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國際形勢看西方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提要]目前歐美經濟形勢嚴峻，社會矛盾激化，媒體丑聞不斷，對外輕率用兵。這種困境有其深層次、結構性的原因，主要表現在朝野零和博弈的政治體制，政府借款度日，民眾超前消費，經濟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的經濟模式，壟斷財團控制下媒體功能的異化，以及國際力量對比失衡背景下發動戰爭風險制約因素的減少。但是西方制度有一定的自我修復功能，目前的困境并不意味西方的衰退和實力的下降，也不意味西方將減弱對國際事務的主導或進行國際戰略收縮。

    當前，國際形勢正發生劇烈變化，世界經濟險象環生，西亞北非動蕩不已，國際熱點此起彼伏，西方社會風潮涌動。人們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經濟危機發源于西方，下一步最大不確定因素仍在西方；西亞北非的動蕩因西方干涉而加劇，并呈蔓延之勢；西方發動的阿富汗、伊拉克兩場戰爭尚未平息，利比亞又燃戰火；西方社會極端思潮泛濫，社會風潮迭起，民眾已不僅是對某項改革政策不滿，而是對整個西方制度提出質疑。凡此種種，折射出西方社會的深層次和結構性矛盾。
    一、當前西方社會的經濟政治困境
    （一）歐美經濟形勢嚴峻，發展模式光環不再
    歐元區主權財政與統一貨幣之間的結構性矛盾進一步突出，國際評級機構對多個歐盟國家經濟亮出警燈。去年，歐元區部分國家爆發主權債務危機，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被迫救助，但問題并未解決。今年7月21日，歐盟與IMF被迫對希臘采取第二輪救助計劃，但國際評級機構穆迪依然認為目前希臘違約的可能性“幾乎達到100％”，將希臘國債評級從Caal下調3檔至Ca級。穆迪繼今年3月將葡萄牙主權信用評級由A1降至A3后，7月5日又將其長期政府債券評級下調4個等級至Ba2的垃圾級。7月13日，穆迪將愛爾蘭外幣和本幣政府債券評級從Baa3下調至Bal的垃圾級。此外，意大利、西班牙的主權債務問題亦日趨嚴峻。截至2010年底，意大利公債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達119％，幾乎比歐盟《增長與穩定公約》規定的60％上限高出一倍，穆迪已將意大利債務的評級展望定為“負面”，穆迪與標準普爾均警告意大利信用評級面臨下調風險。西班牙2010年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高達9.2％，為歐盟規定的3％赤字上限的3倍多。盡管西政府已宣布實施30年來規模最大的預算削減措施，但穆迪今年3月10日仍將西班牙主權信用的評級由Aa下調至Aa2，展望為“負面”。此外，歐元區第二大經濟體－－法國也開始面臨債務風險。法國公共預算部報告認為，今年法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將達85.4％，并將在2012年繼續攀升。6月，穆迪宣布將法國三家大型銀行信用評級列人可能下調名單之列。
    美國“政府借款度日，國民超前消費，經濟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的嚴重后果也愈益顯露。到2011年底，美國國債將達GDP的99％以上，超過國際公認的警戒線。2011年4月18日，標準普爾將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前景從“穩定”下調至“負面”，首次公開質疑美國聯邦政府的償債能力。5月16日，美國國債觸及14.29萬億美元的法定上限，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圍繞債限問題展開激烈斗爭，雖最終在8月初就削減赤字和避免債務違約達成協議，但美國主權信用級別仍被標準普爾從AAA級下調至AA＋級，引發了全球股市大震蕩，標準普爾表示不排除進一步調低美國主權信用級別的可能。面對金融和經濟危機帶來的困難，西方國家在對內實施緊縮政策的同時，對外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以轉嫁危機。2008年以來，美聯儲實行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向市場注資約2.3萬億美元，引發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飆升，亞洲等新興經濟體遭輸入性通脹威脅。美國政府還正在醞釀進行第三輪量化寬松，并公然實行“購買美國貨”和“雇傭美國人”的保護主義性質條款。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在危機后上升?，F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前法國財政部長拉加德曾表示，在經濟危機時期，保護主義是“必要的毒藥”。
