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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聯共（毛）辦公室里懸掛的馬、恩、列、斯、毛的頭像

尼泊爾是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唯一緩沖。這兩個全球人口最多，并各自擁有核武器的大國，是它僅有的兩個鄰居。尼泊爾末代王朝創始人普里特維•納拉揚•沙阿在18世紀的名言——該國是“兩塊巨石中間的一個山藥蛋”——當地人至今深信不疑。

這個內陸山國和中國西藏自治區接壤的邊境線共1400公里，是流亡藏人重要的居留地和西藏獨立分子主要的示威場所。印度對它的影響，則涵蓋文化、經濟、政治、宗教、社會等各方面：尼泊爾直到幾年前還是世界上唯一的印度教國家，該教信徒現仍居社會主流。尼泊爾南部平原的印度人后裔馬迪西人，數量雖少，卻頗具影響；而印度境內有約500萬尼泊爾人，是加德滿都最大的外商投資國，2005年(尼內戰結束前一年)在尼投資占尼全國外資總量的35%。

尼泊爾的水利資源僅次于巴西，列世界第二，水利發電潛力極高，開發率卻極低。1950年的《印度-尼泊爾和平友誼條約》，使印度壟斷了尼泊爾的水資源和生產資料市場；兩國1965年簽訂的另一條約，將尼泊爾的軍援國限于印度或印度許可的第三國。尼泊爾最主要的外援國是美國和日本。美國、印度、日本這三個中國崛起征途中最重要的對手，齊聚于這個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捍衛其地緣利益并制衡中國。

近年來，在一場未完成的社會革命的作用下，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

自1996年起，以農村包圍城市，對尼王國政權開展武裝斗爭的尼泊爾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在成立農村根據地政權、實行土地改革、創建并壯大其武裝力量(2004年更名為“尼泊爾人民解放軍”)、發展城市統一戰線、進入其持久戰的戰略反攻階段后，于2005年將該黨綱領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變更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主動表達了參與議會政治的愿望。當年11月，由于國王賈南德拉的親政和黨禁，活動空間受到壓制的尼泊爾各主要政黨組成七黨聯盟，與尼共(毛)就推翻王室、民主政治、制憲會議等議程在新德里達成了12點共識。

2006年4月，七黨聯盟與尼共(毛)發動街頭運動，迫使國王交權；5月，實際掌權的議會下議院宣布尼泊爾成為世俗國家；11月，尼共(毛)與七黨聯盟簽署全面和平協定(CPA)，結束了被其稱為“人民戰爭”的內戰。為表誠意，尼泊爾人民解放軍總部命令其官兵駐守全國7個師級營地和21個小型營地，武器全部入庫，鑰匙由尼共(毛)管理，而武器庫受聯合國尼泊爾特派團(UNMIN)的封閉式監督。

自此，尼共(毛)正式成為尼泊爾政壇的重要力量。2007年1月，臨時憲法頒布；2008年4月，尼共(毛)參加制憲會議選舉，并成為第一大黨；5月，制憲會議改國體為聯邦民主共和國，實行總理內閣制；8月，尼共(毛)中央主席卡麥爾•達哈爾(綽號普拉昌達)當選共和國首任總理。他次年辭職。繼任總理的庫馬爾•尼帕爾是由印度明確支持的；但尼帕爾的繼任者納特•卡納爾得到了尼共(毛)(其時已更名聯合尼共[毛])的鼎力相助，現總理巴布拉穆•巴特拉伊(綽號拉德霍杰)則是聯尼共(毛)的中央副主席。

8月28日巴特拉伊當選總理以來，尼泊爾的和平進程取得實質性的突破。8月31日，聯尼共(毛)同意將NPLA武器庫的鑰匙轉交由政府領導的軍隊整合特別委員會(AISC)。截至9月2日，尼泊爾人民解放軍7個師武器庫的鑰匙均轉交完畢；11月1日，聯尼共(毛)與其它三大政黨達成7點協議，決定在當月23日前完成尼泊爾人民解放軍官兵的整編工作：不超過6500名尼泊爾人民解放軍官兵將被打散編入政府軍，從事非戰斗任務。其余人員可選擇自愿退伍，或接受相關培訓，被重新安置。協議同時規定，聯尼共(毛)應在當月23日前，將其內戰期間收繳的私有財產與賠償款一道歸還原主。

