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烈度內戰及其貧困和社會矛盾根源
— 政府軍兵敗揭破印度軟肋
商務部研究院  梅新育

引言
在近幾年來的西方政客、媒體乃至投資銀行中，中印比較、龍象之爭似乎已成“顯學”，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個領域，無不被他們拿出來評頭品足一番，印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又推動這種比較越發熱門。據稱，由于擁有“優越”的民主政體，由于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需驅動而不是外需拉動，由于印度服務業比重較大的經濟結構優于中國制造業比重大的經濟結構，印度可持續發展能力遠超中國；較為年輕的人口結構更將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臨“人口紅利”枯竭壓力的中國；……諸如此類的邏輯在西方輿論和我國國內自由主義者中贏得了相當廣泛的認同和宣揚，“印度龜終將超越中國兔”在這些群體中幾成眾口一詞，有的西方大國官方報告甚至現在就將印度列為世界第三超級大國（參見后文）。印度近幾年經濟增長業績不錯，實際GDP增長率雖然還不如中國，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同為熱門新興市場的越南等國（參見表~1），似乎正在驗證上述判斷。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對印度增長的預期不斷提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4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對2010年印度經濟增長的預期為8.8％，10月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就將預期提高到了9.7％。還有些西方投行和其它機構宣稱印度經濟增長率將迅速超越中國，其經濟規模數十年內將趕超中國躍居世界第一，如美國花旗集團2011年2月的一份報告就宣稱2050年印度GDP將躍居世界第一。印度高級官員們的言論也越來越自信，2010年3月，印度財政部發表報告，聲稱印度經濟增速可望在四年內超越中國躍居世界榜首，財政部長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也預計印度經濟不久便可實現兩位數增長率。基于這些渲染，不少西方政客和媒體鼓動國際投資者背棄中國投奔印度，某些西方國家對中印投資確實也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態勢。按日本財務省統計，2006~2008年，日本對印投資分別增長15.9％、27.1％和4.3倍，對華投資則分別下降29.6％、22％和3.7％（2008年中國統計日本對華投資微增1.7％），對印投資于2008年超過對華投資。日本國際協力銀行以605家日資制造企業為對象實施的“2010年度海外直接投資”調查結果也顯示，盡管中國仍然被列為今后三年前景最看好投資地，但印度超過中國被視為今后十年前景最看好投資地。
然而，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爾邦（Chhattisgarh）丹特瓦達（Dantewada）一陣槍響，戳破了印度“繁榮”的畫皮，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和切蒂斯格爾邦警察部隊圍剿印度共產黨（毛澤東主義）反政府武裝不成，[1] 反遭伏擊，80多名官兵喪生。此后幾個月，印度軍警又屢遭印共（毛）武裝打擊。經此一役，可以判定，印度現行政治秩序將長期面臨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尖銳復雜的國內矛盾威脅，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政策還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反政府武裝已在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對現行政治秩序構成了嚴峻挑戰，而印度政府非但缺乏有效鎮壓反政府武裝的能力，其霸權主義色彩濃郁、超越國力的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引火燒身，加劇和制造矛盾。我們和國際商界藉此可以對印度發展潛力、商業環境等作出更清醒準確的評判，我們國內經濟社會發展也可以從中汲取不少教訓。
表~1：1990年代以來印度與其它國家和地區實際GDP增長率對比

數據源：印度內政部（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轉引自英國廣播公司（BBC：“more than 6,000 people have died during the rebels' 20-year fight”，http://www.ploughshares.ca/libraries/ACRText/ACR-IndiaAP.html；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8507525.stm）。
在其控制區，印共（毛）武裝建立了稅收、司法、學校等行政機構乃至報刊出版發行機構，儼然已成國中之國。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發布的一封黨內通信自豪地列舉了過去一年他們取得的成就：
在丹達卡冉亞，[24] 我們的革命人民委員會（janathana sarkars）— 已出現的人民政權及其組織得到了鞏固和擴展。人民政權機關已經擴展至新的數百個村莊并且在該地區和不同部門得到綜合加強。革命人民委員會增加了商業和工業的多個部門，反映出人民政權機關的職能不斷擴大。一份名為Lokur Adhikar的崗德語（Gondi）雜志也在2009年5月代表我們人民政府開始宣傳工作。……
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樹立了可觀的權威，對不少公共事務施加了重大影響。一方面，他們對選舉等活動的抵制影響范圍相當廣大，他們提出的強制性要求有著廣泛的威懾力。2007年6月，印共（毛）宣布對中部和東部六邦實行“經濟封鎖”，結果這些邦立即爆發了一系列暴力活動，有些邦經濟活動陷入癱瘓。特別是選擇武裝斗爭路線的印共（毛）及其前身一貫認為印度所謂“民主選舉”只是一個昂貴的騙局而已，因此抵制選舉成為他們顯示現政權缺乏合法性、虛弱的常用斗爭手段。根據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發布的一封黨內通信，該黨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屆大選期間組織了大規模抵制活動，對國家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印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雖然派出警察部隊重兵駐守毛派活躍地區三個多星期，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外圍組織仍發動了一次規模較大的政治宣傳攻勢，除了對持槍挾持人民去投票的政府軍實施戰術性反擊外，他們的宣傳也相當有效，以至于丹達卡冉亞幾乎沒有任何政黨參加競選，在比哈爾、恰爾肯德（Jharkhand）、奧里薩邦（Orissa）等不少其它地區也發生了全面抵制。2010年5月18日，印共（毛）武裝勒令奧里薩、比哈爾、西孟加拉國（West Bengal）、恰爾肯德、切蒂斯格爾五個邦所有企業、機構和運輸部門罷工兩天，印度內政部部署了大量安全人員警戒，但切蒂斯格爾邦和奧里薩邦仍大面積停工。
