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在5個小時的會議之后，阿根廷與“禿鷲基金”債權人之間的談判破裂。緊接著標準普爾將阿根廷主權信用評級降至“選擇性違約”，繼2001年后，阿根廷再一次陷入主權債務違約的漩渦中。

　　19世紀初的阿根廷曾是全球經濟發展的龍頭。二戰前的阿根廷，經濟增長率不輸于美國，人均GDP甚至超過西歐各國，肥沃的潘帕斯草原迎來了紛至沓來的各國移民。100年后，“潘帕斯雄鷹”仍然在綠茵場上吸引著全世界的目光，阿根廷卻輝煌不再。

　　深陷債務危機

　　這場曠日持久的債務危機，源于阿根廷政府20世紀初面對出現嚴重金融崩潰和經濟危機時選擇“飲鴆止渴”。2001年，深陷金融危機的阿根廷無力償還高達千億美元的負債，不得不與國際金融機構達成協議，公布了以僅相當于欠債25%~35%的面值發行新債來償還舊債的債務重組方案，償還期限推遲至2005年。阿根廷國債隨后大幅貶值，以美國Elliott基金旗下NML資本為首的幾家對沖基金乘機抄底，以4900萬美元購買了面值為2.2億美元的阿根廷國債。過去13年中，這些債券的本金加利息已經達到了8.32億美元。

　　2005年，阿根廷開始與債權人談判并提出債務重組方案：債權人可以放棄之前已經被止付的債券，換成利息率更低、期限更長的新債券。當時約有75%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該方案。2010年，又有18%的債券持有人接受了該方案。而Elliott等對沖基金及部分個人投資者則拒絕接受，成為“釘子戶”，要求阿根廷償還全部所欠債務的本息共計約150億美元，并將阿根廷上訴至美國紐約聯邦法院。

　　根據法院裁決，阿根廷政府必須全額償付債務，且這些對沖基金擁有優先受償權。對于阿根廷政府來說，此次債務違約的后果非常嚴重。在此前兩次債務重組中，阿根廷政府與債權人簽訂了“未來權益聲索(RUFO)”條款。該條款規定，對債權人以統一標準償付。也就是說，如果阿政府在今年向“釘子戶”全額償債，那么其他93%的債權人也有權要求同等待遇。這意味著阿根廷將面臨150億美元的賠付壓力，債務總額也將上升至1200億美元。若此前達成協議的債權人重回談判桌，阿根廷10年的努力則付諸東流。

　　此次違約對于已經奄奄一息的阿根廷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阿根廷經濟增速已經連續兩年下降，并連續兩個季度出現負增長。本就脆弱不堪的國民經濟難抵再一次重創。

　　逃不掉的怪圈

　　一個世紀以來，阿根廷經濟一直在“改革—危機—改革”的循環中蹣跚前行。

　　1914年，豐富的自然資源助力阿根廷經濟崛起。阿根廷素有“糧倉肉庫”的美稱，以原材料或初級產品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模式將其推上了新興市場的龍頭寶座。

　　兩次世界大戰間，貿易保護主義盛行，西方各國對拉美初級產品的需求減少，影響了阿根廷的出口和收入。70年代，隨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西方國家經濟停滯，通脹并發，大量資金涌入拉美，為拉美國家舉借外債提供了外部條件。阿根廷與拉美其他國家走上了“債務發展”模式，即借錢用以擴大再生產，增加出口，增加收入，還債并進行資本輸出。借債發展的阿根廷很快又陷入了外匯儲備枯竭，財政赤字攀升，通貨膨脹失控的困境。

　　1989年，梅內姆出任阿根廷總統。阿根廷率先在拉美國家實施“華盛頓共識”所提出的市場開放及私有化政策，進行了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采取了開放市場、吸引外資、拍賣國有企業等一系列措施。隨后宣布實行本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

　　這次新自由主義改革不僅囊括了金融、貿易、財政、貨幣等國民經濟各個方面，還涵蓋了勞工和社保等制度，徹底顛覆了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阿根廷對本國金融、貿易等領域實行全面對外開放，10年的私有化進程使阿根廷所有行業的重要企業幾乎全部被外國資本所控制，經濟的外國化和跨國公司化特征非常明顯。在外資全面控制和壟斷經濟的情況下，政府的作用被弱化。同時，一成不變的匯率政策所帶來的幣值高估，不僅導致本國產品在國際貿易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也使政府失去了利用貨幣手段調節經濟的能力。

　　1998年第四季度，阿根廷經濟出現負增長，由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經濟衰退，并在2001年底爆發經濟和金融危機。至今，阿根廷政府仍然深陷“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之中。

　　“華盛頓共識”的犧牲品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陳鳳英看來，阿根廷可以被視為是“華盛頓共識”的犧牲品。正是這場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將阿根廷拽入了長達數十年的債務危機。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針對當時陷于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以新自由主義學說為理論依據，主張減少政府干預，促進貿易和金融自由化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張。

　　陳鳳英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這段時期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導致整個拉美出現了“強市場、弱政府”的現象。市場的過分自由導致了金融的不穩定，分配收入不平等，社會矛盾隨之激化。“不僅是阿根廷，整個拉美都出現了同樣的債務問題，阿根廷是這根債務鏈上的極端例子。”

　　自2003年基什內爾家族執政以來，阿根廷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可謂“談虎色變”，采取了與梅內姆時期完全不同的宏觀調控手段。保護主義意識增強，降低了經濟的開放程度。近10年來，政府的過分干預似乎有走向另一個極端的趨勢。目前的阿根廷，國內經濟疲軟，失業率高企不下，國際聲譽更是一落千丈。

　　陳鳳英認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發展要適應本國的國情。阿根廷不折不扣地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是在整個新興市場還不成熟的前提下進行的。“‘華盛頓共識’片面強調市場作用而貶低了政府的作用。對于當時的拉美新興市場，完全套用西方的模式，一定會出現不適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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