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給我們呈現了一個政治悖論。美國次貸危機蔓延，全球貨幣和金融市場受到重創，世界經濟貨幣體系的制度基礎遭到懷疑。這并不是又一個投機性泡沫壯觀地破滅了。由于證券化使金融產品變成高度復雜的組合，購買者和銷售者已經無法分辨好與壞的債務。最具代表性的“藍籌股”金融公司的資產負債表被曝光，市場產生了極大的不確定性和恐慌，這造成經濟活動的大規模緊縮。價值觀也遭到嚴重破壞，以至于最虔誠的新保守主義者都主張實施大規模的國有化和政府救助。其他的選擇無異于讓全球資本主義滅亡。對于有效市場理論來說，很難想象出比這更為嚴厲的控訴了。
　　毫不奇怪，這次危機提出了社會民主主義是否可能復興的問題，因為金融危機似乎更歡迎對市場進行更多限制的意識形態。還有比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哥德斯堡綱領》提出的口號“盡可能多地利用市場，必要時再實施計劃”更恰當地抓住這一時代精神的標語嗎？但是，悖論恰恰就在這里。隨著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光環褪去，缺乏能夠真正發揮作用的社會民主主義。在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主義慘遭失敗。盡管最近法國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獲勝，但是它離權力走廊還很遙遠。意大利左翼黨也已經搖搖欲墜。德國社會民主黨在2009年議會選舉中經歷了“二戰”后最慘烈的失敗，淪為反對黨。在英國，保守黨重新執政。社會民主主義者們也不應該在瑞典尋求慰籍。瑞典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難得執政，卻不幸遇上了經濟危機。但是，這次危機發生時，碰巧瑞典社會民主黨在民眾調查中大幅失利，因此，保守的溫和黨（Moderate Party）很有可能在即將舉行的瑞典議會選舉中成為最大的黨派，這在瑞典的民主主義時代是史無前例的。
　　社會民主主義作為現在轉折點時期的一個競爭者遭受失敗，這可能與預期相反，但是并非偶然。其實，導致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陣痛的原因是長期的和意識形態的因素。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的金融危機歸根結底是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的危機。換言之，歐洲當代社會民主主義與發生危機的體系已經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無法為之提供其他的出路。
　　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宣言
　　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一書中提出的主要觀點可以總結為兩個口號：“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和“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第一個口號表達了20世紀90年代歐洲社會民主黨政府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基本觀點的信奉。吉登斯的觀點實際上直接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全球競爭力方案。吉登斯嘲笑“經典”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信念以及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理論和工業政策，認為這些政策降低了經濟效率，不利于科技創新和競爭。總之，吉登斯認為，非商品化的社會政策是“道德風險”的根源之一。非商品化的社會保險對工作熱情和個體調整職業預期以適應市場需求的意愿產生了消極影響。因此，“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政策會危及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就業以及物價穩定，沒有充分利用全球市場提供的機遇，造成最終以競爭力缺乏、國際收支逆差和資本流失為表現形式的經濟倒退。
　　由于遵循“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的原則，“第三條道路”的福利和經濟政策使個體面臨市場的約束。然而，“第三條道路”的社會民主主義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純粹變種，因為前者提供的是供給方政策，例如勞動力培訓和對養老儲蓄免稅。這些政策被視為公共產品投資，會產生積極的外部效應并提高經濟效益。
　　吉登斯在相當傳統的經濟觀點與政治自由主義的發展－民主傳統之間建立了聯系。這種聯系更為新穎和有趣，但是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和缺陷。通過利用“社會化”這個關鍵概念，吉登斯表明，“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是一個誕生于社會發展必然性的原則。這一理論的核心是吉登斯對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WTBX〗The Risk Society〖WTBZ〗）一書的特殊解讀。在吉登斯看來，貝克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高度現代化對生態環境進行了極端的社會改造，已經不能將其視為社會外的“原始自然”了。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偶然性以復雜的方式改變和操控著“外部”自然，以至于效果、成本和收益都變得極端復雜和不確定。因此，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不可能清晰客觀地確定對環境的影響。相反，那些對環境造成影響的政策和行為的優點是以主觀判斷為準的。如果政策想繼續獲得合法性，必須通過積極和審慎的過程讓公民參與這些判斷。