另一方面，他們也會有選擇地支持一些公開活動的政黨和政界人士。在印共（毛）武裝活躍的邦，多年來主流政黨要想競選獲勝就必須贏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用亞洲時報在線2005年1月25日報道的話來說，在比哈爾、恰爾肯德、切蒂斯格爾、奧里薩、安得拉等邦的郊區和一些小鎮，沒有毛澤東主義者首肯就什么也干不成。[25]
正由于接二連三贏得軍事和政治勝利，印共（毛）信心和勇氣大增。此前，在他們為了擴大影響而向外界發布的電視錄像中，成員都是蒙面以免被認出，這幾年來發布的訓練、作戰等宣傳片中戰士們已經基本上不蒙面了。
而且，印度毛派已經建立了相當的國際聯系，一方面增強了他們的實力，放大了他們的影響，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印度政府鎮壓、剿滅他們的難度。2001年7月1日，來自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和斯里蘭卡的毛派革命者組成名為“南亞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組織協調委員會”的組織，以協調他們在南亞地區的活動，便利他們之間的跨國技術交流、武裝訓練和武器流通。據稱印度毛派武裝從尼泊爾獲得槍支，同時向尼泊爾毛派武裝提供從印度采石場和軍工廠取得的炸藥。近年，印共（毛）前身之一人民戰爭集團還走出亞洲，與歐洲、非洲、拉美和中亞的馬列∕毛澤東主義者革命武裝組織建立了關系，其定期接觸對象包括秘魯、巴西、墨西哥、乍得、塞內加爾、尼泊爾和菲律賓的類似組織。
二、印度近年的“經濟增長”和政策在某些方面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本來，推動經濟增長與改善收入分配并舉，把國民收入的“蛋糕”做大，是解決上述貧困等社會問題的根本出路；但由于社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從引進國外“新技術”到招商引資、設立經濟特區，印度近年實施的許多旨在加快經濟發展的措施固然在一時一地取得了某些正面效果，卻同時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1995年以來，印度政府批準美國轉基因棉花進入印度市場，十余年來，開發生產轉基因棉花種子的美資孟山都公司和他們資助的少數“科學精英”雖然大發其財，轉基因棉花的固有缺陷、孟山都公司誘人入彀和索取壟斷高價的商業手法、印度盛行的高利貸相結合，卻把千千萬萬印度棉農推向債務深淵和破產，數以萬計的棉農被迫自殺。[26]
引發社會震蕩更大的是引進外資和建立經濟特區。對于印度這樣面臨資本和外匯缺口的國家，在平等互利基礎上引進外資是必要的，但印度引進外資工作本身存在結構性的缺陷，招商引資工作中的錯誤做法更引爆了一系列暴力沖突。
印度引進外資的結構性缺陷在于引進外資總額中流動性、投機性強的組合投資多于直接投資，從而有損印度宏觀經濟穩定性；在直接投資中來自離岸金融中心的投資太多。印度從1991年起積極引進外資，1991年8月~2009年3月，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累計45364.7億盧比（約合1065.24億美元）；2008/2009財年，吸引外資12291.9億盧比（約合273.09億美元），同比增加25％。按照賬面統計，印度洋上的離岸金融中心毛里求斯是印度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國，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新加坡也是離岸金融中心，盡管新加坡在工業和商貿服務業等實體經濟部門具備較強實力，與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島、毛里求斯等純粹的避稅港型離岸金融中心不同，而且被金融穩定論壇列為與國際監管比較合作的離岸金融中心。2000年4月~2009年3月，對印累計投資最多的國家依次為毛里求斯（44％），新加坡（9％），美國（8％），英國（6％），荷蘭（4％）。[27] 離岸金融中心包攬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前兩名，且所占比重高達53％，表明印度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很大一部分屬于內資外流然后回流的返程投資，這部分返程投資和很大一部分“真正的”外資都非常看重稅收優惠和避稅目標，投機性較強而生產性不足。
正是印度賬面“外商直接投資”的上述特點和相關制度的缺陷，使得印度的招商引資和建立經濟特區等措施在擴大印度制造業產出和出口方面效果不彰，不少特區淪為便利企業和富有個人偷稅漏稅的“國內離岸金融中心”，卻制造了大批失地農民，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為反政府武裝造就了大批潛在新成員和同情者。
印度之所以要提出發展制造業、發展經濟特區，本意是如同中國那樣，通過發展印度目前相對滯后的制造業創造盡可能多的就業機會。然而，印度《經濟特區法案》對特區征用土地的具體用途規定過度“溫柔”，僅僅規定被征用土地四分之一需用于加工業，其余部分可以用于任何目的，其執行更加軟弱無力而常常淪為具文。結果，截至2007年初，印度已設立經濟特區一半以上是面向印度已有一定發展的IT業、基于IT的服務業和制藥業，而非他們當初所期望的制造業。更有甚者，在印度房地產泡沫火爆火發的背景下，一些經濟特區實際上成為享受政府稅收優惠的房地產特區，已批準經濟特區多達65％的土地被用于建設住宅或寫字樓、大型購物中心和醫院等。最富有“空手道”色彩的是，某些企業還拿低價圈占的土地向銀行高價抵押獲取貸款。印度前總理維·普·辛格曾猛烈抨擊過北方邦達德里電力工程項目，該項目征地數量遠遠大于實際需求量，而且向農民征地的補償價格是每英畝150盧比，信實集團獲得土地后未作任何開發就定價為5700盧比計入資產，并以此為抵押從銀行獲得巨額貸款，工程則延期開工。[28] 在這種情況下，失地農民沒有多少機會以非農業部門就業形式獲得非現金補償。相比之下，中國開發和征地項目中雖然也存在種種壓榨、掠奪和欺詐現象，但由于制造業項目居多，就總體而言能夠為失地農民提供較多的非農業部門就業補償。
因為經濟特區數量太多導致失地農民太多，潛在補償負擔甚重；由于經濟特區在很大程度上淪為避稅、圈錢和房地產游戲，所以不可能通過就業的方式補償失地農民；志在避稅、圈錢和攫取房地產暴利的商人們多半沒有足夠實力、更不可能有意愿提供足夠的現金補償；……所有這一切結合起來，導致印度開發區熱成為掠奪農民耕地熱。盡管在印度享有崇高威望的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甘地（Sonia Gandhi）發出了嚴厲警告，主張應保護農民免受貪婪開發商侵害；盡管印度前總理維·普·辛格提及這個問題時甚至激烈地表示想成為一名“毛主義者”；盡管2006年末、2007年初印度政府一度暫停批準304份建立經濟特區的計劃，直至農民征地補償等問題得到解決；但農民遭受的大面積損害已成事實，而且一貫以步履蹣跚聞名且深受官商利益集團掣肘的印度政體對此也沒有表現出太強的糾錯能力。