    國際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災難性影響，并使各國民眾生活飽受沖擊，引起各方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發展模式的質疑。2011年初，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斯特勞斯•卡恩撰文稱“華盛頓共識”已經失敗。美國全球發展研究中心所長伯索爾與著名學者福山指出，“如果說全球金融危機使任何發展模式面臨考驗，那就是強調小政府、解除監管、私有化和低稅率的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薄懊绹娴馁Y本主義，即便不是顏面掃地，至少不再是一統天下?！?BR>    （二）社會矛盾激化，抗議風潮不已
    全球金融與經濟危機使許多西方國家失業率上揚、社會福利減少、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民眾不滿情緒上升，并逐漸演化為對西方式民主制度本身的質疑，各種抗議活動在歐美國家頻繁發生。
    近三年來，西班牙新增失業人口250萬，失業率攀升至20.9％，青年失業率高達50％，貧困率升至20％。而傳統政黨在危機面前仍醉心黨爭，選舉做秀，提不出帶領國家走出困境的任何建設性舉措，民眾對此極為失望，產生了對基本政治制度的懷疑。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爆發號稱“憤怒”運動的全國性示威游行，參加民眾多達百萬。與以往不同的是，此輪抗議矛頭直指現行體制弊端，民眾喊出了“拒絕兩黨制”、“拒絕腐敗民主”、“要求真正民主”的口號。
    8月6日至10日，英國倫敦等多個城市發生嚴重騷亂，政府出動1.6萬名警察和大量裝甲車，拘捕一千多人才控制住局面。這是英國政治困頓、經濟停滯、社會矛盾長期積累發酵的結果，在當前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類似的社會動蕩和騷亂在法國、希臘、葡萄牙、德國等也相繼出現。受主權債務危機沖擊最嚴重的希臘多次發生社會風潮，使當政者對制度進行反思。7月1日，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在社會黨國際理事會會議講話指出，“希臘的危機反映了歐洲乃至全球更廣泛的危機，這是一場政治危機，是民主治理的危機。”
    由于執政的傳統左右翼政黨均拿不出有效應對危機的辦法，極右勢力、民粹主義、仇外排外勢力開始泛濫，歐洲政壇極右翼政黨影響迅速上升。隨著極右翼勢力的日漸活躍，歐美多個國家發生排外風潮。外來移民的文化傳統、宗教信仰和民族習慣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2011年3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發生基督教牧師審判并焚燒《古蘭經》事件。2011年5月，丹麥重新設立邊檢，以阻止北非移民進入境內。2011年7月22日，挪威極右分子布雷維克制造了震驚世界的恐怖襲擊事件，造成93人喪生，約100人受傷。
    （三）新聞自由被濫用，媒體公信遭詬病
    新聞自由是西方為之驕傲并大肆渲染的制度亮點。然而，2011年7月，英國《世界新聞報》竊聽丑聞曝光，該報為獲取信息不惜采取電話竊聽和向警察行賄等手段，被非法竊聽者數以千計，甚至涉及恐怖活動受害者家屬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新聞報》所屬的“新聞集團”是當今世界屈指可數的媒體巨頭，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控制著70％的澳大利亞媒體，擁有英國約40％的報紙銷售份額和6％的廣播電視新聞觀眾，在美國擁有?？怂咕W、《華爾街日報》等重量級的媒體或機構。更讓人警醒的是媒體與政治權力勾結左右輿論的現象，“竊聽門”事件曝光了卡梅倫政府與新聞集團及其英國子公司國際新聞公司高管之間不同尋常的關系，揭露了媒體巨頭利用手中的新聞資源撈取政治資本，并最終實現商業目的的幕后運作?！杜聿┥虡I周刊》網站的文章認為，“此次新聞集團丑聞所揭示的，并不是記者在追求獨家新聞時的不擇手段，而是新聞集團影響力對整個西方媒體尤其是英國的滲透?！?BR>    “竊聽門”事件讓人們看到了警方與媒體勾結、政客為選票而討好媒體、媒體巨頭利用金錢和新聞媒體操控民意、左右政治決策等陰暗面，揭示了西方政治、政府、媒體和民眾的扭曲關系。事件嚴重沖擊了英國公眾對整個傳媒業的信任，據《時代周刊》報道，事件發生后，每5個英國人京有4人不再信任媒體。
