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伊斯蘭(Political Islam)屬宗教性的政治思潮和運動，它是將伊斯蘭教作為政治動員的工具，以實現某種政治目的的宗教一政治思潮和運動。廣義的政治伊斯蘭包括穆斯林兄弟會等溫和派伊斯蘭運動，以及基地組織等激進的“賽萊菲一吉哈德”派伊斯蘭運動。狹義的政治伊斯蘭僅指穆斯林兄弟會等溫和的伊斯蘭運動。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政治伊斯蘭在中東崛起，并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生沖突，自此，美國與政治伊斯蘭的關系成為影響美國外交和國際關系的重要問題。美國學者約翰·埃斯波西托指出，“美國外交與政治伊斯蘭深深糾葛，卡特以來的每一位美國總統都必須應對政治伊斯蘭”。進入21世紀，政治伊斯蘭激進派頻繁發動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政治伊斯蘭從名義上的恐怖主義上升為對國際安全及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之一。“9·11”事件后，在反恐的背景下，美國與政治伊斯蘭的關系成為影響國際關系的重要因素。2011年，以突尼斯政治劇變為肇始，多個阿拉伯世俗威權政權倒臺。劇變后，政治伊斯蘭在阿拉伯世界群體性崛起，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Ennahda)、埃及穆斯林兄弟會(the Muslim Brotherhood)、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PJD)等伊斯蘭黨派通過選舉上臺。一向反美的政治伊斯蘭崛起，為美國帶來新的挑戰。本文擬梳理美國與政治伊斯蘭關系的歷史沿革，分析政治伊斯蘭崛起對雙方關系的影響，并展望其發展趨勢。

　　一、西方學術界對政治伊斯蘭的研究(略)

　　二、美國對政治伊斯蘭的認知與政策

　　2011年，阿拉伯世界劇變之前，美國對政治伊斯蘭的認知及政策，以伊朗伊斯蘭革命和“9·11”事件為界劃分為三個階段。伊朗伊斯蘭革命之前，美國對政治伊斯蘭的關注僅限于埃及穆兄會等影響較大的遜尼派伊斯蘭組織。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國致力于遏制執政的伊朗什葉派政治伊斯蘭。“9·11”事件后，美國開始打擊基地組織等政治伊斯蘭激進派。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伊朗伊斯蘭革命

　　政治伊斯蘭在美國本土的活動始于20世紀30年代。1935年，埃及穆兄會在美國建立第一個支部。1962年1月，北美地區第一個公開的穆兄會組織——穆斯林學生聯合會(Muslim Students Association)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成立。美國政府與政治伊斯蘭的直接接觸則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1953年9月，旅居瑞士日內瓦的埃及穆兄會成員、哈桑·班納的女婿賽義德·拉馬丹(SaidRamadan)，應邀參加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與國會圖書館聯合舉辦的“伊斯蘭文化國際研討會”，并作題為“關于穆兄會的事實”的發言。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會見了拉馬丹及其他會議代表。在美期間，拉馬丹還就穆兄會問題接受了《中東報道》(Middle East Report)雜志的專訪。美國中央情報局專門就其參會情況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稱，“他是與會者中最難對付的，因為他關心的是政治問題，而不是文化問題”。其后，美國為拉馬丹在德國等歐洲國家的活動提供支持，希望穆兄會幫助美國抵御蘇聯在中東的滲透。1977年，優素福·格爾達維(Yusuf al—Qaradawi)等穆兄會成員在瑞士盧加諾成立國際伊斯蘭思想研究會(HIT)，致力于在歐洲重建穆兄會組織。1978年，該機構在沙特開會，決定將總部遷至美國，由在美國天普大學任教的伊斯瑪儀·法魯基(Ismail Faruqi)擔任會長。

