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凈灘

“第二次大海嘯”

像巨型推土機一樣的海嘯鏟平了海岸線，為開發商帶來夢想不到的機會．

開發商也迅速掌握機會。

                                        ——麥當斯(Seth Myclans)．《國際

                                            先驅論壇報》，2005年3月l0日

    我在夕陽西沉時走到海灘上，希望在漁民駕船駛向墨綠色的大海、開始一天的作業前，能夠碰到一些漁民。這時是2005年7月，海灘上幾乎空無一物，但是還有幾艘手工油漆的木筏，其中一艘木筏旁邊有一個小家庭，正在做出海前的準備。40歲的羅杰穿著無袖上衣，裹著紗籠，坐在沙子上面，跟20歲的兒子伊凡一起縫補糾纏不清的紅色漁網。羅杰的太太珍妮塔繞著小船，手里拿著一小罐冒煙的香，搖來搖去，她解釋這種儀式是“為了祈福和祈求平安”。

    不久前，這個海灘和斯里蘭卡海岸沿線幾十個這樣的海灘一樣，還是緊急救援任務的現場，因為這里經歷了近年最具毀滅性的天災；2004年12月26日的大海嘯，奪走25萬人的性命，造成這個地區250萬人無家可歸。我在大海嘯發生之后六個月，來到受害最嚴重的斯里蘭卡，希望看看這里的重建和伊拉克的重建有什么異同。

    和我同行的旅伴庫馬里(Kumari)是科倫坡的行動主義者，曾經參與救難和重建工作，她同意在我采訪受到大海嘯侵襲的地區時，擔任我的導游和翻譯。我們的旅程從阿魯加姆灣(Arugam Bay)開始，這里是斯里蘭卡島東海岸的一座漁村，也是沒落的度假村，政府重建小組把這里當成“美好重建”計劃的櫥窗。

    我們在此遇見羅杰，沒過多久他就提出十分不同的說法。他說這個計劃是“把漁民從海灘上趕走的計劃”，而且這個大規模驅趕人民的計劃，遠在大海嘯來襲之前就已定案，但是大海嘯像極多其他災難一樣，被人利用，推動十分不受歡迎的計劃。羅杰告訴我們，15年來，他和家人都在阿魯加姆灣上的茅屋里度過捕魚季節，離這里沒多遠。他們和幾十戶其他漁民家庭一樣，把船放在茅屋旁邊，把捕獲的魚放在香蕉葉上，在柔細的白沙上曬干。他們和觀光客相處愉快，其中大部分是澳洲和歐洲來的沖浪客，住在海灘附近的旅舍，屋前掛著破舊的吊床，卡在棕櫚樹上的喇叭傳出倫敦的俱樂部音樂。餐廳購買剛下船的魚貨，漁民多彩多姿的傳統生活形態，為最能吃苦耐勞的旅客提供他們所追尋的真實風土民情。

    長久以來，阿魯加姆灣的旅館和漁民之間，沒有什么特別的沖突，原因之一是斯里蘭卡內戰不斷，沒有哪種產業能夠茁壯到超越極小的規模。斯里蘭卡東海岸曾經爆發過一些最慘烈的戰斗，因為北部的泰米爾猛虎解放組織 (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和科倫坡的斯里蘭卡中央政府，都宣稱擁有東海岸，卻從來沒有完全控制過這個地方。要到阿魯加姆灣，必須穿越迷宮一樣的檢查哨，冒著陷在槍林彈雨或碰到自殺炸彈攻擊的危險(據說泰米爾猛虎發明了會爆炸的自殺腰帶)。所有導覽書籍都包含嚴正警告，勸大家避開斯里蘭卡動蕩不安的東海岸，這里的浪頭非常適于沖浪，但是只有最堅定的沖浪客，才會花精神來這里。

    2002年2月，科倫坡和泰米爾猛虎簽署了停火協議，突破上述僵局。停火不完全等于和平，比較像軍事行動中依然緊繃的暫停期間，偶爾會穿插爆炸案或暗殺案。雖然情勢這么不穩定，但是道路一開通，導覽書籍就開始把東海岸捧成下一個普吉島，是沖浪勝地，擁有美麗的海灘、稀奇古怪的旅館、芳香撲鼻的美食、滿月時刻舉行的舞會……寂寞星球(Lonely P1anet)宣揚這里是“舉行派對的熱門地點”。阿魯加姆灣成了行動中心，同時，檢查哨的開放表示全國各地的漁民，可以大批回到包括阿魯加姆灣在內這片最多產的東岸水域。

    海灘上的人群開始增加，阿魯加姆灣被劃為漁港，但是當地旅館老板開始抱怨，說茅屋阻擋了旅館的視線，曬魚的臭味讓旅館的房客作嘔(一位荷蘭移民來的旅館老板告訴我，  “的確有氣味污染這回事”)。有些旅館主人開始游說當地政府，要求把漁船和茅屋遷移到另一個海灣，遷移到比較沒有外國人的地方。村民開始反彈，指出他們在這塊土地上住了好幾代，阿魯加姆灣不只是漁港而已，也是漁民的淡水和電力來源，是漁民子女上學和買主購買海產品的地方。

    海嘯來襲前六個月，沖突幾乎就要爆發，某天半夜海灘上燒起了一場無名火，24棟漁民居住的茅屋燒成灰燼。羅杰告訴我，他和家人“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財物、漁網和繩索”。庫馬里和我跟阿魯加姆灣很多位漁民談話，所有漁民都堅稱這是人為縱火，他們把矛頭指向擺明了要把海灘據為已有的旅館老板。

    如果火災真正的用意是要嚇走漁民，結果卻適得其反；漁民留在家園的決心變得比以前更堅定，失去茅屋的漁民很快重建家園。

    海嘯來襲，做到了火災做不到的事情，把海灘清理得一干二凈，所有脆弱的建筑都被沖走，每艘小船、每一棟漁民茅屋、每一棟游客小屋和平房，全都一樣。這個小區的人口只有4000，大約有350人罹難，大部分都是像羅杰、伊凡和珍妮塔一樣靠海討生活的人。然而，在垃圾和尸體底下，留著旅游業夢寐以求的東西，也就是原始的海灘、清除掉所有人為障礙的度假勝地。整個海岸都一樣：一旦垃圾清除，剩下的就是樂土。

