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非洲土地和自然資源而進行的全球競爭正處于如火如荼的態勢。它是傳統意義上的“爭奪戰”，因為它涉及到一個壟斷企業和大國間開展的“地緣政治”斗爭。這場爭奪戰有著系統性決定因素，還有非洲近年來明確的先例：新自由主義對于國家經濟的撬開與金融化;一系列國家和公共財產的私有化;20世紀90年代土地受到國內外資本的集中異化;最戲劇性的是西方在中非戰略支柱崩潰后圍繞大湖區進行的代理戰。因此，新的爭奪包括在一個正在進行的原始積累過程中的地緣政治之升級。

　　在這個意義上說，它類似于十九世紀的爭搶。然而，它有一些特點使其完全不同，其中三個是顯著的：由壟斷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導致的高度金融化積累的新模式;非西方、半邊緣競爭者的進入比賽;以及存在于非洲大陸的誕生于二十世紀的反殖民斗爭的相對獨立的資本主義國家;與過去相反，這些都有潛力采取抵制并形成大陸和洲際層面的有效的區域聯盟。

　　這意味著，新的爭奪戰的系統性決定因素也顯著不同。20世紀60年代后期，主要由于中心-外圍的矛盾的成熟，戰后資本主義成熟并進入危機。這是冷戰的系統性競爭的驅動力，實際上，這是南北世界之間進行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它造成了國家系統的全球化，以及南方涌現的一些新的發展軌跡，包括工業化的半邊緣國家的出現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革命中國的獨特經驗。

　　隨后的系統性危機迫使帝國主義進行調整，同時也利用一種高度金融化并更具掠奪性和寄生性新的積累模式重新推行其全球項目。它成功地遏制了外圍的民族主義，把中國納入旗下，甚至使蘇聯解體。然而，它不能逆轉國家系統的退化態勢或防止南部世界新的社會力量的重新崛起。新的爭奪發生于民族問題在全球發展議程中被重申之時，這完全不是一種巧合。西方的衰落和其周邊地帶的復興均為兼具掠奪與抵抗的系統性因素。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系統性矛盾在某些地區比其他地區更加突出，并再度達到了種族滅絕的程度。在非洲，五大湖區域成為了這些矛盾的震源中心，國家崩潰及代理人戰爭成為恢復中非戰略控制的手段。更直接與更準時的干預在西非朝著同一目標一再重演，與此同時，針對平民進行的“休克與震懾” 大規模轟炸戰略活動，連同代理人戰爭和直接占領對南聯盟和西亞而發動，并席卷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的“無人機”監視和轟炸技術現在已經被添加到兵工廠，它們在北非和中東得以再次動用，以推倒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朗的人民起義及戰略障礙，并加強猶太復國主義使其取得絕對的統治地位。

　　這些都曾是在南北關系以及在浮現出的戰略競爭者之間(尤其是中國)重新建立秩序的明顯嘗試。與廣島和長崎原子彈浩劫的邏輯一致，其目標遠遠不是獲得某一個地區的戰略地位，而是要表明美國和它的伙伴將“以一切必要手段”強制壟斷控制世界的資源和市場。

　　世界各地區重新軍事化目前正在迅速發展：在非洲，有烏干達和吉布提的“反恐戰爭”;在拉丁美洲，該戰略是美國第四艦隊以表面上“向毒品宣戰”的名義，在哥倫比亞基地實現擴張。在南非(如津巴布韋)，針對“暴政”和“腐敗”的意識形態戰爭伴隨著對激進的民族主義的新型去穩定化運動而進行。在其他地方則正在努力籠絡印度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并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包圍。“地緣政治”的風險可能在擁有核武器的亞洲高一些，但爭奪無處不在，它的動力是全球性的，其社會和經濟影響也將是嚴重的——如果不是種族滅絕的話。