    二、西方在國際關系中濫用武力后果嚴重
    冷戰結束后20年內，歐美在人道主義干涉或反恐旗號下，發動了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利比亞戰爭，并在索馬里、科特迪瓦等國進行了武裝干涉，其中真正具有安理會授權并符合決議精神的只是少數。
    1999年3月，北約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即對南聯盟實施長達78天的狂轟濫炸，造成了數十萬南聯盟人無家可歸、100萬科索沃難民流離失所，并在事實上肢解了南聯盟。北約以南聯盟犯下“種族清洗”罪行發動科索沃戰爭，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科恩曾稱有10萬阿族年輕人遭屠殺，媒體更報稱被屠殺的阿族人多達50萬。8年后，塞爾維亞政府公布的經聯合國駐科索沃機構認可的調查數字顯示，在科索沃境內沖突中死亡和失蹤的人員共8700人，其中有阿族，也有塞族。直接引發北約軍事干涉的所謂“拉察克平民屠殺案”現場事后證明屬人為擺布。
    2003年，美英以薩達姆政權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與“基地”組織勾結從事國際恐怖活動為由，在聯合國安理會拒絕授權、國際輿論普遍反對的情況下，悍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曾在聯合國安理會“言之鑿鑿”地論證美國掌握的“證據”。美英占領伊拉克后，對伊全境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清查，最終證明薩達姆既不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基地”組織亦無往來，也沒有從事國際恐怖活動。但戰爭造成了數十萬伊拉克平民死亡，國家基礎設施嚴重損毀，薩達姆被送上了絞刑架。如今，在伊拉克和平與穩定仍無保障、基礎設施遠未恢復、民族宗教和解尚未實現的情況下，美國卻準備一走了之。一位伊拉克平民憤怒地向記者表示：“他們就準備這樣不負責任地離開，一如他們當年不負責任地進來那樣?！?BR>    阿富汗戰爭具有聯合國授權并符合安理會決議精神，美國推翻了支持恐怖主義的塔利班政權并擊斃了本•拉登，取得了反恐戰爭的重要進展，獲得了國際道義的支持。然而，問題并沒有因此而得到解決，恐怖主義根源并沒有從阿富汗消失，基地組織活動依然猖獗，毒品種植更加泛濫，安理會授權的任務并未完成，和平重建根本還提不上議事日程。如果美軍在這樣的情況下揚長而去，留下一片廢墟和充滿仇恨和絕望的人們，不排除阿富汗再度成為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溫床的可能。
    利比亞戰爭雖有安理會授權，但北約行為是否符合決議精神卻受到很大質疑。安理會1973號決議里，“采取任何手段”要達到的目的非常清楚，即“禁飛”和“?；稹??！敖w”的經典含義是進行空中巡邏，阻止被禁飛方戰機起飛，并不必然意味著對被禁飛方軍事設施進行全面摧毀。“?；稹币庵竷葢痣p方都應該?；穑皇且环奖仨毻；鸲硪环娇梢岳^續進攻，更不是授權幫助一方去進攻另一方。此前安理會的1970號決議要求對利比亞實行“武器禁運”，旨在禁止武器進入利比亞全境，而非向內戰的一方提供武器。
    歐美推動安理會通過1973號決議的理由是減少平民傷亡，防止出現人道主義災難。但空襲開始后，利比亞問題政治解決的可能不復存在，空襲不但沒有促成迅速?；?，反而造成沖突規模越來越大、時間越拉越長；不但沒有減少人員傷亡、避免人道主義災難，至目前為止反而已造成兩萬多人死亡，百萬難民逃離，基礎設施毀損。值得注意的是，歐美用武力強加的制度模式未必能解決“后卡扎菲時代”利比亞的治理問題，錯綜復雜的宗教部族關系、原本脆弱又遭重創的經濟基礎、西方模式下各派政治力量的零和博弈、宗教極端和恐怖勢力等交相作用，預示了利比亞將進入一個長期動蕩的時期。此外，敘利亞局勢正在滑向“利比亞化”的危險邊緣，也門局勢樹欲靜而風不止，其他相對穩定的國家也出現了動蕩的苗頭。這將給阿拉伯世界、北非、地中海安全和歐洲的穩定帶來長期嚴重影響。
    三、西方政經困境和黷武主義的結構性原因
