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美國的休克治療

國土安全泡沫

他是無情的小王八蛋，這點你可以確定。

——前美國總統尼克松談拉姆斯菲爾德 1971年

恐怕我們現在一覺醒來，會發現自己實際上已經處在隨時隨地有人監視的社會中。

——英國信息大臣托馬斯(Richard Thomas)2006年11月

國土安全產業可能剛剛到達1997年因特網投資熱潮的階段，當時你只需要在公司名稱前面加上e字，你的股票初次公開發行就會飛躍上漲，現在你加上“堡壘”（fortress)這個字眼就會有相同的效果。

——格羅斯(Daniel Gross)，史雷特網站(Slate)2005年6月

某個悶熱的星期一，拉姆斯菲爾德正準備要和屬下參謀談話，他很討厭這件事；接掌國防部長后，他更是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樹立了這樣的風評：姿態很高，神秘兮兮，還有大家不斷抨擊的傲慢自大。參謀首長的敵意可以理解，拉姆斯菲爾德踏進五角大樓后，拋棄領導和鼓勵的應有角色，變成了殘酷的刀斧手，部長變成了執行人事精簡任務的企業總裁。

拉姆斯菲爾德接受這個職位時，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他已經68歲了，有五個孫子女，個人財產大約有2．5億美元，而且他在福特總統時代，就坐過同樣的位置。然而，拉姆斯菲爾德無意當個傳統的國防部長，不愿受到由他監督和發動的戰爭左右，他有更大的野心。

二十多年來，這位新上任的國防部長領導過好多家跨國公司，并且擔任這些公司的董事，這些公司經常都是經歷劇烈并購和痛苦整頓的大企業。90年代里，他自認已成為新經濟的代表人物，主持一家數字電視公司，在另一家前途光明的電子化企業解決方案公司擔任董事，同時也是一家很有科幻小說意味的生物科技公司董事長，這家公司擁有治療禽流感藥物的專利權，也擁有好幾種重要艾滋病藥物的專利權。2001年，拉姆斯菲爾德加入布什政府的內閣，他滿懷雄心壯志，想要徹底改造2l世紀的戰爭，把戰爭變成比較偏重心理、不偏重實質，比較好看、卻比較不辛苦的事情，而且要把戰爭變成利潤遠高于過去的事業。

很多人為文探討拉姆斯菲爾德引發爭議的“轉型”計劃，這個計劃促使八位退休將領呼吁他辭職，最后逼迫他在2006年期中選舉后下臺。布什宣布拉姆斯菲爾德辭職時指出，拉姆斯菲爾德最大的貢獻是這些“全面轉型”計劃，而不是伊拉克戰爭或更廣泛的“反恐戰爭”。布什說：“拉姆斯菲爾德在這些領域的努力并不常成為頭條新聞，但是轉型引發的改革卻是歷史性成就?！钡拇_如此，但是這些改革的內容如何，卻總是不清不楚。

高級將領嘲笑“轉型”是“空洞的口號”，拉姆斯菲爾德似乎經常決心以近乎可笑的方式，證明這些批評正確無誤。2006年4月，拉姆斯菲爾德說：“美軍正在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從以師為重點的部隊，變成模塊化的旅級戰斗力量……從以勤務為中心的作戰，變成消除沖突的戰爭，再變成聯合作戰和互相依賴，這點是難得的成就。”但是這個計劃根本不像拉姆斯菲爾德說的那么復雜，在重重艱澀術語的背后，這個計劃只是想把企業界行之有年的外包與品牌革命，引進美國軍中。

1990年代，很多一向自行制造產品、維持龐大而固定勞動力的公司，轉而擁抱后來號稱“耐吉模式”的方法：不再自己擁有工廠，而是透過大包商和小包商的復雜網絡生產產品，同時把所有資源投入設計和營銷。其他公司選擇另一種叫作“微軟模式”的方法：維持一個由入股員工所構成的緊密控制核心，展現公司的“核心競爭力”，其他的一切都外包作業，從收發室的運作到程序代碼的撰寫無一例外。有些人把經歷這種劇烈改革的公司叫作“空殼企業”，因為這些公司大致上只是形式，沒有剩下多少有形的內容。

拉姆斯菲爾德相信美國國防部需要同樣的整頓；他到五角大樓上任時，《財富》雜志說得好：“總裁先生打算在國防部里，同樣展開他在企業界推行極為順利的改革?！逼渲挟斎挥幸恍┎煌Ｆ髽I可以擺脫受到地域限制的工廠和專職員工，拉姆斯菲爾德認為，在這方面，軍隊可以擺脫大量常備部隊，由小規模核心幕僚取代，支撐幕僚的是由后備部隊和國民兵構成的較低成本臨時部隊；同時，利用“黑水”(BlackWater)和“哈利伯頓”(Halliburton)之類的國防包商，負責執行各種任務：從高風險運輸、訊問人犯、供應伙食到醫療，無一不包。企業把節省的勞工成本投入設計和營銷，拉姆斯菲爾德則希望把減少兵員和坦克節省下來的錢，用在民間部門提供的最新衛星技術以及奈米科技上。拉姆斯菲爾德談到現代軍隊時說過：“我們在21世紀里，不能再思考物資、物資數量和兵力，應該優先思考速度、敏捷和精確?！彼脑捖犉饋矸浅Ｏ襁^冬的管理顧問湯姆-彼得斯(Tom Peters)，1990年代末期，彼得斯宣稱，企業必須決定“要當純腦力的玩家，還是要當笨重物品的供貨商”。

在五角大樓中一向舉足輕重的將領們全都了解：打仗時，“物資”和“兵力”仍然很重要。他們很快就對拉姆斯菲爾德的“軍隊空殼化”設想深惡痛絕。拉姆斯菲爾德上任才七個多月，就得罪了極多有力人士，因此傳言紛紛，說他在位的日子屈指可數了。

就在這個節骨眼，拉姆斯菲爾德宣布召開罕見的五角大樓參謀“榮譽團結會”。大家立刻開始猜測：他是不是要宣布辭職?是不是想來一場精神講話?還是為了補救?想對頑固派宣揚轉型?一位參謀告訴我，那個星期一早上，幾百位五角大樓的高級參謀走進禮堂時，“充滿了好奇觀望的氣氛，大家的感覺是：看你要怎么說服我們?因為大家已經對他滿懷敵意”。

拉姆斯菲爾德進場時，“我們客氣地站起來、再坐下去。”大家很快就知道，這次會議不是宣布辭職，也絕對不是精神講話，卻可能是美國國防部長所發表過最怪異的一次演說，一開始是這么說的：

今天要談的主題是嚴重威脅美國安全的敵人。這個敵人是世界上最后一個中央計劃的堡壘，由具有支配性的五年計劃所規范。這個敵人試圖把自己的要求，從某國首都貫徹到各個時區、大陸、海洋和其他地方。這個敵人極為一貫，不但扼殺自由思想，更粉碎新的觀念。它瓦解美國的國防，威脅軍中袍澤的生命。

