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導的反革命血腥在智利進行實驗　　

                    作者：娜奧米•克萊恩  　　

         摘自《休克主義:災難資本主義的興起》　　

    傷害應一次為之，因感受痛楚較少，冒犯亦較少。　　

                --馬基雅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君王論》，1513年　　

    如果采取這種休克手段，我認為應極詳細地公開宣布，在極短期內實施。公眾知道得更充分，就更愿意采取順應的行動。　　

              --弗里德曼給皮諾切特將軍的一封信，1975年4月21日　　

    皮諾切特將軍和他的支持者，經常提到1973年9月11日的事件，但不說那是軍事政變，而是“一場戰爭”。圣地亞哥看起來確實像戰區：坦克邊開炮邊隆隆開上林蔭大道，政府建筑遭到戰斗機的空中攻擊。但這場戰爭有一個奇怪之處：它只有一方的軍隊。　　

    從一開始，皮諾切特就已完全掌控陸軍、海軍、陸戰隊和警察。另一方面，阿連德總統拒絕把支持者組織成武裝防衛聯盟，因此他沒有自己的軍隊。唯一的抵抗來自總統府（La Moneda）及其屋頂四周，阿連德和他的侍衛在那里奮勇防衛民主政治的象征。這很難稱作一場公平決斗，雖然總統府內只有36名阿連德支持者，軍方卻對里面發射24枚火箭。　　

    這場行動的指揮官是虛榮而喜怒無常的皮諾切特（身材像他坐的坦克車一樣）。顯然他希望這個事件盡可能戲劇化和造成最大傷害，即使這次政變不是一場戰爭，其設計者也希望看起來像是--這是一場智利版的震懾。它確實帶給智利人從未體驗過的震撼。和之前40年經歷六任軍政府統治的鄰國阿根廷不同，智利從未有過這類暴力經驗；智利曾享有160年的和平民主統治，而且過去41年民主未曾中斷過。　　

    現在總統府陷入火海，總統的尸體被覆蓋著用擔架出來，他貼身的同僚被以步槍指著，臉朝下趴在街上。不久前才從華盛頓回國接任國防部長新職的勒特里爾，那天早上從距離總統府幾分鐘車程的家前往國防部辦公室。他才走進前門就遭遇十二名穿著戰斗服、埋伏等候的士兵，全都以輕機槍瞄準他。　　

    在政變之前幾年，來自美國（其中許多來自中情局）的教官已激發智利軍方的反共產黨狂熱，讓他們相信社會主義者就是準俄國間諜，是一股與智利社會格格不入的勢力--一群本土的“內敵”。事實上，真正變成內敵的是軍方，他們已準備把槍口轉向宣誓保護的人民。　　

    阿連德死后，他的內閣遭逮捕，而且未出現明顯的群眾抵抗，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戰爭在當天中午已經結束。勒特里爾和其他“貴賓”囚犯，最后被送往南部麥哲倫海峽冰冷的道森島（Dawson Island），那里等于是皮諾切特的西伯利亞勞改營。不過，殺戮和關閉政府對智利的新軍政府還不夠，這些將領知道他們要掌控權力必須真正嚇壞智利人，就像印度尼西亞人一樣。據一份解密的中情局報告，在往后的日子，有約1.35萬名公民遭逮捕，以卡車帶走并遭到監禁。有5000人最后被關在圣地亞哥的兩座大足球體育館。在國家體育館中，死亡取代足球成為公眾表演。士兵巡視露天座位區，押著戴頭套的告密者指認“顛覆分子”；被指名的人遭拖進更衣室，而包廂則被改裝成臨時酷刑室。數百人被處死。死尸開始出現在主要公路邊，或浮尸于污濁的市區運河。　　

    為確保恐怖蔓延到首都以外的地區，皮諾切特派遣他最無情的指揮官斯塔克（Sergio Arellano Stark）將軍，搭乘直升機到北方省份一連串囚禁“顛覆分子”的監獄。在每個城鎮，斯塔克和他的流動行刑隊挑出最知名的囚犯，有時一次多達26人，逐一處以死刑。四天留下的血跡后來被稱為“死亡蓬車隊”（Caravan of Death）。在很短的時間內，整個國家都接收到這個信息：抵抗將招來死神。　　

