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稱俄國總統普京為希特勒，理由是普京以保護烏克蘭的克里米亞俄國僑民的安全為由，出兵克里米亞，這就不禁讓人想到二戰前希特勒以保護捷克斯洛伐克的蘇臺德區的德國人為由，最后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僅從這一行為上看，普京還真有點像希特勒。

　　其實，普京還有一點更像希特勒，那就是這兩個人物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英法美這樣的所謂的民主國家造就的，沒有這些民主國家的所作所為，恐怕這兩個人是登不上歷史舞臺的。

　　德國能出現希特勒這樣的怪胎，跟一戰后的《凡爾賽和約》有很大關系。正是過于苛刻的這個條約促進了希特勒這樣的煽動家的崛起。一戰后，作為戰敗國的德國，很多人頗為自信，認為他們按照協約國的要求，驅逐了皇室;殘酷鎮壓了斯巴達克團，其領導人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被殺害;建立了一個民主共和國政府——魏瑪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人比德國人更自由，沒有任何政府比德國政府更民主，至少紙面上是如此。另外，還有迷人的美國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德國人都以為他們會得到一個溫和的條約。

　　當德國人看到《凡爾賽和約》的條款后，備受打擊。據中國歷史學家吳于廑主編的《世界史》對此評價：“對戰敗國極為苛刻，其掠奪性駭人聽聞，因此，必然導致戰敗國與戰勝國之間矛盾的加劇。德國資產階級雖然被迫在條約上簽字畫押，但他們從未承認自己的失敗。隨著國力的恢復與增長，德國必然會從要求修改條約到不履行條約，直至撕毀條約。”

　　當時的德國總理謝德曼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并且聲稱：“誰在這個和約上簽字，就讓誰的手爛掉吧!”謝德曼為此辭職，由他的接替者完成的和約的簽署。

　　當時協約國的法國元帥福煦看到和約后曾說：“這不是和平，這只是二十年的休戰”，這位元帥一語中的，凡爾賽和約在1919年簽署，二十年的1939年，希特勒進攻波蘭，歐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了。只是我今天不清楚福煦當時說這話的意思是覺得和約條款太輕了，以至于不能真正的削弱德國，而在最終導致德國的反撲。還是覺得條款太嚴苛了，激怒了德國人，以至于德國人一有力量和機會就會報復。

　　英國的丘吉爾在二戰前曾經說過：“如果一戰中英國戰敗，我就要當英國的希特勒。”

　　德國對凡爾賽和約的態度是我執行它，就是為了證明它是不可執行的。經過了一些執行危機后，連協約國都不打算認真執行它了。

　　正是《凡爾賽和約》所激發的德國人的復仇情緒，注定德國以后會出現一個領著德國打破凡爾賽和約的枷鎖，向英法進行反擊的人，只不過這個人不幸是希特勒。除此之外，希特勒在利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夾帶了大量的私貨，比如反猶，極權等等。德國出現希特勒，有很多原因，但是英美法這些民主國家主持的巴黎和會搞出的凡爾賽和約，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這一點而言，普京同樣是這些冷戰的“戰勝國”，這些民主國家的所作所為造就的。前蘇聯以自殘解體的方式宣告歐美打贏了冷戰。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繼承了前蘇聯的多數遺產，按照西方的建議搞休克療法，結果搞得俄羅斯經濟一片哀鴻。當時的《金融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站的負責人在她的一本書《世紀大拍賣》中描述當時的情景：“在蘇聯時代，這個國家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設施發展并不充分，但是還可以持續運轉，現在卻正在崩潰。教師和醫生因連續數月而領不到工資而自發罷工，導致學校和醫院經常關門;斷電、斷水成了家常便飯，甚至在一些軍事戰略要地，例如核潛艇基地，以及人命關天的地方，如手術室，也發生這種現象。1994年，俄羅斯的男性人均壽命降到了58歲，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只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好一點。”同時，這本書還描寫了新俄羅斯的新的極少數的超級富豪們的奢侈荒淫的生活，作者在書中說：“他們的財富并不是來自于新技術、更有效率的服務或者是生產率更高的企業，相反，這些財富來自于對崩潰中的國家的掠奪。”這些現象怕是出乎當初跟著自由派們推翻蘇聯的普通民眾的意料的，他們可能接受宣傳，以為推翻專制，建立民主體制后就會馬上好，結果是馬上糟，后來情況有所好轉，也是在一個被西方稱為“獨裁者”普京領導下，在西方和西奴稱為民主倒退的情況下實現的。應該說，即使俄羅斯出現這個情況，我們中國的民主人士的民主幼稚病好像一點也沒有減輕。另外要說明的一點是，《世紀大拍賣》的作者可不是一個左翼人士，一個左翼人士恐怕也不會成為《金融時報》的一個地區負責人。書中她也竭力為葉利欽等人以及出現的可怕社會圖景做辯護，然而，我也能感受到作者的良知和自己意識形態之間的微妙沖突。