但與此同時，聯尼共(毛)黨內、尼泊爾政壇及社會的廣泛對立愈發激化，危機一觸即發。老牌政黨尼泊爾大會黨、尼共(聯合馬列)及聯尼共(毛)黨內強硬派均未參加本屆政府。前二者指責聯尼共(毛)延緩和平進程、總理巴特拉伊無能賣國，各自聲稱應由本黨組閣制憲；后者則稱，以普拉昌達與巴特拉伊為首的黨內“當權派”違反黨的決議、背離革命路線、以黨的名義擅自簽署協議，理應退黨。而普拉昌達11月5日的表態–尼各政黨已就和平進程完成、憲法頒布后由尼泊爾大會黨組閣政府達成共識–也確然給了強硬派其暗箱操作，主動讓權的口實。

當前，尼泊爾和平進程一日千里，但聯尼共(毛)事實存在的路線斗爭也即將圖窮匕見。普拉昌達、巴特拉伊與尼共(毛)奠基人、聯尼共(毛)中央副主席莫漢•巴迪亞(綽號基安)之間的派系斗爭由來已久。巴特拉伊在印度尼赫魯大學取得了土木工程博士學位，長期被控為親印分子。2005年初，巴特拉伊與其妻遭控親印，被逐出尼共(毛)中央政治局；他此前指責普拉昌達獨斷黨務軍權，縱容個人崇拜，與王室過從甚密。

然而情況不久逆轉。印方外交人員介入并最終說服普拉昌達撤銷了對巴特拉伊的處分。在隨后召開的春邦(Chunbang)會議上，軍勢正盛的尼共(毛)通過了巴特拉伊的路線，將綱領改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認同議會政治；而長期堅持斗爭路線的巴迪亞、尼共(毛)國際事務部負責人C•P•高吉爾(綽號高拉夫)等五名尼共(毛)主戰派領導人在會前不久逐一被印度警方逮捕入獄，均未能參會。巴迪亞后稱其遭到普拉昌達與巴特拉伊的陷害，二人為了在春邦會議上通過民主共和的綱領，不惜通報印度方面，抓捕巴迪亞等人。

自尼共(毛)參與議會政治以來，其內部的派系斗爭愈發激烈。普拉昌達仍與巴特拉伊若即若離，而二人背后印度的影子也越發明顯。尼共(毛)2008年在制憲會議選舉中勝出時，印度媒體就曾公開建議以巴特拉伊為政府首腦，由普拉昌達擔任名義上的國家元首；當年9月，普拉昌達以總理身份訪印時，表示尼印兩國存在“特殊關系”，受到黨內國內民族主義勢力的持續批判；被廣泛認為更加親華的普拉昌達于2009年負氣辭職，印度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2010年，印度向普拉昌達喊話稱：“巴特拉伊當了總理，所有的問題就都能解決了”；幾個月后的同年冬天，普拉昌達與巴迪亞短暫結盟，聯尼共(毛)在第六次全體擴大全會通過了后者“人民起義”的綱領，認定印度擴張主義是當前的主要敵人；進入2011年，形勢再次反轉。8月末，在普拉昌達的推舉和支持下，巴特拉伊當選總理。當選前，巴特拉伊與馬迪西陣線，一個代表尼南部平原馬迪西族群(印度人后裔)的政黨，達成四點協議，準許馬迪西人居住的幾個地區在未來的尼泊爾聯邦中有自決權。這被普遍認為是印度分裂尼泊爾的圖謀。馬迪西陣線隨之與聯尼共(毛)組成現政府的執政聯盟；兩個月后，巴特拉伊在訪印期間，代表尼政府與印度簽署了雙邊投資保護及促進協議(BIPPA)，在長年困擾尼印關系的領土爭端問題上也毫無進展。印度政界支持的尼泊爾大會黨與尼商界對BIPPA表示歡迎，但尼共(聯合馬列)、聯尼共(毛)強硬派、一些小型政黨及尼學界則強烈反對，稱在和平進程完成、憲法頒布之前，不應與他國簽署任何對尼產生長期影響的協議；同月，普拉昌達被控與印度情報機構調查分析局(RAW)私下接觸，他本人對此并未否認。