    西方政治家談及其政治制度時常常提到，通過民眾普選產生的政府最能代表民意；其議會圍繞國家大政方針進行充分辯論，因此最能避免錯誤決策；其反對黨虎視眈眈地盯著執政黨，因此最能防止權力腐?。黄涿襟w在充分的新聞自由中監督社會，因此最能防微杜漸地預警社會偏差。然而，似乎完美的制度設計怎么會把國家經濟引入困境，怎么會把全球經濟引入危機，怎么會逆全球民意而發動明顯錯誤的戰爭，怎么會腐敗丑聞不絕于耳，怎么會引起民眾不滿而致大規模騷亂？其原因既要從制度設計與實際運行間的矛盾來分析，也要從時代變遷與制度更新的脫節中來尋找。 
    （一）朝野零和博弈以損害公共效率為代價
    在西方式的民主體制下，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是零和關系，反對黨的政治前途寓于執政黨的失敗之中。道理很簡單，執政黨執政越成功，民眾滿意度越高，反對黨擊敗執政黨而上臺的概率就越低。相反，執政黨執政越糟糕，民眾滿意度越低，反對黨贏得選舉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于這種零和關系，反對黨不但不會采取措施來幫助執政黨執政，其基本利益反而驅使它對執政黨執政進行干擾，而受損的是國家利益和民眾福祉。例如，反對黨習慣性地阻礙執政黨的改革方案，即使有關改革是有利于社會的，反對黨往往也會阻擾，它不愿意執政黨通過改革得分，而希望把改革留到自己上臺后再來進行，為自己的執政添彩。問題是，當反對黨贏得大選上臺后，原來的執政黨下野成為反對派，會以同樣的思維和邏輯來對待各種改革方案。議程周而復始，改革一拖再拖，問題積重難返，國家競爭力下降。正如《時代》周刊所說，“在美國，絕對不缺少新思維，也不缺少辯論和憤慨情緒的宣泄，最缺少的是如何解決問題的一致性?！?BR>    任何政黨執政，都不可能讓百分之百的民眾滿意。而社會的任何不滿情緒，都會被反對黨用來做政治文章。街頭游行隊伍中，常常能夠看到反對黨頭面人物，他們鼓動民眾上街，號召罷工。這種政治游戲導致民眾的情緒對立，政府的執政效率低下，國家經濟的競爭力不斷下滑。黨爭消耗公共資源，延誤國家發展機遇，給社會和諧帶來的裂痕，對此朝野雙方心知肚明，但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因為他們沒有辦法擺脫其政治制度的基本邏輯。這就是為什么在西方社會，很多問題有目共睹，但改革總是步履蹣跚的制度性原因。正如奧巴馬在評論此次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在此次債限上調問題角力時所說，對美國經濟真正的危害不是來自于外部，而是來自于國會中那些把黨派利益放到國家利益之上的議員。
    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民主政治異化成了選舉政治，各類選舉名目繁多，幾乎年年有選舉，牽扯了政治家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消耗了大量社會資源?！斑x票是硬道理”決定了政治家為當選不得不漫天許諾，當選后無法兌現承諾幾成鐵定規律。由于普通選民最關心的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因此那些真正具有全局性戰略思維，提倡為了國家長遠利益而犧牲眼前利益、為了全局利益而犧牲局部利益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足夠的選票，這一制度因素決定了絕大部分當選政治家都只能重視短期效應，“有遠見并說實話的人當選不了”成為一個可悲的現實。
    為了突出政績，取悅選民，政府不惜寅吃卯糧，罔顧償還能力大肆舉債，導致國家財政負擔越來越重，直到主權債務危機把國民經濟拉到崩潰的邊緣。為避免國家破產，政府不得不向外界求助，而IMF等國際金融機構救援的條件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在規定期限內有效緊縮財政，壓縮赤字。這一點卻恰恰是政治家很難做到的，緊縮財政、壓縮赤字意味著削減公共服務、減少福利、降低工資，會引起選民的不滿，政府若認真采取這種措施則意味著政治自殺，而新上臺的政府必然會吸取“前車之鑒”。從這一制度性因素出發進行分析，我們可以肯定，不論是當前歐洲諸國政府的緊縮方案，還是美國政府的減債計劃，都不過是政治家的說辭而已，不可能真正實現，這正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最大隱患。
    （二）放縱市場、信貸消費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
