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歷史的旋轉門

當我打開墨西哥女作家兼記者艾蓮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的一部知名作品《天空的皮膚》(The Skin of the Sky)時，以下的一番對話即出現在我眼前：

媽，那遠處就是世界的盡頭吧？

不是，世界沒有盡頭。

那你就說說怎么沒有盡頭吧。

我會帶你到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見見世面的。

我也跟隨去了自以為是世界的盡頭——拉丁美洲，見見世面。怎知這不是世界的盡頭，但，在亞洲媒體視線以外的拉丁美洲，他們的故事卻又永無盡頭，而且也的確讓我見了世面。

首先是南美洲的委內瑞拉，她掀起一場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新革命，跟著拉美多國陸續邁向這場革命去，就在這個新世紀，在美國的“后院”里，出現如此一道風景，世界矚目。

我決意為拉美這次革命抽絲剝繭。在過去數年間，從香港出發，再從中美洲走到南美洲，繞了世界一圈又一圈，發覺地球原來仍是圓的，又圓、又熱、又擁擠，我們彼此不一定互相看見、聽到，但大家卻有著太多相似的地方。

正因為相似，拉美的革命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記者、文化人、社會運動家聚集在這里，他們要研究、觀察、參與，以及創造人類的前景。

我站在拉美的街頭上，有目不暇接之感。

艾蓮娜是墨西哥街頭文學之母，很喜歡走到街頭去做記錄，無論街頭有多嘈吵，她都可以從中理出個所以然。

或許，你們也會在本書中聽到不同的雜音，各種各樣的人物穿梭在我的字里行間，也一樣會目不暇接。例如，墨西哥那一個叫阿丹哥的村莊，竟然連八歲小孩也拿起長刀向我表示要保衛土地；危地馬拉的瑪雅族作家，帶我旁觀原本過去一直被軍政府禁止的瑪雅祭典；薩爾瓦多的前游擊隊頭目，發覺經營旅館比打游擊還要困難；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門前，細聽他憶述美國干預尼國那五花八門的手段；巴拿馬一名非洲移民，告訴我他如何利用巴國這個避稅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

在委內瑞拉，來自貧民窟的婆婆捉著我的手，說，她的頑疾終于因革命可以醫治了；在玻利維亞，我與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葉，他們誓死捍衛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爾的小子不停追問我，知否為什么他們坐在油田上卻又這樣窮；我走進古巴的學校，老師們向我展示不一樣的教育、不一樣的古巴 ……

他們就是這樣領我走過拉美的前世今生，我正學習如何在混雜的故事中拉出一條脈絡，一如艾蓮娜。

但，這不是一本歷史書，雖然你會在當中觸摸到歷史的傷痕；這也不是一本學術書，雖然你會在當中閱讀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獨裁與民主、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爭辯；這更不是一本新聞追蹤書，雖然你會在當中觀看到此起彼落并觸動世界神經的新聞事件，以及新聞事件背后不為人知的真相。

那么，這是一本怎樣的書呢？

這是一本有關人性的書，人性中的光明與黑暗、自私與博愛、殘暴與仁慈、貪婪與知足、墮落與理想、狡詐與正直、懦弱與勇敢、傲慢與謙卑……

我離開了拉美地區，可是好像仍然留守在那里，默默見證著由于人性中的一念之善與一念之惡所交織而成的人類的故事，這些故事就這樣聚焦在拉丁美洲，讓我感到人性的重量。

西班牙殖民者對古文明的摧毀、對原住民的殘殺、對重金屬的貪婪，繼而沉淪于富貴的逸樂，最后整個帝國也瓦解了。這是適用于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教訓，但人類總愛不斷重復歷史。

多少帝國興亡事？ 在一起一跌之間，又有多少個體被殘酷犧牲掉？

在急促追求現代化的拉美土地上，仍殘留著古文明的遺跡。秘魯北部沿海有一個世界最古老的泥磚城，叫“陳陳”(Chan Chan)，當我站在這座出神入化的古城，想到它的名稱，與廣東人最大姓氏——陳，同一拼法，便嘖嘖稱奇。我們與他們有著怎樣的神秘聯系？參見1996年美國德州基督教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許輝和1999年圣塔芭芭拉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學主任強森的報告。

兀鷹在古城上空飛過，一切皆空虛，有望盡古今滄桑之嘆。

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拉美原住民被奪去一切，包括土地，落得個無名無姓也無身份，淪為農奴。到拉美成了美國的后院，他們又淪為血汗工廠的最底層廉價勞工。

他們好像已經在歷史里封塵，他們沒有面容，失掉聲音，即使痛苦也無從表達，他們不再存在。

我們與他們的根在“去歷史化”的過程里，被狠狠切斷了。

“夠了，我們還在這兒！”

拉美原住民用不同的方式，叫世界記起他們，原住民運動激發出各種各樣的社會運動，他們要撕開民主與自由的虛偽外衣。

我們聽到了嗎？對，他們還在那兒。

我們對農奴或許感到陌生，但對于血汗工廠則不應陌生了。曾幾何時，香港、臺灣亦扮演過龐大的血汗加工場的角色。只不過，美國在“門羅主義”下對拉美地區所進行的剝削，更赤裸裸，更肆無忌憚。

原來，大家都有曾一起在企業全球化的齒輪下，嘗盡甜酸苦辣。

當大家談論帝國主義時，拉美對此不陌生，我們亞洲也不陌生，西班牙對拉美之殖民，英國對香港之殖民，與日本對臺灣之殖民。可能大家被殖民的經驗不同，結果不同，但性質一樣，這就是人的主體性遭到剝奪。

不過，隨著全球化的演進，美國學者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學者安東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他們的合著《帝國》(Empire)中卻有補充的看法，他們說，帝國主義已經消失，全球化帝國正席卷整個世界，沒有中心、沒有疆界、不斷擴張、全面滲透……

看來，大家的命運越來越緊扣著。

撰寫這本書期間，由美國引發的金融海嘯驟然而至，跟著便如狂風掃落葉，各國處于驚慌狀態，并且令每一個人都體驗了全球化的威力。

這樣的全球化，美國是大莊家，莊家所要玩的，乃是資本主義沒有制約的瘋狂游戲，這場瘋狂游戲就像一列過山車，從起點出發，轉了幾個山頭，期間雖有點障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令自由經濟學說(又稱古典經濟學)失靈，取而代之的是主張干預政策的凱恩斯學派，其后西方又有社會民主主義成為自由經濟學派的障礙，到了六七十年代，自由經濟學回巢，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米頓·弗里曼(Milton Friedman) 按時勢修改成為新自由主義，并在八十年代隨著美國的里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臺而登上高峰期，冷戰后更是主宰世界經濟發展。但最后卻又能回到起點，并且改名換姓，這次叫“新自由主義”(neo liberalism)。

近年，大家對這個主義已有非常廣泛的討論，它雖有一個“新”字，但其實并不新，它只不過是復辟早期資本主義的原始私有化，和迷信于近乎基本教義派的自由市場論?，F在，他們通過推動和加速全球化，又可擴大私有化的領域及壟斷更多財富了。

新瓶舊酒卻牽出了一個新時代，就是一個全球是平的時代，或是被徹底鏟平的時代，使人亢奮得彷徨失措。

當我們驚魂還未甫定之際，對于拉美人民而言，卻只是一幕歷史再在他們眼前重復一遍。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推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乃是在1989年由美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提出，他針對拉美的經濟危機，與華盛頓的政策圈（包括美國政府、國際經濟組織如IMF、世界銀行和其他主流智庫）整理出拉丁美洲國家應采取的經濟改革措施，這包括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及削減公共開支等。新自由主義借“華盛頓共識”首先在拉美，然后正式在全球全面登場，在表面炫目的經濟數字下，它卻沒有為老百姓帶來幸福。拉美的經濟一如其民主，變得更脆弱和依賴。

老實說，新自由主義不僅為拉美帶來傷害，其他發展中國家不也是一樣傷痕累累嗎？！只是拉美的傷害更令世界觸目驚心。不可思議的貧富差距，天文數字的外債滾存，大起大落的物價指數，波動的貨幣可以一夜間消失。多少次的金融危機涌現，從墨西哥到阿根廷，都使人記憶猶新，“拉美化”一詞令各國為之警惕。

過去拉美曾發生多次革命，而這次他們的新世代革命2.0，企圖把新自由主義連根拔起，奪回自主權，重建倫理價值，看來這也是一場人性的革命，這旋即引起國際間不少爭論。

什么叫做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

南美多個左翼總統指出它與二十世紀社會主義不同之處，乃在于它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他們的國有化內容也不一樣，同時也許還加進了一些宗教信仰的元素，而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直截了當地表示，厄國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就是基督教社會主義。

拉丁美洲人的確有著深厚的宗教歷史淵源，從原住民以多神教開始對天地的敬畏，到西班牙殖民者帶來一神教的天主教，雖然當權的教會與統治者站在一起成為剝削者，但仍有個別淳樸的傳教士在拉美埋下“解放神學”的種子，而這次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可以說多少受到解放神學思想的啟蒙。有關解放神學，我在危地馬拉一章有所闡述。

我在這本書中記錄了拉美九個國家的故事，并試圖各有主題，就好像“點”，各“點”加起來便看到“面”。從墨西哥所體現出的典型拉美化經濟與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再到中美洲各小國如何淪為美國后院中的后院，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加工場，他們所承受的沉重代價，實在是第三世界的一面鏡子，而這亦構成本書的上半部分，這次革命的背后原因。

本書下半部旋即轉到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中三個核心國家：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他們為拉美同時也為世界帶來什么樣的啟示？

最后，位于加勒比海的古巴，她是拉美地區的例外，自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后，在美國制裁下遺世獨立，一直進行自己的社會主義實驗。如今借助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這一場革命，古巴又從歷史中走了出來，她的得與失、悲與喜，是否會成為拉美左翼陣營的借鑒？他們準備好汲取經驗和教訓，重新出發，尋找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嗎？

無論如何，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寫出什么大論述，而是靜靜地去記錄在一個充滿動蕩和災難的環境里，人如何仍能擁抱對美好社會的盼望，并拿出無比的勇氣去實踐，即使過程中也有錯失的時候。

由于拉美人熱愛詩歌，文學永遠是他們的精神力量，因此，我以拉美詩歌及其文學作品，來連接各章節，好讓讀者能窺見拉美民族的內在情感。它是一扇美麗與哀愁并存的窗口。

打開這扇窗口，我又看到卡門出于對自由的追求而跳出那熱情奔放的舞姿。還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他推一下歷史的旋轉門，便再次回來了。

引子

一個時代的革命情緒

曼查有個地方，地名就不用提了，不久前住著一位貴族。他那樣的貴族，矛架上有一支長矛，還有一面皮盾、一匹瘦馬和一只獵兔狗。

 （這就是堂吉訶德。）

堂吉訶德一看見風車就對侍從(桑喬)說：“命運的安排比我們希望的還好。你看那兒，桑喬，就有三十多個放肆的巨人。我想同他們戰斗……這是正義的戰斗。從地球表面清除這些壞種是對上帝的一大貢獻?！?/p>

桑喬說：“那些不是巨人，是風車……”

堂吉訶德說：“在征險方面你還是外行。他們是巨人。如果你害怕了，就靠邊站，我去同他們展開殊死的搏斗……”

“不要逃跑，你們這些膽小的惡棍！向你們進攻的只是騎士孤身一人。”這時起了點風，大風車翼開始轉動，堂吉訶德見狀便說：“即使你們的手比布里亞柔斯布里亞柔斯，希臘神話中天神烏拉諾斯和大地之母蓋婭所生的兒子，有一百只手、五十個頭。的手還多，也逃脫不了我的懲罰?！?/p>

說完他戴好護胸，攥緊長矛，飛馬上前，沖向前面的第一個風車。

我想，每一個時代，都存在著一種情緒，它可以是沉郁的、激昂的、失落的、積極的、實務的、浪漫的……

時間這樣回蕩著。

例如，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里響著那叮叮當當的圣母院鐘聲，喚起了不少歐洲人的夢想；十九世紀隆隆的機械革命聲卻又誘發出人們對物質理性價值的追求；可惜的是，二十世紀兩次大戰留下絕望廢墟，在大蕭條下世界在苦難中呻吟，但轉過頭來圣雄甘地揚起身上的印度白袍，以近乎完美的宗教情操相信非暴力手段可為被壓迫者帶來希望，一如科特迪瓦作家夏爾·諾康在《暴風》中，黑色的太陽升起，黑暗中可見一根晃動的柴火，正燃燒一頁充滿斗志的事跡。

不過，經過了熱血沸騰的五六十年代，卻迎來七十年代的虛無藍調。

每一代人，似乎都被一個時代的獨特情緒所感染?？墒?，有些情緒是可以復發和轉化的，甚至升華成精神、傳統，一個民族的精神與傳統。

在這方面，拉丁美洲明顯惹人遐想。因為在拉丁美洲人民的靈魂至深處總是搖晃著烏托邦的朦朧影子，彌漫一片煙霞的亞馬遜河域此岸有彼岸的期盼，在歷史的時空中激蕩出先輩的呼喊，他們如幽靈般從遠古活到至今，從未在這片大陸上消失，并且化作標桿，人們得以一步一步向前走。

或許，這里存在著一股恒久的情緒，而且屬于一股恒久的革命情緒，自十五、十六世紀西班牙人進行殖民掠奪開始，從哥倫布和他的遠征隊發現他們自以為的“新大陸”起。

在當地人心中，一股革命情緒慢慢形成，并且前仆后繼，一直抵抗著在自己土地上成為“他者”。

這是否與他們祖先不屈的性格有關？從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族到中美洲的瑪雅族，再到南美洲的印加族，都出現過不少拒絕西班牙征服的頑強抗爭者。

他們雖然倒下來了，但留給后代的是一個未完成的項目。

這是一個怎樣的項目？

容我大膽地界定一下，這是一個革命的項目，因此，另一代人又出現了：古巴的何塞·馬蒂(José Martí Pérez)、委內瑞拉的西蒙·玻利瓦爾(Simón Bolívar)、墨西哥的艾曼尼阿勞·查巴達(Emiliano Zapata)……其后又有危地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Jacobo rbenz)、阿根廷的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跟著是尼加拉瓜的丹尼爾·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智利的薩法多·阿倫德(Salvador  Allende)、哥倫比亞的卡米洛·托雷斯(Camilo Torres)……

到了二十一世紀之交，新一代人又接手這個未完成的項目：委內瑞拉的查韋斯(Hugo Chávez)、玻利維亞的莫拉萊斯(Evo Morales)，還有墨西哥查巴達解放軍副總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

拉美這個舞臺永遠色彩斑斕，疑幻疑真。

就好像蒙面的馬科斯，我從來沒有想過二十一世紀還有如他扮相的革命領袖，他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省帶領當地原住農民起義，在深山里過著以物換物的前現代生活，卻利用現代科技如手機、計算機等傳遞他們的訴求。

無數歐美青年迷上了蒙面馬科斯，視他如切·格瓦拉再生。我問，你們為什么喜歡馬科斯？一群墨西哥少女即尖叫，說，面罩掩蓋不了他的一雙性感眼睛！當然，最重要的還是他身上的神秘傳奇色彩，儼如現代羅賓漢。

但，為什么墨西哥會出現羅賓漢？

這問題太沉重了吧！

在紐約機場的轉機室里，航空公司服務員通過擴音器催促乘客上機，快要向馬爾克斯筆下的魔幻世界出發，心情戰戰兢兢起來。

在機上，與一名年老的墨西哥人為鄰，他在墨西哥城一酒店當守衛，結果我在他力邀下入住他所服務的酒店，他表示匆忙回國就是要趕上大選投票。

他一開始即滔滔不絕，我的旅程注定不孤寂。

他告訴我，他兒子在紐約，太太在洛杉磯，他們不喜歡美國，無奈留在墨西哥，生活逼人，唯有到美國另覓生活，但他太太到現在都不肯學英語，一切按墨西哥生活方式而行。老年人理直氣壯，指責美國當年強搶墨西哥土地，他特別強調，LOS ANGLES，是西班牙語名字，眾多天使之意，原屬墨西哥，他們現在用另一方式回歸故土。

這使我想起美國已故知名學者亨廷頓的著作《我們是誰》（Who Are We？），他指出那些居住在美國南部的西班牙語系拉美居民，蠶食了美國以英語、白人為主的文化。

一百多年前當美國從墨西哥奪走德州、加州一帶的土地時，當地根本就住了不少說著西班牙語的墨西哥人，當然還有原住民，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對他們反之是外來的文化，亨廷頓倒過頭來指責原住民有“喧賓奪主”之嫌，不講英語、不按美國白人文化辦事，這真是誰問誰，你是誰？我們又是誰？

