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個年輕民主國家的篝火

俄羅斯選擇“皮諾切特選項”

有生命的城市不能一塊塊被變賣而不考慮其固有傳統(tǒng)，即使這些傳統(tǒng)與外國人格格不入……但這是我們的傳統(tǒng)，我們的城市。有好長的時間我們生活在共產(chǎn)黨極權統(tǒng)治下，但現(xiàn)在我們發(fā)現(xiàn)生活在生意人的極權統(tǒng)治下并沒有更好過。他們亳不在乎自己身在哪個國家。

——葛林(Gigory Goring)．俄羅斯作家，1993年

散播真相——經(jīng)濟學的法則就像工程學法則一樣。一套法則放諸四海而皆準。

——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世界銀行首席經(jīng)濟學家．1991年

當蘇聯(lián)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1991年7月飛往倫敦出席七大工業(yè)國(G7)高峰會時，他有十足的理由期待一場英雄式的歡迎。在之前的三年，他在國際舞臺上似乎很少昂首闊步，反而經(jīng)常步履輕飄地向媒體施展魅力，忙著簽署解除軍備條約，接受和平獎項，包括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

他甚至做到以前無法想象的事：贏得美國大眾的心。這位俄國領導人徹底挑戰(zhàn)了邪惡帝國的諷刺漫畫，美國媒體甚至給他取一個可愛的呢稱“戈比”(Gorby)，而《時代》雜志在1987年作了一個冒險的決定，讓這位蘇聯(lián)總統(tǒng)當上這份雜志的年度風云人物。編輯群解釋說，戈爾巴喬夫和他的前任(戴著毛板帽的石像怪)不同，是俄羅斯的里根——“克里姆林宮版的偉大溝通者”。諾貝爾獎委員會宣稱，拜戈爾巴喬夫所賜，“我們希望我們正在慶祝冷戰(zhàn)結束”。

到90年代開始，戈爾巴喬夫以開放和改革兩大政策，領導蘇聯(lián)經(jīng)歷一段了不起的民主化過程：新聞媒體解禁，俄羅斯國會、地方議會、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都改為民選，且憲法法庭也獨立化。在經(jīng)濟方面，戈爾巴喬夫推動自由市場與強大社會安全網(wǎng)的混合，把關鍵產(chǎn)業(yè)置于國家控制下——他預測這個過程將花上十到十五年才能完成。他的最終目標是以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建立社會民主體制，成為“全人類的社會主義燈塔”。

剛開始西方也希望戈爾巴喬夫成功地放寬蘇聯(lián)經(jīng)濟，轉(zhuǎn)型為接近瑞典模式的經(jīng)濟。諾貝爾委員會明白表示，頒獎給他是為了支持蘇聯(lián)轉(zhuǎn)型，也就是“在需要時伸出援手”。戈爾巴喬夫在訪問布拉格時說，他無法獨力完成大業(yè)：“就像同在一條繩子上的登山者，世界上的國家必須一起爬上山頂，否則就一起墜入深淵。”

因此1991年在G7高峰會上發(fā)生的事完全出乎意料。戈爾巴喬夫從他的友邦元首同伴得到的一致信息是，如果他不立即采用激進的經(jīng)濟休克治療，他們將切斷繩索，讓他墜落。“他們對轉(zhuǎn)型步調(diào)與方法的建議令我大吃一驚。”戈爾巴喬夫記述那次會議時說。

波蘭剛在IMF和薩克斯監(jiān)督下，完成第一回合休克治療，而英國首相梅杰(John Major)、美國總統(tǒng)布什(George H．W．Bush)、加拿大總理穆羅尼(Brian Mulroney)和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的共識是，蘇聯(lián)必須追隨波蘭的做法，甚至以更快的速度進行。高峰會后，戈爾巴喬夫從IMF、世界銀行和每一個主要放款機構得到同樣的開拔令。那一年稍晚，當俄羅斯要求赦免債務以度過一場災難性的經(jīng)濟危機時，卻得到債務必須履行的嚴厲回答。從薩克斯為波蘭尋求援助和赦免債務以來，政治氣氛已經(jīng)大為改變——變得更加苛刻。

接著發(fā)生的事——蘇聯(lián)解體，戈爾巴喬夫下臺，由葉利欽取代，以及俄羅斯展開經(jīng)濟休克治療的混亂過程——已成了現(xiàn)代史詳細記錄的一章。不過，這則故事經(jīng)常被說成稀松平常的“改革”，平板到掩蓋了一個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體制中犯下的重大罪惡。俄羅斯被迫在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計劃和真正的民主革命中作選擇。面對這個選擇，俄羅斯的民主革命早已展開——為了推動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計劃，戈爾巴喬夫已在進行的和平改革進程必須以暴力打斷，然后大幅度反轉(zhuǎn)。

戈爾巴喬夫知道，要實施G7和IMF提倡的休克治療，唯一的方法是訴諸暴力——就像許多西方國家推動這類政策的手段。《經(jīng)濟學人》雜志在1990年一篇影響甚巨的文章中，呼吁戈爾巴喬夫采用“強人統(tǒng)治……粉碎阻礙積極經(jīng)濟改革的抗拒”。諾貝爾委員會宣告冷戰(zhàn)結束短短兩周后，《經(jīng)濟學人》就敦促戈爾巴喬夫以冷戰(zhàn)時代最惡名昭彰的屠夫為榜樣。這篇以“米卡爾·瑟基維克·皮諾切特?”(Mikhail Sergeevich Pinochet，譯注：Mikhail Sergeevich為戈爾巴喬夫的教名與本名)為題的文章作結論說，雖然采取這個建議可能導致“放血……它卻可能——只是可能——為蘇聯(lián)帶來所謂的皮諾切特式自由經(jīng)濟”。《華盛頓郵報》還更進一步，在1991年8月刊登一篇評論，標題是“皮諾切特的智利是蘇聯(lián)經(jīng)濟的務實楷模”，支持以政變推翻慢吞吞的戈爾巴喬夫，但該文作者許瑞吉(Michael Schrage)擔心，蘇聯(lián)總統(tǒng)的反對者“并沒有采取皮諾切特選項的精明，也沒有多少支持”。許瑞吉寫道，他們應該“效法一位深諳政變個中三昧的獨裁者：退休的智利將軍皮諾切特”。

戈爾巴喬夫很快發(fā)現(xiàn)，他面對一位很愿意扮演俄羅斯皮諾切特角色的對手。葉利欽雖然擔任俄羅斯總統(tǒng)職位，知名度卻遠不如整個蘇聯(lián)的元首戈爾巴喬夫。這種情況在1991年8月19日大為改觀，也就是G7高峰會后的一個月。一群保守派共產(chǎn)黨員把坦克車開到稱為白宮(White House)的俄羅斯國會大廈前，揚言要攻擊俄羅斯首屆民選國會，以阻止民主化過程。葉利欽帶領一群決心保護新民主的群眾，站到一輛坦克車上，譴責這場侵略是“一群憤世嫉俗的右派企圖政變”。坦克撤退后，葉利欽被捧為民主的捍衛(wèi)者。一位當天走上街頭的示威者描述說：“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覺自己可以影響國家情勢。我們的精神飛揚。那是一種團結一心的感覺。我們覺得可以戰(zhàn)勝一切。”

葉利欽也有同感。身為領導人，他向來表現(xiàn)出反戈爾巴喬夫的立場。戈爾巴喬夫給人儒雅、穩(wěn)重的印象(他最引人爭議的措施是大力反對喝伏特加酒)，葉利欽則以貪吃和嗜飲聞名。在政變前，許多俄羅斯人對葉利欽有所保留，但他在共產(chǎn)黨政變中協(xié)助挽救了民主，使他至少暫時成了人民英雄。

葉利欽立即把他贏得的戰(zhàn)果全部下注，擴增他的政治實力。只要蘇聯(lián)體制不變，他的權力永遠在戈爾巴喬夫之下，但在政變挫敗四個月后的1991年12月，葉利欽使出政治妙招。他與另外兩個蘇聯(lián)共和國結盟，這個舉措實際上等于讓蘇聯(lián)解體，因而迫使戈爾巴喬夫辭職。廢除“大多數(shù)俄羅斯人一輩子只認定的國家”蘇聯(lián)，對俄羅斯人心理造成強烈震撼——就像政治學者柯恩說的，這是俄羅斯在接下來三年間要承受的“三個創(chuàng)傷性震撼”的第一個。