    二戰后，西方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逐漸形成了各自的發展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新自由主義模式。新自由主義主張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和金融化，篤信“市場萬能”，否定“市場缺陷”及其“失靈”的可能，片面夸大市場的自我修復功能，反對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曾一度推動美國經濟實現繁榮，但也埋下諸多隱患。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一系列原因，如金融監管松弛、衍生產品泛濫、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等等，均與推崇新自由主義有關。目前美國經濟“三高兩低”，問題即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惡果。
    歐洲模式是與美國模式并駕齊驅的另一種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它以自由競爭為基礎，同時平衡競爭與壟斷；以凱恩斯主義的政府適度調節為基礎，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以社會穩定原則為基礎，調節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關系。20世紀50－70年代，西歐國家以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和宏觀經濟調控為主導，贏得了經濟的繁榮發展，但也逐漸產生了體制僵化、制度創新不足、國際競爭力弱化等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后，受美國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干預，歐洲許多國家亦加快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進程。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蔓延到歐洲，使虛擬資本規模不斷擴大和日益國際化的歐洲金融業陷入危機。金融危機對歐洲的打擊甚至超過美國。
    歐洲國家為“最發達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而驕傲，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政策曾是歐洲模式的主要標簽。高福利造成歐洲國家財政入不敷出，社會公共開支增長超過經濟發展的速度、政府信貸盲目擴張、民眾負債超前消費等問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歐洲國家的高福利政策難以為繼，相關國家政府被迫執行緊縮政策，削減福利開支，從而對習慣了高福利生活的普通民眾產生嚴重沖擊，引發了社會風潮不斷。以希臘為例，希臘政府的負債率已達142.8％的超高位，緊縮財政勢在必行。民調顯示，雖有58.7％的希臘民眾支持政府的緊縮計劃，但超過86％的民眾反對縮減養老金及取消第14個月工資。也就是說，緊縮開支可以，觸碰既得利益不行，這里面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三）財團壟斷下的媒體功能異化
    西方經常夸耀其媒體享有完全的新聞自由，有“無冕之王”、“第四權力”之稱。媒體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范圍內監督政府、反映民情、預警社會，這在理論上沒有問題，而且是社會良性發展所必須的。但在現實中，作為一種逐漸被壟斷資本掌控的產業，西方媒體為了自身生存并謀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漸異化。
    西方媒體聲稱獨立于政府，但其背后的財團卻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利害關系。政客為了爭取選票或者鞏固地位，往往拉媒體為自己造勢，當選后利用執政地位給財團以回報，主要表現是為財團擴展業務開拓更好的政策空間，就像為競選出錢的財團大佬可通過“政治任命”獲得更好的安排一樣，這在西方已經成為一種“合法的腐敗”。而財團對其麾下的媒體也有潛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個媒體都非常清楚本集團的“政治紅線”在哪里。不同的媒體背后是不同的財團，不同的財團與不同的黨派存在利害關系。因此，西方新聞自由最鮮明特征、即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對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訐，不過是不同財團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勢而攻擊其政治對手而已，沒有太多的公平和公正可言，更談不上價值的中立。
