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為什么一些知識分子撒謊不受懲罰？

　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在美國和西方仍然占據著話語權的時候，主動站在“主流”政治正確立場上甚至不惜撒謊的知識分子，將不會受到他的批評的影響。

引言

一本名為《歪曲事實的知識分子：說謊專家在媒體上的勝利》的手稿曾遭到14家出版社的拒絕，最終在一家小出版社于今年5月問世后，又遭到法國主流媒體幾乎一致的“忽略”，除了《世界報》刊登了一篇批判這本書的文章外，其他如《解放報》、《費加羅報》以及三大周刊、法國主流電視臺都基本上不報道、不評論，更遑論推薦。但這本書卻在好幾個月里成為法國最大書店FNAC暢銷書第二名、并一度躋身《快報》周刊十大暢銷書行列，三個月中已經售出5萬多本。在每年出書67000種、平均每月5500多種的法國，這個數字是相當罕見的。

事實上，作者并非無名小輩，而是已經撰寫或主編、目前還在亞馬遜網書上銷售的著作就多達20多種的帕斯卡爾·波尼法斯。

波尼法斯是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問題研究所所長，我經常就法國和國際問題采訪這位專家。這本題為《歪曲事實的知識分子：說謊專家在媒體上的勝利》，使波尼法斯再度成為爭議的焦點——但不是在主流媒體上，而是在巴黎的飯桌、咖啡館和私人沙龍里……

知識分子被封為“神圣”

知識分子在法國是一個幾乎可以說被列入“神圣”行列的特殊群體，這在歐洲國家是獨一無二的。當年左翼總統密特朗剛剛當選，走訪英國拜會撒切爾夫人，為了顯示其“知識分子總統風范”，要求在訪問中安排會見“英國的著名知識分子”。英國人回答說，我們有作家、歷史專家、哲學家、學者，但就是沒有知識分子。

把知識分子“神圣化”是法國的一個特有現象，最早可溯源于文藝復興時期；特別是在猶太人德雷福斯案件中，一批文人介入當時法國的政治生活。作家左拉就寫了一篇“我控訴”的檄文而名噪一時，于是這批文人就被稱為“知識分子”群體這一特定概念。此后“知識分子”就成為法蘭西文化的一個重要現象。在法國，任何一件歷史性大事，知識分子的發言都會起著左右國家政策的作用。法國主導的利比亞戰爭，就是法國哲學家貝爾納—亨利·勒維一手推動薩科齊總統而發動的。據當時法國媒體透露，這一對法國內外政策和形象具有重大影響的決策過程，甚至連外交部長朱佩都被排除在外。由此可窺法國“知識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這一作用是通過大眾傳媒而實現的。在法國，有著屈指可數的一小群知識分子是媒體的“寵兒”，他們出現在電視、電臺和主流報刊，對法國國內外政策幾乎所有領域發言，壟斷、影響甚至左右著法國輿論的動向。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知識分子與媒體是統治著法國的上層精英用來左右社會思想的兩大有效工具。而波尼法斯的暢銷新書，則旨在披露其中最負盛名的八名知識分子，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向法國公眾蓄意撒謊；其中波尼法斯集中所有火力攻擊的首要人物，正是勒維！

波尼法斯本人也是一位經常在媒體上露面的知識分子中的一員。他表示，在各種電視辯論或公共演講或座談中，他發現這八名知識分子“輿論領袖”常常在發言中，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不顧事實，蓄意撒謊，嚴重誤導法國公眾，卻從來不受任何“懲罰”。更有甚者，他們日益占據法國媒體的幾乎所有方方面面，形成“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不正常局面。長此以往，法國輿論面臨著某種被這群知識分子誤導的危險前景。因此，波尼法斯認為有必要揭露他們的謊言，以正視聽。

但波尼法斯承認，這群知識分子構成了一張巨大的網絡，他們的觸角不僅深入各大媒體，而且控制著法國主要出版系統。得罪這批人，將后患無窮。因此波尼法斯一直在等著其他人來寫這本書。但最終他看到沒人敢于涉足這淌混水，于是他便自己“跳”了下去。

歪曲事實、隱瞞真相何時休

波尼法斯為本書取名為《歪曲事實的知識分子：說謊專家在媒體上的勝利》。他用了一個詞：faussaire。這個詞用來形容弄虛作假、歪曲事實以及隱瞞真相的人。在中文里還不存在一個能夠包含這么多內容的詞。這個詞的“嚴重性”，在于它對被指控者的誠實品質提出了質疑。而一個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幾乎應該放在首位的品質，恰恰是誠實。因為在法國，公眾都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介入的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事業，而且應該將私利完全排除在外，知識分子以其掌握的知識來為公眾服務。因此，尋求事實和真相是引導知識分子的唯一坐標系。