一個大陸，兩個美洲，存在著永恒的歷史張力。

我和墨西哥老人的話題理所當然地又扯到哥倫布。

哥倫布，多熟悉的探險家，在我們的歷史書中，是如此英明神武地出現過，他是開拓全球化的第一人，不是嗎？自他登陸這片后來被稱為拉丁美洲的土地后，隨著歐洲航海事業的發展和歐洲資本主義的擴張需求，全球資產逐步大轉移。

談到上述故事，墨西哥老人更是滔滔不絕，當他要強調某一情節時，不禁把臉靠過來，怕我聽不清楚。

他要告訴我，當歐洲人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五百周年時，拉美人民卻群起推倒哥倫布高大的雕像，在我們眼中的浪漫探險家卻是他們歷史課本上的侵略者。都五百年了，老人仍是用炯炯的眼神凝視過去。

航機旅途中，我在個人電影院里選看《切·格瓦拉摩托車之旅》這部電影，想到切去世已過四十周年，腦海里不期然奏起了那首流行于拉美地區的節奏明快的音樂，是關于切·格瓦拉的：Che Guevara, Che Guevara……

很多、很多影像在眼前跳躍，或許這一切也曾是切所見證過的、所經歷過的，百轉千回，而我也一步步跳進他們的歷史長河里。

我們是時間之子。

我們是時間的腳，也是它的嘴。

時間用我們的腳走路。

但是，時間遲早會抹去一切足跡。

生命是穿越虛無？歷史是影子的腳步嗎？

時間的嘴

講述著旅程。

——《時間之嘴》，烏拉圭詩人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

跟隨香港女記者張翠容一起體驗拉丁美洲的革命

徐世澄

7月8日，我有幸在我工作的拉美所再次見到香港獨立女記者張翠容，并參加了與她的座談。前年，我們曾在古巴駐華使館見過面，談及對古巴和拉美一些左派國家革命的看法，她的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前，我通過當當網買到了她著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一個香港獨立記者的真相之路》一書，此書由法律出版社于今年5月剛在內地發行出版。我一口氣把這本書讀完。我一邊讀她的書，一邊跟隨她一起體驗拉丁美洲的革命。

作為獨立記者的張翠容，孤身行走數萬里，穿越拉美九國，經歷旅途中各種艱辛，帶著我們一起探尋拉丁美洲洶涌澎湃的革命真相。

在墨西哥，張翠容采訪了墨西哥著名女作家艾蓮娜·波尼亞托斯卡，分析了2006年墨西哥大選的結果，訪問了薩帕塔游擊隊出沒的恰帕斯州；在中美洲的危地馬拉，她拜訪了瑪雅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和主張“解放神學”的主教與瑪雅族的精神領袖；在尼加拉瓜，她給我們展示了一個褪了色、變了味的桑地諾革命；在委內瑞拉，她專訪了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深入到委內瑞拉的貧民區，了解社區委員會、合作社計劃和各種“使命計劃”即社會計劃；在玻利維亞，她會見了玻草根總統莫拉萊斯的搭檔副總統阿爾瓦羅·加西亞，深刻地分析了玻利維亞與美國的“古柯葉大戰”和“水資源爭奪戰”，剖析了玻反對派洶涌的暗潮，與切·格瓦拉的兩位戰友進行交談；在厄瓜多爾，她親身體驗到厄美元化政策的沖擊，分析了科雷亞的改革之路及其絆腳石，談到了厄新憲法的通過使厄成功地進入了多元民族的時代。在古巴，她分析了在社會主義的框架里古巴所進行改革，指出經濟是古巴改革的火車頭，她一方面高度贊揚古巴的能源、教育、醫療和農業的“四大革命”，另一方面，也直言不諱地指出了目前在古巴誰擁有外匯便擁有特權的事實上的不平等現象；她采訪了格瓦拉的大兒子卡美路，與他交談了21世紀的古巴革命何去何從問題。

作者認為，一向被視為“美國后院”的拉丁美洲，在21世紀的今天，仍在努力擺脫美國的控制；在美國的“后院”里，拉丁美洲各國正掀起一場二十一世紀革命，洶涌澎湃?！拔覜Q意為拉美這次革命抽絲剝繭，或許，你會在本書中聽到不同的聲音”：墨西哥一個叫阿丹哥的村莊，竟然連八歲小孩也拿起長刀向我表示要保衛土地；危地馬拉的瑪雅族作家，帶我旁觀原本過去一直被軍政府禁止的瑪雅祭典；薩爾瓦多的前游擊隊頭目，發覺經營旅館比打游擊還要困難；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門前，細聽他憶述美國干預尼國那五花八門的手段；巴拿馬一名非洲移民，告訴我他如何利用巴國這個避稅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在委內瑞拉，來自貧民窟的婆婆捉著我的手，說，她的頑疾終于因革命可以醫治了；在玻利維亞，我與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葉，他們誓死捍衛祖先留下的文化；厄瓜多爾的小子不停追問我，為什么他們坐在油田上卻又這樣窮；我走進古巴的學校，老師們向我展示不一樣的教育、不一樣的古巴……

作者自己說：“無論如何，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作出什么大論述，而是靜靜地去記錄在一個充滿動蕩和災難的環境里，人如何仍能擁抱對美好社會的盼望，并拿出無比的勇氣去實踐，即使過程中也有錯失的時候。”

張翠容是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服務于西方及中文媒體。自1998年開始，經常背著行囊，只身游走在國際邊沿的第三世界，采訪過的國際大事件：印尼的民主化進程、柬埔寨紅色高棉解除武裝、東帝汶獨立公投、科索沃危機、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最后歲月、巴以地區沖突、伊拉克戰爭和拉丁美洲新世紀革命。2009年10月她的中文繁體著作《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由臺灣馬可孛羅出版。在內地出版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一個香港獨立記者的真相之路》一書，實際上是《拉丁美洲真相之路》的大陸簡體字版。

我們通過閱讀她在拉美9國的采訪記、實地考察和種種經歷（包括她在尼加拉瓜遭遇劫匪），同她一起親臨了“拉丁美洲革命的現場”，探索了“拉丁美洲真相之路”。

我們在書中可領略到作者嚴肅的思考與縝密的考證，新鮮的知識與正義的立場。這本書可讀性較強，給讀者以豐富的閱讀享受。作者敏銳探尋的目光所捕獲的不僅僅是安第斯山的雄偉、當地的民俗風情，更重要的是，在探尋的目光背后有著一個富有責任心、使命感、同情心和正義感的女記者的追求。

感謝張翠容女士，正是您的辛苦、勤奮和敬業精神使我們領悟到拉丁美洲的真相！

（寫于2010年7月10日）

內容簡介

拉丁美洲，一個傳奇絢麗的舞臺，底層一股如騎士般的革命靈魂恒久流淌著…… 閱讀拉丁美洲的歷史，如同閱讀一頁重要的全球化歷史；而閱讀拉丁美洲的歷史，也就像閱讀一頁核心與邊陲之境角力的歷史。 這回，張翠容將鏡頭轉向中南美洲，從墨西哥、薩爾瓦多、危地馬拉、薩爾瓦多一路至巴拿馬、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古巴……試圖勾勒出拉丁美洲各國在面對全球化的情勢下，其政治、文化、社會運動甚至經濟如何受到沖擊，以及因其所衍生的社會問題的整體面貌。犀利、理性而寬廣的視角，極具人文深度的文字，讓讀者對拉丁美洲將有全面的思考和認識。

當所有主流媒體的聚光燈都打在美國這個明星國家身上時，就在此時，在美國的“后院”里，拉丁美洲各國正掀起一場二十一世紀革命，洶涌澎湃。

我們都是在主流媒體的喧鬧聲中去認識拉美，我們的思考，有多少受著媒體的影響？

我決意為拉美這次革命抽絲剝繭，或許，你會在本書中聽到不同的聲音：

墨西哥一個叫阿丹哥的村莊，竟然連八歲小孩也拿起長刀向我表示要保衛土地；

危地馬拉的瑪雅族作家，帶我旁觀原本過去一直被軍政府禁止的瑪雅祭典；

薩爾瓦多的前游擊隊頭目，發覺經營旅館比打游擊還要困難；

我在尼加拉瓜坐在一位老人家門前，細聽他憶述美國干預尼國那五花八門的手段；

巴拿馬一名非洲移民，告訴我他如何利用巴國這個避稅天堂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

在委內瑞拉，來自貧民窟的婆婆捉著我的手，說，她的頑疾終于因革命可以醫治了；

在玻利維亞，我與原住民一起咀嚼古柯葉，他們誓死捍衛祖先留下的文化；

厄瓜多爾的小子不停追問我，為什么他們坐在油田上卻又這樣窮；

我走進古巴的學校，老師們向我展示不一樣的教育、不一樣的古巴……

無論如何，這本書的目的不是要作出什么大論述，而是靜靜地去記錄在一個充滿動蕩和災難的環境里，人如何仍能擁抱對美好社會的盼望，并拿出無比的勇氣去實踐，即使過程中也有錯失的時候。

作者簡介

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曾服務于西方及中文媒體，包括BBC World Service和Inter Press Service，香港經濟日報與現代傳播等，其后以獨立記者身份活躍于兩岸三地，為內地、香港、臺灣多份報紙、雜志、電臺報道國際事務。自一九九八年開始，經常背著行囊，只身游走在國際邊沿的第三世界，采訪過的國際大事件有： 印度尼西亞民主化進程 柬埔寨紅色高棉解除武裝 東帝汶獨立公投 科索沃危機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最后歲月 巴以地區沖突 伊拉克戰爭 拉丁美洲新世紀革命 曾采訪的國際領導人物有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巴勒斯坦自治組織已故主席阿拉法特、東帝汶開國總統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等。 中文繁體著作共四本：第一本為2002年出版的《行過烽火大地》，還有2005年的《大地旅人》、2006年的《中東現場》以及2009年10月的《拉丁美洲真相之路》，均由臺灣馬可孛羅出版。作者近作成為她在中國內地的第一本中文簡體作品，改名為《拉丁美洲革命現場》。 一位香港獨立記者永無休止的人間行旅，終于在中國內地讀者面前展開。

 目錄

自序 歷史的旋轉門

引子一個時代的革命情緒

附錄1 一個大陸，兩個美洲

附錄2 拉丁美洲改革歷程

Part 1 美國后院的前沿地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誰欺騙了你的自由

二零零六年大選的歷史定格

蒙面馬科斯與恰帕斯自治區

Part 2 中美洲：后院中的后院

危地馬拉：瑪雅原住民與解放神學

危地馬拉的瑪雅原住民

一個城市，多個世界

漫長的內戰

赫拉爾迪主教與解放神學

瑪雅族的精神領袖

附錄 瑪雅人與瑪雅文明

薩爾瓦多：政經加工場

美元化和私有化潛藏災難

前車之鑒

超乎想象的暴力世界

“草寇”原來也是藝術家

附錄 中關自由貿易協議推倒右翼政權

尼加拉瓜：抗美干預——跳出桑地諾的最后探戈

遭遇劫匪

美國“使者”在尼國的身影

在美國干預下動蕩的半個世紀

利用選舉推銷“民主計劃”

巴拿馬：喝一口運河水

忘記過去吧！這里沒有切·格瓦拉

巴拿馬運河的前世今生

一場不對等的荒謬戰爭

Part 3 南美洲：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

委內瑞拉：那一抹紅——豎起革命的旗幟

革命的冒險樂園

查韋斯刮起的旋風

　……

Part 4 加勒比海遺珠

后記 烏托邦的善與惡

書摘

P123利用選舉推銷“民主計劃”

P203專訪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P231草根總統搭檔教授副手

P315在社會主義的框架里進行改革

利用選舉推銷“民主計劃”

我返回馬那瓜市中心，很想再到馬那瓜湖邊散步，好讓湖上的清風，吹散心中的悶氣，但我知道這樣做是賭命，入夜后，湖邊一帶是最危險的鬼域。

馬那瓜湖是中美洲第二大湖，第一大湖尼加拉瓜湖也在這個國家，覆蓋著尼國大部分面積。想不到，這兩個美麗的湖泊，也是誘發美國操控尼國的原因之一。

美國一直有計劃在這里興建運河，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美國與巴拿馬就運河有爭議之際，尼加拉瓜正是美國在中美洲尋找第二條運河的最佳地方，這可打通美國在拉美的經濟命脈。只不過，這個計劃只聞樓梯響，到現在還未能落實。不過，桑解陣自二零零六年再次執政后，俄羅斯欲參與運河興建計劃，令尼國在美俄角力中再起風浪。

真不知道美國人知道多少，不過，由于美國介入尼加拉瓜的長度與深度，以及里根時代所支持的反桑解陣游擊隊(Nicaragan Democratic Force，后稱 Contras)臭名遠播。還發生伊朗丑聞，美國向伊朗出售軍火以交換美軍人質，以此作為反桑解陣游擊隊的經費。此舉令美國民間社會大為震驚，有好幾個關注尼國的監察組織成立，他們均擁有一定程度的動員能力，曾一度令尼國成為美國媒體的焦點，尼國也因此躋身國際舞臺，對于一些進步的美國人而言，尼加拉瓜是他們的痛。

無論如何，美國還是繼續通過很多方法來控制尼加拉瓜。

一九七六年美國國會便曾調查中央情報局過去在海外所做的一切，發現他們最常采取的介入手段除軍事外，便是選舉，他們的目的是要令選舉結果符合美國精英階層的最大利益。

一九六七年一名代表邁阿密選區的眾議院議員法茲西爾(Dante Fascell)便被揭發與中情局和古巴流亡社區有密切關系，他曾在眾議院動議成立一個民營基金會，公開資助海外民辦機構。對于他口中的基金會，有人揭露其經費原來秘密來自中情局。

中情局干預別國內政的方式，可說是因時勢而異，但美國在越戰的失敗是一個分水嶺。

一九七五年，隨著美國在越戰節節退敗，水門事件亦開始浮現，當中涉及中情局和當時的尼克松政府之間多宗丑聞，令美國外交政策亦出現轉向。

到了卡特上臺，有一批外交智囊認為，過去一味支持海外的親美獨裁政權，包括菲律賓、伊朗、中南美洲等，長遠而言，未必符合美國利益。因為此舉會令美國陷入道德破產的邊緣，同時亦激發反美浪潮，變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難以向國內選民交代。因此，他們建議借民主之名，通過操弄選舉滿足美國的隱藏議程。

其后，一個全新的計劃，叫民主計劃，主導了外交政策。

一九七七年，由卡特親自審批，政府和私人資金合作，成立了美國政治基金會(政基會：APF，American Political Foundation)，該基金會也有民主共和兩黨的參與，同時也得商界和工會的支持，其目的是在外國推動美國聯邦制或歐洲議會民主模式，然后通過民選文人政府去保障美國在海外的利益。

政基會在中情局和國家安全局的指引下進行研究。兩年后，他們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可利用政基會來贊助海外親美政黨，扶植他們上臺，服務美國利益。

一九八三年，這份報告建議在國會通過，批準成立全國民主基金會，單是一九八四年，便有一筆四百萬美元的運作經費，而曾被發現與中情局關系密切的議員法茲西爾竟然會成為民基會第一任董事局成員。

在民基會之下，又有一批附屬組織，這在本章開頭已簡述過，在此再補充一點，就是民基會這個民主計劃的資金來源，除了有國會撥款外，還有美國國際發展署，中情局亦會通過民基會在海外推動他們的議程。

先講美發署，它在一九八四年民基會成立當年，也同時成立一個附屬部門，叫“民主議案辦事處”(民案處：ODI，Office of Democratic Initiatives)，到一九九四年這個部門又改名為過渡議案辦公室(過案室：OTI，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他們在海外有自己推動的工作，但又會向民基會撥款并通過他們加強過案室與某些國家的公民組織合作關系，擴大他們介入別國選舉機器的渠道。

在中情局里，也有一支特別的行動隊伍，該隊伍成員全是選舉專家和組織公民行動的專家，他們會化身成為美發署的工作人員，落實任務。

舉個例子，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發署成立了一個特別辦公室“公眾安全辦公室”(公安辦：OPSOffice of Public Safety)，專門協助別國訓練警務人員，而中情局亦有類似的計劃，叫“警務人員援助計劃”，服務于該計劃的成員在中情局有一個稱謂叫 DTBAIL，后來又通過美發署的公安辦來擴展他們在海外的行動，他們自稱為美發署的這個新部門提供技術援助。