這個敵人聽起來可能像前蘇聯，但是前蘇聯已經消失。我們現在的敵人比較精明、比較難以安撫、離我們的家園比較近。這個敵人就是五角大樓的官僚。

拉姆斯菲爾德表現演說技巧之際，聽眾的臉孔變得鐵青。他們大都是為了對抗蘇聯才獻身軍旅，不能了解為什么到了現在，卻被人比喻成共產黨。拉姆斯菲爾德還沒說夠：“我們認識這個敵人，我們了解這種威脅，我們必須以對抗死敵所需要的堅定決心，對付敵人，和敵人周旋……我們今天要對官僚宣戰?！?/p>

拉姆斯菲爾德達成了目的，他不但把五角大樓說成是美國的嚴重威脅，也對他任職的機構宣戰，聽眾呆住了。那位參謀告訴我：“他說我們就是敵人，敵人就是我們，我們卻以為自己是為國效勞?！?/p>

拉姆斯菲爾德不是想替納稅人省錢，他剛剛要求國會把預算增加11％；他是遵循反革命的政商財團主義原則，也就是要大政府和大企業連手把資金重新往高層分配，他希望減少用在人員身上的開支，把多出很多的公款直接轉移到民間企業的金庫。拉姆斯菲爾德就根據這種理念，發動了他所謂的“戰爭”：每個部門的人員都必須減少15％，包括“世界各地每一個基地的總部大樓，這不只是規定，也是好主意，我們一定要做到”。

他已經下令高級幕僚“評估整個國防部，找出哪些功能可以透過商業外包做得更好、更便宜”。他想知道“為什么國防部是少數幾個還自己印支票的部門?外面已經有經營良好的整個倉儲管理業，為什么我們還要自己擁有和管理這么多倉庫?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里，為什么還自己收垃圾、擦地板，而不是像很多企業一樣，把這些工作外包?而且，我們一定可以把更多的計算機系統支持業務外包辦理”。

他甚至攻擊軍方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域，也就是軍人醫療。他想知道為什么有這么多軍醫?“部分醫療需求，尤其是可能涉及一般醫療、或是與戰斗無關的?？漆t療，由民間部門提供，可能比較有效。”至于軍人與軍眷的住宅，當然可以由“公私合作”的方式提供。

國防部應該把重點放在核心能力“打仗”上，但是在所有其他領域中，都應該尋找能夠“有效能、有效率提供這些非核心活動的供貨商”。

拉姆斯菲爾德演說完后，五角大樓很多參謀抱怨說，拉姆斯菲爾德把軍隊大膽外包的設想只有一個障礙，就是美國憲法中的一小部分條文——憲法清楚說明國家安全是政府的職責，不是民間企業的職責。我的消息人士告訴我：“我想這場演講會讓拉姆斯菲爾德丟掉工作。”

實際上并沒有，很少媒體報道他對五角大樓宣戰的消息，因為他這場爭議性演講的發表日期是2001年9月10日。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9月10日的晚間新聞中，以“國防部長對五角大樓官僚宣戰”為題，簡短報道這則消息，結果變成了奇怪的歷史性注腳。隔天早上，CNN將會報道國防部遭到真正的攻擊，造成五角大樓125位員工死亡，110位員工重傷，不到24小時前，拉姆斯菲爾德才把他們描述成國家的敵人。

切尼與拉姆斯菲爾德：原型災難資本家

拉姆斯菲爾德早已為人忘卻的這場演說，其核心觀念與布什政權完全相同：政府的職責不是治理，而是把任務轉包給比較有效能、通常也比較優異的民間部門。拉姆斯菲爾德說得很清楚，這種任務不像削減預算那么平凡，對擁護這種信念的人來說，這是一場改變世界圣戰，重要性可以媲美擊敗共產主義。

布什團隊就任前，80和90年代的民營化熱潮(受到克林頓政府、州與地方政府全力擁護)已經成功將很多部門的公有大型企業賣掉或外包經營，涉及的企業涵蓋供水、電力、公路管理與垃圾收集?？车魢业倪@些手足后，剩下的就是“核心”，也就是跟治理的概念最緊密相連的一些功能，包括軍隊、警察、消防、監獄、邊境管理、秘密情報、疾病控制、公立學校系統與政府官僚機構的管理；把這些交給民間企業處理，將對國家的意義帶來相當大的挑戰。然而，民營化熱潮初期創造了極大的利潤，很多公司吃下國有事業后，繼續虎視眈眈，貪婪地看著國家的這些基本功能，當成下一步快速致富的來源。

到了90年代末期，開始有一股強大的推動力，要打破“核心”不能民營化的禁忌。就許多方面而言，這只不過是現狀的合理延伸。就像俄羅斯的油田、拉丁美洲的電信事業和亞洲的產業，為90年代的股市帶來超高利潤，現在美國政府應該扮演這種核心經濟角色；因為反民營化和反自由貿易的怒火在發展中世界迅速蔓延，關閉了其他成長管道，美國政府的這種角色變得更為重要。

這股推力把休克治療帶入自我指涉的新階段。在此之前，災難和危機發生后被利用來推動激烈的民營化計劃，但是有能耐創造和因應巨變的機構仍是公共控制的最后堡壘，像是軍隊、中央情報局、紅十字會、聯合國、負責緊急“優先反應”的機構等單位。現在這些核心部門即將遭到吞噬，過去30年所發展出的危機利用方法，現在用來推動“災難創造與反應”基礎建設的民營化。弗里德曼的危機理論也進入了后現代階段。

如此創造出來的只能說是民營化警察國家，最先鋒的推手正是后來在布什政府中最有權力的人，包括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與布什本人。

拉姆斯菲爾德把“市場邏輯”運用在美國軍隊的想法，起源于40年前。1960年代初期開始，他就經常參加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學術研討會，跟弗里德曼培養出特別親密的關系。拉姆斯菲爾德30歲當選國會議員后，弗里德曼把這位少年得志的共和黨員納入門下，協助他發展出大膽的自由市場政見，教導他經濟理論。這么多年來兩人一直都很親密，拉姆斯菲爾德每年都會參加由傳統基金會主席傅爾納(Ed Feulner)舉辦的弗里德曼生日慶典。弗里德曼90大壽時，拉姆斯菲爾德談到自己的恩師說：“弗里德曼與眾不同，我跟他在一起談話時，覺得自己比較聰明?！?

