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發生暴動至今正好滿2周，相關議題的討論仍處于方興未艾的階段。民眾在部分議題上具有一定共識，如警政疏失漏洞應加以改善、相信科技能助長犯罪等；但在某些議題上卻爭論不休，如暴動的發生原因及責任歸屬問題。

　　英國知名評論家歐爾（Deborah Orr），在《衛報》上將這場爭議描述為右派與自由派、新自由主義與自由主義、個人責任及制度缺失的交鋒。右派批評者強調治安的重要性，批評暴動者的個人犯罪行為及缺乏教養；但左傾的支持者認為，窮人應享有更多機會自由，犯罪不能單純簡化無個人道德瑕疵，而是與整體社會相關聯。

　　右派摒棄社會因素

　　根據《衛報》及ICM所做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暴動主因的認知中，有45％的民眾認為是“個人犯罪”、28％認為犯罪者“在家庭及小區里未獲重視”、8％認為是失業所致，僅有2％認為與經濟環境有關。也就是說，近半數英國民眾并不認為社會虧待犯罪者，網絡上甚至有人發起聯署，要求取消提供福利給這些民眾，認為不該提供福利制度給這些閑散懶惰者，短短幾天就有10幾萬人聯署。

　　右派觀點以英國首相卡梅倫為代表，他否定暴動與其它深層因素有關，只是單純的犯罪行為，沒有其它借口。倫敦市長瓊森（Boris Johnson）也表示不會理睬暴民提出經濟及社會因素的辯解理由。

　　知名部落客麥伊佛（Guy McEvoy）也說，“假知識分子過度詮釋了……這會成為他們的借口”。《衛報》記者蒙貝特（George Monbiot）在推特上也寫道：“民眾一直問我對于英國動亂的看法，我的答案就是沒甚么，我們不該硬是要找出甚么意涵?！?/p>

　　有效解決問題 先了解背后原因

　　根據目前的主流輿論氛圍，探究暴動的根本原因，似乎只是想要幫這群暴民的犯罪找出開脫責任的理由，但道德真空是否真與社會脈絡無關？倫敦記者霍爾（Richard Hall）反駁，在解釋大規模的連續暴動事件時，我們不宜抱持偶然或單純的犯罪行為觀點。

　　他認為，減少犯罪的長遠之計是針對病因下藥而非病征，否則相同問題很快會再發生，雷厲風行取締暴動只是舍本逐末的一時辦法。聆聽小區工作者及當地民眾的聲音，并不是預先原諒暴動行為本身，而是為了防止事件重演。

　　對照大倫敦市政府（GLA）公布的《2010年英國多重社會剝奪指數》（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2010），這次發生搶劫及暴動的地點，正好是英格蘭排名前50窮困的地區，包括哈克尼市（Hackney）、陶爾哈姆萊茨（Tower Hamlets）、卡姆登（Camden）、克洛伊頓（Croydon）、伊令（Ealing）、恩菲爾德（Enfield）、路宜申（Lewisham）及紐漢市（Newham）等。

　　巴曼賀里第（Camila Batmanghelidjh）在倫敦貧窮小區關心年輕人事務已有數十年的經驗，她在《獨立報》上表示，一無所有的年輕人認為自己與這個富足的社會有隔閡，他們找不到歸屬感。工黨的李文斯頓（Ken Livingstone）曾擔任過倫敦市長，他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新聞之夜”（Newsnight）上指出，暴動與財政緊縮有關：“如果你大幅削減（支出），很有可能發生這樣的反抗（行為）?！?/p>

　　窮人被抨擊過度依賴社福

　　然而當部分英國左派人士要求公眾重視暴動的深層因素（貧窮、歧視及財政緊縮）時，不少人卻質疑：政府已將泰半的政府收入花費在相關事務的解決上，因此真正造成暴動的理由不是政府做得不夠，反而暴動者對社會福利過于依賴、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長及道德的虛無主義。

