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

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你決定接受每個國家追求匡正時弊者的委托．在既有的社會體系框架下進行理性實驗。如果你失敗，理性變革將受到舉世的嚴重曲解，只剩下正統派和革命派靠斗爭來解決爭議。

——凱恩斯給羅斯福(F．D．Roosevelt)總統的信．1933年

我2006年10月訪問薩克斯那天，整個紐約市都籠罩在灰蒙的細雨中，街上每隔約五步就點綴著鮮艷的紅色。剛好那一周是波諾(Bono)的紅色商品計劃(Product Red)盛大推出的時候，紐約市也感染了廣告活動的氣氛。抬頭就能看到廣告廣告牌上巨大的紅色iPOd和亞曼尼太陽眼鏡，每個公交車亭都有史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或佩內洛普‘克魯茲(Penelope Cruz)穿著各種紅衣服的海報，市內每家嘉普(Gap)店面都全力配合產品推出，第五大道的蘋果商店散發著玫瑰色的紅光。“一件背心可以改變世界嗎?”一則廣告問。是的，可以，我們確信如此，因為其中一部分獲利將捐給全球基金(Global Fund)，用以對抗艾滋病、肺癆和瘧疾。“買到它停止!”兩天前電視轉播波諾與歐普拉．溫芙瑞(Oprah Winfrey)在大采購時，他這么說。

我有預感，那一周想采訪薩克斯的記者大多數會想問這位超級巨星經濟學家，對于用這種時尚新方法來籌募援助基金有什么看法。畢竟，波諾以“我的教授”稱呼薩克斯，而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的薩克斯辦公室(他在2002年離開哈佛大學)時，迎面就看見一幅兩人的合照。在這么光鮮亮麗的慈善活動中，我感覺自己有點像是來擾局的，因為我想談這個教授最不喜歡的話題，一個他曾在記者訪談中威脅要掛電話的話題。我想談俄羅斯，以及那里到底出了什么差錯。

薩克斯是在俄羅斯休克治療一年后，才開始自己的轉型，從全球震撼醫生轉變成全世界最敢言的援助貧窮國家運動者。這個轉型多年來造成他與正統派經濟圈的前同僚與共事者沖突不斷。就薩克斯來說，他本身沒有改變——他一向致力于協助一些國家借由巨額援助和取消債務，以發展市場經濟。多年來他認為有可能透過與IMF和美國財政部合作而達成這些目標，但當他來到俄羅斯現場，發現討論的方向已經改變，而且面對的官員冷漠的程度令他大感震驚，導致他采取與華盛頓的經濟官僚較沖突的立場。

以后見之明來看，俄羅斯無疑代表了芝加哥學派十字軍演進的新里程碑。在早期70年代和80年代的休克治療實驗室，美國財政部和IMF都希望至少獲得表面上的成功——因為它們是實驗，意味將成為其他國家跟進的典范。70年代的拉丁美洲獨裁政府因為攻擊工會和開放邊界，而獲得持續貸款的獎賞，即使部分背離芝加哥學派的正統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智利仍然由國家控制全世界最大的銅礦場，還有阿根廷軍政府慢動作的私有化。玻利維亞是第一個在80年代采用休克療法的民主國家，因此獲得新援助，部分債務也被免除——這發生在90年代桑契斯進行私有化之前。在第一個采取休克療法的東歐集團國家波蘭，薩克斯毫無困難地取得巨額貸款，而且同樣的，最初的計劃遭遇強力反對后，波蘭的大規模私有化也陷于牛步。

俄羅斯不一樣。“太多震撼，太少治療”是普遍的看法。西方強權在要求最痛苦的“改革”上毫不通融，同時對回報俄羅斯的援助金額始終十分慳吝。連皮諾切特都曾以貧困兒童的糧食計劃來緩沖休克治療的痛楚；華盛頓的放款機構卻覺得沒有必要幫助葉利欽，反而把俄羅斯推入霍布斯式(Hobbesian)的夢魘。

與薩克斯深入討論俄羅斯并不容易。原本我想引導談話跨越他剛開始的防衛。(“我是對的，他們完全錯了。”他告訴我。還有，“問桑莫斯，別問我；問魯賓(Bob Rubin)，問克林頓，問切尼他們對俄羅斯的演變有多高興”。)我也想跨越他的沮喪。(“我在當時是真的想做點事，結果證明徒勞無功。”)我的目的是想更了解，為什么他在俄羅斯會失敗得這么慘，為什么薩克斯出了名的好運就在那個關鍵時刻用完了。

