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主義》

第十六章  消滅伊拉克 尋找中東“模范”

內向的精神分裂癥或憂郁癥患者好比用高墻團團圍住的城市，所有城門緊閉，拒絕和世界其他國家貿易······在城墻上炸開缺口后. 可以和世界重建關系。不幸的是，我們不能控制轟炸造成的損害程度。

            ——英國精神病學家懷利 (Andrew M. Wyllie)  針對電擊治療的看法，1940年

后9.11的世界中，我認為適度使用暴力，可能具有治療效果。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柯恩 (Richard Cohen)撰文支持入侵伊拉克

2004年3月，我抵達巴格達還不到三小時，一切都不太順利。首先，我們出了機場檢查關卡，事先約定的車子沒有出現，我的攝影師斯特恩 (AndrewStern)和我必須在已經號稱“世界最危險的道路”上設法搭便車。我們抵達位于熱鬧的卡拉達區 (Karada)的旅館時，迎接我們的是愛爾蘭和平運動分子伯明翰 (Michael Birmingham)，他在美國侵略伊拉克前搬到巴格達。我請他幫我介紹幾個關心伊拉克經濟民營化的伊拉克入。他告訴我們：這里沒有人關心民營化，大家只關心生存。

    接著我們激烈爭論在戰區推動政治目標的倫理問題。伯明翰并沒有說伊拉克人支持民營化計劃，只是說大部分人有更迫切的煩惱，他們擔心自己做敬拜的清真寺有炸彈爆炸，或是發現堂兄弟消失在美國管理的阿布格萊布監獄。他們想的是怎么得到明天的飲用水和洗澡水，不是外圍公司是否想把伊拉克的供水系統民營化，然后在一年后把水賣給他們。他主張外人的職責是設法記錄戰爭與占領的實況，不是決定什么事情是伊拉克的當務之急。

    我極力為自己辯護，指出把這個國家賣斷給貝泰和埃克森美孚石油，不是我編造的幻想；在白宮派駐伊拉克的特使布雷默帶頭推動下，民營化已經進入初期階段。好幾個月以來，我一直在報道美國在多家旅館的宴會廳里舉辦商展，拍賣伊拉克的國家資產，形成超現實的場景：穿著護身盔甲的業務員用血肉橫飛的故事，嚇唬前來參觀的商人，美國貿易官員卻對大家保證，實際情形沒有電視上看到的那么糟糕。“地上還血跡斑斑的時候，是最好的投資時機。”在華府的“第二次重建伊拉克”研討會上，有位出席者認真地這么說。

    在巴格達很難找到有興趣談經濟的人，其實并不意外。策劃侵略伊拉克的人堅決相信休克主義，知道伊拉克人忙著應付緊急事務，可以把伊拉克切割開來拍賣，而且可以把結果當成已經完成的交易。對新聞記者和行動主義者來說，我們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部放在驚人的實際攻擊上，忘了得到最大利益的關系人根本不到戰場上來，而且在伊拉克可以獲取許多利益：伊拉克不但有世界第三大的已證實石油蘊藏，也是拒絕依據弗里德曼自由資本主義設想、建立全球市場潮流的最后堡壘；這種潮流征服拉丁美洲、非洲、東歐和亞洲后，阿拉伯世界變成了最后的一塊邊疆。

    伯明翰和我反復辯論之際，斯特思想到陽臺上抽煙，當他打開玻璃門時，房間似乎瞬間被抽成真空。窗戶外面是一團像巖漿一樣的火球，深紅色中夾雜了一些黑色。我們抓起鞋子，穿著襪子，跑下五層的樓梯。大廳里到處都是碎玻璃，街角的黎巴嫩山大飯店 (Mount Lebanon Hotel)變成廢墟，跟旁邊的房子一起被1000磅的炸彈夷為平地，這是伊拉克戰爭結束以來，到當時為止最大的攻擊事件。

    斯特恩提著攝影機沖到爆炸案現場，我努力克制自己，最后還是跟了過去。我到巴格達才三小時，就打破了自己不追逐炸彈的原則。回到旅館后，所有獨立記者和非政府組織的人都在喝亞力椰子酒 (arak)，設法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每個人都對著我笑，說：“歡迎來到巴格達!”我看看伯明翰，我們兩個都默默承認，剛才的辯論他贏了。戰爭本身說出了最后一句話：“是炸彈決定這里的一切，不是新聞記者。”的確如此，炸彈不只'是把氧氣吸進爆炸圈里，也吸引了一切，包括我們的注意力、同情心和怒火。

