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譯者：Levis Wang

比爾·蓋茨是怎樣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的？他的財富與微軟出售的東西的生產成本無關：也就是說，他的財富并非他以低于他的競爭者的價格生產好軟件，抑或更成功地“剝削”他的工人（微軟給它的智識工人償付相對高昂的工薪）的結果。如果是那樣的話，微軟早就破產了：人們會選擇像Linux那樣和微軟產品一樣好或者比微軟產品更好的免費的系統。成百萬上千萬的人依然購買微軟的軟件因為微軟把自己強加（強行推行）為一種幾乎是普世的標準，在實踐上壟斷了哪個領域，就像馬克思所謂“一般智力”的化身，而所謂一般智力，指的是一切形式的集體知識，從科學到實踐的技能。蓋茨有效地使部分一般智力私有化并通過占有隨之而來的租金而變得富有。

一般智力的私有化的可能性，是馬克思在他關于資本主義的作品中從來沒有設想過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忽視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層面）。然而，這是今天在知識產權上進行的斗爭的核心：隨著一般智力的作用——基于集體知識和社會合作——在后工業資本主義中的迅速增長，財富也在以超乎財富生產中耗費的勞動的比例積累。結果并非，如馬克思看起來預期的那樣，是資本主義的自我瓦解，而是由對勞動的剝削生成的利潤向通過私有化知識來占有的租金的逐漸過渡。

對自然的資源來說也如此，對自然資源的剝削（開采）是世界主要的租金來源之一。隨之而來的是關于誰得到租金的永恒的斗爭：第三世界的公民，還是西方的企業。諷刺的是，在解釋勞動（在自身的使用中生產剩余價值）和其他商品（在自身的使用中消耗它們所有的價值）之間的差別的時候，馬克思把石油當作“普通”商品的一個例子。而今，一切把石油價格的起伏和生產成本或被剝削的勞動的價格的波動關聯起來的嘗試都是無意義的：生產成本作為我們為石油償付的價格的一部分是無足輕重的，這個價格實際上是資源的所有者所能——多虧了其有限的供給——控制的租金。

由集體知識暗中不斷增大的影響帶來的生產力的上升引發的一個結果，是失業的作用/角色的變化。正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更高的效率，提高了的生產力等等）生產了失業，使越來越多的工人變得無用：本應是祝福的——需要的苦工越來越少——成了詛咒。或者說，換個說法，在長期的職業工作中被剝削的機會如今被經驗為一種特權。世界市場，如詹明信所說的那樣，現已是“這樣的一個空間，其中，每個人都曾經是一個有生產力的勞動者，其中勞動在各地都已經開始在定價時把自己排除在體系之外(price itself out of the system)”。在正在進行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失業的范疇不再限于馬克思的“勞動的后備軍(reserve army of labour)”；它也包括，正如詹明信描述的那樣，“那些滿世界的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脫離歷史(dropped out of history)’，已經被蓄意排除在第一世界資本主義的現代化計劃之外并被當作無望或極限的案例而一筆勾銷的廣大的人口”：所謂的失敗國家（剛果民主共和國，索馬里），饑荒或生態災難的受害者，陷于偽古的(pseudo-archaic)“種族仇恨”，慈善事業和NGO的對象，或“反恐戰爭”的目標。失業的范疇因此也已拓展到包括了大范圍的人民，從暫時失業的，到不再可被雇傭的和永久失業的，到隔都和貧民窟居民（所有那些經常被馬克思本人當作“流氓無產者[lumpen-proletarians]”打發的人），最終到被排除到全球資本主義進程外的整個的人口或國家——就像古地圖上的空白。

有人說這種新形勢的資本主義為解放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這至少是哈特和內格里的《諸眾》的論題，后者試圖激進/徹底化馬克思——馬克思認為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的腦袋砍掉的話我們就會得到社會主義。馬克思，在他們看來，歷史地受限于集中化的、自動化的和等級地組織的機械工業勞動的觀念，結果，他把“一般智力”理解為某種毋寧說類似于一個中央計劃代理/行動者(central planning agency)的東西；只是到了今天，隨著“非物質勞動”的興起，革命的反轉才“客觀地成為可能”。這種非物質生產在兩級間延伸：從智識勞動（觀念、文本和計劃等的生產）到情感勞動（由醫生、保姆和空姐來進行的勞動）。今天，非物質勞動在馬克思聲稱，在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中，大規模工業生產是霸權的這個意義上是“霸權的/統治的(hegemonic)”：它并非通過數量的力量而是通過扮演關鍵的、象征性的結構角色來強行推行自身。（隨之而）出現的是一個被稱作“共(common)”的廣大的心領域：共享的知識和新的交流與合作的形式。非物質生產的產品不是物體而是新的社會或者說個人間的關系；非物質生產是生命政治的，（對）社會生活的生產。

