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zhàn)后，"高福利、高開支、高稅收"成為西方國家社會治理的普遍模式，與之相應，兩種不同的社會運動步伐也在加快。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府、社會被動或主動地尋求著將個體嵌入"福利國家治理結構"的一切可能機會。19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jīng)濟增長的緩慢、停滯乃至倒退，人口再生產(chǎn)的低出生、抵死亡、低增長模式，共同加快了第一種社會運動即個體生活嵌入國家治理體系的速度。

越來越多的國家把福利視為公民的一項新權利，越來越的人們認為福利資格宜粗不宜細，保障范圍宜寬不宜窄，社會福利越全面越好，最好是從一開始就全面覆蓋所有人，將對失業(yè)、工傷、貧窮、生育、疾病和年老的社會保障，全面適用于全體公民，實現(xiàn)福利面前人人平等。

隨之而來的，正是人的生命過程全面嵌入國家政治過程。生育補貼將家庭結構、生育制度、人口結構嵌入，失業(yè)救濟將勞動能力調查嵌入，工傷救濟將無過錯原則嵌入，法定最低工資將勞資關系嵌入，最低生活保障將物價、工資水平、個人存活成本嵌入，公共住房津貼將無生命的住房及其建筑成本嵌入，醫(yī)療保障將健康狀況及醫(yī)患關系嵌入，公共衛(wèi)生將傳染病防治嵌入，養(yǎng)老保障將預期壽命、彈性退休年齡和養(yǎng)老金開支嵌入。福利水平較低的地方，人們對上述個體全面嵌入國家治理體系運動的呼聲也就越高。

與嵌入同步的，是第二個社會運動：脫嵌。如果說嵌入遵循的規(guī)則是會哭的孩子有奶吃，并且，誰哭得聲音越大誰就得到越多，那么，脫嵌看上去比較隱蔽，常不易為人察覺，所以也常不被視為社會結構變遷的一部分，盡管這與事實正好相反。

與嵌入生育問題同步的是，是父母責任從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中脫嵌，孩子從父母身邊、從溫情脈脈的家庭移交冷冰冰的科層化的學校、工廠與政府。與嵌入物價、工資水平和個人存活成本同步的，是個體自力更生精神、社會互惠與再分配機制以及雇主嚴格責任原則的脫嵌。更隱蔽的脫嵌運動在于，在將作為生產(chǎn)者的人嵌入"福利國家結構"的同時，一個力量越來越龐大的群體正在向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在所有社會階層當中，20%的富人階層的嵌入意愿最小，甚至可以這樣說：這個階層天生有著脫嵌的本能。盡管依照福利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們作為個體也有權享受各種福利待遇，但這部分人更可能將接受福利視為有傷個人尊嚴，降低了自己的品格。當大眾為嵌入福利體系而掙扎、抗爭、奮斗的時候，這個階層并不見得反對這種運動，只要這不影響自己在馬太效應的云端上越升越高。近一百年來美國的貧富兩極分化演進，正是這種嵌入、脫嵌雙重運動的真實寫照。

10%的最富有階層的收入在整個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是衡量貧富兩極化分化的通常標準。兩次世界大戰(zhàn)前后，是美國最富階層收入在20世紀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917年，包括資本收益在內，10%的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為41%，1922年上升到了43.5%，1927年上升到了44%，1929年升至歷史最高點50%，大蕭條期間直至1941年緩慢回落至46%。此時的美國基本是個貧富兩極社會，不是什么橄欖型社會。

二戰(zhàn)后的1947年降至36%，五六十年代的以黑人解放、女性解放、文化解放、積極政治參與為主體的民主化運動壓制了最富階層的上升欲望，在1950-1980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中，10%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一直被控制在33-35%之間。此時的美國可以說是屬于橄欖型社會。

美國兩極分化的歷史轉折點是1972年，這同時也是美國政黨政治的一個關鍵點。共和黨及其秉持的保守主義政治意識形態(tài)開始發(fā)揮支配作用，其后，里根的政治保守主義、經(jīng)濟自由放任主義與對外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相結合，重新釋放了最富階層的上升力量。從1978年開始，10%最富階層的收入又回到了上漲軌道。1986年即回到41%，之后六年相對穩(wěn)定，直至1994年后又迅速上升，1997年升至48%，之后又回落至2002年的44%，然后又是一路高歌猛進上漲至2007年50%。也就是說，近三十年來，美國也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橄欖型社會了。

讓我們把分析對象收窄一點，不僅10%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回到了一戰(zhàn)前的歷史最高點，1%的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也不甘落后，2008年這部分人的收入比重為18%。2005年，就1%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上升速度而言，美國、阿根廷并列第一，為17%；英國、加拿大次之，為14%；新加坡13%、挪威12%、德國11%，愛爾蘭10%，日本和葡萄牙同為9%。甚至，美國0.1%的最富階層的收入比重也升至8%。在貧富兩極分化的道路上，美國的確走在了世界的前頭。