上文已經提及，印共（毛）活躍的幾個邦礦產資源豐富，2002年啟動、至今仍在持續的這一輪全球性初級產品牛市行情提高了這些資源的價值（中國鋼鐵行業就對印度鐵礦石價格和市場地位的上升感受深切），也刺激了對這些地區的投資開發，相應帶來了占據農民和部落土地、環保、破壞宗教圣地等問題。印度聯邦政府試圖對地方人民抗議作出響應，加強保護環境和部落財產權，或者對受損群體給予更公平補償，如旨在確認部落或個人祖傳耕作土地權的2006年《森林權利法》。然而，這類舉措往往成為地方官僚腐敗或辦事不力的犧牲品，合法的申訴往往被駁回或不了了之。印度社會有建議修改《開采及礦產法案》，將26％的礦產利潤交給地方（中國與此相似的舉措是業已通過實施的提高資源稅稅率），卻招致了礦產業加緊開展政治游說狙擊，這項擬議中的法案能否通過、即使通過后能否執行，均在未定之天。
正因為如此，《印共（毛）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2007年2月1日）激烈抨擊道：“三百個計劃內的經濟特區事實上就是建立了三百塊外國領土，這些外國領土劫掠我們大量的良田，這些外國領土里充斥了無數國內外的政治騙子。與此相配套的是市中心成了精英階級的私宅，它鋪就了財閥們的零售渠道，這一切都是以殘忍的毀滅與無情的驅逐為代價的，他們摧毀貧民窟，甚至那些永久性房屋也遭到鏟除。……”而在深受失地之害卻一無所獲的人們當中，印共（毛）九大關于人民盡一切可能捍衛土地與房屋、堅決打退毀滅性野蠻“資本游牧部落”的呼吁將會產生何種感染力，可想而知。
事實上，印度某些開發項目引起的征地糾紛當時便發展成為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乃至暴力沖突，造成了較多傷亡，典型如奧里薩邦努阿貢村鋼廠征地糾紛、西孟加拉國邦的南迪格拉姆征地糾紛和辛古爾事件：
2006年1月2日，奧里薩邦賈吉普爾選區努阿貢村五百多居民抗議塔塔公司在當地征地開辟經濟特區興建鋼廠，與警方發生暴力沖突，12人死亡。
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屬于西孟加拉國邦哈爾迪亞選區，西孟加拉國邦政府原計劃在此征地4050公頃開辟一個經濟特區，引進薩利姆公司建設石化工廠。當地約四萬名將因經濟特區計劃而失去土地的農民竭力阻止，毀壞公路，設置路障，與政府人員數次暴力沖突，拒絕其進入該地區達三個月之久。2007年3月14日，政府出動約二千警力驅逐示威者，與當地農民爆發沖突，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橡皮子彈和燃燒彈，造成14名農民死亡，數十人受傷。3月18日，西孟加拉國邦政府宣布取消南迪格拉姆經濟特區計劃，薩利姆公司計劃中的石化工廠遷往別處。
辛古爾村（Sigar）屬于西孟加拉國邦胡格里選區，西孟加拉國邦政府原計劃在此征地997公頃，引進印度著名家族企業塔塔集團設廠生產微型汽車，引起大規模抗議活動。2006年12月2日，西孟加拉國邦地方警察開進辛古爾村強行圈地，與當地村民發生沖突，警方使用警棍等強行驅散人群并逮捕了60多名示威者，其中包括18名婦女和兩名兒童。西孟加拉國邦最大反對黨草根國大黨主席瑪瑪塔·班納吉迅速宣布絕食抗議，一些人權組織也紛紛指責當地政府和警方濫用權力，項目最終被迫撤出。
……
接連發生的征地糾紛迫使印度中央政府一度凍結特區發展計劃，南迪格拉姆征地糾紛和辛古爾事件更將印度國內關于征地糾紛的爭議推向高潮，直接導致印共（馬）領導的邦政府陷入困局。本來，左翼陣線從1977年開始就在西孟加拉國邦連續執政至今，是印度執政時間最長的地方政府，2000年出任首席部長的巴塔查吉上臺后大力招商引資，成效頗著，2001~2006年西孟加拉國邦經濟增速為7.3％，高于全國平均值，也提升了印共（馬）和同樣主張走議會道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印共的政治力量。2004年，印共（馬）和印共在國會選舉中獲得巨大成功，二者及其他左翼力量所獲選票之和超過了60張，這個數目雖然還不足以組織政府，卻對欲組成政府的大黨聯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2006年西孟加拉國邦選舉中印共（馬）更是勝利空前，左翼四黨在西孟邦議會294個議席中收獲235席，印共（馬）獨得176席。但巴塔查吉頗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親商”政策在印共（馬）黨內一直就有爭議，2007年以來接連發生的征地糾紛等事件更極大地損害了印共（馬）和印共與基層群眾的關系，成為印共兩大主流派在2009年5月落幕的人民院第15屆大選中遭受空前重創的主要原因。在這次選舉中，印共（馬）只贏得了543個議席中的16席，比上屆銳減27席，甚至比1967年首次參選時還少三席，在全國性政黨排名中從第三大幅下滑至第八；印共也從2004年的十席減少到四席。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只能是和平的產物，盡管在某些戰爭期間，某些局部地區出現過長足的經濟增長，如抗戰時期的陜甘寧邊區和二戰時的美國，但這些局部地區經濟之所以能夠在戰時出現增長，前提也是這些局部地區內部保持了和平。印度國內社會階級矛盾既然已經尖銳到暴力沖突乃至兵戎相見的地步，而且糾錯能力較差，對其經濟增長的威脅可想而知。
三、缺乏自主統一歷史的印度面臨廣泛、復雜、深刻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威脅
（一）印度國內民族構成差異根深蒂固
不僅如此，印度在民族構成、語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遠遠不可與中國相比，在這方面的風險遠遠高于中國。中國人口中漢族占絕對多數，而且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均遙遙領先于少數民族，雖然經歷了近30年對漢族逆向歧視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但從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漢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從93.94％下降到91.59％）。[29] 而且，新中國成立以來，漢語在邊疆少數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話在全國的普及率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巨大增長，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擁有了一種全國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廣泛使用的共同語言，在新疆等地撥亂反正重新推進雙語制教育，將進一步掃清全國普及這種共同語言不力的死角。與昔日多半局限于精英階層的中原雅音和官話相比，這樣一種共同語言將更有力地維護、鞏固這個國家的統一。從周朝開始牢固確立的世俗政治傳統，統一的語言文字，不僅降低了商業成本，更令中國在長期內保持著較高政治穩定性。
