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落幕之“三國殺”

對卡扎菲倒臺的反思，重點不在于看客們無關痛癢的“主權”和“人權”之爭，而不妨回到利比亞的反殖民及“后殖民”的歷史與現實上來，回到英法“勇當前卒”的幕后去

■  應辰（發自倫敦）

利比亞戰事從北約介入，到以卡扎菲的不得善終作為收場，以旁觀者的立場觀察整個事件，與外交和軍事上的角力一樣有看點的是國內知識界和網絡輿論的爭論。在這片沒有硝煙的亞洲戰場上，卡扎菲、反對派以及西方力量各自的形象被刻板化、臉譜化，各自拿我的真理來批斗你的偶像。然而相對于利比亞人民，所有不遺余力爭來議去的外人，無非都是看客。
首先對于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對于北約的開戰理由，即“保護正在被卡扎菲屠戮的利比亞平民”，從電視上，人們無法分辨出這些穿著隨便、出門逛街都手提AK47的利比亞人哪些是卡扎菲勢力，哪些是反對派勢力，哪些是平民，所以誰又能看清究竟是誰在傷害誰？另外，空襲所造成的傷亡，多大程度屬于準確打擊卡扎菲勢力，多大程度保證平民的安全，恐怕北約自己也說不清。

話語權也許比石油更值錢
在反戰民意尤其是街頭抗議政治中，一個流行的觀點是西方的干預主要是為了瓜分石油版圖。筆者認為這種對開戰理由的理解流于單線，缺乏對各國戰爭決策風格的了解。不同于上世紀90年代科索沃戰爭和后來的反恐戰爭，此次國際干預從一開始就缺乏西方大國之間的默契。面對法國的堅決，以及英國在各國間和國際組織中不遺余力的游說，美國的舉棋不定事實上讓整個西方都處在非常尷尬的位置。
在新保守主義占據西方外交主旋律的那幾年里，西方國家能夠很容易形成一個“干預陣線”出現在世界上任何沖突地帶。從外交口徑一致、到聯合國決議、再到以美國為主導的軍事打擊，這整個流程幾乎一次次在巴爾干半島、中東以及阿富汗重演，通過干預，使整個國際舞臺穩穩控制在西方的節奏下。從這一點上說，外交上的影響力和話語權顯然是比石油更值錢的資源。

英國試驗新型國際干預模式
英法自始至終的強硬態度一開始來看很費解，尤其是首相卡梅倫宣布大幅裁減海軍和空軍的費用支出的同時，還一面做好戰爭打算。擔當皇家海軍航空兵主力達30年的“掠奪者”艦載攻擊機被迫全部退役，連同退役的還有“皇家方舟”號航母，而正在建造的伊莉莎白女王號已經宣布將為英法兩國所共用。這意味著英國將在至少十年內沒有自己的航母，這還意味著英國在地中海水域內無法獨立完成起降任務，也無法培訓出掌握起降知識的航母官兵，因為這一培訓周期至少需要十年。
有趣的是英國的軍力不濟，卻讓法國著急。法國海軍上將弗利歇對英國的削減方案感到震驚，他表示，如果地中海上有另外一艘英國航母能為北約的打擊提供支持，空襲將會更有效。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奧德賽黎明”行動的前期階段里，對卡扎菲勢力的打擊幾乎成為了“以法國為首”的北約空襲。而英國人卻更多地活躍在外交場合，確保美國為此次行動提供足夠的遠程支援，拉攏支持卡扎菲的非盟，游說歐盟和聯合國。在缺乏美國積極回應的情況下，英國憑一己之力讓貌合神離的西方各國以及阿盟國家，對卡扎菲政權構成了巨大的外部壓力。
可以說此次英國在試驗一種新型的國際干預模式，這場戰爭基本可以看作是用外交官和皇家空軍拿下的。由聯合國決議通過設置“禁飛區”為鋪墊，地面上為反對派提供軍事顧問，而皇家空軍新型的“臺風”戰機也是首次亮相，參與打擊地面目標，收效甚佳，相信這種戰機將成為更可靠的戰略力量，為英國外交提供靈巧又精確的武力威懾。
相較于英國的國家利益，卡梅倫本人可能是戰爭更大的受益人。卡梅倫在2010年大選之后極力想擺脫的形象，便是如同前任布朗一樣，像個超級經理人般只顧焦頭爛額地補救經濟問題，而非一個有手腕有眼光的政治家。因此這場戰爭可以為卡梅倫的個人形象加分，顯示其在單純的實用主義之外，更有一番政治遠見和意識形態立場。這對于在去年大選中，未獲得下議院絕大多數議席而只能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的保守黨來說，是證明其執政合理性的絕佳機會。與此同時，對經濟復蘇信心低迷的英國社會，也迫切需要一個強硬、果敢的首相形象。
另外，通過一場局部戰爭確立自己的穩固地位，也是英國領導人從撒切爾時代延續至今的干預主義傳統。撒切爾傾全國之兵，執意奪回遠在天邊的福克蘭群島，所要爭取到的僅僅是國民的信心，以及對外發出“英國回來了”的聲音。到了布萊爾時期，英國時常扮演調停和游說者的角色，與美國一道爭取來自歐洲盟友和北約的支持。雖然伊拉克戰爭已經成為布萊爾任期內無法抹去的污點，今天的保守黨也正在逐一清算布萊爾時期留下的“孽債”，如單邊主義所導致的龐大軍費開支、在“人權”外交雙重標準下同各種勢力不光彩的親密關系等，但就干預主義本身來說，卡梅倫今天所沿襲的依然是布萊爾的遺產，不惜動用武力插足各種區域問題，已經是英國在后大英帝國時代繼續保持國際影響力的主要方法。不過有所改變的是，今天的美國，已不再是科索沃戰爭中的克林頓政府，也不是在伊拉克戰爭中的的反恐盟友，好在如今卡梅倫交出了“禁飛區打擊”的答卷。
 