    傳媒市場的殘酷競爭驅使媒體從業人員在新聞選題、新聞獲取等方面無所不用其極。為迎合大眾口味，一些媒體走媚俗路線，喜歡窺探名人隱私，炮制八卦新聞。為挖掘獨家新聞不擇手段，竊聽、造假屢見不鮮。2003年5月，《紐約時報》發生記者編造多條虛假新聞的事件，致使該報執行主編豪雷恩斯被迫辭職。此后，《波士頓環球報》、《今日美國報》等主流媒體也紛紛曝出造假丑聞。
    新聞自由原則的極端化導致政府監管的相對薄弱。以英國為例，該國沒有專門的報刊監管機構，缺乏針對平面媒體的相關法律，主要靠行業自律，由行業發起并出資的新聞投訴委員會進行松散管理。事實證明，這種行業自律在激烈的競爭中逐漸弱化，資本的逐利本性常常壓倒新聞從業者的職業道德和社會責任感，使其從信息獲取手段到議題選擇都可能偏離正確的軌道，對偏激輿論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四）失衡的國際力量對比和西方意識形態助長對外使用武力
    在西方國家國內政策制定中，議會確實有非常激烈的辯論，這些辯論是否避免了政府的錯誤決策，朝野各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外人沒有必要也很難去判別是非。但在國際事務中，違反國際關系基本原則、干涉別國內政、對弱小國家大打出手的明顯錯誤的動議，卻往往能在議會得到通過，而且辯論并不激烈?？此破婀?，其實不然。
    冷戰后，國際關系的失衡使西方發動戰爭的制約因素減少。西方發動戰爭的主角是北約，這一冷戰的產物并未隨著冷戰的結束和華約的消失而解散，反而不斷增加成員，擴展使命。目前，北約已經從成員國之間互保的軍事同盟轉變為可以在全球任何地方、就任何問題、在獲得或未獲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對任何國家動武的軍事組織。由于華約這一軍事制衡力量的消失，北約做出使用武力決策時的“后顧之憂”少了許多。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西方國家擁有了“精確打擊”的高科技軍事能力，對弱小國家的戰爭宛如熒屏上的電子游戲，可以對對方造成毀滅性打擊，己方卻只承受有限的低傷亡甚至“零傷亡”。精確打擊造成的平民傷亡和民用設施的毀損相對減少，也使戰爭發動方的國內政治及國際輿論壓力相應減小。在這種情況下，發動戰爭并不需要承擔太大的責任和太嚴重的后果，戰爭決策成為輕而易舉之事。結果是一場又一場戰爭被發動，一個又一個國家被摧毀，不僅給相關國家留下了幾十年都難以愈合的戰爭創傷，而且引發的問題將長期發酵，持續影響地區安全和穩定。
    西方國家為其價值觀和治理方式而自豪。但這些價值觀和治理方式是否適用于別的國家，特別是那些曾長期遭受殖民掠奪、物資條件極為薄弱、社會形態和文化傳統與西方完全不同的國家，西方卻很少有人去認真思考。而凡是與自己價值觀和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就被西方視為異類。西方通過各種手段在這些國家鼓動社會變動，一旦這些國家的民眾與政府形成街頭對峙，西方必然向這些國家的民眾傳遞支持信息，對這些國家的政府施加高壓，使其沒有辦法在正常的情況下恢復法律秩序。結果往往是游行示威演變成動蕩，動蕩演變成沖突，沖突演變成流血事件，流血事件為國際干預提供了依據，形勢由此進入惡性循環。實際上，在西亞北非動蕩的同時，歐洲若干國家的城市也在發生游行示威和騷亂。設想一下，如果此時國際媒體也鋪天蓋地地支持歐洲街頭民眾與政府對峙，也向歐洲國家的政府強力施壓，也譴責歐洲警察逮捕嫌犯的執法行動，那么相關國家的社會風潮和騷亂一定不會那么迅速就得以平息。
    西方政治體系中，公眾輿論與執政者的關系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現象。執政者對公眾輿論特別敏感，甚至被輿論牽著鼻子走。執政者關注公共輿論本屬應然，但如果圍繞某一特定事件輿論屬于某一特定利益團體所制造，政治家的決策就可能偏向這一利益集團的訴求。正因為如此，各種政治勢力圍繞著制造、引導、控制輿論展開了激烈的博弈。從一些發展中國家逃到西方的“異見分子”非常明白這一點，他們投西方意識形態之所好，利用西方媒體制造輿論，對本國事態進行夸大、歪曲、甚至捏造，以刺激西方民眾的神經，吸引西方政界的關注。西方議會討論國內政治議題時，由于利益各方在議會都有代表，因此辯論相對說來比較平衡和充分。但涉及別國事務時，由于出現在西方議會或媒體上的往往是這些“異見分子”，出于促成西方干預的動機，他們不但不會捍衛本國利益，反而會推動各種針對本國的制裁、譴責等議案，通過西方的強力干預來實現他們無法在本國法律框架內實現的政治抱負。因此，西方議會涉及外國問題的辯論經常是偏激、片面和浮淺的，基于這些片面討論通過的宣言、聲明，做出的制裁、動武等決定，反映的只是少數“異見分子”或分裂主義勢力的訴求，而傷害的則是對象國絕大多數民眾的利益及與相關國家的關系。