    雖然皮諾切特的戰爭只有一邊開戰，其影響卻與任何內戰或外國侵略一樣真實。總計有超過3200人失蹤或遭處死，至少有8萬人被監禁，還有20萬人因政治因素逃離智利。　　

    自由市場的恐怖實驗室　　

    對芝加哥男孩來說，9月11日是充滿期待和腎上腺素激升的一天。卡斯特羅已不眠不休地和海軍的聯絡人合作，逐頁取得“磚塊”最后章節的認可。在政變當天，幾位芝加哥男孩住在右派媒體《水星報》里。當外面街上傳來槍響時，他們急忙印制這份文件，趕在軍政府接管的第一天完成。《水星報》編輯方丹（Arturo Fontaine）回憶說，印刷機“一刻不停地復印這份長文件”。他們直到最后一刻才印完。“在1973年9月12日星期三中午前，出任政府職位的三軍將領辦公桌上，都擺了這份計劃。”　　

    定稿文件中的提議與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的觀點出奇類似：私有化、開放管制和削減社會支出--自由市場的鐵三角。受美國訓練的智利經濟學家曾嘗試和平引進這些觀念，采取民主政治辯論方式，但他們遭到全面拒絕。現在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計劃卷土重來，而此時的氣氛顯然更有利于推動他們激進的觀點。在這個新時代，除了幾個穿制服的人，他們不必征得任何人同意。最頑固的政治對手現在不是在牢里、已經死亡，就是四處逃命；戰斗機和死亡蓬車隊的展示已讓所有人乖乖就范。　　

  “對我們來說，這是革命。”皮諾切特的經濟幕僚拉羅列特（Cristian Larroulet）說。這算是公允的描述。1973年9月11日不只是阿連德和平的社會主義革命被以暴力終結，也是《經濟學人》雜志后來形容的一場“反革命”--芝加哥學派運動奪回發展主義與凱恩斯主義成果的第一場勝利。阿連德的局部革命在民主政治拉扯下，處處可見節制與妥協，但現在情勢將大為改觀，以暴力推行的這場反叛可以一路暢行到底。在往后的許多年，“磚塊”擬訂的許多政策將在大規模危機掩護下，施行于數十個別的國家。但智利是這場反革命的發源地--恐怖的發源地。　　

    天主教大學經濟學系校友、自稱芝加哥男孩的皮涅拉（Jose Pinera），政變時正在哈佛寫畢業論文。一聽到好消息，他立即回國“協助創立一個追求自由的新國家，讓它從舊體制的灰燼中升起”。皮涅拉后來出任皮諾切特的勞動與礦業部長，他說，這是“真正的革命……一個激進、全面且持續邁向自由市場的行動”。　　

    在政變前，皮諾切特以幾近諂媚的服從聞名，永遠逢迎和聽從他的文人上司。變身獨裁者后，皮諾切特發現他性格的新面向。對權力的貪戀讓他丑態畢露，他好擺帝王威風，并宣稱“命運”授予他這個職位。不久之后，他策動一場政變中的政變，推翻其他三位他原本同意分享權力的軍事將領，并任命自己為國家最高元首（Supreme Chief of the Nation）兼總統。他沉浸在好大喜功和儀式之中，只為了證明他的統治權，從不錯過能穿上他的普魯士軍裝、戴上軍帽的機會。為了巡視圣地亞哥，他添置了一隊金色防彈奔馳轎車。　　

    皮諾切特對獨裁統治有一套獨門功夫，但和蘇哈托一樣，他對經濟學一竅不通。這是個大問題，因為由ITT帶頭的企業聯合抵制運動已經極有效地讓經濟快速墜落，使皮諾切特很快面臨一觸即發的危機。從一開始，軍政府內部就發生權力斗爭，部分人只想恢復阿連德前的舊狀態，盡快回到民主政治；芝加哥男孩則想進行需要時間推動的徹底自由市場改造。享受新權力的皮諾切特極厭惡他的命運只是清掃工作的想法--“恢復秩序”，然后出場。“我們不是掃除馬克思主義的吸塵器，只為了把權力交還給政客。”他說。芝加哥男孩徹底改造整個國家的想法，才與他剛解放的野心不謀而合，因此就像蘇哈托和他的柏克萊幫，皮諾切特立即任命幾位芝加哥大學畢業生擔任高級經濟顧問，包括這個運動的準領導人兼“磚塊”主要撰稿人卡斯特羅。他稱呼他們為技術官僚，正好投合芝加哥學派自詡整頓經濟是一門科學、而非主觀的人為抉擇。　　

