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話重提：知識分子的責任

---用特權挑戰國家

諾姆·喬姆斯基 著 吳萬偉 譯

因為我們常常不能親眼目睹所發生的事，稍微遠一些的東西就可能被完全遮蔽或許并不太令人驚訝。我們剛剛見證了一個有教育意義的例子：奧巴馬總統在五月一日派遣79名突擊隊員進入巴基斯坦去執行顯然是精心準備的暗殺行動，目標就是9-11恐怖襲擊的頭號嫌疑犯本·拉丹（Osama bin Laden）。雖然行動目標沒有武裝也沒有得到保護，很容易逮捕，但他還是被輕易射殺了，尸體也被直接扔進大海。這次行動被自由派媒體認為是“正義的和必要的”。他沒有得到像納粹戰犯那樣的審判，海外司法當局注意到這個事實，它們雖然同意這次行動，但認為行動應該符合程序的要求。正如伊萊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提醒我們的，國際法禁止暗殺的情況可以追溯到亞伯拉罕·林肯的強烈譴責，他在1863年譴責暗殺是“國際不法行為”，是被“文明國家”視為“恐怖行徑”的“暴行”，應該受到“最嚴厲的報復”。

1967年，本人在寫到美國入侵越南的欺騙和歪曲時討論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問題，這個術語借自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二戰后的一篇重要文章。在9-11襲擊十周年來臨之際，在人們普遍贊同美國暗殺首要嫌疑犯的情況下，重新思考這個問題似乎是合適的時間。但在思考知識分子的責任之前，值得清楚說明我們說的知識分子到底是什么人。

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概念是隨著德雷福斯護衛者在1898年寫的“知識分子宣言”流行起來，左拉（Emile Zola）為抗議而向法國總統寫的公開信“我控訴”，信中既譴責了針對法國炮兵軍官阿爾弗勒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叛國指控又譴責了軍方后來掩蓋真相的活動。德雷福斯事件的立場傳達了知識分子依靠勇氣和正直對抗權力，充當正義捍衛者的形象。不過，在當時，他們可根本沒有被這么看待。史蒂文·盧克斯（Steven Lukes）寫到，德雷福斯護衛者是受教育階級的少數人，他們遭到知識界主流尤其是受到強烈反對德雷福斯的法蘭西文學院（Académie Française）里流芳千古者的嚴厲譴責。對小說家、政客、反德雷福斯的領袖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來說，德雷福斯護衛者是“大學講臺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對另外一位流芳千古者費迪南·布呂納（Ferdinand Brunetière）來說，“知識分子”這個詞本身就代表了“我們時代最荒謬的怪誕之一，我的意思是把作家、科學家、教授、文學家提升到超人地位的矯揉造作，”他們敢于“把將軍當作白癡，把社會制度視為荒謬，把傳統看作病態。”

那么，什么人是知識分子呢？左拉（因為涉嫌誹謗而被判入獄，后來逃亡國外）激勵的少數人嗎？還是學術界的流芳千古者？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回蕩，今天提供了一個決定“知識分子責任”的框架。該術語模糊不清：它指知識分子作為有一定地位的體面人使用特權和地位推動自由、正義、慈善、和平和其他情感關懷等事業的道德責任？還是指他們被期待發揮的作用，為領袖和現有制度服務而不是貶損他們？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出現了一個答案，當時戰爭各方的著名知識分子都熱情地站在自己國家一邊。

在“93位德國知識分子的《告文明世界宣言》”中，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的領袖人物呼吁西方“對我們應該有信心。相信我們會作為文明國家把這場戰爭進行到底，對我們來說，歌德、貝多芬和康德的遺產就像自己的心靈和家園一樣神圣。”戰爭另一方的知識分子同行為神圣事業奮斗的熱情同樣高昂，但已經不僅僅是自我諂媚了。他們在《新共和》上宣稱“戰爭的有效和決定性的工作一直是由一個階級來完成的，這個階級肯定被全面地理解但松散地描述為“知識分子”。這些進步人士相信他們能夠確保美國“在經過了社會中最有思想的人最認真的深思熟慮并做出道德審判之后”才進入戰爭。實際上，他們是英國情報部胡編亂造的受害者。該情報部秘密尋求“指導世界上大部分人的思想”，尤其是美國進步知識人士的思想，這些人將幫助把一個和平國家拉進戰爭的狂熱中。