葉利欽宣布蘇聯(lián)不復存在當天，薩克斯也蒞臨克里姆林宮的同一個廳堂。薩克斯回憶這位俄羅斯總統(tǒng)說：“‘各位，我要宣布蘇聯(lián)已經(jīng)結束……’而我說：‘哇，你知道，這是百年僅見的大事。這是你所能想象最不可思議的事；這是真正的解放；我們大家一起來幫助這些人民。’”葉利欽邀請薩克斯擔任顧問，而薩克斯態(tài)度很認真，他宣稱：“如果波蘭可以辦到，俄羅斯也能。”

但葉利欽想要的不只是顧問，他要的是靠薩克斯的金字招牌為波蘭募得的資金。葉利欽說：“唯一的希望是七大工業(yè)國承諾很快提供我們更巨額的財政援助。”薩克斯告訴葉利欽，他有信心如果莫斯科愿意采取“大爆炸”的方式建立資本主義經(jīng)濟，他可以籌得約150億美元。俄羅斯必須有雄心壯志，而且必須迅速行動。葉利欽不知道的是，薩克斯的好運已快用完。

俄羅斯轉(zhuǎn)型到資本主義的背景，與其國內(nèi)的貪瀆有關。莫斯科市長勃波夫(Gavriil Popov)宣稱，打破中央管理式經(jīng)濟的方式只有兩個選擇：“財產(chǎn)可以分給社會所有成員，或者把最好的財產(chǎn)送給領導人……總而言之，有一種民主方式，還有一種權貴式(nomenklatura)、共產(chǎn)黨官僚式的方法。”葉利欽選擇后者——而且匆忙作了這項選擇。1991年底，他前往國會并作了一個不同尋常的建議：如果他們給他一年的特別權力，讓他以命令方式頒布法律而不必提交國會通過，他便能解決經(jīng)濟危機，還給人民有效而健康的體制。葉利欽要求的是獨裁者享有的行政權，而非民主政治，但國會仍然感激這位總統(tǒng)在政變陰謀期間扮演的角色，而且國家迫切需要外援。答案是：好，葉利欽可以擁有一年絕對權力以改造俄羅斯經(jīng)濟。

他立即召集一批經(jīng)濟學家，其中有許多人在共產(chǎn)黨統(tǒng)治最后幾年曾組織某種自由市場讀書會，閱讀芝加哥學派思想家的基本著作，并討論如何把這些理論應用在俄羅斯。雖然他們未曾在美國念書，卻成了弗里德曼的狂熱信仰者，甚至俄羅斯媒體稱呼葉利欽的小組為“芝加哥男孩”，張冠李戴地使用這個詞，但對俄羅斯欣欣向榮的黑市經(jīng)濟而言卻十分貼切。西方國家則稱呼他們?yōu)椤澳贻p的改革者”。這批經(jīng)濟學家的頭是蓋達爾(Yegor Gaidar)，葉利欽任命他為兩位副總理之一。1991年到1992年擔任部長的埃文(Pyotr  Aven)也在這個內(nèi)部圈子里，他談到這群人時說：“他們自認替天行道，而且從他們的信仰自然地流露出超越一切的優(yōu)越感，很不幸的，這是我們改革者的典型。”

俄羅斯報紙《獨立報》(Nezavisimaya Gazeta)觀察這批突然從天而降在莫斯科掌權的人時，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驚訝的發(fā)展：“俄羅斯首度在政府中任用一批自由派，他們自認是哈耶克以及弗里德曼‘芝加哥學派’的追隨者。”他們的政策“十分明顯——以‘休克治療’作為藥方的‘厲行財政穩(wěn)定化’”。該報指出，在葉利欽任命這群人的時候，他也讓惡名昭彰的強人史柯可夫(Yury Skokov)擔任國防與主管鎮(zhèn)壓的部門：陸軍、內(nèi)政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些決定顯然互有關聯(lián)：“也許‘強人’史柯可夫可以‘確保’在政治上厲行穩(wěn)定化，而‘強人’經(jīng)濟學家則能保證經(jīng)濟上的穩(wěn)定化。”這篇文章以預測作為結束，“如果他們嘗試建構一個本土化的皮諾切特體制也不會令人意外，其中蓋達爾的小組將扮演‘芝加哥男孩’的角色……”

為了提供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意識形態(tài)和技術上的支持，美國政府資助自己的轉(zhuǎn)型專家，交付他們?yōu)槎砹_斯撰寫私有化命令、設立紐約式的證券交易所，設計俄羅斯共同基金市場等工作。在1992年秋天，美國國際發(fā)展署授予2100萬美元的合約給哈佛國際發(fā)展研究所，由它派遣年輕的律師和經(jīng)濟學家小組，到俄羅斯協(xié)助蓋達爾小組。1995年5月，哈佛聘請薩克斯擔任國際發(fā)展研究所所長，這表示他在俄羅斯的改革期扮演兩個角色：先是葉利欽聘請的自由顧問，然后又接掌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哈佛在俄羅斯的前哨站。

又一次，一群自稱改革家的人，秘密聚集在一起草擬一套激進的經(jīng)濟計劃。其中一位重要的改革者華西里夫(Dimitry Vasiliev)回憶說：“剛開始時，我們沒有任何雇員，連秘書也沒有。我們沒有設備，甚至沒有傳真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在一個半月內(nèi)寫出一套全面私有化計劃，我們必須擬訂20項法律……那真的是一段浪漫期。”

1991年10月28日，葉利欽宣布解除價格管制，并預測“解除價格管制將使一切回歸到正確的位置”。這些“改革家”在戈爾巴喬夫辭職不到一周就推動他們的經(jīng)濟休克治療計劃——三個創(chuàng)傷性震撼的第二個。這套休克治療計劃也包括自由貿(mào)易政策，以及把全國約22．5萬家國營公司迅速私有化的第一階段。

“‘芝加哥學派’計劃讓俄羅斯措手不及。”一位葉利欽早期的經(jīng)濟顧問回憶說。這種措手不及是刻意制造的，是蓋達爾突然并迅速進行改革策略的一環(huán)，使得抗拒根本不可能。他的小組想解決的是同一個老問題：民主成了阻礙他們計劃的威脅。俄羅斯人不希望由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來管制他們的經(jīng)濟，但大多數(shù)人仍堅定相信財富重分配，以及政府應扮演積極的角色。和波蘭人對團結工會的支持一樣，1992年接受調(diào)查的俄羅斯人有67％說，他們相信工人合作社是把共產(chǎn)國家資產(chǎn)私有化最公平的方式，79％的人則說，他們認為政府的核心功能之一是維持全民就業(yè)。這表示如果葉利欽的小組把他們的計劃提交民主辯論，而非對已深感迷失的大眾發(fā)動秘密攻擊，芝加哥學派革命將不會有成功的機會。

葉利欽在這段期間的顧問之一馬烏(Vladimir Mau)解釋說，“最有利于革命的情況”是“由于過去的政治斗爭而筋疲力盡的疲倦大眾……這是何以政府在解除價格管制前如此有信心，因為不可能發(fā)生激烈的社會沖突，政府不會被平民反抗推翻”。他解釋說，絕大多數(shù)俄羅斯人——70%——反對解除價格管制，但“我們當時和現(xiàn)在都很清楚，人民都專注在他們私人(園圃)土地的收成，以及個人的經(jīng)濟狀況”。

斯蒂格利茨當時擔任世界銀行的首席經(jīng)濟學家，他簡單地總結指導休克治療師的思維。他的比喻現(xiàn)在大家應該都耳熟能詳：“只有在‘轉(zhuǎn)型迷霧’所提供的‘機會窗口’采取奇襲策略，才能在人民有機會組織起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之前達成改變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休克主義。

斯蒂格利茨稱呼俄羅斯的改革家為“市場布爾什維克”（Market Bolsheviks)，因為他們鐘愛大地震式的革命。不過，當年的布爾什維克全心全意想在舊時代的灰燼中建立中央計劃國家，市場布爾什維克卻相信某種神奇的東西：如果創(chuàng)造出獲利的最理想條件，國家將自動重建自己，無需任何計劃。(這個信念將在十年后的伊拉克再度出現(xiàn)。)