　　在非洲的情形里，當前的爭奪戰有其自身的歷史特殊性。這首先是與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奴隸儲備地位，以及近期的殖民主義歷史有關。總之，幾個世紀以來這里已經產生了比任何其他大陸更密集也更為連續的原始積累過程。當前我們所看到的“異邦土地搶占”也應當放置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其次，在20世紀60年代姍姍來遲的大陸的非殖民化幾乎沒有給國家建設留下余地;第三，從奴隸貿易時代起，由帝國主義所編織的種族化世界文化造成了人民的“層級化”，包括對非洲大陸的家長式作風。非洲發展應遵循的“模式”——被雅克·德佩金(2004)稱作“發現綜合癥”或所謂的“廢奴綜合癥”——成為了新爭奪戰的真正趨勢。盡管這兩種癥狀都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心理，新的非西方的競爭對手也可能會屈從于它們。第四，反殖民民族主義的近期經驗引起了大陸的團結并締造了一個具有獨特潛力的泛民族主義(Mkandawire 2011)。盡管具有諸多歷史缺陷，泛非主義的團結已經卷土重來，尤其是在南非，并在抵御漸趨升級的帝國主義侵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毋庸諱言，這一切在一個世紀前都是不可想象的壯舉。泛非主義項目現在必須重申，并制定出針對集體自力更生和抵抗的新條款，以及南南團結的基礎上不結盟戰略的新政策。

　　在下文中，上述各問題將得到闡述，旨在澄清帝國主義、原始積累與爭奪之間的聯系，并描繪出帝國主義諸階段及當前爭奪戰的動力。

　　帝國主義、原始積累與掠奪

　　關于帝國主義的最近論辯讓已經過時的帝國主義和原始積累之間的關系死灰復燃。也許，對此事最常被引用的話是大衛·哈維論述“剝奪性積累”的論文，其中他試圖證明資本主義制度下原始積累的永久性質不僅僅是一個用于擴大再生產之歷史條件的一次性事件。哈維的理解包含一些與我們休戚相關的事情。也許，一個簡短的概念性回顧在這里將是有益的。

　　馬克思本人有關原始積累的著作更多是描述性而非系統性的。 他的首要目的是展示資本主義如何部署“超-經濟”力量使得農民從土地中分離出來，并使勞動力與土地商品化;另外，他還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一旦創建，如何繼續通過額外必要的社會再生產勞動力的勞動時間這一不透明的方式來剝削勞動力。他的批判是針對那些資本主義的辯護士，他們認為資本主義使得理性人獲得了經濟上的解放。總體上，馬克思接受資本主義的轉變是漸進的歷史，但他試圖消除這種神話，不論是其誕生還是成熟形式。

　　隨后的分析，是列寧(1996年)和羅莎·盧森堡(1951年)所作出的——大型壟斷企業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爭奪，被二十世紀之交新一潮的軍國主義和殖民擴張所推進。問題是解釋爭搶是否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必然后果(列寧)，或資本主義掠奪非資本主義社會是否是其內在需要，即克服“消費不足”的一種手段(盧森堡)。盡管兩人都強調暴力的使用，但他們在原始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之間的關系上面存在分歧。對列寧而言，掠奪仍舊是不平等發展的終極階段，其標志是戰爭與革命，但仍有可能創造擴大外圍再生產的條件。對于盧森堡而言，掠奪將在擴大再生產與原始積累之間重建必要的聯系，通過無情戰爭的不斷升級，直至非資本主義社會最終毀滅，并由此而引起資本主義自身的最終毀滅。

　　后來的發展可能還沒有完全證實兩個理論家的理論，但他們的分析在三個方面非常有先見之明：資本主義的壟斷形式成為其“終極”形式，哪怕是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持續更長時間并變異;原始積累仍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基本維度，即便是通過一種比他們觀測到的更為深刻的方式;壟斷與原始積累兩者繼續要求無止境的軍事化。在戰后的時期，這些動態因素被不發達的(或從屬的)學派所獲得，并進一步建立了資本主義下不平等發展的歷史必然性，即一種世界范圍內的中心-邊緣矛盾的必然性。與之相應，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剝削在中心與邊緣假定了截然不同的形式，直到現在，原始積累主要發生于后者。剩余價值從外圍到中心進行系統轉移，遠遠超出了最初的投資，這一直是該關系固有的，其機制包括利潤，利息，股息和遣返，征收壟斷租金，以及不平等交換。而且，通過這些機制，該中心已能祛除它自己累積的周邊矛盾，因此在長時期內減少了沖突。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危機可以說是系統性的矛盾積累的終端。

