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繩人的尷尬處境

　　關于沖繩，除了那些專門的研究者或者特別有興趣的人之外，中國社會是缺少了解的。自從1879年被明治日本吞并之后，它一直不得不處在一個“臨界狀態”：在明治政府的控制下，古老的琉球社會失去了自己的語言習俗，變成了日本的一個縣“沖繩”。對它而言，“近代化”同時也意味著“日本化”。如同沖繩人所說，這種近代化和日本化給他們帶來很多困惑，例如他們不得不跟隨明治日本一起廢除了舊歷新年，過起“陽歷新年”來；不過更大的困惑在于，對于曾經享有自由與和平的琉球社會而言，日本化帶來的首先是現代化的各種負面后果。經濟自主權的喪失自不待言，就中，最為殘酷的是它不得不卷入明治以來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特別是“大東亞戰爭”，這意味著它不得不在這場全民戰爭中為日本政府的軍事擴張提供炮灰。戰爭作為現代化最核心的事件，今天在世界上仍然以各種名目不斷地再生產，可以說沖繩的現代歷史，正揭示著現代化與戰爭的內在關系。

　　1945年，美軍在太平洋戰爭末期攻占了沖繩。這是美國在日本唯一的陸上作戰，日本軍隊在沖繩負隅頑抗，戰斗極為慘烈，它給無辜的沖繩百姓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在沖繩戰期間，美軍投下大量的炸彈，給這個美麗的島嶼留下累累創傷，而在美軍登陸并掌控了局面之后，他們立刻在島上劃出軍事區域，禁止當地人進入，也截斷了島上的南北通道，實行軍事管制，為戰后建立軍事基地進行準備。

　　然而給沖繩人帶來創傷的不僅僅是美軍的占領。戰爭末期日本軍隊在沖繩戰役中已經顯露出敗象之時，曾經發生過多起由日本軍隊強迫沖繩平民集體自殺的事件。這一被稱作“集團自決”的悲慘事件在日后由于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的揭示而引起本土日本人的關注，并且曾經引發了以當年強迫沖繩人集團自決的日本軍人家屬為原告、大江和出版了《沖繩札記》的巖波書店為被告的一場訴訟，這場訴訟最后以大江和巖波書店的勝訴而告結束，它的真實效果毋寧說是使得更多的本土日本人了解了這個事實。在沖繩人的歷史記憶中，日本軍隊在某種程度上同樣是外來的軍隊，而且同樣殘暴地把沖繩百姓逼向死路。只不過由于很多沖繩青年也被迫加入了日本軍隊，日軍比美軍包含了更多的復雜糾結成分，更使沖繩人感到困惑和憤懣而已。

　　1952年，日本簽訂舊金山和約的時候，沖繩被從日本領土中分離，劃歸美國占領當局“托管”。于是，沖繩既不是日本的一部分，也不是美國的一部分，處于軍事占領下的無主權狀態。可是日本恰恰因為出賣了沖繩而順利地簽署了戰后和約從而獲得了“主權獨立”，當本土日本人慶祝日本終于結束了戰爭成為獨立國家的時候，曾經在沖繩戰役中被迫付出巨大代價的沖繩人則感受到了被背叛的憤怒。直到1972年，住在日本本土的沖繩人甚至無法回到沖繩省親，為了回到自己的故土，他們需要向美國駐沖繩的政府申請并辦理不一定會獲得批準的類似于簽證的手續。這樣，沖繩人無法自愿地成為美國人，也無法自愿地成為日本人，同時，他們也無法有效擺脫戰后日本與美國合謀制造的鉗制狀態，真正獲得自己的主權。這種腹背受敵且無退路可走的狀態，就成為沖繩人的生活常態。

　　應該說，仲里效先生所歸納的“臨界狀態”是非常傳神的，我則進一步希望把它意譯為“極限狀態”。在近代以來沖繩關于歸屬問題的一次次掙扎之中，歸屬的不確定、不穩定并沒有給沖繩人提供多樣的選擇可能性，相反，他們始終處在一種無從選擇的極限狀態。臨界，是因為他們始終生活在一種隨時會改變性質的動態之中；極限，是因為他們無法按照任何常規的邏輯去設定自己的奮斗目標和出路。在1950年代被劃歸美國托管之后，沖繩就出現了復歸日本的運動，甚至在某些大型的群眾示威活動中，日本國旗也曾經代表過沖繩人對抗美國占領的意志；但是幾乎同時，沖繩人也開始意識到復歸運動隱藏了單純依賴日本的傾向，于是從1960年代開始，“反復歸”（它是以復歸運動為對立面的社會思潮，但是核心的思想并不在于反對復歸日本，而是在于反對復歸運動中喪失了主體性的思想傾向）的思想運動也出現了。復歸和反復歸，并不僅僅是兩種直接對立的現實選擇，而是沖繩人在無法選擇的狀態下所做出的決斷。盡管在現實當中，復歸與反復歸的立場是直接對立的，但是我更傾向于在歷史視野里把復歸和反復歸視為同一個運動的兩個不同的側面，甚至希望把它們視為互補性的兩種不得已的選擇畢竟，對于并不具備主權獨立的現實可能性的沖繩而言，無論是復歸日本還是維持在美國占領下的現狀，都不是一個理想的選擇。

