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報》|Huzexi翻譯
伊恩.班克斯今年57歲。伊恩出生于蘇格蘭Fife郡，如今仍然生活在那里。從1984年的《黃蜂工廠》開始，他已經寫了23部小說。這其中包括最近出版的《表面的細節》。《表面的細節》是他用Iain M Banks為筆名發表的13部科幻小說中的一部。
大概是八歲的時候，我對我的父母說，我覺得自己身上英國成分多于蘇格蘭成分。他們被我的話嚇到了。而如今，我覺得自己身上蘇格蘭成分已經遠遠多于英國成分。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自己身上的歐洲成分都比英國成分多。
在我八歲的時候，我為許多東西感到驕傲：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警察（當時他們如此告訴我們），我們有全世界最好的郵局，我們擁有BBC和國家醫療體系以及其他許多機制來團結民眾，這一切讓大家相信，盡管我們的社會有階級分化與貧富差別，但是我們仍然屬于同一個國家。
但是之后，瑪格麗特.撒切爾執掌了保守黨，并帶領著它一路向右了。這個過程中，被拋棄的是“同一個國家”式的保守主義，替換其位置的是財政縮減、私有化以及對貪婪和全球化的贊頌。接下來發生的是在城市的大動作，當時的經濟松綁計劃為我們在2008年遭受金融危機埋下了引信，而后者的破壞力，我們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將繼續承受。
事實是，蘇格蘭人很少支持撒切爾主義。我們總是對之保持懷疑。當撒切爾高呼沒有“社會”這個東西時，坦率地說，大多數蘇格蘭人都持一種懷疑的態度。撒切爾主義，以及它在英格蘭獲得的廣泛支持，使得許多蘇格蘭人開始意識到，從整體而言，我們跟英格蘭人是不一樣的人。我們更注重社會，不像英格蘭人那樣相信競爭相對于合作需要有優先地位。從此開始，之前的那個聯合王國消失了。
之后，蘇格蘭人學會了戰術性投票。我們一起對付保守黨，將他們在蘇格蘭的實力降到了最低。在英格蘭，即使保守黨的候選人再不行，我也從來沒有看到過他們的得票率低于30%。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和中期，我生活在倫敦和肯特，直到1988年我才回到家。從那時一直到九十年代，我讀了蘇格蘭國民黨（SNP）的宣言。當時我想，SNP將會扮演比工黨更左傾的角色。當然，考慮到工黨在Ted Heath任內已經發生了右傾，SNP在這時變得比工黨更左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一個成就，但不論怎么說，這仍舊是一個不錯的成就。
在那之前，我只投票給工黨。當布萊爾在工黨內復制了撒切爾曾經在保守黨中做的事之后，我再也不投工黨了。我投票給綠黨，蘇格蘭社會黨，自由民主黨，或者是SNP。多數時候，我這么投票是出于一種抗議，但是逐漸地，我對SNP所抱的希望開始變得越來越大，因此更頻繁地投票給了他們。這不是因為我骨子里有十足的民族主義。和許多左翼人士一樣，我一直對民粹化的、有分裂社會傾向的民族主義保持懷疑。我選擇SNP是因為他們的政策更具有進步性，更偏左，同時，與許多其他黨派相比，他們更有可能提高自己的實力。如今的工黨已經不再是工黨，因此我成為了一個持實用主義態度的SNP支持者。
如今，我支持獨立的蘇格蘭。當然做出這個選擇我并不是沒有顧慮。如果可以的話，我更喜歡一個社會主義的英國，而不是一個獨立的蘇格蘭，但是我看不到這種改變發生的跡象。我能預見的是英格蘭持續向右發展，直到最終脫離歐盟。
不同的是，蘇格蘭無論作為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還是作為歐盟的一部分，都能有一個光明的前景。如今，歐洲理想已經遭受了挫折，而且從愛爾蘭與冰島的例子來看，我們的未來也不會光彩熠熠，但是至少我們還有可能像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國家那樣執行透明的治理，降低社會不公，并且采取公平的稅收政策、無核政策、非歧視性的高等教育政策，并且在總體上長期實行開明的社會政策，支持綠色能源項目。