哈特和內格里在這里描述了今天的“后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ideologists)贊頌的，從物質生產到象征生產，從中心-等級制邏輯到自我自知和多中心合作之邏輯的那個過程。差別在于，哈特和內格里堅定地忠實于馬克思：他們試圖證明馬克思是對的，一般智力的興起長期來看與資本主義不相容。后現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則做出了恰恰相反的聲稱：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他們認為，仍然處在集中化的國家控制的等級邏輯的局限之中，并因此而不能應對信息革命帶來的社會效應。這一聲稱有充分的經驗理由：有效地摧毀共產主義機制的正是它們在適應為信息革命所支撐的，新的社會邏輯上的無力：它們試圖指導革命把它變成另一個大規模的集中化的國家-計劃的規劃。矛盾在于，哈特和內格里稱贊為克服資本主義的獨一無二的機會的，被信息革命的理論家們稱頌為一種新的，“無摩擦的(frictionless)”的資本主義的興起。

哈特和內格里的分析有一些薄弱的地方，這就解釋了資本主義何以能夠在本應被看作是（用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屬于來說）一種使之過時的新的對生產的組織的（社會主義）后幸存。他們低估了今天的資本主義成功地（至少從短期來看）私有化一般智力本身，以及，更甚于資產階級地，工人本身變得過剩（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不僅僅暫時地失業而且結構地不可雇傭）的程度。

如果老的資本主義按理想來說涉及把（他自己的或借來的）金錢投入他組織并運行繼而收割利潤的生產的企業家的話，那么，今天，新的理想型正在出現：不再是擁有自己公司的企業家，而是運行為銀行（而這些銀行也由不擁有銀行的經理來運行）或分散的投資者所有的公司的經營專家（或一個由首席執行官主導的管理委員會）。在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的理想型中，舊的資產階級，（被）變得不再具有功能，正在被重新功能化(refunctionalised)為工薪管理層：新的資產階級拿著工資，而甚至在他們部分地擁有他們的公司的情況下，他們也獲得作為對他們的工作的報酬的一部分的股票（表彰他們的“成功”的“獎金”）。

這種新的資產階級依然占有剩余價值，但他們占有的卻是以所謂的“剩余工資(surplus wage)”的（神秘）形式出現的剩余價值：它們得到的工資比無產階級的“最低工資”（一個常見的，神秘的基準點，其在今天的全球經濟中唯一真實的例子，是中國或印度尼西亞的血汗工廠工人的工資）多得多得多，而決定其地位的，正是與普通無產階級的這一區分。經典意義上的資產階級因此也就行將消失：資本主義者重現為工薪工人的子集，重現為有資格靠他們的能力來賺更多錢的管理者（這就是為什么偽科學化的“評價/評估[evaluation]”是至關重要的：它使收入上的懸殊變得合法/正當）。與僅限于管理者遠遠相反，賺取剩余工資的工人的范疇，也涵蓋了各種各樣的專家、行政人員、公務員、醫生、律師、記者、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他們得到的剩余以兩種形式出現：更多的錢（對管理者等來說），也是更少的工作和更多的自由時間（對——多多少少可以這么說——知識分子來說，對國家行政人員來說也如此）。