薩科齊的法國式政治賭博
法國在利比亞問題上充滿了大手筆的豪賭作風，打開了其地中海沿岸的所有空軍基地供盟國在“奧德賽黎明”行動中使用。2007年，薩科奇總統在1995年“巴塞羅那進程”的基礎上提出了“地中海聯盟”的構想。這個在未來可能與“阿盟”、“非盟”等組織相提并論的“地盟”，由原來“巴塞羅那進程”中所倡議的，由法國、西班牙和意大利三個南部歐洲大國主持的歐洲與地中海的對話合作機制，升級為僅僅以法國為核心的區域合作組織，由此可以看出法國的區域霸權野心。
另外，薩科奇在國內的民意支持率持續疲軟，也讓他意識到在外交上顯示堅定決心的需要，再加上今年2月外長阿里奧·馬里的突尼斯度假丑聞引發了薩科奇政府的道德危機，本來在公眾眼里薩科奇就已經留下了不擇手段的厚黑形象，尤其是在“阿拉伯之春”后，與突尼斯前政權的密切關系，更讓薩科奇意識到需要樹立反對獨裁者的鮮明立場，來洗刷自己的公眾形象。
因此，這次軍事行動法國成為最踴躍的先鋒，盡管看似不計成本和后果，倒也是薩科奇狂人作風的延續，這是屬于法國式的政治賭博——薩科奇身上同時具有路易十四的大手筆和拿破侖的野心。

一個民族的邏輯
無論是 “挺卡派”還是“反卡派”的民意，都沒有擺脫用宏大概念來分辨黑白的思維習慣。這是一種天真想象——依照自己的經驗，用“民主”、“霸權”等大詞來建構自身對國際關系的理解。然而卡扎菲的滅亡，是否能意味著“民主之花”能夠從此在這片土地上盛開呢？
我們需要先來認識下目前執掌政權的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下稱“過渡委”）。盡管民意上其為統一的組織，一個同世界上其他政府一樣，擁有完整組織機器的權力機關，但事實上從一開始，這個過渡委就由利比亞國內上百個名目繁雜、大小不一的團體組成，其中包括“利比亞國家解放軍”、“利比亞救市國家陣線”等，甚至包含一些以建立伊斯蘭神權國家為綱領的原教旨主義團體。除了這些組織的復雜性以外，過渡委又與不同的部落和海外勢力相牽連。另外，過渡委的高級領導人幾乎全部都是前卡扎菲政權成員，盡管承諾在推翻卡扎菲政權后將建立民主政府，但實質上該機構的任何決策和人事變動，并無民主過程可言。
對于戰爭本身，我們在單純地看到外來勢力入侵和利比亞國內的民主浪潮之間，有無可能真正去了解到大中東地區究竟在發生些什么。俄羅斯文學中喜歡用“俄羅斯的心靈”來描述屬于一個民族的邏輯，筆者很喜歡這個“心靈”所蘊含的意味，因為它既包含了一個民族的現在，也包含了過去累積至今的愛恨情仇。在大中東地區一些國家的“狂人政治”和“民主政治”未到來之前，英法各自扶植自己的地方勢力來維護自己的殖民勢力。阿拉伯從來都是一個地理概念，當20世紀的阿拉伯青年帶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情懷看著現代的十字軍們在父輩的土地上為所欲為時，他們萌生了全體阿拉伯人民團結起來的夢想。于是有了一個又一個的“強人”。當如今的人們已不再滿足于強人政治為個體設定的那些宏大理想，新生代已經體會不到父輩的反殖民仇恨時，也就是強人謝幕的時刻。只是魔幻的是，這一刻到來時，伴隨著的是舊殖民者的槍炮聲。
看到電視新聞里不停播放卡扎菲尸橫街頭的場面，筆者希望未來利比亞的孩子們在學習這一章歷史的時候，能夠讀到自己民族的心靈，而不是一張血肉模糊的照片，下面標注“獨裁者伏法”。在戰爭法庭宣判卡扎菲有罪之前，他仍是清白的——這是英美法系對于罪與罰的理解。而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的謀殺，與無罪推定的法理相去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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