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文學 譯作
http://site.douban.com/widget/articles/237332/article/14970377/劉怡 發表于：《現代艦船》2011年11B毛澤東時代的“積極防御”正轉向攻勢
〔美〕詹姆斯•霍爾姆斯 吉原俊井 原作
劉怡 譯
（原文載美國海軍學會會報2011年第4期。譯稿刊發于《現代艦船》2011年11月B刊）
雪洗了20世紀的“百年國恥”之后，中國正將其注意力放到印度洋上。我們自當以史為鑒，探究北京將如何權衡考量其近期在南亞的戰略選擇。
鑒于印度洋已然成為支撐飛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的重要海上運輸通道，中國正著手確立并強化其在這一海域的軍事存在。以此觀之，北京正以甘冒風險的姿態踏足這片歸屬未明的海域，這種進攻性姿態在中國近代史上可以說尚無先例。
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證明，中國的舊式武裝力量在對抗從海上入侵的西方征服者時實在太落后了。自那以來，“中國在介入任何一場沖突之初都將是較弱一方”這一假設就成為了中國軍事戰略的基本推動力。中國軍隊采取防御態勢，冀望以此贏得扭轉局勢和發動決定性反攻所需的時間。事實上，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就是根據這一實用的治術訓誡創立了其“積極防御”戰略（Active Defense）。這一理念也啟發并鼓舞了中國海軍采用近海防御的戰略。
不過，環境的變化已經使得毛時代的洞見發生了變更。今日的中國如果與其他競爭對手爆發戰爭，未必就是較弱一方。不僅如此，在萬里之外的印度洋采取攻勢還意味著北京試圖擺脫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漫長“百年國恥”的影響，走出一條新路。而倘若人民解放軍計劃在南亞確立一種有力的前沿性存在，他們必須克服復雜地形的阻礙，與中國“近海”的需求以及在印度洋上占據“內線位置”的印度的反對進行競爭，然后才能沿海上“外線”接近該地區。而在印度洋上，堅守陣地的防御一方無疑享有全部的戰略優勢。
簡而言之，繼600余年前的明王朝之后，中國統治者又一次具備了將武裝力量前出部署至印度洋的可能性。顯而易見的是，北京理解這樣一項大工程的重要度，它所面臨的風險，以及它蘊含的潛在可能——因為關注印度洋，中國將在東亞喪失更多機會。假使中國領導人真的將其軍力大規模投放到印度洋，他們就須接受在某些“動蕩區域”——包括黃海、東海、臺灣海峽以及南海——遭遇更大風險的現實。上述水域直接毗鄰中國大陸海岸線，顯然比千里之外的少數挑戰更能吸引官方的注意力。不僅如此，“近海”（Near Seas）還構成中國歷史上的海疆邊界，是國家榮譽與聲望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政府不可能坐視其近海安全遭遇挑戰。
從距離上講，印度洋遠隔重山，加之在中國毗鄰水域還存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北京的戰略依然受到諸多限制因素的左右。不過另一方面，軍事技術的進步——尤其是據稱有能力打擊中國近海任何區域、甚至是印度洋地區的反艦彈道導彈（ASBM）的問世——則有望舒緩這類桎梏。假如中國海軍可以依靠其岸基火力在較遠距離上提供支援，他們的指揮官就可能用較少的資源達成更大的目標。這一效應不僅在中國近海是如此，在南亞之類的遙遠戰區亦屬同理。如果中國得以部署一支擁有遠程火力支援的“經濟型部隊”（Economy-of-force，這一概念是相對于建設和美國規模、質量相仿的“均衡型部隊”而言的——譯者注），則其近海遭受威脅的風險將被降低，而北京也將更容易下決心將其軍艦派遣到外洋。雖說技術并不意味著一切，但它的確具有戰略意義。內線與外線