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銀行不會過度龐大，從而使它們能夠接受市場的考驗。同時，我們要意識到貧困、相對較低的醫療水平以及宗教隔閡等問題需要我們花上幾十年來解決。但是考慮到蘇格蘭目前已經擁有的優勢和吸引力，再加上我們士氣正盛，人民充滿了活力，我相信我們能夠將命運重新掌握到自己手里，并且實現以上提到的一切。我們需要做到這一切。
Janice Galloway：“你不能錯過我們所做的，那代表著對帝國的最后一擊。”
小說家JaniceGalloway出生于1955年。她在自己那本獲獎的“反自傳”《這不是關于我》中描述了自己在Ayrshire的早年生活。該書的第二集，《一切都是虛構》已經于這個月由Granta出版。現在，JaniceGalloway生活在Lanarkshire。
我們那時在倫敦。和我在一起的是一個來自Oban（蘇格蘭地名）的優秀作家。我們共同乘一輛出租車去威斯敏斯特。出租車司機注意到了我的頭發顏色，我朋友那高地人特有的下巴，以及我們倆之間互不相同的蘇格蘭口音。我們拿出一張蘇格蘭的十鎊紙幣作為車費，但是他卻將它遞了回來。他說：“這不行。這是蘇格蘭紙幣。”“我們身上沒有其他紙幣。”他再次拒絕了，并且更慢更清楚地說道：“這是蘇格蘭紙幣。”我朋友說：“我們身上只有這個。請收下它，別再添麻煩了。”司機下了車，將這張紙幣扔向了風中，并且平靜地向我們建議：“現在你們可以滾了。”說完，他接著去買了一瓶空氣清新劑。“該死的蘇格蘭人”，他在高聲私語著，更多是出于后悔而非憤怒。“該死的蘇格蘭雜種。”
二十年后，在Shrewsbury的M&S店里，我正在為一個忘記帶眼鏡的人讀一盒速成食品的食用指南。“你從蘇格蘭來.”他對我說。我承認了這一點，不確定自己是否需要為此感到抱歉。他接著說：”我們曾經每年都去蘇格蘭，但是最近去得沒有那么頻繁了。我好久沒有聽到像你這樣的蘇格蘭聲音了。在這一帶很少能聽到這樣的聲音。”他給我看了一幅他妻子在尼斯湖邊拍攝的照片。“那是潔白的月光照著湖水”，他說道，“我喜歡蘇格蘭。”之后，他擁抱了我。緊緊地。
當我在讀近期的一份民意調查時，這些是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根據這份民意調查，過半數的英格蘭人希望蘇格蘭的未來能夠仍舊聽從威斯敏斯特的領導。英格蘭人內心深處對北部英國有一種十分奇怪的看法。就其大部分而言，這種看法顯然與蘇格蘭人本身關系不大。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的John Curtice說：“這份調查顯示，大部分英格蘭人希望聯合王國能夠繼續維持下去，但是他們不會為了維持這個聯盟而在戰壕上戰死。”畢竟，對大多數英國人而言，蘇格蘭并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他者。
我們是他者，也不是他者。這份聯姻在最開始就是被迫的，真實與虛幻兼有的雙重效應貫穿了整個聯姻，但是這種聯姻能夠繼續對于他們（英格蘭人）卻是想當然的事情；她（蘇格蘭）容忍他（英格蘭）將自己看成是一頭自以為是的奶牛，容忍他覺得她的幸運是有他相伴，而他又容忍了她那銳利的行事風格與左撇子傾向。我們最好有這種先見之明。但是如今，坦率地說，一種非對抗性的、放下了臭架子的對話已經開始進行，雖然它不會很快完成。下一步是什么？
我承認，蘇格蘭身份意味著什么這樣的問題會讓我直冒冷汗。解釋我對自己的英國人身份的理解會容易得多。對我而言，英國人身份意味著我生活于不列顛島上，生活于在羅馬人看來自成三塊的地方——加勒多尼亞（蘇格蘭古名）、海伯尼亞（愛爾蘭古名）、阿爾比恩（英格蘭古名）。我熱愛我們形態各異的地形，種類繁多的野生動物，以及我們的神話與歷史，盡管這其中充滿了背叛的故事。故事中，有權力的少數人總是越過他們各自的人民私下進行交易。我還熱愛我們的混雜的語言，從波德歌謠到布萊克，還有其他更多作家。我熱愛我們語言中為數眾多的方言，它們將我們的語言打扮得更加漂亮。對我而言，那種堅持自己并不是地方口音的口音本身就十分有趣。我喜愛這些。我在這里感到了一種歸屬感。
這種歸屬感與財政政策、政府聯盟沒有關系，而是完全源于我們在地理上的毗鄰，我們的相互友好卻又彼此不同。我從來不曾覺得英格蘭和蘇格蘭是一體的，就像我從來不覺得蘇格蘭和威爾士是一體的。我們是不同的國家，各自有各自的政治組成。我們各自的文化都植根于不同的歷史和語言，這種不同體現在我們使用語言的不同方法上，體現在我們想要用語言傳達的不同意思上，更體現在我們想要建設的不同社會前景上。
