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薇洲：金融危機后西方思想理論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新認識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中斷了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擴張了20余年的進程，動搖了"美元霸權"保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地位，也使社會主義的道德價值和政策主張重新受到了重視。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接受法國《解放報》專訪時所說：如今資本主義陷入危機，"人們不僅在重新找到馬克思，而且還重新發現社會主義傳統。"BBC在柏林墻倒塌20年之際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更是以具體的數據顯示出，全球半數以上被調查者不滿自由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制度，相反，社會主義思想愈來愈受歡迎。危機爆發后，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各國社會（民主）黨試圖以金融危機為契機重新創造昔日輝煌，提出了"用社會民主主義拯救自由資本主義"的口號。然而就在人們廣泛關注左翼思潮，普遍看好奉行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左翼政黨的時候，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卻在200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普遍遭遇了挫敗。在這一背景下，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論界在對資本主義進行反思和質疑的同時，也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現實處境和發展前景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思考，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前景如何？社會民主主義當前的困境何在？它如何才能擺脫困境實現復興？此類問題成為了西方思想界尤其是左翼理論家關注和討論的焦點問題。綜覽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思想理論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思考，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達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一、社會民主主義的前景：機遇與挑戰并存

眾所周知，全球化背景下的社會民主主義不斷調整其理論政策，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出現過短暫的"神奇回歸"，但總體上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后，新自由主義一直處于在西方盛行在全球擴張的態勢，社會民主主義則遭遇了來自多方面的挑戰，一直處于在困境中徘徊的態勢。誠如有學者所言："過去20年，是左翼政黨特別艱難的20年。雖然一些政黨保住了自身在中央政府的執政地位，但其特有的社會觀及其實踐卻遭到了抨擊。......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政治和經濟武庫中的福利國家、經濟干預和稅收所發揮的作用遭到了質疑。"[1]金融危機的爆發，究竟將對社會民主主義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1.國際金融危機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機會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初，在西方政界和思想理論界，不管是左翼還是右翼，幾乎都認為此次金融危機集中暴露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政治經濟秩序和制度的不合理，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弊端和矛盾，并把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看作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視為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機會。

對這一觀點較早進行過系統闡述的當推德國著名學者、德國社民黨重要理論家托馬斯·邁爾（Thomas Meyer）。他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及其對經濟的破壞，使人們對奉行新自由主義的中右翼政黨產生了不滿，從而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機會。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可以利用這一機會，重新確立左翼的路線，通過一系列能夠拯救現有經濟的理論原則和政策主張，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重新崛起。[2]

捷克民主社會主義黨的副主席吉瑞·胡德克認為，"目前的局勢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可能--清楚地證明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模式的局限性，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模式是多么無效率（以及長遠看來的不可持續），最后提出我們自己關于經濟和社會模式的替代方案。"[3]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明確指出：這是一場涉及體制、理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危機。它讓人們開始質疑過去30年以來盛行的新自由經濟理論--在此理論基礎上建立的國家和全球監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擊，根本無法阻止經濟重創造訪全球。并進而提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將國家的重要性以及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發展為一個面向未來的、全面的理論框架。"[4]

德國左翼黨人科特雅·凱平指出："經濟危機爆發后，一些西方國家采取了國有化、限制高管薪酬以及擴大公共投入等方案，而這些措施都是以往左翼政黨所主張但遭到右翼政黨激烈反對的，因此，金融危機為左翼提供了實踐社會民主的機會。"[5]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理查德·塞尼特（Richard Sennett）認為西方正在走向金融社會主義，主張把這種公有制從金融行業擴大到制造業和服務業。[6]

甚至連一些右翼政黨領袖，如法國總統薩科齊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也開始嚴厲批判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是資本帝國的終結"，并大力宣揚體現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的、以混合經濟和社會福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模式。

2.國際金融危機使社會民主主義充滿困境和挑戰

在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給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發展轉型和力量整合帶來了機遇、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提供了契機的同時，西方思想理論界也深刻認識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面臨著種種挑戰。