　　美國政府解密檔案顯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媒體和學術界對伊斯蘭教和伊斯蘭世界“東方主義”的視角和話語影響下，美國對穆兄會持負面評價，將其定性為在宗教狂熱趨勢下產生的“反體系”“反西方”的“反動”組織。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47年l0月16日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戰后穆兄會迅速發展，由于其強調(回歸)伊斯蘭，對外國對阿拉伯世界的干涉極端厭惡，使其成為埃及穩定的最嚴重的直接威脅，也是影響大中東的一個重要因素”。中情局1949年9月27日的一份報告將穆兄會成員描述為，“狂熱的宗教分子和民族主義者，他們極端厭惡外國勢力，采取恐怖主義的斗爭方式”。⑦中情局1955年11月15日的一份報告，將穆兄會描述為“反動的?‘從事恐怖行動”的組織。1949-1959年，美國國務院有多份關于埃及穆兄會的機密報告、備忘錄和報刊摘譯等文件，內容涉及其組織結構、人員構成、招募機制和動員方式等方面。雖然，美國認為政治伊斯蘭不是“進步”力量，但在該階段，美國在中東的首要任務是與蘇聯競爭，以及應對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挑戰。因此，美國認為政治伊斯蘭是阿拉伯世界可資利用的政治力量。美國曾鼓勵沙特國王費薩爾建立一個伊斯蘭神圣聯盟，在阿拉伯世界孤立埃及。

　　(二) 伊朗伊斯蘭革命至“9·11”事件

　　伊朗伊斯蘭革命是美國對政治伊斯蘭政策的轉折點。美國自此認識到，政治伊斯蘭是一支能夠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力量。然而，美國仍低估了政治伊斯蘭威脅。一方面，它遏制伊朗，鞏固與阿拉伯盟友的關系，利用伊拉克建立遏制伊朗的屏障;另一方面，蘇聯入侵阿富汗后，美國支持阿富汗遜尼派政治伊斯蘭——七黨聯盟，并向參加抗蘇斗爭的“阿拉伯圣戰者”提供資助。這顯示當時美國對政治伊斯蘭的政策尚不明確，美國遏制伊朗、蘇丹等國執政的政治伊斯蘭，卻忽視了來自非國家行為體的政治伊斯蘭威脅，將在阿富汗抗蘇的政治伊斯蘭作為合作伙伴。同時，美國區別對待不同教派的政治伊斯蘭，遏制強勢的什葉派政治伊斯蘭，將遜尼派政治伊斯蘭看作伊斯蘭國家弱勢的政治反對派，沒有給予足夠重視。埃斯波西托指出，“美國曾認為，遜尼派伊斯蘭運動的危害比什葉派伊斯蘭運動小”，“長期以來，遏制伊斯蘭主義意味著遏制什葉派”。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國認識到與政治伊斯蘭接觸的必要性，開始與其接觸和對話。美國駐突尼斯使館派外交官與伊斯蘭傾向運動(MTI，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前身)領導人阿卜杜·法塔赫·穆魯(Abdelfattah Mourou)會談，后者在會談中表示，伊斯蘭傾向運動無意改變突尼斯世俗國家性質。其后，在突尼斯政府干涉下，美國停止了與伊斯蘭傾向運動的接觸。

　　里根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智庫網絡評估辦公室(Ofice of Net Assessment)中東問題專家哈羅德·洛德(Harold Rhode)受國防部和國務院派遣，與多國政治伊斯蘭進行接觸。

　　20世紀70年代末起，美國對中東伊斯蘭國家的政策主要遵循保守派學者和官員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觀點，即鞏固美國與中東威權政權的關系，維護中東政局穩定，使美國中東戰略服務于對蘇冷戰的全球戰略。1979年，柯克帕特里克撰文批判卡特政府的人權外交及其在伊朗推進民主的努力，認為美國放棄中東傳統權威主義政權將破壞美國在中東的反蘇聯盟，她指出，“總體而言，權威主義政權更符合美國的利益”，并對“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面對投票箱時，能夠做出理性的選擇”表示懷疑。此后，“柯克帕特里克主義”(Kirkpatrick Doctrine)被里根政府采納，并成為“9·11”事件之前指導美國中東政策的原則。在這一原則影響下，美國支持“友好的”中東威權政權遏制政治伊斯蘭，對中東民主化采取消極態度，防止政治伊斯蘭利用民主機制上臺。