蘇格蘭人雖然有選舉權卻沒有產生一個與英格蘭相似的政府只是一部分事實。在“貪婪即美德”的九十年代，北部英國整體上卻成為了保守黨的票區，這提醒我們蘇格蘭人在投票上的不合邏輯性，讓我們明白SNP已經成為了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替代者。
人民需要有一個政府在他們生活的領土上提供治理。意識到自己的意見得到認真地對待對于他們的自我價值感知具有重要的作用。不無諷刺的是，這也是許多英格蘭人想要在蘇格蘭問題上擁有發言權的原因所在。這種基本的自尊是人民自信的重要組成部分。發生在英格蘭的暴動加深了我對威斯敏斯特過于中央化的姿態以及它慣有的那種“人民喜愛我們”的心態的警惕。
蘇格蘭自尊，這個詞曾讓一個我認識的心理分析師想到了“矛盾分析法”這個術語。蘇格蘭自尊如果僅僅體現在我們在肝臟疾病、藥物依賴、肥胖、年輕男性自殺以及家暴等方面的數據，那么我要說我們的自尊還沒有真正成形。我并不想將階級和民族混為一談，英格蘭、威爾士以及北愛爾蘭的工人階級同樣難以相信他們社會中日益增大的收入差距，因為他們難以從中感受到自己被社會重視。但是我希望蘇格蘭對醫療、教育、社會動員等問題的排序能與其他地方不同，因為只有這樣才是有益的，獨立征稅的權利則將更為有益。ＳＮＰ若想提供一個能讓人信賴的答案，那么他們行動的動力應該是來自Small Is Beautiful 而非Scotland the Brave（兩首都為蘇格蘭民歌，歌名按意譯分別為“小即美麗”、“勇敢的蘇格蘭”）.如果SNP能夠做到這一點（這一點非常重要），那么分離這個險值得冒。人們不會錯過我們的行動，它象征著對帝國的最后一擊，象征著昔日榮耀的消失。我丈夫是英格蘭人，他同意我的看法。我母親是在約克郡被撫養長大的，但她如果現在在這兒，她也會同意我的看法。歷史正在等待，讓我們說得坦率一點。
David Greig: “獨立的蘇格蘭也會犯錯誤，做傻事，但是次數肯定比現在少。”
David Greig1969年出生于愛丁堡。作為劇作家，他為蘇格蘭國家劇院創作劇本。此外，他也曾為皇家莎士比亞劇團創作過一部《麥克白》續集。
如果說英格蘭和蘇格蘭之間的結合是一場婚姻，那么Holyrood選舉（蘇格蘭議會選舉）就像是妻子突然清晰地意識到這場婚姻已經結束的那一刻。這場婚姻中曾經有過愛情，有過逆境，有過歷史，有過財政問題，甚至也有了小孩，但是如今，這場婚姻的結束已經無可挽回。這對夫妻已經各自走散，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興趣，他們一直在爭吵，他們之間互相爭奪錢財。當然，這場婚姻的失敗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那是這場失敗的更深刻原因。作為妻子的她再也不能認同他了；他不再是她曾經愛上的那個男人了。這場分離沒有敵意，沒有苦悶，相反，伴隨這場分離而來的是一種解脫，一種對于明顯事實的承認：現在是各走各路的時候了。
我本人是一個老式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雖然我心中一直對國家保持著熱愛，但是我卻一直對民族主義持有一種不信任的態度。我將民族主義看成是種族主義、排外主義，一種一味內向思考的偏執，一種好戰主義。整個成年生涯中，我一直為一個聯合的英國工黨投票、吶喊。同時，我一直觀察著蘇格蘭民族主義。一直以來，我并不信任它，等待著某一天它將自己的黑暗內心顯露。
但是這一直沒有發生。
25年來，蘇格蘭民族主義運動一直是公民化的社會民主運動和文化多元主義運動。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反對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他們同樣反對對英國潛艇重新裝備核武器的計劃；他們公開宣傳更開放的移民政策；SNP自豪地宣稱當代蘇格蘭的多元文化。ＳＮＰ人士在當選為蘇格蘭議員時在議會用烏爾都語、蓋爾語、意大利語和英語四種語言進行就職宣誓。蘇格蘭民族主義者宣傳并且積極地介入歐盟事物。他們鼓勵可持續發展，土地改革，藝術基金。類似的事還可以列舉很多。于此同時，英國又是怎樣的表現？我成長過程中的那個英國，那個由BBC、制造業、高等教育以及公民劇院和圖書館構成的英國，她現在又是怎樣呢？這個英國已經被連續幾屆的威斯敏斯特政府所毀，因此一個日益迎合中部英格蘭人愿望的英國已經出現，這個英國維持著低稅率、高貧富不均以及高度美國化的生活方式。我不想在美國生活。我不想生活在撒切爾的王國。