　　這種分析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恰恰原始積累和作為一個整體的積累過程之間的關系。在外圍，原始積累已經比較密集并且連續，這也包括那些已經歷了依賴性的工業化的半邊緣地區。將系統邊緣區分開來的是一種外向性質的積累，即使在半邊緣地區，它也已經讓半無產階級進程開始。那些從農村被驅逐出來，并未被工業或服務業吸收的小生產者們在世界經濟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他們作為儲備勞動力，通過其無報酬的勞動“補貼”了資本的再生產。自我開發的半無產階級是“超級剝削”的一個關鍵方面;根據盧森堡的分析，在非資本主義社會窮盡后很長一段時間內，資本主義社會已通過依靠永久的半無產階級化來延長其壽命。

　　這種原始積累的類型同時采取了鄉村和城市的形式，具有確切的性別及生育內涵：維護農村中賴以生存的家田，這一般是由女性來承擔的功能;通過無報酬的勞動，特別是女性與兒童，實現家庭的社會再生產;貧民窟中自主房屋的建設，這主要是一種男性功能;還有低薪產品生產和服務所需的大量瑣碎的活動，它們動員了男人、女人及兒童的不同形式的勞動力。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的沖擊已經激化了一個現存的情況，不管那是通過土地及社會服務的商品化，減少國家對于小農的補助，還是犧牲一般意義上的商品生產者來進行資本集中。在全球范圍內，我們可以確認，資本主義一直努力為市場之外無償勞動力的長期存在創造條件，并實現從社會再生產成本到勞動力本身的位移。這種確實存在的資本主義與原始積累有機地相聯，體現為一個結構化的中心-外圍關系：孕產婦和嬰兒死亡率，營養不良，文盲，和預期壽命——它本身就是系統性種族滅絕的一種形式。

　　闡明這些點并恢復不發達理論應有的地位仍然重要，因為在這里起作用的還有另外一個“發現綜合癥”——它占有想法而對其來源沉默(我們可以稱之為“原始智力積累”)，以便生產有關帝國主義的更“友好”的理論。哈維的與上述明顯不同的理論就是對此的極好證明。正如他所主張的，擴大再生產和原始積累的關系并非是建立在一個永久性的中心-外圍的矛盾和永久性的半無產階級化之上。他用一個更流暢的和不確定的“太空經濟”取而代之，這是被——特別是在危機時期——各種“時空修補程序”驅動的; 最近一次，自1970年以來，已經將原始積累作為一個整體帶回到積累的最前線。哈維對歷史資本主義的中心-外圍矛盾的結構性質缺乏贊揚，這點特別體現為他意識到，資本主義已在過去一個的世紀里擴大到了外圍。他明確地將19世紀的掠奪同“資本邏輯”撇清了關系(一種“純粹”意義上的理解)，因此他將這種掠奪歸因于一種顯著的“領土邏輯”，“截然不同于資本邏輯”。其對資本主義雜質的這種清洗在他后二戰時期的分析中重復出現——這被視為由純資本主義及其“時空修補”的邏輯所推動，而不是一個有關外圍生產力發展的中心-邊緣沖突。事實上，無論是帝國主義間的爭奪和中心-外圍沖突的出現都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意外。

　　這種對帝國主義的非結構化的分析延伸到了哈維對抵抗原始積累的分析。一方面，他需要訴諸于“霸權”，這一理論必然輕描淡寫民族解放斗爭的出現、半無產階級農民的作用和對他們發動的一般戰爭。另一方面，他強調意識形態融合，以及原始積累的受害者中間組織團結的缺失，那樣的缺失甚至模糊了其體制斗爭的集體沖擊力，而這畢竟是唯一能夠解釋國家普遍化的方式——反對壟斷資本邏輯的體系：的確，正是民族解放斗爭的出現阻礙了壟斷資本通過無限制地榨取剩余價值來實現自身再生產的能力。反過來，解釋戰后核心-邊緣國家關系的再度軍事化并研究新殖民解決方案，必須要走很長的路，這遠遠超出了中心國家維持就業水平的需要，正如已經論證的那樣。事實上，戰后原始積累是一種霸權的“同意”;它被限制于小買辦階級。