約翰·杜威（John Dewey）對戰爭造成的“心理和教育上的重大影響”印象深刻，它證明了人們---更準確地說是“社會中的智者”能夠“理解人類事務并有意識地聰明地管理它們”以便達成所追求的高尚目標。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對這條線亦步亦趨。著名的人物如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像左拉一樣被判入獄。德布斯因為質疑威爾遜總統的“民主和人權戰爭”而受到嚴厲的懲罰，被判處十年徒刑。戰爭結束后，威爾遜總統拒絕赦免他，雖然最后哈定總統寬容了他。有些人如索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雖然遭到嚴厲譴責但沒有受到懲罰；凡勃倫因為起草了一份報告而遭到食品管理局的辭退，報告顯示農場勞動力的缺乏的問題可以通過終止威爾遜殘酷虐待勞工尤其是世界國際工人協會的做法而得到解決。倫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因為批評“仁慈的帝國主義國家聯盟”及其高尚的事業之后被進步雜志開除。

知識分子受到稱贊和懲罰的模式在歷史上一直都不稀罕：那些站在服務國家一邊的人往往受到知識界的普遍贊美，而那些拒絕站在服務國家一邊的人則受到懲罰。因此，威爾遜總統和為他提供服務的進步知識分子都受到高度稱贊，但德布斯沒有。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遭到殺害，而且很少被知識界主流看作英雄。羅素即使在死后還持續受到嚴厲譴責，即使在當今的傳記里，依然如此。

因為權力往往占上風，為政府服務的知識分子往往被視為有責任心的人。

1970年代，著名學者更明確地區分了兩種知識分子。1975年的著作《民主的危機》為布呂納的荒謬的怪異者貼上了“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的標簽。他們向民主政府提出挑戰，這些挑戰與在過去的貴族集團、法西斯主義運動和共產黨提出的挑戰至少同樣嚴重。”除了其他不良行為之外，這些危險人物“一心一意詆毀領導，挑戰權威”，挑戰負責“為年輕人灌輸思想”的機構，有些人如倫道夫·伯恩甚至墮落為質疑戰爭目的崇高性的深淵。申斥這些質疑權威和現有秩序的壞蛋的人是自由派的國際主義者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北美、西歐和日本三個地區十四個國家的民間組織）學者，卡特政府的多數成員就是來自從這個群體。

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新共和》的進步人士，《民主的危機》的作者把知識分子的概念從布呂納的荒謬的怪異者擴展到了一些好人：“技術官僚和政策研究的知識分子”，在現有體制中投身于影響政策的建設性工作，并確保對年輕人的思想灌輸按正確軌道行駛的認真和嚴肅的思想家。

杜威只花了幾年時間就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認真負責的技術官僚和政策研究型知識分子變成了大學講臺上的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譴責“不自由的媒體”，并質疑“在現有經濟制度下大規模的真正的思想自由和社會責任到底能走多遠”。

特別讓三邊委員會學者苦惱的是1960年代動蕩時期的“過分的民主”，當時人口中通常比較消極和冷漠的人也參與政治活動，并表達他們的關心了：少數民族、女性、年輕人、老年人、工人，總之是有時候被稱為“特殊利益團體”的人。他們不同于亞當·斯密所說的作為政府政策“主要設計師”，追求“可恥格言”：“一切都為我們自己，根本不考慮別人”的“人類主人”。三邊委員會學者的著作不探索也不討論政治領域的主人的角色，因為這是不言而喻的，主人代表了“國家利益”，就像那些自稱帶領國家進入戰爭是“在經過了社會中最有思想的人最認真的深思熟慮并做出道德審判之后”的進步人士。