因此，這一刻終于來臨。英格蘭與蘇格蘭互相看著對方，然后雙方都意識到了各自所想要的是不同的東西。從那以后，不管我多么努力，我再也不能將我的選票投給那些不能給我生活的社區帶來它想要的變化的政黨。
蘇格蘭獨立并不是一個民族問題。很多生活在蘇格蘭的英格蘭人同樣會支持蘇格蘭獨立。同樣，我也相信很多生活在英格蘭的蘇格蘭人會選擇繼續留在經濟動力較為強盛的東南部英格蘭。我追求的蘇格蘭獨立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心理狀態：謹慎，社團主義，棄絕倚強凌弱、自我吹捧，追求公平，注重教育，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的本質，以及少量的保守主義。這些美德就像是從牧師的住宅里釋放出來的。鑒于牧師的住宅與清真寺，錫克教徒的謁師所以及婦女協會所體現的美德沒有什么很大的不同，未來的蘇格蘭政治體必將是多元、分享、開放的。
當然，如果蘇格蘭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它勢必也會犯錯誤，做傻事，它有時候也會顯得愚蠢而丑陋。但是我相信獨立之后，我們犯錯誤的次數會比現在少，而且我們會在更短的時間內改正這些錯誤。
唯一能夠讓我反對蘇格蘭獨立的因素在于，一旦獨立，我們就將面對一個永遠與我們敵對的英格蘭。如今，我仍然解決不了這個困惑。如今我投票時，對于團結的考慮仍舊左右了我的選擇。但是在投票的瞬間，我也真誠地希望自己能將選票投給獨立。我覺得大多數蘇格蘭人都有像我這樣希望。或許，大多數人設想的獨立并不是劍拔弩張的獨立，而是一種輕描淡寫的獨立。但是，我不覺得我們現在還有回頭路。英格蘭與蘇格蘭的聯合是一段不開心的婚姻。我覺得現在是時候雙方都坐下來，然后大聲說：一切都結束了！
AL Kennedy: “Salmond 有蘇格蘭人的熱土豆腦袋，我們希望這不會給蘇格蘭帶來任何威脅。”
45歲的AL Kennedy出生在鄧迪。她是一名部長，戲劇作家，也是一位曾經獲獎的小說家。她的第五部小說《藍色書籍》已經于這個月由Cape公司出版。
我的一個英格蘭朋友近日受邀與Alex Salmond共進了晚餐。我對我的這位密友說了下面這些話：“Salmond是我見過的唯一一位不讓我想將之趕走的政客。他講話明快清晰，十分有原則卻又充滿想象力，此外他還十分勇敢。我不確定這是否會讓他變成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對于最后一點，我的確是不確定。或許一個獨立的蘇格蘭能為當前威斯敏斯特的糟糕政策提供一個替代物。如今，蘇格蘭已經有了自己的醫療費用體系和大學教育體系。這前者意味著蘇格蘭人相比其他英國人能夠活得更長，而后者意味著，在以后，我們很有可能是被威斯敏斯特政府放棄的英格蘭學生帶進法庭。
或許在一個獨立的英格蘭，富有者會更加富有，圍繞著他們的丑聞會出現，而剩下的貧困者則將死去。獨立的蘇格蘭的景象將會與之不同。需要看到的是，在最近爆發的騷亂和洗劫中，蘇格蘭已經能夠幸免于難。
當頗受卡梅倫喜歡的《每日郵報》和Kelvin MacKenzie攻擊蘇格蘭獨立時，他們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一種出于意識形態的尷尬心態，而非是真的想要維持目前的聯合王國。我不知道蘇格蘭在當前十分慘淡的經濟形勢下能否維持一種良好的治理。需要重復的是，我生長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鄧迪。那個時候，公共生活充滿了多層次的腐敗和不法行為。后來在Strathclyde，我看到的政客又多數是喜愛吹牛，權力與金錢，且很多時候凌駕于法律之上。他們把原本就已經枯萎的社區推向了深淵。貧困者總是他們政策最嚴重的受害者，但又是他們口頭上的好朋友。
多數蘇格蘭人已經習慣了許多工黨官員在政治生活中的裙帶主義與欺詐行為。新一屆的Holyrood蘇格蘭政府對政府行為的透明性以及對于未來的合作與希望做出了保證。在某些領域，這一屆的蘇格蘭政府做得很不錯，比方說他們進行的土地所有權改革之前已經被擱置了很久。蘇格蘭議員們實現了第一步目標之后卻又通過表決提高了自己的薪水，之后又顧自己去度假了，這樣的消息無疑就不能讓我們感到樂觀了。作為我們的半個領導人（威斯敏斯特是另外半個），蘇格蘭政府如今在一幢極度昂貴且設計過于精良的大樓內辦公。