需要強調的是，把尼泊爾受印度影響的政局走勢，簡化為聯尼共(毛)內部某幾位領導人政治斗爭的緣由、動力或結果，是膚淺而錯誤的。反封建、反帝、反殖民，是尼共(毛)最重要的建黨宗旨，及其民眾支持之本。三者的針對性極其明確：反封建的對象是尼泊爾王室，反帝的對象是美帝國主義，而反殖民的對象則是印度殖民主義。尼王室及各議會政黨與印度的微妙關系，決定了反殖民和反印情緒只能是在該國民眾間涌動的暗流；在這種條件下，尼共(毛)毫不含糊的反殖民立場，使其頗受城市知識分子的支持和同情。廢除一切與他國(印度)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正是1996年尼共(毛)宣戰前向政府提出的40點要求之一。這與尼國內廣大民族主義者的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尼泊爾內戰的結束、CPA的簽署及此后的一系列發展，也應在此前提下進行審視。尼共(毛)從組織形式、政治紀律到斗爭歷程，與中國革命有極多相似之處。所謂“普拉昌達道路”–即尼共(毛)自稱首創的，以同時發動農村武裝斗爭與城市統一戰線為主軸的斗爭方式–分明是中共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的翻版。中國近代史上的火燒趙家樓、五四運動，中共的反圍剿、游擊戰、運動戰、持久戰、土地改革、婦女解放、三三制、民主集中制、根據地、解放區、群眾路線、統一戰線、人民公社、黨內路線斗爭、整風運動、和談、改編、無產階級專政、繼續革命，甚至從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到戰略反攻，都有在尼泊爾的對應版本–多非刻意的復制，而是經驗的重合。

但二者面臨的形勢有根本性的不同。中國革命的全程，伴隨著蘇聯崛起的特殊背景、國際共運的蓬勃發展、八年抗戰的全民一心、世界大戰的陣營對決和民族革命的風起云涌。尼泊爾“人民戰爭”之初，卻是蘇聯東歐劇變、美國黃金時期、中國市場改革，資本主義予取予求，暴力革命備受譴責的年代。而內戰進入到相持階段的2001年，正是本土遭襲的美國在全球鎖定“恐怖分子”，以“反恐”名義肆意滋事的開始。2002年，印度通過《預防恐怖主義法》，直接針對尼共(毛)及其印度盟友，人民戰爭組織(PWG)和印度毛澤東主義共產主義中心(MCCI)在印東北部的活動與合作；2003年，美國國務院按美國第13224號總統令，將尼共(毛)列入“全球性的特定恐怖實體”名單(這帽子至今未摘)；國際刑警組織也多次對十余名尼共(毛)領導人發布全球通緝令。

險惡的外部環境及各大國對尼王室的軍事援助，極大限制了尼共(毛)的生存空間。它的對手雖然不是一個擁有獨立軍隊的強大政黨(如中國革命時期的中國國民黨)，但在內戰過程中，尼泊爾并未遭遇外敵入侵。這意味著尼共(毛)的生死存亡，全在于其群眾路線的成敗–即它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團結最多數的民眾，使其相信該黨發動的戰爭能為國家帶來長久的和平、穩定與繁榮–與軍事斗爭的勝負。在“人民戰爭”期間，尼共(毛)的最大外援，不過是PWG和MCCI–二者2004年合并，成立了至今仍未公開活動的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其最便捷的避風港，也因此是印共(毛)在印東北的活動區域。十年內戰，普拉昌達等多名尼共(毛)的政工領導人在印度各地就待了將近八年。