為了克服特殊利益集團強加在國家上的過重負擔，三邊委員會成員呼吁“溫和民主”，即低劣者返回政治消極狀態，甚至回到“杜魯門能夠在與華爾街少數律師和銀行家合作管理這個國家”的美好時光。那樣，民主就繁榮昌盛。

其實，三邊分子本來可以宣稱要堅持憲法的最初意圖，它“本來就是旨在抗衡當時民主趨勢”的貴族文件，如果用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準確用語就是，通過把權力交給人民中“更好的人”而限制“那些既不富裕出身也不高貴的人擁有政治權力”。但是，作為對麥迪遜的辯護，我們應該承認他具有前資本家時代的心態。在決定權力應該落在掌握“國家財富”的人手中時，他設想的“一群更有才干的人”是想象中的羅馬世界的“開明政治家”和“仁慈哲學家”模式。他們“純粹和高貴”，是“具有智慧、愛國心、財富、獨立背景”的人，“他們的智慧能最好地辨認出國家的真正利益，他們的愛國心和對正義的熱愛最不容易被暫時的片面的考慮所犧牲。”所以，這些具有良好天賦的人應該“提煉和擴展公共觀點，”防止公共利益免受民主多數的“危害”。同樣道理，威爾遜式的進步知識分子或許在行為科學的發現中得到安慰，1939年心理學家和教育理論家愛德華·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解釋說：

在智慧和善待同胞等道德之間存在實質性的相關關系，這是人類的福氣。因此，在能力上比我們優越的人也往往是我們的恩人，我們的利益委托給他們管理在通常情況下比交給我們自己更安全。

這個主張給人安慰，雖然有些人可能覺得亞當·斯密的眼光更犀利。

因為權力往往占上風，為政府服務的知識分子往往被認為有責任心，而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則遭到排斥或打壓。在國內確實如此。

至于敵人，兩類知識分子的區分依然存在，但價值正好相反。在前蘇聯，以價值為基礎的知識分子被尊稱為持不同政見者，而我們對那些政府官僚、人民委員和研究政策的知識分子則只有蔑視。在伊朗，我們同樣尊重那些勇敢的持不同政見者，但譴責那些為執政當局辯護的人。在其他地方也多數如此。

使用可敬的詞語“持不同政見者”是有選擇性的，當然，它不被當作褒義詞用來指國內的以價值為基礎的知識分子，或用在那些與美國支持的國外獨裁者斗爭的人。就拿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有趣例子來說，他在2008年才從美國官方的恐怖分子名單上刪掉，現在可以在沒有特別授權的情況下到美國旅行。

20年前，按照五角大樓的報告，他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組織”之一的頭目，是罪犯。這就是為什么里根總統不得不支持實施種族隔離制度的政權，違反國會實施制裁的規定擴大與南非的貿易，支持南非劫掠鄰國。按照聯合國的研究，它造成了150萬人死亡。那只是里根宣稱的打擊“現代瘟疫”或者國務卿喬治·舒爾茨（George Shultz）說的“當今時代的野蠻行徑”的反恐戰爭的一個場景。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中美洲數以萬計的尸體和中東更多萬人的傷亡等罪行。難怪里根這個偉大的溝通者（the Great Communicator）被胡佛研究所的學者稱贊為巨人，“他的精神似乎跨越整個國家，像一個溫暖和友好的神靈看著我們”，最近，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前還設立了一座雕像來紀念他。

令三邊學者特別苦惱的是1960年代的“過分的民主”。

拉丁美洲的例子非常說明問題。那些在拉美呼吁實現自由和正義的人不會被承認是可敬的持不同政見者。比如，在柏林墻倒塌一周之后，拉美六名知識分子領袖和耶穌會牧師都在薩爾瓦多高層的直接命令下被砍頭。劊子手是華盛頓武裝和訓練出來的精英部隊，他們已經犯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和恐怖罪行。他們剛剛在北卡羅萊納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肯尼迪聯合特種作戰指揮部接受重新培訓后返回國內。那些遭到謀殺的牧師并沒有被當作可敬的持不同政見者來紀念，這個半球像其他異議者也沒有。可敬的持不同政見者只被用來指東歐那些敵國的爭取自由的人士。他們當然受苦了，但并不比拉美的同行受苦更多。