英國媒體對于這樣的“地方性”新聞缺少興趣，而蘇格蘭媒體相比議員們又過于薄弱因而易于妥協。這樣的威脅對于民主而言是真實而又經常發生的。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目前蘇格蘭首席大臣、蘇格蘭最高法院與蘇格蘭監察總長之間的關系。現在，讓我們暫時不要考慮大多數蘇格蘭議會席位都被SNP占據這個事實或者整合蘇格蘭警察體系將會有何好處這些問題。很少有人會將ＳＮＰ在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的大規模勝利看成是蘇格蘭獨立的象征。選民們之所以選ＳＮＰ是因為他們看到威斯敏斯特已經成為了一個豬圈，而且有保持這樣的狀態的趨勢。威斯敏斯特的政黨令蘇格蘭選民們感到非常受挫：工黨沾沾自喜，多管閑事，自由民主黨缺少骨氣，而保守黨則是快樂地保持著他們的肉食主義者姿態。ＳＮＰ不僅在上一屆任期內在治理上表現得非常得力，而且贏得了許多為了抗議威斯敏斯特諸黨派而投出的選票。
ＳＮＰ既可以算是有領導，又可以算是沒有領導。Salmond是一個非常敏銳且有個人魅力的領導，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做得很好。他有好的政策，他能夠解釋好這些政策，他能使自己變得幽默，他有著西班牙獵犬一般的恭順眼神，又有著熱土豆一般的蘇格蘭腦袋，我們當然希望這些不會給蘇格蘭帶來威脅。但是，我們的其他首席大臣們卻只是在他們不在公眾面前露面的時候才讓覺得他們是能讓人信得過的。雖然不免引起爭議，但是我們的選票清單告訴我們，大多數人投票給ＳＮＰ是因為他們想投票給Salmond．
站在Salmond身后的是一個偏左的政黨。但是我們目前的記憶中仍然保留有SNP昔日作為蘇格蘭版本的保守黨的階段。當然，SNP為了實現獨立夢想因而愿意成為任何我們希望它成為的政黨樣式，這本身是一件不錯的事。但是，假設如果Salmond出了車禍，那么一切又將會是怎樣呢？到目前為止，Salmond的政策導向很好地反映了蘇格蘭整體來說偏左的民意，恫嚇住了宗派主義偏執，并且通過豐富蘇格蘭民族性的內涵，使蘇格蘭獨立議程擺脫了種族主義魔咒。但是我們有理由懷疑我們是否能從ＳＮＰ的其他人身上發現同樣的治理技藝。還有，我們在目前困難的經濟環境下是實現經濟繁榮，還是使整個經濟被過度的資本主義掠食者和銀行陰謀家所綁架？
就獨立議程而言，威斯敏斯特越是對之感到失望的，對蘇格蘭而言往往是更加少于傷害，因此也是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在兩人的聯合中，如果一方心生分手之意，而另一方維持聯合的意愿又不是很強烈，那么這段聯姻遲早會結束。這在當前，或許是非常能說明情況的一個比方。
Shena Mackay：“我希望蘇格蘭變得越來越蘇格蘭。我討厭在蘇格蘭的商店里聽到英格蘭口音。”
小說家ShenaMackay１９４４年出生在愛丁堡，但是大多數時間內，他生活在英格蘭南部。Shena Mackay的小說選集《大氣鐵路》的平裝本如今已經出現在了市面上。
在JMcorrect Barrie的小說《傷感的湯姆》中，一個生活在倫敦貧民區的蘇格蘭小男孩在成長過程中從他的蘇格蘭母親那兒聽到了許多有關她家鄉Thrums的故事。他因此不斷地向他的朋友Shovel吹噓Thrums的美麗與無與倫比。在母親死后，小男孩湯姆和妹妹Elspeth被送回了母親的家鄉Thrums。回到Thrums之后，當地的小孩開始嘲笑小湯姆的英格蘭口音，并且假裝聽不懂湯姆故意模仿的蘇格蘭英語。于是，湯姆大聲說，他和Shovel可以兩個人打過他們所有人。湯姆的心碎了，他哭著對妹妹說：以前他一直對Shovel吹噓Thrums，而現在在Thrums，他又需要對這兒的人吹噓Shovel。
蘇格蘭人在英格蘭，英格蘭人在蘇格蘭，這就是湯姆的故事。與湯姆一樣，我和我的姐妹們并不是自己選擇了在英格蘭生活。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父母親就將家搬到了南部，我的妹妹是在那兒出生。但是，我們卻都相信，蘇格蘭在任何方面都優于英格蘭。蘇格蘭樹莓？世界上最好的。同樣地，蘇格蘭教育，蘇格蘭番茄，蘇格蘭土豆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夏天，我們呆在蘇格蘭，和祖父母們在一起。我們對祖父母和蘇格蘭的愛是絕對的。上面提到的JM Barrie的那本書就是我祖父的。我的童年充滿了大量的蘇格蘭文學和歌謠。當然，英格蘭也有我喜歡的地方，特別是英格蘭的地形。