    那天晚上，我想到兩年前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碰到的杰出記者艾庫娜 (Claudia Acuna)，她給我一本華爾士寫的《作家寫給軍事執政團的公開信》。她警告我說，極端的暴力可以阻止我們看出暴力背后所代表的利益，某方面來說，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反戰運動上。為什么發動這場戰爭？我們的解釋很少超過幾個簡單的答案，就是石油、以色列、哈利伯頓。我們大部分入決定反戰，是反對誤以為自己是國王的總統，以及他那位想在歷史上留名的英國跟班的愚蠢行為。至于其他的想法，比如說戰爭是合理的政策選擇、籌劃侵略伊拉克的人使出殘忍的暴力，是因為他們不能用和平手段打開中東的封閉經濟體，暴力程度和其中的利益正好成正比······我們完全沒興趣。

    美國政府向大眾推銷侵略伊拉克時，立論基礎是害怕伊拉克持有大規模毀滅武器，因為照沃爾福威茨 (Paul Wolfowitz)的說法，大規模毀滅武器是“每一個人都會贊同的說法”。換句話說，大規模毀滅武器是最小公約數的借口。大部分支持這場戰爭的知識分子喜歡比較精確的理由，就是“模范”理論。很多主張這種理論的大師都自認為是新保守主義分子，根據他們的說法，恐怖主義出現在阿拉伯與穆斯林世界的很多地方：9. 1帕勺劫機者來自沙特阿拉伯、埃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黎巴嫩；伊朗用金錢支持真主黨 (HezboUah)；敘利亞窩藏哈瑪斯組織 (Hainas)的領袖；伊拉克送錢給巴勒斯坦自殺炸彈的家屬。對這些擁護戰爭的人來說，他們把攻擊以色列和攻擊美國混為一談，好像兩件事沒有差別，這種想法足以把整個中東地區，全都當成孕育恐怖分子的溫床。

    因此他們會問，要怎么對付這個產生恐怖主義的地區？受到意識形態遮蔽，他們看不出美國或以色列政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更不可能看出這是挑釁行為；他們以為真正原因是這個地區缺乏自由市場民主制度。[1]

    因為無法一次征服整個阿拉伯世界，就必須挑出一個國家作為觸媒。正如同相信這種理論的頭號媒體宣傳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美國要侵略這個國家，“把這個國家變成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不同模范”，進而在整個地區引發一系列的民主與新自由派浪潮。美國企業研究所大師穆拉其克 (Joshua Muravchik)預測，在“德黑蘭與巴格達”將“引發遍及伊斯蘭世界的海嘯”，同時，主要的保守派分子、布什政府的顧問萊丁說，目標是 “一場改變世界的戰爭”。[2]

    這個理論的內在邏輯是把對抗恐怖主義、傳播資本主義和舉行選舉綁在一起，變成單一方案：“清除”中東地區的恐怖主義，建成龐大的自由貿易區，然后它就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的選舉結果，這樣好比三合一的特餐。布什后來把這種目標簡化成簡單的一句話：“把自由傳播到有麻煩的地區。”很多人把這種情緒誤解成過分樂觀的民主承諾，但是模范理論的核心其實是另一種自由，是70年代帶到智利、90年代帶到俄羅斯的那種自由，也就是讓西方跨國公司可以飽餐新近民營化國家的自由。布什宣布伊拉克的主要戰斗結束才八天后，就清楚地說明這件事，宣布“在十年內，建立美國中東自由貿易區”的大計。切尼的女兒、蘇聯休克治療歷程專家麗絲·切尼 (Liz Cheney)負責推動這個計劃。

    9. 11攻擊后，侵略某個阿拉伯國家、把這個國家變成模范的想法開始流傳，有好幾個國家成為可能目標，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埃及，或是萊丁屬意的伊朗。然而，伊拉克卻有很多值得推薦的地方，伊拉克除了擁有龐大的石油蘊藏之外，在沙特阿拉伯看來沒有以前那么可靠的時候，伊拉克也是適于設立軍事基地的中心地點，而且薩達姆動用化學武器對付人民，使他變成大家容易仇視的目標。另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因素是，美國人較熟悉伊拉克。

