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環

從空白的石板到燒焦的大地

在那種情況下，

政府解散人民

另選別人

應該比較容易吧7

        ——布萊希特(Bert01t Brecht)．《解決之道》  (s()lution)，1953年

伊拉克是中東最后一塊有希望的邊疆。伊拉克鉆探的油井中，80％都有

發現。

——愛爾蘭佩特瑞石油公司(Petrel)總裁

                                    何根(David Horgan)，2007年1月

    布什政府難道不知道自己在伊拉克推動的經濟計劃，可能引發暴力反彈嗎?有一個人應該早就知道可能的不利后果，這個人就是負責執行政策的布雷默。20¨01年11月，他新創反恐企業危機顧問公司后不久，為客戶寫了一份政策文件，說明跨國公司在國內外面對的恐怖攻擊風險增加。他在這份名叫《國際企業新風險》的文件中，告訴精英客戶，說他們會面對日增的危險，原因在于讓他們變得如此富有的那個經濟模型。他寫道，自由貿易“創造了空前未有的財富，卻也為很多人帶來立即的不利影響，自由貿易需要裁員，開放市場，接受對外貿易，對傳統的零售商和獨占貿易組織帶來了驚人的壓力”。所有這些變化都會導致“收人差距的擴大與社會秩序的惡化”，進而可能造成美國公司遭到各種攻擊，包括恐怖攻擊。

    伊拉克的情形確實是這樣，如果策劃戰爭的人認為，他們推動的經濟計劃在政治上不會碰到反彈，很可能不是因為他們認為伊拉克人會主動同意這種系統化的侵占政策，而是因為他們相信其他事情，相信伊拉克人會迷惘、集體退縮、無力應付轉型的步調。換句話說，他們依靠的是震撼的力量，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說得最清楚，他說伊拉克經濟與軍事休克治療專家的主要思維是：伊拉克人會被美國的火力震撼到無以復加，對薩達姆的下臺會高興得無以復加，“因此可以輕易地引領他們從甲地點到乙地點”。接著經過幾個月后，伊拉克人會從戰后的茫然中復原，又驚又喜地在阿拉伯世界的新加坡過日子，在若干分析師興奮地稱之為“底格里斯河之虎”的國家中安居樂業。

    實際上，很多伊拉克人立刻提出要求，要求在自己國家的轉型中擁有發言權，布什政府對這種意外轉折的反應，是造成大部分反彈的原因。

破壞民主制度

    美國侵略伊拉克那一年夏天，曾經備受打壓的巴格達居民日常生活雖然十分艱困，卻懷抱著極濃厚的政治參與熱情，以至于巴格達呈現一種幾乎像是嘉年華會的氣氛。大家不滿布雷默的裁員、經常的停電和外國包商，但是好幾個月以來，這種怒火主要透過突然爆發、不受限制、生氣勃勃的言論自由發泄出來。整個夏天里，綠區的幾座大門外，每天都有示威抗議，抗議群眾中，很多都是要求恢復原有工作的工人；幾百家新報紙創刊發行，上面印滿了批評布雷默和他的經濟計劃的文章；教士在星期五的禮拜中講政治，這種自由在薩達姆統治期問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最令人興奮的是，整個伊拉克全境的都市和省份，都出現自發性的選舉。人民終于擺脫薩達姆的鐵腕控制，在市政廳集會，選舉能夠在新時代代表他們的領袖。在薩馬拉(Samarra)、席拉(Hilla)和莫蘇爾等城市，宗教領袖、世俗的專業人士和部落人民通力合作，定出地方重建工程任務的先后順序，大大違背宗派主義與原教旨主義即將爆發的最壞預測。會議氣氛很熱烈，但是基于很多原因，會議氣氛也很歡樂：未來的挑戰雖然艱巨，但是自由已經成為事實。美國軍隊相信布什總統所說派軍到伊拉克是要傳播民主，因此他們在很多例子里扮演輔助性的角色，協助安排選舉，甚至搭建投票所。

    民主熱情和明確拒絕布雷默經濟計劃兩件事合而為一，使布什政府處在極為困難的地位。布什政府做過大膽的承諾，要在幾個月內，把政權交給民選的伊拉克政府，而且要立刻把伊拉克人納入決策程序。但是第一個夏天的情形毫無疑問地顯示，釋出權力等于放棄一場美夢，夢中不但伊拉克會變成模范民營化經濟體，而且散布著眾多美國軍事基地；經濟民族主義太深入人心，尤其是事關最寶貴的國家石油蘊藏時，更是如此。因此華盛頓放棄了民主承諾，轉而下令提高休克級別，希望更高一級的休克最后能夠發揮作用，達成目的。這個決定把純粹自由市場圣戰帶回來繞了一大圈，回到拉丁美洲南錐國家的發源地，也就是當初靠著鎮壓民主、逮捕與刑訊反對人士，以便強化經濟休克治療的國家。

    布雷默初上任時，美國計劃召集伊拉克社會所有階層的代表，召開大型制憲會議，并由代表票選臨時執政委員會成員。布雷默抵達巴格達兩星期后，取消了這個計劃，他決定親自挑選伊拉克統治委員會成員。他在寫給布什總統的信息中，描述他選擇統治委員會成員的方式好比“瞎子的莽撞與三度空間跳房子游戲的混合體”。

    布雷默說過要把統治權力交給統治委員會，但是他再度改變心意。“我跟統治委員會共事至此的經驗顯示，這樣做不會是非常好的主意。”他后來解釋說，統治委員會成員行動太慢、太深思熟慮，不適合他采用的休克治療計劃。布雷默說：“他們連安排兩部汽車游行的能力都沒有，他們根本不能及時做出決定，甚至根本做不出決定。此外，我仍然覺得，交出主權之前，制定憲法非常重要。”

    布雷默的第二個問題是全國各省市紛紛舉辦的選舉，到6月底，他到任才第二個月，就放話出去，說所有的地方選舉必須立刻停止。新計劃是伊拉克的地方領袖要像統治委員會一樣，必須由臨時政府任命。于是在伊拉克最大教派什葉派最神圣的圣城納杰夫(Najaf)，爆發了意義重大的攤牌事件；納杰夫在美軍的協助下，正在推動全市選舉，截止登記前一天，負責的中校接到海軍陸戰隊少將馬蒂斯(Jim Mattis)的電話。公認最權威的伊拉克戰史《眼鏡蛇二號》(Cobra Ⅱ)作者戈登(Michael Gordon)和特雷納 (Bernard Trainor)將軍寫道，馬蒂斯說：  “選舉必須取消，布雷默擔心不友善的伊斯蘭教候選人會獲勝……不愿意讓不對的人贏得選舉，建議海軍陸戰隊選擇他們認為可靠的伊拉克人組成團體，選出市長。美國就是這樣控制選舉過程。’’最后，美軍任命薩達姆時代擔任陸軍上校的人當納杰夫市長，伊拉克全國各城鎮都一樣。[1]