尤其是歐洲議會選舉后，一些人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譬如英國牛津大學教授蒂莫西·加爾騰·艾西在分析了金融危機背景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失敗的原因就悲觀地指出："哪怕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工黨領袖也不會贏得下一次選舉。"[7]美國學者羅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則在其《歐洲社會民主黨還有出路嗎？》一文開篇指出："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前景不容樂觀"，認為歐洲社民黨在選舉中的普遍失利，不是暫時的表面性的失敗，而是當今全球化社會經濟趨勢造成的深刻影響的結果，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目前社會民主黨在意識形態方面過分處于守勢。更有許多學者對危機中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挑戰進行了深入剖析：

荷蘭財政部長，工黨領袖沃特·博斯（Wouter Bos）明確指出，由于全球化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強有力的破壞性沖擊，歐洲社會的分化和分裂日益加重，社會民主黨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

陸克文詳細分析了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挑戰：其一既要承認開放的、競爭的市場的巨大力量，又要摒棄極端資本主義和過度貪婪這些近代對全球金融體系造成重大危害的因素。其二是不僅要駁斥造成今天混亂局面的新自由極端主義，還要推進社會民主國家對保持恰當監管的競爭市場能夠提供最好的保障這一理念。其三是把國家和與之配套的社會民主主義政治經濟的角色，重新塑造成為一個既適應危機時期，也適應繁榮時代的全面哲學框架。其四是利用市場的力量促進創新、投資和提高生產力，同時又使之與一種能夠管理風險，糾正市場問題，資助和提供公共產品，同時尋求實現社會平等的管理框架相結合。[8]

艾伯特基金會駐尼泊爾辦公室主任Dev Raj Dahal也把國際金融危機下的社會民主主義面臨的挑戰歸結為四個方面：一是建立一個穩定的全球金融體系，妥善地平衡私人激勵與公共責任之間的關系，并保持國家和市場之間的平衡。二是要把危機對廣大失業者的影響減小到最低限度。三是要把危機對貧窮、不平等以及對勞動標準減少，對發展中世界的政治穩定的影響減到最小。四是控制氣候變化和尋找能夠減少污染環境、掠奪自然的能源替代機制。[9]

事實上，2009年6月歐洲議會選舉中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普遍失利，在某種程度上表明西方思想界對金融危機中社會民主主義充滿困境和挑戰的判斷是非常客觀的。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社會民主主義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中，各主要國家的社會黨獲得的席位均低于中右翼政的黨，其中德國社民黨、法國社會黨、意大利民主黨分別以17.5%、11.2%以及9%的得票率較大差距地輸給了各自的對手。甚至連一向被稱為福利國家櫥窗的北歐國家，也陷入了經濟下滑的泥沼。如歐洲議會議員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所說："歐洲的社會民主似乎正在經歷一場危機。戈登·布朗在英國支持率的大幅下降；西班牙經濟衰退的沉重打擊；法國社會黨領導地位的難以為繼；意大利中左派聯盟的土崩瓦解；以及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嚴重的勾心斗角：所有這些現象無一不在表明：社會民主力量似乎沒有能力抓住目前金融危機帶來的這次機會，擴大自身的影響力。"[10]

盡管西方國家思想界在普遍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提供了契機的同時，也深刻認識到了社會民主主義在金融危機背景下面臨著種種挑戰。但是，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挫敗的現實狀況還是令西方國家思想界尤其是左翼學者始料不及。因為與新保守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政黨相比，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西方國家政治"光譜"中處于中間偏左的位置。此次由新自由主義政策直接導致的國際金融危機，本應順理成章地使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成為受益者，但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非但未能顯示優勢、反而頹勢更加明顯、處境更加嚴峻，這不得不引起西方國家思想界的廣泛關注。對于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社會民主主義遭遇困境的原因，西方思想界也作了比較深刻的分析。

托馬斯·邁爾結合德國社民黨的情況分析了中左派政黨失利的原因：第一，在金融危機背景下，民眾的本能反應是維持現有秩序，因此，代表保守勢力的右翼力量受到民眾的信賴。第二，金融危機環境下中右翼政黨盡可能地采取了能夠挽救危機的政策手段，這些能夠挽救危機的政策手段無疑是來自社會民主黨。第三，德國左翼黨的崛起及其在政策上的右轉，使社會民主黨受到了來自左右兩翼的夾擊，喪失了很多選民。