美發署在不少友好國家成立了公安辦，這辦公室暗地里聯同中情局訓練當地成千上萬的警務人員。很不幸，這些警務人員后來參與了各種各樣的鎮壓行動，犯下歷史上為人民所不齒的屠殺。中美洲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從危地馬拉的瑪雅大屠殺、薩爾瓦多的死亡隊，到尼加拉瓜的蘇慕薩政府軍的殘酷鎮壓。

美發署和民基會經常強調，他們是中立機構，只協助推動海外的公民社會發展，不會直接贊助某一政黨?？墒?，只要細心研究一下他們所支持的公民組織，包括個人、當地基金會和企業顧問公司等，會發現它們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某些親美政黨有關聯，對于不合乎美國利益的政黨及其相關組織，他們則會去打擊之。

美發署和民基會，還有其他同性質的美國組織，都以獨立民間組織出現，背后實際是由美國政府全資擁有，而他們則化身不同的臉孔出動，其任務就是推動和落實美國的外交政策。

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什么？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就是影響別國，滿足他們的新自由主義議程：私有化、去監管化、推倒貿易壁壘、保證美國自由進入新興市場，以及控制工會活動等，以達到美國在世界擴張和控制世界的終極目的。

他們正式向海外推銷“民主計劃”，首當其沖的是尼加拉瓜，尼加拉瓜可說是這個計劃的第一個實驗場，不成功，便成仁。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在外交政策上優先要處理的，就是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尼加拉瓜桑解陣政權，一如五十年代危地馬拉的阿本斯政權一樣。更何況桑解陣在拉美是一面鮮明的革命旗幟，對所屬地區起著鼓舞作用。

美國通過兩個途徑打擊桑解陣，其中一個途徑是推動及支持反革命游擊隊，展開內戰。這支反革命游擊隊最初由中情局指揮，后來交由白宮和國家安全局內的奧利弗·諾思網絡(Oliver North)主導；諾思為美國海軍將領，牽涉里根尼國內戰丑聞。另一途徑是利用選舉推翻桑解陣，這方面則由中情局、美發署、民基會及其附屬組織合力推動。

一九八四年是尼國大選年，當時該國內戰如火如荼，中情局等機構捧出反對派領袖阿圖杜·克魯茲(Arturo Cruz)作為候選人，后來有人發現克魯茲接受中情局月薪六千美元的報酬，他出來競選其實是另有任務，就是在大選日前夕宣布退出，并指控桑解陣在競選過程中貪污舞弊，以為借此可干擾大選和打擊桑解陣聲譽，并呼吁抵制大選。怎知人民仍然要求大選繼續，其他黨派繼續參加，結果桑解陣以百分之六十七的高票勝出連任。

到了一九九零年的大選年，美國嘗試新的方式，他們運用中情局最慣常的伎倆，首先糾集所有的反對黨組成聯盟，然后協商選出他們共同支持的候選人，并逐步成立一條由政黨、工會、商業團體和公民組織站在一起的政治戰線，繼而建構全國性的公民組織，推動選民登記，進行選民監督工作，表面是立場中立，實際是反桑解陣。

美國的這一介入手段，在拉美大行其道，南美多國如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都面對同樣的挑戰(詳情見南美洲部分)。除了建立反對派陣營聯盟外，傳媒亦很重要。事實上，每一場戰爭都會帶來另一場戰爭：傳媒之戰。

尼國有一份甚具影響大報《新聞報》(La Prensa)，由尼國甚有影響力的查莫羅家族所擁有，這個家族除了是報業世家外，亦活躍于政壇，曾在九十年代執政。查莫羅家族(Chamorro family)源于西班牙大家族，到十八世紀在尼加拉瓜的影響力開始上升，一直至今。這家族傳統上屬保守派，后有成員支持桑解陣而顯得立場模糊。此外，查莫羅家族也是報業世家，其所經營的《新聞報》甚受尼國人歡迎，當時的敢言主編華金·查莫羅于1978年1月10日遭到暗殺，查莫羅夫人在丈夫遇害后，投入反蘇慕薩政府運動，并以《新聞報》董事會主席的身份，支持桑解陣。1979年蘇慕薩政權垮臺，民族復興政府成立后，查莫羅夫人出任執政團成員。第二年，查莫羅夫人認為桑解陣背離最初理想，毅然脫離執政團，專心經營《新聞報》，抨擊桑解陣政府政策，以致《新聞報》屢遭?？?987年她被十四個在野政黨推舉為全國反對聯盟總統候選人，竟然擊敗了桑解陣總統奧爾特加。她在1990年上臺，1997年離任。

后來中情局暗中支持《新聞報》成為反對桑解陣派系的喉舌，想好好與桑解陣打一場輿論及傳媒戰。

在此之前，卡特曾同意國際貨幣基金會撥款援助蘇慕薩政權，當蘇慕薩下臺，他又指揮中情局派遣假扮紅十字會的飛機營救蘇慕薩政權的軍官，離開尼國往邁阿密。

里根上臺后，隨即接手鞏固尼國的反對勢力，其反對派核心為私營企業高級局(私企局：COSEP，Superior Council of Private Enterprise)，里根政府向該局提供一百萬美元款項成立尼國民主協調會(民協會：CDN，Nicaraguan Democratic Coordinator)。自此，民協會成為凝聚反對派和影響選舉的政治宣傳工具，再加上嚴厲的經濟制裁，以及反革命游擊隊不斷進行恐怖主義和經濟破壞，桑解陣腹背受敵，終在一九九零年下臺。

為了全速啟動這一打擊桑解陣的機器，據估計，單在一九八三年，美國中情局便花了一千四百萬美元，第二年(一九八四年) 中情局便與美發署和民基會向反對派每年提供一千萬美元的經費，直至一九八八年，大選選舉工程開始。

大選臨近，上述干預力量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推動各反對派的團結，這自然由民基會指揮，其余組織各就各位，例如民研所、共研所和ACILS立刻在馬那瓜成立辦事處，民協會出面拉攏大部分反對派成立全國反對派聯盟(UNO，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

未幾，這個聯盟推舉查莫羅夫人為總統候選人。查莫羅夫人上臺有其時代背景。1987年2月哥斯達黎加總統阿里亞斯提出新的中美洲和平計劃方案“阿里亞斯計劃”，主張以協商方式解決區域危機，獲中美洲各國支持，并于同年8月7日在危地馬拉簽署“中美洲五國共同和平方案”，推動尼加拉瓜政府與反抗軍進行直接談判，停止內戰，尼加拉瓜乃根據新憲法提前舉行全國大選。當時桑解陣政權一直受美國制裁，加上戰爭，經濟表現奇差，民心思變，全國反對聯盟候選人查莫羅夫人遂當選為總統，終于結束中美洲戰爭危機。阿里亞斯因此貢獻卓越，獲得了198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饡J為這樣還不夠，便邀請一家美國顧問公司迪尼菲國際集團(DIG，Delphi International Group)來到尼加拉瓜，向反對派提供組織和宣傳專家顧問。這家公司自一九八四年開始在全拉美地區進行被委派的政治任務。

迪尼菲協助反對派聯盟通過民協會動員和組織少年和婦女團體，投入選舉工程。此外，迪尼菲又負責反對派聯盟的競爭宣傳，通過《新聞報》和其他電臺與電視臺來為反對派聯盟造勢。

看起來真是財大氣粗，這是美國的重要手段。此外，美國還用包圍的方式，在尼加拉瓜以外的哥斯達黎加、加拉加斯(委內瑞拉首都)和邁阿密都設有美發署、中情局和民基會的行動中心，作為向尼國輸送經費的基地和與反對派進行秘密會議的地方。

其實，民基會一九八四年已經在哥斯達黎加成立了另一個顧問團體：民主咨詢中心(CAD，the Center for Democratic Consultation)，負責開展全中美洲的公民運動，一九八七年尼國則成為該中心的重點，該中心為反對派提供訓練課程和宣傳物資。

一九八九年，大選活動正式開始，新上任的美國總統老布什即向民基會注資九百萬美元，以助反對派聯盟和其他有關組織。

卡特在任時，曾與桑解陣達成一個非常奇怪的協議，就是桑解陣容許美國公開通過民基會贊助反對派，但要求一半經費撥歸尼國最高選舉局(Supreme Election Council)來推動選舉活動，條件就是美國要承諾不會通過中情局的額外秘密資金來介入尼國。

可是，中情局明顯沒有遵守諾言。據估計，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零年間，美國為了影響尼國大選而投入的資金大約為兩千萬美元。

當一九九零年尼國正式舉行大選，該國已盡受十年內戰之苦，以及嚴重而廣泛的經濟破壞。一九八五年，美國雪上加霜，推出制裁政策，人民苦不堪言。

一九八七年中美洲各國領袖共同簽下協議書，協議停火，以投票箱代替子彈?？墒?，美國繼續資助反革命游擊隊，沒有讓戰爭停下來。

即使真的?；鹆?，反革命游擊隊成員仍然帶槍到處耀武揚威，提醒人民如果桑解陣連任，戰爭隨時再來，經濟將一倒不起。但如果反對派聯盟勝出，尼國將立刻得到美國大額捐款，重建國家。最重要的是，美國可放寬外僑的匯款限制。

如此這般，人民終于放棄了桑解陣，讓親美保守勢力上臺，一上臺便是十六年，直至二零零六年為止。

美國干預尼加拉瓜大選的方程式終于奏效，因此，美國便肆無忌憚地在拉美其他國家應用這個方程式，至今不休。

不過，拉美革命政府一上臺，也面對不少挑戰，民主與經濟的表現都會成為主要的挑戰，尼加拉瓜是個典型例子。

革命家奧爾特加重掌政權，他所面對的難題排山倒海，首先，美國自然不會讓他好過，而在國內，也派系林立，一樣令他如坐針氈。

不要忘記，奧爾特加在二零零六年大選中只是險勝，不僅右翼陣營對他虎視眈眈，即使左派中也有嚴重分裂，從桑解陣分裂出來的政黨如“桑地諾修正運動”一直指責奧爾特加背叛革命。

為了應付二零零六年大選，奧爾特加的確作出了不少妥協。過去桑解陣都有黨歌，歌詞勉勵同志抵抗北方的敵人，但奧氏在大選中卻改用披頭士已故主音歌手約翰·列儂的“給和平一個機會”，并低調處理以黑紅色為主的黨旗，一切以粉紅色為宣傳顏色。

但最令人意外的，則是他與太太在大選前當了天主教教徒，并與一向為敵的教會合作，承諾一上臺即全面立法禁止墮胎；他還挑選了過去最大的敵人反革命游擊隊發言人莫拉萊斯(Jaime Morales)為副總統。

一次，馬那瓜一友人指著一棟別致的房子，對我說：“這就是奧爾特加的住所，但這房子原來是屬于莫拉萊斯的，革命時代被奧爾特加充公了，后來據為己有?！?/p>

我有點頭昏腦漲。尼加拉瓜猶如旋轉木馬，每一個人，每一宗事件，甚至每一場革命，換了一個姿勢，都會呈現不同的面貌。

奧爾特加再臨，有人期待新的革命出現，但有人卻認為民主失色；有人以為桑地諾主義復活，但有人卻認為充滿個人崇拜色彩的奧爾特加主義出場。

大家在爭論各種各樣的詞匯，例如民主與獨裁之分別，專制與權威的異同，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對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與公平貿易，國有化或是私有化……

爭論沒完沒了，斗爭也沒完沒了。

當年桑解陣被指控是蘇聯的附庸，這次桑解陣被指控為委內瑞拉查韋斯的附庸?？墒?，當年桑解陣支持者呼喊擺脫美國的操控，這次支持者又搖著拉美民族團結的大旗。

奧爾特加如履薄冰，一方面淡化過去革命的色彩，表示支持自由貿易，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經濟議案，并不排斥反對派成為合作伙伴；但另一方面，奧爾特加一上臺即步步為營，嚴密防備非政府組織和舊有勢力媒體，《新聞報》成為打擊對象。同時，他倡議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改革，例如平等革命；鼓勵合作社模式運動的農業改革，推動本地生產，提高糧食供應，以實現零饑餓，協助數以萬計的家庭脫貧。這是他零饑餓運動的最終目的。還有掃盲運動，這可算是第一波革命未竟的項目。

此外，奧爾特加又加強國家的角色，大興土木，表示“街道為人民”，興建長達一千五百里的道路，把所有社區連接起來，而他則稱每一個人都是總統。

這一連串動作觸碰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更何況改革背后有委內瑞拉和古巴主導的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支持，美國立刻以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省市選舉不合乎民主程序為由，再度制裁尼加拉瓜。

歷史不斷重復，也不斷角力，在拉美，革命就如在縫隙中伸展出來的草莖，于漫天風雨的沖擊中等候黎明的降臨。

尼加拉瓜的鄰國哥斯達黎加乃是中美洲最著名的旅游勝地，很多西方游客只集中在哥國旅游，不到其他國家，而哥國經濟、政治、社會都較穩定，政府過去致力于發展生態旅游，一切可以說是為旅客而設，做得頗為成功，甚至成為其他中美洲國家的學習典范，而它也是這個地區最富裕的國家。

可是，我卻沒有想過要在哥國停留休息。一大清早，我跑到長途巴士站買票到巴拿馬，但往巴拿馬必須經過哥斯達黎加。因此，我就在哥國停留了一個晚上，算是一個中途驛站。

果然不出我所料，前往哥國的旅客特別多，有些西方旅客帶著滑板，從尼國的加勒比海沖浪到哥國的太平洋，好不瀟灑。

這里的陽光與海灘特別迷人，還有涌出巖漿的活火山、彩色的鸚鵡在神秘的熱帶雨林中叫……無可否認，中美洲這個地區滿是可以探險的奇景和豐富的生態色彩，人與音樂更是分不開。

終于是時候登上長途巴士，車廂里人頭攢動，車慢慢蠕動，但一走上洲際公路，即全速向前邁進，我來不及回頭向首都馬那瓜說再見，車已在茫茫的公路上顛簸。

人一坐下來，腦海里便會閃出很多影像。前一個晚上，那位臺灣官員為我艱苦的旅程送上了溫暖，到現在，溫暖仍停留在心頭。突然，我又想到危地馬拉的那位女記者，她已準備好為她爸爸一雪沉冤了嗎？還有那位瑪雅議員，他立志要做第一位危國瑪雅裔總統，為族人揚眉吐氣，我祝他好運！??！薩爾瓦多那位老詩人，傳來電郵囑咐我好好把他的詩集翻譯成中文。喔，墨西哥的小子表示要跟隨蒙面馬科斯搞革命……

我不覺睡著了，身心也實在太疲倦，夢里不知身是客。

專訪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

為了得以近距離追訪查韋斯，我在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七年兩度前赴委內瑞拉采訪。當我向委內瑞拉新聞局詢問采訪查韋斯的機會時，新聞局負責國際媒體的官員斯薩告訴我，已向他們遞交申請采訪查韋斯的全球傳媒機構共有六百四十多家，即使駐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美聯社，也無法進入總統府進行面對面的采訪，他們只獲安排跟隨查韋斯的出巡車隊，坐在查韋斯后面追問。

斯薩說，查韋斯會親自檢閱每個申請并決定接受誰的采訪，一旁的官員只能提供一點意見。盡管如此，我仍然不放棄每一個接近查韋斯的機會，試圖了解他的思想行為。在此過程中，我發現在他的“瘋狂”背后有另外一面，新聞背后的查韋斯不是不為人所知，而是沒有傳媒愿意去報道。

兩度身在委內瑞拉，我多次采訪查韋斯出席各種場合，發現這位總統凡事都親力親為，無論大小，他都要親自向群眾解釋一番，他主動采訪每一個社區、每一個村落，而群眾也愛找他反映他們的訴求。只要他一出現，群眾就遞上各式各樣的建議書。一位居民對我說，他們過去從沒試過與總統的關系這么接近和親密，大家都稱他為“人民的總統”。

由于建議書越來越多，查韋斯索性在總統府旁開設一個窗戶，接收人們的信件。我看到，在這里，男女老幼，絡繹不絕，他們手中除了建議書外，還有字條，字條上滿載他們的心聲，據說查韋斯都會一一審閱，就如同審閱記者的采訪申請一樣。

也許，你會問，他哪來那么多時間？我也想不通，在委內瑞拉，幾乎每天都可以在政府的電視臺上看到他不斷發言，他還自創一個電視節目“哈啰！總統”。每逢周日，該節目都會在不同社區或村落舉行，并現場直播，除當地居民代表可親臨與總統直接對話外，其他社區也可通過衛星實時與總統交談，檢討政策得失，在場還有相關政府官員，他們經常會被總統質詢有關政策推行的進度。