這種差別值得深入探索，它告訴我們“知識分子責任”這個術語和我們自己的含義的很多內容。正如約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在最近出版的劍橋大學《冷戰史》寫的，從1960年到“1990年蘇聯垮臺，拉丁美洲的政治犯、虐待的受害者以及被處決的非暴力政治異議者的數量遠遠超過蘇聯和東歐衛星國，”這一點并不引起爭議。在被處決的人中有很多是宗教殉道者，也有很多是遭到集體屠殺的，這些都是華盛頓引起或者提供支持的。

那么，為什么有這些不同呢？有人可能指出，東歐發生的事比我們控制的南方的命運意義更大。看到有人說出這種論證會感到非常有趣。也可以看到解釋我們為什么應該忽略基本的道德原則的論證，其中是如果我們真的關心人民的苦難和當權者的罪行，真的關心正義和權利，我們將專注于能做最大的善的努力，典型的情況是我們應該為發生的一切分擔責任。要求敵人遵從這樣的原則并沒有任何困難。

我們很少人關心或應該關心蘇聯氫彈之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或伊朗女作家阿卜迪（Shirin Ebadi）有關美國和以色列的罪行的言論，我們敬佩他們是因為他們在自己國內的言行。這些結論對那些生活在更自由和更民主的社會中的人來說更準確，因此他們有更多機會去采取更有效的行動。有趣的是，在最受尊重的知識分子圈子里，其行為往往與基本道德要求正好相反。

但是，讓我們適應并只關注具有歷史意義的事情。

從1960年到1990年美國在拉美卷入的戰爭，除了恐怖血腥之外，還有長期的歷史意義。只考慮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它們在相當程度上是反對教會的戰爭，目的就是要摧毀1962年梵蒂岡第二此大公會議宣稱的異教徒，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領導下，如果用著名的神學家漢斯·昆（Hans Küng）的話說，就是“開創了天主教會歷史的新局面”，恢復了在4世紀時就一直被冷落的福音教導。康斯坦丁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確立了基督教作為羅馬帝國的宗教的地位，開創了從“受迫害的教會”轉向“迫害他人的教會”的“革命”。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異教徒被采取“窮人的優先選擇”的拉美主教所接受。牧師、尼姑和老百姓把福音中與生俱來的和平主義信息帶給窮人，幫助他們組織起來以便改變他們在美國權力主導下的悲慘命運。

就在同一年即1962年，肯尼迪總統做出了幾個關鍵的決定。其中一個是把拉美的軍事使命從“半球防御”（來自二戰的無政府主義）轉向“國內安全”，實際上就是針對國民的戰爭，如果他們敢抬頭的話。領導美國的反叛亂斗爭和制訂從1961年到1966年國內防御計劃的查理斯·米其林（Charles Maechling）描述1962年決定的并不令人吃驚的后果是一種轉變，從對“拉美軍方的貪婪和殘忍”的寬容轉向美國支持“像納粹頭子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一樣的滅絕營”，從而成為他們罪行的“直接幫兇”。其中一個主要的倡議是華盛頓策劃的巴西軍事政變，在肯尼迪被暗殺后不久實施，導致了野蠻和殘酷的國家安全體制。鎮壓的傳染病迅速蔓延到整個半球，包括確立了皮諾切特獨裁政權的1973年政變，后來是最邪惡的阿根廷獨裁者，這是里根政府的最愛。中美洲的轉變出現在“溫暖和友好之神”領導下的1980年代（不是第一次），現在里根仍然因為其成就而受人尊重。