薩克斯現在說，他一抵達莫斯科就知道情勢已經不太相同。“我一開始就有預感……我從一開始就很生氣。”俄羅斯正面臨“一個第一級的總體經濟危機，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嚴重最不穩定的危機”，他說。對他來說，唯一的對策很清楚：他為波蘭擬訂的休克治療措施，“以便讓基本市場力量盡快開始運作——加上巨額的援助。我想的是一年300億美元，大致分成150億美元給俄羅斯，150億美元給各共和國，如此才能展開和平與民主的轉型”。

我不得不說，只要牽涉到他在波蘭和俄羅斯推行的嚴厲政策，薩克斯的選擇性記憶確實眾人皆知。在我們的訪談中，他不斷美化他要求的快速私有化和大規模削減支出(簡而言之，就是他現在拒絕使用的“休克治療”，他辯稱當時指的只有狹隘的價格政策，而非改造整個國家)。根據他對自己角色的記憶，休克治療只扮演不重要的角色，他幾乎完全專注在募款上；他說，他為波蘭擬訂的計劃是“穩定基金、赦免債務、短期財政援助，與西歐經濟整合……葉利欽的小組要求我幫助他們時，我提議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事”。

薩克斯說法里的重要事實沒有爭議：爭取巨額援助是他為俄羅斯規劃的重心——這也是葉利欽屈從整個計劃的動機。薩克斯說，他的藍圖是以馬歇爾計劃為本，即二次大戰后美國撥給歐洲重建基礎設施和工業的126億美元(相當于今日幣值的1300億美元)的計劃——這個計劃普遍被認為是華盛頓最成功的外交作為。薩克斯說，馬歇爾計劃顯示，“當一個國家陷于混亂時，你不能期望它靠自己以有秩序的方法站起來。所以，我對馬歇爾計劃最感興趣的是……只需要不算太大的財政挹注，就為(歐洲的)經濟復蘇步上軌道奠定基礎”。剛開始時，他相信華盛頓有同樣的政治意愿，想把俄羅斯轉變為成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就像二次大戰后對西德和日本的堅定承諾。

薩克斯相信他可以從美國財政部和IMF爭取到一套新馬歇爾計劃，而且理由很充分。《紐約時報》在那段期間形容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他記得在擔任波蘭政府顧問時，曾“一天內在白宮籌到10億美元”。但薩克斯告訴我：“當我提議為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時，白宮完全沒興趣。IMF的人只是瞪著我，好像我瘋了。”

雖然葉利欽和他的芝加哥男孩在華盛頓不乏仰慕者，卻沒有人愿意拿出他們嘴巴說的援助。這表示薩克斯要求俄羅斯推行激烈的政策，但他無法履行自己的承諾。就是在這時候，他開始近乎自我批判。“我犯的最大的個人錯誤，”薩克斯在俄羅斯的大挫敗期間表示，“是對葉利欽總統說：‘別擔心；援助馬上會到。’我深信那些援助對西方來說太重要、太關鍵了，所以它不能像以前那樣搞砸。”但問題不只出在IMF和財政部沒有聽薩克斯的話，也出在薩克斯還未得到任何保證前，就大力促銷休克治療——一場數百萬人付出慘重代價的豪賭。

當我重新拿這些問題問薩克斯時，他重申自己真正的過失是誤判華盛頓的政治氣氛。他記得一場與老布什任內的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的談話。薩克斯提出他的看法：如果任由俄羅斯的經濟動亂繼續沉淪，可能會引發沒有人能控制的情勢：大規模饑饉、國家主義復辟，甚至法西斯主義，對一個唯一過剩的產品是核子武器的國家來說確實不智。“你的分析或許很正確，但它不會發生。”伊格爾伯格回答。然后他問薩克斯：“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當時是1992年，克林頓即將打敗老布什的美國大選年。克林頓競選策略的核心是，布什忽略國內經濟的破敗，一意追求海外的光榮(“問題是經濟，笨蛋”)。薩克斯相信俄羅斯是那場國內斗爭的受害者。他也說，他現在知道還有別的因素：許多華盛頓的權力掮客仍在打冷戰。他們視俄羅斯崩潰為地緣政治的勝利，可以確保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我沒有那種心態。”薩克斯告訴我，聽起來像一個童子軍誤人《黑道家族》(The Sopranos)的情節一樣，而他也經常給人這種感覺。“對我來說，那只是‘好極了，這是一個可怕政權的終結。現在，讓我們真的來幫忙(俄羅斯人)。請大家投入所有力量……’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在政策規劃者的心里，那種想法是瘋了。”