葉利欽大膽承諾“在約六個月內(nèi)，情況會惡化”，然后復蘇將展開，俄羅斯很快又會是經(jīng)濟巨人，成為世界四大經(jīng)濟體之一。這種所謂創(chuàng)造性破壞的理論，其結果是稀少的創(chuàng)造和惡性循環(huán)的破壞。短短一年后，休克治療造成災難性的破壞：俄羅斯數(shù)百萬中產(chǎn)階級在貨幣貶值中喪失畢生積蓄，數(shù)百萬工人因突然削減補貼幾個月領不到工資。1992年俄羅斯的人均消費比1991年減少40％，有三分之一的人民落入貧窮線下。中產(chǎn)階級被迫在牌桌或街頭變賣個人財產(chǎn)——這些走投無路的行為卻被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家贊許為“創(chuàng)業(yè)家精神”，證明資本主義復蘇已經(jīng)發(fā)生，每賣出一樣傳家寶或一件二手運動夾克都是證明。

和在波蘭一樣，俄羅斯人最后終于重新找到自己的方向，并開始要求終結這種虐待狂式的經(jīng)濟冒險(“停止實驗”在當時的莫斯科是最常見的墻壁涂鴉)。在選民的壓力下，民選的國會——支持葉利欽取得權力的同一個國會——決定該是節(jié)制總統(tǒng)與他的冒牌芝加哥男孩的時候了。1992年12月，他們投票罷黜蓋達爾；在三個月后的1993年3月，國會議員投票取消他們給葉利欽以命令執(zhí)行經(jīng)濟法律的特別權力。寬限期已經(jīng)屆滿，而成果是民不聊生；從現(xiàn)在起法律必須經(jīng)由國會通過，這是任何自由民主國家的標準做法，也是遵循俄羅斯憲法規(guī)定的程序。

國會議員只是執(zhí)行他們的權利，但葉利欽已習慣于擴大的權力，并開始自認像皇帝多于總統(tǒng)(他已習于自稱鮑里斯一世[Boris I])。他借上電視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來報復國會的“叛變”，輕易地恢復他帝王般的權力。三天后，俄羅斯獨立的憲法法庭(創(chuàng)立憲法法庭是戈爾巴喬夫最重大的民主突破之一)以九票對三票，用八項不同的罪名判決葉利欽奪權的舉動違反他宣誓遵守的憲法。

在此時之前，世人還有可能說俄羅斯的“經(jīng)濟改革”和民主改革是同一個計劃的部分，但葉利欽宣布進入緊急狀態(tài)，兩個計劃已經(jīng)走上沖突的道路，葉利欽和他的休克治療醫(yī)生直接對上了民選國會與憲法。

盡管如此，西方國家仍全力支持葉利欽，因為借用美國總統(tǒng)克林頓(Bill Clinton)的說法，葉利欽仍然自稱扮演“真正致力于自由與民主，真正致力于改革”的角色。大多數(shù)西方媒體也支持葉利欽對抗整個國會，把國會議員貶斥為“共產(chǎn)主義強硬派”，嘗試開民主改革的倒車。《紐約時報》莫斯科辦事處主任報道說，他們還沒有擺脫“蘇聯(lián)心態(tài)——懷疑改革、對民主的無知、蔑視知識分子或‘民主主義者’”。

事實上，這些國會議員盡管有各種缺點(而且共有104l位議員，缺點一定很多)，卻是1991年支持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反抗強硬派政變的同一批人，他們曾投票解散蘇聯(lián)，而且直到不久前還全力支持葉利欽。然而《華盛頓郵報》的專欄用“反政府”來形容俄羅斯國會議員——好像他們是闖入者而非政府的一部分。

1993年春季，當國會通過一項未遵守IMF要求厲行節(jié)約的預算法案后，沖突逐漸呈現(xiàn)山雨欲來之勢。葉利欽的反應是嘗試根除國會。他在新聞媒體的奧威爾(Orwell)式支持下，匆忙籌備一次公民投票，問選民是否同意解散國會并舉行提前選舉。投票的人數(shù)不足以賦予葉利欽需要的權力。不過他仍宣稱勝利，說這場投票證明整個國家支持他，因為他悄悄置人一個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問題，問投票者是否支持他的改革。回答是的投票者以些微差距占多數(shù)。

在俄羅斯，公民投票普遍被視為宣傳手法，而且是失敗的宣傳。事實是，葉利欽和華盛頓之間，還橫梗著擁有憲法權利的國會可以采取制衡作為：減慢休克治療轉(zhuǎn)型的速度。一場高壓的行動隨即展開。當時擔任美國財政部長的桑莫斯警告說：“俄羅斯改革的動力必須重新振作并加強力道，才足以獲得持續(xù)的多國支持。”IMF得到這個信息后，一位匿名的官員泄露消息給新聞界，說一筆15億美元的承諾貸款已被取消，因為IMF“對俄羅斯開改革倒車感到不滿”。葉利欽的前部長埃文說：“IMF對預算與貨幣政策幾近瘋狂的偏執(zhí)，以及對其他每一件事絕對要求表面功夫和一板一眼的態(tài)度……在這整件事中扮演不小的角色。”

IMF泄露消息后的第二天，自信能獲得西方支持的葉利欽跨出了無法撤回的第一步，即直到今日仍被公開形容為“皮諾切特選項”的措施：他下達1400號命令，宣布廢止憲法和解散國會。兩天后，國會的特別會議以636票對2票彈劾葉利欽不可饒恕的行為(相當于美國總統(tǒng)片面解散國會)。副總統(tǒng)魯茨科伊(Aleksandr Rutskoi)宣布，俄羅斯已為葉利欽和改革者的“政治冒險主義付出沉重代價”。

葉利欽與國會問爆發(fā)某種武裝沖突已無可避免。盡管俄羅斯憲法法庭再度判決葉利欽的行為違憲，克林頓仍舊繼續(xù)支持他，美國國會也投票通過給葉利欽25億美元援助。受到鼓舞的葉利欽派遣軍隊包圍國會，并命令市政府切斷國會大廈白宮的電力、暖氣和電話線。莫斯科全球化研究所主任卡佳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告訴我：“成千上萬支持俄羅斯民主的群眾涌進，嘗試突破封鎖。持續(xù)兩周的和平示威群眾和軍隊與警方對峙，使國會大廈的封鎖有一部分被打開，好讓人們送食物和飲水到里面。和平抵抗的勢力愈來愈大，響應的支持者愈來愈多。”

雙方陣營日益壁壘分明，可以解決僵局的唯一妥協(xié)方法是達成提早選舉的協(xié)議，讓大眾來評斷是非曲直。許多人呼吁采取這個方案，但正當葉利欽權衡該如何選擇，且據(jù)報道他傾向選舉時，波蘭傳來的消息卻是選民用選票嚴厲懲罰以休克治療背叛他們的團結工會。

目睹團結工會在選舉慘遭滑鐵盧后，葉利欽和他的西方顧問已經(jīng)很清楚提早選舉的風險太大。在俄羅斯，牽涉的財富極為龐大：大油田、約占全世界30％的天然氣蘊藏、20％的鎳，更別說共產(chǎn)黨曾賴以控制廣大人口的武器工廠與國家媒體體系了。

葉利欽放棄談判，擺出不惜一戰(zhàn)的姿態(tài)。由于剛提高一倍軍餉，軍隊幾乎全都站在他這邊，因此據(jù)《華盛頓郵報》報道，他“以成千上萬名內(nèi)政部的軍隊、帶刺鐵絲網(wǎng)和鎮(zhèn)暴噴水車，團團圍住國會大廈，不準任何人進出。葉利欽的頭號對手魯茨科伊在國會里，這時候已武裝起他的護衛(wèi)，并歡迎近乎法西斯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加入他的陣營。他呼吁支持者對葉利欽的“獨裁統(tǒng)治”絕不妥協(xié)。參與抗議并寫書談到這個事件的卡佳利茨基告訴我，在10月3日，國會的支持群眾“游行到奧斯坦金諾(Ostankino)電視臺，要求報道這則新聞。群眾有些人有武裝，有些人沒有；群眾里還有小孩。他們遭到葉利欽軍隊的機關槍攻擊”。約100名示威者和一名士兵被殺害。葉利欽的下一步是解散所有城市和地方行政區(qū)的議會。俄羅斯剛萌芽的民主政治已被一塊塊摧毀。