　　喬治·H.布什政府延續了里根政府對政治伊斯蘭的政策。1991年，負責近東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愛德華·杰雷吉安與蘇丹全國伊斯蘭陣線領導人哈桑·圖拉比(Hassan Turabi)會談。1992年6月，杰雷吉安在華盛頓子午線國際中心(The Meridian House International Center)發表題為“變化世界中的美國、伊斯蘭和中東”的講話。該講話被認為是美國對阿爾及利亞選舉的回應，也是其首次關于政治伊斯蘭的政策宣誓。杰雷吉安在講話中表達了對政治伊斯蘭參加選舉動機的質疑，認為，“我們懷疑那些利用民主程序上臺的人，他們唯一目的是利用民主程序奪權和尋求政治控制。我們深信一人一票，不支持一人、一票、一次”。‘子午線講話”得到阿拉伯國家政治伊斯蘭的回應，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黨領導人拉希德·加努西致信杰雷吉安，對講話給予積極回應。此后，二人就政治伊斯蘭相關問題多次通信。杰雷吉安回憶與加努西的交流時指出，“我的談話對象是政治家，而不是精神領袖，或空想家”。

　　1991年，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外交官與哈馬斯接觸。但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對與政治伊斯蘭的接觸猶豫不決，洛德的使命遭到部分美國官員的質疑。1992年，“奧斯陸進程”啟動前夕，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接到停止與哈馬斯接觸的指示。20世紀90年代，隨著埃及穆兄會勢力不斷擴張，滲透到議會、行業協會和公民社會組織，美國認識到與穆兄會接觸的必要性，美國駐埃及使館外交官與埃及穆兄會多次接觸。穆兄會領導人伊薩姆·阿爾亞尼(Essam E1-Erian)和易卜拉欣·胡代伊比(Ibrahim E1.Houdaiby)均承認雙方長達數年的接觸。在評價會談成果時，胡代伊比稱，“在會談中，雙方相互提防。美國人擔心這樣的會談將引起埃及政府不滿，從而造成未知的后果”。1998年，在埃及政府干涉下，美國與穆兄會的對話中止。

　　在克林頓任內，相繼發生了世貿中心爆炸、美國駐東非使館爆炸等事件，使美國加深了對伊斯蘭恐怖主義危害的認識，并做出強硬回應，但美國并未就對政治伊斯蘭的政策作出實質性的調整。1993年，負責近東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馬丁·因迪克(Martin Idynk)指出，“政治伊斯蘭是中東的麻煩制造者。”1994年，克林頓在約旦議會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中東地區有兩種力量，一種是政治伊斯蘭代表的暴政，另一種是美國代表的自由”。

　　(三)“9·11”事件至阿拉伯劇變

　　在喬治·w.布什任內，先后發生“科爾號”事件和“9·11”事件等一系列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美國與激進政治伊斯蘭的矛盾不斷激化。“9·11”事件后，美國學者劉易斯認為，伊斯蘭恐怖主義的根源是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進程的失敗，美國應積極促進伊斯蘭世界的現代化進程，通過推廣民主和自由消除伊斯蘭世界恐怖主義的根源，這個被稱為“劉易斯主義”(Lewis Doctrine)的解決方案被提升為美國中東政策的指導原則。一方面，美國發動反恐戰爭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發動阿富汗戰爭，推翻庇護基地組織的塔利班政權。發動伊拉克戰爭，推翻反美的薩達姆政權;另一方面，美國推出旨在以民主改造中東的“大中東倡議”，積極推動中東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革，以期將中東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美國學者安吉爾·拉巴薩指出，“9·11”事件使美國決策者認識到，“美國與政治伊斯蘭的沖突在外交、經濟、軍事和心理等多個層面展開”。2006年2月，美國國防部在其《四年防務評估報告》中指出，“美國正卷入一場兵刃之戰和一場理念之戰。?‘只有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失去其宿主人群和緘默支持者的信任，美國才能獲勝”。2006年8月31日，美國總統布什在美國退伍軍人大會發表講話，將全球“反恐戰爭”定義為“反伊斯蘭法西斯戰爭”，指出這場戰爭是“西方民主自由力量”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戰爭，認為“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是20世紀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的繼承者。這標志著美國從官方層面將伊斯蘭極端主義定義為“邪惡意識形態”。在打擊政治伊斯蘭激進派的同時，布什政府仍保持與政治伊斯蘭溫和派的接觸。美國中央情報局設立政治伊斯蘭戰略分析項目，項目主任為埃米勒·納赫萊(Emi/e Na—khleh)。他與3O多個國家，分屬不同派別的數百位伊斯蘭主義者進行了會談。他指出，“在會談中，我被問及最多的問題是：美國為何支持威權政權?”2005年，埃及穆兄會在議會選舉中獲得88個議席，美國認識到有必要與穆兄會議員接觸，遂派外交官與薩阿德·凱塔特尼等穆兄會議員會談。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艾略特·阿丹姆斯認為，“雖然穆兄會在埃及是非法的，但我們認為與部分穆兄會議員接觸是有益的”。在這一時期，美國政府內部仍有人反對與政治伊斯蘭接觸。布什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政治伊斯蘭專家瑪麗·哈貝克(Mary Habeck)指出，“穆兄會一直遭受打壓，這使它變得極為神秘和具有欺騙性。因此，許多研究該組織的人對其缺乏信任，即使其宣稱致力于實現民主”。