盡管他遭受挫敗，薩克斯并不覺得那段期間的俄羅斯政策是出于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他說，那主要是“純粹的懶惰”所造成。他當時很希望來一場激烈辯論，談談到底應該提供援助給俄羅斯，或完全交給市場解決。但是他碰到的是集體冷漠。他說，他很訝異當時沒有嚴肅的研究和辯論可供重大決策參考。“對我來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人努力。讓我們至少花兩天辯論這件事——但我們從未這么做!我沒看到有人努力工作，‘卷起袖子，我們來認真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來搞清楚怎么回事’。”

當薩克斯談論“努力工作”時，他是在回憶新政、大社會(Great Society)和馬歇爾計劃的美好時代，當時來自常春藤聯盟的年輕人圍坐在指揮桌，卷起袖子，四周盡是空咖啡杯和成疊的政策文稿，大家針對利率和小麥價格爭議得面紅耳赤。這是決策者在凱恩斯主義最盛時期的行事風格，也是面對俄羅斯災難“嚴重性”應該有的做事方法。

但把放棄俄羅斯歸咎于華盛頓的集體懶惰，對提供解釋沒有幫助。也許了解這段過程更好的方法是，透過自由市場經濟學家偏好的“市場競爭”觀點來看。當冷戰如火如荼進行而蘇聯仍未解體時，全世界的人可以選擇(至少理論上來說)他們想消費的意識形態；當時有兩極，且兩極間也有不少選項。這表示資本主義必須爭取顧客；它必須能提供誘因；它必須是個好產品。凱恩斯主義向來代表著資本主義也必須跟其他意識形態競爭的事實。小羅斯福總統實施新政不僅是為解決大蕭條的急迫問題，也是因為在美國人民遭到放任式自由市場的蠻橫打擊后，一股要求采取不同經濟模式的強大運動必須加以安撫。有些人想要激進的經濟模式：在1932年的總統選舉，100萬美國人投票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候選人。愈來愈多美國人密切注意路易斯安那州的平民主義者參議員惠朗(Huey Long)，他主張所有美國人都應享有2500美元年所得的保障。小羅斯福在解釋為什么在1935年把更多社會福利加進新政時，說他要“搶先一步做惠朗想做的事”。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的工業家不情愿地接受小羅斯福的新政。市場銳利的鋒刃，必須以提供公共部門就業，及確保沒有人挨餓來軟化——資本主義的存亡正面臨考驗。在冷戰期間，自由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免于這個壓力。事實上，50年代前后這段期間資本主義的成就，即薩克斯所說的“正常”的資本主義——北美洲的工人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國家支持最窮困的人民——是出于面對強大左派必須作出重大讓步的務實需求。

馬歇爾計劃是在這種經濟大勢下使用的終極武器。戰后的德國經濟陷入危機，大有淹沒整個西歐的危險。同一時候，許多德國人被社會主義吸引，迫使美國政府選擇將德國分裂成兩半，而不愿冒讓整個德國崩潰或轉向左派的危險。在西德，美國政府利用馬歇爾計劃建立資本主義體制，其用意并非為福特汽車或席爾斯(Sears)建立快速獲利的新市場，而是期待它的成功能造就繁榮的歐洲市場經濟，消弭社會主義的吸引力。

到1949年時，這表示得容忍西德政府采取任何完全非資本主義的政策：國家直接創造就業、大舉投資公共部門、補貼德國企業，以及強大的工會。美國政府當時采取的政策，是1990年代對俄羅斯或占領伊拉克時難以想象的，當時政府不顧大企業的反對而延遲開放外國投資西德，以便遭戰爭打擊的德國企業能在復蘇前避免競爭壓力。“當時的判斷是，讓外國公司進入會像放任海盜劫掠一樣。”以馬歇爾計劃的歷史著作備受贊譽的作者卡羅琳·艾森博格(Carolyn Eisenberg)告訴我：“現在與當時主要的差別是，美國政府不把德國當搖錢樹。他們不想激起民怨，而認為如果開放德國供劫掠，將阻礙整體歐洲的復蘇。”

艾森博格指出，這種政策并非出于利他主義。 “當時蘇聯像一把上膛的槍，而德國經濟陷于危機，還有一大群左派，他們(西方)必須很快爭取德國人民歸順。他們真的認為是為拯救德國的靈魂而戰斗。”