    緊急狀況消退，漁民重回舊地，迎面而來的警察禁止他們重建。“這是新規定”，他們得知海灘上不準蓋房子，一切至少必須離高潮線200米。大部分人愿意在離水比較遠的地方蓋房子，但是那里沒有土地，因此漁民無處可去。不只阿魯加姆灣設置了“緩沖區”，整個東海岸都一樣，海灘變成了禁地。

    海嘯大約奪走了3.5萬名斯里蘭卡人的性命，造成將近100萬人無家可歸，像羅杰一樣駕著小船捕魚的人，占受害者的80%；在某些地區，這種比率接近98％。數十萬人為了得到食物配給和少少的救災津貼而搬離海灘，住進內陸的臨時收容所。很多收容所都是鐵皮蓋的狹長丑陋棚屋，熱氣無法宣泄，熱得令人難以忍受，因此很多人拋棄棚屋，在外露宿。久而久之，收容所變成又臟又亂、疾病叢生的地方，還有面貌兇惡、揮舞著槍械的士兵來回巡邏。

    政府的表面文章說，緩沖區是安全措施，意在防止另一次海嘯來襲時再度爆發慘劇。表面上，這樣說有道理，但是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問題：上述規定不適用于旅游業。政府反而鼓勵旅館，在以前漁民生活和捕魚的寶貴海灘上擴建。度假村不受緩沖區規則的限制，紛紛落成；不管建筑多么精美或是多么接近海邊，只要把工程歸類為“修理”，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因此在整個阿魯加姆灣的海灘上，都有建筑工人忙著蓋房子。羅杰忍不住要問：“旅客難道不怕海嘯嗎?”

    對羅杰和其他漁民來說，緩沖區看起來只不過是借口，讓政府可以做海嘯來襲前想做的事情，把漁民驅離海灘。漁民過去從海中捕獲的魚類足以養家活口，但是對世界銀行之類機構計算的經濟成長沒有貢獻，而且漁民原來蓋茅屋的土地，顯然可以作為更有利的使用。我抵達后不久，一份名叫“阿魯加姆灣資源開發計劃”的文件流入新聞界手中，證實了漁民小區最擔心的事情。聯邦政府已經委托一群國際顧問公司，研究阿魯加姆灣重建藍圖，結果就是上述重建方式。雖然海嘯摧毀了海灘上的房屋，整個小鎮大致上還安然無恙，開發計劃卻要把阿魯加姆灣夷為平地，重新大興土木，把擁有嬉皮魅力的濱海小村變成高級的“精品旅游勝地”，變成擁有五星級度假村、一晚300美元的豪華生態旅游農舍、水上飛機碼頭還有直升機起降場。這份報告主張把阿魯加姆灣當成模范，讓附近30個新“旅游區”學習，把過去戰亂頻仍的斯里蘭卡東海岸，變成南亞的里維拉(Riviera)。

    藝術家畫的透視圖和建筑藍圖中，看不到大海嘯受難者，看不到過去住在海灘上幾百戶漁民家庭。這份報告說明要把村民遷移到比較適合的地方，遷移到好幾公里之外，卻遠離海洋的地方。更糟糕的是，這個耗資8000萬美元的再開發計劃所用的資金，是以協助海嘯受難者名義募集到的善款。

    在大海嘯后激發起前所未有的國際捐助的，就是這些漁民家庭哀哀痛哭的臉孔，就是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其他漁民悲傷的臉孔：堆積在清真寺里的尸體是他們的親屬，哭著辨認淹死嬰兒的是他們的母親，被大海卷走的是他們的子女。但是對阿魯加姆灣這樣的小區來說，所謂“重建”，不過是刻意摧毀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竊取他們的土地。就像庫馬里說的一樣，整個重建過程會造成“受害者再度受害、遭到剝削的人繼續遭到剝削”。

    重建計劃曝光后，引發了全國性的怒火，阿魯加姆灣居民的憤恨更是無以復加。我們一到當地，庫馬里和我就碰到幾百個示威人士構成的團體，他們穿著五顏六色的沙麗、紗籠，帶著希賈布面紗或頭巾(hijab)，穿著人字拖。他們在海灘上聚集，正要開始示威游行，要走到旅館前面示威，然后到地方政府所在地的薄圖威市(Pottuvil)抗議。

    群眾走到旅館去時，一位穿著白色T恤、拿著紅色麥克風的年輕人領導示威群眾，進行一問一答的抗議。年輕人高喊：  “我們不要、我們不要……”群眾就大喊：“觀光旅館!”接著年輕人大叫：“白人……”群眾就高喊：“滾出去!”(庫馬里很不好意思地把泰米爾語翻譯給我聽。)另一位膚色經過日曬浪打的年輕人接下麥克風，高聲喊著：“我們要、我們要……”群眾的回答跟著傳出：“還我土地!”“還我家園!”“還我漁港!”“還我捐款!”年輕人又喊著：  “饑荒、饑荒!”群眾回答：“漁民面臨饑荒!”