    即使皮諾切特對通貨膨脹和利率所知有限，這些技術官僚使用的也是他了解的語言。經濟學對他們來說，代表必須尊敬和服從的自然力量，因為就像皮涅拉解釋的：“違背自然就是反生產和自欺的行為。”皮諾切特完全同意，他曾寫道，人必須服從結構，因為“自然展現出基本秩序，階級組織是必要的”。雙方都宣稱接受更高自然法則的秩序，奠定了皮諾切特-芝加哥學派聯盟的基礎。　　

    在頭一年半，皮諾切特忠實地遵循芝加哥法則：他把部分（不是全部）國營公司私有化，包括數家銀行；他容許新形式的投機金融；他對外國進口打開邊界大門，撤除長期保護智利制造商的障礙；他削減政府支出10％，但軍隊支出反而大幅增加。他也取消價格管制--對一個數十年來管制面包和烹飪油等民生必需品的國家，這是相當激進的措施。　　

    芝加哥男孩曾自信滿滿地向皮諾切特保證，如果他一次完全取消政府對這些領域的參與，經濟學的“自然”律會重新發現平衡，而被視為經濟熱病、表示市場出現不健康癥狀的通貨膨脹，將神奇地下降。他們錯了。在1974年，智利的通貨膨脹高達375％，高居世界之冠，而且是阿連德在位期間最高水平的近兩倍。面包等民生必需品的價格直上云霄。在此同時，皮諾切特的“自由貿易”實驗使國內充斥廉價進口產品，許多智利人因而失業。本地企業因為無法競爭而關門，失業率創新記錄，饑饉四處蔓延。芝加哥學派的第一個實驗徹底失敗。　　

    卡斯特羅和其他芝加哥男孩辯稱（以地道的芝加哥風格），問題并非出在他們的理論，而是執行得不夠嚴格。經濟未能自動矯正并恢復和諧的平衡，是因為經過近半世紀的政府干預，仍然殘留許多“扭曲”。如果實驗要成功，皮諾切特必須去除這些扭曲--削減更多支出、進一步私有化，而且更加速執行。　　

    在那一年半期間，許多智利企業精英吃盡芝加哥男孩的極端資本主義實驗的苦頭。唯一的受益者是外國公司和一小撮被稱為“食人魚”的金融家，這些人從金融投機中大撈一票。曾堅定支持政變的基層制造商全都破產。當初引介芝加哥男孩參與政變陰謀的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薩恩茲，宣稱實驗的結果“是我們經濟史上最大的失敗”。制造商排斥阿連德的社會主義，原本是希望改變成管理式經濟。“我們不可能讓這種金融混亂繼續主導智利，”薩恩茲說，“必須把龐大的金融資源導引到生產性投資，而不能讓許多連工作都找不到的人，眼睜睜看著那些資源被用于投機炒作。”　　

    芝加哥男孩和食人魚（兩類人之間有不少重疊）的目標現在面臨極大的危險，他們決定該是招來大人物的時候了。1975年3月，弗里德曼和哈伯格應一家大銀行之邀，搭機前往圣地亞哥協助拯救實驗。　　

    弗里德曼受到軍政府控制的媒體像搖滾巨星般的歡迎。他吹噓的每句話都登上頭條，他的學術演講在全國電視上轉播，而且他有一位最重要的聽眾：皮諾切特安排和他私下會晤。　　

    在停留期間，弗里德曼不斷灌輸一個主題：軍政府已經有好的開始，它必須更放手擁抱自由市場。在演說和訪問中，他使用一個以前從未公開用在現實世界經濟危機的術語：他要求進行“休克治療”。他說那是“唯一的藥方。絕對是。沒有別的良策。再也沒有別的長期解決方法”。當智利記者指出，連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采取控制自由市場的措施時，弗里德曼生氣地說：“我不贊成那些措施。我相信我們不應該采用它們。我反對政府的經濟干預，不管在我自己的國家或在智利都一樣。”　　