    在某些例子里，布雷默的禁令發布前，伊拉克人已經投票選出地方民意代表，布雷默悍然下令產生新議會。摩門教徒主導的包商三角研究公司獲得授權，負責成立塔吉省(Taji)地方政府，三角研究公司解散好幾個月前由當地人民選出的議會，堅持要從頭開始。一位伊拉克人不滿地說：“我們覺得我們在走回頭路。”布雷默堅稱他“沒有下令全面禁止民主制度，我不是反對民主，但是我希望能夠考慮到我們的利益……太早舉行的選舉可能有毀滅性，選舉必須非常小心地進行”。

    這時伊拉克人仍然期望華盛頓履行承諾，推動全國大選，把政權直接交給大部分公民選出來的政府。但是2003年11月，布雷默取消地方選舉后飛回華盛頓，到白宮參加一些匆匆安排的會議；再回到巴格達的時候他就宣布取消大選，伊拉克第一個“主權”政府要用任命的方式產生，不用民選。

    這種轉變很可能跟一項民調有關，華盛頓的國際共和黨員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在這段期間里進行了一次民調，詢問伊拉克人，如果有機會，會投票給哪一種政治人物。民調結果對綠區的政商財團主義分子好比警鐘：49％的伊拉克受訪者說，會投票給承諾要創造“更多政府部門就業機會”的政黨。問他們是否愿意投票給承諾創造“更多民間部門就業機會”的政黨，只有4.6％的受訪者說愿意。問他們是否愿意投票給承諾“留住聯軍，到相當安全時為止”的政黨，只有4．2％的受訪者說愿意。簡單地說，如果容許伊拉克人自由選舉下一任政府，而且這個政府具有真正的權力，華盛頓就必須放棄這場戰爭的兩大目標，一是在伊拉克設立美軍基地，二是讓美國跨國企業全面進占伊拉克。

    批評布什政權內新保守派分子的人指責說，布什政權的伊拉克計劃過度依賴民主制度，天真地相信自決觀念。這種說法掩飾了臨時政府第一年的實際記錄，實際上，民主制度一冒出頭，布雷默就把它砍下來了。他上任的頭六個月，取消了制憲會議、否決了選舉制憲代表的構想，撤銷并阻止幾十個地方與省級選舉，最后又取消全國大選，根本不像是理想主義民主人士的做法。而且，現在把伊拉克出問題歸咎于沒有伊拉克代表的著名新保守派人士中，沒有一個人支持巴格達和巴斯拉街頭發出的直接選舉呼聲。

    最初幾個月派駐在伊拉克的人當中，很多人認為推遲、削弱民主制度的多項決定和武裝反抗的勃興之間，有著直接的關系。戰爭爆發后派駐伊拉克的聯合國外交官龍恩(Salim Lone)認為，布雷默做出第一個反民主決策是關鍵時刻。他說：“例如，第一件針對在伊拉克外國人的致命攻擊是2003年7月，在美國挑選出第一個領導團體伊拉克統治委員會后，約旦大使館隨即遭到攻擊；不久后，聯合國的巴格達總部也遭到炸彈攻擊，炸死了很多無辜的人……很顯然，伊拉克人對這個委員會的組成比例不滿，對聯合國支持這個委員會不滿。”龍恩在這次攻擊中，失去了很多朋友和同事。

    對伊拉克的什葉派來說，布雷默取消全國大選是嚴重的背叛，什葉派是伊拉克最大的族群團體，他們在伊拉克忍辱負重幾十年后，一定會主導民選政府。一開始，什葉派只是用大規模和平示威的方式表達反對，例如在巴格達有l0萬群眾游行示威，在巴斯拉有3萬人示威。他們統一的口號是：“要、要、要選舉。不要、不要、不要官派。”伊拉克什葉派地位第二高的教士哈金 (Ali Abdel Hakim a1-Safi)寫了一封信給布什和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我們的主要訴求是透過選舉建立憲法機構，不是透過任命。”他宣稱，布雷默的新計劃“只不過是以暴易暴”。而且他警告說，如果他們一意孤行，一定會遭到失敗。布什和布萊爾不為所動，贊揚示威活動是自由開花結果的證據，卻強力推動任命后薩達姆時代伊拉克第一任政府的計劃。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薩德爾變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什葉派其他主要人士決定參與任命的政府，遵守在綠區里草擬的臨時憲法；薩德爾決定脫隊，譴責這種程序和憲法沒有正當性，而且公開把布雷默比喻為薩達姆。他也開始積極建立曼迪軍。很多什葉派教徒在和平抗議失效后，相信如果伊拉克要實現多數統治的民主政治，他們必須用戰斗來爭取。

    如果布什政府信守諾言，迅速把權力交給民選的伊拉克政府，反抗運動的規模會維持在小型、可以控制的狀態，不會變成全國性的叛亂。但是信守諾言表示要犧牲伊拉克戰爭背后的經濟目標，這是主導戰爭的人絕對不愿見到的事情，因此，伊拉克人對美國否認民主制度產生暴力反彈，也必須視為某種意識形態反彈。

身體休克

    反抗運動聲勢日增，占領軍以加強休克的戰術反擊，士兵開始在深夜或凌晨破門而人，拿著手電筒照亮黑暗的屋內，用英語大吼大叫(有些字眼如“去他媽的”、“阿里巴巴”、“本·拉登”大家都聽得懂)。女性面對破門而入的陌生人，驚慌的尋找頭巾，遮蓋頭部；男性被強迫戴上頭罩，丟上軍用卡車，載到監獄和拘留所。占領的頭三年半里，估計美軍逮捕和拘禁了61500名伊拉克人，采用的方法通常是要“盡量提高逮捕休克”。到2007年春季，還有19000名伊拉克人遭到拘禁。到了監獄里，還有更多的休克隨之而來，包括一桶一桶冰冷的水；露著牙齒咆哮的德國狼犬；又踢又打；有時候，還用通電的電線電擊。