    到了區政府大門前，游行領袖譴責他們選出的代表背信忘義、貪污腐敗，把捐給漁民的錢拿去“買女兒的嫁妝和太太的珠寶”。群眾談到區政府優待僧加羅人(Sinhalese)，歧視穆斯林，談到“外國人從我們的痛苦中獲利”。

    他們的怒吼似乎不會產生什么效果。我在科倫坡跟斯里蘭卡觀光局長柯萊賽文(Seenivasagam Kalaiselvam)談話，柯萊賽文是中年官僚，有一個壞習慣，喜歡提到政府當局花了幾百萬美元打造的“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profile)。我問他，阿魯加姆灣之類地方的漁民會有什么命運。他往藤椅的椅背一靠，解釋說：“過去海岸地帶有很多不合法、沒有依據觀光計劃興建的建筑。海嘯過后，觀光業碰到的好處是大部分非法建筑都受到海嘯影響，全都消失了。”他解釋說，如果漁民回來重建，“我們會被迫再度拆除……海灘會保持干凈”。

    開始時不是這樣。大海嘯來襲幾天后，庫馬里第一次來到東海岸時，還沒有半個官方援救人員到達現場，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是救難人員、醫療人員和挖掘墳墓的人。分裂這個地區的種族障礙突然消失。她回憶說：穆斯林信徒跑到泰米爾人那邊，幫忙埋葬死者，泰米爾人跑到穆斯林信徒這邊吃飯、喝水。斯里蘭卡內陸的每個家庭，一天送來兩個午餐餐包，餐包十分珍貴，因為內陸居民都很窮。這樣做不是要求回報，只是覺得“我必須協助鄰居，我們必須協助兄弟姐妹、女兒和母親，就是這樣而已”。

    全國各地掀起類似的跨文化救援，泰米爾青少年從田里開來拖拉機，協助尋找尸體，基督徒兒童捐出學生制服，以便改成穆斯林葬禮中的白色壽衣，印度教婦女也捐出白色的沙麗。似乎海嘯的潮水和瓦礫都具有讓人謙卑的極大力量，除了摧毀房子、沖垮道路之外，也洗刷了難以化解的仇恨、血腥的世仇和上次誰殺了誰的記錄。庫馬里跟和平團體合作多年，希望跨越各種鴻溝，卻無法達到目標，看到大家用這么光輝的人性應付這么慘烈的悲劇，的確讓他感動極了。斯里蘭卡人在國家遭逢最大壓力時，沒有無休無止的討論和平，而是實際上發揮著和平精神。

    看來斯里蘭卡也可以靠著國際協助，完成重建工程；起初協助不是來自反應遲鈍的各國政府，而是來自在電視上看到慘禍的個人：歐洲學童舉辦糕餅義賣和搜集瓶罐義賣，音樂家舉辦眾星云集的音樂會，宗教團體搜集衣服、毛毯和捐款。然后各國公民要求本國政府比照他們的善心，提供官方協助，六個月內，全世界募集了130億美元的善款，寫下世界記錄。

    最初幾個月里，重建資金大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中：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帶來緊急食物、飲水、帳篷和具有一片傾斜屋頂的臨時住宅；富國派出醫療隊，發送物資。各地出現收容所，讓大家等待永久住宅興建時，有一個臨時遮風避雨的地方可以住。捐款的確足以蓋好這種住宅，但是六個月后我到斯里蘭卡時，進度完全停頓，幾乎沒有一棟永久住宅蓋好；臨時收容所開始看起來不像應急避難所，比較像不可挽回的貧民區。

    援助人員指責斯里蘭卡政府在每一個重要環節都豎立起路障：首先宣布緩沖區，接著拒絕另外提供住宅用地，然后委托外國專家進行無數的研究、寫出宏偉的計劃。官僚爭辯不休之際，大海嘯的幸存者在悶熱的內陸收容所里苦苦等待，靠著糧食配給過活，他們離海岸太遠，不能恢復捕魚。大家經常把重建延誤歸咎于繁文縟節和管理不善，事實上，其中牽涉了極為龐大的利益。

海嘯前廢棄的計劃

    早在海嘯來襲前兩年，改造斯里蘭卡的宏偉計劃就已經定案。內戰結束后計劃便已展開，又是那幾個玩家要來攪局，規劃把斯里蘭卡納入世界經濟，最主要的角色是美國國際開發總署、世界銀行和世銀的分支亞洲開發銀行。大家達成共識，認定斯里蘭卡最大的競爭優勢在于長期受到戰爭影響，變成少數還沒有受到時髦全球化運動殖民的最后國度。以斯里蘭卡這么小的國家來說，保存下來的野生動物相當多，包括豹子、猴子和幾千只野生大象；海灘上看不到高樓大廈，山區點綴著很多印度教、佛教和穆斯林廟宇及圣地。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說，最棒的是“一切都包含在像西弗吉尼亞州一樣大小的地方”。

    根據這個計劃，提供游擊隊絕佳掩護的斯里蘭卡叢林要開放，接納喜歡冒險的生態旅客，讓他們騎著大象，像在哥斯達黎加一樣，在樹蔭下像泰山一樣蕩來蕩去。共同造成極多血腥的各種宗教可以加以改造，滋養西方游客的心靈需求：和尚可以經營禪修中心，印度教婦女可以在旅館表演多彩多姿的舞蹈，印度醫學中心可以減輕酸痛。

    總之，亞洲其他國家可以繼續保留血汗工廠、電話服務中心和狂熱的股市；各國產業巨子需要地方恢復元氣時，斯里蘭卡會歡迎他們過來。正因為在其他毫無管制的資本主義前哨國家創造了驚人的財富，如果想要享受豪華與荒野、冒險與貼心服務結合的完美體驗，錢不是問題。外國顧問相信，斯里蘭卡的未來要靠安縵酒店(Aman Resorts)之類的連鎖度假村；安縵酒店最近才在斯里蘭卡南部海岸開設兩處極為漂亮的度假村，房間一晚要800美元，每一個套房都有可以跳水的游泳池。

    美國政府極為看好斯里蘭卡成為高級旅游勝地的潛力，也極為看好斯里蘭卡為連鎖度假村和觀光業者帶來的所有商機，因此美國國際開發總署推動計劃，把斯里蘭卡觀光業組織起來，成為強而有力、華府說客式的游說團體。斯里蘭卡推廣觀光的預算從每年不到50萬美元，增加到大約1000萬美元，也是國際開發總署的功勞。同時，美國大使館推動具有前瞻性的“競爭力計劃”，目標是要促進美國在斯里蘭卡的經濟利益。這個計劃的主任是滿頭白發的經濟學家華利(John Varley)，他告訴我，他認為斯里蘭卡觀光局談到要在2010年前，每年吸引100萬個旅客，眼界太小，“我個人認為，他們可以吸引此數兩倍的旅客”。在斯里蘭卡主持世界銀行業務的英國人哈羅德(Peter Harrold)告訴我：“我總是認為，拿印度尼西亞的巴里島來比擬最適當。”