    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是美國最近一次動用幾十萬部隊、發動大規模的地面攻勢。戰爭結束后12年里，五角大樓一直用這場戰爭作為研討會、入員訓練以及精心研發戰爭游戲的范本。有一篇對拉姆斯菲爾德深具啟發的論文，就是這種后賽局理論的例子。這篇論文叫作《震懾：達成快速掌控》，是1996年由國防大學一些策略專家寫的，這篇論文定位為全方位的軍事教條，其實探討的是如何再打一次波斯灣戰爭。這篇論文的主要作者、退役海軍中校烏爾曼 (Harlan Ullman)解釋說，之所以會推動這個研究計劃，原因是有人問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的空戰指揮官洪納 (Chuck Homer)將軍，問他和薩達姆作戰時，覺得最困擾的事情是什么。他回答說，他不知道應該把針刺向哪里，好讓伊拉克軍隊崩潰。把“震”“懾”這兩個名詞湊在一起的烏爾曼寫道：“震懾意在解決這個問題：如果沙漠風暴戰爭能夠再打一次，我們如何能在一半的時間以內，用比較少的兵力，打嬴這場戰爭？關鍵在于找到洪納所說把針刺進去的地方，我們以這些地方為目標，可以讓敵人立刻崩潰。”論文作者群相信，如果美軍有機會再跟薩達姆作戰，一定會非常善于找到這些“插入點”，因為新的衛星科技和精準武器的突破，使美軍可以用空前精確的方式，把針插進去。

    選擇伊拉克還有另一個好處，美軍忙著幻想用有天壤之別的進步科技，再打一次沙漠風暴行動時，伊拉克的軍事能力卻急速退步，不但受到禁運侵蝕，武器檢查計劃更使伊拉克軍力幾乎土崩瓦解。這點表示，和伊朗或敘利亞相比，伊拉克似乎是最容易打勝仗的地方。

    托馬斯·弗里德曼談到選擇伊拉克作為模范的用意，說得很直率。他寫道：“我們不是要在伊拉克扶植國家，我們要創造一個國家。”這樣說好像是在21世紀里，找一個阿拉伯產油大國、憑空創造出一個國家來，是很自然、甚至是“很高貴”的事情。弗里德曼像很多人一樣，原來支持戰爭，后來卻宣稱自己預料不到美軍入侵伊拉克后會帶來大屠殺。我們很難想象他怎么可能忽略這種細節。伊拉克不是地圖上空曠的地方，從過去到現在，伊拉克的文化和人類文明一樣悠久，帶有崇高的反帝國主義自尊、強烈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深厚的信仰，大部分成年男性都受過軍事訓練，如果要在伊拉克 “創造國家”，原來已經存在的國家會變成什么樣？從一開始，沒有說出口的假設就是：原來的國家有很大部分會消失，以便清出空地，進行宏偉的試驗；這個構想的核心，一定包括極為激烈的殖民暴力。

    30年前，芝加哥學派的反革命首次從教科書上跳到現實世界，也希望把國家消滅，然后創造出新的國家。1973年的智利就像2003年的伊拉克一樣，原意是要當作整個騷動的美洲大陸的模范，而且很多年里，智利確實是模范。1970年代實施芝加哥學派理念的殘暴政權很清楚，如果他們理想中的新國家要在智利、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誕生，整個人民和他們的文化都必須 “連根”撥起。

    在遭受過政治清洗的國家，大家會集體努力，面對這段殘暴的歷史：設立真相委員會、挖掘萬人冢，開始審判壞人的戰爭罪行；但是拉丁美洲的軍事執政團并非獨立行動，很多文件顯示，他們在政變前后都受到華盛頓支持。例如1976年阿根廷政變時，成千上萬的年輕行動主義者被人從家里抓走，軍事執政團得到華府充分的財務支持。(基辛格說過：“如果有什么事情必須做，你應該要快快傲。”)那一年福特擔任美國總統，切尼是他的幕僚長，拉姆斯菲爾德是國防部長，基辛格的行政助理是一位野心勃勃、名叫布雷默的年輕人。這些人沒有面對真相，沒有因為他們支持各國軍事執政團的角色而經歷司法程序審判，還繼續享受漫長而順利的事業生涯，事實上，好日子太過漫長，以至于30年后他們仍然活躍，準備在伊拉克發動驚人卻更兇暴的類似實驗。