　　奧巴馬上臺后，致力于緩和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美國推動巴以和談、從伊拉克撤軍、把從阿富汗撤軍提上日程。2009年，奧巴馬在開羅發表面向伊斯蘭世界的講話。在講話中，奧巴馬延續了“子午線講話”中關于政治伊斯蘭的政策，稱“我們將歡迎所有民選的和平政府——只要這些政府在施政時尊重本國人民”。美國駐埃及使館邀請穆兄會成員出席了演講會。2009年，美國國務院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與政治伊斯蘭接觸的工作小組，奎恩·米切姆(Quinn Mecham)被任命為負責人。該機構建議美國政府加強與政治伊斯蘭，特別是埃及伊斯蘭組織的接觸。在與政治伊斯蘭溫和派接觸的同時，美國繼續打擊政治伊斯蘭激進派。2011年，基地組織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被美軍擊斃。

　　三、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的產生及其根源

　　政治伊斯蘭在反對西方殖民主義、尋求民族解放的斗爭中產生，反對西方殖民主義是政治伊斯蘭與生俱來的目標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色列在西方國家支持下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國，美國在巴以沖突中支持以色列。雖然，政治伊斯蘭的根本目標是反對伊斯蘭國家世俗政權，實現社會和國家的伊斯蘭化，但是，政治伊斯蘭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應對伊斯蘭世界積貧積弱的狀況負責，因而將其作為斗爭對象之一。

　　(一)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產生的背景

　　自中世紀以來，歐洲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充滿了矛盾和沖突，十字軍東征及近代以來歐洲列強對伊斯蘭世界的殖民統治，使穆斯林對西方的集體情感中充滿仇恨和不信任。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作為新興的西方國家，在其與伊斯蘭世界交往的初期，曾被阿拉伯人民和穆斯林視為進步力量的代表。美國與中東的最初交往是基督教傳教活動，但傳教活動收效甚微。1823年起，美國開始在埃及、土耳其、敘利亞等國建立學校、醫院等機構，這為美國在中東樹立了正面的形象。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反對英法武力解決蘇伊士運河危機，并在安理會提出要求以色列從埃及撤軍，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的動議，贏得了阿拉伯人民的好感。