    毫無疑問，高級觀光業是可靠的成長市場，以每晚房價平均405美元的豪華旅館來說，200l到2005年間，總收入增加70%，表現相當優異，尤其是這段期問涵蓋了9.11后的衰退、伊拉克戰爭和燃料成本飛躍上漲，表現確實不錯。從很多方面來看，觀光業驚人成長，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普遍勝利所造成極端不平衡的副產品。現在不管整體經濟狀況如何，都有大量新發跡的千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組成精英階層，華爾街把這個階層視為 “超級消費者”，能夠獨力創造消費需求。花旗集團旗下所羅門美邦公司 (Smith Barney)全球股票策略部門主管柯布爾(Ajay Kapur)，一直鼓勵客戶投資他所說的一籃子“富豪股”，包括寶格麗(Bulgari)、保時捷(Porsche)、四季大飯店(Four Seasons)和蘇富比(Sotheby)等公司。“我們相信，富豪經濟會繼續發展，所得失衡將繼續擴大，富豪股應該一直會有很好的表現。”

    但是斯里蘭卡完成使命，成為富豪企業的游戲場前，還有不少地方需要快速大幅改善。首先，要吸引頂尖的度假村經營者，政府必須降低私有土地所有權的障礙(斯里蘭卡大約80％的土地屬于國有)。斯里蘭卡需要比較“有彈性”的勞動法律，讓投資人可以為度假村找到足夠的員工。斯里蘭卡也需要推動基礎建設現代化，興建公路、精美的機場、改善供水與電力系統。然而，斯里蘭卡過去因為購買武器而債臺高筑，政府無法獨力推動建設快速升級，只能尋求常見的交易，就是同意開放經濟，推動民營化與公私合營，換取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的貸款。

    所有這些計劃和條件都清楚記錄在重建斯里蘭卡計劃中。世界銀行批準的這個休克治療計劃在2003年初定案，本地的主要支持者是名叫迪塔維拉 (Mano Tittawella)的斯里蘭卡政客兼實業家，他的外表和意識形態都非常像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瑞奇(Newt Gingrich)。

    斯里蘭卡重建計劃像所有休克治療計劃一樣，以推動快速經濟成長為名，要求大家做很多的犧牲。幾百萬人必須離開傳統鄉村，交出海灘，接待游客，交出土地，以便興建度假村和公路。能夠存活下來的漁業，要由以深水港為基地的大型企業化拖網漁船主導，不是從海灘推下海的木制小船。斯里蘭卡當然也會像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巴格達的類似例子一樣，國營公司會大量裁員，各種勞務的價格要提高。

    擁護這個計劃的人碰到一個問題，很多斯里蘭卡人根本不相信值得作出這種犧牲。這時是2003年，對全球化過分樂觀的信心早已消失，經歷過慘痛的亞洲經濟危機后更是如此。戰爭的后遺癥也是障礙，幾萬個斯里蘭卡人在 “建國”、“家園”和“領土”的號召下，犧牲了性命。現在和平終于來臨，政府卻要求最貧窮的國民放棄小得可憐的土地和財產，放棄菜園、簡陋的房子和小船，好讓萬豪酒店(Marriott)或希爾頓大飯店(Hilton)興建高爾夫球場(村民可以到科倫坡去當街頭小販)。看來這是很差勁的交易，斯里蘭卡人也發出不平之鳴。

    斯里蘭卡人起初用一波強硬的罷工和街頭抗議，拒絕重建斯里蘭卡計劃，然后在選舉中以決定性的態度拒絕這個計劃。2004年4月，斯里蘭卡人抗拒所有外國專家和他們本地合作伙伴的屬意，投票選出中問偏左派系和自封為馬克思主義分子、誓言要廢棄整個斯里蘭卡重建計劃的派系，組成聯合政府。當時還沒有推動包括自來水和供電在內的中央民營化計劃，興建公路的計劃也在法院里遭到挑戰。對于夢想建設富豪樂園的人來說，這是重大的挫敗；2004年原本是對投資人友善的民營化新斯里蘭卡元年，現在所有算計都落空了。

       這場可怕的選舉過后八個月，大海嘯來襲。感嘆重建斯里蘭卡計劃壽終正寢的人立刻知道大海嘯的意義，新選任的政府必須向外國借貸幾十億美元，重建在海嘯中遭到摧毀的住宅、道路、學校和鐵路；外國債權人很清楚，面臨毀滅性的危機時，連最堅決的經濟民族主義分子都會突然變得很有彈性。至于態度比較強硬的農民和漁民，過去設置路障、發動大規模示威，破壞外國人先前整理和開發土地的鄉村居民，噢，此刻這些斯里蘭卡人有別的事要忙。

海嘯后的第二次機會

    科倫坡的民族主義政府立刻行動，向控制援助資金的富國，證明斯里蘭卡政府準備放棄過去的立場。總統庫馬拉東加(Chandrika Kumaratunga)原本靠著公開反對民營化的政見當選，現在她宣稱，對她來說，大海嘯是一種宗教頓悟，協助她看出自由市場的希望。她到受大海嘯摧殘的海岸視察，站在瓦礫堆中宣布：“我們國家有幸擁有這么多天然資源，我們卻沒有充分利用……大自然一定認為‘夠了、夠了’，而且從所有層面痛擊我們，給我們一個教訓，要我們團結合作。”這是全新的解釋，大海嘯是上天的懲罰，懲罰斯里蘭卡沒有把海灘和森林全部出賣。

    懺悔的儀式立刻開始，大海嘯侵襲后才四天，政府完成了一項立法，為公民強力反對多年的供水系統民營化奠定基礎。現在全國還泡在海水里，死人還沒有埋葬，當然很少人知道發生了這回事，時機非常像伊拉克通過新石油法一樣，政府也選擇這種極為艱難的時刻，提高汽油價格，使生活變得更艱難：這個舉動意在向貸款國家發出明確的信息，說明科倫坡政府在財政上負責的態度；科倫坡也開始擬定法案，計劃分拆國家電力公司，開放民間經營。