我們可以借助戰略地理學來闡明中國在印度洋維持其存在可以預期的收益以及所需承擔的風險。海軍戰爭學院教授米蘭•維戈將“內線”（Interior Lines）與“外線”（Exterior Lines）這兩個概念——它們都來源于陸戰——和海洋聯系了起來。一百多年前，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曾把海洋比作一片渾然一體、毫無區別的平原。有什么地貌能比公海更適于借助“點”、“線”之類幾何學概念進行分析呢？在使用海圖和船舶運動圖時，我們所倚賴的其實就是這些概念。
在《狹窄海區的海軍戰略與行動》一書中，維戈這樣解釋道：“如果一支部隊是在敵方的兩條戰線間進行機動，那么它所處的位置就是‘內線’。內線位置通常是由中央位置演化而來的。中央陣位向某一個或某幾個方向伸展，成為內線；或者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內線就是一系列彼此相連的中央陣位的總和。總的來說，身處內線的一方即使在實力上明顯偏弱，也可以利用位置上的便利、集中兵力攻擊敵軍之一部，同時牽制住其他敵軍，使其無法發動協同進攻——所謂各個擊破，游刃有余。”
歷史上，中國人一向習慣在內線采取軍事行動。早在20世紀20年代（應為30年代——譯者注），毛澤東的紅軍就曾遭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發動的一系列“圍剿”戰役，后者一度成功地使身處內線的中國共產黨瀕臨消亡。而當日本在1930年代入侵中國大陸時，他們也是自外線位置向內線進攻。這或許可以映證內線的戰略優勢并非一勞永逸的。
冷戰期間，美國及其盟友也曾成功地貫徹了“遏制”戰略（Containment），他們在近海島鏈部署海空軍力量，阻止內線的中國和蘇聯海軍向外海伸張。自那時起，美國就一直借助與日本的同盟以及太平洋列島（如關島和夏威夷）上的基地確保其戰略地位。
到而今，中國像過去一樣占據著中央位置，擁有一切必需的優越條件，其近岸基地與武裝力量的存在、進步神速的航天活動、以蓬勃發展的全國高速公路和鐵路支撐的短途交通線路尤其引人注目。假如內線位置提供了維戈著意點出的優越性，則外圍強國又須如何做才能獲勝？林肯的戰略
我們只消看看林肯是怎么說的就行，他可算是美國少見的自學成才的戰略家總統。林肯意識到了問題的關鍵：南部邦聯占據內線位置，使得身處外線的聯邦軍很難對南方各州發動協調一致的進攻；在戰爭的決勝點問題上，他顯然比北軍的前線指揮官們先知先覺。
普利策獎得主、歷史學家詹姆斯•麥克弗森在他的新著《百戰錘煉：作為總司令的亞伯拉罕•林肯》（2008年）中指出，林肯總統正是依據“內線VS外線”的視野建構他的戰時戰略的：“在解釋這一戰略概念時，林肯本人顯然較所有其他人更為通透。……‘我本人對此次戰爭的總體看法如下’，總司令寫道，‘我方兵員較多，但敵方在各戰場都擁有適于集中力量固守的工事’。聯邦軍要想獲勝，‘我們就必須找到適于發揮我軍優勢的戰法；而個中唯一可行之道，就是以優勢兵力同時在幾個戰場對敵方構成威脅；如此，倘若敵方漠然視之，我軍便可以從容地選擇在某一個或某幾個戰場發起攻擊；而倘若對手作出調整、將某一戰場的兵力調去增援另一地區，我們便放棄對已獲增援地區的攻擊，轉而奪取并控制那個被削弱的戰場，以取得最大收益。’”（上述引文摘自1862年1月13日林肯給D•C•布埃爾準將的信——譯者注）
在林肯看來，邦聯軍的優勢在于，他們可以依據敵方進攻點的變化、隨時在空間上集中兵力，而倘若聯邦一方的進攻不能協調一致，邦聯軍甚至可能在具體的戰場上形成相對兵力優勢。不過聯邦軍終歸掌握著總兵力和可用資源方面的優勢。他們需要做的只是同時起用這些資源。麥克弗森寫道，“聯邦政府只需招募更多兵員，就可以抵消南軍在一兩個戰場集結主要兵力（空間上的兵力集中）的優勢……還有能力在兩條或更多戰線上同時發起攻擊——此所謂時間上的兵力集中。”