　　但是，高度的現代化不僅改造了外部自然，而且還改變了人類主體本身的內部自然。19世紀以來，傳統社會里不言自明的規范已經逐漸被破壞，變得越來越受制于話語性的主題和選擇。在現階段，這已經擴展到主體的各種認同之中，導致了生活方式的多樣化。就政治合法性而言，這些發展表明“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表明官僚主義的、男性養家糊口的模式已經成為多余，而這種模式正是“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征。吉登斯認為非政府組織和各種單一議題運動的增加也表明了這一點。
　　問題不在于吉登斯關于“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的理論富有吸引力，而在于“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原則破壞了它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公民必須確信他們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才能為了總體的善而思考和行動。此外，一定量的休閑對培養認知能力和與同伴交往的能力是必要的。這要求所有公民都享受一定量的休閑，這樣商議－民主制度才能運轉。正如瑪莎·納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指出的那樣，社會民主主義的非商品化規范和福利普遍主義就是這種閑暇的現代形式，并有可能被賦予商議－民主的內容。由于以商品化、私有化和資產測查為特征的社會關系，吉登斯的“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原則恰恰破壞了公民基本需要的滿足。
　　實踐中的“第三條道路”
　　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三條道路”成為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這主要是因為布萊爾成為英國工黨的領袖并隨后在1997年英國大選中獲勝。英國工黨會成為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燈塔，這從許多方面來看都是令人驚訝的。只要看一看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過去的成就，就知道英國工黨難以排在首位。就獲得選舉勝利和社會政策成就而言，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是穩居首位的。作為小型出口型經濟國家，它們總是必須實現它們的目標，但卻不得不面對來自國際市場的國際收支約束和競爭壓力。的確，在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階段，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民主主義像歐洲其他國家一樣受到嚴重的制約。然而，要是認為英國工黨是應對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及其后果的典范，則是很荒謬的看法。相反，這是“德國模式”的時代。
　　但是，英瓦爾·卡爾松、約蘭·佩爾松、帕沃·利波寧、維姆·科克、格哈德·施羅德和利昂內爾·若斯潘才使社會民主黨在20世紀90年代重新執政。全球金融的變化，而不只是全球競爭，才是使英國工黨受到關注的主要因素。歐洲的出口型社會市場經濟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寬松結構下發展起來的。銀行金融業確保了金融資本和生產資本同投資期之間的長期關系。反過來，這通過技術革新、統合談判、工資的高速增長和充分就業的宏觀經濟政策保證了生產力的提高。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制約各國獨立的金融體系。在密特朗擔任法國總統的前幾年里，法國資本的外逃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也對其他國家產生了破壞性作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也沒能幸免。密特朗的“U形”轉向不過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政府對全球金融的最著名的戰略適應，通過這樣一些適應，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政府試圖使本國的制度和政策服從全球金融的迫切需要。