    布什在2005年的就職演說中，把冷戰結束到反恐戰爭開始的期間，說成是“休生養息的歲月，接著是大火熏天的日子”。侵略伊拉克，代表猛然回歸自由市場圣戰早年的手段：不受任何干涉，使用最厲害的休克手段，強力侵襲并排除建立模范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障礙。

    接受中情局資助的精神病學家卡梅倫在“拆解”病人時，會讓病人退縮到嬰兒狀態；他相信，如果一點點休克有助于達成目的，那么更多的休克會更有用。他用自己所能想到的一切來轟炸病人的頭腦，包括用電力、迷幻藥、感覺剝奪、感覺超載，任何能抹殺舊有東西而得到空白白紙的方法，好讓他銘刻新的思想和模式。侵略伊拉克的策略就是這樣，只是白紙大多了。策劃這場戰爭的人評估所有的休克手段，決定全部采用，包括閃電戰、軍事轟炸、配合精巧的心理作戰，隨后用最快速、最徹底、最空前的政治與經濟休克治療計劃。如果有任何抵抗，就把反抗分子一網打盡，再予以“無情的凌辱、拷打”，作為補充手段。

    分析伊拉克戰爭時得到的結論經常是：侵略的部分“成功”，但是占領的部分失敗。這種評估忽略了侵略和占領是一個策略的兩面：最初的轟炸意在洗凈畫布，以便在上面建立模范國家。

戰爭是場大規模酷刑

    對策劃2003年侵略伊拉克的人來說，“在什么地方把針插下去”的答案似乎是：在每一個地方都插下去。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五星期內大約發射了300枚戰斧巡航導彈。2003年時，一天里就發射了380多枚。3月20日到5月2日的“主要戰斗”期間，美軍在伊拉克投下的炸彈3萬多顆，還有2萬枚精密導引巡航導彈：之前生產的所有這種導彈，67%都射向伊拉克。

    轟炸期間，巴格達一位三個小孩的媽媽穆沙說：“我非常害怕，沒有一分鐘不聽到、感覺到炸彈炸在某個地方，我覺得伊拉克沒有一寸的土地是安全的。”這點表示震懾作戰達成了目標。震懾作戰公開挑戰不得集體懲罰的戰爭規矩，創造這種學說的人以此自豪，震懾作戰不只是以敵人的軍事力量為目標，也以“整個社會為目標”：集體恐懼是這種策略的重要一環。

    震懾作戰還有一個凸出的特點，那就是十分了解戰爭是有線電視新聞的奇觀，能同時表演給好幾種觀眾看，包括敵人、美國人和任何想要制造麻煩的人。震懾作戰手冊宣稱；“這種攻擊的視覺效果透過CNN，同步在全世界播出，對聯軍支持者的正面沖擊，以及對潛在威脅者的負面沖擊，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影響。”[3]從一開始，伊拉克戰爭就被人認為是華盛頓向全世界傳達的信息，所用的語言是火球、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和搖撼整個都市的震動。薩斯金德 (Ron Suskind)在《1%教條》(One Percent Doctrine)一書中解釋說，對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而言，侵略伊拉克的主要動機是希望創造一個實際的范例，告訴任何莽撞到取得毀滅性武器，或是以任何方式藐視美國權威的人，要他們好好規范自己的行為。這種策略比較不像是戰爭策略，而是 “全球性的行為主義試驗”。

    戰爭總是有一部分是表演，總是一種大眾傳播的形式，但拉姆斯菲爾德利用他在企業界學到的手段和媒體知識，把恐怖營銷變成了美國軍事理論的核心。冷戰期間，擔心核武攻擊是嚇阻策略的核心，但重點在于核導彈留在發射槽里。這次攻擊不同，拉姆斯菲爾德主持的戰爭動用了核子彈之外的所有力量，展示了意在轟炸感官、左右并且影響情感的大秀，傳播持久的信息，目標經過精心選擇，力求具有象征價值并且適于在電視上產生沖擊。從某方面來看，拉姆斯菲爾德的戰爭理論是他“改頭換面”計劃的一環，跟常常拖著他、要他慢下來的將領所主張“以武力對付武力”的戰場策略大不相同，反而和他宣布要對戰到永遠的恐怖分子相像多了。恐怖分子不會透過直接的對抗爭取勝利，而是嘗試用可以在電視上展現出來的驚人畫面，同時展現敵人的弱點還有自己制造殘忍事件的能力，以便瓦解大眾的士氣。這是9·11攻擊背后的理論，同樣也是侵略伊拉克背后的理論。