    代表小漁船業主的斯里蘭卡國家漁業團結運動(National Fishenes Solidarity Movement)領袖庫馬拉(Herman Kumara)指出，重建是企業全球化的第二次大海嘯。他認為，這樣做是趁著小漁民受到最大傷害、最脆弱的時候，刻意剝削小漁民，就像戰爭之后的掠奪一樣，因此第二次的海嘯在第一次海嘯之后急速來襲。他告訴我：  “大家過去激烈反對這種政策，但是現在他們在難民營里餓得發昏，只想到明天要怎么活下去；他們沒有地方睡覺、沒有地方可去，喪失了收入來源，不知道將來要靠什么維生。政府在如此情況下推動這個計劃，等大家復原后，會發現過去政府決定的事情，但是到時候傷害已經造成。”

    華盛頓的貸款機構能夠快速行動，利用這次海嘯，原因是他們以前做過極為類似的事情；后海嘯災難資本主義的彩排，在米契颶風(Hurricane Mitch)后的一次很少有人評估的事件中已經進行過。

    1998年10月，米契在中美洲滯留了整整一個星期，橫掃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尼加拉瓜的海岸與山區，淹沒村莊，造成9000多人死亡。如果沒有外國慷慨的援助，這幾個十分窮困的國家不可能自救；援助的確來了，但是代價高昂。米契侵襲后兩個月，洪都拉斯全國還埋在瓦礫、尸體和爛泥里，國會卻通過法律，批準機場、海港和公路民營化，而且快速推動國營電話公司、國家電力公司和供水系統等多個部門的民營化計劃。國會也推翻了進步的土地改革法律，讓外國人買賣房地產變得更加容易，并且計劃強行通過由開礦業者草擬的極度重商的礦業法，降低環保標準，同時還為驅逐妨礙新礦開采的人們創造了有利條件。

    鄰國的情形大致相同，同樣是米契侵襲后的兩個月內，危地馬拉宣布出售電話系統的計劃；尼加拉瓜也一樣，還加上出售電力公司與石油部門。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在(電信業)出售案中，施加壓力，把出售案定為今后三年、每年大約釋出4700萬美元援助款的條件，而且把出售案跟減免尼加拉瓜44億美元外債的案子搭上關系。”電話民營化當然跟颶風后重建毫無關系，只有在華盛頓金融機構災難資本主義分子的內部邏輯中才有關系。

    隨后幾年，出售案完成，經常是以遠低于市價的價格成交。買主大致上都是其他國家原本由國家經營、已經民營化的公司，他們現在在全球各地搜尋新并購標的，以便提高自己公司的股價。已經民營化的墨西哥電信公司(Telmex)吃下了危地馬拉的電信公司，西班牙能源公司費諾沙聯合公司 (Union Fenosa)買下了尼加拉瓜的能源公司，已經民營化的舊金山國際機場買下了洪都拉斯所有四個機場。尼加拉瓜只以3300萬美元的代價把電話公司40％的股權賣掉，但是普華會計事務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估計，這些股權價值8000萬美元。危地馬拉外交部長1999年到瑞士達弗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時宣稱：“破壞也為外國投資帶來機會。”

    2004年南亞大海嘯來襲前，華盛頓已經做好準備，要把米契颶風模式提升到下一個水平，目標不只是要通過個別的新法律，也希望由企業直接控制重建。任何國家遭到大海嘯這種巨災侵襲，都需要全盤的重建計劃，需要最明智地利用擁入的外援，確保資金送到該接受資金的人手中。但是斯里蘭卡總統承受華盛頓貸款機構的壓力，決定不委托手下民選的政客負責規劃，而是在海嘯夷平海岸才一周后，就創設了全新的機構，叫作國家重建項目小組。這個小組取代斯里蘭卡國會，全權負責擬訂并執行新斯里蘭卡的大計。項目小組由斯里蘭卡銀行業和產業界最有權勢的企業主組成，但不是任何產業的企業主都能進入項目小組；項目小組十位成員中，有五位直接經營海灘觀光業，代表斯里蘭卡最大的度假村。項目小組里沒有漁業或農業代表，沒有一位環保專家或科學家，甚至沒有災后重建專家。小組召集人迪塔維拉是過去的民營化大老，他宣稱：“這是建立模范國家的大好良機。”

    創立項目小組代表新形態的企業政變，代表利用天災力量完成的政變。就像在極多其他國家一樣，芝加哥學派的政策在斯里蘭卡，遭到正常民主規則阻止，2004年的選舉證明了這一點。但是在全國國民通力合作應付國家急難，政客迫切希望取得援助資金時，可以暫時把選民清楚表達的意愿擱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非民選產業界的直接統治，這是災難資本主義的第一個例子。

    不管怎么說，項目小組的企業領袖只花了10天，而且沒有離開首都，就擬出國家重建的完整藍圖，涵蓋住宅興建與公路建設等事項。就是這個計劃規定設置緩沖區，又好心地豁免旅館不受緩沖區限制。項目小組也挪用援助資金，興建高速公路，興建災難爆發前遇到極大阻力的工業化漁港。斯里蘭卡土地運動人士費爾南多(Sarath Fernando)告訴我：“我們認為，這個經濟計劃是比大海嘯還嚴重的災禍，這是為什么我們先前這么努力抗拒，阻止這個計劃，還在上次選舉中擊退這種計劃。但是現在，大海嘯來襲才剛剛過了三星期，他們又拿出同樣的計劃，顯然已經事先做好準備。”[1]