俄羅斯學者 B.古謝列托夫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失敗的原因是：第一，人民在危機時期只希望能保住自己現有的資產，左翼政黨對現行經濟模式的激烈抨擊使選民們害怕可能發生的變革。與此同時，保守黨盜用了社會主義者關于社會公正、加強大企業責任感的口號，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支持。第二，右翼執政的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等國依靠政府的巨額援助僥幸度過了危機的初期階段，增強了民眾對他們的信任。第三，作為左翼力量傳統支持者的工會、青年團體等組織為了獲得政府的直接撥款，轉而求助于自己在政府中的院外集團的力量。第四，右翼政府加強了對大眾傳媒的操控，使他們更能扮出代表廣大民意的面孔。[11]

蒂莫西·加爾騰·艾西認為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失敗的原因在于：其一，選民們認為，保守黨人更有能力制定合適的經濟政策；其二，作為對大危機的回應，出現了向民族主義情緒倒退的情況。選民寧可向右轉而不是向左轉。其三，保守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間的執政理念出現趨同，彼此之間只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12]

從西方思想界的分析中，可以把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社會民主主義不勝反敗的原因歸納為以下三點：

1.左翼的理論陣地和政策空間受到右翼擠占

右翼政黨借助自身的政治實力以及掌控傳媒的優勢地位，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中搶占先機，不斷擠占左翼的理論陣地和政策空間。這一點從各國右翼政府采取的"救市"舉措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發達國家右翼執政黨在應對危機時，提出了一些與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相似的主張，包括強調實體經濟高于虛擬經濟，強化國家對市場的調控，努力做到效率與公平、國家與市場、經濟與社會的平衡發展等。譬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讓其領導的保守派放棄了此前倡導的市場取向改革，逐步批準了一系列國家干預措施，這些措施從救助汽車生產商到向那些出口訂單暴跌的企業提供用工補貼等等不一而足，而這些原本都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長期以來一直宣揚的經濟政策。

2.左翼的身份特征在全球化中不斷喪失

各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指引下，程度不同地喪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與保守黨之間的執政理念出現趨同，彼此之間只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社會民主主義"越來越具有新自由主義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特征（盡管它們似乎仍然以社會民主主義向選民示好）"。金融危機后，由于原有的一些政策主張被右翼"盜取"，為顯示與右翼的不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提出了一些比較偏激的政策主張，但迄今為止，多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行動僅停留在抗議和簡單批評階段，很難為處于危機背景下的廣大民眾所接受。

3.左翼政黨長期以來內部缺乏團結

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內部缺乏團結，與其他左翼政黨之間在理論政策上存在分歧，這也是導致其選民分散和選舉失敗的重要原因。近年來許多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一直處于分裂和矛盾狀態，這在相當程度上損害了黨的團結。譬如，法國社會黨中"黨魁之爭、新老派系之爭"就非常嚴重，特別是黨內在歐競選策略和歐盟等問題上分歧嚴重，分散了左翼選票，這也是法國社會黨多年來屢戰屢敗、很少贏得大選的重要原因。危機爆發后，出于對右派新自由主義的強烈反抗和對社會黨無法招架右派攻勢的極度不滿，2008年2月法國又創立了"新反資本主義黨"，這勢必進一步縮小社民黨的發展空間。德國社會黨亦是如此，原本在德國只有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個左翼政黨，20世紀80年代組建的綠黨、90年代成立的德國左翼黨，現在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共同擁有45%的選票，這也是目前形勢下，德國社會民主黨流失將近25%選票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左翼政黨的支持率與原來相比并沒太大變化，不同的是左翼陣營由一個政黨變成了三個政黨。因此，目前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處于一個左右夾擊的尷尬境地，未能突破思想束縛，與其他左翼力量形成有效的聯合之勢，這也是國際金融危機環境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未能取勝的重要原因。

三、社會民主主義必須摒棄"第三條道路"，重新回歸或"左轉"