    震懾通常只是表現為壓倒性火力的戰術，但這個理論的作者其看法深厚多了：他們宣稱，震懾是一種復雜的心理藍圖，“直接針對敵人的集體反抗意志”，所用的方法是美國軍事體系另一個部門熟悉的工具：利用意識剝奪和意識超載，造成迷失與退縮。《震懾))清楚反映中情局的偵訊手冊：“用粗淺的話來說，快速主導將會掌控環境，癱瘓敵人的感覺和對事件的了解，或是使敵人在這方面超載。”目標是“使敵人完全失能”。所包括的策略涵蓋“實時操縱感官與輸入內容······實際上就是‘把燈光開開關關'，讓任何可能的挑釁者認清或了解自己的武力、最后是自己的社會，會碰到什么狀況與事件”，以及“在特定地區，剝奪敵人溝通與觀察的能力”。伊拉克遭受這種大規模酷刑的實驗歷時好幾個月，而且早在炸彈投下前很久就開始了。

加深恐懼

    加拿大公民埃拉 (Maher Arar)是特別引渡計劃的受害者，2002年他在肯尼迪機場被美國諜報人員抓走然后送到敘利亞，偵訊他的人用的是歷經試驗、證實有效的刑訊技巧。“他們要我坐在椅子上，有一個人開始問我問題······如果我回答得不夠快，他會指著角落上的金屬椅子問：‘你要我用這東西嗎？’······我嚇壞了，他們不需要動手，我就會說出所有的話，避免遭到酷刑!”埃拉碰到的技巧叫作“展現刑具”，或是照美國軍方的術語叫作“加深恐懼”。刑訊的人知道，自己最有力的武器之一是囚犯自己的想象；往往只要展現可怕的刑具，就會比動用刑具還有效。

    侵略伊拉克的日子愈來愈接近，五角大樓征用美國新聞媒體，讓伊拉克的“恐懼加深”，戰爭爆發前兩個月，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播出一項報道，一開始就說：“他們把這一天叫作攻擊日，攻擊代表極為慘烈的空襲，會讓薩達姆的軍隊無力或不愿意作戰。”節目把《震懾》的作者烏爾曼介紹給觀眾，烏爾曼解釋說：“這會產生一種綜合效果，就像投在廣島的原子彈一樣，不用幾天或幾星期時間，而是在幾分鐘之內產生這種效果。”節目結束之際，主持人丹·拉瑟 (Dan Rather)撇清責任：“我向各位保證，這項報道沒有國防部認為可能幫助伊拉克軍方的信息。”其實他可以講得更明白：這則報道和同時期其他的報道一樣，是國防部加深恐懼策略密不可分的一環。

    伊拉克人靠著私接的衛星電視或海外親友的電話，接收這些可怕的報道，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里，都在想象震懾的恐怖。這個階段本身變成強而有力的心戰武器。這次會比1991年糟糕嗎？如果美國人真的認為薩達姆擁有大量毀滅武器，會不會發動核子攻擊？

    侵略開始前一周，答案出現了，五角大樓邀請華盛頓的軍事記者，到佛羅里達州的艾格林 (Eglin)空軍基地，進行特別的實地參訪，親眼看看特大空中爆炸武器 (Massive Ordnance Air Blast，MOAB)的實驗，但是軍方每一個人都把這種炸彈叫作“炸彈之母”(Mother of AU Bombs)。這種炸彈重2.1萬磅，是歷來所生產過最大的非核炸彈，照CNN記者麥金泰爾 (Jamie McIntyre)的說法，這種炸彈可以產生“1萬英尺高的蕈狀云，看起來和感覺起來都像核子武器

    麥金泰爾在報道中說，即使不動用這種炸彈，這個炸彈的存在“仍然可能產生心理沖擊”——暗示他默認自已在發動這種沖擊所扮演的角色。伊拉克人像關在監牢里接受偵訊的囚犯一樣，看到刑具。拉姆斯菲爾德在同一個節目中解釋說：“我們的目標是要清楚展現聯軍的實力，足以徹底壓制伊拉克軍隊，使之不戰而敗。”