    華盛頓用伊拉克那一套如今已見怪不怪的重建援助手法，也就是把金額超大的合約交給自己的公司，支持斯里蘭卡的項目小組。科羅拉多工程與營建巨擘西圖集團拿到過2850萬美元的合約，負責監督在伊拉克重建的其他主要包商；雖然西圖集團在巴格達的重建慘劇中扮演重要角色，卻還是在斯里蘭卡拿到3300萬美元的合約(后來增加為4800萬美元)，主要是負責興建企業化船隊所需要的三座深水港，另外在阿魯加姆灣興建一座新橋，計劃的一環是把阿魯甘變成“觀光客樂園”。這兩個計劃都以海嘯救災的名義進行，但對大海嘯的主要受害者來說卻是大禍，因為拖網漁船把他們要捕的魚捕光，旅館業又不希望他們重回海灘。就像庫馬里說的一樣：“援助不但沒有幫助，反而造成傷害。”

    我問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競爭力計劃”主持人華利，為什么美國政府把援助資金，花在一定會讓海嘯幸存著流離失所的計劃上。他解釋說：“你不應該限制援助只能流到海嘯受難者手中……應該讓援助造福全斯里蘭卡，讓援助促進成長。”華利把這個計劃比喻成高樓大廈的電梯：電梯第一次載人時，載了一群乘客，把他們送到最頂端，他們在那里創造財富，讓電梯可以回到地面，接更多人上來。在底層等候的人必須了解：電梯總有一天會回來載他們。

    美國政府唯一直接花在小漁民身上的錢，是贈與100萬美元，提升像倉庫一樣的臨時收容所，讓小漁民在海灘重新開發期間居住。這點清楚顯示，鐵皮和塑合板蓋成的收容所，雖然名義上只是臨時住所，實際上卻注定會變成永遠存在的貧民窟，就像南方國家大部分大都市周邊的貧民區一樣。各界當然不會推動大規模的救助行動，來協助住在這些貧民區里的人，但是大海嘯的受害者理當不同，全世界都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看到他們喪失家園和生計，他們悲慘無助的命運激發全球的同情，認為需要而且應該彌補他們失去的一切，不是透過經濟利益擴散的方法，而是把援助直接交到他們手中。但是世界銀行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知道大部分人所不知道的事情，那就是過不了多久，一個又一個大海嘯幸存者會喪失獨特性，化為全世界幾十億個沒有臉孔的窮人之一，大多住在沒有飲水的鐵皮屋里，這種鐵皮屋的擴散就像一晚800美元的旅館激增一樣，大致上已經成為全球經濟中大家都能接受的特性。

    我在斯里蘭卡南部海岸最荒涼的內陸難民營中，碰到一位叫作雷努佳 (Renuka)的年輕媽媽，她雖然衣衫襤褸，卻仍然風姿動人，她就是華利所說等待電梯的人。雷努佳最小的女兒才六個月大，是大海嘯來襲后兩天出生的。她懷著九個月的身孕，拿出超人的力量，抓著兩個小男孩，逃離淹到脖子的海水。但是如此英勇求得一線生機之后，她和家人現在卻在無名地點的一小塊土地上悄悄挨餓。非政府組織好心捐贈的幾艘獨木舟使景象更凄涼：這里離海岸三公里遠，大家甚至沒有自行車可以代步，獨木舟只不過是殘酷地讓人想到過去的生活。她要求我們帶信息給想要幫助大海嘯幸存者的每一個人：“如果你們有東西要給我，請把東西交到我手里。”

更大的海嘯

    斯里蘭卡不是唯一受到這種第二次大海嘯侵襲的國家，搶奪土地、強制立法的類似故事也從泰國、馬爾代夫和印度尼西亞傳出。在印度的泰米爾那都省(Tamil Nadu)，大海嘯幸存者變得窮困之至，以至于多達150位婦女被迫出賣腎臟，換錢買東西吃。一位援助工作人員對《衛報》記者解釋說，省政府“寧可把海岸拿來蓋旅館，結果卻造成人民陷入絕望”。所有受到大海嘯侵襲的國家都定出“緩沖區”，防止村民在海岸重建，卻釋出土地加速開發。在印度尼西亞的亞齊省(Aceh)，緩沖區有兩公里寬，但是政府最后被迫廢除這個命今。

    大海嘯來襲后一年，監督外援花用情形、備受尊敬的非政府組織“行動援助協會”  (ActionAid)發表了深入訪調5個國家、5萬名海嘯幸存者的結果。同樣的形態在每一個地方出現：禁止居民重建，但是旅館卻得到極多的獎勵；臨時收容所是可怕的軍事化管理拘留所，幾乎沒有完成任何永久性的重建；整個生活方式遭到連根拔起。這個協會斷定，種種失敗都不能歸咎于溝通不良、資金不足或貪腐等常見的小奸小惡；所有問題都是結構性問題，而且是刻意造成的。“政府在提供土地，興建永久性住宅方面極度失職，”這份報告斷定，“在土地遭到掠奪、海岸小區遭到排擠、優待商業利益等方面，政府不是袖手旁觀，就是成為共犯。”

    然而，談到海嘯后的投機主義，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馬爾代夫。馬爾代夫可能是大家最不了解的受災國，政府對于只是把窮人從海岸趕走，并不滿意，甚至利用大海嘯，想把人民從國內大部分可以居住的地區趕走。

    馬爾代夫是由大約200個有人島構成的島鏈，位于印度外海，是個觀光產業共和國，意義跟若干中美洲國家過去號稱香蕉共和國一樣。馬爾代夫的出口產品不是熱帶水果，而是熱帶休閑。國家歲人中，高達90％直接來自海灘度假營收。馬爾代夫推銷的休閑特別頹廢、特別迷人，將近100個島是“度假島”，島上青翠的綠地被四周的白色沙灘海灣包圍，島嶼完全由旅館、游輪公司或富有的個人控制。有些島嶼出租期達50年。最豪華的馬爾代夫島嶼滿足精英客戶的需要，例如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和凱蒂荷姆斯(Katie Holmes)就到馬爾代夫的小島度蜜月。馬爾代夫不只是用美景和潛水吸引人，私人島的賣點是能夠提供徹底與世隔絕的享受。

