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本來是中東的香格里拉，是一座紀念阿拉伯企業和西方資本主義完美結合的耀眼豐碑。但是，隨著經濟危機降臨這座平平沙漠崛地起的城市，一個并不動人反而丑陋的故事就浮現出來了。

圖一：身穿清一水藍色工作服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迪拜一座新塔樓的高層部分，背后是獨樹一幟的阿拉伯塔酒店。（圖片資料：格蒂圖片庫）

穆罕默德王儲這位對迪拜有至上權力的統治者的龐大笑臉正喜氣洋洋地俯視他自己的創作。迪拜幾乎一半的建筑物上都能看到懸掛著的穆罕默德王儲的身影，他就夾雜在更為人熟知的企業標識麥當勞叔叔和肯德基的桑德斯上校當中。正是這個人將迪拜打造成《一千零一夜》中迷人的阿拉伯城市，沙塵風暴肆虐的中東地區的香格里拉，并把這個形象賣給了世界。他的影像充斥著迪拜那猶如曼哈頓般的城市景觀，他的笑臉彌漫在一排排的玻璃金字塔和猶如金幣摞出來的酒店上空。那不是，他屹立在世界最高建筑上，這個建筑看上去象一個瘦長的金屬釘，比人類有史以來的其它建筑物都更深遠地戳向天空。

不過穆罕默德王儲的笑意已經受到干擾。迪拜城市景觀中無處不在的起重機已經暫停下來，仿佛時光凝固了似的。無數尚未完工的建筑好像已經被棄置一旁。在最講排場的新建筑中——比如龐大的亞特蘭蒂斯酒店，一個耗資15億美元，1000天內竣工，修建在一個該酒店專屬的人工島上的巨大的粉紅色城堡——雨水正從天花板上滲漏下來，屋頂的瓷磚也在脫落。這個永無鄉般的夢幻島修建在一無所有之上，現在裂紋開始顯現。突然之間，它看上去不那么象艷陽下的曼哈頓，而更象沙漠中的冰島。

一旦建設狂潮偃旗息鼓，投資旋風放緩，迪拜不為人知的秘密就慢慢顯現出來了。這是一個在短短幾十年的瘋狂歲月中，依靠信貸、生態滅絕、壓迫和奴役，在烏有之中建立起來的城市。迪拜是一個活生生的金屬寓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最后可能會崩潰，成為歷史塵埃。

一 成年人的迪斯尼樂園

卡倫·安德魯斯話不成言。每一次她要講述自己的故事，她的頭都會低垂下去，整個人委靡成一團。她是個苗條纖瘦的女人，盡管衣服象她的額頭一樣滿是皺褶，我還是能依稀感到她曾有的富裕生活的余暉。我是在迪拜最頂級的一個國際酒店的停車場發現她的，她就住在自己停放在那里的陸虎車里。由于好心的孟加拉籍停車場服務員無法狠心將她趕出去，她得以在這里棲身數月。這可不是她想象的迪拜夢的終結之地。

她的故事講得結結巴巴，說了 4個多小時。她曾有的那種幽默和熱情的語氣時不時還會流露出來。卡倫來自加拿大，她的丈夫得到了一個著名的國際公司的高級職位。“當他說去迪拜時，我說，寶貝，如果你要我穿黑衣，戒煙酒，你可找錯了女孩。但他要求我給迪拜一個機會。何況我也愛他。 ”

當她2005年踏足迪拜時，她先前所有的擔心都煙消云散了。“迪拜是一個成人的迪斯尼樂園，而穆罕默德王儲就是那只米奇老鼠，” 卡倫這樣說道。“生活在這里真是太棒了。你有這些令人艷羨的大公寓，你有一整隊為你服務的工人，你根本無需繳稅。好像每個人都是個行政總裁似的。我們一年到頭地參加各種聚會。”

卡倫的丈夫丹尼爾買了兩個房產。“我們沉醉于迪拜。”她說。不過，丹尼爾卻前所未有地表現出對他們財務的管理不善。“我們談論的并不是什么巨額數字，但他卻理不出個頭緒。這太不像丹尼爾了，我對此很吃驚。我們也背負了一小筆債務。” 一年后，她發現了原因：丹尼爾被確診為腦瘤。

一個醫生告訴他他還能活一年。另一個說這個腦瘤是良性的，他會沒事的。不妙的是他們的債務越來越多，“來迪拜之前，我對迪拜的法律一無所知。我以為，既然這些大公司都來這里發展，迪拜的法律肯定和加拿大的或任何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法律差不多，”卡倫說。沒有人告訴她，迪拜沒有破產的概念。如果一個人債務在身而無力償還，就得去坐牢。

“當我們意識到這一點，我讓丹尼爾坐下，并對他說，聽著，我們得離開這里。丹尼爾知道如果他辭職，他肯定會得到一筆離職費，因此，我們對自己說，就這樣吧，我們拿到一筆離職費，還清債務，然后全身而退”。就這樣，丹尼爾辭職了，但他所獲的離職費比他的合同上所說的要少。債務卻依然存在。在迪拜，你一旦辭職，你的雇主必須通知你的銀行。如果此時你有任何未付的債務，其數額超過你的賬面儲蓄額的話，你所有的帳戶都會被凍結，你也被禁止離開迪拜。

“突然之間，我們不能再使用銀行卡。我們一無所有了。我們被從我們的公寓趕出來。”卡倫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講述接下來發生了什么事情，她一直在發抖。

就在他們被驅出住所的那天，丹尼爾被捕并被帶走。6天之后，卡倫才又能與丹尼爾說話，“他告訴我，他和另外一個負債人被關在一個牢房里，那是一個只有27歲的斯里蘭卡小伙子，這個小伙子說他無法面對他給家人帶來的恥辱。當第二天丹尼爾醒來后，那個男孩已經吞下剃刀刀片。丹尼爾大力撞門尋求幫助，但沒有人來，這個男孩就死在他前面。”

有幾個星期，卡倫試圖向她的朋友們求助，“求助他人真是太屈辱了。我從來沒有活到這個地步。我以前在時尚業工作，有自己的數家商店。我何止于此... ” 她的聲音逐漸低不可聞。

丹尼爾被判6個月的監禁。丹尼爾根本聽不懂那個審判，審判只用阿拉伯語進行，也沒有翻譯。“我現在滯留在這里也是非法的，”卡倫說，“我沒有錢，什么都沒有。無論如何，我必須這樣堅持9個月，直到他出獄。” 卡倫的目光從我身上游離開，她問我能否給她買一頓飯，向人乞食的窘迫幾乎讓她動彈不得。