    30年前，新自由派圣戰已經開始采用這種手法：所謂的破壞分子和恐怖分子嫌疑犯被人從家里抓走，蒙上雙眼，戴上頭套，送進黑牢，面對酷刑和更可怕的場面。現在為了捍衛在伊拉克建立自由市場模范的希望，圣戰計劃繞了一大圈，完成整個循環。

    刑訊的手段激增不可避免，原因之一是拉姆斯菲爾德決心把軍隊當成現代的、外包的企業來經營。他規劃部隊的部署時，不太像是國防部長，反而比較像沃爾瑪的副總裁，斤斤計較從工資總額中，多減少一些時薪支出。將領起初要求派出50萬部隊，他砍成不到20萬人，卻仍然認為有可以精簡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分鐘，為了滿足他內心總裁的意識，又把戰斗計劃中需要的兵員減少幾萬人。

    雖然他這種即時供應的部隊能夠推翻薩達姆，但是要應付布雷默用各種命令創造出來的伊拉克形勢，也就是要應付公開反叛的人民、應付伊拉克軍警撤出后留下來的巨大缺口，卻一點希望都沒有。占領軍沒有足夠的人力恢復街頭秩序，被迫退而求其次把上街頭的人全都關進牢里。歷次突襲逮捕的成千上萬囚犯送交中情局干員、美軍和多數不曾受過訓練的私人包商，由他們進行狠毒的偵訊，找出跟反抗運動有關的信息。

    占領初期，綠區招待很多從波蘭和俄羅斯來的經濟休克治療專家，現在變成吸引另一種休克專家的磁石，也就是精于鎮壓反抗運動黑暗藝術的專家。民間安全公司的員工中，有很多參與哥倫比亞、南非與尼泊爾骯臟戰爭的老兵。根據記者史卡希爾(Jeremy Scahill)的報道，黑水和其他民間安全公司雇用超過700名智利軍人派駐伊拉克，其中很多都是特戰部隊主管，有些人曾經在皮諾切特政權下受訓、任職。

    階級最高的休克專家當中，有一位是2003年5月抵達伊拉克的美軍中校史迪爾(James Steele)。史迪爾在中美洲右翼圣戰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經在被指控為薩爾瓦多行刑隊的幾個陸軍營級單位，擔任主要的美國顧問。他較近的經歷是安然公司副總裁，而且原本是以能源顧問的身份前往伊拉克，但是反抗運動勃興后，他恢復原來的角色，成為布雷默的首席安全顧問。在他主導下，把五角大樓不愿具名人士所說令人恐懼的“薩爾瓦多方案”，引進伊拉克。

    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 Watch)高級研究員席夫頓(John Sifton)告訴我，伊拉克凌虐犯人的情形和一般形態不同。凌虐通常出現在交戰地區，在所謂的戰爭混沌時期，此時戰場一片混亂，毫無規矩。阿富汗的情形就是這樣。席夫頓說：“但是伊拉克不同，凌虐一開始就以專業的方式執行，然后情形越變越差，而不是越變越好。”他認定2003年8月底，也就是巴格達淪陷4個月后，是出現轉變的時間點，據他說，那時開始傳出凌虐的報道。

    根據上述時間表，刑訊室里的休克緊接在布雷默推動最具爭議性的經濟休克后出現。8月底，布雷默持續整個夏天的立法和取消選舉行動進入尾聲。由于這些行動把更多人趕到反抗陣營里，臨時政府只好派出美軍破門而入，希望把反抗運動趕出伊拉克，方式是一次逮捕一個適于從軍的男性。

    看看阿布格萊布監獄丑聞后曝光的解密文件，可以清楚看出這種轉變的時機。文件可追蹤自2003年8月14日，當時伊拉克最高美軍總部情報官員龐斯 (William Ponce)上尉發了一封電子郵件，給派駐在伊拉克各地的同僚，里面有一段現在已經惡名昭彰的文字：“現在要對這些囚犯毫不留情……因為上校說得很清楚，我們希望這些人崩潰。傷亡人數不斷增加，我們必須開始搜集情報，以便保護同袍不再遭到進一步的攻擊。”龐斯請大家提供可以用

在囚犯身上的偵訊技巧，列在他所謂的“愿望清單”當中。各種響應涌入他的電子信箱，里面包括“低壓電擊”。

    兩周后的8月31日，關塔那摩灣監獄典獄長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將應邀來到伊拉克，從事惡魔拷問”阿布格萊布監獄的任務。再過兩周后的9月14日，伊拉克地區最高指揮官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將授權下屬，根據關塔那摩模式，采用一系列新偵訊程序，包括刻意的羞辱(叫作“摧殘尊嚴與自尊心”)、“利用阿拉伯人怕狗的心理”、意識剝奪(叫作“燈光控制)、意識超載(吼叫、嘈雜音樂)和“高壓姿勢”。桑切斯備忘錄發出后不久的10月初，有人在阿布格萊布監獄拍下了那些聲名狼藉、讓美軍凌虐囚犯定罪的照片。

    布什團隊用震懾或經濟休克治療方法，都不能讓伊拉克人休克和服從，現在休克手段變得更個人化，變成利用《庫巴克偵訊手冊》中導致囚犯退化的方式。

    最重要的囚犯當中，很多人被送到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的安全區，由軍方重案小組和中央情報局管理。這個地方秘密之至，只有持特別通行證的人才能進去，紅十字會完全不知道，連高級軍官都不準進入。為了保密，這個地方的代號不斷改變，從重案20到重案121，再改成626，后來又改稱重案145。

    囚犯關在小小的一般建筑里，建筑設計成要創造《庫巴克手冊》中典型的狀況，包括完全剝奪意識。建筑分為五個區域：醫療檢驗區、看來像客廳的“軟性房”  (給合作的囚犯)、紅房區、藍房區，以及大家極為害怕的黑房區：黑房區里都是小小的牢房，四面都漆成黑色，四個角落都有揚聲器。

    這個秘密監獄會曝光，完全是因為在那里任職的一位中士化名佩里(Jeff Perry)，向人權觀察組織揭發這個奇怪地方。比較起來，阿布格萊布監獄像精神病院，警衛沒有受過訓練，采用的方法大部分是在偵訊過程中自己想出來的；中情局的機場監獄卻秩序井然，合乎科學，令人毛骨悚然。根據佩里的描述，偵訊人員想要用“強硬手段”對付住在黑房的囚犯時，會到計算機終端機前，印出列舉各種拷問手法的清單。佩里回憶說：“一切都已經替你打點好，包括冷熱環境控制、閃光燈、音樂等，還有出任務的狗……你只要看看自己想用什么方法就成了。”偵訊人員列出表格后，就去找上司，請求批準。裴利說：“我從來沒有看過哪張表格上沒有簽名的。”