    （五）制度的初衷與時代的變遷
    前面談到的當前西方社會中的種種問題，既有其制度設計本身的問題，也有國際環境演變的問題。西方國家基于優越的地緣條件和歷史上的殖民積累，建立了雄厚的物資基礎和科技實力，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整套價值觀和治理方式。客觀而論，這些價值觀和治理方式符合西方社會的特點，它創造了西方的繁榮，制造了公民的參與感，滿足了公民的知情欲，通過競爭型選舉定期釋放社會壓力，使歷屆政府的錯誤決策隨著選舉換屆而一筆勾銷，維護了西方社會的相對穩定，這樣的制度設計有其獨到之處。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什么事情到了極端，也就開始向反方向轉化。當權力的相互制約異化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損的就是公共服務的效率；當民主由崇高的目的異化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會民眾；當新聞媒體異化為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傷害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權和隱私權；當“人道主義干涉”、“保護的責任”異化為發動戰爭的依據，為了保護一部分人就要造成更多人的傷亡，為了避免一個人道主義危機就要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當享受生活異化為超過償還能力的借貸消費，經濟崩潰就是遲早的事。如果把文明沖突視為必然，把異己文明視為威脅，企圖用一種價值觀來統治整個世界，用武力來強加治理模式，只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戰爭和貧困，只會讓人類社會的發展空間越來越小，讓人類思維在自然的挑戰面前越來越僵化和貧乏。由于以上種種原因，西方社會就不可能不處于困境，而鑒于西方在國際體系中所占的主導地位，整個國際社會也就不可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處于病態。
    西方的制度困境有其發展階段的內在原因，也與時代變遷緊密相關。在經濟全球化、信息革命和新興國家群體性崛起的背景下，西方國家面臨的世界與二戰前甚至冷戰結束前都不可同日而語。針對國際社會出現的新趨勢、新變化，新興發展中國家迅速進行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的大改革，制定或調整國際戰略，抓住了巨變中世界提供的發展機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而同一時期，西方陶醉于冷戰的勝利，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判定“歷史已終結”，從而固步自封，思想保守，制度僵化，失去了發展的活力。這是目前西方社會各類問題頻發的最深層次原因。
    分析西方社會當前的困境及其深層次和結構性的原因，并不是要證明西方制度已經腐朽、沒落和垂死，也不認為這種制度一定會被另一種制度所取代，更不想把當今國際社會的所有問題歸咎于西方。但是，西方政治家必須意識到，目前西方國家的某些做法是不可持續的，國際社會的問題和西方國家困難的根源并不只存在于非西方世界，而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有關。西方若不改變現在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就會在自身的困境中越陷越深，所造成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多。
    四、理性看待當前西方的政治經濟困境