顯然，“兵力集中”（Concentration）需要優越的物質力量，需要可以將兵力投送到敵方后院的能力，也需要協調多重力量、在幾個關聯點上同時行動的能力——一旦外線一方發起進攻，處于內線的防御方可以借助其“主場優勢”進行頑抗，此時進攻方務必調度得當、遲滯并摧毀其抵抗。
對外線一方而言，這樣的要求自然夠苛刻，不過倘若他們希望在千里之外的戰場上獲勝，就必須直面此類要求。二戰期間，美軍在太平洋上實行的“雙叉戰略”就是一個例證。兩支部隊從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同時進軍，迫使東京在兩條主要戰線上實施防御，這使得日軍永遠無法將其主力集中于某一空間、遂行決戰。
不過，事實也證明，“雙叉戰略”的實施需要耗費海量資源，并且曠日持久；甚至對二戰時的美國這樣一個擁有絕對工業優勢的國家來說，“雙叉戰略”的成本也造成了負累。倘若中國冒險深入一片由印度盤踞的海域——并且新德里還擁有中央陣位以及發乎己心的海上野心——則北京遭遇的將是和二戰時的美國相似的任務。平衡不同戰區
制定前文所述的計劃時，林肯的出發點自然是“戰爭不可避免”、“軍事勝利為第一要務”，不過他關于空間上的兵力集中和時間上的兵力集中的邏輯在和平時代的競爭中同樣適用，當相對海軍實力指數能夠影響競爭的結果時尤其如此。在1974年出版的《海權在政治上的用途》一書中，戰略學者愛德華•勒特韋克將一國炫耀其“生猛”的海上力量的能力與該國有效運用其海上力量的能力結合起來，創造了一個新概念“海軍勸服力”（Naval Suasion）。按他的看法，和平時期兩國海軍遭遇所帶來的結果，主要取決于觀察者所估計的兩國海軍現有裝備在戰時沖突可能導致的后果。
中國若想逐步獲致此種海軍勸服力，就必須在印度洋投放有意義的軍事力量。它必須在這一海域積累起足夠的海上力量——體現為遠洋艦隊和前進基地——來使觀察家確信，解放軍已經在印度享有天然優越地位的地區取得了相對于新德里的優勢。使問題更為復雜的是，美國在海軍、海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21世紀海上力量的合作戰略》報告（2007年）中曾經承諾將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駐扎“可靠的作戰力量”——在西太平洋，中國受困于內線位置，只能專心發展航天科技；在印度洋，則須抓住有限的機遇方可取得進展。而北京也只能在這樣困難重重的的戰略環境中艱難推進其外向戰略。有鑒于此，海軍戰爭學院的安德魯•埃里克森副教授等三位作者在2010年秋的《亞洲安全》雜志上發表的文章“迭戈•加西亞與形成中的美國在印度洋戰略”指出，中國分析人士對美國在迭戈•加西亞的軍事存在相當警惕，美國可以隨時從該基地派出海空軍力量、覆蓋整個印度洋地區。
在權衡不同戰場間的優先度——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一問題上，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概括出一個簡潔的法則。他的邏輯有可能打亂北京的計劃。克氏督促指揮官反復攻擊敵方的“重心”（Center of Gravity），對這個“牽一發的動全身的重心，即力量和運動的中心”施以“一波接一波的打擊”。這意味著“一切力量的集中攻擊都應該指向敵人陣地的這個重心”（《戰爭論》第八篇第四章）。確定重心——“定焦”——因此至關重要。