    他和其他偵訊人員開始擔心，這樣做會違反日內瓦公約禁止“羞辱與降格待遇”的做法，他和另外三位偵訊人員擔心，如果自己的做法曝光可能會遭到起訴，于是就去質問上校長官，  “告訴他，我們對這種凌虐覺得不安”。這個秘密監獄極有效率，因此不到兩小時內，一群軍方律師就帶著投影片光I臨監獄，說明為什么囚犯不受日內瓦公約保護，為什么意識剝奪不是凌虐，盡管中情局自己的研究得出的是相反的結論。佩里談到監獄的反應時間時說：  “噢，真的是非常快，看來好像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我是說，這兩小時的幻燈片展示他們都準備好了。”

    伊拉克全國各地還有其他監獄，囚犯同樣受到庫巴克式的意識剝奪手法凌虐，有些監獄甚至讓人想起多年前麥吉爾大學的實驗。另一位中士談到位于敘利亞邊界附近的凱姆(Qaim)、名叫老虎軍事基地的監獄，那里關了20到40個囚犯。據這位中士說，囚犯都被遮住眼睛、上手銬腳鐐，放進滾燙的金屬貨柜里24小時：“不準睡覺、不準吃、不準喝。”意識剝奪柜子讓犯人順從后，還用閃光燈和重金屬音樂轟炸他們。

    底格里(Tikrit)特別行動基地也采用類似的方法，只是那里的囚犯關在更小的箱子里：箱子的尺寸是4英尺乘10英尺，深度是20英寸，對成人來說，箱子太小了，不能站、也不能躺下來，讓人強烈聯想到拉丁美洲南錐國家的那種牢房。囚犯關在如此極端意識隔離的情況，長達一周。至少有一位囚犯也指出，他遭到美國士兵電擊，但是士兵都否認；然而，卻有明顯但是很少人知道的證據顯示，在伊拉克的美軍士兵的確采用電擊作為凌虐手段。最為人熟知的例子是2004年5月14日，兩位海軍陸戰隊員因為一個月前電擊一位伊拉克囚犯，遭到判刑。美國民權聯盟取得的政府文件指出，一位士兵 “用變壓器，電擊一位伊拉克囚犯……把電線頂著囚犯的肩部”，一直到囚犯受到電擊而“跳起舞來”。

    惡名昭彰的阿布格萊布照片公布后，里面有一張照片是一位囚犯帶著頭套，站在箱子里，兩臂垂下電線，這時軍方碰到了奇怪的問題：負責調查凌虐囚犯事件的陸軍犯罪調查司令部發言人解釋說：“我們碰到幾位囚犯宣稱自己就是照片里的人。”這些囚犯當中，有一位是當過市長的阿里(Haj Ali)。阿里說他也被人戴上頭套，站在箱子里，身體纏繞了電線。但是他的說法跟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警衛不同，警衛宣稱這些電線沒有通電，阿里卻告訴公共電視網：  “他們用電力電擊我時，我覺得好像眼球都要爆出來了。”

    阿里像幾千個獄友一樣，沒有被起訴就從阿布格萊布監獄釋放出來，獄方告訴他“抓錯人了”，然后把他推上卡車送走。紅十字會說，美國軍官承認在伊拉克遭到拘留的人當中， 70%到90%是被“誤逮”。根據阿里的說法，美國管理的監獄中出現的這些人為錯誤，有很多受害者尋求報復。“阿布格萊布是叛亂分子的溫床……一切的侮辱和拷打使他們幾乎什么事情都愿意做，誰能怪他們呢?”

    很多美國士兵了解也害怕這種反應。82空降師一位中士說：“也許他原來是好人，噢,因為我們對待他們的關系，他現在變成了壞人。”這位中士曾經派駐法魯加(Fallujah)郊外的美軍基地，也就是自夸為“瘋狂殺人營”的部隊駐地，守備一座特別兇狠的臨時監獄。

    伊拉克人管理的監獄里情況更糟。過去薩達姆總是十分依賴拷打來維持權力。如果在后薩達姆時代，拷打要銷聲匿跡，新政府必須集中力量致力取締拷打。然而，美國卻在訓練和監督伊拉克新的警察部隊時，立下了更低的標準。

    2005年1月，人權觀察組織發現，在伊拉克人管理、美國監督的監獄和拘留所里，拷打是“有系統的事情”，包括使用電擊。第一裝甲騎兵師一份內部報告宣稱，伊拉克警察和士兵經常采用“電擊和窒息法，以便取得口供”。伊拉克獄卒也采用拉丁美洲拷問法中獨一無二的象征：牛只電擊棒。2006年12月，《紐約時報))報道馬哈穆德(Faraj Mahmoud)的案子，說獄卒“把他全身剝光，吊在天花板上，用電擊棒電他的生殖器，電得他從墻壁上彈了起來”。

    2005年3月，《紐約時報》雜志記者梅斯(Peter Maass)混入史迪爾訓練的一個特警突擊隊單位，采訪薩馬拉一處由公共圖書館改建的恐怖監獄。他在里面看到囚犯蒙著雙眼，戴著手銬腳鐐，有些人遭到痛打，也看到血漬 “從桌子側面滴下來”。他聽到嘔吐聲，也聽到他形容為“可怕的尖叫聲，就像瘋子或被人逼瘋的人發出的尖叫聲”。還有清楚聽到兩聲槍響，  “從拘留所的里面或后面傳來”。

    薩爾瓦多的行刑隊惡名昭彰，因為他們不但利用謀殺清除政治犯，也利用謀殺向廣大的民眾發出恐怖的信息。路邊出現手足不全的尸體，等于告訴廣大的小區：如果有誰犯了禁忌，可能會變成下一具尸體。遭到拷打的尸體上，經常留下代表行刑隊身份的標志，例如曼諾布蘭克旅(Mano Blanco Brigade)、或梅西米蘭諾賀南德茲旅(Maximiliano Hernandez Brigade)。到2005年，這種信息已經變成伊拉克路邊常見的景象：囚犯最后一次被見到是在伊拉克內政部有關的特戰部隊監獄，尸體被人發現時頭上有一處彈孔，雙手仍然銬在背后，或是腦殼上有電鉆鉆出來的很多個洞。2005年11月，《洛杉磯時報》報道，巴格達殯儀館“每周在固定時間會收到幾十具尸體，很多尸體的手腕還用警用手銬銬著”。殯儀館會留下金屬手銬，還給警方。

