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5·13”學生斗爭感言

　　作者：林雁

　　最近新馬朋友們正在緊鑼密鼓籌備紀念新加坡“5·13”學生斗爭60周年的活動，引起我的關注。我閱讀了不久前收到的有關文章及史料，感懷至深。不嫌自己年老聲嘶，我也來加入這一《大家唱》。(注)

　　據1956年10月15日新加坡《南洋商報》報道，全新華文中學學生家長千余人昨天下午舉行大會，就學潮事態嚴重，一致通過多項決議，要求中華總商會出面處理這關系華文教育前途的重大事件，使華中、中正兩校早日恢復常態;要求公開審判被捕的子女，否則無條件釋放;要求對中學聯被封的控狀公開審理，否則應恢復其注冊;要求政府以積極有效與誠實的方法，求得此次事件早日圓滿解決;等等。大會結束前，赴會者起立舉起右手，由主席吳采唐女士領導共同宣誓：“我們決以團結的力量，支持實踐大會的議決案，爭取家長及子女的切身利益與人身安全”。到會家長同聲高呼家長團結萬歲，萬歲萬萬歲。

　　針對教育部長周瑞麒不滿學生家長向集中于華中、中正兩校學生供應糧食、衣物一事：吳采唐致辭時責問，難道我們的子女在學校留宿，我們要讓他們挨餓受寒，才能使周教育部長滿意嗎?這于人情上也是說不過去的，請問為人父母的，誰愿看到自己的骨肉受寒挨餓?針對首席部長林有福說他沒有忘記中國人的習慣，吳女士說：“我希望身為華人的首席部長能多多關懷華文教育。”吳采唐的演講博得全場掌聲雷動。接著高景瑚等八位家長登臺發表演說，批評政府的錯誤措施。他們都希望子女人身安全，能安心求學。最后千余名家長一致宣誓他們要為子女的利益抗爭。

　　前天我收到老友張泰永發來的他夫人蔡石君寫的文章。文章回顧當年學生的英勇抗爭并有許多人被捕入獄后說：“當年和我關在歐南路監獄的都是女‘同胞’，她們中有見義勇為，敢于擔當的華校學生家長聯誼會主席吳彩唐等數十人。”又說：“我在‘5·13事件’后就認識她。她作為學生家長聯誼會主席，由于勇于帶領學生家長在關鍵時刻，站出來同情、支持和幫助她們的兒女進行合情合理的斗爭，在學生家長和同學們中間享有很高的威望，同學們親熱地稱她為吳媽媽。她的兒子方小浪，在‘5·13事件’以及隨后在華中為了爭取適齡學生免役大集中時，表現得非常英勇。”

　　文章還指出，殖民當局千方百計企圖破壞和瓦解學生的斗爭，不惜安插“職業學生”到同學們中間活動，還把瀝青裝進醬油瓶送來給同學，甚至喪心病狂地企圖制造命案。一天晚上，兩位剛換崗的糾察同學，因為過于勞累，沒回到糾察總部休息，而是在就近的課室就寢。當他們朦朦朧朧欲入睡時，其中一位同學差點被掐死。他感覺自己的喉嚨被一雙有力的大手緊緊掐住，在這生死關頭，他使盡全身的力氣，拼命掙扎，拳打腳踢，終于把兇徒擊退。真是驚心動魄!擊退兇徒的不是別人，正是當年擔任糾察、身材高大威猛的方小浪同學。