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西方思想界結合危機爆發的原因以及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面臨的困境，提出了種種變革和復興社會民主主義的改革方案。其中最為首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第三條道路"進行了反思和批判，認為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應該突出左翼特色，超越"第三條道路"，重新回歸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繼續把自己定位在產業工人、失業者和一般職員，即社會中下層人群。

1．"第三條道路"未能有效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大家知道， 冷戰結束后，社會（民主）黨為了應對西方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發生的劇烈變化以及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攻勢，對其理論政策進行了一系列重大調整，提出了一套全方位（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層次（即從微觀公司改革到宏觀福利改制）、多角度（即從公民社會到世界主義的民族國家）的改革方案和政治策略，即"超越左與右"的新激進政治框架[13]，也即介于傳統自由主義和傳統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新的第三條道路"。在政治上，明確以"中左"身份標明自己的政治立場，以一種超越階級、"超然左右"的姿態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在經濟方面：主張建立一種"新的混合經濟"；在福利制度方面，主張變"消極的福利制度為積極的福利制度"，力圖建立一個"社會投資國家"，以便有效地消除舊福利制度所存在的負面作用。[14]"第三條道路"其實就是指"在全球化時代使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的盎格魯--薩克森式方案。"[15]

"第三條道路"的提出和推行，對于推動歐洲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一度使歐洲出現了短暫的"粉紅色歐洲"的盛況。但是，它并沒有能夠有效應對西方社會民主黨面臨的困境，實現其復興社會民主主義的初衷。非但如此，其為應對全球化而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還導致各國社會（民主）黨程度不同地喪失了自身特性，遭到了傳統支持群體特別是黨內左翼的強烈反對。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發生了多次上百萬人的游行示威活動。

在這一背景下，社會民主黨人開始反思"第三條道路"，并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對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進行了重新定位，將其出路定格在超越和摒棄"第三條道路"、回歸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政策上。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的于時語指出，"第三條道路"加速了左翼的分裂："過去十多年來，歐洲社會黨盛行'第三條道路'，向中間靠攏，......這樣固然一時獲得了中間派選票，卻開罪了鐵桿左派，加速了左翼分裂。"[16]美國學者羅伯特·泰勒也明確提出：太多的歐洲左翼長期低估了現代化與其傳統目標（收入再分配和勞工保護）之間的緊張關系，"以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為特征的現代化將中左翼帶進了死胡同。"[17]

2．社會民主主義必須摒棄"第三條道路"

德國社民黨工會領袖馬德赫斯·馬林提出：一個新的左翼，需要在國家和市場、增長和公正互助、分工和個人負責、民族國家和世界的新平衡中采取新的政策。他明確提出：第三條道路是一種使社會民主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相互結合的嘗試，是一種中間道路。如果社會民主主義要重新活躍，它就必須成為與左翼聯盟的左翼政黨，代替"第三條道路"重新確定左翼政治的新方向。[18]

德國社民黨副主席安德麗亞·納勒斯和英國工黨政治家喬恩·克魯達斯于他們起草的共同戰略綱領--《建設一個美好社會》中，毫不掩飾地亮明了其旨在替代"第三條道路"的目的和主張。他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條道路"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低估了缺乏調控的市場的破壞潛力。在市場引導之下的全球化框架內，經濟發展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繁榮和富裕，但是"第三條道路"政策卻未能阻止社會的分化。經過為期10年的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之后，階級不平等依然是社會的決定性結構特征。[19]

西方思想界能夠及時反思"第三條道路"，把社會民主主義的出路定格在回歸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政策上，這是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是西方思想界為社會民主主義如何實現復興所做的理論反思。

四、社會民主主義要更加強調"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和"全球治理"

西方思想界尤其是西方左翼人士圍繞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推進改革、提高適應能力同時又堅守傳統價值觀、鞏固基本支持力量等問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目標和政策主張進行了認真思考。在把社會民主主義擺脫困境的改革方向定位于"左轉"和回歸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基礎之上，他們還為社會民主主義設計了一系列回歸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的政策主張。

1．更加重視"社會公正"