什么對蘇格蘭和英格蘭而言是最好的選擇？對于這個問題，我感覺我的答案并不會很有用，因為我的回答過于感性，而且盡管我很高興我被視為一位蘇格蘭作家，但是我覺得在蘇格蘭沒有多少人會對像我這樣一位沒有蘇格蘭選舉權的作家發表的觀點感興趣。我明白許多生活在英格蘭的蘇格蘭人支持蘇格蘭獨立，卻對這個問題沒有發言權的原因。
北愛爾蘭的暴力已經重新出現，蘇格蘭足球里的分裂主義傾向也很明顯，同時，當前的政治聯盟以及許多其他事情都讓人們對聯合王國在這個歷史關口的命運感到絕望。在這個什么都在變壞的時代，我們是否應該結束這個聯盟？對于這個問題，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蘇格蘭在過去的幾年內對我來說已經越來越遙遠。許多我熱愛的蘇格蘭人已經死去。我偶爾會帶著我的英格蘭口音去蘇格蘭。我希望蘇格蘭能夠變得越來越蘇格蘭。我討厭在蘇格蘭的商店里聽到英格蘭口音。我總是微微感覺到自己處于一種被放逐的狀態，我希望自己能夠被接納為蘇格蘭作家這個團體的一員。我知道，即使在蘇格蘭作家這個團體內也會有不和，但是擺脫目前這種局外人的位置對于我而言仍舊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從情感上說，我不想讓自己對自己的故土越來越疏遠。
如果我們將資金的問題擱置，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我給不出什么意見，單論藝術而言，我不覺得蘇格蘭獨立對于蘇格蘭人會有什么大的影響。蘇格蘭的寫作、繪畫和音樂在世界上處于頂級水平，蘇格蘭人自己明白這一點，盡管英格蘭人很多時候沒有意識到。
英國政黨政治的興衰
www.newstatesman.com : New Statesman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political party
譯者： Huzexi 2011年12月11日 14:40 原作者： 弗農.波格丹諾
弗農.波格丹諾是牛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現任英國首相卡梅倫是他的得意弟子之一。但是他對卡梅倫的一些政策卻并不滿意。波格丹諾說：“他（卡梅倫）似乎已經忘記了我教給他的一些東西。我很樂意現在再給他在公民自由方面補補課。
普選運動之前，政黨政治就已經成為了我們的代議制度的根基。但是，有現象表明，目前群眾性政黨正在逐漸走向終結，許多政黨的存在根基已經出現了消亡。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早期，工黨大約有一百萬黨員，而保守黨大概是二百八十萬黨員。從那以后，兩黨的黨員數量有了大幅度下降。1975年瑪格麗特.撒切爾成為保守黨領袖時，保守黨大概還有150萬名黨員。但是如今，這個數據已經降到了25萬。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三十年間，雖然保守黨在超過一半的時間內處于執政地位，但是它卻失去了五分之四的黨員。1996年年底，約翰.斯密斯和托尼.布萊爾發起的入黨動員之后，工黨的黨員數量大概是四十萬。而如今，工黨的黨員數量已經不到20萬。在工黨執政的最近幾年內，工黨失去了將近一半的黨員。50年前，11個選民中有1個隸屬于某一個黨派，而如今88個選民中才有一個黨員。此外，如今的選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覺得自己依附于某一個黨派。1966年，大概有百分之四十二的選民承認自己非常依附于自己選擇的政黨，如今這個數據已經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三。這無疑是造成如今選民選舉面向搖擺、選舉參與人數減少（2001年為具有資格選民的59%，2005年為62%）等現象的原因之一。
黨員數量減少，大選參與人數減少，以及對政黨的認同度下降，這些現象并不是只發生在英國。事實上，在大多數發達的民主國家它們都發生了。政黨由此成為了最不被信任的社會組織之一。歐洲晴雨表的一份調查顯示，歐盟成員國中，只有百分之十七的受訪者表示信賴政黨，但是有65%的受訪者表示信任警察，還有49%表示信賴教會。群眾性政黨的興衰是我們這個時代一部還未被人書寫的大書。群眾性政黨死亡將會帶來的影響勢必十分深遠。