　　1955年，在美國幕后支持下，“巴格達條約組織”成立，美國企圖通過在中東建立軍事同盟，遏制蘇聯對中東的滲透。蘇伊士運河危機后，美國認識到中東的戰略地位和石油資源的重要性，并將其作為抗衡蘇聯的重要戰場，美國的中東政策從相對超脫演變為全面介入，試圖填補英國和法國退出中東后留下的空白。艾森豪威爾主義的出臺、美國插手約旦內政和武裝干預黎巴嫩危機，標志著美國開始全面介入中東事務，成為中東最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國在阿拉伯世界的負面形象開始形成。隨著阿以沖突的不斷升級，美國取代英國，成為猶太復國主義主要支持者，從而成為英法殖民主義在中東負資產的繼承者。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反對當時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泛阿拉伯民族主義，使阿拉伯人民認識到美國企圖維持阿拉伯世界分裂的現狀，對中東采取新殖民主義政策，以達到控制中東、攫取石油資源的目的。美國支持以色列，并與阿拉伯威權政權結盟，加深了阿拉伯人民對美國的怨恨，政治伊斯蘭的反美主義開始形成。

　　(二)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思想的形成

　　有別于19世紀伊斯蘭現代主義者提倡學習西方、致力于伊斯蘭教和伊斯蘭社會現代化，20世紀初的巴基斯坦伊斯蘭主義思想家艾布·艾阿拉·毛杜迪和埃及穆兄會創始人哈桑·班納認為，西方殖民主義給伊斯蘭世界帶來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威脅。他們反對效仿西方和依附西方，以維護伊斯蘭世界文化和社會的純潔性。埃及穆兄會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卜發展了政治伊斯蘭反美思想。庫特卜厭惡西方社會道德淪喪和拜金主義，對美國支持以色列深感不滿。他號召穆斯林抵御西方文化侵襲，推翻世俗政權，建立伊斯蘭國家。庫特卜的思想對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激進化、暴力化，以及反美主義在中東的蔓延產生深遠影響。毛杜迪和班納為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庫特卜則將政治伊斯蘭反美思想轉化為行動主義。

　　(三)政治伊斯蘭激進派反美主義的形成

　　20世紀70年代，政治伊斯蘭在阿拉伯國家遭到鎮壓，生存空間日益狹小。在推翻本國世俗政權無望的情況下，一些激進伊斯蘭組織開始調整斗爭目標，把泛伊斯蘭事業作為斗爭重點。以本·拉登為代表的“賽萊菲一吉哈德”(salafi—jihadi)派將反蘇作為政治伊斯蘭斗爭議程國際化的第一步，他們首先支持伊斯蘭勢力反對親蘇的南也門政權。蘇聯入侵阿富汗后，他們利用庫特卜主義，以及埃及伊斯蘭主義者穆罕默德·阿卜杜·薩拉姆·法拉吉(Muhammad abd al—Salam Faraj)、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者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等人的“圣戰”思想，動員穆斯林前往阿富汗參加抗蘇斗爭。蘇聯從阿富汗撤軍，不僅使政治伊斯蘭激進派受到鼓舞，也使它們失去了斗爭對象。海灣戰爭后，美國在伊斯蘭教圣地駐軍，激化了政治伊斯蘭反美情緒，政治伊斯蘭開始將美國視為蘇聯之后的新敵人。1996-1998年，本·拉登先后發表三個“法特瓦”(伊斯蘭教宗教判令)，將以色列和美國分別稱為“近敵”和“遠敵”，號召穆斯林襲擊世界各地的美國人及其盟友。自此，政治伊斯蘭激進派與美國走向全面對抗。

　　(四)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的根源

　　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是以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為背景的，其根源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第一， 在國際體系無政府狀態下，霸權國的強權政策，引發弱者的反抗。美國學者麗薩·維丁指出，“伊斯蘭主義已成為一種系統的反帝國主義思想”。近代以來，伊斯蘭世界是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傷害最深的地區。在冷戰后美國“一超獨霸”的國際秩序下，美國的中東政策傷害了伊斯蘭國家的利益和穆斯林的感情，使穆斯林形成相對被剝奪感和受害者心態。美國是西方殖民主義在伊斯蘭世界負資產的繼承者，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伊斯蘭世界苦難的制造者，政治伊斯蘭將反西方思想化約為反美主義。