雙方互相欣賞，拉姆斯菲爾德致力推動市場解除管制，弗里德曼對此印象極為深刻，甚至在1980年的總統大選中，向里根大力推薦，要里根提名拉姆斯菲爾德為競選伙伴，而不是提名老布什；而且他一直不很諒解里根漠視他的建議。弗里德曼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相信里根選擇布什當副總統候選人是個錯誤。事實上，我認為這不但是他在選戰中最糟糕的決定，也是他總統任內最差的決定，我屬意的候選人是拉姆斯菲爾德，要是他選擇了拉姆斯菲爾德，我認為拉姆斯菲爾德會繼里根之后出任總統，令人難過的布什和克林頓時期就絕對不會出現?！?/p>

拉姆斯菲爾德錯過擔任里根競選伙伴的機會，轉而投身于欣欣向榮的企業生涯。他擔任國際制藥與化學大廠席爾制藥公司(Searle Pharmaceuticals)總裁，利用自己的政治關系，確保備受爭議而利潤極為龐大的阿斯巴甜(aspartame)申請案獲得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核準，以NutraSweet為名上市；拉姆斯菲爾德擔任中間人，把席爾制藥賣給孟山都化學公司時，個人大約賺了1200萬美元。

這筆高價交易確立了拉姆斯菲爾德有力企業掮客的地位，使他成為席爾斯(Sears)與家樂氏(Kellogg’S)等績優公司的董事。同時，國防部長的資歷，使他成為艾森豪威爾所說的“軍產體系”企業的寵兒。拉姆斯菲爾德擔任飛機制造商灣流公司(Gulfstream)董事，也以19萬美金的年薪擔任瑞士工程巨擘艾波比公司(ASEA Brown Bovari)董事。這家公司被人揭發它把鈽的生產方式在內的核能科技賣給朝鮮時，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受到外界關切。那筆核能反應器的買賣是在2000年成交，當時拉姆斯菲爾德是是艾波比公司中唯一的美國董事；他宣稱自己不記得董事會討論過核能反應器的交易，但是公司堅稱“曾經把這個計劃告訴董事”。

1997年，拉姆斯菲爾德出任生物科技企業吉利德科學公司(Gilead Sciences)董事長，確立了原型災難資本家的地位。這家公司取得了克流感 (Tamiflu)的專利，這種藥可治療多種流行性感冒，也是大家偏愛的禽流感用藥。如果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禽流感爆發(或是可能爆發)，各國政府一定會被迫向吉利德科學購買這種藥品，價值高達數十億美元。

公共衛生緊急災變的治療藥品和疫苗能否申請專利，一直是爭議性很大的問題。美國曾有幾十年都沒有流行病，但是1950年代中期，小兒麻痹爆發成大流行時，靠著疾病獲取暴利的倫理爭議引發激烈辯論。美國當時有將近6萬個小兒麻痹病例，家長們嚇得要死，擔心自己的子女染上這種會讓人殘障而且經常會致命的疾病，專家們拼命尋找治療藥品。1952年，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 of Pittsburgh)科學家沙克(Jonas Salk)找到了救命良方，發展出第一種小兒麻痹疫苗，他沒有為這種救命的藥品申請專利。沙克告訴廣播記者莫洛：“這種藥不會有專利，你能夠為太陽申請專利嗎?”

我們可以確信，如果能夠為太陽申請專利，拉姆斯菲爾德一定早就向美國專利商標局提出申請。拉姆斯菲爾德曾經任職的吉利德科學公司也擁有四種艾滋病藥品的專利，公司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阻止這些救命藥品的學名藥版本(generic drug，編按：專利期過后，非原廠生產的相同藥品，主要成分相同，但價格較便宜)在發展中國家流通。這件事是美國公共衛生行動主義者打擊的目標，他們指出，吉利德是靠著納稅人的捐款，發展出一些重要藥品。吉利德卻認為，流行病藥品是成長市場，還積極發動營銷攻勢，鼓勵企業與個人囤積，以防萬一。拉姆斯菲爾德再度進入美國政府任職前，非常確信自己找到了一種熱門的新產業，甚至協助成立了好幾檔私募基金，專門投資生物科技與制藥業者。這些公司圖謀將來會爆發可怕疾病，到時候政府會被迫以最高價，購買民間部門擁有專利的任何救命產品。

切尼是拉姆斯菲爾德在福特政府任職時栽培的愛將，他也根據“悲慘未來是獲利展望”的理念而賺到大錢，不過拉姆斯菲爾德認為瘟疫是發財的市場，切尼卻以戰爭的前景為基礎。切尼在老布什總統麾下擔任國防部長時，裁減戰斗部隊的人數，大幅提高對民間包商的依賴。他找上總部設在休斯敦的跨國企業哈利伯頓公司，以及該公司旗下的工程部門布朗魯特公司(Brown & Root)簽約，要他們找出美軍執行的任務中有哪些可以由民間代勞，還能從中獲利。不出所料，哈利伯頓真的找出民間企業可以代勞的所有工作，這些發現促成了五角大樓發出大膽的新合約，也就是民間支持后勤計劃(LOGCAP)。五角大樓和武器制造廠商的合約動輒數十億美元，早就臭名在外，但是上述合約前所未見：這不是供應軍方設備，而是擔任軍方運作的經理人。

國防部選擇性地邀請一些企業，要他們提案為美國軍事任務提供非限定的“后勤支持”，這可真是極為籠統的任務描述。此外，合約上沒有規定金額，得標廠商只是得到承諾，不管廠商為軍方做了什么事情，成本都會由五角大樓負責，加上保證的利潤，也就是所謂的“成本附加”合約。這時是1992年，正是老布什政府執政末期，贏得合約的公司不是別家，正是哈利伯頓公司。誠如《洛杉磯時報》記者米勒(T．Christian Miller)所說，哈利伯頓“擊敗另外36家競標廠商，贏得五年合約，或許這點不足為奇，因為草擬計劃的公司就是哈利伯頓”。

克林頓擔任美國總統后，哈利伯頓在1995年聘請切尼出任新領導人。哈利伯頓旗下的布朗魯特公司長久以來一直是美軍的包商，但是哈利伯頓在切尼的領導下，角色急遽擴大，甚至改變了現代戰爭的本質。切尼主持五角大樓時，哈利伯頓和他簽訂這款用詞不夠精確的合約，得以擴張和擴大“后勤支持”的意義，到最后變成負責為美軍的海外任務創建整個基本結構。軍方只需要提供兵員與武器，從某方面來說，軍方變成了表演者，哈利伯頓卻是節目主持人。

其結果是在巴爾干半島首次展現的麥當勞式軍事體驗：軍隊派駐國外像是危險的重武裝度假之旅。哈利伯頓的發言人解釋說：“士兵抵達巴爾干時，最先招呼他們的是本公司的員工，最后跟他們揮別的也是我們的員工?！边@段話聽起來使哈利伯頓更像郵輪之旅的主辦人，而不是軍方后勤協調官。這點正是哈利伯頓與眾不同的地方：切尼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把戰爭變成美國服務業經濟獲利豐厚、欣欣向榮的業務；好比帶著微笑侵略他國。