究竟查韋斯是一個怎樣的人？我再次向新聞局要求，至少爭取機會參加他的“哈啰，總統”王牌節目，近距離觀察他的所言所行，同時向他提問。在我快要離開委內瑞拉的前兩天，新聞局局長來電，表示查韋斯同意邀請我出席節目。

出于安全的原因，節目舉行地點事前不得公開，新聞局告訴我，要隨時做好準備，他們會為我安排行程。節目舉行的前一個晚上十一時，局長再次親自來電，告訴我他們會派專機接送，囑咐我第二天一大早在專機機場等候。

一部用來接載部長級官員的小型飛機停泊在那里，同機的有國會議員、節目助理及另一位受邀的英國《衛報》記者。其中一名助理告訴我，過去查韋斯還讓記者參與節目，但由于有太多記者申請采訪他，最近他才有選擇性地邀請，每次不超過兩人。

經過四十五分鐘的飛行，我們抵達一個軍用機場，再轉乘總統直升機，前往節目舉行的地點Valle Seco，一個美麗的沿海市鎮。講臺臨時搭建在沙灘上，海灘有一條長堤伸至海中央。查韋斯一抵達，即興奮地走到這條長堤上散步，他似乎十分享受海風送爽，做了一個深呼吸后，未幾更唱起歌來。大家不知道他下一步還會做什么，或者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因為很多時候，他都是率性而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正如他想說什么就說什么。

事實上，查韋斯經常表現出理性與感性的雙重性格，他可以在滔滔雄辯里突然來個詩篇朗誦，又或引吭高歌。雖然他是百分之百的政治人物，但他又是文學藝術的愛好者。在他于一九九二年發動政變未遂被關押在監獄后，他便是以寫詩消磨時光，而在二零零七年夏天，他更灌錄個人唱片，免費派送給民眾分享。

在長堤踱步完畢，查韋斯終于坐到講臺上。不過，他沒有立刻進入當天的話題，而是，他東拉西扯，一如與家人閑話家常，這種方式平民百姓頗為歡迎，而這也是他在國內演說的特色。與他在國際會議上向美國張牙舞爪的作風，判若兩人。

在展開節目的開場白期間，一群小孩子跳到海里暢游，拍打出嘩啦嘩啦的水聲，發出天真的歡笑聲。他不僅沒有責怪孩子的打擾，反而向孩子呼喊，稱贊他們的游泳技術了得，而他則在十一歲才開始學習游泳，沒有他們游得好。他又把孩子們叫過來，孩子們一擁而上，非常高興。而在場的支持者不斷高喊“查韋斯”。但反對派卻指這是典型的民粹主義作風，只懂一味煽動群眾的情緒。

不管怎樣，查韋斯繼續向外賓展示他的親切作風。對記者也不例外，他不但親切，而且表現得開明，至少他沒有事前審查我和《衛報》記者的問題。有經驗的記者都知道，白宮以至其他國家領導人在接見記者前，必須審視記者問題才接受訪問。查韋斯不按慣例的做法，也顯出其極自信的一面，這同時也給記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美國著名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Barbara Walter）亦不例外，她訪問過查韋斯后，在節目中以友善、聰慧、有尊嚴（friendly, intelligent, and dignified）來形容查韋斯，致使她遭到美國一些人士的責罵。

以下是我和《衛報》記者羅力（Rory Carroll）對查韋斯進行采訪的摘錄。

（查：查韋斯；張：張翠容；羅：羅力）

查：今天有一位來自中國的記者張翠容出席我們的節目，她代表的媒體是《亞洲周刊》，請鼓掌歡迎……請問你居住在中國嗎？中國哪個地方呢？

張：香港。

查：呵！香港，好，你的翻譯也是中國人嗎？哦！是在委內瑞拉出生的華裔人士，你們體內同樣流著中國人的血液呢！除你們外，與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另一位記者羅力，他來自英國……我知道記者心中永遠有很多問題，我洗耳恭聽。

羅：你最近積極推動修憲，里面有很多重要的修改方案，也十分具有爭議性，你把總統連任限期取消了，但這卻又不適用于市長和省長身上，有批評者指責你將逐步走上獨裁之路。

查：這就是你的問題，今天我還要用很多時間來解釋憲法的疑問，不如我們先聽聽張翠容有什么問題吧！

張：貴國所推動的改革舉世矚目，我們在亞洲對你的革命構想感到好奇，而修憲如何推動你所說的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為什么要強調二十一世紀？這與二十世紀有何不同？

查：謝謝！一位來自英國和一位來自中國的記者，我想，你們都代表著不同文化的傳媒機構，有不同的意識形態。比如羅力，你的問題其實是反映了英國的觀點，我不是在說你的觀點，而是你的傳媒機構觀點。我知道歐洲記者對我們總是帶著批判，但你們如何看待你們祖先在拉美地區所做過的事情？一些加勒比海國家到現在仍然掛著英女王的頭像，又如歐洲殖民者在非洲，他們至今也不承認非洲的大屠殺與他們有關……

回到你的問題，其實，在歐洲很多國家都沒有為領導人設連任限期，例如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希臘、葡萄牙等，幾乎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沒有期限。你來自歐洲，為什么反過來問我取消連任是否會走上獨裁？我知道這與你個人無關，這只是與你所代表的傳媒機構有關……

我作為改革的推動者，就像一位畫家正在繪出一幅圖像，當然希望有足夠時間把這項工作完成，并看到成果，試想一位畫師畫了一部分，不能繼續下去，要由另一位又或再一位畫師繼續，結果這已不再是原來構思的一幅畫了……

好了，再看看來自中國的張翠容，她關心我們的改革，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方向。我們的修憲正是要加深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改革，消滅不公義。在修憲內容里，除總統任期外，其實我還提出如何加強勞動階層的社會保障，提高老百姓的政治參與社區的力量。這是我所相信的民主，真正的民主，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民主，這同時是今天節目的主要討論內容。翠容，你會從中找到答案。

張：我還有一個問題，你除了受到玻利瓦爾和格瓦拉的思想影響外，有沒有受到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你如何看待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的改革，這會是你的革命參考藍本嗎？

查：我深知中西有別，我尊敬中國，她在世界革命上做出過貢獻。至于毛澤東，我可以告訴你，他的思想影響了拉美一代人。當我還是一個年輕的軍人時，我愛讀他的軍事理論著作……但我們有自己的道路，并沒有企圖復制別國的模式，這包括古巴在內。古巴革命有其時代背景，中國也有她的國情，不過，中國用有限的土地解決了十三億人的吃飯問題，這是政府成功解決了土地問題，這是我們值得參考的。事實上，我們推出土地法，也有這個作用。我深知全世界都在觀察我們的革命，這包括翠容你所來自的亞洲地區，我們要加強合作和團結，立個榜樣……要知道，美國正要全力打擊我們，他們已啟動傳媒機器來抹黑我們。目前，我們除了處于一場石油戰外，還有傳媒戰，對抗傳媒的霸權。記得一次我接受一個來自美國邁阿密的電視臺訪問，我細心解釋我的治國理念，節目主持人表現出一派理解的態度，結果節目播出時，卻是另一回事。有關方面鉆空隙，在我談話前后加插抹黑的段落。電視臺的解釋理由，竟然是受到邁阿密黑幫的壓力，他們不想看到節目的播出，更不愿看到我可以向美國民眾講解玻利瓦爾革命藍圖。

張：我同意您所批評的美國傳媒霸權，但，總統先生，你不也是承認美國傳媒在世界的影響力而接受他們的訪問嗎？在過去，你給予英美媒體無數的專訪，亞洲傳媒卻沒有機會，我作為亞洲記者深知要打破美國媒體霸權，是非常艱難之路。如果不能打破媒體霸權，那就無法打破政治霸權?？偨y先生，在您面前，我能否與西方記者一樣受到重視？

查：我很高興你受邀來到這里，我知道全球有不少記者對我有好多的問題，我很難滿足大家的要求，至于傳媒霸權，我希望將來有機會與你討論。事實上，我們成立南方電視臺，并與半島電視臺合作，目的就是不愿再依賴西方傳媒而擁有自己的聲音，屬于發展中國家的聲音……羅力，你也有問題嗎？

羅：有，委內瑞拉的革命沒有你也可以繼續嗎？

查：在世界歷史上，真正的革命不是單靠某一個人，而革命是有階段性的。在這個玻利瓦爾革命的階段上，我扮演了角色，但終有一天，我會離去——可能是我的政府，也可能是我的生命。但革命長存，就像大海里總存在一點一滴的水，陽光的光線總會穿透大氣照耀，年復一年。在此我向你們推薦Plejanor所寫的書《歷史中的個人角色》，多謝翠容，多謝羅力！

當節目結束之際，我托一名新聞局官員轉交一張字條給查韋斯，表示還有向他發問的問題，其中就有關革命的前景。正如他所說，革命不光靠一個人的愿望，但亦不光靠群眾的熱情，還要有經濟實力，既然委國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石油財富支持，如果碰上油價大跌，致使石油財富終有耗盡的時候，那么，革命會否就此崩潰？

其實上述問題都是大家心中的疑問，查韋斯曾就此表達過他樂觀的看法，而他再次強調說：“我想革命不會崩潰，因為石油始終有價，是珍貴資源，更何況玻利瓦爾革命的延續不僅依賴石油，還是出于全國的意志和構想，這是一個全國的項目?，F在，我們正推行的策略性政策名為‘石油播種’，這即以大量的石油財富來發展國家的農業、旅游和其他工業，我們要在委內瑞拉建設一個多元的經濟。今年我們在基礎建設上作出龐大的投資，這包括興建以太陽能源為主的發電站、鐵路網絡、高速公路、新市鎮、新大學、新中學、收購土地、制造拖拉機、推出農民借貸計劃等。或許，我們終有一天再沒有石油，但這只會是二十二世紀之后的事情，委內瑞拉未來二百年仍可繼續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p>

明顯地，查韋斯已把革命與石油捆縛在一起，而且一派樂觀。

石油是委內瑞拉的經濟命脈，數百年來都受殖民國和英美資本的控制?，F在，石油是委內瑞拉革命的支柱。

二零零二年反查韋斯的政變瀕臨瓦解之際，反對派則毫不留情地毀掉了委內瑞拉石油公司內所有計算機數據。一名員工告訴我，他認為反對派這一招很“毒”。

同年十二月，反對派又組織全國總罷工，石油工業幾乎陷于停頓，他們深知，要阻止查韋斯的紅色革命前進，必須干擾它的命脈——石油。

委內瑞拉是世界第五大及南美第一大產油出口國，根據委國能源部二零零五年公布的統計數字，委國石油儲量有七百八十億桶，而重石油儲量則共有二千三百八十億桶。石油一直是委國的經濟命脈，占總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輸往美國的石油占石油總出口的百分之六十，為美國總石油進口的百分之十五。

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壟斷委國石油，踏入二十世紀初，以英美為主的外國資本增加，他們以租用土地的方式，進行大量石油勘探開采工作。

至于對石油產業國有化，查韋斯不是第一人。早在一九七五年，佩雷斯上臺后立即推行石油國有化?？墒?，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國家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他們把危機轉嫁到第三世界，利率大幅飆升、油價大幅下滑，拉美地區受到重創。九十年代展開之際，美國以協助挽救經濟之名，向拉美推銷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委內瑞拉再度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由外國資本重新接管。

查韋斯曾在一九九二年發動政變企圖推翻佩雷斯，以失敗而告終，在一九九九年最終通過大選以歷史性高票率當選。他上臺之初委國仍處于經濟疲弱時期，他提出要走第三條道路，即介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路線。但不久他卻又指出資本主義無法令人擺脫貧困和不平等現象，新自由主義在委內瑞拉更把這種現象惡化，當時委國的貧窮率為百分之六十。

查韋斯表示，只要資本主義制度不改，不認真解決貧困和不平等，任何措施都必與寡頭集團產生尖銳矛盾，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有服務大眾利益的規劃設計。因此，他提出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革命這個另類模式。

革命需要經濟實力，而委內瑞拉的經濟實力就是石油，因此查韋斯逐步從外資手中奪回石油產業。但他的國有化政策與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不同。在六七十年代，拉美國家用極低的補償金將部分產業從外資手上收歸國有。而現在查韋斯只是提高分成比例和降低外資的控股權，然后再將石油收益投放到國內的社會項目中去，使自二零零七年以來貧窮率下降至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此外，他又以石油加強國家在國際事務上的角色，逐步打破美國單邊主義，這是美國所最不愿見到的事實。

查韋斯與美國右翼政權勢不兩立。當前美國總統小布什在位時，兩國的對立，可說是空前絕后。美國最大的福音派基督教組織基督徒聯盟(Christian Alliance)已故創辦人羅伯遜(Pat Robinson)便曾公開高呼干掉查韋斯，而查韋斯也大罵小布什為魔鬼、驢馬，大家唇槍舌劍，令國際社會側目。有評論直接指出，查韋斯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反美為主旋律，即使奧巴馬上臺，他依然高呼小心美帝國主義。

因此，對二零零二年的政變，有傳聞直指幕后推手便是美國，一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政權被美國推翻。日光之下無新事。

草根總統搭檔教授副手

世界最高的首都是個什么樣的地方？它令你呼吸急促，步履緩慢。當長途公交車在山頭上轉了三個小時后，終于來到玻利維亞首都拉巴斯。

當天是一個節日，市中心充滿巡游表演的人群，而音樂也飄飄處處聞。就這樣，我走進了一個七彩繽紛的異鄉。

晚上，寒風刺骨，氣溫降至零度，但人們仍以最大的熱情來迎接巡游隊伍，他們站在市中心的主要大街上，與表演者一起唱歌跳舞，而行人路旁則排滿熱騰騰的小吃攤檔。

我找了好一會兒才落腳于市中心某一間酒店。在七八月份，無論機票和酒店，都絕對緊張，每天有不少活動在進行中。我發覺，南美國家之間的交流頗為頻繁，各大大小小的會議總會令酒店房間和機票賣個滿堂紅。

熱鬧的拉巴斯，色彩斑斕的拉巴斯，使我很快便忘卻高原的寒冷氣候。

玻利維亞有美洲的西藏之稱，她置身于安第斯山脈的懷抱里，是南美一個內陸國家，也是南美最窮的國家，但石油礦產異常豐富，這聽起來實在有點矛盾，人民享受不到國家的財富，每月平均收入不到二百美元，特別是當地原住民 ，他們占玻國總人口的一多半，卻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因此，有人戲稱玻利維亞是坐在金礦上的窮人。

身在不發達的拉巴斯，可是，我又不期然被該地的大自然環境震懾著，四面環山，活像一個中華炒鍋。一到晚上，山上密密麻麻的房屋點點燈光，再遠一點可見幾座莊麗的雪山，燈光反映在常年積雪的山峰上，此時，身為異鄉人，我不禁自問：我抵達了天堂么？

另一方面，冰冷的拉巴斯卻一直在沸騰著。原來，玻利維亞的社會運動，非常蓬勃，這由于當地超過一半人口的原住民從未有對強權屈服過，原住民運動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要引擎。

二零零六年，玻國人民便以選票選出第一位原住民總統莫拉萊斯（Evo Morales），以對過去的不公來一個大反彈。

莫拉萊斯很快便與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結盟，緊接委國成為南美另一個左轉的國家，跟著他推出一連串的社會改革，一如委內瑞拉，這包括將重要產業國有化，從石油到電信等， 一時間令國際社會側目。在西方一片批評聲音中，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E.Stiglitz) 卻撰文支持玻國的國有化政策。他說，玻國過去的私有化進程不符合人民利益，我們應該為玻國人民高興，他們終于有一位代表他們利益的民主總統。

莫拉萊斯說：“玻利維亞要的是伙伴，不是老板?！?/p>

他上任后不久，即訪問北京，當時他由于穿上原住民草鞋而給國際傳媒大肆渲染，并質疑他缺乏學歷，能否推動改革。

莫拉萊斯每次出訪，都愛穿上印加原住民服飾，并呼吁國民要為自己的民族服飾感到自豪，他說時，昂首闊步，一路走來，絕不容易。

我在玻國的采訪重點，便以當地原住民運動為重點。

抵達拉巴斯后第二天早上，我便跑到玻利維亞國立自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Bolivia）探訪該校的社會學系教授蘇菲亞，她專門研究原住民政治，打扮也十分原住民，一坐下來，她即取笑地問我：“外界是否對拉美的原住民運動很感興趣？這是否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研究潮流之一？”