艾森博格對創造馬歇爾計劃的意識形態斗爭的描述，道出薩克斯的工作有一個長期存在的盲點，包括他晚近值得稱贊的致力于爭取大幅增加對非洲的支出。這個盲點是，大規模的平民運動幾乎從未被提及。對薩克斯來說，寫歷史完全是精英的事，只要用對技術官僚，執行正確的政策，就已足夠。就像休克治療計劃是在拉巴斯和莫斯科的秘密地點草擬的一樣，理所當然的，援助蘇聯300億美元的計劃也應只憑他向華盛頓提出淺顯的理由就能實現。然而，正如艾森博格指出，提出馬歇爾計劃并非基于慈善，甚至不是靠合理的論據，而是出于對民眾反抗的恐懼。

薩克斯景仰凱恩斯，但他似乎對凱恩斯主義終于能在美國實現的原因不感興趣：難纏、兇悍的工會的要求，以及聲勢日益壯大的社會主義者，使原本太激進的方案變成實實在在的威脅，進而使新政看來像是可接受的妥協。群眾運動迫使不情愿的政府采用薩克斯鼓吹的做法，但薩克斯不愿承認這點卻造成嚴重的后果。其中之一是，薩克斯看不到他在俄羅斯面對一個昭然若揭的政治現實：俄羅斯絕不會有馬歇爾計劃，因為當年會有馬歇爾計劃就是因為有俄羅斯。在葉利欽廢除蘇聯時，那把迫使馬歇爾計劃形成的“上膛的槍”已經解除武裝。少了它，資本主義突然可以墮落到最野蠻的形式，不只是在俄羅斯，而是全世界。蘇聯既已崩潰，自由市場現在已獨占全球，這表示已不再需要任何干擾其完美平衡的“扭曲”。

這就是對波蘭人和俄羅斯人的承諾(亦即：如果他們接受休克治療，他們將突然醒來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正常的歐洲國家”)的真正悲劇所在。那些正常歐洲國家(擁有穩健的社會安全網、工人保障、強大的工會與社會醫療體系)的興起是因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妥協，現在已不再需要妥協，所有西歐的溫和社會政策也陷于四面楚歌，就像它們在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遭到圍剿一樣。這些政策不會引進俄羅斯，當然更不會獲得西方資助。

基本上，這種擺脫一切束縛的解放，就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或稱作新自由主義，或在美國所稱的新保守主義)：不是什么新發明，而是去除凱恩斯附加物的資本主義，處于獨占階段的資本主義，一套可以為所欲為的體系——不再需要努力爭取我們這些顧客，可以反社會、反民主和恣意展現其粗魯。只要共產主義仍是威脅，凱恩斯式的紳士協議就會繼續存在；一旦這套體系崩垮，所有妥協的痕跡最后都可能被抹除，以便達成弗里德曼在半世紀前為他的運動設定的純正主義目標。

這就是福山1989年在芝加哥大學的演說，夸張地宣告“歷史終結”的重點：他并非真的宣稱世界上已不再有其他思想理論，而只是說共產主義既已崩垮，不再有其他主義的力量強大到能成為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因此，薩克斯視蘇聯崩潰為擺脫極權統治的自由，準備卷起袖子開始幫忙，但他的芝加哥學派同僚卻視之為不同性質的自由——終于擺脫凱恩斯主義，以及像薩克斯這些昧于現實的社會改革家的自由。從這個觀點看，對俄羅斯袖手旁觀雖令薩克斯憤怒不平，卻不是出于“純粹懶惰”，而是在實踐放任主義：放手不管，不作為。所謂袖手旁觀是指所有負責俄羅斯政策的人(從前老布什政府的國防部長切尼、財政部副部長桑莫斯，到IMF的費歇爾)確實有事可做：他們都在執行純粹的芝加哥學派理論，讓市場施展最狠的本事。俄羅斯比智利看起來更像這種意識形態的實踐，預告了十年后同樣的這一批玩家，將在伊拉克創造的“要錢不要命”(get-rich-or-die-trving)式的反烏托邦。