卡倫的遭遇并非個案。整個迪拜，有大量破產的外籍人士偷偷地藏身于沙丘、機場或他們的汽車里。

“關于迪拜你必須了解是——什么都和它們看上去不一樣。”卡倫最后這么說，“沒有任何事情象它的表面那樣。這不是一個城市，這是一個充滿欺詐的地方。為了引誘你來這里，他們告訴你這是一個現代化的地方，但在表面之下，則是中世紀的獨裁統治。”

二 風滾草

30年前，幾乎所有的當代迪拜都還是一片沙漠，只有仙人掌、風滾草和蝎子在這里存活。不過在由金屬和玻璃構成的迪拜市中心的地下，掩埋著那個老鎮子的痕跡。在迪拜博物館這個沙石堆建的堡壘里，講述了一個潔本的迪拜發跡史。

十八世紀中葉，這個波斯灣低地建立了一個小村莊，村民靠在海邊潛水找尋珍珠為生。很快，希望能發財的人從波斯，印度次大陸，和其他阿拉伯國家蜂擁而至，這里人口激增，形成城市規模。外來人用當地的一種到處肆虐的蝗蟲（daba）命名此地。這個城鎮很快就被大英帝國的槍炮所征服，英國對該地的鐵腕統治一直持續到了1971年。英國撒手之后，迪拜決定與周邊六個小邦聯合，成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

英國撤走了，迪拜也疲敝不堪，就在此時，石油被發現了。王儲們突然掌握了石油，卻發現自己進退維谷。他們大多是不識字的游牧民，世代與戈壁駱駝打交道，現在有了這么一大桶金，該怎么辦呢？

與鄰近的同屬阿聯酋的阿布扎比相比，迪拜的石油儲量并不豐厚。因此，馬克圖姆王儲決定用財政收入把迪拜建成一個可持續的地方。以色列曾夸耀自己能使沙漠長滿鮮花。馬克圖姆王儲決意使沙漠繁榮昌盛。他想建立一個以旅游和金融服務為中心的城市，吸納世界各地的的資金和人才。他以免稅的方式歡迎各地人士來此。果然，數百萬人接踵而至，數量遠遠超過了當地居民，本地人現在僅占迪拜人口的百分之五。在僅僅30多年的時間里，一個完整、齊備而且還在擴張的城市似乎由天而降。迪拜用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從18世紀到21世紀的飛速轉變。

如果你隨團坐大巴游覽迪拜——這是所有大城市走馬觀花旅游方式的必由之路——你聽到的都是官方宣傳式的套話。“迪拜的座右銘是‘開放門戶，開放思想’，”導游用間歇般不流暢的語調向你講到，然后就把你帶到市場購買駱駝造型的茶壺保溫套。“在這里，您隨便，買布料。”他補充道。當你路過一個個新的旁大建設時，他的旁白是： “世界貿易中心是由王儲修建的... ”

但是，這是一個謊言。王儲沒有建立這個城市。迪拜是由奴隸建的。過去是，現在仍是。

三隱藏在日常視線之中

迪拜有三種人，彼此互不相擾。這三種人是象卡倫那樣的外國人士，還有由穆罕默德王儲領導的阿聯酋人，以及建造這個城市并被困在此處的貧苦的外國勞工。這些外國勞工就隱藏在人們的日常視線之中。他們無處不在，穿著滿是塵土的藍色工作服，被監工頭大聲呵斥著，就象一隊被拴在一起的犯人，不過，你被訓練得不去看他們。就像那句經典話語：是王儲建立了迪拜。都說是王儲建造的迪拜。工人在哪呢？那是些什么樣的工人呢？

每天晚上，成千上萬年青的迪拜建設者們被大巴從他們的建筑工地拉到一片離城有1小時路程的混凝土澆鑄的廣闊荒地，在這里他們被與世隔離。直到幾年前，他們都是被運牛的卡車運來運去，但住在迪拜的外國人抱怨這種運輸方式有礙觀瞻，所以現在用比牛車小些的金屬大巴來回運送這些建筑工人，這種車在沙漠的高溫下就象溫室一般聚熱。置身其中，他們的汗水出得就像被慢慢擠壓的海綿似的綿綿不絕。

圖二：工人們正在等巴士車

在索納布爾，有延綿數里、樣式單一的混凝土建筑群，這是一個由碎石拼搭出來的簡陋場所。在這個以印度語“黃金之城”為名的地方，有差不多30萬勞工聚集此處，茍且為生。我在第一個營地停了下來，那里的污穢與汗臭味簡直令人作嘔。看到我，人們聚攏過來，他們急于向任何聽眾傾訴他們的遭遇。

薩黑納·莫尼爾是一個24歲的精瘦小伙子，來自孟加拉三角洲地區。 “為了把你弄過來，他們把迪拜說成一個天堂。等你到了這兒，才知道這里是個地獄。”他這么說。四年前，一個招攬勞工的掮客來到薩黑納所在的位于孟加拉南部的一個小村子。他告訴這的村民，有一個地方只有朝九晚五干些建筑活兒，就可以每月賺4萬塔卡（合400英鎊）。這個地方提供一流的食宿條件，對待員工也友善。他們只要先支付22萬塔卡（合2300英鎊）工作簽證費，而這筆錢他們干上6個月的活就可以付清。就這樣，薩黑納賣了他們家的地，向當地高利貸者借了錢，動身前往這個天堂。

他一抵達迪拜機場，護照就被他的建筑公司沒收了。他再也沒有見過他的護照。這家建筑公司很干脆地告訴他，從現在起，他要在沙漠高溫中每天工作14個小時。夏天這里的溫度高達55攝氏度，這是西方游客被建議不要在外面逗留超過5分鐘的溫度。而且，他每個月只能掙500迪拉姆（合90英鎊），不到當初許諾他的四分之一。如果你不想干，公司就讓你卷鋪蓋走人 “但是我怎么回家呢？你拿著我的護照，再說我也沒錢買機票。 ”他試圖爭辯。“這樣的話，那你最好去干活。”公司這么回答。

薩黑納陷入恐慌。他在孟加拉的家人們——他的兒子、女兒、妻子和父母——還等著他的錢呢，他們為了一家的頂梁柱終于能出國掙錢了而歡欣鼓舞。但是他必須工作兩年多才能把為來這里所欠的債還清，而這些血汗錢比他在孟加拉掙的還少。

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房間。這里狹小簇擁，屋頂是水泥板，床是三層的上中下鋪。他和另外11個男人住在這里。他所有的物品就堆到他的鋪上：三件襯衫，一條供換洗的長褲和一個手機。房間里臭烘烘的，因為設在營地角落里的廁所就是在地上挖個坑，那里充斥著糞便，蒼蠅云集。這里沒有空調或風扇，所以酷熱是“無法忍受的，你睡不著覺。你整晚都在出汗，抓撓個不停。” 在盛夏，人們睡在地板，屋頂，睡在任何他們企望能有片刻微風的地方。