　　1972年，沖繩的施政權被美國交給了日本。由于在條約中寫明了釣魚島主權歸屬日本，這也成為導致在美國的臺灣留學生發起以愛國為主旨（當然也暗含了對抗當時臺灣國民黨極權政治的意涵）的“保釣運動”的直接導火索。被作為日本一部分的沖繩社會，并未因此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主權尊嚴，相反，它面對的現實是日美修改安保條約并把日本本土的美軍兵力更多移向沖繩。沖繩變成了美軍在東亞最重要的軍事基地，同時也成為日本都道府縣中國民收入水準最低的一個縣。由于美軍管制了沖繩的領空和海域，沖繩人無法在近海發展漁業生產，也無法像傳統時代那樣沒有障礙地進行遠洋貿易；沖繩喪失了獨立發展的基本經濟手段，不得不依靠畸形的“基地經濟”（即以美軍的消費為對象而發展出來的經濟形態）生存。而在日常生活中，美國駐軍對沖繩人的騷擾已經構成了一種持續性威脅，從性暴力到各種軍事演習造成的事故，從安全感的喪失到環境的持續污染，這一切都在沖繩社會造成了無法彌補的創傷。

　　對現實保持清醒的理由

　　生活在臨界狀態中的沖繩人有一萬個理由悲情。但是這片苦難的土地卻不僅僅孕育了悲情。站在沖繩社會運動第一線的一代代思想家們，在不斷為紛亂而糾結的社會運動打造形狀、塑造方向、注入能量的同時，也不斷地生產著“大于沖繩”的思想。

　　仲里效先生在1990年代中期創辦了藝術評論雜志《EDGE》，直譯的話，就是“臨界”。但是，這一臨界狀態并非如同科學家可以在實驗室里觀察到的那樣，是物質在不同條件下變化為另一種形態的過程，對于沖繩人的主體性而言，它始終是一種“在刀尖上行走”的極限狀態。從一種狀態轉變為另一種狀態，這種變化并未給沖繩人帶來幸福與安全，也并未給沖繩人帶來可以實體而穩固地感知世界的靜態感；相反，不斷把沖繩社會拋入危機狀態的臨界線，才是沖繩人“安身立命”的真實立腳點。因此，學會在臨界狀態中生活，成為沖繩人的思想課題。通俗地說，就是沖繩人需要持續性地生活在非常狀態之中。

　　在臨界狀態中生活，意味著沖繩人必須不斷克服“常態生活”的幻想，正視持續著的危機狀態的非常態性格；在臨界狀態中生活，意味著沖繩人要以流動性的感覺來營造每一天的生存感，意味著危機意識所要求的緊張感成為生活狀態的一部分。正如一位沖繩母親對我說的那樣：我每天仰望天空，都覺得毛骨悚然，因為我不知道什么時候美軍的直升機就會從頭頂上掉下來，砸到我的孩子！

　　而仲里效對“臨界”的含義追問得更多。他在《EDGE》的發刊詞上寫道：“什么是臨界？"邊界線。周邊。刀刃。朦朧狀態。"它是周邊性，是兩義性。它并非是從一個方向上受到力學的沖擊，而是從多個方向上接受沖擊的運動。它是外部與內部的斷裂之處，是時間與空間相互扭曲變化之場。它不是關于"一"，而是關于"多"的思考，是使中心（權力）無力化的邊界之境的強度。它是一個磁場般的存在，在它那里覺醒與昏睡同在，銳利與朦朧扭結。沖繩的個性不正是在這臨界性中瞬間展現的么？！”