當尋求真相和事實與占據統治地位的思潮相左時，知識分子應該有勇氣堅持自己的觀點。如冒險撰寫“我控訴”的左拉、被迫流亡的雨果等。作為國際問題專家，波尼法斯關注的當然是國際領域。他認為，今天在全球占據統治地位的，是西方主流思潮。因此，他所批評的“歪曲事實的知識分子”，都是追隨著這股世界主導思潮而大獲名聲的人；他們支持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支持以色列攻擊巴勒斯坦、支持北約轟炸利比亞……

但波尼法斯批判的，并不是這些知識分子的觀點和立場，而是他們用以支持這些觀點和立場的依據：如為了支持布什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他們明知是謊言，卻仍然向法國公眾鼓吹“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此，波尼法斯認為，這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不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應該采取的態度。波尼法斯特別強調的是，這些知識分子在自己知情的情況下，依然向公眾推銷一些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言，而這些謊言往往與世界主流思潮相同，因而更容易被公眾所接受。波尼法斯認為，這顯然已經“不是向公眾傳遞信息，而是在影響公眾”。

波尼法斯稱，這批知識分子的特征，就是高舉國際關系中的道德大旗，來掩飾不那么道德的行為。今天的世界，每個國家在推出某項外交政策時，都已經不會如十八、十九世紀時那樣，公開承認是為了國家利益，而幾乎都傾向于將道德大旗推在前面。在這面道德大旗上可以列出長長的單子：反對獨裁、推行民主等等。所以美國入侵伊拉克時，當然是把推翻獨裁統治書寫在旗號上，但事實上卻是某些美國的實際利益在推動著這場戰爭。

甚至就是在這面道德大旗上被聲討的罪行，也是因人而異的。當一個獨裁國家支持美國時，就不會存在任何問題，正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及尼加拉瓜獨裁者時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婊子養的小子，不過，是我們的婊子養的。”而當伊拉克的薩達姆從美國的盟友變成敵人時，這批知識分子就不惜以謊言來支持布什發動戰爭，維持這面道德大旗。

更令波尼法斯不能容忍的，是這些“撒謊”的知識分子不受任何懲罰，相反還備受媒體追捧。“愚蠢早已不會殺死人的”（意即說蠢話的人照樣能上電視），但當“誠實與否已經不再是媒體選擇的標準”時，真相就開始遠離而去。波尼法斯認為，正是因為公眾已經開始質疑這些知識分子的謊言，所以才造成法國今天精英階層與普羅大眾的思想隔閡越來越深。

一個波及全球的普遍現象

實際上，波尼法斯所揭露的現象，并非僅僅在法國才存在。美國稱霸全球的并非其軍力——在核時代，美國僅僅敢于對一些弱國、小國、非核國動武而已——而是其“軟實力”。波尼法斯寫道，西方從15世紀開始主導世界，制定游戲規則，并將其價值觀強加于世界其他文明。

這一局勢經過非殖民化和冷戰并沒有真正改變。西方占據著世界輿論的主導地位，而冷戰后則由美國高踞其塔尖。這一現象不僅沒有受到質疑，特別是受到本應“獨立的”知識階層的質疑，相反，在美國“軟實力”的影響下，法國的知識分子——和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被美國—西方價值觀所主導，于是這些國家的公眾輿論便在美國—西方價值觀主導下的知識分子通過媒體來影響和操縱而形成。這在伊拉克戰爭時非常明顯。

波尼法斯寫道，當“輿論領袖”蓄意誤導公眾、有意識地向公眾隱瞞某些事實、夸大另一些事實，以使公眾輿論在他們的引導下形成對國際事務的某種傾向性明確的思想時，這就是在“影響輿論”，而非傳遞信息了。波尼法斯披露的，就是這種自覺地、不惜通過謊言來“影響輿論”的知識分子。

但波尼法斯也承認，這種現象已經成為一種全球現象，在美國和西方仍然占據著話語權的時候，主動站在“主流”政治正確立場上甚至不惜撒謊的知識分子，將不會受到他的批評的影響。事實上，自波尼法斯的這本書出版后，主流媒體上的報道非常罕見，僅有的幾篇文章也都是批判波尼法斯的。而繼續在暢銷書中“歪曲事實”的知識分子則繼續在法國媒體頻繁出現，依然是大眾傳媒、特別是影響最大的電視廣播的寵兒。這一奇特現象證明，法國和世界很多國家一樣，精英與民眾之間的鴻溝，正在逐漸擴大。應該提出的問題是：這一趨勢將會導致何種后果？這不僅僅是精英應該思考的，也是民眾應該思考的。因為精英正是由民眾將他們捧上“精英”寶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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