克林頓派出了1．9萬名士兵進駐巴爾干半島，美軍基地紛紛設立，就像完全由哈利伯頓興建與管理、設有門禁的干凈郊區迷你城市。哈利伯頓決心把國內所有方便的生活設施都提供給軍隊，包括快餐店、超級市場、電影院與高科技健身中心。有些高級軍官疑慮軍隊在購物中心花太多時間會影響軍紀，但是他們自己也喜歡這些額外福利。一位高級軍官告訴我：“哈利伯頓提供的一切都好得很，因此我們沒有怨言?！本凸D來說，讓顧客滿意是好生意，保證會得到更多的合約，而且因為利潤是根據成本的一定百分比計算，成本愈高，利潤就愈高。“別擔心，這是用成本加成計算的”這句話，是在巴格達綠區才發揚光大、變成名言，但奢侈的戰費支出是克林頓時代所開創。切尼只在哈利伯頓任職五年，卻把公司向美國財政部收取的費用幾乎增加一倍，從12億美元增加到23億美元，同時，哈利伯頓接受的聯邦貸款與貸款保證金額增加了15倍。他的努力得到很高的報酬，就任副總統前，“估計自己的財產有1800萬美元到8190萬美元之間，其中包括約值600萬美元到3000萬美元的哈利伯頓股票……整體而言，切尼得到126萬股的哈利伯頓公司認股權，其中10萬股已經執行，76萬股符合贖回規定，166667股在2000年12月生效”。

對切尼來說，把服務業經濟推展到政府的核心是家族事業。1990年代末期，他把軍事基地變成哈利伯頓式的郊區住宅時，他太太林恩(Lynne Cheney)擔任世界最大國防包商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董事，除了領取薪水之外，還賺到認股權。林恩從1995到2001年問擔任這家公司的董事，時間正好是洛克希德這類公司轉型的重要期間。冷戰已經結束，國防經費減少，這些公司因為幾乎全部進賬都來自政府的武器合約，現在需要尋找新的經營模式。洛克希德和軍火商同業發展出一種策略，積極爭取一種新形態的工作：代管政府并從中牟利。

1990年代中期，洛克希德開始接管美國政府的信息科技部門，維護政府的計算機系統和一大部分數據管理工作。洛克希德在這方面的業務極為深入，以至于到2004年，《紐約時報》報道指出：“美國并非是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在運作，但是美國有極高的比率。是由該公司協助經營……洛克希德幫你分信，計算你的稅額，開社會安全支票，計算美國的普查數據，管理太空飛行，監督空中交通，為了管理這一切，洛克希德撰寫的計算機程序碼比微軟還多。”

這就組成了影響力十足的夫妻搭檔：切尼主持哈利伯頓，接管國外戰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林恩在國內協助洛克希德，接管政府的日常管理。偶爾夫妻會直接競爭，1996年，德州宣布開放企業競標德州福利計劃的運作管理(這個五年期的合約價值高達20億美元)，洛克希德和切尼擔任董事的信息業巨人電子數據系統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都競標這個合約。最后克林頓政府出面干預，阻止招標。克林頓政府通常熱心支持外包的做法，卻認為決定誰有資格接受福利是政府的基本工作，不適合民營化。洛克希德和電子數據系統公司都大聲抗議，德州州長布什也一樣抗議，布什認為福利制度民營化是非常好的構想。

布什擔任I、II長，并沒有多少出色表現，但是他在某個領域領先群倫，那就是把人民選他出來負責的各項政府治理功能分配給民間企業，尤其是跟安全有關的功能，從這里已經可以預見他不久之后將發動的民營化反恐戰爭。在他的監督下，德州I民營監獄的數目從26處，增為42處，以致《美國展望》雜志(American Prospect)把布什治理的德州，稱為“世界民營監獄產業之首”。1997年，聯邦調查局針對離休斯敦40英里的布瑞索里亞郡（Brazoria County)一處監獄展開調查，因為本地電視臺播出一卷錄像帶，顯示監獄警衛踢打未加反抗的囚犯的下體，用休克槍射擊囚犯，而且放狗咬囚犯。錄像帶里施暴的警衛中，至少有一位穿著重度矯正資源公司(Capital Correctional Resources)的制服，這家民營公司和政府簽約，負責供應這處監獄所需要的警衛。

布什對民營化的熱情完全沒有受布瑞索里亞事件的影響。幾星期后，他和皮諾切特獨裁統治智利期間負責社會安全民營化的部長皮涅拉見面時，似乎有了頓悟。皮涅拉這樣描述他們的會面：“根據他的專注程度、身體語言和提問，我立刻知道布什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初衷：社會安全改革可以用來提供美好的退休生活，也可以創造工人資本家的天地，人人自負盈虧的社會……他極為熱心，以致會晤結束時，他笑著在我耳邊低聲說：“到佛羅里達州，把這一切告訴我弟弟，他也會喜歡這種觀念?！?/p>

這位未來的總統決心把州政府的功能標售出去，配合切尼主導軍方的外包，以及拉姆斯菲爾德為能夠預防傳染病的藥品申請專利，已能看出這三個人合力建構的國家會是什么面貌：一個極度空洞的政府。雖然布什在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沒有把這么激烈的計劃當成核心政見，卻在總統選戰期間，暗示過這種設想。“有幾十萬專職聯邦公務員的工作，都可以由民間企業代勞，”他在一次競選演說中表示，“我會盡量把這些工作發出去公開競標，如果民間部門能夠做得更好，應該讓民間部門取得合約!”

9·11與行政部門反撲

布什和內閣2001年元月就職后，美國企業更迫切需要新的成長來源?？萍寂菽呀浾狡茰纾际舱腿蔚念^兩個半月里，道瓊指數暴跌824點，布什政府面對嚴重的經濟衰退。凱恩斯主張政府應該大力支出，用公共工程刺激經濟，使經濟走出衰退。布什的解決之道是解構政府，一方面用減稅，另外一方面用利潤豐厚的合約，大塊、大塊地砍掉公共財富，喂飽美國企業。布什的預算管理局長、智庫理論家丹尼爾斯(Mitch Daniels)宣稱：“政府的責任不是提供服務，而是要確保有人提供服務，這想法在我看來是不言而喻?！边@種說法也包括災難的因應。布什任命共和黨黨工歐爾鮑(Joseph Allbaugh)出任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Federal Emergencv Management Agency)署長，歐爾鮑談到自己的新職時說，這個負責應對包括恐怖攻擊等災難的機構，是一個“龐大的授權計劃”。

接著便發生了9·11事件，突然間，若說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要自我了斷，似乎變得十分不合時宜?？植拦粼斐扇嗣耋@恐，希望得到強而有力的政府保護，很可能會在布什推動政府空洞化計劃之際，打斷布什的如意算盤。