就在柏林墻倒塌時耶穌會知識分子被殺是戰勝異教徒的最后一擊，高潮是薩爾瓦多十年的恐怖統治，開始于暗殺被稱為“無聲者的聲音”的大主教奧斯卡·若梅若（Óscar Romero）。反教會戰爭的勝利者自豪地宣稱他們的責任。以培訓拉美劊子手著稱的美國學校（后來被重新命名）宣稱其“談論的要點”之一是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發起的解放神學“在美國軍隊的資助下被打敗”。

實際上，1989年11月的暗殺幾乎是最后的一擊。還需要更多。

一年后，海地舉行了它的第一次自由選舉，華盛頓和其他國家一樣預測他們看中的來自特權精英的候選人可以輕易取得勝利，但令他們驚訝的是，貧民窟和山區組織起來的民眾卻選擇了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一個信仰解放神學的民粹派牧師。美國馬上從支持民選政府的立場上轉變，幾個月后通過軍事政變推翻了他，給予邪惡的軍方及其精英支持者大量支持。違反國際制裁擴大與它的貿易，在克林頓時期進一步增加，總統還違抗自己說出的原則，授權德士古（Texaco）石油公司給屠殺成性的統治者供應石油。

我將略過此后的丟人行徑，我會在其他地方詳細論述。但是有一點，我想在這里提提。2004年，海地的兩個傳統虐待者法國和美國加上加拿大強行干預，他們綁架了阿里斯蒂德（他再次當選）總統，把他運出中美洲，他和他的政黨實際上被禁止參加2010-11年的荒唐選舉，這是可以追溯到數百年前的恐怖歷史的最近場景，但是這些罪行美國人很少知道，他們更愿意傾聽美國人挽救人們擺脫可悲命運的故事。

陶醉在贊美聲中是愜意的，抗議政府的敵人的暴行，但不會考慮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的優先選擇。

1962年肯尼迪做出的另一個重大選擇是派遣由威廉·亞伯拉夫將軍（General William Yarborough）領導的特別行動隊到哥倫比亞，他建議哥倫比亞安全部隊采取“準軍事行動，即針對著名共產黨支持者的騷擾和或恐怖行動”，這些行動“應該會得到美國的支持”。哥倫比亞人權永久委員會可敬的主席和前外交部長阿爾弗雷德·瓦茲奇·卡里佐薩（Alfredo Vázquez Carrizosa）清楚說明了“共產黨支持者”的意思，他寫到肯尼迪政府“不辭勞苦把我們的正規軍改造成反叛亂突擊隊，采取敢死隊的新戰略。”

開始了在拉美眾所周知的國家安全體制，不是防御外部敵人而是讓軍方成為游戲主宰者的方法，正如巴西政權、阿根廷政權、烏拉圭政權、哥倫比亞政權明確說明的，國家有權利打敗國內敵人。消滅社會工作者、工會分子、不支持現政府的男男女女和被認為是共產黨極端分子的人等是正確的。這可以意味著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人權積極分子等任何人。

專門研究拉美人權的美國著名專家拉茲·舒爾茨（Lars Schoultz）在1980年的研究中發現，美國援助“傾向于大比例地流入到虐待國民的拉美政府，造成了這個半球相對來說更嚴重的人權侵犯。”這包括根本與需要無關的軍事援助，卡特總統時期這種援助仍繼續流入。自從里根政府時期，這種研究就一直很膚淺。在1980年代，最臭名昭著的違犯者之一是薩爾瓦多，因而變成美國軍援的主要受益者，后來它被該半球最糟糕的人權侵犯者的哥倫比亞取代。作為大赦國際的使命的一部分，我在2002年訪問他時得知，瓦茲奇·卡里佐薩本人在波哥大（Bogotá）的住處受到嚴密保護。這次為期一年的活動主要是保護哥倫比亞的人權保護者和工會積極分子，大部分是國家恐怖活動的受害者：窮人和無助者。哥倫比亞的恐怖和虐待之外，還有打著反毒品戰爭的旗號的化學武器熏蒸劑的使用，造成大量人口從城市貧民窟逃離和幸存者的痛苦。哥倫比亞的總檢察長辦公室現在估計，超過14萬人被準軍事組織所殺，他們通常和美國支持的軍方保持密切的合作關系。