　　第二， 文化和宗教自衛是政治伊斯蘭抗拒美國霸權的主要原因之一。加拿大學者哈立德·本·賽義德認為，“拉美國家因為經濟剝削而產生反美主義，中東地區為捍衛文化和宗教抗拒西方霸權”。近代以來，面對強勢異質文化的沖擊，伊斯蘭世界產生強烈的文化自衛意識，體現在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抗拒，以及伊斯蘭文化的回潮。政治伊斯蘭利用了伊斯蘭世界的反美主義，將其作為動員民眾的工具。美國學者埃瑪尼·加邁勒指出，“普通民眾難以理解政治伊斯蘭基于伊斯蘭教法的政治體系，它便利用抵抗外部勢力的話語獲取民眾支持”。

　　第三，美國長期支持中東威權政權，使政治伊斯蘭對威權政權的不滿轉化為反美主義。遏制政治伊斯蘭是中東威權政權與美國結盟的基礎，美國擔心中東民主化導致政治伊斯蘭上臺，因而維持與中東威權政權的盟友關系。“9·11”事件后，共同應對政治伊斯蘭激進派，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成為雙方合作的新內容。在美國默許甚至支持下，中東威權政權長期打壓政治伊斯蘭，使穆兄會等政治伊斯蘭溫和派成為美國反恐斗爭的犧牲品，從而加深了其對美國的不滿。

　　四、美國與政治伊斯蘭沖突的實質

　　關于美國與政治伊斯蘭沖突的性質，學術界存在不同看法。西方學術界往往從文化、宗教、意識形態差異入手，得出“文明沖突”的結論。伊斯蘭國家學術界則認為，雙方沖突源于權力和利益之爭，美國對伊斯蘭世界核心利益的損害，是反美主義產生的根源。因此，可從現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視角，分析導致二者沖突的物質因素和觀念因素。

　　(一)現實主義的視角

　　美國與政治伊斯蘭代表兩種不同的文明、意識形態和世界觀，二者之間的沖突，從表象上看是兩種文明的沖突。然而，文明并非國際沖突的主體，不同文明之間是競爭關系，不會自動地發生沖突。在民族國家體系下，沖突的主體是國家，沖突的誘因是利益和權力之爭。沒有一場戰爭和沖突純粹由意識形態、宗教等非物質因素引發，或純粹為意識形態和宗教而戰，其中或多或少地包含利益和權力斗爭的因素。

　　因此，美國與政治伊斯蘭之間的沖突，可以用現實主義的利益一權力范式解釋。從現實主義視角看，美國與政治伊斯蘭沖突的實質是利益與權力沖突，兩種宗教和文明之間的沖突只是表象而非實質。美國對伊斯蘭世界根本利益的損害，是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的根源。因此，二者之間的沖突并非文明的沖突。黎巴嫩前總理薩阿德·哈里里指出，“穆斯林用贊賞的目光看待美國人民和美國文化，伊斯蘭不是美國的敵人。雙方沖突的根本原因是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

　　(二)建構主義的視角

　　如果說美國與政治伊斯蘭之間的沖突蘊含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因素，那么雙方在歷史上形成的敵對的共有觀念是導致沖突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兩種文明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沖突。我國學者田文林、林海虹認為，“伊斯蘭與西方間存在的文化差異本身并不會自動地導致‘文明的沖突’。決定二者關系性質和趨向的真正根源并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差異(因為這種文化差異僅僅是一種靜態的、以典籍文化為表現形態的文化差異)，而是伊斯蘭與西方漫長沖突的歷史造成的觀念敵對”。

　　從建構主義視角看，施動者的互動導致了結構的形成。施動者造就結構的機制是所謂的互應邏輯。互應意味著行為體的主體間實踐活動。兩個國家在從來沒有交往的情況下是沒有共有知識的，因此也就沒有結構。雙方一經交往，初始行為通過互應機制會使互動中的雙方產生并加強一些觀念，并開始共同擁有這些觀念，于是便產生了文化。如果行為體相互為敵，它們便帶著這一觀念確定其身份和利益。