相反，印度本土民族歷史上不曾建立過囊括當今印度全境的統一國家，目前的統一國家是英國殖民者留給他們的遺產；而且印度至今仍是一個缺乏主體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占據絕對多數，人口超過2600萬的大民族就有十個之多，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也僅占全國人口的46.3％，泰盧固族占8.6％，孟加拉國族占7.7％，馬拉地族占7.6％，泰米爾族占7.4％，古吉拉特族4.6％，坎拿達族3.9％，馬拉雅拉姆族3.9％，奧里雅族3.8％，旁遮普族2.3％。[30] 相應地，印度的語言文字異常繁雜，憲法承認的語言有十多種，登記注冊的達1600多種，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雖然英語和印地語同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但作為本土語言的印地語使用反而不如外來語言英語廣泛，而作為一種外來語言的英語天然又迫使印度人要付出更多的語言成本，并在印度社會制造了深刻的階層鴻溝。某些論者將英語技能列為印度的發展優勢，對于輸出海外、為人作嫁的印度IT業勞動力而言，英語技能確實是一種優勢，但整個印度社會為取得這種“優勢”而付出了何種機會成本，兩者孰大孰小，明智者不難辨別。
不僅如此，由于印度少數民族在經濟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還擁有一定優勢，印度民族構成和語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難顯著提高，顯著的差異將長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西式民族理論和政策還將人為地維持、強化而不是消弭這種差異。
如印度經濟中心孟買貢獻了全印10％的工人崗位、40％的所得稅、60％的關稅、20％的中央征收特許權稅、40％的對外貿易，以及四百億印度盧比（90億美元）的社團稅，又是印度文化娛樂產業中心，印地語電影業中心寶萊塢及其最大攝影棚、印度大部分重要電視和衛星網絡以及主要出版社的總部都位于孟買，孟買南區云集了眾多印度金融機構總部，包括孟買證券交易所、印度儲備銀行、印度國家證券交易所、印度政府造幣廠，以及許多商業性金融機構和外資銀行分支機構，但這座城市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導地區，而是第四大民族馬拉地族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1950年代，印度各邦按語言重組，原孟買邦分割為馬拉地人主導的馬哈拉施特拉和古吉拉特人主導的古吉拉特兩個語言邦，兩大民族當時就曾為孟買市歸屬而爆發大規模騷亂和流血沖突，其間發生過警察開火擊斃105人的慘劇。即使沒有這樣的流血爭奪歷史，擁有如此實力的當地主導少數民族也會力圖永久把持相關利益，而不是與國內其他民族分享機遇，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和上述流血爭奪歷史又加劇了這種動機。因此，我們才看到，與中國大規模國內移民促進了普通話推廣不同（如大陸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東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戰爭后的臺灣），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勞動力涌入、又是印地語影業中心的印度“夢想之城”孟買，不僅政府工作人員必須說馬拉地語，當地政客還時常通過、或揚言制定一些法律，強制要求出租車、電影等行業從業者說馬拉地語，1966年成立的濕婆神軍黨更是開宗明義要捍衛“土地之子”（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權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會矛盾，包括嚴重暴力事件。
與此相似，臺灣地區90％以上居民是漢族，而且本來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經普及普通話（國語），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進民選制度后，本已解決的語言問題重新成為焦點話題之一，國語和閩南話、客家話等方言之間的關系經常成為政客操弄的題材，由此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撕裂。
（二）錯綜復雜的印度宗教矛盾及其破壞力
不僅如此，宗教對印度社會影響力巨大，且印度居民宗教信仰極端蕪雜，約80.5％的居民信奉印度教，其次為伊斯蘭教（13.4％），基督教（2.3％），錫克教（1.9％），佛教（0.8％）和耆那教（0.4％）等，[31] 而印度各宗教之間的歷史和現實恩怨錯綜復雜，給印度社會埋下了眾多“炸彈”。從延續數十年的克什米爾動亂到2008年11月震動世界的孟買恐怖襲擊案件，我們已經一次又一次看到了印度民族、宗教沖突所潛藏的巨大破壞力。
居民以穆斯林為主的克什米爾數十年來一直是印度的傷口，也是印巴之爭的焦點，這已是世人皆知。1989年，反政府武裝“查謨和克什米爾解放陣線”綁架內政部長穆夫迪之女，引爆大規模武裝沖突，最終造成4.7萬人死亡，其后動蕩司空見慣，以至于一家常駐印度的西方媒體內部規定，克什米爾死傷十人以上才能做一條短新聞。[32] 2010年5月當地軍警開槍打死一名穆斯林少年后，當地反印示威幾乎無日無之，9月11日伊斯蘭教開齋節本來是傳統上較為“安全”的日子，印控克什米爾首府斯利那加卻爆發了1989年以來規模最大的分離主義暴亂。政治動亂、武裝沖突重創了這個昔日印度最富裕地區至關重要的旅游業，并損害了整整一代人的教育，“動亂 — 貧困∕教育打斷 — 動亂加劇”的惡性循環已經形成。
克什米爾暴亂雖然暴烈，但那里畢竟是印度邊疆地帶，但像孟買這樣的印度腹心地帶、全國金融中心自1980年代以來也爆發逾40次恐怖事件，僅1993年和2006年兩次襲擊就造成數百人喪生、一千多人受傷致殘，其中2006年7月11日孟買火車連環爆炸案一次就造成逾二百人喪生，2008年11月26日伊斯蘭極端組織“德干圣戰軍”武裝襲擊孟買，造成數百人死傷，更是震動世界，也更讓人看到印度民族宗教沖突的廣泛、深刻。即使在印度共產黨執政多年的卡拉拉邦，多年來一直被視為印度繁榮、教育程度最高的和平綠洲，2010年7月4日也發生了伊斯蘭極端組織印度人民陣線殘忍襲擊一所基督教大學教授T. J.約瑟夫的案件，受害者右手被砍掉。