有一陣子情形似乎就是這樣。恐怖攻擊10天后，弗里德曼的老友、傳統基金會主席傅爾納率先說出了一句意義重大的話：“9·11改變了一切?！焙芏嗳俗匀灰詾?，改變的一環應該是重新評估反國家的激進目標，傅爾納和他的意識形態伙伴30年來，一直在美國和世界各國推展這種目標。然而，9·11恐怖攻擊的本質是安全上的缺失，暴露出20多年來侵蝕公共部門，把政府功能發包給營利事業的惡果。就像水淹新奧爾良暴露了公共建設殘敗不堪的情況一樣，恐怖攻擊也揭開了大家放任國家衰弱到危險程度的真相：紐約市警察和消防隊員之間的無線電通信，在救難途中當機，飛航管制員沒有及時注意到飛機脫離航線，攻擊分子順利通過由約聘員工駐守的機場安全檢查關卡，這些安檢人員當中，有些人的待遇還不如機場美食廣場的員工。

弗里德曼式反革命在美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是里根總統攻擊飛航管制人員工會，解除民航業管制。20年后，整個空運系統已經民營化，管制完全解除，規?？s減，絕大部分的機場安全工作由待遇低落、訓練不足、不屬于工會的約聘人員負責。9·11攻擊后，交通部負責安全檢查的局長作證說，負責航班安全的航空公司為了降低成本大力克扣員工。他告訴布什任命的9·11委員會：“這種壓力進而表現在安全的嚴重缺失上?！币晃毁Y深聯邦航空局安檢官員在9.1l委員會中作證說，航空公司對安檢的做法是“責備、否認、延誤”。

9月10日前，只要機票便宜，供應充分，這些事情似乎都無關緊要。但是9月12日后，叫時薪6美元的約聘人員負責機場安全檢查似乎過于隨便。接著到了10月，有人把裝了白色粉末的信封寄給國會議員和新聞記者，引發了可能爆發大規模炭疽熱的恐慌。在這種情況下，90年代的民營化看起來又大不相同了：為什么一家民營藥廠獨享生產炭疽熱疫苗的權利?聯邦政府用外包的方式，是否放棄了保護大眾不受重大公共衛生急難侵害的責任?大家說的這家民營化藥廠拜波公司(Bioport)當時沒有通過一系列的檢驗，甚至沒有得到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營銷疫苗的授權，這對整個情勢更是火上加油。此外，如果像媒體所報道的一樣，炭疽熱、天花和其他致命病原菌可以透過信件、食品供應或供水系統傳播，那么布什繼續推動郵政服務民營化的計劃，到底是不是好辦法呢?遭到裁員的食品與供水檢驗人員，會有人請他們回來重新任職嗎?

安然公司之類的新弊案爆發后，大家對親企業共識的反彈更是加強。9·11攻擊后三個月，安然宣布破產，導致成千上萬的員工喪失退休儲蓄，高級經理人卻早已根據內線消息出脫股票，換到滿手現金。這場危機導致大眾對民問企業提供基本服務的信心直線下墜，安然操縱能源價格因而導致幾個月前加州大規模停電的消息傳出后，更是如此。高齡90的弗里德曼極為擔心凱恩斯主義的潮流卷土重來，甚至抱怨說：“企業家在大眾心目中，已經變成二等公民?！?/p>

總裁的地位下墜之際，屬于工會的公共部門勞工(弗里德曼反革命中的壞人)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9·11攻擊后的兩個月內，大眾對政府的信心升高到196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照布什對一群聯邦政府員工的說法，這種情形是“因為你們善盡職責”造成的。9·11事件中，真正的英雄是負責第一線反應的下級公共部門員工，包括紐約消防隊員、警察和救難人員，其中有403名因為努力疏散世貿中心大樓、協助受害者而喪失生命。突然間，美國人對所有穿制服的同胞又敬又愛，政客努力配合這種新情勢，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戴上代表紐約警察和紐約消防隊員的棒球帽。

9月14日，布什在顧問所說的“表揚時刻”，跟消防隊員和救難人員站在恐怖攻擊原點，擁抱現代保守主義運動決心摧毀、屬于工會的公務員。他當然必須這樣做(那一陣子連切尼都戴上安全帽)，但是他不必做得讓人這么信服。布什的真實感覺，加上公眾欲求一位符合當時情況的領袖，這兩種因素結合起來，促使布什說出政治生涯中最動人的演說。

攻擊發生幾星期后，布什大肆巡視公共部門，到公立學校、消防隊、紀念堂、疾病控制中心去擁抱公務員，感謝他們的貢獻和發自內心的愛國心。布什在一次演說中，指出“我們找到了新英雄”，他不只表揚緊急服務人員，同時也稱贊教師、郵局員工和醫療工作人員。在這些場合中，他對從事公益活動的尊敬和褒揚，升高到40年來美國所見過的最高水平。降低成本的重要性突然消失，布什總統在每一場演說中，都宣布一些大膽、新穎的公共計劃。

攻擊發生11天后，《華盛頓郵報》的哈里斯(John Harris)和米爾班(Dana Milbank)信心十足地宣稱：“經濟低迷再加上反恐新戰爭的迫切性，兩種需求結合在一起，改變了布什總統施政目標的哲學內涵，上任時自稱是里根意識形態傳人的總統經過九個月后，變成了比較像是羅斯?？偨y的繼承人?！彼麄冞M一步指出：“布什正在推動大規模的刺激經濟方案，防止經濟衰退，他說經濟疲弱不振，需要政府支出巨額資金，刺激經濟：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觀念，也是羅斯福總統新政的核心理念。”

圖利企業的新政

除了公開宣布和媒體造勢之外，布什和他的小圈圈無意改采凱恩斯主義。他們削弱公共領域的決心根本沒有動搖，9·11攻擊凸顯的安全缺失，再度證實了他們內心最深處牢不可破(而且自私自利)的信念：唯獨民間公司擁有應付安全新挑戰的情報與創新。白宮確實準備動用納稅人的巨額稅款刺激經濟，但是我們可以確定，這些錢絕對不會依據羅斯?？偨y的模式動用。布什的新政反而完全嘉惠美國企業，每年直接把數千億美元的公款，交到私人手里；這些錢會以合約的方式移轉，很多合約是私相授受，未經競標，幾乎也沒有任何監督，就交給由眾多產業構成的龐大網絡，包括科技、媒體、傳播、監禁、工程、教育與醫療產業。

事后回想，9·11攻擊之后大眾茫然不知所措的那段期間，正是美國本土版的經濟休克治療。布什團隊是徹頭徹尾的弗里德曼信徒，他們迅速利用困擾美國的這次震撼，推動激進的政府空洞化方針，從作戰到災難反應的一切行為，全都變成追求營利的事業。