不過，就像一切既有的法則一樣，克勞塞維茨關于集中力量的原則也存在一個例外：“只有在一種特殊情況下，才可以容許（統帥）不遵守一切力量指向敵方重心的法則，那就是——當次要行動看上去可以收致不俗的回報時。不過仍須再三重申，只有在我方占據決定性優勢、并且分兵不會令主戰場承受過多風險時，向次要戰場分散力量才是合理的。”（《戰爭論》第八篇第九章）
另一方面，中國人自己的理論家孫子建議將可用資源轉向實施間接行動，或曰“出其不意”，以使敵方不得處于平穩狀態。不過他也督促統帥節制資源，把握投入的“度”。顯然，克勞塞維茨也好，孫子也好，都不贊成隨意分散兵力。不過當中國領導人環顧周邊，他們發現自己被眾多——絕不單單是一兩件——前途未卜的小沖突牽制住了。倘若中國海軍指揮官們試圖以其有限的資源把每件事都做好，他們可能發現自己在地圖上標出的每一個關鍵點上都收效甚微。
從北到南，涉及中國的爭議問題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多變的朝鮮，中日東海油氣田及釣魚島爭端，臺海僵局，南海海洋領土爭議，以及馬六甲海峽的前景——穿越該水道的航運隨時可能因海盜、海上恐怖活動或大國間對立而中斷。以上沖突都需要大量外交能量與軍事資源才能得到解決。因此，如何在不同戰區間設置優先度排序可以算是北京面臨的最重要挑戰之一。
仔細想想吧。如果從克勞塞維茨的理論出發，究竟哪一片近海水域才算中國的“主要戰場”呢？中國在印度洋一定能獲得足夠視為“不俗回報”的利益嗎？另外，解放軍是否已經在整個東亞——更不要說其他了——戰區保持了“決定性優勢”呢？中國是否能分出投射至南亞戰區的兵力，就取決于它將如何回答以上這些問題。“要塞艦隊”已臻成熟
技術力量可以抵消困擾中國戰略家們的“克勞塞維茨困境”。圍繞著中國反艦彈道導彈的前景，美國海軍學會會報已經進行了相當熱烈的爭論，本文的兩位作者也是其中之一。迄今為止，本文作者對ASBM依舊持不可知論態度。不過，姑且假設解放軍已經部署了實用化的ASBM，并且該導彈的性能與五角大樓以及中國的戰略家們所預見的相差無幾。國防部提交給國會的2010年度《涉華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包含了一份地圖，其中標明了哪些海域處在ASBM的射程范圍內——假設該導彈的機動式發射架沿中國的陸上邊界部署，則其最大有效射程應當不超過2000公里。
因此，這道與中國國界平行的打擊范圍弧勾畫出了解放軍火力支援所能覆蓋的最遠極限。在邊境基地里，中國導彈可以瞄準駛經整個黃海、東海、南海和馬六甲海峽的艦船。它們可以沿印度東海岸攻擊孟加拉灣全部。其射程甚至可以遠達阿拉伯海北部。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從某種意義上說，像西藏和新疆這樣干旱的內陸省份現在已經構成了中國海上前沿的一部分。解放軍可以從那里向敵方艦隊發射ASBM。
對貿然闖入岸防火力射程內的軍艦來說，防御方的優勢顯而易見，這一點歷時已久。審慎的艦長通常都會和海岸保持一段距離。1800年，威廉•班布里奇艦長率炮艦“喬治•華盛頓”號進入岸炮環拱下的阿爾及爾港錨泊，在那里，當地總督炫耀了其優勢火力，迫使班布里奇執行一項他無法拒絕的任務。鑒于阿爾及爾的岸炮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強過僅有24門炮的“華盛頓”號，班布里奇不得不同意充任總督向奧斯曼帝國蘇丹進獻貢品的使節。
就這樣，“喬治•華盛頓”號掛著阿爾及爾總督的旗幟駛向了君士坦丁堡——這一恥辱性事件驗證了岸炮的優越地位。一個世紀后，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初期，令人敬畏的東鄉平八郎海軍大將同樣拒絕冒險將日本艦隊投入進攻，原因之一便是忌憚旅順的俄國炮臺可能向日艦猛烈炮擊。