　　美國與政治伊斯蘭在漫長的歷史中形成的相互敵對的觀念，導致雙方在互應機制下建構相互為敵的身份。政治伊斯蘭崛起不僅對美國在中東的霸權形成現實威脅，還作為一種反西方的意識形態，對美國帶來挑戰。美國學者伊莉莎白·赫德認為，“與其說政治伊斯蘭是對現代性的反動或回歸傳統，不如說它是一種現代政治話語，它挑戰、甚至顛覆了西方世俗主義中固有的關于宗教與政治的基本認識”。然而，美國并未探究政治伊斯蘭崛起的原因，從自身角度審視政治伊斯蘭反美主義產生的原因，而將其化約為一種反動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將西方與政治伊斯蘭的沖突歸結為文明的沖突。西方根據其世俗化的歷史經驗，對以宗教之名參與政治的政治伊斯蘭形成“保守、落后、激進”的刻板印象，在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催化下，“伊斯蘭威脅論”和“伊斯蘭恐懼癥”在西方蔓延。美國學者帕維茲將伊斯蘭恐懼癥的根源歸結為西方對伊斯蘭教的一些錯誤認識，例如，西方普遍認為，伊斯蘭教是僵化的、無法與時俱進的宗教;伊斯蘭教與其他宗教沒有共同價值觀;伊斯蘭教是落后于西方的野蠻、過時和非理性的宗教;伊斯蘭支持恐怖主義，是一種崇尚暴力的政治意識形態。“文明沖突論”體現了西方對伊斯蘭文明的誤解，是西方對伊斯蘭仇恨的歷史回聲。“文明沖突論”不僅沒有找到雙方沖突的根源，反而將加深雙方的敵意。因此，美國與政治伊斯蘭沖突的實質是利益沖突，文明沖突只是其表象。將利益沖突歪曲為文明沖突，不僅無助于雙方關系的改善，還將使雙方敵對的共有觀念不斷強化，導致更激烈的沖突。

　　冷戰結束后，美國開始尋找新的假想敵，在某種先驗的觀念驅使下，將政治伊斯蘭定位為敵人。政治伊斯蘭則在互動機制和身份構建機制的驅動下，在美國與伊斯蘭為敵的語境下，自然而然地成為美國的敵人。美國學者穆罕默德·尼莫爾指出，伊斯蘭恐懼癥和反美主義互為因果，彼此強化，成為惡性循環。如果雙方均不摒棄這一先驗的邏輯，通過改變自身立場和政策，致力于構建和諧的共有觀念，雙方的關系將不斷惡化，使二者之間的沖突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五、美國與政治伊斯蘭關系的走向

　　阿拉伯世界劇變后，政治伊斯蘭在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國崛起，美國一向擔憂的中東民主化的結果成為現實。與1991年阿爾及利亞選舉和2006年巴勒斯坦選舉不同，政治伊斯蘭的這一波崛起并非是局限于一國的孤立事件，穆兄會在中東核心國家埃及的崛起更是一個影響深遠的歷史性事件，這無疑為美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政治伊斯蘭也同樣面臨挑戰，上臺執政后，政治伊斯蘭首先面臨的是經濟發展問題，這要求其必須處理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系。

　　然而，經過一年多的執政實踐，政治伊斯蘭沒有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參與政治生活并未使其溫和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它無法化解與現代性之間的沖突。在經濟治理方面，它無法提出有效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應對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挑戰。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伊斯蘭政黨在對待伊斯蘭化議程、與世俗政治力量的關系等問題上，采取了較為務實、靈活的政策。埃及穆兄會則仍固守其以伊斯蘭化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并未隨著融入政治生活溫和化。穆爾西擔任總統后，不斷以威權手段擴大權力，推行伊斯蘭化議程，在經濟治理方面無所作為。在其上臺一周年之際，埃及爆發大規模示威游行，要求穆爾西下臺。2013年7月3日，埃及軍方以民粹主義的手段“響應人民呼聲”，將穆爾西罷黜。8月14日，埃及軍政府對穆爾西支持者的抗議活動場所發動“清場”行動，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穆兄會逾千名成員被逮捕，該組織面臨被軍政府取締、再次轉入地下活動的命運。