使一些工人有資格接受剩余工資的評價程序是一套權力和意識形態的任意的機制，它與實際的能力并無嚴格的關聯；剩余工資不僅為經濟的而且為政治的理由而存在：為社會穩定的目的而維持一個“中產階級”的存在。社會等級的任意性并非錯誤，而是整個的重點之所在——評價的任意扮演了類似于市場成功之任意的角色。暴力威脅不是爆發在社會空間中有太多偶然的時候，而是爆發在有人試圖消除偶然的時候。在《神圣的標記：論一種退化》(La Marque du sacre)中，讓－皮埃爾·迪皮伊(Jean-Pierre Dupuy)把等級制構想為功能是使優越關系（變得）不具羞辱性的四程序之一：等級制本身（一種外部強加的次序，它允許我在經驗上覺得我較低的社會地位獨立于我內在的價值）；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展現這點，即社會并非能人統治/精英體制[meritocracy]而是客觀的社會斗爭的產物的意識形態程序，使我能夠避免那個痛苦的結論，即別人的優越是他的功勞和成就的結果）；偶然（性）(contingency)（一種類似的機制，通過這種機制我們理解到，我們在社會等級表上的位置依賴于一種自然的和社會的博彩(lottery)；幸運者就是那些生在富裕家庭，有健全基因的人）；以及復雜性(complexity)（不可控力有不可預測的后果；比如說，市場的不可見的手可能導致我的失敗和我鄰人的成功，即便我要更加刻苦也更有才智）。與表象相反，這些機制并不對抗或威脅等級制，而是使它變得容易接受，因為“觸發嫉妒之騷動的乃是這樣一種觀念，即他者配得上他的好運而不是相反的觀念——后者是唯一一種可以公開表達的觀點。”迪皮伊從這個前提引出了這樣的結論，即認為一個相當正義——同時也把自身感知為正義的——的社會會因此而免于所有的怨恨，那就大大地錯了：相反，確切來說正是在這樣的社會中，那些占據次屬位置的人會在怨恨的暴力的爆發中，發現他們受傷的自尊的出口。與此相關的是今天的中國所面臨的僵局：鄧的改革的理想目標，是在不引進資產階級的情況下引進資本主義（因為他們會是新的統治階級）；然而，如今，中國的領導人們正痛苦地發現，無穩定等級制（這是資產階級的存在帶來的）的資本主義會聲稱永恒的不穩定。因此中國會走上什么道路？前共產主義者們，同時，也正作為資本主義最有效率的管理者而出現，因為他們對作為一個階級的資產階級的歷史的敵意，完美地契合于今天資本主義向一種無資產階級的管理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的趨勢——在這兩種情況下，正如斯大林很久以前說過的那樣，“干部決定一切”。（今天的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一個有趣的差異：在俄羅斯，大學教師的工資低的夸張——他們事實上已經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了——而在中國他們則舒適地獲得了作為保障他們的馴順的手段的剩余工資。）

剩余工資的觀念也從新的角度闡明了正在進行的“反-資本主義”的抗議。在危機時代，“勒緊褲腰帶”的顯然的對象就是工薪資產階級的低層：政治上的抗議使他們唯一的資源，如果他們要避免加入無產階級的話。盡管他們的抗議名義上指向殘酷的市場邏輯，實際上他們抗議的是（對）他們（政治方面）特權的經濟地位的逐漸侵蝕。安·蘭德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中有一個關于罷工的“創造型”資本主義者的奇想，這個奇想在今天的罷工中發現了它變態的實現，這些罷工大部分是在失去其特權（他們在最低工資之上的剩余）的恐懼驅使下的，“工薪資產階級”一方的罷工。這些，并不是無產階級的抗議，而是對被還原為無產階級的威脅的抗議。今天，在有一份永久性的工作本身已經成為一項特權的時候，誰還敢罷工？不是在紡織工業等行業（的剩余）中的低工資的工人，而是那些有有保障工作（教師、公共交通工人、警察）的特權勞動者。這也說明了學生抗議的浪潮：他們的主要動機，可以說這樣的恐懼，即高等教育不再給他們以后會得到剩余工資的保障。

同時，顯然，在過去的一年里發生的抗議的大規模的復興，從阿拉伯之春到西歐，從占領華爾街運動到中國，從西班牙到希臘，都不應僅僅被當作工薪資產階級的反叛來打發。每一個案例都應得到其應有的思考。在英國學生反對大學改革的抗議顯然不同于八月的暴亂，后者乃是一場消費者的破壞的嘉年華，真正的，被排除者的爆發。我們可以論證說埃及的起義部分地是以工薪資產階級的反叛為始的（受過教育的年輕人抗議他們前景的匱乏），但這只是一場更大的，反對一個壓迫性的體制的抗議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那場抗議幾乎沒有動員起窮苦的工人和農民而伊斯蘭主義者在選舉上的勝利也是起初世俗抗議社會基礎狹隘的一個跡象。希臘是一個特例：在最近數十年間，一個新的工薪資產階級（特別是在過度擴張的國家行政機構中）被創造出來了——多虧了歐盟的財政援助和借款——而抗議在很大程度上說是為失去這一特權的威脅所激勵的。

同時，較低級的工薪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也伴隨著另一個極端——頂層的管理者和銀行家們高得非理性的酬勞。這種酬勞在經濟上是非理性的因為，正如調查在美國展示的那樣，它多與一個公司的成功（程度）成反比。與使這些趨勢服從于對批判的道德化相反，我們應當把它們獨坐資本主義體系本身不再能夠發現任何層次的自我管制的穩定——換言之，它可能會有失控的危險——的信號。

[注]譯自Slavoj Žižek, ‘The Revolt of the Salaried Bourgeoisie’, at http://www.lrb.co.uk/2012/01/11/slavoj-zizek/the-revolt-of-the-salaried-bourgeoisie. trans. Liqiu Wang. 當前僅網上可見，將刊載于下一期的《倫敦書評》。譯文僅供學習交流，轉載請標明譯者出處。圖引自：http://www.lawsonry.com/wp-content/uploads/2011/08/Middle-Class-American-Jobs-300x3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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