確實有部分國會議員把希望寄托在群眾身上，顯出對和平解決的嫌惡，但即使是前美國國務卿蓋爾布(Leslie Gelb)也寫道，國會“并非由一群右派瘋子所掌控”。是葉利欽非法解散國會和違抗國家最高法庭的判決，才使俄羅斯陷入這場危機——由于人民不甘于放棄得來不易的民主，他的作為勢必激發(fā)鋌而走險的反應。

華盛頓或歐盟若發(fā)出明確信息，應可迫使葉利欽坐下來認真與國會談判，但他獲得的只有鼓勵。最后，在1993年10月4日早上，葉利欽實現(xiàn)了他早已注定的命運，成為俄羅斯版的皮諾切特，他制造的一連串暴力事件無疑與整整20年前發(fā)生的智利政變相呼應。在葉利欽對俄羅斯人民帶來的第三個創(chuàng)傷性震撼中，他下令不情愿的軍隊突襲俄羅斯白宮，縱火焚燒，使他兩年前借保衛(wèi)它而揚名立萬的同一棟建筑變成一片焦黑。共產(chǎn)主義崩潰可能未耗一兵一卒，但芝加哥式的資本主義卻需要大量槍炮來防衛(wèi)自己：葉利欽招來5000千名士兵、數(shù)十輛坦克和武裝運兵車、直升機和配備自動機關槍的精銳震撼部隊一一全都為了保護俄羅斯的新資本主義經(jīng)濟免于民主政治的嚴重威脅。

《波士頓環(huán)球報》(Boston Globe)這樣報道葉利欽包圍國會：“昨日有長達十個小時，約三十輛俄羅斯陸軍坦克車和武裝運兵車，團團包圍莫斯科鬧區(qū)的國會大廈，即俄羅斯人所稱的白宮，并以一輪輪炮火猛烈攻擊，同時步兵以機關槍掃射。在下午四時十五分，約300名警衛(wèi)、國會議員和工作人員排成一列，舉著手走出建筑。”

那天結束時，這場猛烈的軍事攻擊共造成約500人死亡，傷者約1000人，是莫斯科從1917年以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雷德威(Peter Reddawy)與格林斯基(Dmitri Glinski)曾為葉利欽年代寫出最權威性的記敘(《俄羅斯改革的悲劇：市場布爾什維克對抗民主主義》)，他們指出：“在白宮里面和四周的掃蕩行動中，1700人遭逮捕，查扣了11件武器。部分遭逮捕者被羈押在一個體育館，令人想起1973年智利政變皮諾切特使用的方法。”許多人被帶到警察局，在那里被痛毆。卡佳利茨基回憶說，他的頭部遭到重擊時，一名警官咆哮道： “你們想要民主，你們這些狗娘養(yǎng)的?我們讓你們見識一下民主!”

但俄羅斯并非智利的翻版——它是智利的顛倒版本：皮諾切特發(fā)動政變，解散民主體制，然后實施休克治療；葉利欽在民主體制中實施休克治療，然后借解散民主體制和發(fā)動政變來保衛(wèi)它。兩種情況都獲得西方熱烈支持。

“葉利欽的攻擊獲得廣泛支持，”《華盛頓郵報》在政變之后一天的新聞標題這么寫，“民主可望贏得勝利。” 《波士頓環(huán)球報》的標題是“俄羅斯逃過跌回昔日地牢的劫難”。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走訪莫斯科，與葉利欽和蓋達爾站在一起宣布： “美國不會輕易支持暫停國會運作，但這是非常時期。”

俄羅斯的事件看起來也不同。葉利欽借保衛(wèi)國會而取得權力，現(xiàn)在卻放火燒掉它，使它焦黑到被戲稱為黑宮。一位中年莫斯科人告訴一群驚訝不已的外國攝影小組：“人民支持葉利欽是因為他承諾給我們民主，他卻關閉民主之門。他不但違反民主，而且讓民主封口。”尼曼(Vitaly Neiman)1991年政變時在白宮大門口擔任守衛(wèi)，他如此形容這種背叛： “我們得到的是與我們夢想完全相反的東西。我們?yōu)樗麄冓s赴臨時構筑的路障，以我們的性命保護防線，但他們未履行承諾。”

薩克斯因為證明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能與民主兼容而備受贊譽，他在葉利欽攻擊國會后繼續(xù)公開支持他，將他的反對者貶抑為“一群中了權力毒癮的前共產(chǎn)主義者”。在薩克斯的著作《終結貧窮》中，他完整記述自己參與俄羅斯的過程，卻完全遺漏這段戲劇化的插曲，一次也未曾提及，就像他漏掉在玻利維亞伴隨著他的震撼計劃發(fā)生的圍捕與攻擊勞工領袖。

在政變之后，俄羅斯處于不受節(jié)制的獨裁統(tǒng)治：民意機構遭解散，憲法法庭中止運作，憲法也束諸高閣；坦克巡邏街道，宵禁實施中，雖然公民權很快恢復，但新聞卻遭到全面審查。

那么，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西方顧問在這個關鍵時刻做了什么?與當年圣地亞哥烽火延燒時做的一樣，也與后來巴格達燃燒時相同：擺脫民主的干預后，他們繼續(xù)埋頭制定法律。政變后三天，薩克斯說，他們發(fā)現(xiàn)直到當時俄羅斯“還沒接受過任何休克治療”，因為計劃“才剛實施，既不協(xié)調(diào)也前后不連貫。這正是做一些事的好機會”。

他們確實做了一些事。“這些日子來，葉利欽的自由經(jīng)濟小組進展十分順利，”《新聞周刊》報道，“這位俄羅斯總統(tǒng)解散國會的第二天，就指示市場改革家開始草擬命令。”該雜志的報道是引述一位“意氣風發(fā)、與政府密切合作的西方經(jīng)濟學家”，他很明確地表示民主在俄羅斯永遠是市場計劃的阻礙：“擺脫國會的阻力后，現(xiàn)在正是改革的大好時機……此地的經(jīng)濟學家原本十分沮喪，現(xiàn)在我們夜以繼日工作。”確實好像沒有任何事能像政變這樣讓人高興，正如世界銀行首席俄羅斯經(jīng)濟學家布里澤(Charles Blitzer)對《華爾街日報》說的：“我這輩子從沒有這么開心過。”

這種開心才剛開始。俄羅斯人還在為攻擊事件暈頭轉(zhuǎn)向時，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強行實施計劃中最引起爭議的措施：大幅削減預算支出、解除包括面包等基本食物的價格管制，以及加快和擴大私有化——一切能造成立即悲慘的標準政策，似乎這是警察國家避免反抗的必要條件。

葉利欽政變后，IMF的第一副總裁費歇爾(Stanley Fischer)主張“從各戰(zhàn)線全速推動”。在克林頓政府協(xié)助擬訂俄羅斯政策的桑莫斯口徑也一致，他說：“私有化、穩(wěn)定化和自由化，這‘三化’(three-ations)必須盡可能快速完成。”

變化如此迅速，俄羅斯根本不可能趕得上。勞工往往在還沒搞清楚前，他們的工廠和礦場已經(jīng)被變賣——當然也不知道如何賣或賣給誰(和十年后我在伊拉克國營工廠所見的茫然與混亂如出一轍)。理論上，這些轉(zhuǎn)手買賣和交易應該能創(chuàng)造經(jīng)濟繁榮，使俄羅斯擺脫絕境；在實務中，這個原本信仰共產(chǎn)主義的國家只是換了一個政商財團主義：經(jīng)濟繁榮的受益者僅限于一小撮俄羅斯人，其中有許多共產(chǎn)黨高干，以及少數(shù)幾個西方共同基金經(jīng)理人，靠投資剛私有化的俄羅斯公司賺取暴利。一個由新暴發(fā)的億萬富豪組成的集團，其中有許多人后來以他們擁有帝王般的財富和權力，變成世人所知的“寡頭” (Oligarch)。他們與葉利欽的芝加哥男孩連手，剝削幾乎一切有價值的資產(chǎn)，以每個月20億美元的速度把龐大的獲利移到海外。在休克治療前，俄羅斯沒有百萬富翁；據(jù)《福布斯》(Forbes)雜志的名單，到2003年，俄羅斯的億萬富豪已增加到17人。