送到營地的水裝在巨大的白色容器里，這些水沒有被充分淡化，喝起來有咸味。“這的水讓我們身體不適，但除此之外，我們沒有別的飲用水。”他說。

這的工作“最不是人干的，”他說 “你要在所能想像的最難堪的酷熱中，運送五十公斤重的磚石和水泥塊...這種熱不像任何其他的熱，你的汗出得太多了，多得你整天甚至數周都無法排尿，這就像你所有的液體都從你的皮膚流走了。你開始神志恍惚，變得病殃殃的，可是除了下午的一個鐘頭外，你都不能停下來。你很清楚，如果你掉了什么東西或者不慎滑倒，你可能就一命嗚呼了。如果你請病假，你工資就會被扣，那你被困在這里的時間就會更長。”

他現在正在一個鮮光閃亮的新大樓的67層忙活著，他在逐層往上建這個大樓，向高空挺進，也在與酷熱抗衡。在迪拜的四年里，除了他修建的樓層外，他從沒有看過享有旅游聲譽的迪拜。

他對此生氣不生氣？對這個問題他沉默了許久。“在這里，沒有人表露他們的憤怒。你不能表露憤怒。否則你會被關很長時間的監獄，然后被驅逐出境。”去年，一些工人4個月沒有得到工資，于是他們罷工了。迪拜的警察用刀片刺網包圍了他們的營地，然后用水炮把這些人沖了出來接著去干活。

我問了另外一個問題：薩黑納你后不后悔來這里？“我們怎么能想這個問題？我們被困在這里。如果我們開始有悔意... ”他的話沒了下文。終于，另一個工人打破沉默，補充到： “我想念我的國家，我的家人和我的土地。我們在孟加拉可以種糧食。在這里，什么都不種。只要石油和建筑。”

他們說，由于經濟衰退的沖擊，幾十個宿營地的電力已經被切斷，工人們也已經幾個月沒有得到工錢了。他們的公司連同他們的護照和薪酬都已沒了蹤影。“我們已經被剝奪了一切。即使我們回到了孟加拉，高利貸者也會要求我們立即償還貸款，如果我們還不了，就會被送進監獄。 ”

我在這的所見所聞都是不合法的。雇主應該按時支付工錢，不應該拿走別人的護照，在高溫時應該讓人休息，但我所遇到的勞工都說這是沒有的事兒，沒有人合法地對待過他們。這些人被迪拜各種權利機關合謀誘騙而來，并困陷淹留至此。

薩黑納很可能葬身迪拜。一個曾在迪拜從事過建筑工程的英國人告訴我：“宿營地和施工工地的自殺事件很多，但都不以自殺上報。這些事件被稱為‘意外事故’。”即使人已經死了，他們的家庭還是脫離不了干系：他們得接著還債。一個來自人權觀察的研究表明，死于熱衰竭、工作過度和自殺的“實際情況被掩蓋了”。不過，印度領事館記錄在案的印度公民光2005年一年就有971人死亡。這個數字泄露出去之后，該領事館被告知停止此類統計。

黃昏已至的傍晚時分，我和薩黑納及他的室友們圍坐在他們的營地，他們七拼八湊地合買了一瓶廉價白酒，然后人人痛飲一口。“這酒真能麻醉人”，喉嚨被酒灼燒著的薩黑納對我這么說。遠處，那些他參與修建的迪拜的摩天樓群燈火閃爍，若隱若現。

四 冷冰冰的購物廣場

離開勞工們的宿營地，我來到了迪拜幾乎條條街道都屹立著的氣派的大理石鋪就的購物廣場，只覺得自己手足無措、頭暈目眩。迪拜是這么的熱，根本沒必要修建人行道。人們都聚集在這些消費主義的殿堂里，享受那里舒服的空調。我辭別薩黑納，搭了不到10分鐘的出租車，就已置身于哈維·尼科爾斯這家購物廣場。一個百無聊賴的銷售小姐向我展示著一件價值2萬英鎊的塔夫綢禮服。“您能看出來，這是斜裁樣式... ” 她說著，我則停下了筆記。

在迪拜的購物廣場里，時間似乎停滯不前。這里燈火如晝，地面同樣亮堂生輝，令人不知今夕何夕。這里售賣的品牌和我自己國家里賣的一模一樣。在這些購物廣場，迪拜只是它的發音：定買。在那些最奢華的購物廣場里，我總是孑然一人，不見其他顧客。商店都空空蕩蕩，悄然無息。如果我正式采訪，店員們都會說生意一切如常。但在私下閑聊時，他們則個個恐慌失措。在一家帽子店里，精美的帽子每頂售價1000英鎊。“去年，我們可是供不應求。再看看現在吧，”一個帽子設計師對我抱怨。她的手臂揮向空無一物的展示場地。

我與一個正在這里閑蕩的17歲的荷蘭姑娘攀談，她身著超短褲，對周遭男人們垂涎三尺的灼人目光毫不在意。“我喜歡這里！”她說。“這的炎熱，這的購物廣場，這的海灘！”這里是一個奴隸社會，這一點有沒有讓你不安呢？她垂下了她的頭，就像薩黑納那樣。雖然才17歲，她已經學會了避而不見，裝聾作啞。她覺得那些太超越她的承受范圍了。

在購物廣場與購物廣場之間，除了用于連接它們的柏油路以外，再沒有其他可觀之物。每條路都有至少四個車道。迪拜就象星羅棋布著各種購物中心的高速公路。除非你有自殺的念頭，才會想出去走走。住在迪拜的人都以車當步，自駕車或坐出租車，流連于各個購物廣場。

當地的阿聯酋人，對于充滿外國人的迪拜，是怎么看得呢？本地的迪拜人男人都身著精良的白色長袍，女人則一襲黑衣遮得嚴嚴密密。當我看到他們在我身邊逡巡時，我無法象看到外國人和被奴役的勞工那樣，直接走上去向他們詢問。如果那樣做的話，女人都面無表情，對你視若不見，男人則因你的突兀之舉而面露不快之意，他們只會摔給你一句迪拜“挺好的”。無奈之下，我瀏覽了阿聯酋人的博客，聯系到了一些言談話語堪稱當地典型的年輕的阿聯酋人。我們約好了見面——當然是在購物廣場，舍此之外，豈有它處？

