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借助齊澤克在觀看世界的同時觀看自己。而齊澤克的視野中也不得不納入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是今天全球化時代一個重要的、難以脫鉤的環節。
中國之外的“中國性”
中國對齊澤克意味著什么，齊澤克對于中國又意味著什么。
中國對于齊澤克的接受和齊澤克在西方出名只有非常短的時間距離，而且在21世紀之后的這些年，對于齊澤克的介紹和翻譯一直是中國批評理論的焦點。高產的齊澤克的幾乎所有重要的著作都得到了翻譯。中國對于齊澤克顯示了巨大的熱情，這種熱情幾乎只有20世紀80年代對于薩特和尼采的熱情可以相比。但和對于薩特和尼采的直接的挪用不同，中國對于齊澤克天馬行空式的文字和我們自己的關聯一直感到了迷惑。一面是翻譯的熱潮，一面卻是闡發和運用的匱乏。我們認定齊澤克和我們有一種神秘的聯系，但這種聯系又如此地曖昧不明。同時，我們相信齊澤克說出了我們的某種內在的欲望，但這種欲望又找不到具體的表達。我們和齊澤克之間構成了一種復雜難解的關系。他屬于我們，卻又飄在我們之外。對于齊澤克，中國知識界的熱情和困惑幾乎成為難以彌合的裂縫。我們渴望齊澤克給予我們一個切入當下的路徑，同時也渴望他的表達賦予我們自己一個形象。但他用詭異的表達和復雜的來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表述展現給我們的卻又是在我們的語境之中難以“完全”加以陳述的“冗余”之物。
從1999年《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被翻譯為中文的時候開始，齊澤克就意外地具有了某種奇特的“中國性”，這種“中國性”的詭異之處在于它是在中國之外的存在，除了最近幾篇文章之外，中國顯然在齊澤克的視野之外，并不是他關注的焦點。但他又無可爭議地處于中國最近的文化討論和研究的一個重要的位置之上。他的思考其實已經深深地綴入了中國當下的全球化的過程之中，他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分析，其實已經成為中國切入自身和世界的一個角度。中國借助齊澤克在觀看世界的同時觀看自己。而齊澤克的視野中也不得不納入中國，因為中國已經是今天全球化時代一個重要的、難以脫鉤的環節。今天，我們探究齊澤克和中國，其實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家和一個社會之間的遭遇，而是這個時代和他的一個最敏銳的闡釋者之間的遭遇。
全球化浪潮中的“相似性”
齊澤克和中國的遭遇的關鍵點在于，齊澤克和中國同樣有一個社會主義的背景。他們的共同點都在于他們是跨出了過去的社會主義經驗之后，進入全球資本主義的世界的。社會主義的記憶對于中國和齊澤克來說都不是一個虛幻的“他者”，而是一段具體而微的生活經驗，一段實實在在的、難于抹去的日子。這些時刻仍然活在我們的中間。于是，齊澤克的許多敏銳的見解不可思議地適應于中國。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國不可思議地變成了一個焦點和中心，變成了全球化中被所有人關注的對象之時，齊澤克和中國有一個其實是意外的“相似性”。他們都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化時代的“紅人”，是這個時代被全球的不同層面的群體所感到興趣的，有著相似的社會主義的記憶和經驗，卻又同時受到了追捧的事物。
齊澤克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的“理論”領域中的遭遇和“中國”在90年代以來的遭遇非常接近。他們都被視為和主流不同的“他者”和“邊緣”，但卻是意外地改變了 “中心”的“主流”的“他者”和“邊緣”。中國的命運和齊澤克的命運其實有一種殊途同歸之處，在“齊澤克制造”的無數新的理論和大量的著作受到西方學院的矛盾對待的同時，其實“中國制造”這些年的遭遇和他格外近似。一方面，學院批評理論對于齊澤克的聳人聽聞和新奇的想象力感到震驚和不適，我們可以看到一個 “他者”的意外來臨造成的奇特境遇。這個“他者”是一個來自外部的“闖入者”。他和拉康、福柯或者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是一個來自社會主義的記憶和生活環境中的人，他的教育背景和他的理論本身也有一種奇特的“他性”，他對于西方左翼文化的某種不屑和對于“政治正確”這樣的事物的輕視和嘲諷都讓他顯得特立獨行而變得格外聳動和詭異，他對于各種“游戲規則”的蔑視也使得他讓人畏懼和震驚。另一方面，他對于理論的熟悉和讓人無限欽佩的分析能力以及穿越界限洞悉各種本文的能力都讓人產生真正的欽佩。他對于德國哲學的深厚功力和對于精神分析的自如運用都讓人感到力量。他的那些獨到洞見讓所有人感到迷戀，也讓西方的學院產生了新的依賴感。“齊澤克制造”的大量“理論商品”的文本中有無數閃光的分析，也有許多重復和冗余之處（他的著作有大量的互相引用和重復），讓人感到既畏懼又迷戀。其實，“中國制造”的大量商品也有這樣的特色，一方面，“中國制造”的涌入所造成的震驚和不適讓許許多多西方人感到刺激和難以理解。“中國制造”的商品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滲透以及介入的深度和廣度都讓他們不解和不快。“中國制造”也是一個有過去的“社會主義”源頭的闖入者，意外地變成了無處不在的這一波全球化的最為引人矚目的商品。這當然有其不可思議的地方而引發震驚和不適。另一方面，這一波全球化又意外地以中國作為一個新的可能性空間，“中國制造”又已經變成了全球最為引人矚目的力量，變成了被依賴和迷戀之物。其實，在對待“齊澤克制造”的眾多理論和對待“中國制造”方面，歷史提供了一個驚人相似的狀態。他們都意外地投射了冷戰之后全球化之中的資本主義自身相像的微妙和復雜之處。可以說，它們都是某種有趣的“全球商品”，穿越了文化和歷史的限制，在西方呈現了自身。