這種新游戲規則于1993年1月13日在華盛頓特區首度亮相。那是一場小而重要的會議，只有受邀者能出席，地點在杜邦圓環(Dupont Circle)卡內基會議中心十樓，距白宮只有七分鐘車程，離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總部也只有一箭之遙。舉足輕重、為世銀和IMF擬訂策略而聞名的經濟學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舉辦了這場會議，視之為新自由主義部族的歷史性聚會。出席者包括許多顯赫的明星“技術政治家”(Technopol)，他們站在運動的最前線把芝加哥主義散播到全世界。這些人有現任和前任的西班牙、巴西和波蘭的財政部長，土耳其和秘魯的央行總裁，墨西哥總統的幕僚長，以及一位巴拿馬前財政部長。他們之中還有薩克斯的老朋友、他尊崇的巴爾舍諾維奇(Leszek Balcerowicz)，即波蘭休克治療的策劃者，還有他的哈佛同僚羅德里克，就是曾證明每個接受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的國家都已深陷危機的經濟學家。日后出任IMF第一副總裁的克魯格(Anne Krueger)也在場。最熱心宣傳皮諾切特的智利前部長皮涅拉(Jose Pinera)無法恭逢其盛，因為他正密切追蹤智利的總統選舉，但他還是送來一份詳盡的報告。當時仍擔任葉利欽顧問的薩克斯將發表主題演說。

會議參與者一整天陶醉在經濟學家最愛的休閑活動，商議如何讓不情愿的政治人物采用不受選民歡迎的政策。選舉過后應該多快推出休克治療?在猝然發動攻擊的情況下，中間偏左政黨是否比右派更有效率?最好先警告大眾，或是以“巫毒政治”出乎人民意料較佳?雖然會議取名為“政治改革之政治經濟學”——刻意顯得有點乏味，似乎有意誤導媒體的興趣——不過一位與會者詭秘地表示，其實真正的主題是“馬基雅維里經濟學”(Machiavellian economics)。

薩克斯聆聽這些討論幾個小時，直到晚餐后他步上講臺發表演說，題目帶著典型的薩克斯風格：“經濟急診室中的生活”。他的情緒顯然很高昂，臺下的聽眾也準備好聆聽這位曾高舉休克治療火炬進入民主時代的偶像的演說。薩克斯并未陶醉在沾沾自喜中，后來他對我說，他決心利用這場演說，嘗試讓這群大權在握的聽眾了解俄羅斯情勢的嚴重性。

他提醒聽眾二次大戰后挹注歐洲和日本的援助“對日本日后的驚人成功極其重要”。他提及收到傳統基金會——弗里德曼主義發源地——一位分析師的來信，薩克斯說，這位分析師“強烈主張俄羅斯應該改革，但不是靠外國援助俄羅斯”。“這是自由市場理論家的共識——而我也是其中之一。這言之成理，但卻是個錯誤。市場無法包辦一切；國際援助極其重要。”他說，放任主義的偏執觀念正把俄羅斯帶向災難，“不管俄羅斯的改革者多么勇敢、聰明和幸運，他們不靠大規模的外來援助不可能成功……我們就快錯過這個歷史性的機會了”。

當然薩克斯獲得一輪掌聲，但熱烈程度只算微溫。為什么他贊揚大手筆的社會支出?臺下的聽眾正在進行一場拆解新政的全球十字軍，而不是再制造一個新政。在接續的討論會中，沒有一位與會者支持薩克斯的挑戰，還有幾位發言反對。

薩克斯告訴我，他嘗試借由演說“解釋一場真正的危機會是什么情景……傳達急迫感”。他說，在華盛頓作決策的人往往“不了解什么是經濟動亂。他們不了解所引發的脫序狀態”。他想讓他們面對現實世界“有一股動力可能把情勢推往失控，直到引發其他災難，直到希特勒趁勢崛起掌權，直到發生內戰，或大規模饑饉，任何情況都可能……你必須采取緊急的協助作為，因為一個不穩定的情勢絕對會走向愈來愈不穩定，而不會走向正常的平衡”。

我忍不住想，薩克斯無法充分說服他的聽眾。與會者都十分熟悉佛里德曼的危機理論，而且許多人曾應用在自己的國家。大多數人完全了解經濟崩潰會有多混亂和動蕩，但他們從俄羅斯得到一個不同的教訓：痛楚和錯亂的政治情勢正迫使葉利欽快速變賣國家財富，這是明顯而有利的結果。