23歲的艾哈邁德·艾爾阿塔爾很英俊，他蓄著精心修剪的整潔胡須，穿著合身的白色長袍，戴著矩形絲邊眼鏡。他說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語，沒幾句話功夫，我就知道他對倫敦、洛杉磯和巴黎的熟悉程度超過了大多數西方人。在一家星巴克連鎖店，他坐了下來，向我宣稱道：“對于年輕人來說，迪拜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們政府給我們支付教育費，可以一直付到我們取得博士學位。如果結婚，我們會免費得到一所房子。醫療也是免費的，如果你還不滿意，政府也可以送你出國。你都不用付電話費。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女傭，一個保姆，和一名司機。而且我們從不付什么稅。難道你不希望你是這的人？”

我想對這個十足完美的概括提出一些反對意見，但他俯身向前，對我說：“你得這么看，我的祖父每天醒來，得先搶到井邊打水。如果井干了，他們得用駱駝運水。他們總是缺食少水，拼命想找份工作。他一輩子都是個瘸子，因為那會他摔斷了腿，得不到任何醫療救治。看看我們現在的天壤之別吧！”

對于阿聯酋人來說，這是一個確有圣誕老人的國度，迪拜政府給自己的公民大把好處，同時靠別的途徑生財：把土地租賃給外國人，通過商業和機場費來隱形收取這些外國人的稅，此外還有尚未枯竭的石油。大多數阿聯酋人象艾哈邁德一樣，是為政府工作的。他們生活優厚，不受金融危機影響。“我還沒感到任何危機，我的朋友們也沒一個人有任何擔憂，”他說，“我們的工作是有保障的。只要你沒犯什么要緊的大錯，是不會被解雇的。”保障當地人就業的相關法律正在進一步完善，今后要解雇阿聯酋人會更難上加難。

當然，潮水般涌入的外籍人有時是“看著讓人生厭”，艾哈邁德坦言道。“但是，我們把這些外籍人看成我們發展所要付出的代價。如果不這樣，我們怎么能發展呢？我們可沒人想回到那漫天沙漠，人跡罕至的老日子。我們從一個類似非洲的貧窮國家一躍成為人均年收入12萬美元的富國，我們還有什么可抱怨的？”

圖三：工人們正在一建筑物邊上的工地里進行清理工作

他說沒有政治自由對他而言不是問題。“你很難找到不支持穆罕默德王儲的阿聯酋人。”是因為他們害怕嗎？“不是，是因為我們真心擁護他。他是一個出色的領袖。你看看就知道！” 他笑著說：“我敢肯定，我的生活和你的生活所差無幾。我們外出閑逛，都會來一杯咖啡，去電影院消磨時光。你可能在倫敦的一家必勝客或墨西哥風味烤雞店，與此同時，我就在迪拜同樣的連鎖店里消費”他邊說著，邊又叫了一杯拿鐵咖啡。

是否所有的迪拜人都這么想呢？在政治荒漠上一切真得那么美好嗎？在光鮮時尚的阿聯酋雙塔酒店，我見到了31歲的蘇爾坦·艾爾考什米。他為迪拜的媒體寫專欄，還是個私人藝術品收藏家，作為一個反官方的自由主義者，他提倡漸進的改革，并因此享有一定聲譽。他一身西式著裝：藍色牛仔褲和一件拉爾夫·勞倫的襯衫。他說話的語速奇快，立刻就如火如荼地陷入激烈的爭論中。

“迪拜人都變懶了，一群超重寶寶！”他大發感嘆。“我們這個搖籃式的國家為國民做的太多了。我們一點也沒有深謀遠慮！為什么沒有人去私營企業工作？為什么父母不能照看自己的孩子？ ”然而，當我試圖提到迪拜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時，他看上去很生氣 “你們應該認可我們，”他堅持著。“迪拜人是世界上最寬容的人。迪拜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國際都市。每個來這里的人都受到尊重。”

我話鋒稍頓，想著在索納布爾距此只有幾里之遙的龐大的勞工宿營地。他是否真的知道這些勞工的存在？他看起來很不耐煩，“你知道，如果一年有3、40起虐待工人的案子，這聽起來似乎很多，不過當你想到這有那么多人… ”3、40起？這種虐待事件層出不窮，是由制度造成的，我糾正到，我們談論的是數十萬人在受苦。

蘇爾坦出離憤怒了。他連珠炮般地說： “你不認為墨西哥人在紐約遭受非人待遇嗎？英國又用了多長時間才善待他人的？我可以去倫敦寫寫在牛津街上的無家可歸者，把你的城市描繪成一個可怕的地方！這的工人想走什么時候都可以走！任何一個印度人都可以說走就走，任何一個亞洲人都可以想去就去！ “

但他們走不了，我指正到。他們的護照被拿走了，他們的工資遲遲不發。“這個嘛，如果真的這樣，我覺得很不好，任何這么做的人都應該受懲罰。不過，他們的大使館應該幫助他們。”但是，為什么迪拜當局用暴力禁止工人用罷工的方式反抗冷酷無情的雇主？ “感謝真主，我們是不容許罷工的！”他大聲說。“罷工造成不便！他們走上街頭——我們是不許此類情況發生的。我們不會像法國那樣。要是一個國家的工人想停工就停工，那還得了？” 那么當工人屢遭欺騙，他們應該怎么做呢？“辭去工作，離開迪拜。”

我聞此長嘆。蘇爾坦開始滔滔不絕了“西方總是對我們橫加指責，”他說。突然間，他模仿著這些令人不快的批評者： “你們為什么不對動物好些？你們為什么沒有更好的洗發水廣告？你們為什么不改善勞工待遇？” 這恰恰顯示了在他心目中孰輕孰重：動物第一，洗發水其次，工人最末。他更加激動起來，在他的座位里來回扭動，他邊說邊用一根手指朝我點戳著，“我給我的工人發安全護目鏡和特質靴子，可他們不想用！這些會讓他們的工作速度減慢。”

然后，他微微一笑，推出了他以為堪稱殺手锏的論點。“每當我看到西方記者批評我們——你們沒有意識到你們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嗎？如果迪拜不行了，中東將更加危險。我們出口的并不是石油，而是希望。埃及、利比亞或伊朗的窮人長大了都會說，我想去迪拜。我們對中東地區非常重要。我們在展示如何成為一個現代的穆斯林國家。我們這里沒有任何原教旨主義者。歐洲人不應該為我們的沒落而幸災樂禍。你應該很擔心....你知道迪拜模式如果行不通會發生什么？迪拜將效仿伊朗的路線，走伊斯蘭主義的道路。”