與歷史上的先例相比，今天唯一的問題在于：實用化的ASBM究竟可以達到何種命中精度，打擊多大半徑。如果ASBM的真實性能與其宣傳相當，則解放軍大概很快就可以宣稱自己擁有了世界上第一支實用化的“要塞艦隊”（Fortress Fleet），從而使這一許久之前已經名聲掃地的概念重煥生機：馬漢在檢證日俄戰爭的戰訓時，曾對俄軍指揮官將艦隊活動桎梏在岸基支援火力射程內、從而確保艦只安全的舉動深表譴責。“要塞艦隊”正是他對此種戰略的貶稱。
表面上，這種在馬漢看來“全然錯誤”的海上用兵之道似乎迫使東鄉的艦隊遠離了海岸，使旅順基地免于遭受炮擊。但馬氏斷言，就實際效應而言，“要塞艦隊”戰略使俄國海軍的作戰半徑也局限在了旅順港周邊十幾海里范圍內。它還在俄軍指揮官中助長了怯戰之風，使艦長們寧可龜縮于岸炮的庇護中也不愿出戰。
在馬漢的時代，以上批評當然夠中肯；不過，如果旅順港岸炮的有效射程不是十幾海里，而是數百海里，情況是不是會有變化呢？在那種情況下，俄國炮手可以趁強大的日本艦隊還停泊在母港——例如佐世保——時就開火威懾它們，使日艦不敢踏足外海，從而贏得大部分制海權。與此同時，俄國艦隊則可自由航行于公海、掃清殘敵，本身不受任何損傷。鑒于岸炮射程大大加長，它也不可能再限制指揮官的進取心，或者束縛艦隊的行動自由。由此可見，實用化之后的ASBM將使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有能力將支援火力投射到亞洲海域的許多地區，掩護解放軍海軍特混編隊——中國的“要塞艦隊”——對抗更為強大的對手。
此外，倘若北京選擇在南亞建立一個基地網，解放軍也將利用ASBM防御這些基地，對抗印度海軍、美國海軍以及其他可能的進犯者。如果ASBM得以前出部署到南亞、并進一步擴大其威脅范圍，則這種防御的效果還會更加突出。中國海軍可以憑借較少的資源完成更多的任務，即使它們是在遠離本土的外線展開行動。部署在中國西南部的機動式ASBM將使解放軍獲得擊敵側翼的能力，抵消其既有的戰略地理困境。設想一下，如果解放軍海軍把ASBM的使用和潛艇、水面艦艇的前出部署結合起來，則中國在向印度洋投射力量時面臨的壓力就會得到緩解，這有助于北京實現其具備有效海軍勸服力的目標。缺乏保證的基礎
現在看來，北京正在為其在印度洋確立長期的海軍存在打下基礎；不過，中國人并未尚未將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印度洋競賽中——也許是覺得為時尚早。這反映了他們審慎的外交手腕。就戰略層面而言，ASBM這種“遠程岸炮”可能使北京暫時沒有必要啟動龐大的造艦計劃；后者可能對中國的東亞和南亞鄰國造成不必要的刺激。就其作為國家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而言，大洋上的艦隊存在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不過，一支由令人生畏的情報、監測及偵察設備支撐的導彈部隊可以使中國獲得填補空白的手段；在印度洋地區，這支導彈部隊和大艦隊一樣都是不可小覷的存在。
因此，ASBM有助于降低中國海軍進入印度洋的操作門檻，控制外線作戰所需的顯性成本，并且使中國在印度洋上的存在至少看上去合乎克勞塞維茨式的效費比邏輯。北京也不必再恐懼會因過多介入遙遠的印度洋外圍利益、無暇他顧而犧牲自己在周邊海區的迫切經濟利益。
采取上述“前出部署”戰略意味著中國要在導彈技術方面花費海量的資金，不過即便如此，印度或美國要想采取對抗措施削弱ASBM的有效打擊力依然不甚困難。人們始終懷疑解放軍是否具備在較遠距離上偵察到敵方艦隊的能力，衛星能否不受干擾地將敵情傳遞給第二炮兵的發射架，精確制導彈頭又是否能準確覆蓋移動中的海基目標。因此，我們對這種神秘武器依舊持不可知論態度。