    在伊拉克，也采用比較高科技的方式傳達恐怖信息。《正義戰勝恐怖主義》（Terrorism in the Grip)是很多人看的電視影集，這部影集在美國人資助的伊拉克電視網播出，是和薩爾瓦多化的伊拉克特戰部隊合作攝制的。好幾位獲釋的囚犯說明這部影集的拍攝方法：在小區掃蕩隨意抓來的囚犯加以痛打、拷問，還威脅要對他們的家人不利，因此囚犯都愿意承認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包括律師后來證明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罪行。然后電視攝影機出場，記錄囚犯“承認”自己犯下叛亂、偷竊、同性戀和欺騙等罪行。伊拉克人每晚在電視上，看著顯然遭到刑訊、臉上淤血和浮腫的犯人認罪。薩爾瓦多化的特戰部隊領袖邰比特(Adnan Thabit)告訴梅斯：“這部影集對平民有很好的影響。”

    新聞界初次提到“薩爾瓦多方案”10個月后，這種做法最為可怕的影響就很清楚了。起初由史迪爾訓練的伊拉克特戰部隊后來歸屬伊拉克內政部，為內政部工作，梅斯質問內政部在上述圖書館里看到的情形時，內政部堅持說：內政部“不容許本部管理的囚犯遭到任何人權侵害”。但是2005年11月，內政部地牢里找到了173位伊拉克人，有些人遭到極為嚴重的拷打，以致皮開肉綻，有些人腦殼上有電鉆鉆過的痕跡，牙齒和腳趾甲被人拔掉。獲釋的囚犯說，不是每個人都能活著出來，他們列出一張名單，指出有18個人在內政部地牢里遭到拷打死亡。

    我研究卡梅倫1950年代進行的電擊實驗時，看到他的同事精神病學家羅威(Fred Lowy)的談話：“弗洛伊德學派學者發展出極多巧妙的方法，可以一層、一層地剝洋蔥，到達問題的核心；卡梅倫希望直接鉆進去，根本不理會有多少層，但是我們后來發現，層次全都存在。”卡梅倫認為，他可以破壞病人的所有層次，重新開始；他夢想創造全新的人格，但是他的病人沒有重生，卻變得困惑不已，受到傷害，甚至崩潰。

    伊拉克的休克治療專家破壞了這些層次，希望找到難以找到的空白石板，據以創造新的模范國家。結果他們只找到自己創造的廢墟，找到千百萬生理和心理受殘害的人民：受到薩達姆和戰爭的破壞，受到自相殘殺的破壞。布什陣營的災難資本家沒有把伊拉克清掃得一干二凈，只是激怒了伊拉克；他們沒有找到歷史被清算之后留下的白紙一張，卻找到古老的派系戰爭，每一次攻擊，不管是攻擊卡巴拉(Karbala)或薩馬拉的清真寺、攻擊市場、政府部門或是醫院，都會引發古老的派系戰爭和最新的仇殺。國家像人一樣，不能用強力的休克歸零后再啟動，國家只會崩解、不斷地崩解。

    如此狀況當然需要更多的破壞，需要提高破壞的劑量，按住破壞鈕更久、造成更多的痛苦，投下更多的炸彈，動用更多的拷打。前副國務卿阿米塔吉曾經預測，可以輕易地把伊拉克人從一個地方帶往另一個地方，后來他斷定，真正的問題是美國太軟弱。他說：“聯軍用人道的方式作戰，實際上造成了人民比較難凝聚的情況，而不是比較容易團結。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和日本，人民筋疲力盡，深受過去的事情震撼；但是伊拉克的情形正好相反，非常快速地戰勝敵軍部隊，表示伊拉克人民并不像日本人和德國人一樣被馴服：美國現在要應付沒被嚇壞、也沒被震倒的伊拉克人民。”到2007年1月，布什和顧問仍然相信，可以用一次強力的“急速升高震懾”的方式，也就是徹底清除薩德爾軍這個“暗中破壞伊拉克政府的癌癥”，控制住伊拉克。根據急速升高策略所做的報告，目標是以“成功掃除巴格達中心”為目標，薩德爾的部隊轉移到薩德爾市(Sadr City)后，也要“用武力徹底掃清這個什葉派的堡壘”。

    1970年代，政商財團主義圣戰興起時采用的手段，已被法院判決為刻意的種族滅絕，也就是刻意屠殺某一類的人口。伊拉克發生的事情更可怕，不只屠殺整個類別的人口，而是屠殺整個國家；伊拉克正在消失、正在土崩瓦解。就像平常一樣，首先消失的是躲在面紗和門戶后面的女性，接著是學校里的學童消失，到2006年為止，三分之二的學童留在家里。接著是專業人員消失，醫生、教授、企業家、科學家、藥劑師、法官、律師開始消失。從美國侵略伊拉克以來，估計已經有300位伊拉克學者遭到行刑隊暗殺，包括好幾位系主任；成千上萬的學者逃走。醫生的情況更糟糕，到2007年2月，估計有2000位醫生遭到殺害，有l2000位醫生逃走。2006年11月，聯合國難民總署估計，每天有3000個伊拉克人逃出伊拉克；2007年4月，難民總署指出，有400萬伊拉克人，也就是七分之一的伊拉克人被迫離開家園，流離失所，只有幾百個難民獲準移居美國。

    伊拉克的產業全部崩潰后，唯一欣欣向榮的本土產業是綁架。2006年才過了三個半月，伊拉克就有將近2萬人遭到綁架。國際媒體只有在西方人遭到綁架時，才會注意這件事，但是遭到綁架的絕大多數是伊拉克專業人員，他們在上下班途中遭到綁架，他們的家人若不拿出數萬美元的贖金，就得到殯儀館認尸。拷打也是蓬勃發展的產業，人權團體記錄了很多案例，都是伊拉克警察向囚犯家屬索取幾千美元，交換不再拷打囚犯。這是伊拉克本土的災難資本主義版本。

    布什政府選擇伊拉克，作為阿拉伯世界的模范國家，本意并非如此。美軍占領之初，大家興高采烈談論干凈的白紙和重新開始。然而，過不了多久，追求干凈的夢想就惡化成“把薩德爾市或納杰夫的伊斯蘭主義連根拔起”，把法魯加和拉馬迪(Ramadi)的“激進伊斯蘭主義癌癥”割除，不能清除的東西就用武力掃平。