蘇爾坦靠后坐了回去。我的言論顯然讓他不安，他用試圖和解、幾乎是懇求的聲音款款說道：“聽著，我的母親以前每天早上要去井邊打滿一桶水。她結婚那天，有人送了她一個橙子，因為她從沒吃過橙子。我的兩個兄弟尚在襁褓中就夭亡了，那時，醫療保健系統還沒有發展起來。不要對我們指手劃腳。”他目光炯炯，再次強調：“不要對我們橫加指責。”

五 鄧肯甜甜圈旁的持異見者

不過在占迪拜人口少數的當地人當中，也有另一種人，他們是一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試圖動搖王儲們凌駕一切、為所欲為的法律。在一家維京大型音樂零售店和鄧肯甜甜圈店傍邊，我身后傳來震耳欲聾的詹姆斯·布朗特的歌曲“你是美麗的”。在這里我見到了迪拜專政政權的頭號公敵。身著白色長袍，面部肌腱發達的穆罕默德·艾爾曼索瑞中氣十足地來了段開場白：“西方人來到迪拜，看到這里的購物廣場和摩天大樓，他們覺得這些就表明我們是自由的。但是，這些生意場，這些建筑物究竟是為誰而建的呢？迪拜是專制的。王室認為他們擁有這個國家，人民是他們的仆從。這里沒有自由。”

我們憑著嗅覺，找到了這個購物廣場里的唯一一家阿拉伯風味的餐廳。他說，在迪拜你什么都不能說，說了就可能有牢獄之災。穆罕默德·艾爾曼索瑞在迪拜出生，他的父親是一個漁民，他從父親那里學會了一個永恒經驗：永遠不要隨大流，用自己的大腦想問題。在迪拜翻天覆地的發展大潮中，穆罕默德經培訓成為一名律師。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他榮升為法學家協會的會長，這個組織成立的宗旨是為了促使迪拜的法律與國際上的人權法案接軌。

接下來，穆罕默德就猛然戳到了穆罕默德王儲所能容忍的底線。穆罕默德對于自己的祖國是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這一事實感到震驚，他對人權觀察和英國廣播公司袒露實情。“秘密警察開始找我的麻煩，他們讓我閉上嘴，否則我就會丟掉工作，我的孩子們也會失業，”他說。“但我怎么能保持沉默？”

他的律師執照被吊銷，護照被沒收——他成了另一個被囚禁在迪拜的人。“我已經上了黑名單，我的孩子也沒能幸免。報紙都不準提到我。 ”

為什么迪拜這么熱衷于捍衛這種奴役制度？他提供了一個并非驚心動魄的解釋。“大部分公司都歸政府所有，所以他們反對保障人權的法案，因為這樣做將減少他們的利潤。工人是奴隸，這才對他們有利。 ”

迪拜上一次遭遇經濟不景氣時，曾有過關于民主的抗爭，但被王儲們的武力所鎮壓。在30年代，城市的商人們聯合起來反對當時的至高權力統治者賽德·本·馬克圖·艾爾馬克圖王儲，他們要求掌握國家的財政權。這個做法只持續了短短數年，就被得到英國鼎力相助的王儲扼殺了。

現今情況又如何呢？穆罕默德親王把迪拜變成了一座借貸之都，一個完全建立在債務上的城市。迪拜的負債額占其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107%。如果不是石油豐富的鄰邦阿布扎比為其買單，迪拜的泡沫經濟早就破滅了。穆罕默德表示，迪拜經濟現狀將讓統治者進一步扼制自由。“現在阿布扎比有發言權了——他們可比迪拜更加保守、更多限制。迪拜的自由一日不如一日。”新的媒體法律已經起草出來，禁止新聞界報告任何可能“損害”迪拜或“其經濟”的負面新聞。是不是為了不讓迪拜的經濟看起來不景氣，各種報紙才紛紛贈送有關“令人鼓舞的經濟指標”的精美副刊？

迪拜人常常把伊斯蘭主義看成地平線某處可見的威脅，如果迪拜人的建議沒有被采納的話，伊斯蘭主義的威脅就肯定會加劇。現在，迪拜的所有阿訇都是由政府任命的，所有布道都被嚴格控制，以保持其立場是溫和的。但穆罕默德憂心忡忡地說：“我們這里現在沒有伊斯蘭主義，但我想，如果你控制人民，不給他們表示憤怒的渠道，伊斯蘭主義就會抬頭。任何時候都不讓開口的人民一旦行動，只能一發不可收拾。”

當天晚些時候，在另一個連鎖大企業前，我見到了另一個持不同政見者：阿聯酋大學政治學教授阿卜杜卡勒·阿卜杜拉。他憤怒的焦點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迪拜人身份的日益凋敝。他在迪拜人中很有名，是一個少見的，直言不諱表達迪拜人憤怒的領頭人物。他沉痛地說：“迪拜斷裂了。和我50年前出生的那個城市比，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城市。”

他看著周圍光潔的地面和走來走去的西方游客，說：“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哪怕在我們最荒誕不經的夢里，也是不曾出現過的。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我們能如此成功，成為時尚引領者，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效仿對象。迪拜人對自己的城市充滿了自豪，這完全無可厚非，然而... ”他搖著頭，“在我們心中，我們擔心我們建立了一個現代都市，但我們正把迪拜拱手讓給外國人。”

阿卜杜卡勒說，他這一輩的每個迪拜人都活在“心理創傷”里。他們的心分為兩半—— “驕傲與擔憂各占一半。”他話音剛落，一個微笑的女招待走了過來，問我們想喝些什么。他點了一個可樂。

六 迪拜的驕傲

在迪拜，的確有一群人由衷地贊嘆突如其來的自由和解放，不過他們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那群人：同性戀者。

在一家著名的國際大酒店的地下，我小心向下探著路，側身進入了大概是沙特阿拉伯半島唯一的一家同性戀俱樂部。我仿佛置身于身穿背心、滿是露著發達二頭肌的人組成的聯合國，他們配著凱莉的音樂跳著舞，吃著搖頭丸，一起尋歡作樂，就象在倫敦以夜總會聞名的索霍地區。“對于穆斯林世界的同性戀者來說，迪拜是最好的地方！”一個25歲，留著雞冠頭的迪拜男子這么說。他的手臂挽著他31歲的“丈夫”。“我們活著。我們能相遇。這可比大多數阿拉伯同性戀者都強。”

在迪拜，同性戀是非法的，可判10年監禁。但民間同性戀俱樂部的最新地點在網絡上流通，男人們蜂擁而至，似乎并不把警察放在心上。“他們可能會突襲某個俱樂部，但他們只會驅散我們，”其中一個說，“警察還有別的事要做。”