這是休克治療大膽的進化，布什團隊沒有采用90年代拋售現有公營事業的方式，而是為反恐戰爭的行為創造出全新的架構，從一開始打造就是民營的。這種做法需要經過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白宮利用9·11之后無所不在的危機感，大幅增加行政部門決策、監督、拘留與發動戰爭的權力，軍事史專家貝齊維奇(Andrew Bacevich)把這種抓權行為叫作“進行中的政變”。然后把剛剛壯大且資金充裕的安全、侵略、占領與重建功能立刻發包外包，交給民間部門執行并且獲利。

政府公開宣布的目標是要對抗恐怖主義，結果卻創造出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塑造出由國土安全、民營化戰爭與災后重建組成的成熟新經濟，負起：在國內外建立并經營民營化安全國家的重責大任。這種全面行動構成的經濟刺激，足以填補全球化與網絡公司好景破滅后留下的真空。就像因特網啟動網絡公司泡沫一樣，9·11攻擊啟動了災難資本主義泡沫。主持諾瓦畢德創投伙伴公司(Novak Biddle Venture Partners)的諾瓦(Roger Novak)說過：“信息科技產業在泡沫之后紛紛倒閉時，猜猜看誰擁有所有的資金?當然是政府。”諾瓦現在經營這家從事國土安全企業創業投資的公司，改口說：“每一檔基金都看出這個寶庫有多大，每一個人都在問我怎么才能分得一杯羹?”

這是弗里德曼所推動的反革命的巔峰期，幾十年來，市場靠著國家的附屬機構養活，現在市場準備把國家的核心給吞下去。

奇怪得很，這個過程當中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反而是宣稱經濟意識形態不再是美國外交或國內政策的主要動因?！?·11改變一切”的真言，巧妙地掩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他們為自由市場意識形態與企業利益服務；唯一改變的事情是現在可以輕松追求龐大的目標?，F在布什政府不必把新政策送到國會，經歷結果難料的公開辯論，也不必跟公共部門工會嚴重對立，可以利用支持總統的愛國陣線，利用新聞界心甘情愿的放棄監督，不必再討論，可以立刻開始推動計劃。就像《紐約時報》2007年2月說的一樣：“少了公開辯論或正式決策的約束，包商實際上變成了政府的第四部門?！辈际矆F隊并沒有用完整的計劃來應對9·11為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填補公共基本建設中的漏洞，反而是為政府規定新的角色，使國家的職責變成不是提供安全，而是以市場價格購買安全。因此，2001年9月11月，攻擊事件過后才兩個月，國防部聚集了一批號稱擁有網絡公司經驗的“一小群創投顧問”。這項任務是要找出“直接有助于美方投入全球反恐戰的新興科技解決方案”。到了2006年初，這個非正式的意見交換，已成為五角大樓的官方分支機構：“國防創投促進會”(Defense Venture Catalyst Initiative Devenci)，它是“相當有效的單位”，持續把國家安全情報送交有政治關系的創投金主，這些人則搜查有哪些新興公司能制造新的監控設備與相關產品。國防創投促進會的負責人波杭卡(Bob Pohanka)說：“我們就是搜尋引擎。”根據布什的看法，政府只需要籌募開創新型戰爭市場所需要的資金，然后從這種創造性的市場中，購買最好的產品，鼓勵產業界加強創新。換句話說，政客創造需求，民間部門供應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案，就這樣完全利用納稅人的錢，創造出由國土安全與21世紀戰爭構成的繁榮經濟。

國土安全部是布什政權創造的全新政府部門，它最能夠清楚展現這種政府完全外包經營的模式。國土安全部研究單位的副主管亞歷山大(Jane Alexander)解釋說：“我們什么都不生產，產業界不生產的東西，我們就買不到。”

另一個部門是反情報活動機構(counterintelligence Field Activity，CIFA)，這是拉姆斯菲爾德擔任國防部長時，在中央情報局之外成立的新情報機構。這個平行的諜報機構把70％的預算，外包交給民間包商，也像國土安全部一樣，是以空殼的方式成立。誠如國家安全局前局長米尼翰(Ken Minihan)所說：“國土安全太重要了，不能交到政府手中。”米尼翰如同布什政府中的另外幾百位高級幕僚，早就辭去公職，轉而為欣欣向榮的國土安全產業工作，這個產業正是他以情報頭子的身份協助創設的。

從敵人的定義到交戰規則，再到不斷擴大的戰爭規模，布什政權針對反恐戰爭范圍所規定的每一點，目的都是盡量擴大戰爭市場的獲利能力與永續經營能力。成立國土安全部的文件中宣示：“如今恐怖分子可以隨時隨地，幾乎用任何武器攻擊。”這個說法大開方便之門，政府要求的安全服務必須隨時隨地提供保護，對付所有想象得到的風險。而且不見得要證明威脅是真的，才能夠發動全面反應；在切尼著名的“只怕萬一”想法指導下，就有理由侵略伊拉克，原因是如果某種事物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變成威脅，美國就必須把這種威脅當成百分之百的確定，必須反應。這種邏輯對各種高科技偵測設備廠商特別有利，例如，因為我們想到可能會遭到天花攻擊，國土安全部就把5億美元交給民間公司，發展和安裝偵測設備，對付這種未經證實的威脅。

雖然這場沖突的名稱多變，從反恐戰爭，變成反激進伊斯蘭戰爭、反伊斯蘭法西斯主義戰爭、第三世界戰爭、漫長戰爭，又變成世代戰爭，但是基本形態不變，不受時間、空間或目標限制。從軍事觀點來看，這種廣泛、沒有一定形態的特點使反恐戰爭變成打不贏的主張，但是從經濟觀點來看，卻是無法反駁的主張：不是可能打勝、曇花一現的戰爭，而是全球經濟結構中新穎而永久的一環。

這是9·11之后，布什政府向美國企業發布的事業公開說明書。五角大樓似乎把納稅人的錢，源源不絕、無休無止地送出去，變成企業的營收(一年輸送2700億美元給民間包商，從布什就任以來增加了1370億美元)；美國情報機構為了獲得外包搜集的情報，一年付給包商420億美元，比1995年的金額增加一倍以上；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從2001年9月11日到2006年間，交給民間包商1300億美元，這些資金在過去的經濟體中并不存在，金額比智利或捷克的國內生產毛額還多。2003年內，布什政府在發給民間公司的合約中，支出了3270億美元，幾乎占了可動用資金的40%。