政黨政治在二戰結束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這段時間內達到了頂峰。那個時代的一個特點是人們仍舊相信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是可能的，也就是說人們覺得可以使當時混亂的經濟發生質的改變。1945年，工黨在自己的宣言中稱：“工黨是社會主義政黨，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即使是在Croslandite的修正主義版本中，社會民主主義者仍然相信社會能被人類意志所改變。因此，工黨所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置身于進步社會觀以及組織化的工人階級之上，并且以后者的名義行動。當時的工黨信條中有很明顯的父權主義特征。1959年，Hugh Gaitskell對RichardCrossman說：“我們作為中產階級出身的社會主義者，需持有深層次的謙虛。雖然這聽上去可笑，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雖然我們要領導他們，因為沒有我們的能力來幫助，他們將無法自己領導自己，但是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必須對工人階級保持謙虛的態度。”
但是二十世紀后期的歷史對于這樣的觀念并沒有拋出橄欖枝。如果當初出現了一個更為強勢的工黨或者是一個更為強勢的工人階級，那么社會或許的確能被隨之改變。Aneurin Bevan顯然是持這種觀點。“歷史給了他們機會，但是他們卻沒有抓住機會。現在，一切都已經太遲了”1959年，Aneurin Bevan在對他的記者朋友GeoffreyGoodman談論英國工人階級時曾如此說道。修正主義者的圣經《社會主義的明天》于1956年出版。書中，Anthony Crosland無奈地引用了恩格斯的擔憂：“在如此長久的繁榮之后，大眾已經產生了可悲的麻痹。”
在戰后的英國，有組織的工人階級在選民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越來越小。1979年，大約有1300萬人隸屬于工會組織。如今，只有不到800萬人隸屬工會，而且工人階級并不是一直持一種進步主義的社會觀。更根本的問題在于，工人階級中的成員追尋的是個人以及家庭的進步，而不是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的整體解放。他們更支持Tony Benn所說的“個人從階級向繁榮的逃離”，而這種逃離正是蠶食歐洲社會民主政治的癌細胞。用Ralf Dahrendorf的話來說，階級運動已經被轉化為個人化的社會動員。上面提到的那種父權主義看法也逐漸退去了，其中的原因在于，盡管領袖們仍舊努力實行領導，但是被領導者已經不愿意被領導，或者說被領導者已經不再將自己看成被領導者。個人主義，而不是集體主義，構成了當代政治的主題，因此，社會民主政治不得不走德國社會民主黨開創的道路。后者在1959年的波恩Bad Godesberg地區的一次發言中正式放棄了任何改造社會的理念。
群眾性政黨是集體主義時代的產物，因此它隨著集體主義的消亡而消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政治領域因此出現了政治學家所說的由“立場”政治向“效價”政治的轉變。在“立場”政治下，不同的政黨在根本性問題上（比方說，基礎工業的國有化，降低或者提高稅率、保持或者放棄核武器等議題）持有不同的意見，而在“效價”政治下，不同的政黨在根本性問題上并沒有分歧，比方說各個政黨都支持有效的國民醫療服務，更好的教育服務，各方的爭議僅限于由哪個政黨執政來實現這些共同的目標。
雖然群眾性政黨已經從根本上出現了消亡，但是政黨對于政府機構的控制力仍舊如之前一般。另外，正如英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Ben Rogers所指出，如今的政治已經被職業化的政客所控制，這些職業政客將政治當做自己的工作，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確保自己能夠維持在政壇的位置。如今的議員之間的相似度遠遠高于他們與各自理論上需要代表的選民之間的相似度。威斯敏斯特已經逐漸與人民切斷了聯系，它已經變成了職業政客的大本營，變成了一座沒有窗戶的房子。