屠殺的跡象到處都有。一年前，在哥倫比亞南部偏遠村莊的一條幾乎無法通行小路上，我的同伴和我看到一片墳墓，上面有許多簡單的十字架標志著準軍事組織對當地公交車襲擊的遇難者。屠殺的報告非常生動，我們與幸存者的短時間交流了解到他們是我有幸遇到的最友好、最善良的人，這個畫面更栩栩如生，因而更令人痛苦。

這是對美國人應該承擔責任的可怕罪行的最簡單描述，至少我們能夠很容易地減輕這種罪過。

但是更愜意的是陶醉在勇敢抗議政府敵人的暴行的贊美聲中，這當然是良好的行動，但不會考慮認真承擔起責任的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的優先選擇。

與敵國的受害者不同，國內的受害者不僅被忽略被很快忘記，而且被玩世不恭地侮辱。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薩爾瓦多的拉美知識分子被謀殺幾個星期后。哈維爾（Vaclav Havel）訪問華盛頓并在國會兩院發表演講。在癡迷的聽眾面前，哈維爾稱贊華盛頓是“自由的捍衛者”，“他們理解作為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責任”，關鍵是不久前他們為殘酷屠殺薩爾瓦多而承擔的責任。

自由派知識分子階級陶醉在他的贊美中。安東尼·劉易斯（Anthony Lewis）裝腔作勢地說，哈維爾提醒我們“我們生活在浪漫的時代”。自由派其他著名評論者陶醉在哈維爾的“理想主義、他的諷刺和優雅”中，就在他“鼓吹個人責任的艱難主張”時，國會對他的天才和正直“顯然既尊重又感到痛苦”，他們在詢問為什么美國缺乏這么深刻的知識分子，缺少能以這種方式“提升道德到自我利益之上”的人，為散落在我們留下苦難的國家里的遭受虐待和屠殺的累累尸體而稱贊我們。在蘇聯武裝起來和培訓出來的精英部隊暗殺了哈維爾和他手下的一半人之后，如果被謀殺的耶穌會最著名知識分子埃拉庫里亞（Father Ellacuría）在杜馬（Duma）說出這樣的話，我們不需要等待人們會做出什么反應，這種表現是不可想象的。

暗殺本拉丹也讓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受到侮辱的受害者。有關這次行動有很多話要說，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討論過的，包括華盛頓愿意面對一場重大戰爭的嚴肅風險，甚至可裂變材料泄露給圣戰者的風險，但是讓我們繼續專注于為這次行動所挑選的名字“杰羅尼莫行動”（Operation Geronimo）。該名稱引起墨西哥的憤怒，在美國出現了不同地方群體的抗議活動，但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個事實，即奧巴馬是把本拉丹當成了阿帕奇印第安人首領。杰羅尼莫領導了反對侵略者的頑強抵抗，侵略者試圖讓人民屈服于美洲土著人的不幸命運，如果用偉大戰略家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的話說，“我們用如此無情和邪惡的殘酷手段消滅了他們，這是美國最嚴重的罪行之一，我相信將來有一天會遭到上帝的審判”。作為這種命運的設計師，他是在為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負有責任的行為之后很久所說的話。這個隨意挑選的名字讓人想起我們用自己罪行的受害者的名字命名屠殺武器時的隨心所欲：阿帕奇、黑鷹、夏延（Cheyenne）。如果納粹德國空軍（the Luftwaffe）把其戰斗機命名為“猶太人”或者“吉普賽人”的話，我們或許做出不同反應。

第一次9-11襲擊和第二次不同，它沒有改變世界。基辛格說它“沒有產生任何重大后果。”