    戰爭開始后，巴格達居民遭到大規模的感官剝奪，巴格達的感覺刺激一個接一個被切斷；最先失去的是耳朵。

    2003年3月28日晚上，美軍逼近巴格達時，伊拉克通信部遭到轟炸，變成一片火海，巴格達的4個電話交換機中心遭到大量的碉堡克星炸彈攻擊，切斷了幾百萬具電話的通信，以電話交換機中心為目標的攻擊繼續進行，一共有12處電話交換機中心遭到攻擊。到4月2日，整個大巴格達地區，幾乎沒有一具電話可以通話。[4]在同樣的攻擊中，電視與無線電轉播站也不能幸免，以致躲在家里的眾多巴格達家庭連一點微弱的信號都不可能收到，外面到底發生什么事情，根本聽不到消息。

很多伊拉克人說，空襲中造成最大心理傷害的事件是摧毀電話系統，也是最大的折磨。因為到處都可以聽到、感覺到炸彈爆炸，卻不能打電話到幾個街口之外，看看心愛的人是否還活著，也不能向住在國外的親戚報平安。駐在巴格達的新聞記者被絕望的居民包圍，哀求他們借用片刻衛星電話，或是在他們手里塞進電話號碼，哀求他們打電話給倫敦或巴爾的摩的兄弟或叔伯： “告訴他一切安好，告訴他說父母都平安，跟他問候，告訴他不必擔心。”這時，巴格達大部分藥房的安眠藥品和抗憂郁藥品都賣光了，整個城市找不到半顆安定(Valium，編按：一種抗焦慮劑，可改善失眠癥狀)。

    接著遭到摧毀的是眼睛。英國《衛報》4月4日報道： “傍晚的轟炸中聽不到爆炸聲，感覺不到有什么變化，但是突然間，整座有500萬人居住的城市陷入無邊無際的可怕暗夜中。只有路過汽車的頭燈能夠消除黑暗，帶來一線光明。”巴格達居民困在家里，彼此不能通話，聽不到別人的聲音，也看不到外面。就像關在中情局黑牢里的犯人一樣，整個城市好比加上了腳鐐手銬，罩上面罩，接著又被剝光衣服。

安慰物品

    在敵意的偵訊中，摧毀囚犯的第一階段是剝奪囚犯的衣服，拿走能夠引發囚犯自我意識的任何物品，也就是所謂的安慰物品。對囚犯特別有價值的物品，如((古蘭經》或囚犯重視的照片，經常用公開侮辱的方式處理，傳達的信息是“你什么都不是，我們要你變成什么人，你就是什么人”；這么做的本質就是要剝奪人性。伊拉克人集體經歷這種毀滅過程，看著最重要的制度遭到褻瀆，歷史文物用卡車載走，就此消失。轟炸嚴重傷害伊拉克，但是接下來不受占領軍抑制的搶劫，才是最徹底抹殺國家靈魂的惡行。

    《洛杉磯時報》報道： “千百個搶匪砸毀伊拉克國家博物院的古代陶瓷，搬空展示柜，搶走黃金和其他古物，這樣根本就是掠奪人類社會的最初記錄。博物院17萬件無價的收藏品中，80%不見了。”國家圖書館收藏伊拉克出版的每一本書、每一份博士論文，如今成為焦黑的廢墟。宗教事務部大樓燒到只剩骨架，有千年歷史、用鮮明圖案裝飾的《古蘭經》消失無蹤。巴格達一位中學老師宣稱：  “我們的國家傳統消失了。”當地一位商人談到國家博物院時說： “這是伊拉克的靈魂，如果國家博物院不能收回遭到搶掠的珍寶，我會覺得我自己靈魂的一部分被偷走了。”芝加哥大學考古學家吉普森(McGuire Gibson)說，這樣“等于是腦葉切除術，整個文化的深層記憶、延續幾千年的文化被移除掉”。