　　關于當下的新自由主義，哈維有類似的傾向——他強調斗爭的“驚人的多樣”和不統一，而不是他們的共同基礎和集體潛力：“我甚至難以想象他們之間的聯系”，哈維告訴我們。此外，周邊社會產生這種斗爭的結構性條件也沒有引起重視。然而，反對原始積累的主導力量再次是半無產階級化的，他們在城市和鄉村隨處可見;其目標是到處收回土地和自然資源，并確認主權國家的發展。新斗爭(女權主義者，土著，環保主義者)的明顯的“多元化”，也可通過它們結構條件的共性而得到理解。不斷升級的矛盾在新自由主義下被推向了極限，同時也為女性的直接參與開辟了新的空間：對她們來說，土地在社會性的家庭再生產方面是一種最為關鍵的元素 ;它把遭受種族壓迫的人(一般來說由半無產階級的大多數人所組成的)推到了最前線;它用一個好斗的社會代理機構支持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鑒于半無產階級的生活資料作為一個整體被直接銷毀了)。在新自由主義下，不足為奇的是，這些“互斥”的矛盾已經列好隊了。

　　最后，邊緣功能的消減及由此產生的政治運動直接將我們帶回到廢奴主義。哈維挑釁地表明，能為南方人民所做的事情最多是回到一個更仁慈的 “新政(New Deal)帝國主義”，讓他們去“守候、等待、渴望”一個正在消失的先鋒社會力量在那會引發它的中心出現。然而，一個更細致的分析則建議不同的東西：今天的任務與以前一樣，是鼓動外圍政治力量行使已被壟斷資本所控制的自主性。這不僅將促進立即發展的目標;這也將迫使該中心通過剝奪其外置的能力，來面對其內部的矛盾。

　　帝國主義的各個階段

　　除了對邊緣地區的原始積累的功能作出定位，另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對資本主連續的擴張階段作出區分，以確認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質性變革。當今的帝國主義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之間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近年來，這一論辯的大部分已經轉移到對“霸權” 的連續探討上，其重點是系統的周期性興衰的研究，而不是資本主義邏輯的質變。其中，實質性的變化從“經濟交易的吞吐量和動態密度” 這一角度得以概念化，或以超越民族和國家的“跨國統治階級”的假定形式得到了考察。“霸權”這一術語本身是葛蘭西抽象出來的，在他看來，霸權與“公民社會”的崛起密切相關。顯然，很難將這一概念投射到整個帝國主義上，而不使之平庸化：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是歷史上最近才有的現象，它仍在全球范圍內受到嚴格的限制。武力始終是原始積累的本質特征，自美洲殖民化和奴隸貿易起就是如此。

　　列寧曾指出：嚴格來講，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在其壟斷階段一個不同質的資本主義。不過我們現在知道，在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兩極分化”也是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我們應該得出結論：在其五百多年的歷史中，資本主義一直是帝國主義;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質變可以忽略不計。在壟斷資本主義之下質的不同之處是：巨型公司對中心-外圍關系進行了鞏固，并排除了新中心的崛起。在競爭性的資本主義下，新中心的崛起與舊中心的衰落是一個循環，中心-外圍關系在其中被再次生產。在壟斷資本主義下，一個新的歷史循環是不可能的——盡管，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同一系統進行顯著的經濟和政治的突變的確可能。

　　中心-外圍關系再生產的關鍵階段必須從已出現的資本主義類型中尋求。重商主義(1500-1800)是一種前工業的資本主義形式，其操作模式完全是原始積累。由商業資本和包機公司帶領，它并沒有尋求在外圍建立一種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反，它培植了多種強迫勞動，并為美洲復活了一個古老的歐洲奴隸制度。這也是資本主義迄今為止最種族滅絕的形式。該系統在十八世紀下半葉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工業革命對開始以及中心和邊緣爆發的一系列社會政治革命。

　　十九世紀為新型帝國主義搭建了舞臺，這個舞臺到1945年止一直在延展，首先是在具備競爭力的小型產業資本的帶領下，然后是在世紀末由高度壟斷的資本主義金融企業領導。通過這種方式，擴大的再生產抓住了該系統的中心，但它需要外圍原始積累和特許企業部署的重新升級。出口制成品和資本拓展了世界市場，而強迫勞動的新形式在外圍，尤其是通過非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化，確立了下來。正如列寧指出的，壟斷行業和金融寡頭的興起必然為資本出口和世界瓜分提供條件。帝國主義擴張的決定性因素是既不是中心的消費不足(Luxemburg 1951)，也不僅僅是技術進步的需要(Hobsbawm 1994)，而是壟斷企業資本更精確的集中化(Patnaik 1986)。