　　20世紀90年代，“第三條道路”之所以受到歡迎，是因為它把對全球金融的適應變成了好處。“第三條道路”接受了有效市場假設和貨幣主義理論，對前景持肯定態度，從而認識到必須對全球金融作出戰略性的適應。在這一時期，社會民主黨人重新執政，并在歐盟實施上述政策，采取“第三條道路”變得更加緊迫。當時，歐盟剛剛統一歐洲市場，并即將建成歐洲貨幣聯盟（EMU）。金融市場是歐洲貨幣聯盟的核心，〖DK〗《金融服務行動計劃》（FSAP）在《里斯本議程》（〖WTBX〗Lisbon Agenda〖WTBZ〗）中的核心地位也證實了這一點。《金融服務行動計劃》通過養老改革闡明了歐盟的福利政策。新政策放棄了現收現付的制度，轉而采用補充養老計劃。除了英國，瑞典的社會民主主義在養老改革方面走得最遠。在1999年實施改革后，瑞典的核心養老政策包含了起決定性作用的補充養老的內容，而不僅僅是通過嚴格的財政緊縮和鼓勵私人存款作為養老的輔助手段來架空現存的現收現付制度。鑒于倫敦金融城在全球金融中的中心地位，英國成為“第三條道路”思想的起源地并非偶然。但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這種策略的問題和局限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存在，金融危機只不過以放大的形式證明了這是一條死胡同。當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轉向新工黨的時候，新工黨又從克林頓的“新民主黨人”以及他們通過市場實現福利目標的做法上汲取靈感。金融危機證明了如下看法是錯誤的：克林頓的經濟政策依靠經濟的“供給方”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在實現高增長率和低失業率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功。實際上，美國的成功源于經濟的“需求方”和美國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的霸權地位。這種解釋更為合理，同時也與美國“雙赤字”一直存在的狀況相符合。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美國保住了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元仍然是國際金融體系的首要儲備和流通貨幣。由于放棄了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做法，美國實際上獲得而不是失去了在新的浮動匯率制下的政策主動權。由于美國銀行能夠積累美元債務，而不用承擔任何匯率風險，因此，它們在國際金融事務中的競爭優勢增強，華爾街前所未有地成為“全球”金融中心。這又反過來鞏固了美國塑造全球貸款人和借款人偏好的能力，使美國獲得了結構性權力。在實行浮動匯率的國際體系中，唯有美國能夠持續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而不用進行內部調整。因此，如果我們運用“美元－華爾街政權”的概念而不是模糊的“全球化”概念來看問題的話，就會發現與吉登斯的看法相反，擴張性的需求方經濟仍然跟以前一樣重要。不同的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施這種政策已經成為美國獨有的特權。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經濟增長率和就業率比歐洲高。還應當指出的是，這個體系在許多方面缺乏全球化，因為美國可以通過拒絕國際協商來捍衛它的“過分特權”。這是一個建立在“國家主動而國際被動”基礎上的體系。
　　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發生之前的30年里，美國顯示了將債務變為持續的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驚人能力。美國的這種能力主要依靠三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美國享有的特權。這使美國能夠通過境外投資相對于境內外國投資的差額回報來填補巨大的經常賬戶赤字。第二個因素是美國能夠通過高度資本化的證券市場把債務轉化為企業投資。第三個因素是美國金融零售體制通過消費貸款把生產變為最終的消費。舉債消費成為消費增長的動力，支撐消費債務的則是養老金存款和抵押房產的增值。這也正是克林頓政府福利政策的關鍵，即試圖通過次級貸款市場讓更多的人獲得貸款和擁有住房。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上：復制美國的模式是可能的。但是，美國的模式之所以具有活力，是因為它的原則并不是自由主義的市場供給方原則，而是重商主義的舉債－金融化的需求擴張原則。相比之下，由于歐洲貨幣聯盟和《里斯本議程》，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把自己鎖入一個自我限制的制度框架中。與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不同，歐洲中央銀行和歐洲各國政府實施了具有高度限制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審慎行動的問題，但是，這也是歐洲在“美元－華爾街政權”中的結構性從屬地位的結果。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 Cohen）所指出的那樣，歐元受到了“反增長歧視”。歐洲的債券市場高度分散，歐洲也沒有像美國國債那樣的歐洲債券。歐元區債券市場和其他資本市場的分散化和深化的缺乏意味著用歐元做生意的成本仍然比美元高。科恩還指出了貨幣行為中的“頑固慣性”。這也意味著歐元在世界金融市場中不可能享有美元所擁有的特權。
　　如果歐洲想與美國競爭，那么它必須建立更深度、更一體化的市場：《里斯本議程》做得還不夠。但是，這種看法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看到金融一體化對歐洲各國的創新體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生產力政治所依賴的創新體制和公司治理模式——的腐蝕性影響。在高度證券化的市場中，要想從外部獲得金融資源，就必須依靠資產收益率的提高和股價的膨脹。但是，這又必然掏空企業的“自身資源”，比如研發能力，而從長遠來看，企業的研發能力正是高附加值競爭力的基礎，也是歐洲社會模式的優點。這明顯不同于美國模式所特有的全球金融與公司治理之間的傳遞機制。全球金融與消費的關系也存在類似的制度不匹配。與美國相比，歐洲福利體系的緊縮抑制了需求的增長，而宏觀經濟緊縮條件下的市場改革則進一步抑制了需求的增長。
