為什么說“又”

　　為什么說“又”?因為這不是第一次了。

　　上一次大規模排外騷亂發生在2008-2009年，當時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行為席卷南非全境，導致至少62人死亡，許多人受傷，數以萬計的外國僑民流離失所，不少外國人居住的寓所、經營的店鋪被洗劫和焚毀。

　　近日此番排外騷亂也并非如某些網友所驚呼的“突然發生”，事實上開始已有3個多月了。

　　今年1月初，排外騷亂首先發生在約翰內斯堡附近的黑人城市索韋托，當時成千上萬的本地南非黑人對當地外籍黑人所經營的店鋪發起暴力沖擊，許多店鋪被焚毀，至少6人被打死，其余許多外籍人士被迫逃離。但這起騷亂并未引起更多人關注，甚至南非本地媒體也只是輕描淡寫。本來么，索韋托是個“純黑人”城市，這座城市里發生再大的事，呆在約翰內斯堡、開普敦或德班CBD商圈的“上等外國人”是不知道、或知道也當不知道的。

　　但最近幾周情況顯然有了很大變化，針對外國人的暴力從個別地區蔓延到全國，從黑人聚居區蔓延到沿海和內地的國際化都市，如約翰內斯堡、德班和東蘭德的一些地區，打、砸、搶、燒、沖等野蠻、暴力行徑開始出現在世人和“外人”眼皮底下，甚至直接對他們構成沖擊和震撼。不少人驚呼“2008年的一幕又重演了”。

　　近幾日的情況似乎更為激烈：4月16日夜，約翰內斯堡東部，一些外國人開設的商店被洗劫焚毀，車輛也被點燃，警方不得不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驅散示威者;4月17日夜至18日凌晨，約翰內斯堡北郊、東郊多座城鎮爆發更嚴重的排外騷亂，許多外國人商店被沖擊，當地警方發言人德拉米尼(Lungelo Dlamini)表示，暴徒們不僅搶奪財產、入室行劫，肆意毀壞私人宅邸、商店，而且對僑民施暴，警方一夜間便逮捕了逾30人，并在亞歷山德拉等地使用了橡皮子彈。

　　針對的是“近鄰”

　　正如許多南非本地觀察家所指出的，和2008年那次排外騷亂一樣，此次南非排外騷亂所針對的，主要是“近鄰”，即來自莫桑比克、津巴布韋、馬拉維、贊比亞、剛果、剛果(金)等國的黑人。

　　曾幾何時，南非號稱“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科技水平、金融業和制造業冠絕全非，紡織、輕工和其它工業制品行銷周邊國家和歐美，在這些工廠工作的黑人，雖然飽受種族隔離的政治壓迫和屈辱，但僅就收入而言，卻遠遠高于周邊任何一個鄰國，以至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一方面許多非國大的仁人志士流亡鄰國，尋求推翻種族主義統治，另一方面，他們所去的這些黑人已獲自由的國家，卻有成千上萬的自由黑人寧肯忍受比南非黑人更不堪的政治歧視，成群結隊地跑去“淪陷區”，接受白人資本金的“剝削壓迫”。

　　當時的南非是南部非洲工業制成品的供應中心，有“非洲工廠”之稱，采礦業、紡織業等需要大量勞力，而種族隔離制度又需要為黑人設立“大而全”、“小而全”的完善服務配套設施，包括商業、餐飲業和公共服務產業等，甚至連自來水廠、浴室和足球聯賽都要“黑白分明”，這在客觀上又額外提供了更多的就業崗位。在那一時期，“排外”在南非并不是很突出的問題：白人歧視有色人種，但需要他們作為勞動力;本土黑人并不擔心外籍黑人搶走自己的飯碗，因為飯碗本來就多得用不完;有志于推翻種族隔離制度的黑人斗士們則更熱情擁抱那些來自“黑人自由國度”的“準戰友”——不僅因為“泛非主義”令他們熱血沸騰，更因為“非洲一家親”的泛非主義既是非國大(ANC)的宗旨，也是各反種族隔離組織物力和財力的來源與后盾。

　　1991年，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結束，號稱“彩虹國”的新南非建立。

　　種族隔離制度的垮臺，令黑人在政治上獲得當家做主的“解放感”，但在經濟上卻是另一種概念：新政權上臺后，雖然在民主和法制建設上獲得巨大成就，但僅就行政效率而言卻不進反退，國內治安和投資環境惡化，企業回報率低下，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最低時也高達23%，高時有40%，個別省區(如夸祖魯-納塔爾省)一度高達70%，貧困人口占總人口43%。一些白人上層抱怨“黑人還沒有我們當家時賺得多”，甚至許多下層黑人也認為，自己 “贏得解放，卻失去飯碗”。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南非國內飽嘗轉型苦痛之際，支撐南非制造業半壁江山的周邊市場，卻被新興的洲外制造業強國，如中國、印度，甚至泰國、越南，沖擊得七零八落。一位南非官員曾經透露，僅中國一國的競爭，就使該國紡織、服裝產業減少了25000個就業機會。