    這些水療度假島受到傳統漁村建筑的“啟發”，競相在自己的高腳茅屋里，運用最新奇的富豪玩具和特殊享受，希望把對方踩在腳下，例如裝設博士牌(Bose)環繞音響家庭娛樂設備，在戶外浴室裝設飛利浦史塔克 (Phmppe starck)設計的豪華用具，床單柔細到幾乎一摸就會散開。各個島嶼也競相消除土地和大海的界線，可可棕櫚島(Coco Palm)的度假村建在瀉湖上，有繩梯從碼頭伸到水底。四季大飯店的臥房“漂浮”在海洋上，希爾頓夸耀它蓋在珊瑚礁的第一座海底餐廳。很多套房附有女傭房，某一座私人島上還有馬爾代夫管家一天24小時無微不至的服務，照顧的小細節包括了“馬丁尼酒要用搖的還是要攪拌”。這種007情報員才享受得到的度假村別墅，一晚房價高達5000美元。

    這個歡樂王國的統治者是亞洲掌權最久的加堯姆(Maumoon Abdul Gayoom)總統，他從1978年起開始執政。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政府監禁反對黨領袖，涉嫌拷打為反政府網站寫文章的“異議分子”。因為批評者都關在犯人島上，加堯姆和手下可以自由自在地把全副精神放在旅游業上。

    大海嘯來襲前，馬爾代夫政府就一直希望增加度假島的數目，滿足日增的豪華度假需求。政府碰到常見的障礙，也就是人民反對。馬爾代夫人大都靠著捕魚為生，很多人住在散布在島嶼環礁上的傳統村子里，這種生活方式造成了若干挑戰，因為讓游客看到在海灘上剝魚皮的鄉村景觀實在不符合馬爾代夫的觀光景致。早在大海嘯來襲前，加堯姆政府就一直努力游說國民，搬到幾個比較大、人口比較多、游客很少造訪的島嶼。理論上，這些島嶼是要為居民提供更好的保護，避開全球暖化造成的海水水位升高。但是連善于鎮壓的政權，都很難把數以萬計的人民從世居的島嶼上連根拔起，“人口集中”計劃大致上并不成功。

    大海嘯之后，加堯姆政府立刻宣布，這次巨災證明很多島嶼“不安全、不適合居住”，然后發動遠比以前更積極的遷村計劃，宣布任何人如果想得到國家提供的海嘯重建協助，必須搬到五個號稱“安全島嶼”的地方。很多個島上的全部人口已經撤離，還有更多島上的人口要撤走，以便釋出更多土地，供觀光業使用。

    馬爾代夫政府宣稱，它會推動世界銀行和其他機構支持并資助的安全島嶼計劃，是由于人民要求住在“比較大且比較安全的島上”。但是很多島嶼居民說，如果基礎建設能夠修好，他們寧愿留在家鄉的島嶼。就像行動援助協會所說，“大家別無選擇，只能搬走，因為這是得到住宅與生活更新補助的先決條件”。

    更可笑的是，一碰到旅館，政府擔心的安全理由就完全消失，而這些不可靠的建筑都是設在低矮的島嶼上。度假村不但不必為了安全理由撤離，而且加堯姆政府在2005年12月，也就是大海嘯侵襲一年后，宣布有35個新島嶼可以出租作為度假島，租期最長50年。同時，在所謂安全的島嶼上，失業率急速升高，新舊居民之間爆發暴力爭執。

軍事化的都市更新

    從某方面來說，第二次大海嘯只是令人特別震驚的經濟休克療法：因為海嘯有效地把海灘夷為平地，使得通常要花很多年的遷移和都市更新過程，實際上在幾天或幾星期內就完成；過程就像數以萬計膚色黝黑的窮人(世界銀行認為漁民“沒有生產力”)心不甘、情不愿地搬走，把地方讓給極為富有、膚色大都很白的人，也就是能夠創造高收益的觀光客。全球化的兩個經濟極端，也就是看來好像活在不同世紀，而不是不同國家的兩個極端，突然間在相同的海岸線上爆發直接沖突，一方要求工作權，另一方要求游玩權，在本地警察和私人保鏢的槍桿子支持下，海灘上爆發了軍事化的都市更新和階級戰爭。

    有些最直接的沖突在泰國發生。泰國開發商在海嘯來襲后24小時內，就派出武裝私人警衛，圍住他們垂涎已久、希望建成度假村的土地。有時候，警衛甚至不讓幸存者在老家尋找子女的尸體。泰國海嘯幸存者與支持者團體連忙開會，應付土地遭到奪占的問題。這個團體最初發表的聲明宣稱： “對商人與政客的聯盟而言，海嘯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好機會，因為海嘯實際上把海岸地區的小區夷為平地，掃除了先前妨礙他們興建度假村、旅館、賭場和

養蝦場的計劃。對他們來說，所有海岸地區現在都是開放的土地!”

    好一個開放的土地。在殖民時代，這種土地有一個準司法的名稱，叫作無主荒地。如果有關單位宣布土地是空地或“荒地”，就可以強占下來并且毫不留情地把土地上的居民消滅。在受到大海嘯襲擊的國家里，開放土地的觀念受到這種丑陋的歷史意義影響，讓人想起謀財害命和用暴力“開化”原住民的史實。我在阿魯加姆灣海灘上碰到的漁民尼甲姆(Nijam)認為，兩者之間沒有實際的差別。“政府認為我們的漁網和魚貨難看而臟亂，這就是他們希望我們退出海灘的原因。為了滿足外國人，他們把自己的同胞當成化外之民。”瓦礫堆看來似乎是新的無主之地。

    我跟尼甲姆見面時，他正跟一群剛剛從海上返航的漁民在一起，他們的眼睛因為受到海水潑濺而充滿血絲。我提到政府計劃把小漁民搬到另一個海灘，好幾位漁民揮著寬闊的漁刀，誓言“召集村民、集中力量”，保衛自己的土地。一位名叫阿不都(Abdul)的漁民說，他們當初曾說歡迎餐廳和旅館，“但是現在因為我們交出一些土地，他們就希望擁有全部”。另一位叫曼殊爾(Mansoor)的漁民指著頭上讓我們遮陰、強勁到能夠對抗海嘯力量的棕櫚樹林說：  “這些樹是我的高曾祖父母種的，我們為什么要搬到另一個海灘?”他的一個親戚發誓說：  “除非大海干枯，否則我們不會搬走。”