有部分原因是，葉利欽和他的小組不準外國跨國公司直接收購俄羅斯資產(chǎn)，這是與芝加哥學派正統(tǒng)理論難得一見的不同；他們把戰(zhàn)利品留給俄羅斯人，然后開放外國人投資由所謂寡頭擁有的剛私有化的公司。即使到今日，報酬率仍然高得嚇人。《華爾街日報》說：“想找三年內(nèi)可以獲利2000%的投資嗎?只有一個股市提供這種希望——俄羅斯。”包括瑞士第一波士頓(CSFB)在內(nèi)的許多投資銀行，以及幾位財力雄厚的金融家，很快設立專門投資俄羅斯的共同基金。

對俄羅斯的寡頭和外國投資人來說，遠方只有一朵烏云：葉利欽江河日下的聲望。經(jīng)濟計劃的效應對俄羅斯平民是如此慘酷，且其過程充滿如此明顯的貪腐，使他的支持率跌到個位數(shù)百分比。如果葉利欽被迫下臺，取代他的人勢必為俄羅斯的極端資本主義冒險踩剎車。巨富寡頭和“改革家”更擔心的是，許多在違憲政治條件下遭變賣的資產(chǎn)，可能面臨重新收歸國有的命運。

1994年12月，葉利欽做了有史以來許多走投無路的領導人為抓住權力都做過的事：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他的國家安全顧問羅伯夫(Oleg Lobov)曾對一位國會議員透露：“我們需要一場勝利的小戰(zhàn)爭來提高總統(tǒng)的支持率。”而國防部長預測，他的軍隊可以在幾個小時內(nèi)打敗已宣布獨立的車臣共和國軍隊——不費吹灰之力。這個計劃至少有一陣子似乎管用。在第一階段，車臣獨立運動受到部分壓制，俄羅斯軍隊占領格羅茲尼(Grozny)已被棄守的總統(tǒng)府，讓葉利欽能夠宣告光榮勝利。結果證明那是一場短暫的勝利，包括在車臣和在俄羅斯。當葉利欽面臨1996年競選連任，他的聲望仍然十分低落，落選幾乎已是定局，以致他的幕僚開始打取消選舉的主意；一群俄羅斯銀行家署名的信刊登在所有俄羅斯的國營報紙上，強烈暗示這個可能性。葉利欽的私有化部長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薩克斯曾以“自由斗士”形容他)是最敢于公開支持皮諾切特選項的人。他宣稱：“為了讓社會擁有民主，政權必須獨裁。”這完全與智利的芝加哥男孩為皮諾切特找的借口沆瀣一氣。

最后，選舉如期舉行，葉利欽獲勝，這要歸功于來自金融寡頭估計約一億美元的金援(是法定金額的33倍)，以及寡頭控制的電視臺對葉利欽的報道比對手多800倍。在政府可能改朝換代的威脅去除后，停工的芝加哥男孩終于能專注于最具爭議性、也最有利可圖的計劃：出售曾被列寧稱為“制高點”(the commanding heights)的資產(chǎn)。

一家規(guī)模與法國道達爾(ToTal)相當?shù)氖凸荆?800萬美元賣出40%股權(道達爾2006年出售的價格高達1930億美元)。生產(chǎn)全球五分之一鎳的諾里斯克鎳礦公司(Norilsk Nickel)，以1.7億美元出售——雖然光是它的年獲利很快就超過15億美元。石油巨人尤科斯(Yukos)掌控的石油超過科威特，售價為3.09億美元；現(xiàn)在它一年獲利超過30億美元。另一石油巨人西丹科(Sidanko)51％股權售價1.3億美元；短短兩年后，這些股權在國際市場價值已飆到28億美元。一座龐大的武器工廠以3000萬美元賣出，相當于亞斯本(Aspen)一棟度假豪宅的價格。

這是個丑聞不只因為俄羅斯的公共資產(chǎn)被以賤價變賣——也因為它出以典型的政商財團主義手法——購買這些公共資產(chǎn)的錢是公帑。就像《莫斯科時報》記者畢文斯(Matt Bivens)和波恩斯坦(JonaS Bernstein)描述的：“少數(shù)幾個欽點的人接管俄羅斯的國營油田，未花一分錢，像一場龐大的騙術，政府的一只手付款給另一只手。”在這場政治人物出售國營公司，以及企業(yè)人士收購它們的大膽合作中，數(shù)字葉利欽的部長把原本應該存到國營銀行或財政部的巨額公款，轉(zhuǎn)存到金融寡頭匆忙設立的私人銀行。然后國家授與這些銀行執(zhí)行油田和礦場私有化標售的契約。這些銀行主持標售，但同時也自己進場投標——而且不出所料，寡頭擁有的銀行決定讓自己成為這些國家資產(chǎn)驕傲的新主人。他們用來收購這些國營公司的錢，很可能就是葉利欽的部長先前存進銀行的公帑。換句話說，俄羅斯人為了劫掠自己的國家而提前將公帑存到銀行。

就像一位俄羅斯“年輕改革家”說的，當俄羅斯共產(chǎn)黨決定拆解蘇聯(lián)時，他們“用權力來換取財產(chǎn)”。和他的導師皮諾切特一樣，葉利欽的家族也變得非常富有，他的子女和數(shù)字姻親被指派擔任私有化大公司的高級職位。

金融寡頭牢牢掌控俄羅斯的重要資產(chǎn)后，他們再開放新公司供西方跨國企業(yè)投資，收購大部分股權。在1997年，皇家荷蘭殼牌(Royal Dutch／Shell)和英國石油，與兩大俄羅斯石油巨人俄羅斯天然氣(Gazprom)和西丹科設立合資事業(yè)。這是高獲利的投資，但在俄羅斯的大部分財富由俄方控制，不操在外國合伙人手中。IMF和美國財政部后來在玻利維亞和阿根廷的私有化拍賣中，便成功修正了這項疏失。而在入侵伊拉克后，美國還更進一步，企圖把地方精英完全排除在油水可觀的私有化交易之外。

1990年到1994年這段關鍵時期在莫斯科擔任美國大使館首席政治分析師的梅利 (Wayne Merry)曾經(jīng)坦承，民主與市場利益的選擇在俄羅斯是涇渭分明的。 “美國政府選擇經(jīng)濟優(yōu)先于政治。我們選擇解除價格管制、產(chǎn)業(yè)私有化，以及創(chuàng)立真正放任、不受管制的資本主義，并且基本上期待法治、公民社會和代議民主政治會因此而自動發(fā)展出來……不幸的是，這個選擇必須忽視人民意志，要施加壓力才能推行政策。”

這段期間在俄羅斯創(chuàng)造了如此龐大的財富，以致部分“改革家”難以抗拒分一杯羹。俄羅斯的情況的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凸顯出技術官僚的迷思，也戳破了憑著理念施行教科書模型的蛋頭自由市場經(jīng)濟學家的神話。和在智利一樣，猖獗的貪腐和經(jīng)濟休克治療攜手前進，幾位葉利欽的芝加哥學派部長和副部長，最后都因為喧騰一時的貪腐丑聞而落到丟官的下場。

涉人者包括哈佛俄羅斯計劃的神童，他們負責籌劃俄羅斯的私有化與共同基金市場。兩位擔任計劃主持人的學者——哈佛經(jīng)濟學教授施萊佛(Andrei Shleifer)和他的副手海伊(Jonathan Hay)——被發(fā)現(xiàn)直接從他們創(chuàng)立的市場獲利。施萊佛為蓋達爾小組擔任私有化政策顧問的同時，他妻子則大手筆投資于私有化的俄羅斯資產(chǎn)。30歲的哈佛法學院畢業(yè)生海伊，也投資了私有化的俄羅斯石油股票，涉嫌直接違背哈佛的美國國際發(fā)展署合約。而海伊在協(xié)助俄羅斯政府設立共同基金市場時，后來成為他妻子的女友，則取得第一張可在俄羅斯營運共同基金公司的執(zhí)照，而這家公司初期的營運地點是在美國政府資助的哈佛辦公室。(技術上來說，薩克斯身為負責俄羅斯計劃的哈佛國際發(fā)展研究所主任，他在這段期間是施萊佛和海伊的老板。不過，薩克斯已不在俄羅斯現(xiàn)場工作，因此未受這些可疑行為的牽連。)