有時候，否認這些“嚴重罪行”是明目張膽的。只舉幾個最近的例子，兩年前，在世界最著名的左派自由派知識分子刊物《紐約書評》上，拉塞爾·貝克（Russell Baker）列舉了他從“英勇的歷史學家”埃德蒙德·摩根（Edmund Morgan）的著作中了解到的內容：即哥倫布和早期探險家到來時，他們“發現一個大洲一望無際，上面稀稀拉拉住著農耕者和狩獵者。在從熱帶雨林到北方冰天雪地的這個無邊無際的天然世界，只有不足一百萬居民。”這個數字少了數千萬人，而這個“一望無際的地方”包括了該大洲上先進的文明。沒有出現任何反應，四個月之后，編輯發布了更正聲明，注意到當時在北美有1800多萬居民，和沒有提到的“從熱帶雨林到冰天雪地的北方”數千萬人。這些包括先進的文明和“毫無仁慈的殘酷無情和背信棄義”在幾十年前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其重要性抵不上一個隨口所出的詞。一年后在《倫敦書評》上，著名的歷史學家馬克·馬佐爾（Mark Mazower）提到美國“對土著居民的虐待（mistreatment）”再次沒有引發任何評論。如果敵人犯下了與此罪行相當的罪行，我們愿意接受這種用詞嗎？

如果知識分子的責任指的是他們作為具有社會地位的體面人的道德責任，使用其特權和地位推動自由、正義、仁慈、和平的事業，不僅說出敵人的暴行而且更重要的是，說出我們涉嫌其中的罪行或者我們本來可以減弱或消除的罪行，那么，我們該如何思考9-11襲擊？

可以理解的是，人們普遍擁有9-11事件“改變世界”的觀念。那天的事件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其中一個是導致布什總統重新宣布羅納德·里根的反恐戰爭，第一次反恐戰爭實際上已經“消失”，如果借用我們最喜歡的拉美劊子手和虐待狂的說法，可能是因為其后果與我們更喜歡的自我形象不吻合。另外一個后果是入侵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在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實行的軍事干預以及對伊朗（標準的說法是“任何選擇都有可能”）的持久軍事威脅。在任何一個維度，其代價都是巨大的。這說明了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而且不止一次提問過了，那就是：有沒有其他選擇？

有些分析已經注意到本拉丹在反美斗爭中贏得了幾次重大勝利。記者埃里克·馬格里斯（Eric Margolis）寫到“他一次次地確認把美國從穆斯林世界趕出去并戰勝其代理人的唯一方法把美國拉入到一系列小規模但代價高昂的戰爭中，這些戰爭將最終讓他們破產。”

布什和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先后迫不及待地跳入本拉丹布下的陷阱。怪異擴張的軍事冒險和債務迷戀或許是那個自信能打敗美國的人留下的最可怕遺產。

布朗大學沃森國際研究院（Watson）的戰爭成本研究報告估計，最終的賬單或許高達3.2-4萬億美元。這是本拉丹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華盛頓急于跳進本拉丹布下的陷阱再次變得很明顯。從1996-1999年負責追蹤本拉丹行蹤的中情局高級分析師邁克爾·紹伊爾（Michael Scheuer）寫到“本拉丹一直非常準確地告訴美國他發動針對我們的戰爭的理由。”基地組織的領袖紹伊爾繼續說“那就是改變美國和西方針對穆斯林世界的政策。”

正如紹伊爾解釋的，本拉丹基本上取得了成功：“美國武裝力量和政策已經完成了伊斯蘭世界的激進化，而這是本拉丹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一直在努力并取得部分成功但沒有最終完成的任務。結果，我認為可以大膽地得出結論，美國仍然是本拉丹唯一的不可缺少的盟友。”甚至在他死后，仍然如此。

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圣戰者運動在9-11襲擊后可能分裂和遭到削弱，因為在運動內部遭到嚴厲的批評。而且，正如正確指出的“反人類罪行”可能是作為犯罪來實現的，引起國際合作追捕嫌疑犯。這在襲擊后得到普遍的承認，但這樣的觀點政府決策者根本就沒有考慮。似乎沒有人想到塔利班的試探性建議---對基地組織領導人實施司法審判，雖然我們不清楚這個建議的認真程度如何。