　　蘇聯解體后，有兩個流傳于前蘇聯地區的笑話值得一說，一個說：馬克思告訴我們的關于共產主義的話都說錯了，但事實證明，他關于資本主義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另一個笑話說：蘇聯解體后，前蘇聯地區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總統，大總統下面有小總統，大大小小的總統都成堆了。

　　葉利欽是什么人?和前一段時間中國昆明血案后網絡紅人羅永浩批判西方一些媒體時自嘲的稱自己為老牌西奴一樣，葉利欽也是一個老牌西奴。按照葉利欽的想法，搞垮了蘇聯，給俄羅斯人帶來了民主，又按照西方的建議搞了休克療法，現在處于困難中，西方怎么也得伸出援手吧，因為現在我們是一伙的，西方應該把自己當做伙伴了。可是現實打破了俄羅斯自由派幼稚的美夢，西方不但不伸出援手，反而極力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還是把俄羅斯當做了敵人來削弱它。葉利欽和他的小伙伴們都驚呆了，可是俄羅斯已經被他們的“民主”整的奄奄一息，根本無還手之力了。葉利欽執政的俄羅斯的歷史，其實就是被西方反復羞辱的歷史，葉利欽也只能說些大話，發發狠而已，毫無實際辦法。正是因為這種內外交迫的情況，普京應運而生，首先對內他結束了混亂的局面，俄羅斯像一個正常的國家一樣能運轉了，其次是重整了經濟實力和軍事力量，打擊了俄羅斯的寡頭西奴們。對外開始以強硬的姿態回擊西方對俄羅斯的壓迫。正因為如此，普京被西方及西奴們稱為獨裁者就可想而知了，盡管普京的的確確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的國家領導。

　　普京在2008年在格魯吉亞動用軍事力量，讓我們感到比較突然，因為在長期韜光養晦的教育下，我們對于反擊西方已經不能想象了。有了這個事件在先，今天普京出兵烏克蘭，還是出乎我們很多人的意料，顯示了普京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普京不是希特勒，他沒有希特勒那么多的“思想”和私貨，但是他同樣是被那些發達民主國家所塑造的，可以說，沒有西方的狂妄自大，就不會有希特勒和普京的產生。

　　另外說點題外話。當年的凡爾賽和約不僅影響了德國的命運，它同樣不經意間影響了中國的命運。如果說，凡爾賽和約大大傷害了德國人的自尊。那么，還有一個國家的自尊被傷害的更厲害，這個國家就是“戰勝國”中國。中國頭頂一個戰勝國的帽子，卻無法收回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而是把這個權益交給了另一個戰勝國日本。這種羞辱比德國人更甚。在巴黎和會召開前，中國人把列強重新瓜分殖民地，搶奪各自利益而發動的一戰稱之為“公理戰勝強權”，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的智商跟今天的中國公知完全有一拼，而且像德國人一樣，中國的知識分子被威爾遜十四條唬的神魂顛倒，可是結果大大出乎人們的意料，五四運動爆發了。而正是這場巴黎和會，讓一部分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對西方失望透頂，進而選擇了馬克思主義，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幾十年后，共產黨奪取了中國的政權。

　　正如金沖及老先生在《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中所言：一場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的沖刷，可以使大群大群的人們短時間內在思想上發生劇烈而巨大的變動。這種成千上萬人的思想大變動，在一般情況下往往多少年也難以達到，也不是幾個刊物或幾次講話的影響所能相比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開始的愛國運動，便是這樣的一場群眾運動。

　　五四運動后，瞿秋白說：帝國主義壓迫的切骨的痛苦，觸醒了空泛的民主主義的噩夢。

　　西方思想家馬基雅維利說過：不要羞辱你的對手，除非你能夠確信并且愿意消滅他，否則，你就會輕易的樹敵。其實我有點搞不清楚，西方民主國家如此熱衷于用羞辱“制造敵人”，是因為他們夠蠢，還是因為他們的確需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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