在每個大城市，同性戀者都能找到渠道以聯系其他的同性戀。但迪拜已成為該區域同性戀者的信息交換所，在這里他們可以活得相對安全。薩利赫是沙特阿拉伯軍隊里的一個士兵，他精精瘦瘦，來這里聽“酷玩”樂隊的音樂會。他告訴我，迪拜對同性戀者來說“太棒了”：“在沙特阿拉伯，年輕男人很難成為異性戀者。婦女都被藏了起來，所以每個人都有同性戀行為。但是，他們只想和15歲到21歲之間的男孩發生性關系。我27歲了，太老了。我要找到真正的同性戀，所以這是最好的地方。所有阿拉伯同性戀者都希望生活在迪拜。”

說完這些，薩利赫跳著舞穿過了舞池，迎向一個有著碩大二頭肌和滿面笑容的荷蘭男子。

七 生活方式

所有的旅游指南都稱迪拜為“大熔爐”，但是，我走遍迪拜的大街小巷，卻發現這里的不同民族就縮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變成一幅本民族的諷刺畫。一天晚上，我走在這個充滿鄉愁的城市的中心，購物廣場和務工者營地使我疲憊不已，于是我去了“雙層巴士“酒吧，這是住在迪拜的英國人的聚會場所。在入口處有個紅色電話亭和一些倫敦巴士站標志。木制的內部裝修，五顏六色閃爍的燈光和震耳欲聾的甜膩歌曲讓這里看起來像一個印度殖民地時期俱樂部和八十年代校園迪斯科舞廳的雜糅品，我進去的時候，一個穿短裙的女孩從里面跌了出來，摔了個仰面朝天。一個人戴著海盜帽的男子幫她站了起來，他的啤酒瓶滑落在地，發出爛醉者的傻笑。

我先跟兩個60多歲、因暴曬過度而看起來干巴巴的婦女聊了起來，她們從中午起就喝得有三分醉意。“你待在這里是為了這的生活方式，”她們說，她們讓我坐下，然后又點了些酒。所有的外國人都在談論迪拜的生活方式，但是當你問什么是迪拜的生活方式時，他們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安·沃珂試著總結了一下：“在這里，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找樂。在國內你從來不這樣做。在迪拜，你什么時候都在結識人，這可真棒！你有大把的空閑時間。你有女傭和其他勞工，所以你不用做那些雜事，你就參加聚會。”

她們在迪拜待了20多年，他們很樂意向我地解釋迪拜是怎么運作的。“我們這有等級制度，是不是？”安說。“最上面是阿聯酋人，然后要我說就是英國和其他西方人。然后我想是菲律賓人，因為他們比印度人多一點腦子。之后在最下面的就是印度人和所有的其他人”

不過，她們承認，他們“從沒有”和阿聯酋人說過話。從來沒有嗎？“沒有，他們不和別人摻和。”然而，迪拜也有讓她們失望的地方。朱利絲·泰勒告訴我：“如果你在這出了交通事故，那就倒大霉了。我們認識的一個英國婦女撞了一個印度家伙，她被關了四天！如果你的呼吸里查出有絲毫酒精，那么所有的錯都在你。這些印度人故意向車頭撞上去，這樣他們家里就能得到一大筆錢——你知道的，就是賠償費。但警察只找我們的不是。那個倒霉的女人。”

一個24歲，名為漢娜·寶潔的英國女子暫時離開舞池，來和我說話。“我喜歡陽光和海灘！到這里來真好！”她說。有什么不好嗎？“哦！有呀！”她說。啊！我暗松了口氣，她們中間可算有個人注意到了。“那些銀行！如果你想轉賬，必須發傳真給他們。你不能上網轉賬。”還有別的事嗎？她費勁地想了想。“這的交通不是很好。”

當我問這些在迪拜的英國人住在一個不民主的地區有什么感受時，他們的反應總是一樣的。他們先是看起來很困惑，然后就面露忿色。“這是阿拉伯的方式！”一個來自埃塞克斯的男孩高聲回答我，他一邊試圖把一對搞笑的鹿角戴在頭頂上，一邊往他躺在地上的、面部扭曲著的朋友的嘴里灌啤酒。

后來，在一個酒店的酒吧里，我和一個在化妝品業工作、和其他外國人格格不入的美國人聊了起來，她正急于擺脫這些人。她說：“所有這些人都是無法在自己的國家取得成就的人，他們窮途末路輾轉至此。一夜之間，他們就暴發了，被提升到他們力所不及的職位，他們到處炫耀自己有多了不起。我從沒在世界其他地方見過這么多占據高位的無能之輩。”她補充說：“這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有個給我工作的菲律賓女孩，她干著和歐洲女孩同樣的工作，卻只拿她們四分之一的工資。埋頭苦干的人所獲無幾，而這些不稱職的管理人員卻給自己開每月四萬英鎊的工資。”

除了這個美國人以外，有一個主題把所有我與之交談的外國人聯系在了一起：這就是他們很高興有人替他們做家務，在自己的國家這些家務會充斥他們的整個生活。每個人似乎都有一個女傭。這些女傭本來大多是菲律賓人，但隨著經濟衰退，菲律賓女傭被認為是太貴了，因此，一個勤快的埃塞俄比亞女傭成為最時尚的點綴。

一旦你雇了一個女傭，你就對她擁有絕對的權力，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你拿走她的護照——每個人都這么做，你決定什么時候付她工錢，什么時候她能休息——如果她能的話，你還決定她能和誰談話。她不會說阿拉伯語，她無法逃走。

在一家漢堡王餐廳，一名菲律賓女孩告訴我，在迪拜的購物廣場閑逛對她而言簡直是“可怕”，因為菲律賓女傭和保姆常常會從她們的雇主家偷偷溜出來向她求助。“她們對我說‘求求你了，我被當成犯人，他們不許我打電話回家，他們讓我一周七天所有醒著的時間里都要工作。’一開始，我會說——天呀！我得告訴領事館，你住在哪？可她們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地址，領事館也不感興趣。我現在回避她們。我一直在想著一個女人，她告訴我她在四年里沒有吃過任何水果。她們認為我有權力，因為我可以一個人到處走動，但我無能為力。”