　　英國資深記者哈斯?。⊿ir Max Hastings）爵士在《每日郵報》上以激烈言辭痛陳年輕人，引起許多民眾回響。他認為，貧窮及剝奪只是相對的，而現代福利國家已經讓社會底層免于挨餓，而且可獲得生活上的必需物資。相反的，我們卻吝于制裁那些為非做歹的人士。

　　哈斯汀大力抨擊自由主義，認為這些人扭曲了社會價值。他說，自由主義者總認為這群人是受害者，社會未能提供他們足夠的機會去發展潛能。哈斯汀反駁，真正讓這些年輕人成為受害者的，正是這些自由主義者。他們高舉個人自由，反對用嚴格方式來管教下層社會的孩童，導致他們長大還學不會自主及負責，反而繼續陷溺在依賴中。

　　他表示，這些暴動的年輕人“缺乏教養”及“缺乏辨別對錯的良心”，他們“本質上是野獸”。教育是解救這些年輕人的唯一辦法，但自由主義孕育的文化導致這些小孩不知道如何學習當“人類”。他說，這些暴民的行為連他養的狗都不如。簡言之，自由派培養出不講道德、缺乏教養、依賴福利且殘忍成性的新一代年輕人。

　　分析道德淪喪 兩黨各持己見

　　卡梅倫15日在牛津郡的威特尼（Witney）發表演說時再次表示，暴動與種族、預算刪減及貧窮都無關，真正該面對的是過去幾代人的“慢性道德崩潰”?？穫愔厣瓯Ｊ攸h傳統上所堅持的法律與秩序（law-and-order），但他不否認破裂的英國社會存在一些問題，如校園紀律不彰、犯罪未受懲處以及缺少父親角色的單親家庭。另外他也抨擊，人性的黑暗面被容忍、縱容甚至鼓勵……導致逐漸去道德化。

　　工黨領袖米勒班同樣深感道德傾頹，但他是從“價值危機”來切入這個問題，指出銀行家、立法者及記者們的“貪婪、自私及十足的不負責任”造成危機，養成一種“唯我是尊，只要能就去做的文化”。評論家湯因比（Polly Toynbee）認為，這就是畬契爾推廣新自由主義以降所傳布的一種不講道德的信念：能拿多少拿多少、贏者通吃及財富不嫌多。

　　《民主》期刊編輯萊森（Clay Risen）以卡梅倫的“大社會”（Big Society）計劃為例，他說暫且不論大社會是否為財政保守主義的遮羞布，也不論其實質辦法是否可行，單就該計劃的原初構想而言，確實點出了市場及政府這兩股可能造成道德衰頹的主要力量：政府角色過重，就像右派說的會造成依賴及不負責任；但市場力量過大時，就像米勒班說的會培養出不講道德的社會風氣。

　　積極改善勝于消極防堵

　　湯因比表示，包括首相卡梅倫在內等支持小型國家的右派人士一方面批評這些年輕人道德價值崩潰、缺乏學校教養、野蠻如野獸且缺乏良知；但另一方又減少政府開支，包括未來4年削減20億英鎊的警政預算，以及其它各種社會福利支出。她說，囚犯日后再犯的機率仍高，且短期也無法有效防范暴動再次發生，因此右派小政府的支持者根本無法防堵類似情況再度發生。

　　湯因比指出，所有社會補償性措施都是緩慢、困難、昂貴且無法立見成效，將犯罪責任推諉給個人，確實在成本上會便宜許多。但她認為，如果“把道德帶回來”是要緊的，那么無論右派如何批評，終究還是要回到自由派的觀點來找尋解決問題的答案，處罰、囚禁或取消補助只是消極性政策。

　　英國社會學家湯普遜（Paul Thompson）也抱持相似見解，他指出預算刪減雖非暴動近因，但未來卻很有可能阻礙問題的解決。他說，政府的防堵政策遲早會失敗，要理解個人道德挫敗，必須把眼光放遠，看見后工業化社會所造成的不平等及其功能失調等問題。

2011-8-17

在倫敦的克洛伊頓，街道上的一棟建筑物起火燃燒，一旁的鎮暴警察快速通過，圖攝于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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