就亞洲海域而言，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結果是在攻與守、挑戰與回應之間保持一種互動。克勞塞維茨把戰爭比作物種間的沖突或摔跤手的纏斗，目的是取得操作層面或戰略層面的優勢。而在岸炮-艦隊這對攻防組合中，“戰斧”巡航導彈與“宙斯盾”作戰系統在1980年代一度使勝利的天平向艦隊一方傾斜，不過到了今天，技術進步在成功地恢復了攻方的潛力之后，卻又催生出了岸防支援火力革命，無疑眷顧的是防御方。而美國海軍及其盟友能否再度將天平逆轉過來，就要看他們的科學家、工程師及戰術家即將開始干些什么了。附：筆談中國海軍戰略問題之二
（特約記者：劉怡）
劉：讓我們繼續上個月的話題吧，親愛的博士。
毋庸置疑，盡管您本人對反艦彈道導彈的效用依然抱不可知論態度，保護美國航母免遭導彈的攻擊畢竟已經日益困難了。我注意到就在今年春天，美國海軍學會學報曾刊登一篇題為“兩個方向，一支海軍”的文章，這個標題當然是用以形容解放軍海軍的前景的。不過，您不覺得美國海軍自身也有必要建設幾支不同功能的艦隊嗎？例如，倘若在中國大陸沿海以及臺灣海峽使用航母特混艦隊已經越來越危險，則核潛艇的作用就會得到突出。
霍：我得先感謝您寄來的《現代艦船》9B。我們之間的第一次筆談看上去很不錯，在我看來，沒有比《現代艦船》更適合擔當進行這樣一種對話的平臺了。盡管我只是作者之一，吉原君也會很樂意看到關于我們文章的進一步討論。
就我個人而言，很長時間以來我都是個“反航母派”異端分子，更傾向于潛艇。我依然記得，17年前我就曾寫過一篇關于海上聯合作戰的文章，呼吁美國海軍將發展重點從航母轉向水下武器。ASBM的出現只是進一步強化了我的看法。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是雙方經常發生相互作用的過程”（《戰爭論》第二篇第2章），它不是單方面的行為，因而我猜想美國將發展更新的技術和戰術對策以抗衡ASBM。在未來若干年中，中美兩國海軍之間將出現越來越多的往復交互影響。克勞塞維茨還曾把戰爭的雙方比作兩個摔角選手，他們相互扭打以取得戰略優勢。在中美海軍對抗性互動的問題上，我認為這個摔角手的暗喻依舊很有現實意義；它還可以用來描述中美之間的許多其他問題。
劉：從這一點出發，我還想到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如果貴國真的著手建設不同功能的艦隊，則現有的諸多體制和局面就必須進行大規模變革。例如，倘若華盛頓需要建造和部署更多潛艇來保持戰略威懾力，則現有的海上戰略指導和軍工復合體結構便不得不傷筋動骨。海軍和國會當中的“航母派”對此將作何感想？考慮到美國經濟正處在又一輪衰退的邊緣，這可不是一個可以輕松帶過的話題。
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里，中國也許會在海軍建設上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在我看來，這正是我們所處的時代與馬漢時代的不同：在今天，恰恰是一國的經濟力量決定了其海上力量或曰“海權”的興衰，而不是像馬漢所說的——“海權對一國經濟的增長起到基礎性作用。”
霍：對于“航母派”可能對美國海軍的轉型造成的阻礙，您的判斷相當準確。這種趨勢還會繼續一段時間。事實上，這并不是什么新現象，遠在兩次大戰之間，熱愛戰列艦的海軍上將們就曾反對艦載航空兵成為海軍的一個獨立兵種。正如軍官們總愛說的那句話，“屁股決定腦袋”（Where you stand on an issue depends on where you sit.）。
另一方面，倘若未來的預算緊縮當真十分嚴峻，這反而能為海軍進行必要的改革提供催化。
劉：最近幾個月來，中國和越南、菲律賓等國在南海地區又爆發了許多新的爭端。看起來，印度海軍也在對南海產生濃厚的興趣。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說，今年7月下旬，印度海軍“埃拉瓦特”號坦克登陸艦曾經在南海海域與中國艦隊發生對峙；最近又有消息稱，印度可能向越南出售“布拉莫斯”反艦巡航導彈。在您看來，新德里是否可能采取一種反向的“積極防御”，即通過主動介入中國近海的沖突來實現打擊中國在印度洋的軍事存在這一目標？