迪拜唯一一個接待婦女的旅館——一個即將易手的骯臟的私人別墅——住滿了逃跑的女傭。梅拉·曼塔瑞是一個25歲的埃塞俄比亞婦女，掛著嘴角下垂哭似的笑，她講述了她的遭遇——幾千婦女有同樣的遭遇。一個職業機構許諾她一個沙漠里的天堂，于是她離開了家中四歲的女兒，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前往迪拜賺錢。“但他們只付給我他們承諾的一半。我被安置在一個澳大利亞人的家庭——有4個孩子——太太要我每天從早上6點感到第二天凌晨1點，沒有休息天。我很疲憊，求他們讓我休息，但他們只是對我連吼帶嚷：‘你到這里是來工作，不是來睡覺！’直到有一天，我實在動不了了。女主人打了我。她用她的拳頭打我，還踢我。我的耳朵現在還在作痛。他們不付我工資，他們說兩年期滿才付我錢。我能怎么辦？我在這舉目無親，我嚇壞了。”

有一天，梅拉又被打了，她跑到了街上，用蹩腳的英文問怎么能找到埃塞俄比亞領事館。她走了整整兩天，才找到埃塞俄比亞領事館，但被告之她得從女主人那拿回她的護照。“可是，我怎么能拿得回呢？”她問到。她在這個旅館已經住了六個月。她和她女兒通了兩次電話。“我失去了我的國家，我的女兒，我失去了一切！”她說。

她說這些的時候，我想起我在雙層巴士酒吧聽到的一句話。我問一個名叫赫敏·弗雷靈的英國女人迪拜最好的是什么。“噢，仆人們”她興奮之極，“你什么都不做。他們包攬所有的活！”

八 世界的盡頭

這個世界是空空蕩蕩的。它已被廢棄了，這些大陸還未完工。通過望遠鏡，我想我可以瞥見英國這個海風吹拂中的有王權節杖護佑的荒島。

在這里，迪拜的海岸線外，開發商重建了世界。他們建造了模擬世界各國和地區的人工島嶼。他們想把這些土地逐一賣掉，買主可在其上大興土木。有傳言說貝克·漢姆將競拍英國。但是，在附近沿海工作的人說幾個月來那些人工島嶼都無人光顧。“這個世界已經完了。”一個南非人如此倡言。

迪拜到處曾處于施工階段的各種瘋狂的項目現在正處于潰敗的境地。有人在迪拜修建了一個有空調的海灘，冷氣管鋪設在沙子下面，這樣顯貴們從放下浴巾到走到海里的過程中就不會灼傷腳趾。

那些在全球經濟衰退前剛剛竣工的項目看起來空空蕩蕩，破舊不堪。亞特蘭蒂斯酒店于去年冬天開張，開業慶典耗資2千萬美元，前來捧場的包括羅伯特·德尼羅，林賽·羅韓和莉莉·艾倫。亞特蘭蒂斯酒店坐落在自己專屬的人工島嶼上——島的形狀就像一棵棕櫚樹——這個酒店看上去像一個略有蛀齒的嘴里長出的一顆碩大的、向上挺立的牙齒。這是一個粉紅色的建筑，設有裝飾性的角樓——這是經莎莎·嘉寶重新構想出來的埃及法老時代的建筑。這個酒店的大堂有一個巨大的、由閃光球覆蓋的圓頂，8根巨大的混凝土澆鑄的棕櫚樹支撐其間。在大堂正中，有一個巨大的發光的玻璃造型，看起來就象曾經下榻亞特蘭蒂斯酒店的客人們的蜿蜒腸道。這里出人意外地在下雨：水是從屋頂漏下來的，瓷片磚瓦也在脫落不止。

一個南非來的公關小姐向我展示著這家酒店最讓客人夢寐以求的房間，她講解到，亞特蘭蒂斯酒店是“世界上最豪華的”。我們在一家以逝去的沉沒大陸，也就是亞特蘭蒂斯為主題的酒店里走著，經過一些出售標價2千5百萬英鎊的鉆戒的商店。這里有巨大的水箱，里面滿是鯊魚，來回游弋在模擬的廢墟和棄置的潛艇之間。亞特蘭蒂斯酒店有1500多間客房，每個房間都有海景。海王星套間包括三層樓——我一看到這個套間就倒吸了口氣——它正沖著一個巨大的、內有鯊魚游動的水箱。客人躺在床上，鯊魚就盯著你。在迪拜，你可以和魚共眠，并無難不死。

但即使是豪華酒店——讓人聯想到007影片中惡人的棲身之所——也在被摒棄。我在迪拜城里最典雅的海德公園酒店入住了數晚。這是時尚人士最喜歡的酒店，艾麗·麥克弗森和湯米·希爾菲格曾在這里下榻，這里華麗不凡，簡直堪稱宮殿。酒店里空空的。不管我什么時候來此就餐，我都是餐廳里唯一的客人。一名工作人員悄聲告訴我：“這里本來總是滿座，現在很少有人來。”在這里走動，只聽到自己的腳步聲，我感到自己象電影《閃靈》中的杰克·尼科爾森，一個被遺棄的鬼屋里的最后一人。

迪拜最有名的酒店——迪拜引以為驕傲的標志建筑——是阿拉伯塔酒店，它沿海而建，外形象一個巨大的玻璃帆船。在酒店大堂，我和一對來自倫敦、在倫敦城里工作的夫婦聊起天來。他們持續來迪拜旅游已有10年，他們說他們喜歡迪拜。“你永遠不知道你在這會發現什么，”他說。“在我們上次來玩的時候，一開始，我們的窗口往外是大海。等我們要走的時候，那里修了一整座島嶼。”

這種爛譽之辭讓我失去了耐心，我脫口而出：無所不在的奴隸階級就沒打擾你們嗎？我希望他們誤解了我的意思，因為那個女人回答到：“我們就是為這個來的！這可真爽呀！你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情！”她的丈夫插了進來：“你去廁所，他們給你開門，打開水龍頭——他們唯一不替你做的是當你小便的時候，不替你掏出家伙。”他們倆都笑得前仰后合。

九 和沙漠較量

迪拜不只是一個財政上沒能量入為出的城市，在生態上它也巨額透支。站在迪拜修剪整齊的草坪上，你周圍滿是噴水的噴頭。你看到游客們蜂擁著去和海豚游泳。您信步來到一個山一樣大的冷室，這里用天然雪修建了一個滑雪場。與此同時，你腦海深處有個聲音在旁敲側擊：這里是沙漠。這是世界上最缺水的地方。這怎么回事？怎么可能是這樣？

這個地球正在試圖整治迪拜，擠干它最后一滴水，讓它徹底消失。新的泰格·伍茲黃金高爾夫球場每天需要四百萬加侖的水灌溉其場地，否則它就會隨風萎遁消逝。沙塵暴定期席卷這個城市，屆時漫天塵土飛揚，天際一片模糊。沙塵過后，酷熱登場，所有沒有得到定時人工加濕的地方都會被烤個通透。