   與皮諾切特會面后，弗里德曼作了一些個人筆記，并在數十年后寫進他的回憶錄。他觀察到這位將軍“因為認同而被休克治療的觀念吸引，但顯然對可能引發的短期失業感到苦惱”。皮諾切特在這時候已因為下令在足球體育館進行屠殺而惡名傳遍全球；這位獨裁者對休克治療造成人力損失（human cost）的“苦惱”，原本應該令弗里德曼就此作罷。相反的，他在后續的一封信中強調他的論點，他贊許將軍“極富智慧”的決定，但敦促皮諾切特進一步削減政府支出，“在六個月內削減25％……全面性的”，并同時采用一套支持企業的方案，以邁向“完全自由貿易”。弗里德曼預測，數十萬個將被國營部門解雇的人，可以很快在民間企業找到新工作，他們將同聲歌頌皮諾切特“竭盡全力鏟除阻擋民間市場的許多障礙”。　　

    弗里德曼向將軍保證，如果聽從這個建議，他將留下創造“經濟奇跡”的英名；他“可以在數個月內終結通貨膨脹”，失業問題也會同樣“短暫--在幾個月內解決--而緊接而來的復蘇將極其迅速”。皮諾切特必須采取迅速而果斷的行動，弗里德曼不斷強調“休克”的重要性，三度提到這個詞，并再三凸顯“漸進策略行不通”。　　

    皮諾切特已改信弗里德曼。在他的回信中，智利的最高元首表達了“我對你最高和最尊崇的敬意”，并向弗里德曼保證“此時正在完全實施這套計劃”。弗里德曼訪問后，皮諾切特立即開除他的經濟部長，把職位交給卡斯特羅，后來又拔擢為財政部長。卡斯特羅在政府中到處安插他同伙的芝加哥男孩，其中之一還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反對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的薩恩茲，被從制造商協會主席的職位趕下，換上對休克較友善的人。“如果有工業界人士因此而抱怨，讓他們下地獄，我不會為他們說話。”新主席宣布說。　　

    鏟除反對者后，皮諾切特和卡斯特羅展開拆除福利國、建立純資本主義烏托邦的工作。1975年，他們一次削除27％的公共支出--而且繼續削減直到1980年，使支出只剩阿連德時代的一半。醫療和教育首當其沖，連倡議自由市場的《經濟學人》雜志，也形容那是“自殘的胡鬧”。卡斯特羅把近500家國營公司和銀行私有化，且近乎免費奉送，因為重點是盡快讓它們回歸到經濟秩序的正確位置。他對地方公司毫不留情，繼續取消更多貿易障礙；結果是從1973年到1983年，總共喪失17.7萬個工業工作。到80年代中期，制造業占經濟的比率已經跌到二次大戰以來的最低水平。　　

    休克治療這個詞貼切地說明了弗里德曼的藥方。皮諾切特刻意把他的國家送進深沉的衰退里，根據的是未經測試的理論，希望以突如其來的萎縮把經濟休克到恢復健康。這種邏輯很像1940年代和1950年代開始大量采用的電擊休克療法，當時的精神病醫生相信，刻意引發癲癇大發作（grand mal seizure）可以神奇地讓患者的大腦重新開機。　　

    經濟休克療法的理論一部分要靠預期心理在推升通脹過程扮演的角色。壓抑通脹不只需要改變貨幣政策，也要改變消費者、雇主和勞工的行為。突然采取不協調的政策轉變，目的是快速改變預期心理，向大眾傳達游戲規則已經大幅轉向--價格不會繼續上揚，工資也是。根據這套理論，愈快澆熄通脹預期心理，痛苦的衰退和高失業期就愈縮短。然而，特別是在當政者在大眾間已喪失信用的國家，只有靠重大而果斷的政策休克，才可能“教導”大眾這種痛苦的教訓。　　

   制造衰退或蕭條本身就是殘酷的想法，因為必須制造大規模的貧窮，而這正是截至當時沒有政治領導人愿意測試這套理論的原因。誰愿意背上《商業周刊》形容為“刻意制造蕭條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的罪名？　　