　　壟斷資本主義的這一“經典”階段以中心-外圍和帝國主義之間的強烈沖突為標志，這產生了兩個戰爭——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整個外圍爆發的解放斗爭。帝國主義列強競爭對手之間的沖突最終讓位給了美國主導的秩序與一個新的和平期。然而，即使是這一戰后時期也很難被描述為“霸權”的一種，因為它使得中心和邊緣之間的廣義政治沖突和尋求中心之外生產力的獨立發展變得更加清晰。更準確說來，在這個階段，壟斷資本主義和社會力量受到了蘇聯計劃體制下生產力快速發展的激發，想要尋求替代方案。總之，這是西方、東方和南方的三方競爭，但其動力仍然是中心-外圍矛盾——在僵化的官僚體制重壓下會選擇與西方“和平共處”的蘇聯尤其如此。

　　正是這種三方競爭的系統導致了新發展道路的出現。歐洲和日本的迅速重建絕非壟斷資本的直接議程;同樣，外圍的產業化也不是。壟斷資本被迫制定了新的全球戰略以遏制南部的軍事化，并采取了保護秘密合作伙伴和拉攏收買民族主義運動的策略。這一戰略并沒有創造出一個“跨國統治階層”;更確切地說，當德國和日本復蘇并與美國壟斷階層進行競爭時，壟斷資本經歷了向著“集體帝國主義”的過渡，這是壟斷資本主義本身的一個新的顯著不同時期。在美國的持續領導下，三國領導階層讓自身重新適應了他們對技術、金融、自然資源、媒體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壟斷控制的協同治理。

　　這是戰后時期政治層面的第一個系統性突變;它并非資本主義的新時期，而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在世界經濟的所有部門里，在各種綜合跨國公司的資助下，生產隨之不斷地加深國際化。這也意味著資本主義制度在戰后成功地消除了非資本主義的元素，并使得整個世界經濟更直接歸入它的邏輯。來自外圍鄉村的人口的持續爆發，以及同資本有著有機關系的日益壯大的半無產階級的形成，增強了這個過程。換而言之，到集體帝國主義掌權時，世界勞動力儲備早已不再依靠半顯著的“生產模式”了。重要的是，中國在同一時間的重整旗鼓，讓鄉村所擁有的大量勞動力向南方其余地方相同的儲備創造力開放了。

　　戰后一個次級系統的變異成就了金融資本的再生，該過程具有經濟的特點并內在于集體帝國主義的鉚釘。這種金融體系并不僅僅是其十九世紀晚期副本的復制品。一般認為，其主要的區別是它與“實體經濟”的關系：金融資本在前期，如列寧所觀察到的，仍然首先與工業擴展聯系在一起，其次和投機活動有關，當前階段的重心已經從生產切換到了金融。不僅金融獲得其自身的生命，工業企業也已將自身“金融化”了，從金融工具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潤，包括在商品、匯率及固定資產上的投機。總的來說，這是一個積累模式的重大變異，正如約翰·貝拉美·福斯特所謂的“壟斷-金融資本”。

　　不同于戰后早期的壟斷資本主義, 那時的正常的積累是通過增加生產資料的儲存，時至今日“這不過是積累過程的一個方面”。積累同樣是一個增加金融資產之儲備的問題。因此，“越來越多地，投機的資本定價結構，關于財富通脹或緊縮的論題，已經控制了與輸出(GDP)相關的‘實體’價格結構。”換而言之，從一個泡沫到下一個，資本定價泡沫已經成為主要的增長引擎。這種類型的資本主義同樣在半外圍地區出現，尤其是中國，中國已經經歷了高速的工業化。中國也已經依賴于這種由西方消費者所帶來的表面的“財富效應”，以及其自身的房地產泡沫。