    任何政治社會制度都有其優勢和劣勢，發展過程中出現波折也是自然和正常的。關鍵是有關制度能否與時俱進，順應時代的發展，適應形勢的演變。西方制度是一種有一定的自我修復機制的制度，盡管現在兩黨的零和博弈、政府的借債度日和民眾的超前消費損害了社會的發展，但西方文化有較強的危機意識和批判精神，當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國民意識到問題涉及國家安危和民族前途時，西方社會能迅速地攜手應對。事實上，現在西方政治家已經開始進行反思并借鑒別國的經驗。今年6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在非盟總部講話強調，良政固然需要自由、公正、透明的選舉，自由的媒體，獨立的司法和保護少數民族權利，但“民主也必須為人民提供經濟機會、工作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美國著名學者伯索爾與福山也撰文指出，各國政府要促進工業發展和提供社會安全網絡，就必須改革公共部門，使官僚機構發揮作用，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迅速恢復增長，就在于有一套嚴格管理、自上而下的決策體制，從而避免被混亂的民主程序耽擱。
    當前的政治經濟困境并不意味著西方的衰退。由于近年來美歐日三大經濟體增長率都在低位徘徊，并且政治社會問題多發，國際干涉捉襟見肘，因此關于西方“衰退”的評論頻見于報端。然而，西方經濟增長率雖然大大低于新興國家，但仍然在增長，而且由于西方經濟體較大的基數，即使是較低的增長率，增加的絕對經濟量也是巨大的。例如，美國2010年GDP總量為14.62萬億美元，按美聯儲預測的2011年3.7％左右的增長率計算，年增量約為5400億美元；中國2010年GDP總量約為6萬億美元，按9％的高增長率計算，年增量也僅僅是5400億美元，與美國持平。但中國很難一直保持如此高的增長率，而美國也不會始終在低位增長率上徘徊。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的認識。
    當前的政治經濟困境也不意味著西方實力的降低。雖然目前西方社會處于困境之中，但其雄厚的經濟基礎、高水平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高投入的科技研發、完備的社會基礎設施、豐富的能源和資源儲備、超強的軍事實力，以及國際議題的設置能力、世界輿論的影響力等，都是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新興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雖快，但人均GDP的排序，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比重，城市化率的高低，醫療衛生服務的公平性，食品的安全性，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性，社會穩定系數，國際美譽度等軟硬實力指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也不是一星半點。我們沒有理由盲目樂觀。
    西方目前面臨的政治經濟困境，更不意味著其將放棄對國際體系和國際事務的主導，或進行國際戰略收縮。西方主導下形成的現行國際體系和游戲規則并未因目前面臨的困境而改變。相反，西方越是處于困境，就越需要借助對其有利的國際體系來維護其現存的國際地位和既得利益，對任何修改游戲規則的訴求就越加警惕和抵觸。由于西方國家處于政治經濟的困境之中，其“既得利益者心態”會更加強烈，對新興國家的崛起會更加戒備，對新興國家國際影響的擴大會更加敏感，對新興國家在世界各地利益點的新增長會更加防范。因此，西方國家下一步不但不會進行戰略收縮，反而會奉行更加進取的國際戰略。
    不同的政治制度需要相互借鑒和完善。世界是豐富多樣的，不同的歷史文化、自然條件、發展水平、社會形態、人口構成，在地球的不同區域形成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外界的不同平衡，形成了不同的社會生態和治理模式。這些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態和治理模式是人類與自然進行艱難斗爭、在不同的自然條件下謀生存求發展的產物，是人類頑強生命力的真實寫照，也是國際社會的寶貴財富。我們堅信我們的制度符合中國國情，我們也不諱言我們的制度需要改革，但西方政治家也應該認識到，沒有一種政治制度是十全十美的，西方的制度同樣有需要反思和改革的地方，我們希望不同的制度在相互借鑒和碰撞中更加完善。當今世界是相互依存的世界，我們期待著西方通過變革盡快走出困境，實現世界共同發展和繁榮。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3期，摘自2011年第5期《國際問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