　　仲里效的解釋看似玄虛，其實并不難以理解。結合沖繩的現代歷史，即使是我們這些局外人，也不難想象一個社會在并沒有確實出路的時刻所感受到的那種煎熬和不肯在嚴酷現實面前閉上眼睛的勇氣。沖繩并非是從美軍占領這一單一的方向上受到力學沖擊，它同時面對著日本政府的出賣、本土日本人的冷漠，更面對著由于美軍基地的存在而被亞洲鄰國側目以待的委屈。據說在60年代越南戰爭的時候，越南民眾就曾把沖繩視為美國的幫兇，這使得當時的反戰沖繩人有苦難言。而沖繩人一直懷著善意對待的中國社會，卻對沖繩人缺少真正的關心，沖繩人常常對中國人“琉球應該回歸中國”的態度感到哭笑不得。應該說，恰恰是在這種并不輕松的“多個方向的沖擊”當中，沖繩的思想家們進行著“關于"多"的思考”。他們必須找到一些有效的方式來對待來自不同方向的沖擊和誤解，乃至漠視。盡管在今天的沖繩，對日本本土的向往和認同、在美軍基地的破壞性與容忍美軍基地所帶來的物質利益之間權衡等等社會氛圍，對仲里效所期待的這種沖繩的個性構成了消極的影響，但是在重重障礙之中，仍然有一批沖繩人堅持著在極度困難的狀態下進行固守沖繩并超越沖繩的思想建設。仲里效把這種主體性的思想狀態稱為“戰斗著的臨界”。

　　在是否把美軍基地從沖繩趕走的問題上，沖繩的運動人士以最為自然的方式表現了他們“戰斗著的臨界”的國際主義情懷。盡管在斗爭策略上不無分歧，沖繩的思想界卻以最樸素的方式堅持了“固守沖繩并超越沖繩”的立場。他們給自己確定的斗爭方向是：趕走美軍基地并不是最終目標，要讓美軍基地無處落腳才是最終目標。他們進行的不僅僅是反對美軍基地這一現實的斗爭，更是讓人類社會最終消滅戰爭的努力。為了這一目標，沖繩的思想家們重新檢討了現代化的價值觀，重新打造了關于幸福的理念，正如新崎盛輝在《沖繩現代史》中介紹的那樣，早在沖繩施政權被交給日本的70年代開始，沖繩人就通過社會運動抵制日本本土的石油公司等高污染企業進入琉球群島進行開發；這種反對開發的運動隨即帶來了對新價值觀的提倡，所謂“逆向差別論”就體現了這種新的價值觀念。（《沖繩現代史》，胡冬竹譯，第249-250頁）新崎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具體解釋過什么是“逆向差別論”：當人們僅僅用個體所得的數值來衡量生活質量的時候，往往會忽略那些無法用金錢衡量的價值。例如沒有污染的空氣和水，簡單卻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在此意義上，人均收入不及東京一半的沖繩邊野古村，卻可以享受比東京人更高品質的生活。

　　邊野古是美軍試圖把普天間機場搬遷過去的海邊小村，它有著潔凈的海水和清潔的空氣，以及海水中生長的各種包括珍稀物種在內的海洋生物。新崎的這個例子是意味深長的，它暗示著一個深刻的道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很容易與現代戰爭掛鉤，如果希望制止搶奪資源所引發的戰爭，如果要真正實現人類和平，當今世界必須重新建立生活價值觀，重新定義什么是幸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的思想家們把日常生活與反戰和平在價值觀上聯系在一起，勾勒著新型社會的藍圖。

　　仲里效說，在沖繩并不存在某種國家或者民族的“球形內部”。這個比喻解釋了在沖繩人的現實斗爭當中為什么沒有使“沖繩獨立論”這種復制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占據主導位置。民族國家這樣一種“球形”，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處于內部中央的球心則是向心力的集合點。沖繩并不存在這樣的向心力，正如復歸與反復歸運動所構成的緊張力學關系所顯示的那樣，沖繩人真實的凝聚力來自于“戰斗著的臨界”。這種臨界狀態很難直觀地體現為某種可視的“認同”，但是它確實是在對不確定的現實狀況保持對抗反應的過程中凝聚而成的。沖繩人并沒有致力于建立一個國家認同，他們更關注的是如何對于緊張流動的現實保持清醒。在今年特定的災難面前，沖繩人展現出了他們這種清醒認識的基本品格。

　　拒絕關閉危機瞬間

　　當東部日本遭遇大地震和海嘯，并進而誘發了福島核電站泄漏的災難之后，整個日本社會曾經一度陷入失語狀態。用語詞工作的知識分子尤其感受到了失語的痛苦，他們發現自己一向依賴的分析工具在瞬間失去了有效性，特別是習慣于用批判天皇制、批判國民國家以及批判資本主義的方式來進行思想工作的批判知識分子，開始感覺到自己的思想工具無法有效對應現實狀況，我的一位日本朋友說，他在地震之后不得不取消了一系列的稿約，而且感到很困惑。如何看待突然而至的這場災難，如何對它進行反應，變成了一個嶄新的課題。