會議只得靠主辦人威廉森把討論帶回那些務實的優先事務。薩克斯是這場盛會的明星，但威廉森才是聽眾心目中真正的大師。威廉森頭發漸禿、不適合上電視，但政治立場的偏執卻相當聳動，“華盛頓共識”這個詞——也許是現代經濟學最常被引用、也最具爭議性的詞——就是他創造的。他以主持嚴密的閉門會議和講座著名，每場會議的目的都是為測試他大膽的假說。在1月的會議，他有一個急迫的目標：他想一勞永逸地測試他所謂的“危機假說”。

威廉森在他的演說中沒有警告要拯救哪個國家免于急迫的危機；事實上，他狂熱地談論引發巨變的事件。他提醒聽眾一些無可爭辯的證據，顯示只有真正嘗到苦難的國家才愿意吞服市場苦藥，只有遭到震撼的國家才會躺下來接受休克治療。他宣稱，“最黑暗的日子才能創造最好的機會，讓人們了解必須進行根本的經濟改革”。

威廉森以他無人能及的技巧，揭露金融世界的潛意識，并一派輕松地指出這引發一些有趣的問題

我們一定會問，刻意挑起災難以鏟除改革的政治障礙是不是合理?例如，在巴西早巳有人建議，是否值得故意引發惡性通貨膨脹，以便讓大眾驚嚇到接受這種改變……以歷史的后見之明來看，理論上不會有人贊成1930年代中期的德國或日本走向戰爭，只為了獲得戰敗后接續的飛快成長。但一場較小規模的危機能否發揮同樣的功效?可不可能設計一場假危機，能夠不必付出真危機的成本而帶來同樣的效果?

威廉森的發言代表休克主義的大躍進。在滿屋子的財政部長和央行總裁、人數多到足以辦一場經濟高峰會的這個場合，主動制造嚴重的危機以推動休克治療的想法已被公開討論。

至少有一位與會者在演說時覺得有必要撇清與這種邪說的關系。英國薩塞克斯大學的經濟學家托伊(John Toye)說：“威廉森建議，挑起人為的危機以觸發改革可能是好做法，我們最好解讀他的用意是在逗笑。”但沒有證據顯示威廉森是在逗笑。事實上，有許多證據顯示，他的想法已被華盛頓和其他地方的最高級金融決策者采用。

威廉森在華盛頓開會的隔月，我們看到美國掀起一波對“假危機”的新狂熱，雖然當時很少人了解它是一套全球策略的一環。1993年2月，加拿大正陷于金融災難，至少一般人從新聞和電視中得到的結論是如此。“債務危機迫近”，全國性報紙《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以頭版大標題疾呼。一家全國性大電視臺的特別報道說：“經濟學家預測明年某個時候，或兩年內，財政部副部長將走進內閣，宣布加拿大的信用已經耗盡……我們的生活將急劇改變。”

“債墻”(debt wall)這個詞突然變成新語匯，它的意思是，雖然現在的生活似乎舒適平和，但加拿大已嚴重入不敷出，影響力巨大的華爾街公司如穆迪(Moody’s)和標準普爾(s&P)，很快就會把我們的國家債信評等從完美的三個A調降下來。萬一發生這種事，機動性超強的投資人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新規范下，將隨時從加拿大撤資，移到較安全的地方。然后有人告訴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大幅削減部分社會計劃的支出，如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果不其然，執政的自由黨就這么做，雖然他們不久前才以創造就業的政綱當選為執政黨(加拿大版的“巫毒政治”)。

預算赤字的歇斯底里最高潮之后兩年，調查記者麥奎格(Linda Mc Quaig)揭露，少數幾個加拿大的智庫縝密地煽動并操縱這種危機感，尤其是賀維研究所(C．D．Howe Institute)和菲沙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這是弗里德曼一向大力支持的智庫)，背后的贊助者則是幾家最大的銀行和企業。加拿大確實有赤字問題，但并非由失業保險和其他社會計劃的支出造成。根據加拿大統計局，問題出在高利率導致債務價值膨脹，就像80年代沃爾克震撼導致發展中國家債務膨脹一樣。麥奎格前往穆迪的華爾街辦公室，與主管公布加拿大債信評等的資深分析師涂格利亞(Vincent Truglia)談話，涂格利亞向她透露驚人的內幕：加拿大的企業主管和銀行家不斷向他施壓，要求他發表貶抑加拿大財政的報告，但他拒絕了，因為他認為加拿大是優良而穩定的投資標的。“我處理的國家中，從來沒發生國民希望降低自己國家評級的例子，而且是不斷要求。他們認為加拿大被評得太高。”他說，他經常接到其他國家的代表打電話，抗議他給的評級太低。“但加拿大人比外國人更看輕自己的國家。”