    想在別人的國家建立模范社會，后果就是這樣。清除行動事先很少經過計劃，碰到住在這塊土地的人民拒絕放棄過去，干凈白紙的美夢才會演變成它的另一一個分身，也就是焦土政策；這時全面創造的美夢變成了全面毀滅的行動。

    伊拉克現在淹沒在無法預期的暴力中，正是極為樂觀的伊拉克戰爭策劃人員創造的結果；在“為新中東建立模范”這種乍看無害、甚至有點樂觀的說法中，已經注定了這種命運。伊拉克解體的根源，是因為有個意識形態需要創造一張白紙，在上面寫下新故事。創造不出這么干凈的白紙時，支持這種意識形態的人開始用爆破和激升劑量，然后再度激升劑量和爆破的方式，希望創造出應許之地。

失敗是成功的新面貌

    我搭飛機離開巴格達時，每一個座位上都坐滿了逃離這場暴亂的外國包商。當時是2004年4月，法魯加和納杰夫都遭到圍攻，光是那一星期里，就有1500位包商員工撤離伊拉克，還有更多人會撤退。同時，我相信，我們看到的是政商財團主義圣戰的第一次全面失敗。美國除了沒有動用核子彈之外，已經用每一種休克武器把伊拉克炸成粉碎，卻沒有一樣東西能夠制伏這個國家，這場實驗顯然已經失敗。

    現在我卻不敢這么肯定。從某一方面來看，這個計劃的若干部分造成了災難，布雷默到伊拉克是要建立企業烏托邦，結果伊拉克變成了可怕的反烏托邦，隨便去參加一場企業聚會，都可能遭到私刑處決、活活燒死或砍頭。根據《紐約時報》的分析，到2007年5月，據報有超過900位包商人員遭到殺害，“超過12000人在戰斗或工作現場受傷”。布雷默花了極多精神吸引的投資人沒有出現，匯豐銀行沒有來，寶潔和通用汽車的合資事業沒有成立。新橋策略公司先前吹噓：“一家沃爾瑪可以攻占全國”，現在承認“短期內麥當勞不會來開店”。貝泰的重建合約沒有輕松換成長期經營供水與電力系統的合約。到2006年下半年，整個反馬歇爾計劃核心的民營化重建工程，幾乎全都就地放棄，證明已有某些相當劇烈的政策逆轉。

    調查伊拉克重建案的美國特別檢查總長鮑文(stuart Bowen)指出，在某些直接發給伊拉克公司的合約中，執行狀況比較有效率，成本也比較低，也能激勵伊拉克經濟，因為這種合約讓伊拉克人能夠就業。實際上，資助伊拉克人重建自己的國家，比雇用笨重的跨國公司有效率，因為跨國公司不了解伊拉克，也不懂伊拉克的語言，還要用日薪900美元的傭兵保護自己，而且合約預算的管理費用高達55％。在巴格達美國大使館擔任醫療顧問的鮑爾索克斯(Jon C. Bowersox)提出了下列激烈的看法：他說，伊拉克重建的問題在于想要從零開始，重建一切。“我們可以深入其中，完成低成本的復原，而不是想在兩年內，徹底改變伊拉克的醫療制度。”

    五角大樓出現更激烈的變化。2006年12月，國防部宣布新計劃，要提升伊拉克國有工廠的設備和經營，之前布雷默還認為這些工廠是斯大林式的倒退而拒絕供應緊急發電機。現在五角大樓了解，不從約旦和科威特進口水泥和機械零件，可以向日漸衰弱的伊拉克工廠采購，讓數以萬計的人有工作做，而且可以把營業收入送進工廠四周的小區里。負責伊拉克企業轉型的美國國防部副次長布爾克萊(Paul Brinkley)說：“我們更深入研究一些工廠，發現這些工廠跟我們想象的不同，根本不是荒廢的蘇聯時代企業。”但是他沒有承認有些同事開始叫他斯大林主義分子。

    美國在伊拉克戰場的最高指揮官齊亞瑞里(Peter W．Chiarelli)少將解釋說：“我們必須讓憤怒的年輕人就業……失業率稍微降低，將會大幅降低持續進行的派系殺戮。”他忍不住又補充說：“經過四年后我們還不了解這一點，真是令人難以相信……對我來說，這是重大問題，跟作戰計劃的任何其他部分一樣重要。”

    這些轉變是否代表災難資本主義的末日?根本不是。等到美國官員終于了解，自己不需要從零開始重建嶄新的新國家，知道提供伊拉克人就業機會比較重要，知道讓伊拉克工業分享數十億美元的重建資金比較重要，用來推動重建的所有資金已經花得一千二凈。

    同時，在這種新凱恩斯主義頓悟的過程當中，伊拉克卻遭到歷來最嚴重的趁火打劫行動傷害。2006~12月，由貝克領導的民主共和兩黨伊拉克研究小組發布大家等待已久的報告，呼吁美國“協助伊拉克領袖，改組國家石油工業，建成商業企業”，而且“鼓勵國際社會和國際能源公司投資伊拉克石油部門”。

    白宮漠視伊拉克研究小組的大部分建議，卻沒有忽略這項建議：布什政府立刻行動，協助伊拉克草擬激進的新石油法，容許殼牌和英國石油之類的公司簽署30年合約，可以保留在伊拉克獲得的石油利潤，金額高達數百億甚至數千億美元。在伊拉克這種容易開采石油的國家，這是前所未聞的優惠條件，而且對于95％政府稅收來自石油的伊拉克，這樣做好比判決伊拉克永遠淪人貧窮的噩運。這種建議極不受歡迎，連布雷默在占領的第一年里，都不敢這樣做。但是現在因為混亂日益嚴重，這種做法也出現了。石油公司說明為什么這樣做有道理，為什么可以把這么高比率的利潤匯出伊拉克時，宣稱原因是安全受威脅。換句話說，災難促成了這么激進的法律。