齊澤克和中國的兩方面聯系
在這里，我以為齊澤克和中國在兩個方面有一種巨大的聯系，以齊澤克的理論來“闡釋中國”正好有兩個絕妙的交叉之點。一個就是對于過去的“社會主義”和“計劃經濟”經驗的共同性。這其實標定了齊澤克和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系。另一個則是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之中的位置和角色。這其實標定了齊澤克和中國之間的當下聯系。正是由此展開的齊澤克和中國之間具有一種關聯。齊澤克是闡釋中國的一個必要角度，而中國也是闡釋齊澤克的一個必要角度。
第一個方面顯然是齊澤克和中國“相似”的最具直觀性的一面。齊澤克的矛盾論述其實也揭示了中國所發生的一切的復雜性和微妙性。中國革命的歷史意外地遭遇了齊澤克的深刻洞見而具有了新的意義。
這里的分析其實恰恰闡明了上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問題。當時正是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開始受到了沖擊，激進的政治運動已經招致了厭倦和反感。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展現了一種無所畏懼的氣質，一種要求從計劃經濟的集體性話語中脫離的勇氣和愿望。這里其實明明白白地將上世紀80年代的“主體性”的召喚表達出來了。這個“主體性”的個人的展開，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從原有秩序中“解放”的相像。其實，上世紀80年代文化的關鍵正是在于一種“主體性”觀念的新的展開。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一書1984年版有一個異常重要的附論《康德哲學與建立主體性論綱》。這篇文章似乎包含著整個上世紀80年代思想的核心命題。“主體性”正是整個80年代從原有的計劃經濟話語中脫離的基礎。而這個“主體性”正是新的“現代性”展開的前提。正是這種“主體性”的尋找，變成了上世紀80年代的“現代性”賦予我們的最大夢想。上世紀80年代的文化中，我們的相像是建立在精神的基礎上的，我們好像是用頭腦站立在世界上，我們雖然仍然面對匱乏的生活和新的來自外界的物質性誘惑，但我們的純粹精神追求和抽象理想支撐了我們的相像和追問。但上世紀90年代的后新時期卻是將80年代的抽象精神轉變為物質的追求，將80年代抽象的“主體”變成了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實實在在的“個人”。上世紀80年代的那些抽象而浪漫的觀念正是被90年代的消費愿望和物質追求所具體化的。
齊澤克和中國相似的第二個議題，就是齊澤克和中國的當下境遇。齊澤克的另外一個思考揭示了問題的另外一面。其實到了今天，全球化已經無法遮掩勞動的“痕跡”。這些痕跡有一個最為明確的名字：“中國制造”。它以消費品的方式包圍了西方。而在理論領域中，它也有一個名字：齊澤克。它以無窮無盡的新理論的生產包圍了西方。中國讓西方再度發現被隱在背后的生產仍然存在，而且實實在在地構成了一種挑戰。中國一方面按照資本的邏輯在生產著巨量的商品，給予全球資本主義一種新的價格機制的同時，其實也呈露了難以遮掩的勞動的具體性展開。中國釋放了個人的力量，千百萬中國人民開始有權利追求個人的幸福和機會的時候，他們釋放的能量是不可估量的。這些曾經徹底地壓抑自己的消費欲望的普通人的渴望被肯定，他們追求的具體而微的生活滿足被肯定，這個時候，中國也恰恰開始前所未有地崛起。中國的一切生產要素由于這些渴望滿足自己消費愿望的普通勞動者的努力而被激活了。于是，當年我們曾經夢寐以求，卻好像無比遙遠的希望就擺在了面前。中國的現代性曾經將“消費”的滿足視為危險，但今天的中國卻發現“消費”激活了生產。在中國人開始大膽消費的時候，中國也成了世界工廠。在西方對于“非實體”的經濟，對于資本的流動異常迷戀的時刻，中國其實呈現了生產的某種“本質”，告訴世界，生產本身是繞不過去的。正是“中國制造”提供的產品，支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資本和信息的無窮流動。它是全球資本主義維系自身想像的基礎。這正像來自斯洛文尼亞的齊澤克揭示了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秘密，讓全球資本主義通過批判理解了自身一樣。
齊澤克和中國其實很近。中國和齊澤克擁有意外的相似性。在某種程度上，齊澤克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理論的“中國”，而“中國”則是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現實的“齊澤克”。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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