而且，印度的民族、宗教沖突深深植根于歷史，又因現實人口結構和國際斗爭背景而強化，因此，解決起來分外艱難。雖然印度次大陸最早的穆斯林社團是在今日印度南部沿海定居的和平通商者，但伊斯蘭教得以在印度次大陸躍居第二大宗教，卻主要是拜阿拉伯、突厥、波斯、蒙古、阿富汗等外來侵略者近千年間不斷發動“圣戰”征服所賜，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也因此在很多印度教徒眼里背負上了不可寬恕的“原罪”。本來地域廣大的東南亞印度教社會遭到伊斯蘭教侵蝕征服而大面積改宗，進一步加重了印度教徒眼里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這種“原罪”。印度次大陸大部分穆斯林是13~15世紀改宗伊斯蘭教的本地居民、前印度教徒后裔，其中原來的低種姓印度教徒居多；[33] 加上1947年印巴分治期間教派沖突，50萬人被殺，1400萬人無家可歸，印巴兩國迄今仍視對方為最大死敵；種姓歧視、國際政治斗爭和宗教之爭糾結在一起，使得矛盾越發復雜、深刻。
在漫長的伊斯蘭統治時期，異族穆斯林統治者對印度教社會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數不勝數。莫臥爾王朝奧朗則布（1658~1707年）統治時期，對印度教實施赤裸裸的歧視、迫害政策，眾多印度教寺廟或被改建為清真寺，或被夷為平地，所屬土地轉賜穆斯林封建主，穆斯林封建主欠印度教徒的債務一概免除。1668年，奧朗則布宣布取消對穆斯林商人的關稅；1679年，恢復阿克巴大帝（1556~1605年）取消的異教徒人丁稅，占農村人口絕大多數的印度教農民捐稅負擔一夜之間猛增三分之一；……[34] 這一切在印度教社會中深深播下了仇恨的種子，直至今日仍能不時爆發，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圍繞阿約提亞的巴布里清真寺屢屢爆發大規模騷亂，震驚世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究其根源，該地本是為了紀念印度大神羅摩在此降生而于11世紀興建的印度教寺廟，莫臥爾王朝建立之初的1528年，來自中亞的異族穆斯林軍隊在巴布爾下屬巴奇率領下拆毀印度教寺廟，在原址建起巴布里清真寺，從此埋下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圍繞該地爭斗近五百年的火種：
1853年，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造成75人喪生。
1857年，一位印度教祭司在巴布里清真寺院內一角豎起印度教圣壇，吸引了大批印度教徒祈禱，印度教徒與穆斯林在祈禱時雖未公開沖突，但始終怒目相視。
1859年，英國殖民政府在印度教圣壇與清真寺之間筑墻隔離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1934年，印度全國爆發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沖突，巴布里清真寺部分墻壁和圓頂遭破壞。
1947年印巴分治后教派沖突期間，印度教徒利用自己教徒眾多的優勢，不時在阿約提亞挑起糾紛。1949年，一些印度教徒強行進入巴布里清真寺，并在那里豎起了羅摩像。印度政府宣布阿約提亞為有爭議地方，關閉了那里的建筑，在周圍架起了鐵絲網。
1980年，印度教色彩濃厚的印度人民黨正式成立，并提出“一個民族，一種宗教”的口號。1983年，世界印度教大會倡議在巴布里清真寺地址上建立印度教廟，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熱烈反響。1984年，解放羅摩誕生地委員會正式成立，其宗旨就是在此地建立印度教廟，主要組織者、印度人民黨頭面人物阿德瓦尼后任印度內政部長。
1986年，北方邦法伊扎巴德地方法官命令打開巴布里清真寺院門，讓印度教徒進去朝拜羅摩神像。
1989年，拉吉夫·甘地政府允許在無爭議的沙蘭亞斯建立印度教廟，沙蘭亞斯就在巴布里清真寺旁邊，引起穆斯林強烈不滿，隨后的宗教沖突導致五百多人死亡。同年，世界印度教大會發起運動，在巴布里清真寺附近為羅摩廟奠基。
1990年，印度人民黨主席阿德瓦尼乘車演說，號召印度教徒支持重建羅摩廟，約十萬志愿者在阿約提亞集會，有些印度教極端分子沖進巴布里清真寺，警察開槍射擊，30多人死亡，隨后的沖突又導致數百人傷亡。
1992年7月，印度教徒舉行羅摩廟開工儀式，但并未騷擾巴布里清真寺。1992年12月6日，巴布里清真寺被印度教徒極端分子搗毀，電視現場直播的搗毀活動引發全國宗教沖突，二千多人死亡，震動世界。
2002年1月，世界印度教大會宣布，盡管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在阿約提亞興建印度教廟，他們依然要動工興建，當時有1.5萬志愿者到場。2月27日，一些印度教徒舉行宗教儀式后乘火車返回古吉拉特，在戈德拉火車站遭到穆斯林極端分子襲擊，極端分子縱火燒毀火車，55名印度教徒死亡。在縱火案引發的古吉拉特邦騷亂中，又有七百多人死亡。
2010年9月30日，印度北方邦高等法院認定阿約提亞巴布里清真寺所在場所確是印度教神羅摩出生地，裁決將阿約提亞宗教遺址一分為三，穆斯林、印度教徒和當地教派各得一部分，期望借此徹底解決阿約提亞寺廟之爭，但印度政府當天便派出大量安全人員在當地和孟買等城市強化戒備，卻表明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大教派之爭何其根深蒂固。在重重戒備下，當年12月7日，正在舉行日常宗教活動的北方邦瓦拉納西城一座廟宇外仍發生炸彈爆炸事件，引發踩踏，造成一名兩歲女童死亡，約20人受傷，傷者中有至少兩名外國人，新德里、孟買等重要城市當天進入高度戒備狀態，印度恐怖組織“印度圣戰者”則向多家媒體發送電子郵件，宣稱自己制造了瓦拉納西恐怖襲擊事件，目的是報復上述關于巴布里清真寺的裁決。
錫克教興起于穆斯林入侵印度次大陸通道和最早據點之一的旁遮普，創始人那納克（1469~1539年）原屬印度教商業種姓，所創宗教本身就是對伊斯蘭異族異教統治的反抗。從二世始祖安格德（1504~1552年）起，錫克教就開始嚴厲排斥伊斯蘭教，拒絕使用流行于旁遮普語里的阿拉伯文字體，而是采用古印地語和旁遮普語的混合語布道說教。從五世始祖阿爾瓊（1563~1606年）時代起，錫克教徒就不斷舉行暴動，反抗穆斯林莫臥爾王朝統治，僅1705年爆發的旁遮普錫克教徒起義就持續十年之久。與此同時，英迪拉·甘地夫人下令進攻金廟以及其后被錫克族衛兵刺殺，又在印度教和錫克教之間播種了敵對情緒。
……
（三）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的巨大政治性風險
民族構成、語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嚴重缺乏一致性不僅提高了商業成本，更從國內、國際兩個方面大大提高了印度在長期內的政治性風險。因為與單一民族聚居或單一民族占壓倒多數聚居相比，多民族混居相互摩擦和激化的幾率天然較高，不僅語言不同容易造成誤解，宗教和風俗不同可能產生摩擦，而且單一民族聚居情況下個體之間的摩擦此時也容易上升到群體沖突、乃至民族沖突的層次，甚至可能進而轉為對分疆裂土的訴求。特別是阿薩姆邦等少數民族聚居區擁有數百年、上千年獨立國家歷史，與印度本土人種、語言文化傳統均大相徑庭，直到晚近時期方才被英印殖民政府武力征服，強行納入當代印度版圖，與印度本土至今缺乏緊密的人文和經濟聯系，昔日作為主人的土著又受到印度本土移民歧視，甚至被印度本土種姓社會中最低賤種姓首陀羅視為更加等而下之的賤民，更是民族獨立和分離運動的天然溫床。