不過，她最感好奇的，卻是我這位來自老遠的香港記者，為什么要采訪玻利維亞？

其實，過去多年來玻利維亞這個國家早已吸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學者、社會活動家、文化人士前來“朝圣”，半個世紀之前，切·格瓦拉也受到玻國的誘惑，毅然放棄古巴革命政府的職位，來到玻利維亞繼續他的革命事業，只可惜到頭來他卻葬身于此地。

最諷刺的，就是切·格瓦拉最后卻被玻國的農民出賣，向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供他的行蹤，然后他在中情局官員面前被處決，一代拉美革命英雄就此隕落。

如果以為革命是從農民開始，那玻國是個例外，她的人口組成非常復雜，原住民不一定會支持社會主義改革。

蘇菲亞介紹我認識一住原住民學生格比爾·卡薩牙，請他當我的向導。格比爾是社會學系博士生，也是原住民運動的積極分子，亦同時為一位原住民女議員當助手。

這樣一位背景豐富的向導來協助我采訪，我感到是天意，又是運氣。但，略為肥胖的格比爾，其行為舉止有點怪，行動遲緩，有口吃，經常疲勞，雖然如此，他的思維尚算清晰，后來我發現他不僅懂英語，法語和意大利語也說得不錯。

原來，在玻利維亞，有不少知識分子留學法國，又或自學法語，以便閱讀法國左翼思潮原文。

一個處于極度剝削不公的社會，左翼思潮流行是自然不過之事。不過，意識形態這東西，在玻國，似乎是知識圈最緊張。我與格比爾第一次午餐，也即告訴我，玻國知識分子，滿腦子左翼思想是一回事，原住民與他們站在同一斗爭道路，卻并不與之分享同一終極目標，也是個諷刺的事實。

格比爾說：“過去，玻國白人政府對原住民實施隔離政策，最惡劣的時候，原住民不得走進城市，教育、醫療、就業更不用說了?，F在，我們選出莫拉萊斯為我們的總統，就是因為他是原住民，不是因為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我們只希望爭取更多的教育和就業機會，還有其他的權利。

國有化可令新政府擁有更多社會資源來建立一個平等公義的社會，財富可以平均再分配，為我們奪取應有的人權，但我們不要共產，這里的農民不愿重奪到手的土地又遭到國家沒收……”

在一九九五年成立的政黨“邁向社會主義運動”（Movement Towards Socialism，MAS），第一屆便選出古柯葉農民工會領袖莫拉萊斯為主席，而這個政黨開始時以原住民和古柯葉農民為主，也有左翼知識分子加入，全力爭取原住民權益為最重要任務。黨的名稱雖含有社會主義，但當我訪問其成員時，他們均表示，他們不是社會主義黨，該黨只不過是爭取達至公平社會的工具或橋梁。

持這見解的包括當年曾追隨切·格瓦拉的成員，他們都不承認，他們是社會主義者(有關專訪見后)。

??！我有點滿天星斗，但這也不是難明白的事情。

我若有所悟，切·格瓦拉為什么死在玻利維亞，但另一方面他的精神與理想卻又在玻利維亞受到傳頌。

不過，本身為社會學教授、知名馬克思主義者的副總統阿爾瓦羅·加西亞·連納亞（Alvaro Garcia Linera）在一次簡短談話中向我解釋，其實玻利維亞仍未走到一個可以實踐社會主義的社會階段，這里的原住民除了農耕外，他們主要依靠家庭式經濟作業為主，玻利維亞沒有一股龐大的都市無產勞動階級，但玻國又不至于如古巴，卡斯特羅當年以一黨專政全面實施社會主義。可是，玻利維亞不同，民主制度早已建立，即使原住民之間也有不同的利益，他們要在民主架構內體現他們的權利，因此，莫拉萊斯是靠原住民的選票落實改革的。

連納亞表示，他的構想乃是首先推動安第斯資本主義(Andean Capitalism)，這就是讓安第斯地區的原住民在市場經濟里繼續他們的生產方式，并為他們創造更有利的生活條件，但絕不是如過去在全球化下所實行的新自由經濟政策，任由跨國企業所宰割。

至于被美國視為洪水猛獸的莫拉萊斯，只要留意他的公開講話，他的政策亦頗溫和，他強調要繼承切·格瓦拉與卡斯特羅的獨立自主精神，以及團結拉美的夢想，而不是大搞共產。

不過，說起這位副總統連納亞，他的傳奇比莫拉萊斯還要豐富。

一般而言，記者來到某個國家，總希望能夠訪問該國最高領導人，若該領導人同時是國際知名或具爭議的政治人物，那肯定是國際傳媒的搶手貨。

在玻利維亞，我們記者同行的焦點當然落在首位印第安原住民總統莫拉萊斯身上，我照例要求專訪他，但申請如石沉大海。可是，與此同時，我卻發現副總統比總統更值得訪問。這里的年輕人對他比總統更情有獨鐘，這真使我無法相信。副總統所到之處，都會有一大群“粉絲”如影隨形。

由于連納亞任副總統期間，仍然繼續在國立自主大學教書，他的課堂引來大批學生爭相報讀。

連納亞可真是魅力沒法擋，他不但長得帥，年輕又平易近人，而且更是一身傳奇，加上他的智慧和學識，他已成為拉美左派一顆耀眼的人物（連納亞照片可見書前彩頁）。

連納亞的經歷與切·格瓦拉有點相似，當然結果不一樣。他少年時毫不活躍，并且帶點羞怯。他后來到墨西哥求學，也是選讀數學這等非政治化科目。但他在大學認識了一位學運活躍分子，自此一生便起了變化。他與這位同學決意走上切·格瓦拉的道路，為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不公打抱不平，還成立游擊隊、運軍火。最后連納亞被玻國政府拘捕囚禁，但他卻在獄中拼命閱讀，熟讀法國左派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還拿了個博士頭銜，出獄后當上社會學教授。

他的座右銘是：知識分子不但要了解世界，還要改變世界，他坐上副總統位置，就是要為玻國帶來改變。

連納亞不屬于“邁向社會主義運動黨”，莫拉萊斯找他任副總統，就是希望他可扮演政府的大腦，大家都認為一位工會領袖與一位知識分子的結合，可互補不足。

當莫拉萊斯無法解釋帝國主義如何造成玻利維亞的不幸時，連納亞卻有條不紊地解構帝國主義是怎么一回事，并邀來意大利重要思想家安東尼·奈格里與他一起鑿破他們眼中的全球化偽裝面具。

我認為連納亞的魅力沒法擋，其實比連納亞大上三十年的奈格里一樣魅力四射。

奈格里在國際思潮界自有一定的地位，他曾與法國已故哲學家德里達（J.Derrida）和?？拢∕.Foucault）做過同事，算起來他今年已七十四歲了，但身材高大，說話中氣十足，手舞足蹈，非常幽默，一點兒不覺他已進入垂暮之年，更不像長期受過牢獄之苦。

奈格里專長于馬克思哲學思想，他與哈特所合著的《帝國》最廣為人知。他走出研究室，在六七十年代成立一個非常革命的組織“工人力量”（Worker Power，意大利文為 Potere Operaio），在七十年代被意大利政府指控參與暗殺總理 Aldo Moro 行動而被囚禁，后終證明清白，但中途他已被放逐到巴黎，輾轉于一九九七年主動返回意大利，完成剩余的刑期。

不過，奈格里的一生傳奇，同時也為他帶來不少爭議。有人指他的思想不良、太賣弄抽象；一如代表理想主義符號的切·格瓦拉，也有人批評他是無知的革命狂徒，手上充滿別人的鮮血。

無論如何，奈格里在拉巴斯演說時，剛巧我也在該地，我自然不會錯過機會，跑到現場，偌大的會議中心，已擠得水泄不通。出席者還有不少玻國的知名學者。這使我忙透了，整個晚上，我在會場里穿梭，找這個、找那個訪問，學生也不放過，我要聽聽他們的意見。

最后，我連副總統和奈格里也接觸上了。當會議中場休息，連納亞快要離開講臺時，我欲走近他，他的保鏢即上前攔阻，在情急下，我竟直呼副總統的名字：阿爾瓦羅！連納亞好奇地轉過頭來，看見我這位亞洲人，上前友善地與我握手、交談，我立刻向保鏢們神氣地說：請讓路，副總統先生有話要跟我說。

莫說玻利維亞是個內陸窮國，在這里，每天都有思想撞擊，人們經常討論得面紅耳赤。

環繞莫拉萊斯的智囊團隊內，也有好幾個外籍人士，后來我認識了其中三位，他們是阿根廷籍的柏波·史蒂芬萊利、法籍的赫威和英籍的愛莉臣·史必丁，他們可真是信奉國際主義的世界公民，視玻利維亞的革命事業為人類的革命事業，他們分別在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領域上，貢獻一己力量，為玻國謀良策。

莫拉萊斯則站到前臺打一場硬仗。他始終出身于工會，行動型。在二零零九年年初，他可以為了在憲法中加入原住民的權益而絕食，迫使國會投票通過。

他經常站在人民當中，而他也取笑自己說：“我不習慣只坐在總統府發施號令，我一與人民在一起，便感泰然?！?/p>

當他于二零零六年年初上臺，便主動減薪，與人民共呼吸，其內閣亦無法不跟隨他減薪，以示“帶著心而來，不帶走半根草”。

莫拉萊斯又總愛回家居住，清晨五時許便開始回到總統府工作，害得保鏢們披星戴月，東奔西跑。

因此，記者專訪莫拉萊斯，也要到他的家里進行訪問。一位電視臺記者告訴我，莫氏家里陳設簡樸，他甚至很難找到充裕空間，好讓他的攝影隊舒服地拍攝。

一身散發著泥土味的莫拉萊斯，其深色的皮膚埋藏著玻國原住民的血淚歷史。

“玻利維亞具體而微地說明了什么是遭帝國剝削的土地?！?/p>

《經濟殺手的告白》作者約翰·柏金斯在他的第二本書《美利堅帝國陰謀》中引述了他的一位和平團訓練營老師的以上一番話。

印加民族曾自詡是太陽神之子，曾在安第斯山脈上孕育出人類最輝煌的文化，如今游走在拉巴斯街頭上的印加原住民，卻是社會的最底層，男丁在礦場地獄般的環境里冒險工作，婦女瑟縮地擺地攤以賺取一二塊美元糊口，連孩童也拿著擦鞋箱，到處尋找顧客。眼神一片茫然。

一次，我在一位原住民婦女地攤上挑選了一個手工制作的布娃娃，她說一美元，我卻給她五美元，她瞪大眼睛，我輕拍她一雙手，稱贊她雙手真神奇，可以做出這樣精致的作品。但他們卻沒能力肯定自我的價值，夠吃飯便感謝上天了。

就這樣，貧窮像條樹藤把他們世世代代纏繞著，把他們打壓得連頭也抬不起來。不少歷史學家指玻利維亞統治者對待原住民的殘暴程度，是南美之冠。十六世紀西班牙殖民者屠殺印加原住民，

比屠殺中美洲瑪雅族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玻國獨立后，也征戰連年，并逐步邁向“考迪略時代”，即軍人鐵腕統治的年代，獨裁者魚貫上臺，對原住民的壓迫不比西班牙殖民者輕，原住民的命運就好像

要被釘在十字架上。

沒有公民權，也沒有土地，并且更被隔絕在鄉間里，又或在大莊園當奴隸。有這樣的駭人聽聞的故事，就是過去那些大地主或白人上層階級，視原住民為“玩物”，命令他們學森林中那些野生動物逃跑，然后向他們追捕射殺，來享受模擬打獵的樂趣。至于其他純為消遣而向原住民所行的私刑，更是超出我們想象之外。

難怪莫拉萊斯上臺時眼眶含淚，揮手面向族人說：“他們想要消滅我們，但我們終于自我解放了?！?/p>

消滅，西班牙文是extermino，莫拉萊斯以西班牙語和原住民母語艾馬拉語(Aymara)在公開演說中說了好幾遍，反映著玻國原住民心靈深處的悲劇情緒，當中夾雜了憤怒與恐懼。

由于這種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玻國的原住民抗爭逐步演變成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

在社會主義的框架里進行改革

事實上，外界對古巴的挑戰，尤以美國與西方世界，亦主要集中于古巴的高度集權政治體制，以及非自由化的中央計劃經濟政策。一言以蔽之，就是古巴有異于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竟安然存在于美國后院并力抗美國的“征服”，極不符合美國向世界輸出的民主與自由市場理念。

不可否認，古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的確出現疲態，并且重復著二十世紀以來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老問題：官僚管治危機、生產力落后、低效率、一言堂、缺乏制衡等。

可是，當我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的街頭上，所遇見的古巴人卻一身健康的膚色，充滿陽光的熱力，臉上笑容不缺。而古巴在拉美地區 （那些受過英國殖民的加勒比海國家除外）是最能說英語的地方之一，外國人較容易碰上可以用英語交談的古巴人。

一位古巴學生告訴我，現在年輕一代在學校一律學習英語，雖然古巴仍然受美國圍堵，但他們希望能夠用英語打開對外的窗口。事實上，與拉美其他國家比較，古巴的知識階層是最龐大的，我時常以半開玩笑的口吻向古巴人說，只要我一丟石頭，隨時都會擊中詩人作家。雖然哈瓦那市內的建筑物如何破落失修，但學校、作家和藝術家工會大樓卻永遠簇新完整。拉美作家協會總部便設在哈瓦那一組非常別致的西班牙式建筑群中。

古巴人愛作家，因此也愛書。事實上，古巴全年不時舉行各大小型書展，而最大規模的，就是二月份的國際書展，在全國三十四個地方巡回展覽。哈瓦那是焦點，聽聞有來自世界各地共約九十個出版社參加，與香港和臺灣一樣，書展都設有一個主題，然后大會按主題邀請作家演講。

我認識哈瓦那最大出版社 Editorial Nuevo Milenio 的負責人桑莉亞(Sonia)，她告訴我，古巴人很愛閱讀，這已成為一種傳統，每次的國際書展，不到兩個星期平均可銷出約八百萬本書。試想想，在人口只有一千二百萬的古巴，這個銷售量可謂驚人。

我沒有機會體會古巴國際書展的瘋狂，卻有緣參加年中書展也屬不錯，雖然它規模較小，但已把展出場地維拉度(Velado)區二十三街擠得水泄不通。

哈瓦那新區的二十三街是哈瓦那的主要商業地區，下午書展開幕時，有關當局即封鎖街道，一個個書攤排列讓人觀賞，男女老幼聞風而至，當中加插短暫的巡游，活像嘉年華。

二十三街的頭一段有一間叫G Cafe的咖啡廳，這是騷人墨客流連之地，不時舉行讀詩會。

傍晚時分，一陣陣風吹過來，總算可讓人透一口氣，詩人陸續進場，捧場者也打扮得非常入時，一身藝術家氣質，令我有點刮目相看。

諷刺的是，古巴尊重文人，對表達自由卻步步為營。

我在哈瓦那認識一位年輕的文化雜志編輯薛丹勞，她告訴我，她對工作感到泄氣，因為她對選題和文章的取舍沒有決定權，整個編輯部只會聽命于社長，社長則來自軍方，在加入雜志社前是一名將領。

薛丹勞又說，言論自由永遠是敏感的話題，這由于古巴頭頂上

有虎視眈眈的美國，隨時準備推翻古巴的社會主義，只要古巴一開放，美國便會借機滲透顛覆，這是古巴限制自由的理據，同時亦由此合理化一黨專政的現象。美國一直沒有放棄顛覆古巴。

二零零六年當卡斯特羅讓位給弟弟勞爾，并指定他為正式接班人的時候，外界一方面大肆抨擊這種世襲獨裁政治只會繼續深化古巴的問題，另一方面卻又寄望勞爾推行改革。

沒錯，勞爾上任后即宣布一系列改革，他同時表達了對官僚主義的不滿，認為有必要提高生產，改善物質生活。他還促請媒體發出更多的批評聲音，并授權進行關于產權關系的研究等，這都令外界有一個感覺，古巴可能要回頭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古巴的社會主義可能因此自我解體。

可是，在我訪問的好幾位官員當中，包括古巴人民代表大會議長阿勒孔(Ricardo Alarcon)和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還有專家學者如古巴亞洲研究中心經濟學家科維度(Eduardo Florido)，他們一致強調，古巴的改革乃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里進行，他們將會堅守社會主義的理想。

我所接觸的古巴民眾，不少人也渴望改善生活，但仍不愿放棄社會主義，特別是目前資本主義經濟出現全球性危機，古巴更應向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的發展模式。