    皮諾切特仍然一意孤行。在施行弗里德曼休克療法的第一年，智利的經濟萎縮15％，失業率--在阿連德時代不到3％--攀升到20％，是當時智利聞所未聞的高水平。這個國家確實因為“治療”而震撼不已，但與弗里德曼樂觀的預測相反，失業危機持續了好幾年，而非幾個月。軍政府已著迷于弗里德曼的疾病譬喻，仍然理直氣壯解釋說：“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這是直指病根的唯一方法。”弗里德曼完全贊同。當記者問到“政策的社會成本是否太高”，他的響應是：“可笑的問題。”他對另一位記者說：“我只關心他們能不能推行得夠久、夠努力。”　　

    有趣的是，對休克療法最有力的批評來自弗里德曼以前的學生法蘭克（Andre Gunder Frank）。來自德國的法蘭克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時，就已聽到許多有關智利的事，他決定親自到這個他的教授形容為發展主義管理不當造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他對自己看到的情況很滿意，并留在智利大學任教，然后出任阿連德政府的經濟顧問。法蘭克因為是叛離自由市場正統思想的芝加哥男孩，所以對智利經濟冒險抱持獨到的看法。弗里德曼開出大休克的藥方一年后，法蘭克寫了一封難掩激憤的“給哈伯格與弗里德曼的一封公開信”，運用他受過的芝加哥學派教育，“檢驗智利病人對你們的治療有什么反應”。　　

    他計算一個智利家庭如何靠皮諾切特宣稱的“生活工資”掙扎求生。約74％的所得完全用在購買面包上，迫使家庭不得不節省牛奶和上班搭公交車等“奢侈項目”。比較之下，在阿連德時代，面包、牛奶和公車票只占一般勞工薪水的17％。許多兒童在學校也沒有牛奶可喝，因為軍政府最早的措施之一就是取消學校牛奶計劃。這項措施進一步加深家庭的拮據，愈來愈多學生在課堂上昏倒，許多人干脆停學。法蘭克發現，他的學長施行的殘暴經濟政策與皮諾切特對這個國家施加的暴力間，有著直接關聯。這位憤憤不平的芝加哥男孩寫道，弗里德曼的處方是如此扭曲，它們無法“不靠它的孿生兄弟來實施或執行：軍事力量和政治恐怖”。　　

    皮諾切特的經濟團隊毫不氣餒地繼續深入實驗之境，引進弗里德曼最前衛的政策：以教育券和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取代公立學校，醫療支出改成即收即付（pay-as-you-go）式，把幼兒園和墓園私有化。最激進的是，智利的社會福利制度也被私有化。擬訂這套計劃的皮涅拉說，他從閱讀《資本主義與自由》激發這個構想。小布什政府經常被推崇最先推動“所有權社會”（the ownership society），事實上，30年前的皮諾切特政府才最早實行“所有權人國家”（a nation of owners）。　　

    智利現在已大膽跨入新領域，全世界的自由市場熱愛者過去只能在純學術環境辯論這類政策的優點，現在都密切注意這個國家。“經濟學教科書說，世界應該以這種方式運作，但除了這里，還有哪些國家施行它？”美國企業雜志《巴隆周刊》（Barron’s）驚訝地寫道。《紐約時報》在一篇《智利，恐怖主義實驗場》的文章中說：“抱持強烈觀點的大經濟學家，很難得有機會在病危的經濟體測試特定的處方。更難得的是，經濟學家的顧客不是自己的國家。”許多人特地到現場觀察智利實驗室，包括哈耶克本人，他前往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數次，并在1981年選擇在比尼亞德爾馬市（策劃政變的城市），舉行反革命智囊團朝圣山學會的區域會議。　　

智利奇跡的真相　　

    即使在30年后，智利仍然被自由市場狂熱分子視為弗里德曼理論有效的證明。皮諾切特2006年12月死時（比弗里德曼晚一個月），《紐約時報》贊譽他“把一個破產的經濟轉變成拉丁美洲最繁榮的經濟”，《華盛頓郵報》社論則說，他“引進的自由市場政策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跡”。“智利奇跡”背后的事實，至今仍眾說紛紜。　　