　　消極后果
　　于是，主要的消極后果之一是歐洲經濟停滯不前。與1985年啟動單一市場方案時所作的承諾相反，歐洲GDP增長率多年來一直停滯不前。這沒有為社會民主主義建立牢固的物質基礎。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接受資本主義，就是因為資本主義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從而能夠實行財富再分配。
　　的確，歐洲的經濟增長一直是不均衡的。有些時候，某些小型的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做得相當不錯，為處于執政關鍵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是，這些是競爭減弱的表現，國際收支盈余建立在遏制國內需求的基礎上，因而減少了其他國家生產剩余的市場出口。這無法為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共識提供基礎，而且這種共識已經越來越讓位于各國的本位主義。在2008年底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佩爾·斯坦布爾呂克和戈登·布朗關于“愚蠢的凱恩斯主義”的、毫無意義的爭吵無疑證明了這一點。這與10年前《布萊爾——施羅德公約》簽訂時的振奮人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次爭吵的原因是標榜為社會民主主義的英國政府為了應對經濟下滑而實行減稅，這是本能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的新自由主義風格。這又招致了標榜為社會民主黨人的德國財政部長德國式的和貨幣主義的回應。在經濟處于崩潰的階段，這位財政部長還在為英國政策可能導致的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而惱火。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末期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聯合趨勢已經遭到破壞，那么歐洲各國的內部情況也是如此。產出和生產力增長的停滯不能為維持復雜的社會聯合提供合適的土壤，而大眾黨派又必須維持這種聯合。“第三條道路”就試圖為此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一直以來，德國的施羅德政府致力于實施“第三條道路”的方案，不斷努力維持傳統工人階級的選民和公共部門雇員對它的支持，但最后卻以失敗告終。歐洲其他國家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數十年的經濟停滯和緊縮之后，“第三條道路”的社會聯合難以維系，造成了代表性危機，也為其他政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例如法國的托派黨和德國的左翼黨，但更為極右政黨提供了機會。
　　隨著“第三條道路”的社會聯合遭到破壞，吉登斯把“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與“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等同的理論也站不住腳了。烏爾里希·貝克認為，進步政治要應對高度現代性狀況，就必須采取更民主化的政治形式。由于把“沒有責任就沒有權利”放在首位，“第三條道路”在這一方面顯得更為極端。在伊拉克戰爭爆發前，隨著反恐戰爭開始，歐洲的“現代”社會民主主義開始限制公民自由，甚至想要干預公民生活的每個細節，同時又使政治精英擺脫責任。因此，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形式變得越來越威權主義化，而不是民主化。社會民主主義沒有加強普遍福利原則，沒有為之填充民主和多元主義的內容，反而越來越轉向自由主義的補余福利（welfare residualism）和資產測查模式，加重了治理和合法性問題。
　　因此，當美國模式由于內部矛盾而陷入嚴重危機時，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并不能為它提供出路。當通過把高風險的貸款借給美國貧困的工人來解決世界生產過剩被證明是不可能時，投機泡沫最終破滅了。歐洲沒有因為宏觀經濟的謹慎、微觀經濟的效率、出口導向和金融的附屬地位而與美國脫離關系。相反，正如歐元區的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的問題所表明的那樣，競爭力下降和發展不均衡使這次危機很快就蔓延到了歐洲。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在社會基礎上完全不同于美國，但卻把賭注壓在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身上，因此，難怪它會成為這次金融危機的首要政治傷員了。可悲的是，在激進右翼正在大步向前的情況下，歐洲確實需要一個能遵循“哥德斯堡綱領”的主體，走向“沒有民主就沒有權威”的政治。
　　（譯者單位：中央編譯局文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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