老一輩的作家馬里奧·馬天尼斯(Mario Martinez)見證了古巴半個世紀的革命事業，他在接受訪問時向我解釋了古巴社會主義的不倒之謎。

“拉美是歐洲資本主義擴張第一個遭到殖民的地區，歷時數百年，是不愉快的經歷，當年古巴原住民被統統殺光，從非洲過來的黑奴服務白人大地主和殖民地統治者，因此，古巴人有不少黑裔血統……

“由于受到長期殖民經驗，古巴人對民族身份有堅定的追尋，對獨立自主、自由公義有強烈的渴望。可是，西班牙人走了，美國又占領我們的土地，即使一九零二年古巴獨立，美國仍然介入古巴內政和操控經濟，并在古巴建國時的憲法中加入普拉特修正案，強行占用關塔那摩灣……”

馬天尼斯繼續說，美國如何在古巴獨立后扶植獨裁者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1901~1973 ），令古巴繼續服務西方資本，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附庸經濟體系，人民得不到解放，直至卡斯特羅與切·格瓦拉的革命成功。而他們遠征隊所乘坐的”格拉瑪號”(Granma)從墨西哥駛至古巴，對抗巴蒂斯塔，雖歷盡波折，但一開始已成為解放的象征。

馬天尼斯憶述一九五九年古巴人歡呼卡斯特羅上臺的熱鬧情景，當時他才二十多歲，“當了解到古巴一頁歷史，你應明白，我們為什么時刻提防美國的帝國野心，對美式資本主義尤為反感……社會主義的種子早在這里埋下了”。

古巴獨立之父何塞·馬蒂的強烈民族情感和倫理方案，不僅是感召了古巴人，還感召了整個拉美民族。

我是一個誠懇的人，

來自棕櫚樹生長的地方，

我想在臨死之前，

把心靈的詩句歌唱。

我愿和世上的窮人一起，

迎著生命闖蕩，

山間的涓涓小溪，

比大海的波濤更使我歡暢。

——何塞·馬蒂

何塞·馬蒂為他的后代定下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方案：無私與平等。難怪守在古巴的古巴人，無論年長或是年輕的，當我問到他們怎樣看待社會主義時，都不愿意否定它。

哈瓦那大學一年級哲學系學生法蘭度說：“我們從小便被教導先輩的愛國精神和理想，熟悉的是社會主義，對其他制度不太了解，可是……”

現在，不少古巴年輕人和知識分子都會回答：“我們明白資本主義那一套不是出路，可是，現在我們的社會主義也問題重重，如果不能克服目前的問題向前跨越，革命就會死在這里了。”

法蘭度說，越來越多年輕人想發表多一點不同的聲音，希望能參與影響中央政策的權利。他問：“我們可否在社會主義的框框里提高生產力？又可否實現民主社會主義？打破專政，擴大自由空間，如果能做到，古巴的社會主義真可以來個大躍進，并向世人顯示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笔聦嵣希泄虐腿艘迅野l出抗議聲音。

究竟古巴如何獨特？同時又面對什么挑戰？在全球處于因資本過度擴張而導致金融海嘯、資源短缺、氣候暖化下，古巴可否向世界展示另一種可能？大家對這個島國都心生好奇，特別在后卡斯特羅時代。

Part 1

美國后院的前沿地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從何處而來，往何處去，都不是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

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嶺，

到任何能夠走到的地方去當主人。

——墨西哥革命代表小說家阿蘇耶拉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一到達墨西哥城機場，眼前一片繽紛繚亂的景象，沒錯，我終于踏足在拉美的土地上。

我站在墨西哥城中心，大都會的氣派，百聞不如一見，有不少朋友來過此地開會，各種國際會議，無論是學術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會運動的會議，都會在此地舉行，墨城真是一個中心，而且堪稱拉美大阿哥，試數數哪一個領域，不是由墨城牽頭的？

投資界談金磚四國，又或新興市場，肯定離不開拉美地區的墨西哥。

拉美是世界上石油儲量和產量僅次于中東的地區，其中墨西哥是該地區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于二零零八年更成為拉美石油行業收入最高的企業。參見拉美著名經濟咨詢公司Economatica 2008年報告, www.economatica.com。

此外，墨西哥又是美國企圖在拉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第一個實驗站，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自此，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一體化便成為拉美地區的樣板與典范。參見Juan Rebolledo Gout,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MexicoUS Relations)(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Dec 2001。

墨西哥的咖啡令我呷第一口即咳了數聲，可是，坐在城中一流的咖啡廳是如此賞心悅目，多么有格調，多么有品味，天花板的雕刻一絲不茍，掛在餐廳一角的油畫也是甚有來頭的《三人》（Tres Personajes），墨西哥著名畫家塔馬約（Rufino Tamayo）的作品。

咖啡廳緩緩播放出來的一首墨西哥音樂，一如現場的柔和燈光，整個氣氛令四周的顧客只愿喁喁細語，卷曲的棕色頭發，長長睫毛下的圓大眼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西班牙語，加上筆挺的西裝和端正卻又跟上潮流的女裝西裙，他們是來自墨西哥的華爾街，出類拔萃的精英，戰后新興的階級。

多謝我在以色列認識的記者朱利亞安，他把我帶到此地來，體驗一下墨西哥的繁榮和優雅，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認為墨西哥與美國合作才能創造雙贏的局面。他壓低聲音說:“難道要去學古巴嗎？”跟著他“撲哧”一聲笑了起來，聳聳肩，再說:“沒錯，跨國資本進來墨西哥是要牟取暴利，但我們也因此得到快速的發展?！?/p>

朱利亞安所指的發展，乃是墨西哥戰后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這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跡相類似，當時墨西哥有“美洲獅”之稱，分享“美洲獅”聲譽的還有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的主流發展理論強調，經濟發展要從追求國民生產總值高速增長開始，并以“先增長、后分配”為發展策略，在這種策略下，社會公義無奈靠邊站。

由于墨西哥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大財團手中，增長而不分配令社會階級鴻溝日益嚴重。

試想想，一個僅由二十二個強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團和其他二十個外國集團組成的小型核心團體，已霸占了整個墨西哥市場，而國內的出口商也只有十個生產集團，他們的壟斷地位令其他企業根本無法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長如何快速，對普通大眾而言，毫無意義，這只不過反映著一小部分經濟精英的財富又膨脹了。

高增長帶動高通脹，人們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脅，紛紛北望美國尋找出路，使墨西哥出現大量移民潮、偷渡潮，而墨西哥的經濟竟然也依賴在外的數百萬墨西哥人賺來的外匯支持。

無論如何，朱利亞安還是極力向我展示墨西哥富足的一面: 琳瑯滿目的商品、高貴優雅的中產文化、鳥語花香的花園洋房、紅酒、名車、美食……

第二天，他又帶我去探望他一位來自古巴的朋友黛麗絲。黛麗絲打扮男性化，四五十歲的樣子，自己一手創立制作公司，辦公室里滿是錄像帶、照片、海報、書籍、器材等，十分混亂，她抽著古巴大雪茄，一派女中豪杰的形象。一見到我，先來個大擁抱，得知我是記者后，便大數古巴這個共產祖國的不是，相比之下，墨西哥便有較大的自由空間了，令她可以實現在古巴不能做的事，例如創業、出游、買房子……

她說: “在古巴，人容易得精神病，越來越多的專業人士因發揮不了才能，加上生活逼人而自殺，官方不許報道這等現象?！蔽业纱笱劬?，倒是第一次聽說古巴的精神病和自殺率奇高，黛麗絲繼續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古巴人出走的原因，在她心中，墨西哥是天堂。

但，我心中有數，墨西哥擁有世界首富，如電訊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盧(Carlos Slim Helu)，他在二零一零年當選《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之首，其五百五十七億美元的龐大家財，把美國微軟巨子蓋茨和“股神”巴菲特也比下去了。國際媒體大肆報道，認為這是一股新氣象，反映了新興經濟國家的強勢冒起。

是耶？非耶？可是，這遮掩不了墨西哥背后的千瘡百孔，還有浩浩蕩蕩的窮人群，令人一看便震驚。而埃盧的冒升正是得益于墨國扭曲又極端不公平的政經環境，他的電訊企業王國一直享受著壟斷的地位。

墨西哥城的市中心遍布氣勢磅礴的商業大樓，這里的工商企業大部分由外資控制，金融業如銀行則全屬歐美機構，例如Bancomer、Banamex、Bital、BBVA、花旗集團及匯豐銀行。這是怎樣來的？最初國家表示注資救本土財團，把企業變成優質后，則又高價賣給外資，例如Banemex在五周內獲注資一百五十億美元后由花旗集團收購，本土的大股東獲益巨大，當中又有多少的官商勾結？！

結果，本地企業在市場上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十，其他全屬跨國公司擁有，農業垮了，工業完了，金融業屬國際資本，令國家依賴外資的程度幾乎達百分之一百，經濟結構脆弱，只要外資有什么風吹草動，國家即面臨崩潰，發生在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二年及一九九四年的金融危機，以至一九八二年由墨西哥所引起的全球債務危機，都是值得深思的例子。

我與朱利亞安一討論上述問題，便會沒完沒了。

朱利亞安的弟弟李奧普度是一名紀錄片導演，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攝錄鏡頭，而他手中的攝錄機就是他的眼睛，我驚訝兩者的透徹，他與哥哥乃是一個向左走，一個往右跑。一次，我受邀到他們家里吃晚飯，兩兄弟一講起國家大事，便很容易爆發爭論。當時是二零零六年七月，墨西哥正進行如火如荼的大選。

他們是分裂中的墨西哥縮影。

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李奧普度要拍攝邊境區加工場的故事，特邀我一同前往觀察，這是一趟艱苦的旅程，但李奧普度這位免費導游也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想不到，七月的墨西哥城一早一晚是如此的清涼，我們就在冷風中于朦朧的月色里進發。在顛沛的公路上，我想到《情濃巧克力》這部經典墨西哥電影，我經常這樣苦中作樂。

或許，墨西哥的巧克力真的是甜得醉人，如有機會一定要嘗試一下。此時，我的思緒隨著無邊的夏月奔馳，沒有政治，卻出現了一首墨西哥無名詩人的詩《蛇》：

它喜歡漫漫長夜

因為有黑暗做它搏斗的對手

在它的尾巴掃過的每一塊石頭上

火星四起，火光四射

背負黑暗就是背負火焰

在黑暗與火焰斗得最激烈的時候

蛇的背上伸出了羽毛

這羽毛永遠不會被熏黑

也永遠不會被燒焦

這羽毛將帶著蛇飛行

黑夜愈沉

它將飛得更高

墨西哥與美國的陸地接壤邊境特別長，遠望那一條界線，我感到哭笑不得。因著密切的地理關系，美國自然視墨西哥為第一個大后院，大后院的意思是……

我想到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這理論原本是為拉美政經情況度身訂造的一種學術解說，到頭來卻呈現出第三世界的普及性，它或許還有不完善之處，有對手如西方發展理論派甚至猛烈批評之，但依賴理論則是屬于拉美的。

阿根廷經濟學家努爾·比必茲(Raul Prebisch)首先提倡依賴理論并發揚光大，他指出，強國經濟發展成一個世界中心，其他較不發達國家成為這個中心的邊陲，并依賴中心生存，為中心服務，因而令自己變得異常脆弱。在此，美國社會學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接依賴理論，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一時間，拉美成為發展理論的焦點與范式。

或許，拉美是對抗資本全球化最早的一個地區，代表歐洲資本擴張的西班牙首先看上了拉美的豐富資源，以最快、最狠的速度把這個地區卷入原始資本累積的洪流，納入了他們的首個擴張范圍，令拉美成為被世界現代資本體系牢牢捆著而不斷出現反彈的典型例子。

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重要的全球化歷史；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中心與邊陲之間角力的歷史。

在漫長的邊境地區，有震耳欲聾的機器聲，自“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于一九九四年正式生效后，美資公司終于可以自由汲取墨國廉價勞動力，因此，在邊境一帶地區，涌現大量血汗工廠，來自墨西哥窮困地區的居民，紛紛跑到此地尋找工作，而美國廠商也前來尋找廉價勞工，并享有邊境區內出入口免稅特惠政策。

一時間，自由貿易制造了很多幻想，與此同時，境界線卻出現更嚴密的鐵絲網，更堅實的圍墻，我不敢靠近，與境界線一樣長的血淚故事，與亂草一同在孤獨的空氣里哭訴。

像這樣一個情景，同樣出現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達黎加，整個中美洲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加工場，停不了的機器，流不盡的血汗。

墨西哥勞工幻想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可鼓勵更多美國的投資和貿易，那么他們便可得益于制造業加工區的擴大，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惜，殘酷的現實很快告訴他們，投資與貿易的增長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令勞工缺乏議價能力，當生產力上升，工資卻反之下跌，人們無法脫貧。事實上，墨西哥生活于貧窮線以下的人數，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點九七，上升至二零零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李奧普度的引介下，訪問了兩母女，她們離開農村，加入名牌皮鞋加工廠的生產線，媽媽謙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滿足，她沒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資來幫補家計，她對我說:“自貿易協議實施以來，這里的確增加了很多工作機會，我想，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是嗎？”

但女兒卻氣憤地表示，媽媽不自知地賠上她的寶貴健康，工廠的空氣中彌漫著烏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誰欺騙了你的自由

我在工廠里繼續走動觀察，從墨西哥工人們身邊經過，他們望著我這位外來客，滿臉灰塵汗水，竟還向我展示燦爛的笑容，點頭表示bienvenida(歡迎)!

Bienvenida! 美國廠商自由擁入，但美國卻不斷收緊移民政策，明顯是沖著墨西哥而來，兩國接壤的邊境經常發生流血事件，引發出不少悲劇。據統計數字，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接近四百萬黑市勞工企圖偷渡美國，有不少就此枉送性命。

美國軍警在邊境上嚴守著，唯恐墨西哥的混亂狀態如傳染病般蔓延到美國境內:走私販毒、黑市勞工、偷渡者……

“要錢不要人”，墨西哥人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口邊，指控美國。

墨西哥的“亂”和與美國的關系，可算是拉美地區的一個樣板。

了解墨西哥后，穿過美洲的肚臍，再往南美洲，我們便可有個概念，何謂拉美化？

墨西哥經濟學者赫拉斯（Carlos A.A.Rojas）指出，拉美化即貧困化，這是由于拉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嚴重的失衡情況，其主要特征包括: 外資主導型開放經濟下出現階段性經濟高速增長，只重增長卻不公平分配，加上威權統治導致官商勾結、政治腐敗，法紀不彰，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原來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方，階級異常分化。這一不均衡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加大，人與自然得不到和諧發展，加上輕視教育福利等社會保障，社會治安惡化。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問題的核心在于，外資主導型開放道路導致拉美喪失對本國經濟和資源的控制權，拉美因而付出了代價。

無論如何，拉美地區被譏為“有增長、沒發展”，單看數據可以嚇人一跳。例如貧困人口比例從八十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不斷上升至二零零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個地區有二點二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區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區財富。參見拉美政治學科2005年發展報告。

環望世界，有多少地方正在拉美化？近年，有中國學者關注中國有否出現拉美化現象。

我和李奧普度談到拉美化的怪圈，也談到北美自由貿易的怪圈。新西蘭奧克蘭的研究所，有以下研究: 自由貿易不等。墨西哥完全打開大門后，美國仍然繼續農業補貼政策，美國農民可大量生產廉價農產品，并挾優勢擁入墨西哥，例如玉米，令進口產量翻了幾番，單是二零零三年已高達八百萬噸，令人咋舌。

眾所周知，玉米是墨西哥的特產，也是主要糧食之一，但，面對美國玉米生產優勢，墨西哥玉米農民無法競爭，紛紛被逼離開農地，另謀發展。諷刺的是，他們是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受害者，結果還是擺脫不了自由貿易的枷鎖，在血汗工廠工作的工人，有多少正是剛放下鋤頭的農民？！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F在，墨西哥的進口糧食竟然占了該國糧食供應的百分之四十，反之，墨西哥的本土農業不斷萎縮。

李奧普度無奈地苦笑，說: “這就是作為后院的悲劇，到頭來人民什么都沒有! ”

與美國為鄰，是宿命，是詛咒，還是祝福？在墨西哥，有一句流行的順口溜，“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對，墨西哥的政經架構乃是按美國模式建立的。自一九一七年制定民主憲法后，墨西哥的民主正式制度化，但這種制度經常被國民譏笑為只有外殼，內里有太多可供操弄的空間，貪污舞弊，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特色。