西方思想界在對金融危機的思考中，進一步強調了"社會公正"的重要性，主張重新舉起"社會公正"的旗幟，以彰顯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特色。

陸克文明確指出：社會公正也是社會民主主義工程的關鍵組成部分。社會民主主義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建立在平等這一價值信念之上，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而言，對社會公正的訴求，基點在于相信人格尊嚴、機會均等和追求幸福生活的能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20]

安德麗亞·納勒斯和喬恩·克魯達斯指出："美好社會的主導原則是公正，公正的道德核心是平等。每一個人都是無可替代和具有同等價值的。在美好社會里，不論其背景如何，每一個人都得到同樣的尊重和保障；每一個人在生活中都擁有同等的機會。我們要從法律上反對階級歧視、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怖癥以及對女性的偏見。并在文化、教育和工作領域對此進行堅決斗爭。"[21]

德國社民黨在2007年的黨代會中強調，要重視社會公正問題，甚至為此表示不再固守施羅德政府于2003年出臺，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也加劇了德國的貧富分化，增強了中下層民眾的不安定感的"2010議程"。

多數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反思中更多強調國家干預、發展中小企業、改善民生、保障勞動者權益等主張。法國社會黨制定了2008-2011年指導性政策文件，堅決捍衛勞動者就業權利，提出新的發展模式并制定出立足左翼的務實政策。

2.強調致力于實現可持續發展

隨著環境和氣候變化，"可持續發展"問題也日漸引起了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普遍重視。早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前，社會（民主）黨人就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視為其工作重點，他們利用各種場合宣傳社會黨的立場和政策主張。譬如前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作為歐盟在氣候問題上的特使，這幾年一直致力于向世界不少大國特別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國家做工作。

作為擺脫經濟危機和實現政黨振興的戰略選擇和目標任務，"建設一個公正而可持續的經濟"正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支持和認可。

德英兩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的共同綱領中提出："我們要推動一種生態可持續的發展，它符合人類的公正需求并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質量"，在他們看來，思考并實行一種新的繁榮模式的時刻已經到來，這種模式可以在全球實現，卻不會引發生態災難。質的增長、有意義的工作以及技術進步可以帶來更加富足和更高質量的生活，而市場自身卻不能實現這些目標。國家在將來要更加積極主動,參與構建長期經濟計劃和發展，以實現一種可持續的經濟。[22]

2008年6月30日至7月2日在希臘首都雅典召開的社會黨國際23大，是社會黨國際面對全球發展的新變化和新挑戰做出政策調整的一次重要會議，大會的主題為"全球團結：變革的勇氣"。會議強調強調面對全球共同面臨的環境和資源危機，必須進行變革，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求各國社民黨采取行動控制氣候變化，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23]

3.強調要加強對國際金融資本的監管，實現全球治理

西方思想界在對金融危機的思考中，提出了社會民主主義要致力于實現全球治理，尤其是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的戰略主張。在他們看來，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長期缺乏對資本的監控和管制，導致利潤至上和投機行為惡性膨脹。為有效應對金融危機，必須對不受控制的資本流動進行管制，對自由放任的全球化進行必要的調控，尤其要加快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和機制進行意義深遠的改革，同時推動對聯合國和八國集團等機構的改革，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新的國際金融框架與規制。

包括奧巴馬(Barack Obama)在內的西方國家眾多政治家、金融家和經濟學家，都倡議通過加強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監管，從根本上控制危機的進一步蔓延，并防止此類危機再次發生。2008年10月，洛杉磯時報和彭博社共同發起的民意調查顯示，有70%的參與調查者認為是由于缺乏政府監管導致了現在出現的經濟問題。從美國民眾和領導層來看，絕大多數人都支持金融監管。

甚至之前一些曾表示不愿對金融行業進行干預的西方學者，也轉而擁護加強金融監管的主張。譬如歐盟內部市場委員查理·麥克里維（Charlie McCreevy）就明確表示，是時候考慮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立法了。