    皮諾切特掌權17年，在那段期間，他數度改變政策方向。被視為成功奇跡證明的那段穩定成長期，要到80年代中期才開始--也就是芝加哥男孩執行休克療法之后足足十年，而且是在皮諾切特被迫大幅度調整方向后很久。在1982年，雖然智利嚴格遵守芝加哥教條，經濟仍無法幸免于崩潰：債務激增，惡性通貨膨脹復發，失業率飆高到30％--是阿連德時代的十倍。主要原因是食人魚--芝加哥男孩解除所有管制所釋放出來的安然（Enron）式金融機構--以借貸的錢買光智利的資產，累積高達140億美元的龐大債務。　　

    情勢動蕩到皮諾切特被迫采取完全與阿連德一樣的措施：他把許多家這種公司收歸國有。面對市場崩潰，幾乎所有芝加哥男孩都喪失掌控大權的政府職務，包括卡斯特羅。幾個在食人魚金融公司位居高位的芝加哥畢業生遭到詐欺調查，他們以科學中立掩飾的真面目被揭穿，而科學中立曾是如此重要的芝加哥男孩表征。　　

    唯一保護智利經濟在80年代初免于完全崩潰的是，皮諾切特從未把被阿連德收歸國有的銅礦公司私有化。這家公司創造85％的智利出口收入，這表示當金融泡沫破滅時，國家仍有穩定收入來源。　　

    很清楚的是，智利從來不是歌頌它的人宣稱的“純”自由市場實驗室。相反的，這個國家有一小群精英在極短時間從有錢躍升為超級富有，憑借的是一套以舉債和用公帑大量補貼（和紓困）賺取暴利的公式。當奇跡背后的狂熱與推銷術被揭穿后，大家看到皮諾切特和芝加哥男孩統治下的智利，并不是一個以自由市場為特質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國家。Corporatism（統合主義）這個字眼原本指的是墨索里尼的警察國家模式，由社會上的三種主要勢力--政府、企業和工會--結盟而成，它們互相合作以確保以國家民族為名的秩序。智利在皮諾切特統治下，實驗的是一種新形態的統合主義：一個警察國家和大企業互相支持的結盟，連手對第三個勢力--勞工--發動全面戰爭，借以大幅增加聯盟占有國家財富的比率。　　

    這場戰爭--許多智利人理所當然視為富人對窮人和中產階級的戰爭--才是智利經濟“奇跡”的真相。到1988年，當經濟已穩定且快速成長時，45％的人口落在貧窮線下。不過，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卻增加83％。即使在2007年，智利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會--聯合國調查不平等的123個國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八不平等的國家。　　

    如果這種記錄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算得上奇跡，也許休克治療的作用從來就不是為了讓經濟恢復健康。也許它原本就是為了它實際做到的事--把財富吸聚到頂層，并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休克到無以為生。　　

    這正是阿連德的前國防部長勒特里爾的看法。在皮諾切特的監獄待了一年后，勒特里爾設法逃離智利，這要感謝國際間積極的游說奔走。流亡海外并眼看他的祖國迅速凋敝，勒特里爾1976年寫道：“過去三年有數十億美元從工資所得者的口袋被拿走，放進資本主義者和地主的口袋……財富集中并非偶然，而已成為法則；這并非艱困環境下極端的例子--就像軍政府希望全世界相信的--而是一套社會計劃的基礎；這不是經濟的缺陷，而是暫時的政治成功。”　　

    勒特里爾當時無法得知的是，芝加哥學派統治下的智利提供了未來全球經濟的一瞥。這個模式將一再重復，從俄羅斯到南非到阿根廷：狂熱投機的泡沫和可疑的會計操作，助長了暴利和瘋狂的消費主義，由空蕩如鬼城的工廠和昔日發展所遺留的破舊基礎建設所圍繞；約半數人口被排除在經濟之外；失控的貪瀆和親信政治；國營中小企業滅絕；大量公共財富流入私人手中，緊接著是大量民間債務轉由政府承擔。在智利，如果你不在財富泡沫中，奇跡看起來就像大蕭條，但在這個密閉的泡沫里，獲利流動如此順暢和快速，讓這些休克治療式“改革”帶來的暴利，變成像此后金融市場施打成癮的高純度古柯堿。這就是為什么金融界對智利實驗明顯的矛盾視而不見，不但未重新評估放任主義的基本假設，反而還作出毒癮者的反應：下一針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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