一九一七年以前，墨西哥人經歷了三十五年總統迪亞茲(Porfirio Diaz)獨裁統治后，一九一七年以后，卻又有統治墨西哥達七十二年的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無論是迪亞茲或是建制革命黨，都是以服務外資及大企業為主要政策。

結果到了兩千年，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以為牢不可破的建制革命黨，輸了大選，由另一個政黨，人民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上臺，墨西哥人指出，墨西哥建制革命黨不是敗給人民行動黨，而是敗給他們過去極度腐敗的政績。

但，諷刺的是，人民行動黨的?？怂?Vincent Fox)接任為總統后，競選時所承諾的改革一一落空，一方面，由于人民行動黨在國會屬少數黨，令福克斯施政困難；另一方面，曾任可口可樂領導層的?？怂?，與工商界關系千絲萬縷，最后也逃不出聽命于大企業的金剛箍，令貧窮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擴大，而他在任內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激發了更大的社會矛盾。

二零零六年，又是大選年，但這一年對拉美人而言，有著更大的意義，因為從二零零六年開始，拉美國家逐一向左轉。而在墨西哥，這一年的大選，差點兒也跟著顛覆了該國過去的政治版圖，為人民帶來短暫的革命美夢。

那么，我就把鏡頭對準二零零六年的大選，來一個歷史的定格。這次亦不例外，歷史的時鐘在廣場上擺蕩著。

二零零六年大選的歷史定格

每一個首都總會有一個廣場，或與廣場相若的地方，讓人民感到他們的實在、他們的虛無；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渺小。

廣場，是一個人民與政府角力的聚焦之地，無論在民主的國家，或是獨裁的國家，都如是。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土地珍貴，容不下一個廣場，但有個維多利亞公園。公園入口處即可見象征殖民歷史的維多利亞女王像，總在人群之中正襟危坐，在窺視公園里所發生的一切。這個維園，不會完全屬于人民，只不過人民以為他們完全占領了維園罷了！

在墨西哥城，位處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蘇家諾廣場（Plaza Zocalo），在歷史上無數次被人民占領。至于轟動墨國的一九六八年學生運動，也一樣從廣場開始，這是與蘇家諾廣場同樣知名的三文化廣場(Plza de las Tres Culturas)，結果遭血腥鎮壓，悲壯收場，墨西哥知名女作家兼記者艾蓮娜·波尼亞托夫斯卡曾就此寫成感人的《泰第勞哥大屠殺》(Thatelolco Massacre)，又名《墨西哥大屠殺》，我在墨西哥城訪問了她。

那是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大選則如火如荼，我走訪她的家，一個位于墨西哥城市郊的高尚住宅區Chimalistac。

由于艾蓮娜本身是記者也是作家，這令我想到波蘭已故記者兼作家卡普欽斯基，他們兩位同樣強調街頭文學，也一樣享有國際聲譽。

湊巧艾蓮娜的父輩血統亦是波蘭人，而且來自皇室貴族，她母親則是墨西哥人。

這樣一位貴族后裔，卻選擇走進墨西哥底層去做記錄。她曾這樣說，她的文字就是無聲者的聲音。

她說：“我們是自己的版圖，我們寫因為我們可以，我們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p>

她寫女人，特別是來自貧窮的女人。

我與她的訪談，也是從女人開始的。

問：艾蓮娜，其實你有很多選擇，你出生在巴黎，父親來自波蘭，經常到美國講學，但為什么選擇墨西哥？選擇西班牙語？

答：我母親是墨西哥人，我愛我的母親，以及她所屬的土地，就像拉丁美洲人視土地如母親一樣，深深愛著他們的母親。

問：為什么你經常強調女性作家這個身份，特別是你的拉丁美洲女性的身份？

答：我覺得，女性一直遭到錯誤的表述，而拉美女作家更是如此，因為她們都是來自貧窮無助的角度。整個拉美，貧窮是這么普遍，令人不怎么當一回事。但作為一位女作家，你會很容易感覺到你和窮人的邊緣身份，你要和他們站在一起。

問：對，《這里在凝望你，耶穌》(Here’s Looking at You, Jesus)一書中，就是敘述了一位農民婦女參與墨西哥革命的事跡，這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你卻用小說的方式去寫。但你又偏偏愛記錄，用記者技巧去仔細采訪，去調查，你不放過每一個人，特別是街頭上的人，你認為在你雙重身份中的記者角色，對你有什么影響？

答：記者的身份讓我有機會去問，多于去答。如果要我去告訴你，影響我寫作至深的是什么？我會說，那就是街頭的聲音。

問：那是一種什么樣的聲音？

答：那是屬于失掉聲音者的聲音，囚室中的哲學家，流動的叫賣者。他們受著各種各樣的迫害，即使他們的語言，都是脆弱的。沒有了語言，便沒有了身份。

問：你所指的是窮人與女性？這是你作品永恒的主題，是嗎？

答：還有其他受壓迫者，在這里多不勝數，窮人與女性在其中有一種獨特的代表性。

問：對，你的《墨西哥大屠殺》真是一本令人感到震撼的書，當我細閱書中一九六八年學運的受害者個案時，實在無法釋懷。據估計，有二百多名示威學生被軍警殺害。他們只是用和平方式去抗議獨裁政府剝削了他們的自由。聽聞，福克斯政府剛出了一份報告，承認前政府使用了過分的暴力，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答：就是僅此一報告而已，他們沒有特別追究或作出賠償。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就是用屠殺的方式去對待異己，然后隱藏真相，剝奪我們的記憶。在這個充滿謊言和偷竊的國家，沒有比去揭發真相更重要的了。你知道嗎？在這里，沒有人不去偷，政客偷得最狠。

問：因此，你要做記錄，切切實實去做記錄。但，你也有參與政治，你為什么去支持奧布拉多(Lopez Obrador，左翼反對派候選人)？

答：正因為他沒有去偷，也沒有撒謊。嘿！你知道嗎？在墨西哥，如果你知道一位政治人物竟然不去偷，也不撒謊，這是多么大的一件奇聞??！廉潔的政治，這對墨西哥人是如此的重要呢！因此，當奧布拉多參選時，老百姓用最大的熱情去支持他。在蘇家諾中央廣場上，即使社會的邊緣人士，也都現身了。他們很有秩序，用各種方式為奧布拉多助選，你看見了嗎？

問：我有看見，的確是聲勢浩大的部隊。你與奧布拉多認識很久嗎？

答：沒有，大選前我與他只有幾面之緣，但他來找我，我覺得墨西哥是時候要轉變了，整個拉丁美洲都在變，墨西哥能趕上這個大潮流嗎？她會錯失這個機會嗎？

問：知識分子在當中的角色是……

答：墨西哥的老百姓都盼望知識分子能出頭，作家的每一句話都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他們都在等待我們開口、介入！

問：就好像查巴達運動領導人馬科斯，他原本是大學教授嗎？

答：我不認識他，但他成功地使一個原本已被遺忘的恰帕斯省，再次受人關注，這是他的功勞，還有當地的婦女，她們是底層中的底層，現在她們都明白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真讓人感動呢！馬科斯發揮了他的作用。事實上，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越來越強大，你打算去了解嗎？我兒子也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有機會給你介紹吧。好了，我要外出了，要為奧布拉多站臺。

其后，她跑到蘇家諾廣場去。

在大選的日子，人民在廣場上表達他們的訴求，那些原住民、政黨支持者、草根苦主、無家可歸者……在綠色與白色的巨大墨西哥國旗飄揚下扎營不走，他們播放出最強勁的口號與歌曲。

這個廣場很有趣，只要細心觀察，你會發覺它四周受到總統府、市政府、大教堂的包圍、俯視。

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一樣，墨西哥人嚴守天主教的作息，一到星期天，所有店鋪關門（少部分例外），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教堂鐘聲叮叮當當響個不停。不過，在大選日（七月二日），熱情的選民紛紛跑到投票站，弄得市面鬧哄哄的。一位墨西哥記者朋友領我觀察大選情況，看到投票站外長長的人龍，我感嘆地說，這表示墨國情況到了不能不作出改變的時候了。

這次兩大陣營斗個你死我活，而選民也嚴重分裂，令兩個主要候選人在選前的勝算只相差百分之三至五。希望維持現狀、穩定發展的選民會支持人民行動黨的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on），他是上任總統福克斯的繼任人，在擁抱自由經濟的同時，也顯示一下他對

底層的關注；但另一民主革命黨(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的奧布拉多則不諱言，稱大黨派對底層的福利承諾，一旦當選，怎樣可以實踐？到頭來就可能一如?？怂?，再次令選民失望。

二零零六年七月的大選不但特別，而且重要，國際傳媒各就各位，美國也在密切關注，這個就在他們腳下的拉美石油國家，是否會受到南美左翼風潮的骨牌效應影響？但墨西哥與美國關系更為緊密，除了在地理上與美國相連外，又是美國全球第三大貿易伙伴，美國是墨西哥石油的最大輸出國。

諷刺的是，因墨西哥缺乏相應的技術，唯有依靠美國提煉原油，當油再輸入墨國時，價格已翻了幾番，據統計，墨西哥有百分之四十的汽油來自美國。

在墨西哥，大家都抱怨油價太貴，老百姓未能從產油工業中得益，反之加大了貧富差距。

墨西哥普羅大眾指責美國跨國企業操控墨國最大的天然資源——石油，指責過去的總統官商勾結、腐敗無能，只淪為美國的傀儡。

“我們需要一場革命！”墨西哥社會出現嚴重的階級與經濟分化，有分析家指出，在墨國，一場聲勢浩大的階級革命已經拉開序幕，北面的中產精英對抗南面的勞動階層及印第安原住民。中產精英要求維持現狀，高舉人民行動黨的藍色黨旗，他們的主席卡爾德龍終于以半個百分點勝出成為總統。

卡爾德龍與前一任總統福克斯同屬一個政黨，曾在福克斯政府中當過短時間的石油部長，主張石油私有化，加強執行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和對美關系，是美國商界的忠實伙伴。

事實上，墨西哥自一九三八年由民族主義將軍卡德納斯(Lazaro Cardenas)國有化石油產業以來，沒有人夠膽挑戰，直到二零零零年人民行動黨的?？怂股吓_，跟著輪到卡爾德龍，他們均先后曾提出石油私有化，并成為政黨之爭。

墨國的勞苦大眾則把希望投射到奧布拉多身上。奧布拉多提出以滅貧掃盲為主的社會經濟模式，主張石油維持國有，資源重新分配，檢視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不公現象。但，我留意到，他在演說中對于美國和商界關系總是小心翼翼，避重就輕，可是，卡爾德龍陣營一開始即已把他打成共產黨同謀，并將他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相提并論，一樣是危險人物?！?/p>

墨西哥窮人則要把奧布拉多奉為他們的救世主，一群熱情的支持者更是在廣場上擺放了一系列革命家的肖像，從墨國獨立運動英雄伊達爾戈（Miguel Hidalgo）、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到越南的胡志明、中國的毛澤東，加上奧布拉多，造就了他們的革命夢想。

大選結果卡爾德龍竟以百分之零點五險勝，點票過程頗具爭議，因有一百多萬張票不翼而飛和數十萬票在垃圾箱里被發現。落敗的民主革命黨不滿這次大選有舞弊情況，支持者呼喊：還我公平選票，Voto por Voto, Cassilla por Cassilla！

在墨西哥大選日，我意想不到有那么多國際觀察員來到這個國家監察選舉，他們不是什么國家代表團，而是一些民間組織或個人自掏腰包，跑來為墨西哥人民打氣。

在酒店認識一群來自加拿大的觀察員，他們都屬于一個叫 “共同疆界”（Common Borders）的組織。這個組織專門觀察拉丁美洲的大選，包括秘魯、智利、薩爾瓦多、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很快他們又會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

他們一致表示這次墨國大選很特別，首先各政黨投入大選的經費可算是前所未有，而且動員能力驚人，從知識分子到草根農民，全國都弄得沸騰起來。就好像拔河比賽，拉扯得各不相讓，把社會狠狠地撕裂成兩邊，并互相撞擊，令人感到七級地震將要發生。墨國外資當然不希望左派上場，這里的傳媒與之很是配合。

你隨便與任何一位墨西哥人說起大選，他或她都會滔滔不絕，并指出墨西哥對美國太重要，美國絕不容許左派勝出。很多中美洲國家，由于要排斥左派當選，導致內戰發生，民不聊生，留下的傷痕久久未能愈合。

在一大群國際觀察員當中，我認識了兩位來自挪威的女孩，還有一位法國男孩全副“武裝”——拿著專業攝像機、照相機，戴太陽帽，穿著防水風衣、皮靴，充滿精力地到處跑，拍下他所見證的一切。

墨西哥有一個民間影音團體，在重要日子里都會免費借出器材，讓更多人可以拍攝見聞，即使外國人如我，也可借用。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要求借用者留下一份他們的見聞記錄，其目的是可讓他們獲知不同借用者的不同觀點與角度。

由于墨西哥民間社會長時期與政府抗爭，社會運動組織涌現，而且變得國際化，墨國的社運組織與國際公民社會有豐富的交流，例如墨國北部城市瓦哈卡(Oaxaca)的教師運動，便獲得國際公民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至于上述兩位挪威女孩，她們前來墨西哥城觀選之前，原來一直在南部恰帕斯(Chiapas) 協助農民。她們還熱情地邀請我到恰帕斯探訪她們所屬的組織，以及附近不同部落的農村。她們告訴我，由于世界各地來墨西哥參與社會運動的人很多，因此，墨國政府設計出一種社會運動簽證，沒有申請該證的，一律不可以參與各種游行集會，我聽得好奇又半信半疑。

大選當天結束之際，有傳聞指有一百萬張選票不翼而飛，國際組織與當地團體（包括學生等）組成一個龐大的游行隊伍，反對貪污的大選、受操弄的大選。

當有關當局宣布大選結果后，墨西哥城開始竊竊私語，我在酒店認識的一位美國人大笑，指出這與美國二零零零年那次大選何其相似，而酒店內的守衛則很氣憤，認為是美國協助右派阻撓左派的奧布拉多當選成為總統。

勝出者也不必太高興，墨西哥社會嚴重分裂，失敗陣營會返回原有崗位，繼續他們的革命之旅。而卡爾德龍上臺后，他所提倡的石油私有化處處受阻，后來以改革代替，二零零八年由能源部向國會提交改革草案，建議擴大與外商合作領域，引起社會上爭論不休，令原本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

在大選日，墨西哥城知名學府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于下午舉行了一場反選舉的音樂會，地點是大學大禮堂，這大禮堂正是以切·格瓦拉命名的。

我跟著一班同學跑到大禮堂，校園區沿途可見不少具有革命內容的壁畫，在鮮艷奪目的顏色里裹藏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信息。其中一幅壁畫，頂上印有一大行字句：Education is Revolution（教育就是革命）。

當中有一活躍于社會運動的學生伯查，對我說：“你來墨西哥，不能不了解這里的社會運動為什么如此蓬勃。”

蒙面馬科斯與恰帕斯自治區

第二天，伯查帶我坐公交車到一爭議性小鎮阿丹哥（Atenco）。一上車，便看見司機位置旁有一圣母瑪利亞像，在圣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兩個像一上一下，和諧地并存著，也真夠諷刺。司機知道我好奇，向我說了一大堆西班牙話，之后，豎起大拇指，并問我有什么看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我身旁的伯查連忙翻譯，說：“他問你支不支持他們的革命？”

經過數小時后，終于來到阿丹哥，隨處可見的政治標語，令我大開眼界，這里真不愧為墨西哥人所共知的政治鄉鎮。當我正陷入沉思時，一位小女孩拿著兩把長刀在我面前經過，她還故意捉弄我，向我耍弄了兩下長刀，霍霍有聲，嚇得我瞪大眼睛。

她大笑起來，我忍不住問她多大，她舉起八根手指，??！才八歲，

怎么耍弄刀劍而毫無懼色？她指著墻壁，上面有一蒙面婦女肖像，也是一樣手持長刀，旁邊寫著：我們不要大選，只要革命，就讓我

們每人拿起長刀來，保衛尊嚴與土地。

不久，一大群示威者出現，個個手持長刀，準備坐車到墨西哥城游行去。我嘖嘖稱奇，在香港，怎會有如此兇猛的示威？!聽聞阿丹哥不久前人民因抗議政府沒收他們土地來興建機場，發生大規模沖突，數十人死傷、被捕，而長刀，正是他們抗爭的重要武器。