歐洲社會黨主席波爾
尼魯普拉斯穆森(Poul Nyrup Rasmussen) 也支持奧巴馬關于改革的倡議，他指出："人們擔心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存款、他們的養老金和他們的工作。現在是民主黨對市場進行管理的時候了。公共利益應該高于私有金融收益以及不合理投機買賣的收益。是時候推行我們對金融市場新的、先進的改革方案，以保證金融危機不會再次爆發。"[24]在"歐洲應該如何應對金融危機"一文中，進一步提出了包括加強國際金融監管等在內的實現"公正而可持續"發展的７條舉措。并表示支持薩科奇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提出的關于建立新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議。

陸克文明確指出：全球金融市場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監管，因為全球性金融交易的龐大規模如今足以壓倒大多數國家的自身經濟規模。"世界上的社會民主政府還必須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應對危機，重振受損的經濟增長，同時為未來的金融市場制定新的監管機制。""各個政府應該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管理制度，以避免經濟急速觸底，資本流入全球經濟最缺乏管理的領域。我們必須為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 建立更強的全球公開標準。還必須建立更強的監管框架，鼓勵負責任的公司行為，包括監管管理層薪酬。"[25]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越來越多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都深刻認識到了加強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明確提出：要在國際層面和歐洲層面對金融市場進行調控。通過引入雇員代表具有明確知情權、參與權和共決權的某種全球經濟民主，把跨國公司置于民主的監管之下。

總體上說，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國家思想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認識和剖析是比較全面深刻的，他們提出的包括"重新左翼化"的改革方向以及強調"社會公正"、"可持續發展"以及"左翼聯合"等具體策略也是比較合理可行的。從國際金融危機目前造成的后果看，它的確使世界范圍內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內的各國左派又重新活躍起來，使強調國家作用、主張對市場加強監管并加強全球治理的左翼思潮逐漸占據上風。但我們不能由此斷定凱恩斯主義以及建立在其上的社會民主主義能夠根除資本主義的缺陷，更不能盲目遵循凱恩斯主義、簡單照搬社會民主主義。（作者呂薇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1]斯圖亞特·湯普森：《社會民主主義的困境：思想意識、治理與全球化》，重慶出版社2008年版，第1頁。

[2]托馬斯·邁爾： "社會民主主義的機會"，《新社會》2008年第11期。

[3]吉瑞
胡德克："左翼力量在歐洲--東西歐的不同經歷對于合作與統一的挑戰" 《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4] 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月刊》2008年第2期。

[5]"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歷史的轉折點--2009年全球左翼論壇綜述"，《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2期。

[6]理查德
塞尼特："金融危機迫使西方學習中國式社會主義"， 2008年10月17日《環球時報》。

[7]蒂莫西·加爾騰·艾西："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失敗的原因"，《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1期。

[8]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月刊》2008年第2期。

[9]Dev Raj Dahal："全球金融危機，社會民主和尼泊爾的選擇"，《觀察家雜志》2008年。

[10]米歇爾·羅卡爾："歐洲社會民主的軟弱權力"，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ocard22/Chinese

[11]B.古謝列托夫："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負面影響"， 2009年11月26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12]蒂莫西·加爾騰·艾西："金融危機環境下各國社會民主黨普遍失敗的原因"，《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11期。

[13]安東尼·吉登斯：《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9頁。

[14]參見呂薇洲："中左派及其第三條道路評析"，《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

[15]托馬斯·邁爾："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共同的基礎和爭論的問題"，《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年第1期。

[16]于時語："歐洲社會黨的困境"， 2009年10月7日《聯合早報網》。

[17]羅伯特·泰勒："歐洲社會民主黨還有出路嗎？" 《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08年第 11期。

[18]參見馬德赫斯·馬林："代替中間的方向"，《新社會》2009年第6期。

[19]參見張文紅："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超越'第三條道路'"，《國外理論動態》2009年第6期。

[20]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月刊》2008年第2期。

[21]張文紅："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超越'第三條道路'"。

[22]張文紅："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超越'第三條道路'"。

[23]王繼停、李元："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左翼：現狀與趨勢"，《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3期。

[24]Melanie Wong："奧巴馬懸念"，《投資與合作》2008年第12期。

[25]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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