地方政府也逐漸被職業政客所控制。過去，地方政府的官員往往是那些之前就在社區中處于領袖地位的人。但是，如今的地方政府官員往往都是因為與自己所在政黨的聯系而走上崗位。在大多數時候，地方議員只是他們黨派在地方的使節，而不是其所在社區的代理人。他們不再被看成是“我們”的代表，而是被看成是“他們”的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如今的地方政府已經無法獲得足夠的支持來抵抗來自中央政府的進攻。這樣的進攻從撒切爾時代開始就時有發生。
地方權力機關和政黨一樣，已經不再是群眾民主參與的途徑。令人吃驚的是，在英格蘭的十二個直選市長中，有六個是以自由參選人的身份參加的選舉。很多人開始有這樣一種意愿，他們希望代表他們的政治人物是有獨立精神的人，而不是那些被黨派政治所限制的人。
政治領袖們不得不調整自己從而適應這變化了的現實。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撒切爾和1997年以后的布萊爾都試圖改革他們所屬的政黨，從而使政黨能夠與他們自己對于政治領導的理解相一致。如今，大衛.卡梅倫正試圖做同樣的事情。2000年1月，布萊爾曾這樣說：“我從來不是真正的政壇中人。我的成長過程并不是一個政客的成長過程，即使現在，我也不覺得自己是一個政客。”在我看來，布萊爾的意思是他并不是遵循政黨政治原則的政客。撒切爾和布萊爾都是平民導向的領導人，他們都選擇了越過各自黨派，直接訴諸于大眾。
群眾性政黨的死亡給民主政府提出了根本性的問題。如果說政黨已經不再是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那么選民們該如何才能改變這種老邁的機制？需要承認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政黨仍將在政府組成與確保領袖通過選舉機制向民眾為其執政行為負責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是什么將會替代政黨成為民眾政治參與的主要途徑？21世紀的民主實踐將以什么形式進行？
與許多人所預料的不同，政黨的消亡事實上并沒有帶來社區參與度以及社會資本的減少。調查顯示，民眾對于政治的熱情仍然和過去一樣強烈，而且英國民眾仍然擁有強烈的公民責任感。在英國，大約百分之四十的公民參加了志愿性質的社會組織，此外，大約有300萬18到24歲之間的年輕人雖然參加選舉投票的熱情雖然不高，但是卻每年都參加志愿者活動。大約有百分之八十一的英國成年人參加了海嘯募捐，這個數據是美國的兩倍，是許多其他歐洲國家的二到三倍。國家基金會大約有一百萬會員，這個數字超過了所有黨派黨員數目的總和。民眾的政治熱情仍然很高，但是選民們已經不再將政黨看成是政治參與的最好途徑。或許他們的選擇是對的。但是我們該如何進行機制設計從而引導民眾的公民精神與政治參與？
1992年，在一冊名為《激活大眾性會員制度》的費邊主義宣傳手冊上，高登.布朗認識到了以上這個問題。他寫道：“在過去，想要改變社會的人加入了工黨，他們希望通過選舉代理人來促成社會變革。如今，他們想要自己做自己的代理人。”在布朗看來，類似租房者協會、居民社團、學校治理會以及社區協會這樣的組織都是公民想做自己代理人的意愿的具體體現。不容質疑的是，在未來的民主實踐中，直接民主雖然不會完全替代代議制民主機器，但是其所起的補充作用必將上升。工黨如今已經朝這個方向努力。在對修憲性質的問題進行決策時（比方說，《2000年地方政府法案》有關百分之五的地方選民可以要求對直選產生的市長進行公投以及保留語法學校等提案），工黨已經訴諸于全民公投。既然民眾已經獲得了足夠的信任來決定與直選市長、語法學校相關的議題，那么或許群眾也有能力來決定像地方政府預算、國家醫療體系這樣的議題。這其中的危險之處也很明顯，即大眾參與的民主可能會被巧言令色的政客所綁架。
下一任的英國首相仍將是問題纏身。但他將面對的最根本問題是如何改革我們的民主制度，從而與我們時代政治參與已經跨越了政黨這個現實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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