其后，伯查帶我到墨西哥城附近村鎮了解當地的貧困情況。那里有一個社區，不少居民沿著已棄置的火車路軌建起他們的居所。

細看之下，他們的房子是一些破爛的貨柜車，一家幾口就這樣住在密不透風的貨柜里。

這令我想起印度尼西亞雅加達的貧民窟，還有菲律賓的垃圾山；世界上有多少人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只能賺取數美元來維生？如果墨西哥政府不正視貧窮的問題，相信這個壓力鍋很快便會爆炸。如果表面的經濟繁榮沒有穩定的社會作為基礎，那么繁榮永遠只能是表面，如肥皂泡泡，一刺即破。

我舉起相機欲拍下火車路軌上的生活情況，一位拿著水壺的居民怒目而視，伯查催促我趕快離開，并告訴我，他們可以很暴力。

在火車路軌社區的附近，有一間雜貨店，貨架上竟然有大麻與一些我不太懂的毒品。我有點驚訝，伯查聳聳肩，表示政府無力管制毒品。一個窮字，令這里的毒品泛濫起來，而他們販賣毒品的主要市場就是美國。

伯查問，美國為什么也無力控制毒品？美國黑市對毒品的需求量之大，也令人咋舌。美國不但需要墨西哥的石油，毒品更成為兩地罪惡之源?，F在，墨西哥最大的難題，就是毒梟的政商勢力龐大，毒品問題很難解決，在美墨邊境，每天都上演著殘酷血腥的毒品爭奪戰，上萬人死亡。

當墨西哥年長一代的作家仍然哀嘆上世紀革命壯志未酬，年輕一代作家卻只為目前的社會暴力憂心，他們有不少作品反映墨國社會問題：教育、治安、失業、販毒……

從墨西哥所面對的種種復雜難題，我們的話題很容易扯到革命上去，伯查興奮起來，他提到墨西哥的神秘革命家副總司令馬科斯，他是何許人也？眾說紛紜。

伯查得意地表示，馬科斯的真名為Rafael Sebastian Guillen Vicente，原來就是他的大師兄，在國立自治大學念哲學和傳播碩士，論文乃研究?？碌臋嗔碚摚钍茏笠碚握軐W家葛蘭西的影響。

我記得有人說他曾在國立人類學院任教授，后來聽說他應該在碩士畢業后留在母校教傳播哲學，總之，大家都有不同的說法。無論如何，他被視為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的現代革命家，則是毋庸置疑。

馬科斯放下一切，只身跑到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地區領導農民革命，組成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并帶上鴨嘴帽，把面蒙起來，其他查巴達的成員也一起蒙面，人稱蒙面騎士，成為了一支世界矚目的反企業全球化革命軍。最令人嘖嘖稱奇的是，他通過對現代傳播的知識的了解，利用互聯網、短信等科技將恰帕斯的人權情況向世界發放，讓原本不為人知的恰帕斯地區，一度成為國際傳媒的焦點。

每一場革命，都是一場解放土地的革命。在拉美地區，因土地

引發農民起義的事件屢見不鮮，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交替期間，便曾出現過一位杰出的農民革命家查巴達，領導南部原住民爭取土地和自由，他呼應北部由馬德羅領導的新興工人階級抗爭行動，爆發出轟轟烈烈的一九一零年墨西哥革命。

頭頂著墨西哥大草帽，一身農民打扮的查巴達，自此成為農民的精神象征。我在墨西哥城的國立自治大學校園里，見到他的肖像海報，在恰帕斯省當然也見到他的肖像海報，而現在的查巴達運動

便以查巴達命名，自稱要繼承這位農民革命家的遺志，馬科斯更進一步說:“我們是五百年前的產物! ”

究竟恰帕斯是一個什么樣的地區？

它的存在，每年吸引無數國際社會運動人士來到墨西哥，這為一場農民革命增添了濃厚的浪漫色彩。

從墨西哥城到南部恰帕斯，需要十三個小時至十六個小時不等，友人建議我坐最貴的那一種公交車，比較安全。果然不負期望，這里的高價巴士比美國灰狗好得多，由于貴（七十五美元一程），沒有太多人乘坐，我可以在巴士上好好睡一個晚上。

該地與危地馬拉接壤，我就以此為我在墨西哥的最后一站，下一站往危地馬拉。

公交車停在恰帕斯的一個著名山城圣格斯度波爾(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一陣清新空氣撲面而來，這使我想起上一次到玻利維亞印加山區的感覺。這里是恰帕斯的旅游勝地，到處可見小客棧與餐廳，還有嬉皮士式的旅客到處流連，附近有瑪雅村落和其他原住部落，從山區到叢林，都可以滿足來獵奇的外國人。

在恰帕斯，我就以圣格斯度波爾為基地，美麗而悠閑的小鎮以前曾發生過政府軍與游擊隊的激烈沖突，其中的恩恩怨怨，該從哪里說起?這里的居民都會搶著與你從頭細說。

一九一零年革命后，政府承諾從大地主和教會手中取回土地給農民，結果沒有實現，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長期執政的建制革命黨誘騙恰帕斯農民，讓出部分土地，有外國財團要在該地興建水壩，完工后，居民便可以享受免費電力，結果水壩是建好了，但水電費不僅不是免費的，反之比過去更貴，有些地方甚至無電力供應，居民大呼上當。

其實更早之前，資源豐富的恰帕斯，已是外資垂涎之地，居民用盡各種方式，捍衛自己的土地權益，沖突頻生，這令我想到印度尼西亞的亞齊省和伊瑞安查亞省、柬埔寨的柏寧省，這都是我曾經采訪過的地方。日光之下無新事，來到恰帕斯又是類似的故事。

所不同者，恰帕斯農民以更大的決心，來向西方財團說不，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的落實，激起恰帕斯原住農民高聲說“受夠了”，恰帕斯解放軍誕生，其領袖馬科斯立刻吸引世界的注意。

一到達，我馬上聯絡這里的人權組織，他們告訴我，恰帕斯會在八月舉行聯邦政府選舉，省長和市長選舉也包括在內，因此聞名于世的墨西哥叢林游擊隊查巴達會暫時處于低調情況。他們和聯邦政府共同發出紅色警告，政府方面唯恐游擊隊出來破壞選舉，而游擊隊則防范軍方在大選期間向他們采取鎮壓手段。

右派卡爾德龍勝出后，游擊隊嚴陣以待，很多屬游擊隊的自治村落都對外界異常敏感，如果誤闖禁區，恐怕會遭到很大麻煩，年前他們便扣留了一名美國游客，擾攘一番后才釋放他。

我沒有被該名美國游客的遭遇嚇倒，試圖上山了解情況。

這次我真是要認輸了，紅色警告牌懸掛著，任我怎樣游說，也難窺見游擊隊的真貌。我與人權組織聯絡，他們表示，連他們也難上山提供協助，何況是我這位外來人。其中一位在恰帕斯已有九年的人權工作者巴西布告訴我，那些激進原住民自治村落，由于過去受到欺壓，對外來人并不信任，如沒有準許證，勢難跨越檢查站，進入他們的家園。

當他們說不，就是不，他們極需要別人的尊重，若有人硬闖，即表示不尊重，他們便會不客氣了。

巴西布看見我一臉失望，表示可詳細講解恰帕斯自治區的運作，聊以補償。

他說，自治區是遺世獨立的一個異數，可算是國中之國，它有著自己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體系，原來一直被剝奪教育機會的原住民女孩，在自治區內可以平等上學，參與生產，甚至加入解放軍軍隊，拿起槍來。

自治區里有幾十個村社，村社按各自優勢種植，豢養禽畜、制造手工藝品，然后進行以物易物，來滿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自一九九四年斗爭開始以來，他們為實現這一個理想國而付出多少血與淚，以至生命?! 站在一片翠綠的山區上，卻感到天地蒼茫，風與樹葉摩擦得沙沙作響，如亡者的吶喊聲，催促后人繼續上路。

可是，我仍想了解這里的農民革命。首先，我在山區采訪一個曾經歷屠殺的村莊，叫阿地爾（Acteal），一九九七年和二零零二年該村農民曾因捍衛土地起義，一九九七年墨西哥軍方對當地起義農民進行鎮壓，殺死了四十五人，但現在他們渴望能以和平手段抗爭。

阿地爾村民尚算友善，村長邀請我一同前往村內的教堂憑吊屠殺受害者，村里面所有死者的照片懸掛在墻上，整齊排列。我細看一下，竟然全是婦孺及少年人，墨西哥軍方之狠，可見一斑。

村長為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記者，特別把這個村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請了過來，他們輪流將原住農民的斗爭史重說一遍，并給我一些影印材料，明顯地他們習慣接待記者，知道記者的需要。他們還帶

我參觀了一些村舍，探訪了好幾個村民家庭，他們居住在由茅草蓋頂的木棚房子里，過著幾乎一無所有的生活。可是，他們表示，擁有有瓦遮頭的房子，已比以前好，過去他們只能當農奴。查巴達運動對他們而言，是一場解放運動，他們比以前更自主了。

現在政府軍在每一個自治村落都設有軍事哨站，還默許大量民兵的存在，企圖以此瓦解自治村落的運作。

一位頭帶奶白色大闊邊墨西哥帽、身穿闊身衣袍、身型肥胖的農民經過我身邊，向我微笑打招呼，一小女孩跟上來，背著小弟弟，右手則拖著另外一個弟弟，他們眼神充滿好奇。小女孩指向另一方，以土語告訴我什么似的，還用左手作蒙面狀，后豎起大拇指。原來她要告訴我，這是一個查巴達村莊。

離阿地爾不遠處有另一個村莊，是查巴達游擊隊的勢力范圍，每個村民都會拿起長刀來保衛自己的土地，他們成立革命軍，設置

防衛鐵絲網、檢查站，外來必須有許可證才可進入。

我試圖走近，站在門口的兩名大約十五六歲的原住民守衛兵即目露兇光，眼睛紅紅的，擺了個驅趕姿勢，此時我才真正明白那些勸我聽話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大多是西方人士，查巴

達運動的同情者，他們在這里一住便是五年、七年，甚至十多年，對查巴達運動成員的脾性了如指掌。例如希拉莉·克萊因曾在查巴達婦女合作社工作達六年，專門研究婦女在查巴達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她與查巴達成員之間的感情比兄弟姐妹還深厚。

查巴達實在滿足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浪漫情懷，記者稍有批評，他們即群起為查巴達運動辯護。

在涼風陣陣的山城里，晚上依然熱鬧非常，我和一些非政府組織成員不時在酒店的庭園里圍在一起，手拿意大利薄餅和啤酒，我得忍受著濃濃的煙味，聽他們高談闊論，靜待他們泄露風聲的時候。

在恰帕斯省里，政治游客絡繹不絕，駐守墨西哥超過二十年的資深記者洛斯便曾撰文批評恰帕斯已成為政治旅游景點，此點我完全同意，當我走進恰帕斯每一個角落，永遠擺脫不了那些查巴達游擊蒙面布娃娃，還有相關的紀念品，一如切·格瓦拉被商品化一樣，令人啼笑皆非。

洛斯憂心，西方人士大量消費和無限投射在查巴達運動身上，使運動起了變化，他進一步表示，多年以來馬科斯獨領風騷，也不是一件好事，其他成員就在他的光芒背后，無法現身出來。

無論如何，查巴達運動已成為反企業全國化的圖騰，同時也是原住民抗爭的典范。

從恰帕斯一直延伸至危地馬拉，都是古老瑪雅族原住民的文化之鄉。

我走訪恰帕斯省的農民，他們表示，二零零六年的大選中，他們不相信任何候選人，連奧布拉多也不相信，因為在他的競選政綱中，只不斷強調窮人，卻絕口不提原住民的獨特苦況，企圖將他們的問題輕易地撥入廣義的貧窮問題來看。

那些原住農民強調人與土地的自然關系與權利，可是墨西哥要全情擁抱全球化和自由經濟，連農民土地也推到市場上自由買賣，還取消了所有津貼政策，令他們更缺乏資源和技術改善耕種，遂無以為計，走上起義之路。

其實，在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化的過程中，對農民所面對的挑戰，政府有責任給予照顧，這是歐洲國家遲遲不愿放棄農民補貼的原因，因為它隨時會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這也是中國可借鑒的。

不過，拉丁美洲國家所要應付的，不僅是農民問題，還有原住民的問題。在墨西哥，原住民雖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可是，這牽涉的不是一個數目，而是人權。在與墨西哥人有限的接觸中，我發現即使不是原住民，一個普通的墨西哥居民，他們對土地也擁有濃厚的感情，他們經常把美國一百多年前吞并墨西哥土地之歷史，掛在口邊，對土地感情盡顯露于此。

人類的歷史是一頁土地爭奪與文明毀滅和重建的歷史，查巴達運動則把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正式搬上國際舞臺，從墨西哥南部到危地馬拉，有來自古文明的瑪雅人故事，而我的下一站，就是危地馬拉。

讀后感

《拉丁美洲革命現場》讀后記

作者：Galano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用了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在每天的地鐵車廂里，認認真真地讀完了張翠容老師去年寫下的《拉丁美洲革命現場》。起初，我以一個局外人的心態去讀它，慢慢地，我發現，正如張老師所說的那樣，我越來越自覺地以一個地球公民的視角去看待拉丁美洲，觀察原住民、土生白人、美西殖民者、非洲人后裔、混血人群和我自己，仿佛我能夠體驗到他們數百年來的苦楚、辛酸、無奈、不屈。

我到現在也不是很確定革命到底是什么。傳統意義上，革命意味著流血、抗爭、堅持、信念以及追求。我從小受到的教育給我的印象是，革命應該是轟轟烈烈的、震撼世界至少震動一方的，比如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國革命、卡斯特羅和切. 格瓦拉領導的古巴革命。我曾以為， 革命的參與者僅限于那些意志力、對社會的理解力、自制力等諸多指標均高于平均水平的人。不過現在，我的概念里，革命是一件這樣的事情：Juntos podemos --- 大家共參與。

革命是不應用“一場”或“一次”來形容的。它是持續性的，一次接一次的，不會停息的。切曾經說：“Hasta La Revolution Siempre.”--- 革命到永遠。許多西方媒體，特別是一些為大資本家，利益集團說話的媒體缺乏客觀甚至有意歪曲革命的實質，將其描述為血腥的，殘暴的，野蠻的。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沒有生活在底層，他們沒有或很難體會到拉美原住民的悲涼，更沒有為自己應有的權利付出數百年的血淚與汗水，他們怎么可能理解查韋斯， 莫拉萊斯這樣的人呢？正相反于他們的描述，革命的出現和進行正是因為那些被剝奪了基本權利的人希望明天會更好，渴望能過上正常人的生活，不用再為飲用水這樣我們看似不是問題的問題而憂心，孩子能有學上而不是去做擦鞋工，婦女可以受到尊重，男人有工作做能夠養活自己和家庭，老人能夠享受到低價甚至免費的醫療。這些已經在許多發達國家實現的事情，對于今天仍為此奮斗的拉美勞動人，非洲人，亞洲人，仍是一個遙遠的夢想。追求美好的明天，改變自己的命運，怎么就被一次次地歪曲？

厄瓜多爾總統科雷亞在2007年訪問中國社科院發表演講時，闡述了拉丁美洲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背景，在演講的最后，他引用了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一句話：

“烏托邦在地平線上，當人們走近兩步，它也會后退兩步，而地平線亦會退得更遠。既然不可觸及，那么，它還有什么價值呢？它的價值就是可以使我們向前進?！?/p>

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一個革命者，只要他尚有公義之心，尚且關心他人命運如同關心自己，只要他心中仍有愛，仍有對未來的期待，對當下的不平，他都可以成為一個革命者，一個以不同形式在不同領域勇敢地為比今天更好的明天奮斗的革命者。革命不一定要手舉自動步槍才是革命，最重要的武器在于思想，內心。

總有人覺得，革命會將人洗腦?？墒聦嵤牵非笞饑?，獨立，自由和更好的生活，這并不是洗腦的結果。數千年來，人類的一代又一代不正在一直進行著這樣的歷程嗎？這樣的追求，不正是革命的理由嗎？不屈從于厄運和強權的斗爭可能會失敗，也可能會成功，但不論結果，人總是要活下去的，為了活下去，或者活的更好，總得做點什么，你要知道，那些巧取豪奪的人是不會真正在意玻利維亞原住民的生活困境的。人類社會的未來是由每一個社會個體構成的群像。

最后，如同在這本書的推薦帖里一樣，還是用張翠容老師在這本書的最后一段話作為結語：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這些人......他們永遠不逃避自己的命運......他們總是說:"上路吧."

---------波特萊爾《惡之花》（Les fleurs du 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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