　　然而沖繩人卻沒有失語。這不是因為他們距離福島遙遠，更不是因為他們對日本的災難隔岸觀火，恰恰相反，沖繩知識分子最早對這場災難做出了切身的反應。當日本政府硬性抬高了關于核輻射承受度的指標，讓福島的孩子們不得不忍受100毫西弗的輻射時，我最早收到這個信息是來自沖繩的知識分子與福島在地知識分子的連帶反應。他們一起尖銳地指出，日本政府是在犯罪，這是反人類罪；隨著民眾不斷掌握核輻射等等具體知識，一個基本的事實開始呈現出來了：核發電并非如同官方宣傳的那樣安全，而福島核泄漏的惡性事件遠非一過性的災難，它造成的核物質泄漏問題不僅沒有適當的辦法加以解決，而且由于核物質的衰變要耗費漫長的時間，至少日本的一兩代人都要生活在核物質的陰影當中。當東日本的民眾開始行動起來保衛自身安全的時候，當核發電的安全性等等問題終于被日本國會列為聽證會議題的時候，本土日本人也逐漸明白了自己的真實處境，他們通過這種特殊的體驗開始領會了臨界狀態特有的緊張感，他們在戰后幾乎是第一次進入沖繩人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經歷著的極限狀態。

　　時至今日，據說東部日本的一些電視臺增加了一個特殊的節目：播放當日輻射情況預報。如同中國人所習慣的天氣預報、空氣污染指數預報一樣，日本人也開始習慣了輻射預報。根據這一信息，百姓可以決定當天的很多事情：買什么菜喝什么水，可能的話出行時避開哪些區域等等。這個原本屬于應急的信息手段在持續一段時間之后，就會帶給日本人一種新的秩序感，并進而打造一種臨界狀態下的虛假“常態”。事實上，在強大的傳媒攻勢下，由于新秩序感的迅速建立，今天有很多日本人并不認為核泄漏帶來的危機會危害他們的生活，會徹底改變社會運轉的方式，他們更愿意把這個事件視為一個一過性的意外。由于人類固有的為了減少精神能量的付出而希望生活在常態之中的本能，很多人已經放棄了危機感，回到了事故之前的常態中去，力圖盡快恢復原有的生活對于他們來說，目前的生活狀況僅僅是較從前而言“有些不便”而已；于是尚未解決的福島核泄漏問題已經開始從日常生活中淡去。而日本傳媒也開始配合主流意識形態，以“支持福島，重建家園”為話題的宣傳充斥主要宣傳空間，人們避開核泄漏事故本身不談，卻在道義的名義之下討論如何在充滿輻射物質的福島堅持，如何消費已經被核物質污染的蔬菜水果這些事物已經被視為收拾善后的程序了。只有那些堅持反核和堅持揭露目前核泄漏事態真相的人們在固守著“非常狀態”的感覺，拒絕回到常態中去，他們呼吁人們要正視核危機本身，要以福島核事故為契機，從日本的土地上消滅任何形態的核設施。幾個月來，以東京地區為主要陣地，一些積極的反核人士正在以各種形式呼吁廢除核電站，消除核隱患，一次次游行和集會使得日本社會中被刻意遮蔽的臨界狀態不斷凸顯，有識之士正在全力避免臨界感覺被回收到常態感覺中去，他們正在付出絕大的精力以幫助整個社會認清一個基本事實：不僅福島核危機給關東地區造成了需要很多年才能真正衰減的輻射后果，而且任何一個核電站的建設和維持本身都充滿了巨大的危險，核電站一旦建成，拆除它甚至停止它都將是極其困難的事情！所以，在核電站分布在日本各地的今天，劃分出安全區域和危險區域的做法僅僅是拖延事態的解決，而真正解決危機的方法，由于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和其他的努力，則在事實上被束之高閣。

　　福島核事故是一個重大的契機，它使很多潛在的威脅表面化了。仲里效尖銳地指出，隨著福島核事故前后日美軍事同盟的強化，沖繩的問題又一次浮出水面。就在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后，借助于非常時期日本自衛隊與美國軍艦合作救災行動的合法化，日本政府已經在事實上讓自衛隊的合法性進一步升級；最近日本海上自衛隊艦只與美軍的航空母艦一起開進沖繩，預示著日本自衛隊進一步獲得了軍事上的獨立性。仲里效大聲疾呼，核危機以不可視的方式一步步威脅著日本社會的安全，而日本軍備的不斷升級、日美軍事同盟的不斷強化，則一步步威脅著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或許這種軍備升級的表象還代表了更多的內容。福島事件引發的后續效應正在以最令人擔憂的方式延展。據日本媒體報道，日本高層在考慮把核發電設施轉入地下，更有甚者，據一位日本友人來信說，日本民間大公司的總裁正在計劃與美國聯手，試圖在蒙古境內建立核燃料貯藏和處理核廢料的設施！