　　壟斷資本主義的最終變異是工業化的半外圍地區自身的崛起。在其包納南非國家的沖動里，戰后壟斷資本的策略之一，是選擇南方的合作者作為區域穩定化的代理，尼克松-基辛格學說是這種策略的一個最充分的表達。此外，這種策略聯合了“來自下方”的持續發展主義策略，必然引發官僚機構對本國資本的支持力度的加強。據馬里尼的研究，結果是一種依賴形式的壟斷資本的形成，也就是“亞帝國主義”。這種壟斷資本主義不同于核心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不僅僅是因為其依賴性，而是因為它并不基于一個階級協定的(也就是生產與工資之間的一種積極的關系);亞帝國主義是基于對國內勞動力的“超級剝削”。所以，自然地，隨著它的發展，它會要求外部市場來解決自身的利益之實現的危機;暫時，在追求相對自治的區域目標和保持對總體帝國主義策略的服從之間，不存在敵對的矛盾。在接下來的數十年內，新自由主義者對于半-外圍的猛烈攻擊已經產生的相反的作用，由此，與私有化的過程、外向性的增強，及去國有化相伴的，是國內資本的新壟斷集團的形成，那些集團如今正正大光明地爭取一席之地。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關于亞帝國主義概念的是非曲直，已有相當多的討論。今天的問題是：“新興”的半外圍本質上是屈從的區域穩定劑，還是一種與帝國主義相對抗的力量。這種半外圍的興起暗示了一種改變體系的南方經濟伙伴的多樣化嗎，如阿瑞吉及其他學者所論證的那樣?半外圍的資產階級不經意間都變得反體系了?或者，這是一個終結危機的事件，預示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滅亡?我們不應該在沒有深入探討和分析的情況下提前取消這樣的問題。但最緊要的政治問題是關注反帝國主義所必需的聯盟類型，特別是當帝國主義升級其軍事計劃的時候。因此，我們還應該問：所有新興的半外圍是否同樣屈從，或與帝國主義相對抗呢?他們是否存在著結構上的差異，顯現出不同的政治傾向?

　　事實上，他們相互之間的差異很大。舉例而言，巴西及印度都被私人資本集團所驅動，具有強大的公共金融支持，并與西方舶來的金融資本相結合;在中國則有國有企業及銀行的重大參與;在南非，鑒于后種族隔離時期極端的經濟的去國有化程度，談論一個自主的國內資產階級越來越難了。西方軍事項目的參與程度也在各個情形中不同——盡管有人會反駁說，對這一切而言，存在著一種“精神分裂”，這是“亞帝國主義”的典型。諷刺的是，南非已經簽署了區域共同防御協定，有效地反對西方對南非的軍事干涉，但它同時繼續充當西方經濟利益在非洲大陸上的中心。印度日益陷入到美國的戰略中，特別是在核領域，不過內部的抵抗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巴西則積極地領導海地的政變入侵，這有悖于它在其他問題上所保持的獨立外交的政策。俄羅斯仍舊是聯合國安理會內部的一個巨大的阻力，盡管它對北約的選舉策略已經毫無抵抗力。中國是西方最明顯的對抗力量，它始終堅持完全的戰略自治，雖然也有經濟上的依賴。

　　它們同非洲交往的模式都是不同的或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它們都是新自由主義撬開非洲經濟的受益人，那樣的撬開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在西方及其軍事機構的庇護下進行了。不過，它們仍舊保持一種對國家主權問題的高度敏銳感;盡管每個地方仍有尚未解決的種族問題，還有對非洲的家長作風。此外，某些部門具有打破壟斷的潛能——進而可以打破西方的扼制——尤其是通過中國及其貿易金融，還有石油交換基礎設施的策略。

　　伊薩·斯夫杰主張非洲必須重燃不結盟精神與泛-非洲主義并“團結受壓迫的人民共同反對既有的和正在發展的帝國霸權”。如此一來，我們必須避免把西方帝國主義與新興半外圍等同起來——這樣等同化早已是一個強大且高度的意識形態傾向。不管如何理解新的半邊緣，它們無疑不是帝國主義的主要代理。就此而言，他們也不算有凝聚力的國家，因為他們自身的積累策略是基于對國內全部工人階級的超級剝削。

　　首要的原則是重燃不結盟原則，一如從前，堅持不參加西方的軍事項目。其次是制訂一種直面的戰略，既要直面西方，也要直面那些能夠為民族發展提供更大程度之策略的新興權力。長期的目標是帶來一個積極的“多級”世界。這僅意味著抵抗西方及“南望”，也意味著根據南方來設定投資條件。最終，這樣的抵抗只能由集體策略在大陸及亞區域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建立共同防御協定，類似于南非的情況，將構成一個基本的材料，新的區域一體化形式，不以統治為基礎的商業集成，也是如此，而它們應首先服務于農工業協調與糧食主權。

　　全文完 王德志|譯;白輕|審校

　　本文來源于”亞際書院“(http://interasiaschool.org/)，為薩姆•莫約“帝國主義與原始積累：關于非洲的新掠奪的報告”一文的節選。由薩姆•莫約授權翻譯并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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