這些丑聞曝光后，美國司法部控告哈佛，宣稱施萊德和海伊的商業(yè)交易，違反個人不得從負責的高級工作獲利的合約。經(jīng)過七年的調(diào)查和纏訟，美國波士頓地方法院判決哈佛違反合約，兩位學者“共謀詐騙美國”，“施萊德從事明顯的自利交易”，“海伊企圖透過他父親和女友洗錢40萬美元”。哈佛支付2650萬美元的和解金，創(chuàng)下這所學府歷來最高記錄。施萊德同意賠償200萬美元，海伊同意支付100萬到200萬美元，視他的所得情況而定，但兩人都未承認任何罪責。

也許這類“自利交易”很難避免，因為俄羅斯實驗的性質(zhì)使然。當時在俄羅斯最有影響力的西方經(jīng)濟學家之一是阿斯倫德(Anders Aslund)，他宣稱休克治療能夠有效是因為“資本主義的誘因或誘惑，幾乎能征服一切”。所以如果必須以貪婪作為重建俄羅斯的發(fā)動機，那么兩位哈佛學者和他們的妻子與女友，以及葉利欽的幕僚及家族自己投入這場瘋狂爭奪，也只是起帶頭作用而已。

這指向一個令人困擾、但很重要的自由市場意識形態(tài)問題：他們是被意識形態(tài)和信心驅(qū)動的“真正信仰者”，深信自由市場可以治愈貧窮落后，就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 或者這些觀念和理論在激發(fā)利他動機的同時，也常被用來當作放任貪婪的借口?當然，所有意識形態(tài)都可能腐化 (正如俄羅斯的共產(chǎn)黨官員在共產(chǎn)黨時代大肆搜括的例子不勝枚舉)，而且肯定有誠實的新自由主義者。但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確實看起來特別容易滋生貪腐。一旦你接受大規(guī)模的獲利和貪婪可以為任何社會創(chuàng)造最大利益時，很可能任何個人自肥自利的行為，都能合理化為是對資本主義這個創(chuàng)意無限的大鍋飯作貢獻，為它創(chuàng)造財富和刺激經(jīng)濟成長——即使只給了自己和自己的同伙人。

索羅斯在東歐的慈善工作——包括他資助薩克斯周游該地區(qū)——也無法避免這種爭議。索羅斯投入東歐集團民主化的使命不容置疑，但他在伴隨民主化的經(jīng)濟改革中也有明顯的經(jīng)濟利益。身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外匯交易人，當各個國家實施可兌換貨幣體制和解除資本管制時，他是最大受益者之一，而當國營公司被送進拍賣場，他也是潛在的大買主。

如果索羅斯直接從他——以慈善家的身份——協(xié)助打開的市場獲利，將是完全合法，但外界的觀感將不會特別好。有一陣子他處理利益沖突形象的方法是，禁止他的公司在他的基金會運作的國家投資。但是當俄羅斯拍賣資產(chǎn)時，索羅斯再也難以抗拒。1994年他解釋他的原則“已經(jīng)有所修正，因為市場正在這個地區(qū)快速發(fā)展，而我沒有理由或權力否決我的基金，或我的股東在這里投資的可能性，也不能否決這些國家獲得部分這些基金的機會”。例如，索羅斯在1994年收購俄羅斯私有化電話公司的股權(結果是一項很糟的投資)，并在波蘭收購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部分股權。在共產(chǎn)主義垮臺早期，索羅斯透過薩克斯的工作，扮演休克治療式經(jīng)濟轉(zhuǎn)型幕后的主要推手。不過到了90年代末期，他顯然已改變心意，變成休克治療的主要批評者，并指示他的基金會資助非政府組織，致力于在私有化前要求設置反貪腐措施。

這種覺醒來得太遲，未能挽救俄羅斯免于賭場式的資本主義。休克治療已把俄羅斯敲開，讓熱錢流人——短期的投機性投資和外匯交易，只為賺取高額獲利。在1998年，當亞洲金融危機(第13章的主題)開始擴散時，龐大的投機熱錢意味俄羅斯不可能抵擋得了。原本就已岌岌可危的經(jīng)濟立即崩垮，大眾歸咎于葉利欽，他的支持率跌落到慘不忍睹的6％。在許多金融寡頭的前途再次受到威脅之際，只有靠另一次休克治療才足以挽救經(jīng)濟計劃，并避免真正的民主降臨俄羅斯。

1999年9月，俄羅斯發(fā)生一連串特別殘暴的恐怖攻擊：似乎毫無來由的，四棟公寓建筑在半夜被炸毀，近300人喪命。按照一種美國人從2001年9月11日后就十分熟悉的說詞，其他所有議題都從政治地圖上被炸得飛散，而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能有這種能耐。“那就是純粹的恐懼，”俄羅斯新聞記者亞巴茲解釋說， “突然間，似乎所有針對民主、金融寡頭的議論——所有事，都比不上對死在自己公寓里的恐懼。”

被指派負責緝捕“那些畜生”的人是俄羅斯總理，強硬而帶著邪惡氣質(zhì)的普京(Vladimir Putin)。公寓爆炸案發(fā)生后不久，普京在1999年9月底對車臣發(fā)動空襲，攻擊平民區(qū)。在新籠罩的恐怖氣氛中，曾在蘇聯(lián)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共產(chǎn)黨時代最可怕的象征——任職17年的普京，突然間讓許多俄羅斯人感到放心許多。葉利欽的酗酒使他漸漸無法視事，保護者普京正是接替他出任總統(tǒng)的最佳人選。1999年12月31日，在車臣戰(zhàn)爭壓倒其他議題的情況下，幾位寡頭籌謀把政權從葉利欽悄悄移交給普京，無需經(jīng)過選舉。葉利欽在交出權力前，從皮諾切特的作戰(zhàn)手冊中拿出最后一章，要求自己的法律豁免權。普京上任后第一件事是簽署保護葉利欽免于刑事追訴的法律，不管是他的貪瀆，或在他任內(nèi)派遣軍隊殺害支持民主的示威者。葉利欽在歷史上的定位是一個貪腐的丑角多于兇惡的強人，然而他的經(jīng)濟政策和他為求自保而發(fā)動的戰(zhàn)爭，卻為芝加哥學派的十字軍增添許多冤魂，使從70年代智利以來的死亡人數(shù)持續(xù)穩(wěn)定增加。除了葉利欽10月政變的死傷者外，車臣的戰(zhàn)爭據(jù)估計殺死十萬名平民。他所造成的更大殺戮一直以慢動作進行，但死傷人數(shù)卻高得多——那就是經(jīng)濟休克治療的“附帶破壞”。

在沒有嚴重饑饉、瘟疫或戰(zhàn)爭的情況下，在如此短的時間內(nèi)造成如此大的損失是前所未見的事。到1998年，超過80%的俄羅斯農(nóng)場已破產(chǎn)，約70%的俄羅斯工廠關閉，制造出龐大的失業(yè)人口。在1989年休克治療之前，俄羅斯聯(lián)邦有200萬人生活在貧窮中，每天所得不到4美元。到90年代中期休克治療師開出他們的“苦藥”處方后，據(jù)世界銀行統(tǒng)計，有7400萬俄羅斯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這表示俄羅斯的“經(jīng)濟改革”應該對7200萬人在短短八年間陷入貧窮負責。到1996年，25％的俄羅斯人——近3700萬人——生活在被描述為“絕望”的貧窮中。

盡管近幾年來拜石油和天然氣價格飆漲所賜，有數(shù)百萬俄羅斯人脫離貧窮，但俄羅斯下層階級的極貧者仍長期無法翻身——就像賤民般被壓在種種社會惡疾下。共產(chǎn)主義下的俄羅斯人居住在擁擠、寒冷的公寓，過著悲慘的生活，但至少有房子住；2006年政府承認，俄羅斯有71.5萬名無家可歸的兒童，而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估計的數(shù)字則高達350萬名兒童。

在冷戰(zhàn)期間，普遍的酗酒問題總被西方視為共產(chǎn)主義下人民生活悲慘的證據(jù)，認為俄羅斯人需要大量伏特加才能過日子。然而在資本主義下，俄羅斯人喝的酒是過去的兩倍多而且他們開始吃更不容易弄到手的止痛藥物。俄羅斯藥品主管官員米開洛夫(Aleksandr Mikhailov)說，使用止痛藥物者從1994年到2004年增加900％，達到逾400萬人，其中有許多是海洛因上癮者。藥物成癮問題帶來另一種無聲殺手：在1995年，5萬名俄羅斯人呈現(xiàn)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陽性反應，短短兩年后人數(shù)增加一倍；十年后，根據(jù)聯(lián)合國艾滋病規(guī)劃署(UNAIDS)估計，近100萬名俄羅斯人為HIV陽性。