圖四：Palm是一座建筑在海邊的高樓

海灣研究中心環境部主任穆罕默德·拉烏夫博士坐在他迪拜辦公室里憂心忡忡地發出警告：“這是一個沙漠地區，我們正試圖無視它的環境。這是非常不明智的。如果你和沙漠對抗，你必輸無疑。”

馬克圖姆王儲在一個沒有可用水資源的地區建立了他的樣板城市。迪拜沒有任何水資源。這里沒有地表水，蓄水層非常稀薄，是世界上降雨量最低的地區之一。于是，迪拜就汲取海水。阿聯酋的水是由海灣地區眾多的海水淡化廠淡化而來的，這里的水是世界上最昂貴的水。生產淡水的花費超過了生產汽油的花費。生產淡水的同時，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進了大氣層。這就是在所有國家里，迪拜居民的平均碳足跡最多的主要原因——其平均碳足跡超出美國人兩倍以上。

如果經濟衰退變成經濟蕭條，拉烏夫博士認為迪拜拉可能會斷水。他說：“目前，我們尚有財政儲備支付得起把這么多水引進沙漠中心。但是，如果我們的收入減少——假如，這么說吧，世界轉到了石油以外的能源... ”他搖搖頭，“我們將有大問題。水是生命的主要來源。這將是一個災難。迪拜的水僅夠我們維持一個星期。我們幾乎沒有儲存。如果我們的水供應跟不上，我們不知道會發生什么。我們將難以生存。”

全球氣候變暖使問題更加惡化，他補充說，“我們正在建立的所有的這些人工島嶼，一旦海平面上升，它們都將消失，我們將損失巨大。開發商總說一切都好，他們已經在把這個問題列入考慮之列，但我不太確定（他們的新措施會有效）。”

迪拜政府對此擔憂嗎？“他們不怎么關注這些問題，”拉烏夫博士沉痛地說。但是，即使待著不動，一個迪拜居民對水的平均需求也是常人的3倍。在即將到來的水資源緊張、能源從石油向其他資源過渡的世紀里，迪拜尤其脆弱。

我想了解迪拜政府對這種危機的反應，于是我決定看看迪拜政府是如何處理海灘污染這一已經存在的環境問題。一名婦女——在一家大酒店名工作的美國人——在很多網上論壇撰文表示海灘污染情況很糟糕而且還在惡化，我打電話給她想見個面。“我不能和你談話。”她斬釘截鐵地回絕了。即使關掉錄音也不行嗎？“我不能和你談話。”可是我不會泄露你的名字... “你沒在聽，這個電話被竊聽了。我不能和你談話。”她快速說完就掛了電話。

第二天我出現在她的辦公室。“如果你公開我的身份，我就會被送上首架離開迪拜的飛機，”她在焦慮不安地和我在海灘上踱步前這么說。“事情是這樣的：我們起初是接到在泳灘游玩的人的投訴。海水看上去和聞起來都不正常，然后下海的人就開始生病。于是，我寫信給衛生部長和旅游部長，并期望能很快得到回音，——我的信卻石沉大海。什么回音也沒有。我又親自投遞了信件。還是沒有音信。

水質越來越糟糕。客人們開始看到漂浮在海上的未經處理的污水、避孕套，使用過的衛生巾。無奈之下，酒店自行委托一家專業公司分析水樣。”我們被告之水樣里滿是排泄物和細菌‘數量多得難以統計’。我不得不開始告誡客人不要下水，這些客人就是來海灘度假的，他們惱怒之極也可想而知。”她開始在外籍人士的網上論壇里發帖子表達自己的氣憤心情。人們也開始明白發生了什么事。迪拜擴張得太快了，其污水處理設施卻沒有跟上步伐。污水處理卡車要在污水處理廠排三、四天的隊，為了省事，卡車司機們只是鉆個下水道口，把未經處理的污水倒下來，就這樣污水直接流入了大海。

突然之間，污水問題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隨后市政當局也終于承認了問題的存在。他們說他們會罰卡車司機款。但水質沒有改善：海水變成了黑色，臭不可聞。“這里面有化學品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但這東西有毒。”

她繼續抱怨，然后就開始收到匿名電話。“不要讓迪拜難堪，要不然你的簽證會被取消，你得打道回府。”那些人威脅到。她說：“外國人談論迪拜的任何事情都提心吊膽的。在報紙上發表一個指責官方的評論，他們就會把你驅逐出境。我能做什么呢？現在，水質比以往都更糟糕。人們真的生病了。各種眼部、耳朵、腹部感染，皮疹。看看這里吧！”在迪拜最著名的一家酒店的一個角落里，排泄物就漂浮在海灘之上。

“我算明白迪拜了，迪拜政府一點不在乎環境，” 她站在臭氣當中這么說，“他們把有毒物質排入大海，那可是他們的主要旅游賣點。如果將來有什么環境問題，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他們會怎么處理這些問題——先否認它的存在，想辦法封鎖消息，就這樣拖著直到問題衍變成一個空前的災難。”她正說著，一陣沙塵暴在我們周圍吹打起來，這是沙漠在緩慢地、鍥而不舍地試圖收復它的領地。

十 塑料假樹

在迪拜這個成人迪斯尼樂園的最后一晚，我在去機場的路上在一家必勝客稍做停留。迪拜有無數寬廣無邊的馬路。這家必勝客就位于這樣的一條馬路的路邊。它和我倫敦公寓附近的那家必勝客一模一樣，就連那顏色象嘔吐物似的的裝飾都一樣。我意亂神馳。大概是因為迪拜讓我受到太多干擾的緣故，我在想，因為有迪拜，整個全球的供應鏈更環環相扣了。我的很多物品都是由2000英里外、為了生存而受奴役的人生產的。迪拜與那些地方的唯一區別是不是這些人只在兩英里遠，而且有時候你也能瞥見他們？迪拜就是把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全球化集中在一個城市。

我問服務臺后面的菲律賓女孩喜歡不喜歡迪拜。“還可以吧。”她謹慎地說。真的還可以嗎？我可受不了這。她如釋重負地嘆了口氣，說：“這真是最可怕的地方！我恨這里！我在這幾個月了才意識到——迪拜什么都是假的。你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樹是假的，工人的合同是假的，島嶼是假的，微笑是假的——連水都是假的！”但她說她走不脫。來這里讓她債務纏身，她已經滯留了三年：又是一個重復的故事。“我以為迪拜是一個綠洲。這只是一種幻覺，不是真實情況。你在遠處以為你看到了水，等你走上前來，只得到一嘴沙子。 ”

她說到這，又有一個客人走了進來。她強擠出迪拜式的燦爛而空洞的笑容，問道：“今晚您想點些什么，先生？”

注：本文中的一些人名非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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