　　不僅如此，這些制造業大國還趁勢攻入南非本土市場，在南非投資、設廠、開店，用南非企業難以承受的低價進行市場瓜分，南非商業電臺曾經披露，僅對中國一國，近幾年每年逆差就達130億蘭特，約合18.93億美元。

　　一些南非團體曾試圖將矛頭指向中國、印度、巴西和東南亞等國，如2008年，南非民主聯盟(DA)政治家、紡織業巨頭麥克帕森(Rory Macpherson)就曾借非國大競選T恤系中國制造發難，聲稱“中國人得到一個就業機會，南非人就會相應失去一個”，而現任總統祖瑪(Jacob Zuma)的頭像雖然正赫然印在那批黑色T恤上，但他在競選時和當選之初，也曾多次喊出“不要中國投資”的口號。而中國等新興國家在南非各地辦廠、開礦、經商，和當地產生諸多利益沖突，也引發多次突發事件。

　　但許多南非人很快發現，在本國制造業萎縮已成定局，新興國家的投資乃至產品日益成為南非經濟、社會和生活之“必需品”前提下，針對新興國家的排外運動無疑“自殘手足”，因此他們很快將怒氣更多遷移到“窮外僑”身上，在他們看來，正是這些“窮鄰居”的無序涌入，才搶走了他們自己本就“不夠分”的財富和就業機會——就更不用說這些“窮鄰居”為他們所帶來的“臟亂差”了。

　　白人、中國人甚至南亞人，大多有自己的生活圈，和南非黑人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而這些來自鄰國的黑人“窮鄰居”，其居住區、生活空間卻和他們犬牙交互，利益糾結，一旦矛盾激化，后果可想而知。

　　政客們的火上澆油

　　許多分析家指出，政客們的火上澆油是南非排外騷亂的“助燃劑”。

　　2008-2009年的排外騷亂固然有其滋生原因，但之所以鬧大，是因為2009年恰逢南非大選，非國大和南非“變革聯盟”(由民主聯盟和因卡塔自由黨組成)為爭取黑人選票大打民族牌、就業牌，不惜對南非黑人選民“水火既濟”，反對黨固然不斷拿移民問題“做劫”，本就是非國大中“草根派”的祖瑪也毫不示弱，直到“鬧大了”才急忙猛踩剎車，卻已經有些“剎不住”。

　　本次的情況也大同小異：去年5月南非大選重演了當年的一幕，盡管由于選舉安排較上屆緊湊，“窮外僑”問題在選前未大規模爆發，但臺面下卻暗流涌動。今年初，2014年經濟數據出臺，南非2014年GDP增速僅有可憐的1.2%，祖瑪大選時口口聲聲要“實質性降低”的失業率則仍然高達28%，而青年失業率則更高達38%，這種被政客們稱為“社會停滯”的局面迅速成為反對派政治家攻訐祖瑪政府的最好口實，而政府和執政黨則樂得將“禍水”引向“無關緊要”的外籍黑人勞工，一時間這些既沒有錢、又沒有選票的“外國黑人”，就成了最無助的一群。

　　3月底，在南非祖魯黑人中影響力巨大的“祖魯王”茲維利蒂尼(Goodwill Zwelithini)在公開回答某些提問者“移民導致街道骯臟、犯罪率上升”等抱怨時用當地語言表示“原諒我但我必須說，移民應該拿起行李離開南非”。他的這句話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將原本就已“波濤洶涌”的排外潮推上巔峰，不少地方的祖魯黑人借口“清除垃圾”，對整個外籍黑人勞工社區發動“清除”——不僅驅趕務工的黑人外僑，而且將矛頭針對為之服務的黑人商店、餐館、出租房等，其目的是“斬草除根”，一勞永逸地消除這些“窮黑人”在南非黑人社區的立足根基。

　　正如一些南非觀察家所指出的，南非政府、執政黨和各省市當局最初不同程度抱著隔岸觀火、甚至曲為利用的念頭，在長達幾星期的排外騷亂期間行動遲緩，對暴力行為視若無睹，直到4月中旬事態擴大(當時已死了5個人)，引發國際影響，才匆忙采取行動，但他們所采取的行動也顯得隔靴搔癢。