　　讀著這些文字，吳媽媽那犀利的詞鋒和鏗鏘有力的聲音仿佛就在我的耳際回響，她的高大形象在我面前屹立著，把我帶回到那動蕩的火紅年代。

　　其實，吳媽媽不是別人，正是我的岳母。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我就認識她。她和丈夫方式先生都是資深的華校教師。日本占領時期，他們拒絕為日本人的學校服務，寧愿到金馬侖高原避難，投筆務農。日本投降不久，他們回到雪蘭莪加影華僑中小學繼續任教。方老師是我小學六年級的國文老師和班主任，對我有直接和較深的影響。戰前我只讀過三年書，中文小學一年，英文小學兩年。日本時期荒廢了三年八個月的學業，戰后已經超齡，我決心奪回失去的時光，如饑似渴地讀書，多次跳班。1945年下半年讀了一學期小學五年級，1946年就跳班讀小學六年級。這一年是方老師教國文。由于他的循循善誘，我的中文大有長進，打下較好的基礎。吳老師雖沒有直接教我，但我知道她很關心和愛護學生。她教的班里有一位鄉下來的窮學生，名叫云志誠。云志誠是個勤學刻苦的好學生，吳老師很喜歡他。她細心觀察，發現中午下課時，多數學生都到籃球場旁邊的小攤販買點零食，唯獨云志誠總留在教室里埋頭讀書。她知道這位窮學生一定是沒有零用錢。于是，一天中午，吳老師邀云志誠到家里吃午飯。此后差不多一年，吳老師總是執意要云每天來吃午飯，不來她就不高興。幾十年過去了，云志誠回中國參加工作退休后出版了一本回憶錄，其中一章專門談到加影華僑中小學的日子，他對吳老師的關愛總是念念不忘，親切地稱她為恩師。

　　1948年6月，加影華中被封閉后，方、吳兩位老師到巴生附近的仁嘉隆小學教書。吳老師班里有一位女學生陳秋蘭，因家里貧窮加上重男輕女，父母叫她中途退學。吳老師多次耐心說服家長，終于讓秋蘭繼續讀下去。秋蘭很有志氣，刻苦學習，中學畢業后還赴倫敦讀護士，成為對國家、社會有用的人才。幾十年后她仍然十分懷念吳老師，感激老師對她的幫助和愛護。

　　以上僅是兩個較突出的例子。方、吳老師畢生從事華文教育，敬業樂業，晚年已是桃李滿天下。雖則依然兩袖清風，但他們無怨無悔。由此可見，他們面對華文教育被英殖民當局任意摧殘的局面，怎能不痛心疾首，奮起抗爭呢!

　　1956年我和方、吳老師的大女兒方小慧在廣東汕頭重逢，由談戀愛進而準備于1958年結婚。當小慧寫信征求父母的意見時，他們因對我比較了解，欣然表示贊同。此后他們對我更是關懷備至，愛護有加。1962年，我在北大印尼語專業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外語學院教馬來語。當年中國的馬來語教學剛剛起步，在師資、書籍和教材等方面存在諸多困難。雖然印尼語和馬來語源自同一語種，但也有明顯差別。我們這些教師也必須邊教邊學。當年中馬尚未建交，購買馬來文書籍存在許多不便。我多次把教學上需要的一些課本，包括馬來文學著作及圖書館需要的書列出清單，請爸爸在新加坡購買后郵寄到北京。他老人家總是不辭辛勞，有求必應。這不僅對我個人進修馬來語有很大幫助，而且也為北京外語學院馬來語教學的發展默默作出貢獻。這是鮮為人知的一件事。

　　我和方家從相識、領教到結親，度過了大半個世紀，那是一個戰亂連綿、苦難深重、激情澎湃的大時代。我深切體會到，方家的經歷是一部充滿苦難和付出的歷史。方、吳老師的大女兒、大兒子大約十六、七歲離家，于1951年先后去中國求學。小女兒后來也負笈澳洲，身邊只剩下一個小兒子方小浪。1956年吳媽媽和小浪雙雙被捕入獄，家里只剩下方老先生孤身一人。他雖形單影只，無依無靠，但也堅強地挺過來了。小慧在廣州得到這消息時，為爸爸、媽媽、弟弟擔憂，傷心流淚。冷戰時期世界分為兩大陣營，居住在中國和新馬的家庭成員除了靠書信來往，猶如生活在兩個世界，天各一方。小慧和爸爸分別18年后才能在北京重逢，享受大約一個星期的十分難得的團聚。她離家32年后才能在香港和媽媽重聚。試問，一個人的一生能有幾個18年和32年?而媽媽和小浪于1956年被捕后分別關在不同的監獄，直至小浪被驅逐出境和遇難，都沒能見上最后一面，不料竟是生離死別，令人情何以堪?如今，在紀念“5·13”學生英勇斗爭的日子里，想起敢于仗義執言，維護華文教育和學生權益的吳媽媽以及在斗爭中表現勇敢機智的方小浪，不禁令人更加肅然起敬、深深懷念!

　　注：《大家唱》是當年學生運動中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歌詞大意是：來，來，來，來，你來，我來，他來，我們大家一起來，一起來，來唱歌，一個人唱歌多寂寞，多寂寞；一群人唱歌多快活，多快活！………當年，這首歌對鼓舞同學們的斗志起了積極作用。

　　(林雁，2014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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