當時，我引用羅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的結論，9-11的恐怖罪行是在“邪惡和可怕的殘忍”下完成的，這確實是個準確判斷，犯罪行為本來可能更嚴重。假設被賓夕法尼亞的勇敢乘客擊落的聯合航空93號航班轟炸了白宮，把總統殺掉了將會怎樣？假如犯罪分子計劃或者確實進行軍事獨裁屠殺了數千人折磨了數萬人呢？假如在犯罪分子支持下建立了新獨裁政權，國際恐怖中心幫助在其他地方實施類似的恐怖和虐待體制，就像錦上添花一樣，再招募一群經濟學家---這些“坎大哈男孩”把經濟迅速拉入到歷史上最糟糕的衰退之中。那當然要比9-11襲擊嚴重得多。

正如我們應該知道的，這不是思想實驗。它確實發生了。當然，我指的是拉丁美洲所說的第一次“9-11”，即1973年的9月11日，美國成功地用軍事政變推翻了智利的薩爾瓦多·阿蘭德（Salvador Allende）民主政府，讓皮諾切特將軍的可怕政府上臺。這個獨裁政權延攬了芝加哥男孩——芝加哥大學訓練出來的經濟學家改造智利的經濟。想想經濟上的破壞、虐待和綁架，乘以25倍被殺害的人數得到人均數值，你將看到第一次9-11的破壞性有多么大。

特權產生機會，機會意味著責任。

若用尼克松政府的話說，推翻政權的目標是殺死可能鼓勵所有“試圖攻擊我們的外國人”的“病毒”，這些人可能通過接管其資源和更籠統地追求一種華盛頓不喜歡的獨立發展道路的政策而傷害我們。背景是尼克松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結論，如果美國不能控制拉美，就別指望“在世界其他地方實現成功的秩序”。正如亨利基辛格說的，華盛頓的“信用”將受到破壞。

和第二次不同，第一次9-11并沒有改變世界。幾天后基辛格向上司保證它“不會產生任何嚴重的后果”。如果從它在傳統歷史上的地位來看，他的話確實沒有錯，雖然幸存者或許對這次事件的看法不同。

這些沒有多大后果的事件并不僅限于推翻智利民主政府的軍事政變以及隨后出現的恐怖故事。正如上文討論過的，第一次9-11只不過是1962年肯尼迪政府把拉美軍隊的使命轉向“國內安全”而開始的劇本的一個場景而已。此后的脫落也沒有多大后果。這是當歷史被負責任的知識分子捍衛時產生的熟悉模式。

正統的知識分子，那些支持官方目標忽略官方罪行或為其辯護的人在社會中得到榮譽和特權似乎接近歷史普遍性，而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受到這樣那樣的懲罰。這個模式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歷史記錄。是那個被指控腐化雅典年輕人的人被迫喝下毒藥，正如德雷福斯護衛者被指控“腐化心靈，因而毒化整個社會”，而1960年代以價值為中心的知識分子被指控干涉“對年輕人的思想灌輸”。

在希伯來的圣經中，有些人若按當今的標準看是異議者知識分子，在英語翻譯中被稱為“先知”。因為他們批判性的地緣政治分析，對當權者罪行的譴責，呼吁公平正義以及對窮人和受苦人的關懷而引起當局的極度惱怒。最邪惡的國王之一亞哈（King Ahab）譴責先知以利亞（Elijah）是以色列的憎惡者，是第一個“自我憎恨的猶太人”或現代意義上的“反美分子”。和當局的恭維者不同，這些先知受到嚴厲懲處，而那些諂媚者后來被譴責為偽先知。這個模式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這樣，反而會令人吃驚了。

至于知識分子的責任，我覺得除了一些簡單的真理外沒有什么好說的。就這個術語的使用來看，知識分子通常是享受特權的，特權產生機會，而機會意味著責任。因此，一個人就有了多種選擇。

譯自：“The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 Redux”by Noam Chomsky

http://www.bostonreview.net/BR36.5/noam_chomsky_responsibility_of_intellectuals_redu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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