    海嘯后的重建援助大量涌人，理當為承受極多苦難的斯里蘭卡人帶來建立永久和平的機會。但實際上在阿魯加姆灣和整個東海岸，似乎又要開始另一種爭奪戰，看看錫蘭人、泰米爾人或穆斯林信徒是誰能夠壓倒別人，從援助資金中得到好處，最重要的是，會不會真正的好處都流入外國人手中，卻犧牲所有的本地人。

    我開始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沉重感覺，就像風向變化一樣，這里會不會變成淪落在永久破壞中的另一個“重建”國家。一年前，我在伊拉克聽到非常相似的怨言，說重建對庫德族(Kurd)和若干什葉派信徒有利。我在科倫坡碰到好多位援助工作人員，他們告訴我，他們多么喜歡在斯里蘭卡工作，多么不喜歡留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這里的人還把非政府組織看成中立、甚至有用的團體；“重建”還不是骯臟的字眼，但是這種情形正在改變。我在首都科倫坡看過一些海報，上面草草畫著西方援助工作人員把錢塞進自己口袋，斯里蘭卡人卻餓肚子。

    大家不滿重建進度，怒火都發在非政府組織上，因為處處可見這些人，海岸每一個空著的地方都貼著他們的標志；然而世界銀行、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和夢想趕上巴里島計劃的政府官員，卻很少離開都市里的辦公室。情形變得很諷刺，因為援助工作人員是唯一提供過一點協助的人；但之所以落人這種處境，也因為他們提供的協助實在少得可憐。援助網絡已經變得太大而遠離它想服務的人民，以至于援助網絡員工在斯里蘭卡的生活形態，變成一種全國風行的批評目標。我碰到的每個人，幾乎都批評一位和尚所說的“非政府組織式的野外生活”：也就是住在高檔旅館和海濱別墅里，開著已受千夫所指的全新白色休旅車。所有援助工作人員都開這種車，太寬、馬力太大，斯里蘭卡狹窄的泥土路容不下這個龐然大物。這種車子整天隆隆駛過難民營，強迫每個人呼吸這種車子掀起的灰塵，他們所屬組織的標志，例如樂施會(Oxfam)、世界展望會、拯救兒童組織的標志，在車上的旗幟里飄揚，好像他們是從遙遠的非政府組織世界里來訪的客人一樣。在斯里蘭卡這么熱的國家里，這些裝著暗色玻璃，配備強力冷氣機的休旅車不只是交通工具而已，也是行進中的微氣候。

    我看著大家的不滿升高，忍不住想到，要不了多久，斯里蘭卡就會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情勢會變成重建看來有如搶劫，援助工作人員則成為攻擊目標。我離開后不久，這種事情就發生了：17位為國際非政府組織反饑餓聯盟服務、從事海嘯救災的斯里蘭卡人，在東岸港口城市特林可梅里 (TrincoⅡtelee)的辦公室里，遭到集體殺害。怒火也引發了新一波的激戰，海嘯重建完全停頓。很多援助組織在另外幾件攻擊事情發生后，擔心員工的安全，離開了斯里蘭卡，其他非政府組織把重心轉移到政府控制的南部地區，以至于受災比較嚴重的東部以及泰米爾人控制的北部得不到援助。這種決定更讓大家覺得重建基金沒有公平利用。2006年下半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結果公布后，更是如此。這項研究發現，雖然海嘯摧毀的大部分住宅仍然是廢墟，總統在南部的選區卻是例外，那里高達173%的住宅已經重建完畢。

    仍然留在東海岸、又在阿魯加姆灣附近的援助工作人員，現在要應付新一波流離失所的民眾，處理因為暴力事件被迫離開家園的數萬民眾。《紐約時報》報道：“原本受雇重建受海嘯摧毀學校的聯合國工作人員，改為替受到戰爭影響而流離失所的民眾興建廁所。”

    2006年7月，泰米爾猛虎宣布停火正式結束；重建停頓，戰爭恢復。不到一年后，超過4000人在海嘯過后的戰斗中喪身。整個東海岸只有少數被海嘯摧毀的住宅重建完成。但是幾百、幾千棟新建筑外表已經彈痕累累，新裝的玻璃窗被炸藥炸得粉碎，全新的屋頂被炮火擊毀。

    把海嘯當成災難資本主義商機的決策，對內戰的死灰復燃有多大影響，實在是很難計算，因為和平總是搖搖欲墜，各方面都互不信任。然而有一件事情可以確定：如果和平要在斯里蘭卡生根，和平的好處要超過戰爭的利益，包括超過戰爭經濟帶來的有形經濟利益，也就是軍隊照顧士兵家屬、泰米爾猛虎照顧屬下戰斗人員與自殺炸彈客家屬的利益。

    大海嘯后，世人慷慨解囊，帶來了難得一見、創造真正和平紅利的機會。數量驚人的援助物資可以期待一個比較公平的國家，重建殘破小區的方式可用來重建互信，也能重建道路和橋梁。結果斯里蘭卡像伊拉克一樣，得到的是渥太華大學政治學者巴里斯(Roland Paris)所說的“和平懲罰”：政府實施割喉式競爭的經濟模式，使大部分人民在最需要安撫并能減輕壓力時，過著更痛苦的生活。外國提供給斯里蘭卡的和平模式，本質上就是另一種戰爭；無休止的暴力承諾會帶來土地、主權和光榮。政商財團主義式的和平除了害他們在短期內一定會失去土地，除了提供華利所說終究會有電梯下來的幻想之外，還提供了什么東西?

    芝加哥學派圣戰獲勝的每一個地方，都創造出占人口總數25％到60％的永久下層階級。圣戰總是以戰爭的形式出現，但是這種大規模驅逐人民、破壞文明的戰爭經濟模型，強加在已經受到災禍蹂躪、受到種族沖突驚嚇的國家時，更是特別危險。就像凱恩斯很多年前所說，這種懲罰式的和平會有政治后果，包括爆發更血腥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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