事實上，在阿薩姆邦、“東北邊區”（包括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印占中國藏南地區）、印緬邊境等地區離心力一直較強，某些非暴力地方民族主義運動已有逾百年歷史，并在國外贏得了一定同情和支持，而且多年來始終存在活躍的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已經超越“星星之火”階段，屬于漢藏語系的那加族反政府武裝尤為活躍，使印度軍警日益疲于奔命，以崇拜核彈、導彈、航母而聞名的印度強硬派前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在下臺前不得不提議在尼泊爾、印度邊境駐兵設營，企圖返回傳統的“低科技”對策。由于近年來印度人口中印度教徒所占比重下降而穆斯林占比上升，也加大了印度爆發民族、宗教沖突的風險。
與此同時，在存在跨境民族的情況下，一個跨境民族在某一聚居國內遭遇的沖突會在另一聚居國的本民族同胞中激起共鳴和騷動，這本來是正常情感所致，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沖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微，該跨境民族完全沒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沖突之中，但假如這個跨境民族在未爆發沖突的聚居國中為數甚多，其政治影響力就有可能將這個聚居國拖進對本國不利的鄰國沖突，從而虛耗國力。這一點，我們從印度卷入斯里蘭卡民族沖突遭受重大損失中已經可見一斑。更有甚者，在本國民族構成、語言文字一致性低下的情況下，印度政府仍然對鄰國、特別是對綜合國力遠遠超過自己的大鄰國不斷操弄民族矛盾武器，進一步大大提高了引火燒身的風險。
四、印度政府無力消滅反政府武裝并爭奪民心、鏟除其發展土壤
（一）印度政府軍不堪任用
任何國家都存在種種社會矛盾，武裝力量是維持秩序的終極手段；面對已經公開交戰的反政府武裝，武裝力量的戰斗力更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秩序。印度政府已于2009年6月將印共（毛）列為非法組織，與伊斯蘭恐怖主義組織并列；2009年10月底，新任印度內政部長帕拉尼亞潘·奇丹巴拉姆[35] 更宣布在全國實施全面清剿印共（毛）武裝的“綠色狩獵”計劃，計劃投入三百億美元更新武器裝備，五年內肅清印共（毛）武裝。但通觀2010年4月6日切蒂斯格爾邦丹特瓦達之戰全程，[36] 可以得出結論：印度武裝力量的戰斗力和戰斗意志不堪信任；換言之，該國政府維持秩序的能力很成問題。
隸屬內政部的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號稱全世界最大安全部隊，而作為安全部隊高官護衛連隊，2010年4月6日丹特瓦達之戰中參戰的印度政府軍當屬精銳，何況其中還有一部分眼鏡蛇特種部隊官兵，其裝備優勢也顯而易見。伏擊者兵力優勢則并不大，政府軍有一百余人，而根據以印共（毛）丹特瓦達特區政治局書記科薩名義發布的公開信，參戰的“人民解放游擊軍”為三百人。但政府軍一戰陣亡86人（包括戰斗結束后救治無效死亡的九人），被當場擊斃的眼鏡蛇特種部隊就有15名，對方則僅有八人戰死，而且傷員和遺體全部帶回，以至于外界起初以為印共（毛）此戰無陣亡，表明無論是單兵還是小部隊作戰能力，印度政府軍相對于反政府武裝均無優勢；圍剿部隊反而落入對方包圍圈，表明印度政府軍指揮和偵察能力低下；軍營與戰場相距僅僅四公里，救援部隊竟然足足五個小時之后方才到達，表明印度政府軍相互救援的軍紀、戰友情誼和勇氣嚴重欠缺；……從這些表現來看，這樣的軍隊已經堪與抗戰末期豫湘桂戰役大潰敗和解放戰爭中的國軍相提并論。丹特瓦達之戰后印度《每日新聞與分析》[37] 等媒體對當事軍營的一系列直接采訪也讓人們對印度政府軍士氣低落、設施陳舊、后勤不良、官兵關系惡劣的破敗景象一覽無余，其軍紀之廢弛更令人震驚：一座剛剛經歷了震動國內外敗仗的軍營，記者居然可以未經預約就靠指揮官個人好惡而大搖大擺進入，隨意走動、觀察，還可以與士兵隨意接觸﹗[38] 對比西漢周亞夫的細柳營到現代強軍的一系列案例，這支軍隊的戰斗力可想而知。
與中國革命時期紅軍和解放軍稱國軍為“運輸大隊長”類似，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相當大一部分裝備也是來自繳獲。丹特瓦達之戰繳獲裝備包括21支AK~47、七支SLR步槍、六挺輕機槍、一支卡賓槍、一門迫擊炮，以及38件其它武器。前兩年印共（毛）一次戰斗占領了一座小城鎮戈拉布德，更一夜之間就從警察局軍火庫繳獲了268支AK~47步槍和1.7萬發子彈。
當然，丹特瓦達之戰中參戰印度政府軍大部分不是野戰軍而是安全部隊，但考慮到印度軍隊在后勤、軍紀等方面丑聞不斷，[39] 我們對印度野戰軍的戰斗力也不應估計過高。事實上，根據英國廣播公司2004年的報道，印共（毛）武裝2003年還曾經伏擊了接受美國特種部隊高原山地戰訓練的印度陸軍山地戰特種部隊，用弓箭射殺了他們好幾個哨兵，嚇得他們次日一早便乘直升機逃離。
而且，印度武裝力量拙劣的作戰表現并不始于對印共（毛）的戰斗，在2008年11月26~28日孟買恐怖襲擊案中，印度軍警的無能在對付伊斯蘭恐怖分子時就已經暴露無遺，在孟買這座僅1980年代以來就遭受40多次恐怖襲擊、即將召開大型國際會議“歐盟~印度會議”的印度第一大城市，號稱“黑貓突擊隊”的印度國家安全衛隊（NSG）居然需要九個多小時方能投入實戰，被外界譏為“病貓”；不少政府軍警還手持1895~1956年間作為英軍制式裝備的李~恩菲爾德步槍（Lee-Enfield），無法與恐怖分子的火力匹敵，連孟買反恐特種部隊司令也死于恐怖分子槍下。結果，區區十名恐怖分子就在孟買市中心橫行三天之久，僅喪生者就有166人。
在與反政府武裝的作戰中，印度軍警不僅表現得戰斗力低下，戰斗意志也相當衰敗，從許多公開報道中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點。據《印度時報》2010年4月12日報道，以往清剿毛派武裝時都是由當地警察帶路，印度中央后備警察部隊負責作戰，但在丹特瓦達之戰遭受重創之后，印度武警備受“震懾”，[40] 一度停止作戰，不敢繼續隨當地警察參加掃蕩。另外一些有關報道則表明，印度不少警察部隊鎮壓印共（毛）武裝屢敗之余，已經喪失了作戰的斗志，警方每隔兩周左右就對叢林放空槍以交差，而不是投入實際戰斗。更有甚者，印度很多地方腐敗不堪的軍警系統還走上了“養寇自重”的道路，他們將受命鎮壓反政府武裝視為向政府索取大量裝備的良機，其中一部分裝備又被他們賣給反政府武裝以“創收”。這般景象，在中國通常是王朝末年才能見到。軍隊戰斗意志和戰斗力如此狀況，印度政客和媒體卻仍然喜好張大其詞，動輒挑釁別國，更給印度的未來投下了難以言說的憂患。
在井岡山時期寫作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由于當時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持續不斷，小塊紅色政權得以發生、存在并日益發展；與此類似，印度的聯邦制政體給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提供了眾多可供利用的縫隙。在印度的聯邦制政體下，各邦自主權較大，配合不甚緊密、高效，而對反政府武裝的清剿又主要由各邦具體執行，中央后備警察部隊僅對各邦的清剿行動提供支持和幫助，其結果是各邦清剿行動步驟和力度不一，為反政府武裝靈活運用“敵進我退”的游擊戰術創造了便利。由于各邦主政者對此三心二意，這類漏洞越發增多。
置身這樣的環境，面對這樣的對手，無怪乎印共（毛）人民解放游擊軍被越剿越多，勢力和活動范圍越來越大，近年還提出了建立根據地的中心任務，并努力將游擊戰轉化成運動戰、將人民游擊軍轉變成人民解放軍。
（二）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裝在政治理論和社會治理實踐方面挑戰現行政治秩序