對加拿大金融圈來說，這是因為“赤字危機”是發動政治斗爭的重要武器。在涂格利亞接那到些奇怪的電話前，一項要求政府削減醫療和教育等社會計劃支出，以降低稅率的大規模運動已經發動。由于這類社會計劃受到絕大多數加拿大人支持，因此要把削減支出合理化的唯一方法，便是威脅國家經濟可能因此崩潰，陷于全面危機。但穆迪機構繼續給加拿大最高的A++債信評級，因而使維持世界末日氣氛變得極為困難。

在那段期間，投資人對混淆的信息感到很困惑：穆迪對加拿大很樂觀，但加拿大媒體不斷報道國家財政的慘況。涂格利亞受夠了加拿大發布政治操縱的統計數字，擔心自己的研究遭到質疑，于是采取非同尋常的措施，發表一篇澄清加拿大政府支出“并未失控”的“特別評論”，甚至隱約批評右派智庫使用的狡詐統計手法。“近日公布的數項報告，大幅夸大加拿大的預算債務部位，其中有些數字被重復計算，另一些則作了不恰當的國際比較……這些不正確的計算可能導致加拿大債務問題的嚴重性被夸大。”穆迪發表特別報告后，“債墻”并未迫近的說法傳開來一一但加拿大的企業界并不高興。涂格利亞說，他發表報告后，“加拿大一家大金融機構的人……打電話給我，對著我大吼大叫。這還真罕見”。

等加拿大人發現“赤字危機”是企業資助的智庫夸大操縱的結果時，生米已煮成熟飯——預算已遭削減并實施。直接的結果之一是，加拿大提供給失業者的社會計劃被大幅削減，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雖然后續數年出現了預算盈余。這種危機策略在這段期間不斷被利用，1995年9月，一卷錄像帶被泄露給加拿大新聞界，內容是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在一次公務員閉門會議中說，在宣布削減教育支出和其他不受歡迎的改革前，必須先泄露一些描繪悲慘情況的信息，以便創造必要的驚慌氣氛，雖然這些信息可能言過其實。他稱這種操作是“創造有用的危機”。

華盛頓的“統計舞弊”

在1995年，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言論都充斥債墻和經濟即將崩潰的說法，要求政府加速削減支出并進行更大規模的私有化，而且弗里德曼學派的智庫總是高聲疾呼危機來臨。不過，華盛頓最有權勢的金融機構不但愿意借媒體制造危機的表象，也很樂于以具體措施創造貨真價實的危機。在威廉森發表“點燃”危機的言論兩年后，世界銀行的首席發展經濟學家布魯諾(Michael Bruno)公開呼應這種說法，但也未引起媒體注意。在1995年突尼斯國際經濟學會(IEA)的一場演說中(后來由世界銀行以論文出版)，布魯諾告訴500位來自58國的經濟學家，國際已逐漸形成共識，認為“一場夠大的危機或許能震撼原本不情愿的決策者，使他們采取能提高生產力的改革”。布魯諾舉拉丁美洲為“深度危機似乎有效的主要例子”，尤其是阿根廷。他說，總統梅內姆和財政部長卡瓦洛的表現杰出，“利用緊急氣氛”推動深度私有化。為了不讓聽眾有機會忽略他的論點，布魯諾說：“我一直強調一個大主題：深度危機的政治經濟效應，往往為激進改革帶來有利的結果。”

基于這個事實，他宣稱國際機構不只要利用既有的經濟危機來推動華盛頓共識，還必須先發制人，切斷援助以使危機更惡化。“不利的休克(例如政府歲入或外部資金流入減少)實際上可能是好事，因為它能縮短(改革的)延遲。‘情況沒有壞到底前不會好轉’的想法會自然浮現……事實上，一場高通脹危機對一個國家的好處，強過在比較不嚴重的危機當中拖泥帶水。”

布魯諾承認，加深或制造嚴重的經濟崩潰十分可怕——政府可能發不出公務員薪水，公共基礎建設可能荒廢，但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門徒，他呼吁聽眾把這種破壞當作創造的第一階段。“隨著危機加深，政府確實可能逐漸枯萎，”布魯諾說，“這種發展有一種好結果，就是在推動改革時，頑抗團體的力量可能已被削弱——一個采取長期對策而揚棄短期權宜措施的領導人，可望贏得對改革的支持。”