    華盛頓采取行動的時機具有特別深遠的意義，華盛頓推動石油法立法時，伊拉克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教派戰爭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平均每周有1000個伊拉克人遭到殺害。薩達姆剛剛被美國人以邪惡而令人生氣的方式處死，同時，布什派出“激增”的軍隊到伊拉克，根據“比較不受限制”的交戰規則作戰。對大石油公司來說，這時的伊拉克動蕩得太厲害，根本不是從事重大投資的時候，因此伊拉克對新法律沒有迫切必要，除非是為了利用混亂時機，逃避公眾對伊拉克所面臨爭議性最大的問題進行討論。很多民選的伊拉克民意代表說，有關方面正在研擬新法律，他們連聽都沒有聽過，也沒有被納入草擬過程中。石油觀察團體平臺組織(Platform)研究人員穆迪特(Greg Muttitt)說：“我最近參加伊拉克國會議員的聚會，問他們有多少人看過這項法律。20位國會議員當中，只有一位看過。”穆迪特說，如果法律通過，伊拉克“會蒙受重大損失，因為這時伊拉克沒有能力定出有利的交易”。

    伊拉克一些主要工會宣稱，“石油業民營化是不能跨越的紅線”，工會也發表聯合聲明，譴責這項法律，說是趁著伊拉克仍然遭受占領、還在努力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時機，搶奪伊拉克的“能源庫存”。2 007年2月伊拉克內閣通過的石油法比預期還糟糕：對外國公司可以匯出伊拉克的利潤金額，沒有定出限制，對于多少家外國投資人可以跟伊拉克企業合作，或是雇用伊拉克人在油田工作，也沒有特別規定。最可恥的是，新法排除了伊拉克民選的國會議員，讓他們在未來的石油合約上沒有任何發言權，并且創設了新的機構：聯邦油氣委員會。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這個委員會要以“國內外石油專家組成的小組”為顧問。換句話說，這個非民選機關在非特定外國人的建議下，對所有和石油有關的事物，擁有最后的決定權，而且擁有全部的權力，可以決定伊拉克是否簽署合約。事實上，這項法律等于規定：把伊拉克公眾擁有的石油蘊藏，也就是伊拉克主要收入來源，豁免民主控制，改由有錢有勢的石油獨裁機構管理和經營，這一機構將與殘破無效率的伊拉克政府共存。

    說這樣搶奪資源無恥之至，一點也不夸張。伊拉克恢復部分安定時，石油利潤是資助國家重建唯一的希望。趁著國家四分五裂之際，搶奪這種未來的財富，是災難資本主義最無恥的行為。

    伊拉克的混亂還有另一個少有人討論的后果：混亂拖得愈久，外國勢力就變得愈民營化，最后形成作戰方式和人道災難處理辦法的新模范。

    反馬歇爾計劃核心的激進民營化意識形態，就在這種地方得到豐厚的報酚。布什政府堅決拒絕在伊拉克戰爭中增加人力，不管是增加部隊人力，還是增加受到政府控制的官員人數，這點對布什政府的另一場戰爭，也就是把美國政府外包的戰爭，具有一些非常明顯的好處。這種圣戰雖然不再是布什政府公開宣揚的主題，卻仍然是背后的主要動力，而且這場圣戰的推動，比布什政府所有比較公開的戰斗加總起來還成功多了。

    因為拉姆斯菲爾德把這場戰爭設計成即時供應的侵略行動，士兵派去伊拉克只是從事核心戰斗任務，而且因為他派兵到伊拉克的第一年，就把國防部和榮民事務部的員工裁掉了5萬人，民間部門正好填補每一個階層留下的空缺。實際上，這種結構的意義是：伊拉克陷入混亂之際，更復雜的民營化戰爭工業開始形成，充實只剩下骨架的軍隊——不論是在伊拉克從事地面任務的軍隊，還是在美國本土的華特里德醫療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治療士兵的部門。

    所有需要增加軍隊規模的解決方案，都遭到拉姆斯菲爾德堅決拒絕，軍方只好設法從其他渠道找到更多士兵，投入戰斗任務。民間安全公司因此涌入伊拉克，執行過去由士兵負責的任務，包括提供高層官員的保安、基地警衛以及保護其他包商。民間保安公司進駐伊拉克后，為了因應亂局，角色進一步擴大。黑水公司當初獲得的伊拉克合約只是為布雷默提供私人保安，但是美軍占領伊拉克一年后，黑水公司已經全面走上街頭戰斗。2004年4月，納杰夫的薩德爾起義行動中，黑水公司實際上取得了指揮權，指揮負責戰斗任務的美國海軍陸戰隊，跟曼迪軍進行長達一天的戰斗，殺害了幾十個伊拉克人。

    美軍開始占領伊拉克時，估計伊拉克有1萬名二等兵，已經遠遠超過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的人數。三年后，美國政府統計局的報告發現，從世界各地派駐到伊拉克的二等兵高達4.8萬人。傭兵是僅次于美軍的最大士兵團體，比盟軍其他國家派出的士兵還多。財經新聞說，這種情形叫作“巴格達繁榮”：接受過去人人討厭的民間影子部門，把這個部川完全納入美國和英國的作戰機器中。黑水公司席用積極的華盛頓說客，把“傭兵”這個字眼從公共辯淪的詞匯中刪除，也把公司變成徹頭徹尾的美國品牌。根據黑水公司總裁普林斯(Erik Prince)的說法：“這點可以回溯到我們公司的銘言：我們為國家安全機制服務，就像聯邦快遞(FedEx)提供的郵政服務一樣。”

    戰場轉移到監獄里后，軍方極缺受過訓練的偵訊人員和阿拉伯語譯員，因此不能從新抓到的囚犯口中得到情報。軍方迫切需要更多的偵訊人員和譯員，就向國防包商CACI國際公司求助。CACI原來取得的合約中規定，公司在伊拉克的任務是提供軍方信息科技服務，但是合約中跟任務有關的文字很模糊，足以把“信息科技”擴大解釋到涵蓋偵訊。這種彈性是故意的安排：CACI是新一代的包商，專門擔任聯邦政府的臨時代理機構，公司拿到文字寬松、隨時可以變化的合約，并維持大量待命的潛在員工，準備從事可能出現的任何任務。CACI的員工不需要通過嚴格的訓練規定，也不需要像政府員工一樣通過安全調查。打電話給CACI，就像訂購新的辦公室用品一樣容易；片刻之內，幾十個新偵訊人員就可以抵達伊拉克。[2]

    從混亂中得到最大利益的公司是哈利伯頓。哈利伯頓在美國侵略伊拉克前，就取得一項合約，負責撲滅薩達姆軍隊撤退時造成的油井大火。大火其實沒有發生，哈利伯頓的合約就擴大解釋涵蓋新任務：提供伊拉克全國所需要的燃料。這個任務非常巨大，因此“哈利伯頓買光了科威特所有的油罐車，另外還進口了好幾百輛”。哈利伯頓打著讓士兵去從事戰斗任務的名號，另外接下幾十項軍方的傳統任務，包括軍用車輛與無線電的維修。