    還好主要靠著神職人員在搶掠期間，組織搶救隊伍，才收回了一部分文物。但是很多伊拉克人仍然相信，切斷伊拉克的記憶是故意的，是華盛頓大計的一環，意在切割歷史悠久的堅強民族，用美國人自己的模范取代。70歲的阿卜杜拉告訴《華盛頓郵報》： “巴格達是阿拉伯文化之母，他們希望掃除我們的文化。”

    戰爭計劃人員很快指出，洗劫是伊拉克人干的，不是外國軍隊所作所為。而且拉姆斯菲爾德的確沒有計劃要洗劫伊拉克，但是他也沒有采取措施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或是在事件發生之后予以阻止。這種過錯不能光是以疏忽兩個字就能打發。

    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伊拉克有13座博物館遭到搶匪搶劫，因此有十足的理由，可以相信貧窮、對舊政權不滿以及普遍的混亂環境，會促使若干伊拉克人用同樣的方式反應(尤其是幾個月前，薩達姆已經釋放所有的囚犯)。重要的考古學家早已警告過五角大樓，在攻擊前，必須擬定無懈可擊的計劃，保護博物館和圖書館。3月26日，五角大樓發給聯軍司令部的備忘錄中，根據重要性，列出巴格達16處絕對必須保護的地方，排第二的就是博物館。其他人也警告并且敦促拉姆斯菲爾德派出一隊國際警察隨軍同行，維護公共秩序，但這個建議同樣遭到忽視。

    然而，即使沒有警察，巴格達也有夠多的美軍，可以派一些人到重要的文化場址，但就是沒有付諸行動。很多報道指出，美軍坐在裝甲運兵車里，在市區停留，看著貨車載著搶來的東西一輛一輛開過去，直接反映出拉姆斯菲爾德“事不關己”的漠視態度。有些單位自動負起阻止搶掠的責任，也有軍隊加入搶掠的例子。巴格達國際機場遭到軍人徹底破壞，根據《時代》雜志的報道，軍人砸毀機場的家具后，再轉往跑道上的民航機： “美國士兵為了尋找舒服的坐椅和紀念品，拆毀了很多飛機的設備，割裂椅子、破壞駕駛艙設備，把每一扇擋風玻璃都砸破了。”估計伊拉克國家航空公司蒙受了一億美元的損失。在早期爭議性很大的部分民營化計劃中，這家公司是最先拿出來拍賣的資產。

    官方為什么完全無意阻止搶掠，后來兩個在占領軍政府中擔任重要角色的人提出了一些解釋，一位是布雷默的高級經濟顧問麥佛森(Peter McPhersOn)，另一位是占領軍政府高等教育重建部門總監艾格瑞斯托 (John Agresto)。麥佛森說，他看到伊拉克人搶走國家資產，包括汽車、巴士、政府部門的設備時，一點也不覺得困擾。麥佛森的職責是擔任伊拉克最高級的經濟休克治療專家，責任是急遽縮小國家的規模，把國家的資產民營化，這點表示搶匪實際上正好助他一臂之力。  “我認為有人奪取國家機器，或是把原本屬于國家的貨車開走，似乎就自然而然產生了民營化，這樣很好。”麥佛森是里根政府時期的官場老手，堅決相信芝加哥學派經濟學，把搶掠看成是“縮小”公共部門的一種形式。[5]

他的同事艾格瑞斯托在電視上看到巴格達搶掠橫行時，也看到一點希望。他把自己的責任當成“這輩子再也難逢的機會”，他負責從頭改造伊拉克高等教育制度，從這個觀點出發，他解釋說：把各大學和教育部全都搬空，提供了“干干凈凈、從頭開始的機會”，是讓伊拉克學校得到“最好現代設備”的機會。很多人顯然信以為真，如果他們的任務是“創造國家”，那么舊國家剩下的一切只是妨礙。艾格瑞斯托過去擔任新墨西哥州圣約翰大學(st．John’s College)校長，這所大學以《圣經》課程聞名。他解釋說，雖然他對伊拉克一無所知，卻克制自己，在前往伊拉克前不看跟伊拉克有關的書籍，這樣他到達時“會盡量保持開放的心胸”。艾格瑞斯托希望自己像伊拉克的大學一樣，完全是空無一物的白紙。