　　日本有一些民間反核科學家，30年來一直在宣傳核發電的危險性。不僅官方對他們不屑，民眾也認為他們是在聳人聽聞。直到福島核事故發生之后，這些孤獨的科學家才真正受到了關注，他們不僅被國會邀請出席聽證會，而且不斷被民間組織邀請進行有關核輻射知識的講座。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意見真正有可能左右現實。被實際利益掌控的現實，其惰性遠遠不是講道理可以輕易打破的，而且，要改變目前的社會狀況，有一個基本的現實是必須關注的：只有當日本的民眾真正下決心改變自己的生存方式，真實地減少電力的需求，減少和廢除核發電才能邁出第一步。對于已經習慣了現代化生活方式的日本大城市居民而言，這個改變將是牽一發動全身的；它不僅需要建立在對目前危機的“非常態”性格的認知之上，而且需要建立在讓這種極限感覺不斷持續的自覺之上。讓非常態的認知持續，是在挑戰人類的本性，即使在戰爭這種極端的情況之中，我們也很難觀察到一個社會的主觀認知可以長時期地處于非常狀態。人類需要哪怕是虛假的“常態”感覺，是因為只有這種感覺才能讓人不必付出太多精力而生存下去。

　　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沖繩對于日本、對于人類顯示了它的重要性。沖繩民眾何嘗不希望維持“常態”，何嘗不具有人類共通的拒絕極限感覺的本能。但是，美國與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軍備武裝升級的決策，不斷打破著沖繩人的常態幻覺，讓他們不得不面對現實。邊野古長達多年的持續抗爭、席卷沖繩本島的一次次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需要多少不斷消耗的思想能量，需要多少克服內部分歧不斷整合各種社會力量的努力，這一切抗爭的分量，只有戰斗在第一線的沖繩思想家們才了解。而我們在外部所能夠看到的，卻可能僅僅是一個模糊的輪廓，甚至僅僅是一個對中國人而言并不具有緊張度的琉球歸屬問題至今不是還有很多中國人津津樂道地要把沖繩歸入中國的版圖么？

　　因出版《擁抱戰敗》而知名的美國歷史學家約翰·道爾，在今年4月29日接受《朝日新聞》采訪時談道：“如同個人的人生所往往會遇到的那樣，在國家和社會的歷史之中，由于某種突然降臨的事故和災害，總會出現一個瞬間，讓人注意到究竟什么才是重要的；就在這樣的瞬間，會產生一個空間，讓人可以用新的方法、創造性的方法來重新思考一切……而目前，我們正在經歷這樣的瞬間。但是，在東拉西扯之際，這個空間將很快對我們關閉。”（轉引自《圖書》2011年6期“編后記”，第64頁）

　　道爾不愧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又一次讓我們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想起著名德國猶太思想家本雅明的絕筆之作《歷史哲學命題》中一段驚人相似的論述：“過去的真正意象，只能在一閃之間呈現。過去只能在一次性的、突然閃現的意象中加以把握。如果錯過了使認識成為可能的一瞬間，那就無法補救了……那是因為，過去的一次性意象，它所面對的載體是現在；只要對現在缺少自覺，它就將會消失在現在的一瞬一瞬之中。”“歷史唯物論的問題，就在于在危機的瞬間把握過去的意象，它以突如其來的方式展現在歷史主體的面前。”

　　歷史永遠不會重復，但是危機對人類的意義卻不會改變。在危機的瞬間思考，抓住危機的瞬間而拒絕讓它關閉，是我們進入歷史并理解現在的唯一渠道。通過這一渠道，我們可以進入一個不同的世界，只有在那里，我們或許才能夠切實地體會，為什么沖繩人會說不那么現代化的邊野古擁有比東京更幸福的生活。或許當東京人真正了解了這個說法并非沖繩的精神勝利法，而是在充滿危機的現代社會最為睿智的選擇的時候，日本社會才能找到轉機；或許只有當我們中國人不再隔岸觀火地對待福島核事故以來的日本和沖繩，不再把搶鹽風波僅僅看作是民眾的一過性反應的時候，生活才會向我們閃現它真實的狀態。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