芝加哥學派對危機的沉溺已迅速席卷知識界。短短幾年前，他們才只是推測惡性通脹危機能創造震撼政策所需的震懾條件，現在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競鼓吹制造失敗國家，只因為危機能提供從廢墟中重頭來過的機會，而世界銀行的經費卻來自178國的公帑，其宗旨是重建和強化困頓的經濟體。

多年來外界盛傳國際金融機構玩弄威廉森所說的“假危機”，脅迫一些國家任其擺布，但要證明其事卻十分困難。最詳盡的證詞來自一位轉為告發者的國際貨幣基金幕僚布德夫(Davision Budhoo)，他指控IMF偽造數據，只為了宣告某個貧窮但意志堅定的國家經濟陷于危機。

布德夫出生于格林納達(Grenada)，是接受倫敦政經學院訓練的經濟學家，并且以不同流俗的個人風格在華盛頓智庫圈特立獨行：他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型的豎直頭發，寧愿穿風衣而舍棄西裝。他在IMF工作12年，職務是為非洲、拉丁美洲和他的祖國格林納達設計結構調整計劃。IMF在里根與撒切爾時代大幅右轉后，思想獨立的布德夫感覺他在工作崗位愈來愈坐立不安。IMF當時在忠貞的新自由主義信徒總裁康德蘇(Michel Camdessus)領導下，擠滿狂熱的芝加哥男孩。布德夫1988年辭職時，決定把自己奉獻給揭發IMF的秘密，他先寫了一封了不起的信給康德蘇，用的是十年前法蘭克寫給弗里德曼的控訴語氣。

這封信一開始就以IMF資深經濟學家罕見的熱情語調說：“在我擔任IMF幕僚12年，歷經正式的基金現場工作1000個日子，兜售你的藥方和魔術袋給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和非洲的政府和人民后，今天我辭去工作。對我來說，辭職是無價的解脫，因為我的解脫讓我得以跨出救贖的一大步，希望因此可以洗凈我自覺手上沾滿的幾百萬名貧困、挨餓者的血……那些人流的血多到像河里的水。那些血也逐漸干涸，在我全身各處凝結；有時候我感覺全世界的肥皂也無法洗去我以你的名義做的事。”

然后他開始陳述他的指控。布德夫指控IMF以統計數字當作“致命”武器。他不厭其煩地細數他在80年代中期以基金職員的身份，參與精心計劃的“統計舞弊”，在IMF的報告中夸大富藏石油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的情況，以便讓這個國家顯得比真正情況更不穩定。布德夫聲稱，雖然IMF掌握了正確的信息，但卻把一項衡量勞動成本的關鍵數字夸大為兩倍多，使該國的生產力大幅下降。在另一個例子中，他宣稱IMF“幾乎是憑空捏造”龐大的未清償政府債務。

布德夫說，這些“明顯的疏失”是刻意而非“馬虎計算”的結果，卻被金融市場當作事實，并立即把特立尼達歸類為高風險國家，進而切斷其融資。該國的經濟問題——起因于主要出口物資石油的價格下跌——很快變成災難，因而被迫向IMF乞求紓困。然后IMF要求該國接受布德夫形容的IMF“最致命的藥”：裁員、降低工資，以及“全套”的結構調整政策。他敘述這個過程是“以詭計故意阻斷該國的經濟救生索”，以便“先摧毀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經濟，然后促成改變”。

2001年去世的布德夫在他的信中明白指出，他的控訴不只是因為少數官員對待一個國家的方式。他形容IMF的整個結構調整計劃就是一種大規模的酷刑，讓“‘因痛苦而尖叫’的政府和人民被迫在我們面前屈膝，挫敗、驚惶而混亂，乞求我們以同情心和君子風范對待，但我們殘酷地嘲笑他們，毫不留情地繼續施以折磨”。

這封信公開后，特立尼達政府委托兩項獨立的研究，調查信中的陳述，并發現信中所述果然是事實：IMF膨脹和假造數字，對該國造成嚴重傷害。

不過，盡管指證歷歷，布德夫爆炸性的控訴卻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是委內瑞拉外海的一群小島，除非該國人民沖進IMF在十九街的總部，它的抱怨不太可能引起世界注意。但這封信在1996年被改編成一出叫《布德夫先生的IMF辭職信》的戲，在紐約東村一家小劇場演出。這出戲出乎意料獲得《紐約時報》好評，稱贊它“不同尋常的創意”和“別出心裁的道具”。這則簡短的戲評是《紐約時報》唯一提到布德夫名字的版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