這些是慢性死亡人數(shù)，但快速死亡者也不遑多讓。1992年休克治療一推行后，俄羅斯原已偏高的自殺率開始攀升；在葉利欽“改革”高峰的1994年，自殺率已攀至八年前的近兩倍。俄羅斯人互相殺害的比率也比以前高許多；到1994年，暴力犯罪增加為四倍多。

“我們的祖國和她的人民，從過去15年的罪惡歲月得到什么?”一位莫斯科的學者在2006年的民主示威中問，“罪惡的資本主義時代已殺害我們10％的人口。”俄羅斯人口確實快速減少中——每年減少約70萬人。從休克治療第一個完整年度的1992年到2006年，俄羅斯人口萎縮660萬人。30年前，異議派芝加哥經(jīng)濟學家法蘭克寫信給弗里德曼，指控他犯下“經(jīng)濟集體屠殺”。今日許多俄羅斯人以類似詞句描述他們的同胞慢慢消失。

這種計劃性悲劇顯得格外荒誕，因為莫斯科的精英炫耀財富的方式，只有在少數(shù)幾個石油酋長國才見得到。在今日的俄羅斯，財富的階層化已達到富人和窮人看起來不但像生活在不同的國度，也像來自不同的世紀。一個時區(qū)是在已快轉(zhuǎn)前進成21世紀未來罪惡城市的莫斯科鬧區(qū)，金融寡頭坐著黑色奔馳車隊，由最精銳的傭兵護衛(wèi)著奔馳于街上，而西方的基金經(jīng)理人在這里白天被開放投資規(guī)定所吸引，晚上則被免費招待的娼妓誘惑。在另一個時區(qū)，一位17歲鄉(xiāng)下女孩被問及她對未來的希望時回答說：“當你坐在這里用燭光看書時，要談21世紀很難。2l世紀不重要，這里是19世紀。”

劫掠一個國家的財富多到像在俄羅斯一樣，需要極度的恐怖行動——從放火燒國會到侵略車臣。“助長貧窮與犯罪的政策，”葉利欽初期(后來合棄)的經(jīng)濟顧問之一埃布爾托夫(Georgi Arbatov)寫道，“……只有在民主被鎮(zhèn)壓后才能生存。”這種情況也發(fā)生在南錐，在戒嚴令下的玻利維亞，也在未來的伊拉克。

都怪貪腐

重讀西方媒體對俄羅斯休克治療期間的報道，會讓人驚訝當時的討論與十多年后對伊拉克的爭辯竟然如此雷同。對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當然還有歐盟、七大工業(yè)國和IMF來說，在俄羅斯的明確目標是抹除以前的存在狀態(tài)，然后創(chuàng)造供資本家攝食的條件，進而開啟一個欣欣向榮的自由市場民主體制——由信心滿滿、才剛踏出校園的美國人來管理。換句話說，一個沒有爆裂物的伊拉克。

當俄羅斯休克治療的狂熱達到最高點時，它的拉拉隊堅信只有徹底摧毀每一種機制，才能創(chuàng)造一個國家重生的條件——這種空白石板的夢幻以后還會在巴格達浮現(xiàn)。哈佛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寫道： “最好是俄羅斯繼續(xù)瓦解，直到它的體制結構完全消失。”哥倫比亞大學經(jīng)濟學家埃里克森(Richard Ericson)1995年也寫道：“任何改革必然造成史無前例的破壞。整個世界必須被拋棄，包括所有的經(jīng)濟體制，以及大部分的社會與政治體制，直到最后的生產(chǎn)、資本和科技等實體結構。”

另一個與伊拉克類似之處：不管葉利欽如何惡劣地踐踏代表民主的事物，他的統(tǒng)治仍然被西方描述成“轉(zhuǎn)型為民主”的一部分，只有在普京開始鎮(zhèn)壓幾位金融寡頭的非法活動時，這種說法才改變。同樣的，布什政府向來描述伊拉克正在邁向自由，即使有難以勝數(shù)的證據(jù)顯示那里有猖獗的酷刑、失控的行刑隊和鋪天蓋地的新聞檢查。俄羅斯的經(jīng)濟計劃總是被形容為“改革”，正如伊拉克永遠在“重建”中，即使美國的承包商幾已全部撤走，任由基礎建設工程在肆虐的破壞中荒廢。在90年代中期的俄羅斯，任何敢于質(zhì)疑“改革家”智慧的人，都會被貶斥為斯大林懷舊派，就像多年來批評占領伊拉克的人，會受到指控說他們認為薩達姆(Saddam Hussein)時代的日子比較好過。

當俄羅斯休克治療計劃的失敗再也無法掩飾時，說詞便轉(zhuǎn)向俄羅斯的“貪腐文化”，以及俄羅斯人“還沒準備好”接受真正的民主體制，因為他們背負長期極權主義的歷史。華盛頓那些智庫的經(jīng)濟學家匆忙撇清他們在俄羅斯協(xié)助創(chuàng)造科學怪人經(jīng)濟(Frankenstein economy)的責任，嘲笑它是“黑手黨資本主義”——似乎這是俄羅斯特有的產(chǎn)物。“在俄羅斯絕不會發(fā)生什么好事。”《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2001年引述一位俄羅斯辦公室職員的話報道。在《洛杉磯時報》，新聞記者兼小說家羅利(Richar Lourie)說：“俄羅斯是一個如此可悲的國家，即使他們做的是正常而瑣碎的事，像選舉和賺錢，他們都能搞得一團糟。”經(jīng)濟學家阿斯倫德曾宣稱，光是“資本主義的誘惑”就能改造俄羅斯，純粹靠貪婪的力量便能提供重建國家的動力。幾年后他被問到出了什么問題時，回答是“貪腐、貪腐和貪腐”，仿佛貪腐與他曾經(jīng)如此熱烈稱許的“資本主義的誘惑”的放縱表現(xiàn)不是同一件事。

整套可笑的掩飾將在十年后重演，用來解釋在伊拉克損失的龐大重建資金，手法則是以詆毀薩達姆的遺毒和“激進派伊斯蘭主義”，取代共產(chǎn)主義和沙皇的遺毒。在伊拉克，美國對伊拉克人顯然無法接受槍口下的“自由”禮物，也變得愈發(fā)憤怒——不同的是，在伊拉克這種憤怒不只出現(xiàn)在報紙社論咒罵“不知感恩”的伊拉克人，更由美國和英國士兵直接打在伊拉克百姓身上。

這套怪罪俄羅斯的說辭最大的問題是，它先堵住了任何嚴肅檢驗整件事的機會，讓世界無從了解放任式自由市場十字軍的真正面目，發(fā)現(xiàn)它是過去30年來最重大的一股政治趨勢。許多寡頭的貪腐仍然被說成一股外來力量，傳染了原本應該很健康的自由市場計劃。然而貪瀆并非俄羅斯自由市場改革的闖入者：倉促而骯臟的交易在每個階段都受到西方強權的積極鼓勵，被視為啟動經(jīng)濟最快的方法。當俄羅斯的芝加哥男孩和他們的顧問完成摧毀俄羅斯的體制后，他們接下來的計劃就是利用貪婪的力量來拯救這個國家。

這種悲慘的結果也非只發(fā)生在俄羅斯；芝加哥學派實驗的30年歷史，就是一場安全國家(security state)與大公司間的大規(guī)模貪腐與政商勾結，從智利的食人魚、阿根廷的親信私有化、俄羅斯的金融寡頭、安然的能源騙局，到伊拉克的“舞弊免責區(qū)”。休克治療的目的在于打開快速賺取暴利的窗口——雖然是違法，而且就是因為違法。“俄羅斯已變成國際基金投機客的淘金窟”，1997年一份俄羅斯報紙的標題寫道。《福布斯》雜志則形容俄羅斯和中歐為“新邊疆”。這些殖民時代的用語十分貼切。