　　4月16日，祖瑪在南非國會發表講話，宣布對排外襲擊感到震驚，稱“沮喪、憤怒或更多理由都無法為這種暴行自圓其說”，并表示警方已設立24小時運轉的聯合行動中心應對排外暴力，但于此同時他卻也暗示“排外是有其原因的”;同日，南非聯邦和相關省、市當局在德班發起有數千人參加的“反排外游行”，但游行地點卻莫名其妙選在被戲稱為“凈是‘高級外國人’和外國記者鏡頭”的德班CBD地區，結果演變成一場排外、反排外示威者對掐的街頭活報劇;次日，本次騷亂最烈的夸祖魯-納塔爾省長穆楚魯(Senzo Mchunu)出面表態，一方面呼吁南非人不再利用祖魯王言論為排外暴力推波助瀾，另一方面又話里有話地譴責“一切暴力，不論是南非人或外國人所為”，或許惟恐別人聽不明白，他隨后直截了當呼吁外僑“不要武裝自衛(當地部分黑人僑民惟恐被襲擊，組織“大刀隊”自衛)，因為我們警察已加強了對你們的保護”——接下來的一幕就是次日的又一輪騷亂。

　　艱難的“消毒”

　　盡管慢了一些，但排外騷亂終于還是“一舉成名天下知”了。

　　盡管如前所述，本輪排外的主要針對目標是“窮黑人”，但自下而上的群體性騷亂不可能“紀律嚴明”，首先是和黑人社區交集較多的南亞裔、黎巴嫩裔等非“窮黑人”受到波及，繼而是近年來“存在感”顯著增加的華人感到不安，最終連CBD也終于被震撼了。

　　一些商界代表已對此次排外事件的后續沖擊表示深刻憂慮。

　　黑色企業決策峰會組織(BBEC)負責人馬特布拉(Hlengani Mathebula),和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C)成員馬迪基澤拉(Pumla Gobodo-Madikizela,)等認為，排外騷亂將對南非社會、公眾心理和經濟構成毒害，并影響南非在非洲的形象和競爭力，《剛果時報》17日采訪了德班一些商人，后者表示，排外暴力已對經濟和就業構成損害，不少工商業活動無法進行，不僅外籍勞工惶惶不可終日，外資“也不可能當什么事都沒發生，仍然認為南非是安全的投資地”，而這勢必給南非經濟和社會穩定、發展，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持續的排外騷亂會導致南非旅游業蕭條，債券評級持續降低，勞動力成本提升，風險評估收緊，這一切從長遠而言，不僅會傷及本就是騷亂針對目標的“窮黑人”，也會波及其它所有外僑，乃至全體南非人。

　　不僅如此，許多政治家也指出，“彩虹之國”的聲望是南非一筆巨大的無形財富，在世界、尤其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而針對“窮鄰居”的排外騷亂，正令人痛心地將這一財富自我毀滅，“如果曼德拉還在會毫無保留譴責這些暴行”。

　　在巨大壓力下，祖瑪非國大先后表態，對排外暴力表示譴責，表示無論任何原因，暴力活動都會損害脆弱和無助的群體，“出口成患”的祖魯王也表示，自己當初的話“因翻譯不當被曲解”。20日，南非各部落酋長和政要們舉行傳統高層聚會“Imbizo”，有消息稱，祖魯王屆時將“出面消毒”。一些政客則做出了更明確的表態，如豪登省代省長馬赫蘭古(Qedani Mahlangu)表示“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南非無法讓自己生活在孤立之中”，每一個熱愛和平的南非人都必須站出來譴責排外暴力。

　　但“消毒”又談何容易。

　　如前所述，許多政要迫于情勢出來譴責排外暴力，卻又惟恐民粹背離、選票流失，在“消毒”中處處預留地步，祖瑪的話里有話和穆楚魯奇怪的“兩頭打板子”都是明顯的例子。

　　甚至在受害最甚的工商界，也仍有許多人認為“外僑是受害者，我們南非人也是”，如商界領袖邁伯勒(Janine Myburgh)表示，排外暴力問題根深蒂固，由來已久，除非“導致排外的根源”得到解決，否則“無解”，而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需要非盟、歐盟和聯合國參與，非南非一國所能解決——他雖未明眼，卻儼然將“外籍勞工過多”和“南非就業市場受沖擊”當作這個“排外的根源”。

　　由于排外終于鬧出“國際影響”，非盟委員會主席德拉米尼-祖瑪(Dr Nkosazana Dlamini-Zuma，南非人，祖瑪總統前妻)、美國駐南非大使加斯帕德(Patrick H Gaspard)等均對騷亂表示譴責，而津巴布韋、馬拉維、莫桑比克等國已宣布開始撤僑。

　　正如一些分析家所言，國際投資者或許已在重新審視和思考南非的投資環境，一旦他們作出“不如離去”的選擇，屆時留給“彩虹國”的商機、就業機會將更少，而這又勢必造成本土黑人和“窮鄰居”間更慘烈的資源爭奪，和彼此間更強烈的敵意，這種惡性循環一旦形成，又豈是如4.16德班CBD反排外游行中“NGExénophobiePhansi!”(祖魯語：反排外) 和“Hlanganai MaAfrika”(祖魯語：非洲統一)蒼白口號，和曼德拉生前“Ubuntu”(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美好愿景所能抵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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