結果可想而知，大眾的嵌入與富人的脫嵌同時進行，馬太效應終于在幾十年沉寂之后再次放大，國家也就更多地成為一個"分裂之家"：一邊富有，一邊貧窮。社會結構的兩極分化引發(fā)了意識形態(tài)、政黨政治、國家治理的兩極化。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經(jīng)濟社會地位和權力的馬太效應越來越被視為美國次貸危機、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和政治體制危機的根源。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jīng)濟學家西蒙·約翰遜，把金融危機成為金融資本發(fā)動的一場沒有硝煙的金融寡頭政變。諾貝爾經(jīng)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形象地類比了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將美國目前愈演愈烈的社會反抗運動歸咎于"1%有、1%治、1%享"。這也讓休克療法的發(fā)明者薩克斯將美國民主黨稱為"華爾街的民主黨"，將共和黨稱為"石油巨頭的共和黨"。也正是這種馬太效應，導致早在1989年就認定歷史已經(jīng)終結的福山，也開始呼吁結束代表中上巨富階層的兩黨之間的相互否決制（a vetocracy），建立民主獨裁制（a democratic dictatorship），來徹底解決美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危機。

經(jīng)濟史家卡爾·波蘭尼為我們梳理了更為深刻的歷史教訓，來自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的英國，下面就讓我們簡要復述一下這個教訓的發(fā)生過程。1795年的斯品漢姆蘭法，展示了嵌入與脫嵌的雙重運動所導致的嚴重馬太效應，也進一步刺激了歐洲的啟蒙思想。1795年5月6日，兩個英國地方法官在一家旅館制定了一部影響了英國資本主義文明進程的法律：即斯品漢姆蘭法。實際上，可以說它既不是法律，也是法律。說它不是法律，是因為它從來沒有經(jīng)過國會的批準，也不是普通法傳統(tǒng)中的法官通過先例造法，實際上沒有發(fā)生相應案件，完全是兩位法官"制定了這部法律"。說它是法律，是因為它的確在英國全境被執(zhí)行了，從1795年一直到1834年被廢止。

斯品漢姆蘭法對英國資本主義文明進程的影響，正是嵌入與脫嵌運動的產(chǎn)物。在這部法律中，兩位法官出于父愛般地家長式保守主義，人道而仁慈地，將面包價格與工人工資掛鉤，明確保障工人個人有權獲得足以維持其溫飽狀態(tài)的合理工資，不僅如此，他的妻子、子女也有權獲得溫飽保障，兩者都根據(jù)面包價格計算。如果工人的工資不足以維持其自身以及家人的溫飽，就可以獲得額外的補助，這在英國歷史第一次創(chuàng)造了工資外的補助保障制度，并將工人的工資變成了最低生存工資，同時也成為最低家庭生存工資。看上去，沒有什么比這更能體現(xiàn)家長式的父愛主義治理原則了。

最關鍵的嵌入機制發(fā)生在工資外補助的供給上，誰為這樣一種法律買單？很簡單，兩位法官給了兩個選項：一個是工人及其家人的勞動所得，一個是來自濟貧稅的政府補助。前者是對雇主說的，不是必須的。后者是對政府說的，是必須的。因此，結果就是，因為政府負責補貼工資的不足部分，雇主可以用任何價格來雇傭勞動者；因為不干活也可以獲得補貼，勞動者也可以終日"磨洋工"。

因此，這部法律實際上是將濟貧稅補貼不恰當?shù)厍度肓藙谫Y關系，看上去是補貼勞動者，實質上是補貼雇主。一場致命的脫嵌運動隨之展開。勞動生產(chǎn)率很快就下降至赤貧工人的生產(chǎn)力水平，雇主又借此拒絕提高工資。工人的工資可以無限低，而且也必然無限低，從而導致大眾"一旦依賴救濟，就永遠依賴救濟"。最終，本來是用來阻止資本主義對英國社會結構的破壞作用，用來延緩普通工人的無產(chǎn)化的斯品漢姆蘭法，卻導致了大眾的赤貧化，他們在脫嵌運動中向著馬太效應的地端無限降低，最后甚至失去了"人形"，而雇主們則又一次處于脫嵌運動的頂端，他們朝向馬太效應云端的迅速前進，沒有受到任何約束，反而受到了嵌入機制的錯誤鼓勵。

是的，分析到這里，結論就比較明確了。美國和歐洲目前的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種錯誤地嵌入與脫嵌雙重運動的產(chǎn)物。適用于普通大眾的"高福利、高開支、高稅收"，極大地強化了嵌入運動，沒有誰不想獲得國家福利，沒有誰會樂意接受福利標準的削減，這讓嵌入成為不可逆的社會政治運動，也讓普通大眾與國家之間變成了新的依賴與需要關系。適用于大富階層的"低稅收、低約束、高激勵"，也極大地強化了大富階層的脫嵌沖動，沒有誰不想打破"富不過三代的鐵律"，沒有誰不想子子孫孫永享富貴，他們的脫嵌不同于英國歷史上普通大眾非人化的降格運動，相反，他們的升格沖動必然會產(chǎn)生一些政治后果，正如亞當·斯密所斷言必須警惕的，他們手中的經(jīng)濟購買力總是傾向于轉化成政治支配力，傷害普通大眾。

當然，思考嵌入什么，以及如何避免產(chǎn)生英國自由放任資本主義時期發(fā)生的社會悲劇；思考誰在脫嵌，以及如何防止普通人的脫嵌和大富階層的脫嵌；警惕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繼續(xù)放大，以及怎么辦：在排除不現(xiàn)實的平均主義的前提下，根據(jù)什么樣的平等標準明確政策方向，如何設定長期目標、中期目標和眼前目標，才能有效降低經(jīng)濟社會不平等的程度，對于今天的我們，仍然是無可推卸的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