霍：8月底的時候，一位美聯社通訊員曾向我描述過傳聞中的印度海軍與中國海軍間的對峙。我本人嚴重懷疑這一消息的可靠性。眾所周知，一切國際海事通信都必須通過第16頻道，也就是國際船橋間通信頻道來進行，軍用艦艇也不例外。第16頻道屬于甚高頻（VHF）頻段，它只能支持視距內的短程通信。而按照《金融時報》的說法，“埃拉瓦特”號的印度指揮官收到了以明碼發出的自稱為中國軍艦的警告，他們的了望哨卻沒有發現任何實際存在的軍艦。考慮到VHF的有限通信距離，“只聞其聲，不見其形”的狀況發生概率很低。
當然，就總體而言，長期以來我堅持認為印度有理由在東南亞拓展其國家利益，這不僅是對中國的一種反制措施——就像你所說的那樣——也是出于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動機。對新德里來說，“向東看”無疑有著充足的理由。
劉：2006年12月，我和我的朋友劉宇曾在《現代艦船》發表過一篇署名“凌云”的文章《龍脈：中國石油安全全透析》，您的同事埃里克森副教授和戈爾斯坦副教授都多次引用過。當時我曾設想，為了取得進入安達曼海的新通道，中國也許可以考慮參與泰國克拉地峽的開發項目，在那里開鑿一條亞洲的巴拿馬運河。這個計劃當然面臨許多現實困難，不過克拉運河一旦建成，北京將在印度洋側翼獲得極為可觀的優勢，而印度現在據有的內線地位則會被削弱。
除此以外，即使克拉運河的計劃純屬空想，如果解放軍海軍可以使用緬甸西南港口作為基地，他們前往印度洋的里程也會大大縮短，并且使新德里的內線優勢變得不明顯。您認為，假如這一設想成為現實，美國海軍是否會調整現有的基地網來適應中國的進攻姿態？印度海軍又可不可能和貴國聯手，以抗衡處于“攻勢”狀態的中國呢？
霍：說到克拉運河，我認為它一旦建成，無疑有助于使自東亞出航的船只獲得一條和平時期的新航路。這條新航路令它們得以繞開馬六甲海峽，也繞開潛伏在馬六甲水道的海盜和其他潛在的有害威脅。不過一旦爆發大規模戰爭——我們當然都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要使這樣一條運河保持暢通會相當困難。在20世紀初，馬漢曾對加強巴拿馬運河的防御做過不少研究，德國人也曾苦苦思考如何保護威廉皇帝運河（基爾運河），只是因為美德兩國的對手缺乏有力的攻擊武器，他們所擔心的攻擊才沒有出現。無論如何，要保護一條運河總是相當困難的。
不僅如此，迄今為止，中國政府好像還沒有正式向泰方提出合作開鑿運河的意向吧？我注意到，提及這一事由的討論主要集中于探究運河的戰略價值，卻沒有多少涉及一個主權國家（比如泰國）是否會贊成在本國開鑿一條國際化運河。泰國之于中國，也能像巴拿馬之于美國一樣（俯首帖耳）嗎？我們無從知曉泰國人是如何看待這樣一個計劃的。至于我本人，對此表示顯著的懷疑。
劉：老實說，我可不覺得“班布里奇覲見阿爾及爾總督”是什么有趣的故事。它倒像是個隱喻——在這個事件發生后不到一年，理查德•戴爾準將的小艦隊就前往地中海，開始對的黎波里進行封鎖了（的黎波里，真夠內涵的！）。“大E”的前身“企業”號炮艦還在1801年8月1日的一次海戰中擊敗了柏柏爾人炮艦“的黎波里”號。以牙還牙稱得上貴國海軍的一項傳統，不是嗎？
最后，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抽空繼續與我以及《現代艦船》廣大讀者的對話。下個月的主題將是德國海權的歷史經驗對中國海軍戰略的啟示。
霍：我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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