    如果艾格瑞斯托看過一兩本書，可能會慎重思考是否需要消滅一切，重新開始。例如，他原本可以了解禁運扼殺伊拉克前，伊拉克擁有中東地區最好的教育制度，擁有阿拉伯世界中最高的識字率。1985年時，89％的伊拉克人識字。相形之下，在艾格瑞斯托家鄉的新墨西哥州的人口中，有46％的人實際生活中看不懂文字，有20％的人口不會“基本的算術，不能把銷售發票上的總額加起來”。’[6]但是艾格瑞斯托極為相信美國制度的優越性，似乎不能接受伊拉克人可能希望解救并且保護本身的文化，也無法理解他們可能覺得文化遭到摧毀是錐心之痛。

    這種新殖民主義的盲目，是反恐戰爭中屢見不鮮的主題。在美國管理的關塔那摩灣監獄里，有一個房間名叫“愛合”，若獄方認定囚犯不是敵方作戰人員，不久就要釋放，就會把囚犯帶到那里，讓他們看好萊塢電影，大吃特吃美國垃圾食物。遭到拘禁的英國人伊卡巴(Asif Iqbal)和兩位朋友，被稱作“提頓三人幫”  (Tipton Three)，他們出獄回國前，獲準到愛合好多次。他說： “我們可以看激光視盤、吃麥當勞、吃必勝客(Pizza Hut)，基本上非常放松。在這個區域，我們沒有上腳鐐手銬，我們不知道為什么有這種待遇，其他日子我們像平常一樣回到牢房!有一次，聯邦調查局官員李斯利(Lesley)帶來品客(Pringle)馬鈴薯片、冰淇淋和巧克力，這是我們回英國前最后一個星期天的事情。”他的朋友艾賀梅德(Rhuhel  Ahmed)猜想，這種特殊招待“是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搞錯了，拷打我們兩年半，希望我們會忘掉這件事”。

    艾賀梅德和伊卡巴是在前往阿富汗參加一場婚禮時，遭到北方聯盟 (Northem Alliance)逮捕。他們被痛打、注射不明藥物、處在壓力的情況下許多小時；被剝奪睡眠，強迫剃毛發，剝奪所有的合法權益29個月。卻以為可以用品客強大的誘惑力，要他們“忘掉這件事”，而獄方的計劃也確實是這樣。

這實在難以相信，不過話說回來，華盛頓的伊拉克侵略計劃大致就是如此：震撼并且恐嚇整個國家，刻意摧毀伊拉克的基礎建設，在伊拉克的文化和歷史遭到破壞時毫不阻止，然后用無限量供應的廉價家電和進口垃圾食物打發一切。在伊拉克，這種消滅文化、再用文化取代的循環不是理論而已，全都在幾星期內展開。

    布什任命的伊拉克臨時政府長官布雷默承認，他初到巴格達時，搶掠仍然盛行，秩序根本沒有恢復。“我從機場開車進城時，巴格達實際上還在著火呢。路上沒有車輛行人，完全沒有電，沒有石油生產，沒有經濟活動，連一個執勤的警察都沒有。”然而，他對這種危機的解決之道是立刻徹底開放伊拉克的邊界，對貨物進口完全沒有任何限制：沒有簽證費、關稅、檢查，也沒有機場稅。布雷默到任兩周后，宣布開放伊拉克貿易。一夜之間，伊拉克從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從受到聯合國制裁的嚴格限制、不能從事最基本貿易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開放的市場。

    小貨車開著搶劫來的東西，前往約旦、敘利亞和伊朗，尋找買主；同時迎面開來的是一隊又一隊的平板貨車，上面高高堆著好萊塢的數字激光視盤和約旦的衛星天線，準備在巴格達卡拉達區的路邊卸貨。就在一種文化遭到焚燒、拆成零件待售時，另一種事先包裝的文化涌人，取代舊文化。

    準備加入這場邊疆資本主義實驗的美國企業中，有一家叫作新橋策略公司，這家公司由布什政府的前任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署長歐爾鮑創立，他希望利用最高層的政治關系，協助美國跨國企業分得伊拉克的一杯羹。該公司一位合伙人興沖沖地說： “獲得寶潔公司產品流通權就像金礦一樣，一家貨色齊全的7-Eleven超商可以打倒30家伊拉克雜貨店；一家沃爾瑪可以接管全伊拉克。”

    整個伊拉克就像關塔那摩愛合關的囚犯一樣，美國人準備用品客和流行

文化來收買，至少這是布什政府的戰后計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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