軍隊戰斗力虛弱，各邦政府配合較差，尚且可以通過整頓增強；但假如對手不是打家劫舍的草賊流寇，而是擁有成熟政治理論、能夠提供更好社會治理的政治力量，這樣的反政府武裝就很難撲滅了，印度現行政治秩序面臨的正是這樣的挑戰。
盡管行動不無偏頗之處，而且被印度政府乃至美國政府蓄意污名為“恐怖組織”，將極右武裝、穆斯林武裝和虔誠軍等組織制造的暴力事件和死亡移花接木安到印共（毛）頭上，[41] 盡量隨著力量壯大不可避免會有投機分子和渣滓混入，但與被印度中央政府乃至美國政府列入恐怖組織的其它黨派和武裝不同，印共（毛）并非一介草莽，其前身本來就是在相當系統的政治理論指導下問世的，在吸取中國革命成熟理論的基礎上，積自身數十年實踐之功，逐步發展形成了完整的指導武裝斗爭的理論框架。2007年1月，印共（毛）在秘密召開的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指導該黨今后工作的五個綱領性文件 —《高舉馬列毛主義的光輝旗幟》、《黨綱》、《黨章》、《印度革命的戰略和策略》以及《關于當前國內外形勢的決議》。在《黨章》中，印共（毛）決心以“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作為其指導思想，堅持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在此基礎上，印共（毛）將自己的奮斗目標劃分為三個階段：近期目標是建立一個緊湊的紅色革命區域，這個區域從尼泊爾邊界到比哈爾再延伸到安得拉邦，同時尋求人民民主；中期目標是作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印度繼續開展已在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以“間接統治、剝削和控制”為形式的新殖民主義；終極目標是通過長期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印共（毛）政治局2009年9月發布的黨內通信中，稱他們建立的政權組織“革命人民委員會”（janathana sarkars）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以人為本和基于當地資源的新型權力運作模式”；該黨在提供更好社會治理方面的許多實踐確也令人刮目相看。通稱“納薩爾巴里運動”的印度毛派農民革命戰爭游擊運動興起于1967年，之所以能夠在重重包圍之中43年紅旗不倒，反而發展壯大，就是因為廣大貧苦階層無以為生、基本人權被剝奪而被逼上梁山，印共（毛）不僅擁有系統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武裝，在實踐中又實施了減租、懲處貪官污吏、建立“人民法庭”等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讓廣大貧苦階層得到了斗爭的實惠，并為其控制的“解放區”提供了更好的社會治理。
據中國學者溫鐵軍在其〈印度北方農民運動和“毛派”武裝斗爭考察報告〉中總結，印共（毛）的方針政策有幾個基本特點：迫使地主減租50％，其中一半留給佃農，另一半分給窮人；解除地主階級私人武裝，剝奪他們對群眾橫征暴斂、欺壓無度的工具；他們逼迫貪官污吏交出25~30％貪污所得，大部分用于救濟貧苦農民，小部分用于自身開支；他們建立的“人民法庭”能夠有效懲處刑事犯罪，特別是在其他地區極其嚴重的對婦女的暴力和犯罪，在他們的控制區大幅度下降；……在他在印度農村地區召開的座談會中，上述情況得到了一致公認。[42] 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印度國內外觀察家們都承認，在印共（毛）等毛派組織活躍的核心地帶，他們被視為正義與平等的化身而廣受尊重和敬畏，在實地考察中，當地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受訪者一致表示，毛派“人民法庭”的懲罰是正義的，他們只針對罪有應得的罪犯。
不僅如此，印度幾乎所有政黨都以某些種姓或群體為固定票源，印共（毛）武裝和印度其它主流共產主義組織則體現了跨種姓和群體的特點：成員來自各個種姓和群體，領導人一般出身于高種姓和富裕階層，[43] 但他們與印度眾多種姓中的最低種姓群體同甘共苦，沒有表現出任何高人一等的優越感，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持公正客觀立場的印度國內外觀察家們都不能不對這一點表示贊賞。
相反，支持印度政府鎮壓印共（毛）武裝的地主階級不僅橫征暴斂，他們建立的民團對低種姓村民、婦女和兒童的殘酷殺戮更是罄竹難書；印度政府機構則是貪污腐敗橫行，軍警擾民成性。印度媒體有報道稱2010年4月6日丹特瓦達之戰之所以爆發，直接原因就是印度中央警察預備部隊前一天在附近村莊搶奪當地農民的雞和碗而不給錢，當地農民的怨聲又很快傳到了印共（毛）武裝耳里；而根據丹特瓦達之戰后以印共（毛）丹特瓦達特區政治局書記科薩名義發布的公開信，印度政府軍在掃蕩中采用了燒殺搶掠和強奸婦女等暴虐手段驅逐根據地群眾，僅此次掃蕩中就有十個村莊的76名婦女遭政府軍強奸。
支持印度政府鎮壓印共（毛）武裝的地主武裝和政府軍警殺害、驅逐平民總體情況如何，就筆者所見，目前還沒有公開的系統、全面的調查統計，何況印度從來不以社會基礎設施完備、政府高效而聞名，幾乎大部分統計數據準確性都值得懷疑，媒體報道也不完全。印度報紙對反政府武裝的歧視性報道自不待言，由于印度是“民主國家”，所以多年來把持國際輿論話語權力的西方媒體也只報道印度警察和安全部隊如何遭到襲擊，卻不報道他們如何鎮壓農民（毛派與農民結成一體），遑論報道印度平民在政府軍警清剿行動中的死亡人數了。印度知名女作家阿蘭達蒂·羅伊在美國演講中稱在近年的清剿中印度已經死亡六萬人，[44] 雖然這個數字未必準確，可能夸大也可能不足，但結合多方面信息，可以確定的是，就總體而言，印度平民在政府軍的清剿行動中蒙受了可觀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兩相比較，無怪乎印共（毛）武裝不僅在農村和中小城鎮基層群眾中贏得了廣泛支持，而且在高級知識分子、官員等社會中上層人士中也不乏明確的同情者。正由于這一點，印度執政黨與政府對印共（毛）的態度頗富諷刺意味：一方面，印度政府明確將印共（毛）列為非法組織并發動了全國性圍剿，現任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稱之為“國內最大安全威脅”，軍警部隊和各級政府在鎮壓行動中也不乏極端行為。印共（毛）及其同情者方面指責印度政府每年僅秘密處決的印共（毛）黨員、人民解放游擊軍戰士、同情者甚至無辜者就高達600~1000人，到2009年6月共秘密處死近5600多人，這個數字還不包括交戰過程中的傷亡和抓捕后經過法律程序的。
另一方面，印度歷屆中央政府及其執政黨深知印共（毛）已經贏得了廣泛支持，擔心動用野戰軍鎮壓印共（毛）武裝會導致自己流失草根階層選票，也害怕會因此戳破他們對外精心炮制的“印度大放光芒”（India Shining）形象，在國內外經濟界引發巨大震動，因而一直反對全面動員國防軍野戰部隊打擊印共（毛）武裝。雖然印度內政部長奇丹巴拉姆于2010年5月提出希望動用國防軍野戰部隊圍剿印共（毛），但在6月11日的內閣安全委員會會議上，[45] 總理辛格、財政部長穆克吉、國防部長安東尼等要員均反對奇丹巴拉姆的提議，連派遣野戰軍建立前沿指揮部、培訓警察部隊等建議也沒有采納，僅同意雇傭退伍軍人參與排雷等部分軍事行動。在地方政府層次，決策者們對鎮壓印共（毛）更不得不三心二意，左右搖擺，因為如上文所述，在印共（毛）武裝活躍的邦，多年來主流政黨要想競選獲勝就必須贏得毛派支持，至少是不抵制。[46]