華盛頓四周的郊區在極短的時間里，出現了很多灰色的建筑，容納安全產業的“新創企業”和“育成”公司，這些公司都是匆匆組成，情形就像90年代末期的硅谷一樣，資金流入這些公司的速度，比擺放辦公桌椅的速度還快。同時，布什政府在這種景氣熱潮期間，扮演任意花錢的創業投資資本家。90年代時，大家的目標是發展出殺手級應用，發展出“下一個更新的新東西”，再賣給微軟或甲骨文公司，現在的目標是發展出新的“搜查與鎖定”、抓住恐怖分子的科技，再賣給國土安全部或五角大樓。這就是為什么災難產業除了創造出新創企業和投資基金外，也創造了一大堆新的游說公司。這些游說公司負責為新創公司和國會山莊上應該找的人牽線，2001年時，偏重安全事務的游說公司只有兩家，但是到了2006年中，已經增加到543家。國土安全企業巴拉丁公司(Paladin)總經理史帝德(Michael Steed)告訴《聯機》雜志(Wired)：“我從90年代初期就投身私募基金業務，從來沒有看過這么源源不絕的交易熱潮?！?/p>

恐怖主義的市場

災難泡沫像網絡泡沫一樣，以獨一無二而混亂的方式膨脹。國土安全產業最初的繁榮之一，出現在監視攝影機；英國裝設了420萬具這類攝影機，也就是每14個國民就有一部，美國則裝設了3000萬具，每年拍攝的總長度大約40億小時，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由誰來看這40億小時的片子?于是“分析軟件”的新市場應運而生，這種軟件業者負責掃描錄像帶，找出符合已建文件影像的目標(將各種安全系統連接起來，變成了若干獲利最豐厚合約的來源，例如空軍把價值90億美元的合約交給好幾家公司，包括歷史最悠久的策略顧問業者布斯艾倫漢米爾頓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還有一些最大的國防包商)。

這種發展造成了另一個問題，因為臉部辨認軟件只有在拍攝對象自行站在攝影機正前方時，才能產生正確辨識，然而，拍攝對象總是行色匆匆，很少站在攝影機正前方，這樣就創造了數字影像加強的新市場。銷售分離與加強影像軟件的史蒂爾斯公司(Salient Stills)一開始是向媒體公司推銷這種科技產品，但是后來的發展顯示，從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機構可以賺到更多的營收。而且政府既然推動這么多的偵測活動，包括偵測電話通聯記錄、監聽、金融記錄、郵件、偵測攝影機、上網等，排山倒海的數據淹沒了政府，因而開創了另一個龐大的市場，也就是信息管理與數據采礦(data mining)市場，以及宣稱能夠在無數文字與數字之間“建立關系”、鎖定可疑活動的軟件市場。

90年代里，科技公司不斷宣揚沒有邊界的世界、信息科技力量顛覆權威政權、推倒圍墻的神奇力量。如今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內，信息革命的工具搖身一變，為相反的目的服務。在這種過程中，民營電話公司與搜尋引擎全面與政府配合，行動電話和瀏覽網頁被日漸威權化的政權利用，不管是雅虎(Yahoo!)跟中國政府合作，鎖定異議分子的位置，還是AT&T協助美國國家安全局，在沒有取得監聽命令的情況下，竊聽顧客的通信(布什政府宣稱已經沒有這樣做)。這個全球化的重大象征與希望：“邊界消失”因此破滅，取而代之的是勃然興起的邊界監視產業，監視方式從光學掃描、生物特征辨識到研議當中的美墨邊界高科技圍墻，不一而足，這道圍墻讓波音(Boeing)和其他公司獲得價值25億美元的合約。

高科技公司從一個泡沫跳進另一個泡沫時，產生的結果是安全與購物文化怪異的結合。今天反恐戰爭使用的很多科技，包括威靈特系統(Verint Systems)、塞新(Seisint)、埃森哲(Acceilture)和選擇點(ChoicePoint)銷售的生物特征辨識、攝影監視、網絡追蹤、數據采礦等科-技，都是由民間部門在9·11事件前發展出來，作為建立顧客詳細數據、開啟微營銷新領域的方法。這些科技也可以減少雇用超級市場與購物中心的零售員工，因為生物特征辨識科技配合現金卡，就不需要柜臺結賬人員。大家對這種老大哥式的科技普遍不安，造成很多推展類似科技的計劃停止實施，使營銷人員和零售商失望。9·11解開了這個市場僵局：突然間，恐怖主義的憂慮超過生活在受監視社會中的恐懼。因此，現在從現金卡或認同卡搜集的數據不但可以當成營銷數據，賣給旅行社或嘉普公司(Gap)，也可以當成安全數據賣給聯邦調查局，警示“可疑的”行動電話易付卡交易和可疑的中東之旅。

財經雜志《紅鯡》(Red Herring)刊出過一篇有力的文章，說明上：述計劃中有一項是要判斷某個有上百種拼法的名字，是否和國土安全數據庫中的名字相同，借以找出恐怖分子。以穆罕默德(Mohammad)這個字為例，軟件里包括穆罕默德幾百種可能的拼法，可以在一秒鐘內搜尋兆位的數據，功能令人驚嘆，但是找錯人時就不是這樣了。他們經常找錯要找的人，不管是在伊拉克、阿富汗或多倫多市郊皆是如此。

這種容易出錯的情況，使得無能與貪婪(這是布什時代的特征)成為：苦難的來源，從伊拉克到新奧爾良都是如此。這種電子獵捕行動的錯誤身份辨認，足以讓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長相和名字的發音有點相像、甚至對阿拉伯或穆斯林文化一無所知的顧家男人，被指認為潛在的恐怖分子。而且把個人和組織名字列在觀察名單的程序，現在也由民間公司處理，交叉比對旅客名單與數據庫名單的工作，也由民間企業負責。到2007年6月，國家反恐中心保存的可疑恐怖分子名單上，已經有50萬個名字。2006年11月公開的另一個計劃、自動標定系統已經針對過境美國的幾千萬名旅客，定出“風險評估”評分。這項評分從來沒有向旅客揭露過，評分的依據是商業化數據采礦所顯示的可疑行為模式，例如，由航空公司所提供的數據，包括“旅客購買單程票記錄、座位編號、常客記錄、行李件數、買票付款方式、甚至旅客訂的餐點”等。被認為可疑的行為和事件都記錄下來，累積成為每位旅客的風險評分。

任何人由于這些可疑科技提供的證據而被列在“敵方戰斗人員”名單，都可能碰到飛航旅程中斷、不發美國入境簽證的命運，甚至遭到逮捕，這些證據只是利用臉部辨識軟件得到的模糊影像、拼錯的名字、誤解一小片段的談話。如果“敵方戰斗人員”不是美國公民，他們很可能永遠不會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因為布什政府剝奪了他們的人身保護令，也就是剝奪了他們在法庭上看證據，并且得到公平審判與有力辯護的權利。