對1950年代弗里德曼發(fā)起的運動的最好詮釋是，跨國資本家企圖重新掌控高獲利、無法紀的邊疆，而此等邊疆正是建構今日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祖師爺亞當·斯密最稱羨的東西——只是加上一點變化。這個運動并未深入斯密說的沒有西方法律的“野蠻原始國度”(這已不再是可行的選項)，而是有系統(tǒng)地拆解既有的法律和規(guī)定，以重新創(chuàng)造以前的無法紀狀態(tài)。斯密的殖民主義攫取了他形容為以“微不足道的代價”換來的“荒地”，并從中獲得前所未見的利益，而今日的跨國資本家則把政府計劃、公共資產(chǎn)和一切非賣品，視為有待征服和攫取的目標——郵政局、國家公園、學校、社會安全計劃、災難救援，以及任何國家管理的東西。

根據(jù)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國家就是殖民邊疆，企業(yè)征服者以無情的決心和精力大肆劫掠，和他們的前輩滿載安第斯山的黃金與白銀回國沒有兩樣。斯密眼中的肥沃綠地，變成了彭巴草原上獲利可觀的農(nóng)場，華爾街則在智利的電話系統(tǒng)、阿根廷的航線、俄羅斯的油田、玻利維亞的自來水系統(tǒng)、美國的公共無線頻道、波蘭的工廠，看到“綠野商機”——全都以公共財產(chǎn)創(chuàng)建、卻以微不足道的代價被變賣。還有利用國家的權力取得專利，以及把以前無法想象的生命形態(tài)及自然資源化為商品標上價錢所創(chuàng)造的財富——包括種子、基因、大氣中的碳等。借由永不停息地在公共領域?qū)ふ耀@利的新邊疆，芝加哥學派經(jīng)濟學家就好像殖民時代的地圖畫師，界定穿越亞馬遜的新水道，找到印加廟堂里隱秘的藏金處。

貪腐在這些現(xiàn)代邊疆一直是不可或缺的配件，一如在殖民時代的淘金潮中那樣。由于最重大的私有化交易簽訂的時機，總是在經(jīng)濟或政治危機的動蕩中，明確的法律和有效的規(guī)范難以執(zhí)行——氣氛一片混亂，價格起伏不定，政治人物也更不可預測。我們過去30年一直生活在邊疆資本主義中，邊疆的地點不斷從一個危機變換到另一個危機的發(fā)生處，每當法律追趕上時就變換地點。

因此，俄羅斯億萬富豪寡頭的興起并不是一則警世的故事，反而證明了露天開采一個工業(yè)化國家會有多豐厚的獲利，然而華爾街要的還更多。蘇聯(lián)崩垮后，美國財政部和IMF對其他陷于危機國家的私有化要求，也變得更加強硬和急切。截至目前最戲劇化的例子發(fā)生在1994年，即葉利欽政變的第一年，當時墨西哥經(jīng)濟發(fā)生所謂龍舌蘭危機的大崩盤：美國的紓困條件要求快速私有化，而據(jù)《福布斯》雜志報道，這個過程造就了23個新億萬富豪，“此處的教訓十分明顯：要預測下一批億萬富豪會在何處誕生，只要尋找開放市場的國家”。紓困條件也打開墨西哥，讓外國人持有前所未見的股權比率：在1990年，墨西哥只有一家外資銀行，但“到2000年，30家銀行中有24家握在外國人手中”。顯然唯一能從俄羅斯學到的教訓是，財富轉(zhuǎn)移的速度愈快和愈沒有法紀，獲利就愈可觀。

桑契斯就是了解其中奧妙的人，這個生意人1985年在家中客廳草擬了玻利維亞休克治療計劃。90年代擔任總統(tǒng)期間，他賣掉玻利維亞的國營石油公司、航空、鐵路、電力和電話公司。和俄羅斯把大獎頒給本國人不同，玻利維亞清倉大甩賣的贏家包括安然、皇家荷蘭殼牌、阿莫科公司(Amoco)、花旗公司(Citicorp)——而且是直接賣給這些外商，完全無需與當?shù)毓竞腺Y。《華爾街日報》1995年描寫在拉巴斯的西部蠻荒景象說，“雷迪森廣場飯店(Radisson Plaza Hotel)住滿來自美國大公司的主管，像AMR旗下的美國航空公司、MCI通訊公司、埃克森公司(Exxon)和所羅門兄弟公司(Salomlon Brothers)。他們被玻利維亞人邀請來，為將被私有化的產(chǎn)業(yè)改寫管轄它們的法律，并競標這些等待拍賣的公司”——好方便的安排。“重要的是讓這些改變無法逆轉(zhuǎn)，在產(chǎn)生抗體前把事情處理完。”桑契斯在解釋他的休克治療方法時說。為了絕對確保“抗體”不會產(chǎn)生，玻利維亞政府做了以前在類似情況下曾做過的事：再實施一次長時期的“戒嚴”，禁止政治集會，并授權逮捕所有反對這個程序的人。

阿根廷也有一段惡名昭彰的私有化雜耍表演年代，被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的一份投資報告譽為“美麗新世界”。那段期間的主政者是承諾要為勞工喉舌而取得權力的梅內(nèi)姆總統(tǒng)，他縮減國營公司的規(guī)模，并出售油田、電話系統(tǒng)、航空公司、鐵路、機場、公路、供水系統(tǒng)、銀行、布宜諾斯艾利斯動物園，還有最后的郵政局和國家年金計劃。當國家的財富流往海外時，阿根廷政治人物的生活也愈來愈豪奢。過去以皮夾克和勞工階級的短髭著稱的梅內(nèi)姆，開始穿著意大利西裝，并且據(jù)報道曾出國接受整形手術(他對自己臉孔浮腫的解釋是“蜜蜂叮的”)。梅內(nèi)姆手下負責私有化的部長亞索嘉麗(Maria Julia Alsogaray)，曾搔首弄姿為流行雜志拍攝封面，她身披一件毛皮大衣，里頭未著任何衣服；梅內(nèi)姆則開始駕駛一輛鮮紅法拉利德斯塔羅沙(Testarossa)跑車——據(jù)說是一位生意人感恩圖報的“禮物”。

仿效俄羅斯私有化的國家，也以較溫和的方式實驗倒轉(zhuǎn)的葉利欽政變——政府透過選舉和平取得權力，但漸漸訴諸暴力以掌控權力和保護他們的改革。在阿根廷，放任式的新自由主義統(tǒng)治在2001年12月19日結束，當時的總統(tǒng)魯亞(Fernando de la Rua)和財政部長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嘗試進一步采取IMF處方的節(jié)約措施，遭到人民反抗，魯亞下令聯(lián)邦警察以一切必要手段驅(qū)散群眾。魯亞最后被迫搭直升機逃亡，但已造成21名示威者遭警察殺害，1350人受傷。桑契斯在位的最后幾個月還更血腥，他的私有化造成玻利維亞一連串的“戰(zhàn)爭”：先是水的戰(zhàn)爭，對抗貝泰公司(Bechtel)提高自來水價格300％；接著是“稅戰(zhàn)”，對抗一項IMF擬訂的計劃，準備向勞動貧民加稅以填補預算缺口；然后是“天然氣戰(zhàn)”，反對桑契斯計劃出口天然氣到美國。最后桑契斯也被迫逃離總統(tǒng)府，流亡到美國，但和魯亞一樣，這些戰(zhàn)爭也損失許多人命。桑契斯下令軍隊鎮(zhèn)壓街頭示威后，士兵殺害近70人——其中許多人只是旁觀者——另有400人受傷。截至2007年初，桑契斯仍遭到玻利維亞最高法院以屠殺相關罪名通緝。

在阿根廷和玻利維亞實施大規(guī)模私有化的政府，都被華盛頓視為休克治療可以和平、民主地進行，而無需政變或鎮(zhèn)壓的典范。雖然它們確實不是在槍林彈雨中開始的，但兩者都在槍彈中結束卻是意義重大。

在南半球大部分國家，新自由主義常被說成“第二次殖民劫掠”：在第一次劫掠中，財富攫取自土地，第二次則從國家掠奪。每次掠奪的狂熱停息后就是許諾：下一次將有明確的法律可以阻止國家資產(chǎn)遭變賣，整個過程將在明察秋毫的主管當局和剛正不阿的司法人員嚴密監(jiān)督下。下一次在私有化前，“體制建構”將已經(jīng)完備。但在財富已被移往海外后呼吁法律和秩序，實際上只是讓以前的偷竊合法化的方式，就好像歐洲殖民者以條約來鎖住他們攫取的土地。正如亞當-斯密的想法，邊疆的無法紀不是問題，而是應有之義，與事后的悔恨和保證下次做得更好一樣，都是游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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