在這樣的條件下，通過參與議會政治而進入社會主流，不失為“以斗爭求團結則團結存”的一種方式。現任聯尼共(毛)書記的C•P•高吉爾曾說，該黨的選擇是根據具體情況，創造有利的國際形勢，而非放棄革命，等待有利形勢降臨。據聯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委員納拉揚•沙瑪的進一步分析，尼共(毛)“通過和平進程鬧革命”的獨特性在于：“在徹底勝利之前，由革命黨單方面停止作戰；將人民解放軍投入兵營；與對手及敵方進行和談；與反動勢力組建過渡政府，并視情勢需要，離開并再次加入之；以外交努力制衡外國反動勢力；試圖團結一切國內外革命的、友善的盟友和兄弟力量。”誠然，二人都是聯尼共(毛)強硬派的代表。但2007年9月，為了確保尼共(毛)參加次年4月的制憲選舉，印度的施壓之大，使得被視為最親印的巴特拉伊也惱怒地宣布：“印度殖民主義者和美帝國主義者威脅我們說，如果我們不參選，尼泊爾就會成為另一個伊拉克和阿富汗，我們也會垮掉。但我們想警告他們，我們會讓尼泊爾變成21世紀的越南，把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勢力統統趕出去。”當年1月，在印度的授意和支持下，印人后裔馬迪西族群在尼南部平原與已簽署和平協定的尼共(毛)爆發了持續數月的武裝沖突。

在這樣的條件下，尼共(毛)以弱克強，在十年內就從策劃以奪取警察武器為目標的突襲，發展到擁有7個師3萬3千余人，對加德滿都形成合圍的武裝力量，其準軍事組織共青團也有數萬成員，迫使皇家軍隊數目從3萬擴編至10萬，其成就無疑是驚人的。而在參與議會政治以來，尼共(毛)能連續推翻各外國情報機構的分析，從歷次選舉中勝出，并維持其第一大黨的地位，不僅說明了其根基之深，更從側面印證該國民眾受壓迫之烈、貧富分化之巨及諸肉食者之鄙。

然而挑戰也是空前的。當前，尼泊爾和平進程處于最重要的關口；聯尼共(毛)正面臨著一步走空，前功盡棄的危險。該黨最寶貴的政治資源和軍事資源都有一朝喪盡的可能，而其施政所系的經濟手段也相當受限。不論其初衷如何，聯尼共(毛)合法參政的策略在付諸實踐的過程中，像印美等勢力所期望的那樣，逐漸變成了限制其活動的枷鎖和桎梏。該黨在根本路線上的分裂，也因此成為一個可能出現的結果。

聯尼共(毛)政治合法性最重要的來源，就是它在農村地區推行的土地改革。在參政以來，以尼泊爾大會黨為首的各政黨反復督促其將內戰期間從私人手中收繳的財產返還原主。已被尼共(毛)以革命的名義平分給其黨政干部及各地貧農的田產，正是這些財產的核心。將其返還舊主，并補交賠償款的行為，與尼共(毛)的一貫綱領決然相悖。“翻身農民向地主低頭”的場景，不僅會給該黨帶來政治上的羞辱，還將摧毀其經營多年的群眾基礎，同時創造新的，在議會政治中無解的問題：失地農民到哪里去？

自11月1日7點協議達成，聯尼共(毛)允諾歸還此前收繳的私產以來，聯尼共(毛)總書記、軍事委員會負責人巴哈杜爾•塔帕(綽號巴達爾)、巴迪亞等人及聯尼共(毛)在各地區的人民委員會連續召開新聞發布會，堅決拒絕歸還田產，并稱政府一旦用強，“將遭到報復”。普拉昌達也隨之表示，政府對失地農民的境遇應有所考慮，不該把農民強制搬離他們已分到的土地。至協議規定的截止日期11月23日為止，聯尼共(毛)寸土未還。尼泊爾大會黨借此要求總理巴特拉伊辭職，而尼共(聯合馬列)則稱，在7點協議達成后，巴特拉伊政府已經完成了其使命。

此外，聯尼共(毛)的全部軍事資源，即其一手創建的尼泊爾人民解放軍(NPLA)，已通過整編工作逐步消散。經聯合國尼泊爾特派團初步認定的尼共(毛)官兵，在2006年5月共有31318人。經特派團的二次認證，數千人因不符合士兵條件而被取消資格。最終確認的尼共(毛)官兵為19602人，其中女性官兵有3846人。2011年11月整編開始前，在全國28個營地內駐扎的NPLA官兵總數進一步下降至19488人。

按11月1日達成的安置協議，NPLA官兵將不成建制地編入政府軍，也不會擔任戰斗任務。這樣的規定，對黨內的主戰派領導人及基層官兵造成了強烈的沖擊。尼共(毛)此前多年的政治宣傳–“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和“翻身必須槍在手”等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和內戰結束后，該黨對內“絕不放下武裝”的反復承諾，都開始以反諷的形式持續發酵。另一方面，苦守兵營5年，僅靠部隊鐵律和政治宣傳來堅持意志的NPLA官兵人心思變。