因此，如果嫌犯被送到關塔那摩，他很可能會關在哈利伯頓興建的最高警戒新監獄里，那里共可容納200人。如果他是中央情報局“特別引渡”計劃的受害者，是在米蘭街頭或是在美國機場換機時遭到綁架的人，那么中央情報局會快速處理，把人送到旗下秘密監獄網絡中的一處所謂的黑獄；帶著頭罩的犯人很可能會搭著波音737客機，客機為了這種任務，重新改裝成豪華企業專機。根據《紐約客》雜志的說法，波音一直擔任“中央情報局的旅行社”，替多達1245次引渡飛行擬定飛行計劃，安排地勤人員，甚至代訂旅館。西班牙警察的一份報告解釋，這項任務由波音設在圣荷西的子公司捷普森國際旅行計劃公司(Jeppesen International Trip Planning)辦理。2007年5月，美國民權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控告波音的這家子公司，該公司則拒絕證實或否認這項指控。

犯人一到目的地，就要面對偵訊人員，有些偵訊人員不是中情局或軍方人員，而是民間包商的員工，根據求職網站職涯情報網站(www.IntelligenceCareers.com)站長戈登(Bill Golden)的說法：“一半以上的合格反情報專家是為包商服務。”如果這些自由之身的偵訊人員要繼續拿到利潤豐厚的合約，就必須從犯人口中拿到華盛頓的雇主“可以用來起訴犯人的情報”。就像犯人遭到刑訊時，為了不再痛苦，通常什么話都愿意說；包商也擁有強大的經濟誘因，愿意采用任何必要手段，得到所需要的信息，不管信息是否可靠。 (在拉姆斯菲爾德旗下的秘密特別計劃局之類新機構服務的民間情報包商，能夠受到布什政府這么倚重，原因之一是這些包商已經證明，他們比政府中的同類單位更愿意扭曲與制造信息，以便符合政府的政治目標；畢竟政府是他們取得下一個合約的來源。)

在反恐戰爭中利用市場“解決方案”的做法，還有另一種低科技的版本，也就是政府幾乎愿意付出最高的賞金，從任何人手里，得到跟恐怖分子嫌疑犯有關的信息。美軍入侵阿富汗期間，美國情報人員放話出去，說愿意付3000到25000美元的賞金，獎勵大家舉發基地組織(Qaeda)或神學士組織(Taliban)的戰斗人員。一份美國在阿富汗散發的常見傳單上說：“得到你夢想不到的財富與力量?！痹诼蓭煷韼孜魂P塔那摩犯人向美國聯邦法院控告時，這張傳單被拿來當成證據，上面寫著：“你協助反神學士政權的部隊，可以得到幾百萬美元：這些錢足夠你在佘生中，照顧你的家人、村莊和部落。”

沒多久，巴格拉姆(Bagram)和關塔那摩的牢房就住滿了牧羊人、出租車司機、廚師和店員，根據舉發他們、收取賞金的人說，這些人全都是高度危險分子。

“你對政府和巴基斯坦情報人員為什么出賣你，把你交給美國人，有什么看法嗎?”軍事法庭軍法官這么問一位關塔那摩監獄里的埃及囚犯。

根據已經解密的文字記錄，這位囚犯顯得很懷疑，回答說：“少來了，老兄，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巴格達，用10美元就可以買到一條命，何況是5000美元?”

“這么說是別人出賣你了?”軍法官問話時，好像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情。

“當然?！?/p>

根據五角大樓自己的統計，關塔那摩86％的犯人都是在獎金公布后，由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戰斗人員或諜報人員舉發的。到2006年12月，五角大樓釋放了360位關塔那摩的犯人，美聯社追查到其中245位，205位回到本國后，擺脫了所有的指控。這種記錄等于對美國政府以市場導向辨認恐怖分子的方法所產生的情報質量，提出沉痛的控訴。

9·11之前，國土安全產業幾乎不存在，只不過幾年里，就爆炸性成長到遠超過好萊塢或音樂產業。更令人驚異的是，還沒有入把安全產業繁榮當成經濟中的個別部門來分析和討論，沒有人注意到，不受約束的警察權力和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形成空前未有的結合，也沒有人注意購物中心與秘密監獄合而為一的事實。某人是不是安全威脅的相關信息變成了一種產品，就和某人在亞馬遜網站買哈利波特的書，或是某人參加了加勒比海游輪之旅、將來可能要到阿拉斯加度假的信息一樣，可以隨意販賣，這樣的做法會改變一個文化的價值觀。如此不但會產生刺探、刑訊并制作假情報的誘因，也會產生強大的推動力，要讓當初造出這整個產業的恐懼與危機感永久持續下去。

在過去，新的經濟模式出現時，不論是福特的革命還是信息科技熱潮，都會引發極多的分析和辯論，大家會探討創造財富方式的巨大變化是否也會改變整個文化的運作、改變我們的旅行方式，甚至會不會改變我們腦部處理信息的方式。新災難經濟從來沒有經過這種廣泛的討論。大家當然辯論過“愛國法”的合法性，爭辯過無限期拘留，以及刑訊與特別引渡做法的問題，但是把這些功能用商業交易方式執行的問題，大家幾乎完全避不討論。辯論的課題僅限于發戰爭財和貪腐丑聞的個別案例，還有政府疏于適當監督民間包商的常見困擾，很少討論更廣泛、更深入的現象，也就是參加一場完全民營化、永遠沒有結束之目的戰爭，到底有什么意義。

這問題有一部分是因為災難經濟偷偷避過了大家的監視。80和90年代期間，新經濟以極為自豪、極為炫耀的方式自我宣傳，科技泡沫尤其為新富階級建立了前例，媒體推出無數的生活形態特寫，報道年輕大膽的總裁站在私人飛機和遙控游艇旁邊的樣子，也報道他們在西雅圖附近山間美麗的豪宅。

今天的災難體系也創造了這種財富，不過我們卻很少聽說上面這種故事。2006年的一份研究指出：“從反恐戰爭開始以來，三十四大國防包商總裁領取的平均工資，是9·11之前四年的兩倍。”2001到2005年間，這些總裁的平均工資增加了108％，同期內，其他美國大企業總裁的工資平均只增加了6％。

災難產業的利潤可能升到網絡公司的水平，但是業者通常像中央情報局一樣低調。災難資本家會躲避新聞界，低估自己的財富，知道最好不要吹噓炫耀。國土安全育成業者奇沙比克創新中心(Chesapeake Innovation)的艾斯納(John Elstner)說：“我們不會夸耀保護大家免于恐怖攻擊的巨大產業欣欣向榮，但是其中確實有龐大的業務，我們公司是其中一環?！?/p>

克林頓執政期間擔任美國政府隱私權法律顧問的史懷亞(Peter Swire)，說明反恐戰爭泡沫背后輻輳的力量時說：“政府有加強搜集情報的神圣任務，信息科技產業則迫切需要新市場?！睋Q句話說，你面對的是政商財團主義：大企業和大政府把可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管制并且控制公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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