    隨著戰爭拖延不決，連大家長久以來認為該由軍方負責的兵員招募，都迅速變成營利事業。到2006年，信佳集團(Serco)或武器巨擘L3通信公司 (L-3 Communications)旗下的民間征才公司，開始為美軍招募新兵。很多負責募兵的民間業者從來沒有服役過，但是每召到一名士兵，就會得到獎金，因此有一家公司的發言人吹噓說：“如果你想吃牛排，你就必須把人送進軍隊里。”拉姆斯菲爾德當國防部長，也助長了軍事訓練外包的熱潮，庫比克防衛應用(Cubic Defense Applications)和黑水之類的民間企業，負責用實戰訓練和戰爭游戲訓練士兵，把士兵帶到民間擁有的訓練設施，在模擬的村莊里練習逐屋戰斗。

    拉姆斯菲爾德極為沉迷于民營化理念，這已在2001年9月l0日的演講中首度表明；士兵因為受傷或是罹患創傷后壓力癥回國時，是由民間醫療公司負責治療。創傷極為嚴重的伊拉克戰爭為這些公司帶來了意外橫財。其中一家叫作健康網絡(Health Net)的公司，在2005年變成《財富》五百大企業排名的第七位，主因是有很多受傷的士兵從伊拉克回國。另一家叫作IAP全球服務(IAP Worldwide Services Inc.)的公司贏得一項合約，接管華特里德軍方醫院的很多業務。據說這所醫學中心的醫療照護質量嚴重惡化，主因就是民營化造成超過100位技術高明的聯邦員工離職。

    民營公司角色的急劇擴大，就像伊拉克突然實施新石油法一樣，沒有被當成政策問題，沒有經過公開辯論，拉姆斯菲爾德不必和聯邦政府員工工會正式決戰，也不必跟高級將領激辯。一切都在匆忙間成為既成事實，正是軍方所說的任務偏離。戰爭拖得越久，變得越像是民營化的戰爭，很快的，這種情形就變成了新的戰爭方式。危機是促成繁榮的動力，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統計數字清楚說明了嚴重的企業任務偏離現象。1991年的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每100位士兵，只有1位包商人員。2003年初，美國開始侵占伊拉克時，這個比率已經跳升到每10個士兵，就有1個包商人員。美國占領伊拉克三年后，這個比率升高到3個人當中有1個包商；不到一年后，美國占領伊拉克進入第四年時，每1.4個美軍士兵，就有l位包商人員。但是這個數字只包括直接為美國政府服務的包商人員，不包括聯盟其他國家或伊拉克政府的員工，也不包括公司設在科威特和約旦、把工作轉包給小包商的包商工作人員。

    派駐在伊拉克的英國士兵，數量遠不如英國民間安全公司派到伊拉克的工作人員，士兵的數量只有民間工作人員的三分之一。布萊爾首相2007年2月宣布，要從伊拉克撤出1600位士兵，新聞界立刻報道說：“公共部門希望 ‘傭兵’”能夠填補士兵留下來的缺口，這些傭兵都是屬于直接領取英國政府報酬的公司。同時，美聯社估計，在伊拉克的包商人員大約有12萬人，數量幾乎和美軍數目相同。用規模來說，這種民營化戰爭已經壓倒聯合國。聯合國2006至2007年的維持和平預算為52.5億美元，只比哈利伯頓在伊拉克索取的合約金額200億美元的四分之一略多，最新的估計顯示，光是傭兵產業，一年的產值就高達40億美元。

    因此，對伊拉克人和美國納稅人來說，伊拉克重建的確是徹底失敗，但對于災難資本主義體系而言，卻絕對不是這樣。伊拉克戰爭的起因之一是9.11攻擊，但是這場戰爭代表的意義不只是新經濟在暴力中誕生。這一點是拉姆斯菲爾德“轉型”計劃中的智慧結晶：因為毀滅和重建的每一個層面都外包辦理和民營化，開始投擲炸彈、停止投彈以及恢復投彈時，都會創造經濟繁榮，形成毀滅和重建、破壞與創造的封閉獲利循環。對于哈利伯頓和凱雷集團之類精明而有遠見的公司來說，毀滅和重建是同一家公司不同的部門。[3]

    布什政府采取幾種重要卻少有人批評的措施，把在伊拉克打造的民營化戰爭模式制度化，使民營化戰爭變成外交政策中恒久不變的一環。2006年7月，負責伊拉克重建的總檢察長鮑文發表報告，討論從多家包商的失敗慘劇中“學到的教訓”，斷定問題起源于規劃不足，要求創設“由包商人員組成、便于部署的預備隊，這種預備隊要受過訓練，善于在意外作業狀況中，快速執行救災與重建契約”，而且“事先審核由包商組成、擁有特殊領域重建專門技術的多元化團隊”。換句話說，就是成立常設的包商大軍。布什在2007年的國情咨文演說中支持這個構想，宣布創立全新的平民預備隊。他說：“這種預備隊的運作很像軍方的預備隊，可以雇用擁有關鍵技術的平民，在美國需要他們時，擔任海外任務，從而減輕軍方的負擔。這樣也會讓全美國不穿制服的人民，有機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決定性的斗爭中服務。”

   美國占領伊拉克一年半后，國務院設立了新機構“重建穩定署”  (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每一天，該署都付錢給民間包商，策劃從委內瑞拉到伊朗在內等25個國家的詳細重建計劃，這些國家可能會因為某種原因，成為美國所主導的毀滅目標。企業和顧問公司根據事前簽訂的合約，組成團隊，做好準備，在災難爆發時能夠立刻采取行動。對布什政府而言，這是自然的演變；布什政府宣布有權發動無限制的先發制人攻擊毀滅后，又在先發制人重建方面取得先機：準備重建還沒有被摧毀的地方。

    因此到了最后，伊拉克戰爭的確創造了一種經濟模范，這種經濟體不是新保守主義分子炫耀的底格里斯河之虎，而是民營化戰爭與重建的模范；這種模范很快就變成可以出口的項目。在伊拉克戰爭前，芝加哥學派圣戰的邊疆都受到地域的限制，俄羅斯、阿根廷、韓國的案例就是這樣。如今只要再爆發下一個災難，就可能為芝加哥學派圣戰打開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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