　　對于政治伊斯蘭的此番起落，美國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政策。劇變后，美國開始重新認識政治伊斯蘭，調整對政治伊斯蘭溫和派的政策，接受其崛起的現實，開始與其接觸和對話。2011年2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詹姆斯·克拉珀在國會作證說，“穆兄會基本上是世俗的”。這是美國官員首次公開對穆兄會給予“正面”評價。2011年4月，美國政治伊斯蘭問題專家內森·布朗在眾議院作證，介紹穆兄會情況。布朗對穆兄會給予積極評價，他指出，“我認為穆兄會基本上沒有什么‘隱藏的議程’。”“在大多數國家，穆兄會已經接受了民主。事實上，它從未從原則上反對民主。”2011年6月30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表示，美國將啟動與穆兄會“正式、直接、無限制”的對話。美國駐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及其他外交官與穆兄會及其自由與正義黨高層頻繁接觸，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副國務卿伯恩斯、國防部長帕內塔、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克里、前總統卡特等政要與穆兄會及其自由與正義黨領導人進行了1O余次公開會談。穆兄會上臺后，美國多次承諾對埃軍事和經濟援助保持不變。為支持穆爾西政府，幫助其克服經濟困難，美國設立“埃及企業基金”，用以支持埃及中小企業發展。2013年3月，美國國務卿克里訪問埃及時，宣布該基金首筆6000萬美元援助款將到位。同時，美國積極推動埃及政府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間的談判，以使埃及盡快獲得48億美元的緊急貸款。美國還與穆爾西政府在中東事務上展開合作。2012年11月，加沙爆發軍事沖突，在美埃兩國政府共同斡旋下，以色列與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

　　埃及軍方罷黜民選總統穆爾西后，盡管麥凱恩等多名議員主張將軍方此舉定性為政變，但美國政府一直避免使用“政變”一詞，以免被迫暫停對埃軍事援助，損害與埃及軍方的關系。為顯示其平衡的立場，美國副國務卿伯恩斯訪埃，要求軍方盡快開啟包容性的政治過渡進程。美國政府與穆兄會保持聯系，并要求軍方釋放穆爾西，盡快開啟政治過渡進程。埃及軍方實施“清場”行動后，美國對該事件的反應僅為取消兩國聯合軍事演習，推遲一批戰斗機的交貨期。雖然，克里和奧巴馬分別發表聲明，譴責暴力行為，但同時也批評了穆爾西，美國的模糊立場遭到埃及沖突雙方的批評。這說明美國雖曾支持穆爾西政府，但埃及軍方是保障美國在中東政治和安全利益的盟友。因此，美國默許了軍方的行動。美國避免在埃及沖突雙方之間“選邊”，說明其影響中東事務的意愿和能力下降，中東政治按照其內部力量的消長進行邏輯演變。

　　經歷30余年的對立后，美國與政治伊斯蘭的關系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美國對中東事務影響力下降的背景下，政治伊斯蘭的此番起落使美國陷入支持民主和維護安全的兩難境地。一方面，美國放棄了對政治伊斯蘭的僵化政策，對政治伊斯蘭溫和派與激進派采取不同政策，在繼續打擊激進派的同時，務實地與溫和派合作。另一方面，從安全利益考慮，美國以實用主義應對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內部世俗力量與政治伊斯蘭的博弈，對宗教與世俗兩種意識形態和政治力量的消長，采取無為而治的態度。隨著身份的改變，執政的政治伊斯蘭不得不放棄激進的反美主義，但美國默許埃及軍方對穆兄會的打壓，將加劇政治伊斯蘭對美國的不信任。雖然美國與政治伊斯蘭的意識形態分歧猶存，但意識形態和政權性質并不是決定美國與中東國家關系的主要因素。在中東地區，美國既有沙特這樣的“伊斯蘭盟友”，也有伊朗這樣的‘‘伊斯蘭敵手”。既有穆巴拉克時期的埃及這樣的“世俗盟友”，也有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這樣的“世俗敵手”。即使在伊斯蘭黨派中，也有科威特伊斯蘭憲政運動(ICM)這樣的親美派。因此，決定未來美國與政治伊斯蘭關系走向的是現實利益，以及彼此對對方采取的政策。

　　原載《國際政治研究》(季刊)2013年第3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