這種廣泛的支持、特別是基層群眾的支持令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得到了多方面好處：首先是如同中國革命戰爭中那樣令革命武裝如魚得水，耳聰目明，丹特瓦達之戰前政府軍一舉一動盡在印共（毛）眼里，鎮壓革命軍的政府軍則寸步難行，閉目塞聽。其次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度政府，使之無法全面動員野戰軍全力鎮壓，盡管印度特種部隊等正規軍曾先后與印共（毛）武裝小規模交手。
既然印度社會階級矛盾如此尖銳，印度政治卻立足于壓迫者、剝削者群體的支持，反政府武裝又能如此深得民心，那么可以斷言，雖然印共（毛）之類反政府武裝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太容易奪取全國政權，但印度政府也難以消滅他們，更無法鏟除反政府武裝“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土壤。印度國內和平將長期面臨考驗，而可持續發展只能是和平的產物。
五、造就反政府武裝的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公同樣威脅印度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
在“全球經濟失衡”成為熱門話題的背景下，近年來國內外頗有人認為內需、特別是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較多，這是印度經濟相對于中國經濟的一大優勢。此說流傳之廣，以至于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先生2006年12月15日借來華參加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之機到中國社科院演講時，也不忘向中國聽眾推銷印度模式，要求中國“以印為師”擴大消費：“今天中國的GDP約有一半貢獻給了投資和為世界其他國家生產凈出口，僅有剩下的一半可用于消費，這其中還包括政府消費。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去年中國的消費僅占GDP的38％，比起2001年45％的水平下滑了。根據最新獲得的數據進行對比，2004年印度的居民消費占到其GDP的60％。中國的消費占GDP的低比例對應于高比例的國民儲蓄率。”印度官方聲稱印度擁有三億中產階級，這種說法也被中國某些學者用作論據抨擊中國經濟社會的“缺陷”。
然而，且不提儲蓄和投資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具備較強的積累和投資能力方能趕超發達國家，也不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經常項目順差是一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關鍵要素之一，鑒于印度反政府武裝興起壯大的根源在于極度貧困和社會不公，印度自夸的內需主導經濟增長模式成色幾何，究竟能否與中國相比，殊堪質疑。
（一）低收入削弱了印度消費拉動經濟的力量
前文已經提及印度居高不下的貧困人口比重和全部人口營養不良發生率，即使是印度所謂中產階級，其收入、生活標準和人數也不可與中國同一階層居民相提并論。印度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是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制訂和發布者，其發布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是：年均稅后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對盧比的比價為1兌48.5左右）的家庭即算是中產階級家庭。按此標準衡量，2001年印度已有六千萬個家庭躍升為中產階級家庭，以一家五口計算，印度目前有中產階級三億人。按2000年美元對盧比匯率期末價1兌46.75、2001年人民幣兌美元年均匯率為8.2770元近似折算，[47] 人民幣1元約合5.6482印度盧比，五口之家年均稅后收入5975~26557元便可算中產階級家庭，換言之，人均稅收年收入達到人民幣1195元即可算作印度中產階級家庭。而在2001年同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6859.6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366.4元，[48] 若按印度標準衡量，估計中國95％以上居民都可算作中產階級了。2005年，印度應用經濟研究委員會的一項報告將中產階級年收入區間提高到9~100萬盧比；[49] 而到2008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15780.8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4760.6元。[50]
測度亞太區域中產階級的統一標準中影響較大的是亞洲開發銀行2010年度《亞太關鍵指標》（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Pacific）報告擬定的亞太地區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標準，該報告將亞太區域中產階級界定為日均消費2~20美元（按2005年購買力平價折算）者，根據該機構計算，2005年中國人口62.68％列入這一群體，印度這一群體僅占總人口的25.05％，與烏茲別克斯坦、老撾、尼泊爾、孟加拉國國名列該機構測算的亞太區域21國中中產階級人口比重最低的五國（參見表~3）。進一步考察按這個標準測算的中產階級內部構成，中國的構成也優于印度。與中國相比，無論是按照絕對人數、占總人口比重還是占中產階級總人數比重衡量，印度中產階級中都是劃入中下階層（日均消費2~4美元）者多，劃入“中中”（日均消費4~10美元）和“中上”（日均消費10~20美元）階層者少。
收入水平過低極大地限制了印度居民的消費能力，使之無法為很大一部分（即使不是絕大部分）現代制造業產品提供足夠規模的消費市場。按2000年不變價計算，2006年中國人均住戶最終消費支出為651美元，印度為374美元，相當于中國的57％；世界平均為3486美元（2005年數據），低收入國家為279美元，高收入國家為1.7238萬美元。[51] 按照亞行測算，就作為現代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最重要消費者群體的中產階級而言，2005年中、印這兩個群體按購買力平價折算的消費額分別為6412.5億美元和1724.6億美元（參見表~3），中國是印度同一指標的3.7倍。
表~3：亞洲開發銀行中印中產階級對比，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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