NPLA總部向各師級營地下達通知，要求選擇改編的官兵超過總數的35%–超過協議規定的規模–顯然希望借此向各政黨施壓。但由于NPLA官兵截至2007年的教育程度被認定為整編要求之一(NPLA的七名師長中，只有三人讀完高中，四人有初中文憑；多數基層官兵未讀完小學)，多數人可能選擇退伍。巴迪亞、塔帕等人繼9月強烈反對將NPLA武器庫鑰匙轉交于第三方之后，也呼吁各師官兵選擇退伍，抵制整編，“繼續斗爭”。NPLA的改編，是尼泊爾和平進程的重中之重，更是聯尼共(毛)的歷史性轉折點。在主戰派眼中，改編違背了全黨2010年通過的“人民起義”綱領，無異于降書；而所謂“當權派”的壓力更大，因為令各相關方滿意的改編，在理論上也是不可能的。改編官兵的要求如何處理、培訓如何銜接、軍銜如何認定，退伍官兵的安置是否妥當，數千名在各營地居住的傷殘官兵和被取消資格的原官兵怎生安排，都是他們面前揮之不去的難題。

經濟方面更是如此。聯尼共(毛)雖然兩次在制憲選舉中獲勝，但組成的都只是過渡政府。而即使在這兩屆過渡政府中，該黨的席位也未能達到絕對多數。這給了其政敵以廣闊的活動空間。在失去了多數政治資源和全部軍事資源以后，兌現其發展國內經濟的承諾，將是逐漸喪失革命合法性的聯尼共(毛)在尼泊爾大會黨組閣前的最后機會。然而革命的不徹底性，使得該黨的經濟動員能力嚴重受限，只能以慣性投靠印度–這必將敲響其作為一個獨立政黨的喪鐘。

中國在尼泊爾政局走勢里，扮演了十分尷尬的角色。她不僅用南轅北轍的情報分析迷惑了自己，還以欲說還休的外交辭藻迷惑了友方。尼方由此作出了兩次戰略誤判，一次導致了國王賈南德拉的倒臺，而另一次則造成了普拉昌達的辭職。無心之失，其難誰知？前朝舊人不需再提；普拉昌達的辭職是印度策劃已久的事件，其影響至今難消。

聯尼共(毛)與印度情仇皆深，但與中國沒有原則性的沖突。聯尼共(毛)上一次“對華不利”，要追溯到1991年7月23日其前身尼共(Masal)試圖沖擊中國駐尼大使館，以抗議“中國修正主義領導層”不向江青提供醫療救助(中共公開資料顯示，江青于當年5月14日在其住地自殺身亡)。該黨主戰派因與印度結怨已久，更是屢次表達親華意愿。8月中旬，曾在印度下獄的聯尼共(毛)書記C•P•高吉爾反復向中方提及，希望中國幫助興建鐵路，連接拉薩與加德滿都，以至尼南部的釋迦牟尼誕生地藍毗尼。這樣，尼方就能利用青藏鐵路，逐步擺脫對印度的依賴。

這或許正是一個中方可以立即著手的項目。鐵路等基礎設施的修建，可為當地創造就業、促進旅游、拉動消費、吸引外資，對尼泊爾民眾有百利而無一害。中方可由此協助NPLA整編的后續工作，將部分官兵整建制地改編為工程兵部隊，作為施工的主力。這樣，既可以幫助尼泊爾經濟實現跨越式的發展，也能夠解決聯尼共(毛)的軍事困境，緩解其黨內矛盾，更為中國在尼持久善意的釋放做了良好的鋪墊。

外方的壓力，不應當成為中國不作為的借口。聯尼共(毛)發動“人民戰爭”至今已有15年。尼泊爾的現狀，正如孫中山描述的那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在這個空間有限的角力場中，我們若不努力，他人定將努力。今后的發展會怎樣？負責任的答案是：不知道。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世事古難斷，錯過去就錯過去了。可錯過的結果，將決不僅僅是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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