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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打壓老二從不手軟
國際關系史上，老大與老二近乎水火不容，老大總是將老二作為天然的挑戰(zhàn)者，因此給予無情的、不遺余力的遏制與打壓。近現代史上，西方列強內衛(wèi)冕的老大與挑戰(zhàn)的老二一直打得不可開交。美國經濟在1872年左右就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經由兩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成功崛起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老大。
美國成為世界老大后，首先打壓的就是已經退居老二的前宗主國——英國。美國利用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對英國形成的債權-債務關系，吸干了英國的黃金，令英國經濟萎靡不振。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宣布英鎊霸權終結。爾后，美國利用“馬歇爾計劃”，輸出美元，逐步取代英鎊的地位。“第三點計劃”出臺后逐漸將英國勢力趕出了中東，實現“石油美元”對“英鎊美元”的關鍵替代。美國利用對英國的債權強勢，持續(xù)將英國置于向美國典當、“變賣”各種帝國資產的窘迫境地，迫使英國開放所有殖民地市場，以及享有英國在其勢力范圍內的所有特權。1956年，英國借口納賽爾總統(tǒng)背信棄義，聯手法國出兵埃及，試圖奪回蘇伊士運河，這被認為是英國在維持帝國榮耀、彰顯帝國余威的最后一次努力。但是，美國毫不猶豫、也毫不留情地給予打擊，以索取債權、切斷資金供給甚至是拋售英鎊相威脅，逼迫英國撤軍，使本已是“落水狗”的英國喪盡顏面。英國從此一蹶不振，最終蛻變成為美國忠實的“哈巴狗”。
西德在1965～1968年曾短暫充當資本主義世界的老二。但是，戰(zhàn)后德國被分割為東、西兩個國家，西德處于冷戰(zhàn)的最前沿，處于美國的政治、軍事直接管控之下，當然無法對美國老大地位構成挑戰(zhàn)。 至于對付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為資本主義世界老二的日本，美國幾乎是一招制敵。日本的制造業(yè)強大，但金融業(yè)落后，而且看重眼前利益，關注實體經濟。美國正是看準了這一點，一邊大張旗鼓在汽車和鋼鐵等行業(yè)發(fā)動貿易戰(zhàn)，一邊在日元匯率、金融市場開放等方面向日本施壓，以換取美國在貿易領域的讓步。最終，日本盡管在制造業(yè)與貿易上勝出了美國，但是因為接受了《廣場協議》（1985年）、《盧浮宮協議》（1987年）與《巴塞爾協議》（1988年）而遭遇金融敗戰(zhàn)，繁榮的經濟隨后遭遇泡沫危機，一蹶不振。
蘇聯誕生后，社會主義制度使生產力得到極大的解放與發(fā)展。保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分析，到二戰(zhàn)前的1938年，蘇聯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為遏制蘇聯挑戰(zhàn)，美國動用了一切可以動用的力量。
在經濟上，從1948年開始對蘇聯實行戰(zhàn)略物資禁運，臭名昭著的“對共產黨集團出口管制統(tǒng)籌委員會”(簡稱“巴統(tǒng)”)就是經濟與科技遏制的見證。另外就是，令蘇聯陷入軍備競賽與民族沖突。里根總統(tǒng)的經濟顧問提出：“我們應該把軍備保持在較高水平上，以使莫斯科努力追趕我們，同時，停止供應他們生存所必需的東西，我們在這十年內就會看到蘇聯體制如何垮臺。”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雜志，1984年蘇聯防御開支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5%，由此給蘇聯施加了沉重的經濟負擔，擠占了國民經濟的研發(fā)與投資。美國中央情報局認為，蘇聯緊張的民族關系易受攻擊，中亞是其柔軟的下腹部。為此，通過一些渠道向蘇聯偷運宣傳品以煽動少數民族的不滿。
利用大眾媒體對蘇聯長期進行心理戰(zhàn)。美國中央情報局長艾倫·杜勒斯于1945年明確提出瓦解蘇聯的政策建議：“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培育發(fā)展“第五縱隊”。美國利用美蘇人才交流合作等途徑，逐漸在蘇聯高層周圍布置“特洛伊木馬”，有的甚至進入核心領導群體。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以及對國家體制所進行的“根本改革”，均深受雅科夫列夫的影響，而雅科夫列夫后來被黨內眾多人士懷疑：其在擔任駐加拿大大使期間（1972～1983年）就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反，是一顆“埋在黨內的定時炸彈”。而戈爾巴喬夫重用雅科夫列夫，直至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等要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弗·亞·克留奇科夫如此總結：“蘇聯所發(fā)生的事件不是解體，而是崩潰，是外部勢力有意識、有目的地催化并支持的破壞過程。”如此，才有“20世紀世界地緣政治的最大災難”（俄羅斯前總統(tǒng)普京語）。
中國尚無老二之實，但要承擔老二之名
中國GDP超過日本早就在世人預料之中。一貫用中國人愛聽的言辭來忽悠中國的高盛集團，先后在2001年與2003年發(fā)表了《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以及《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經濟報告，預計中國可能會在2041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此后不斷進行樂觀修正，認為中國經濟產出將在2027年超過美國。不過，還有比高盛更為“樂觀”的報告。
然而，中國這個世界老二是嚴重名不副實的。中國如今的人均GDP約3600美元，依舊不到日本的1/10，只有美國的1/15。就世界范圍來看，目前中國實際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05位，依照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中國的貧困人口多達1.5億；依照中國政府規(guī)定的貧困線，貧困人口還有4000萬。而且中國經濟尚面臨著一系列困局——不斷拉大的地區(qū)發(fā)展差距、日益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持續(xù)惡化的環(huán)境和資源約束、國內大規(guī)模人口遷移、不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久治不愈的腐敗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極大的努力去解決。
其他重要的實力指標，中國依舊非常落后。在明顯的“肌肉力量”上，中國的國防現代化還仰賴他國的技術與裝備。2008年，美國國防支出6070億美元——幾乎占全球國防總支出的一半。排名在美國之后的九個國家的國防總支出才4760億美元，其中中國的國防預算還不到美國的1/7。近年來，美國在中國周邊打打殺殺，耀武揚威，投棋布子。 在關鍵的“智慧力量”上，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更大。2008年美國發(fā)明家得到9.2萬項美國專利，是韓國和日本總數的兩倍，而中國還遠遠落后于韓國和日本。中國據稱每年有60萬工程專業(yè)的大學生畢業(yè)，而美國每年只有7萬。但是，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只有10％的中國工程專業(yè)畢業(yè)生有使用價值，而美國的比例高達81％。人口數量比美國多四倍、國民經濟規(guī)模卻比美國小四倍的中國，在過去25年里的國家教育支出占GDP的2%～2.5%，而美國為6%。
中國盡管實力與老大相去甚遠，但是名義似乎坐上了第二把交椅，如此不但要承擔系列“大國責任”，而且還要遭受來自老大無窮無盡的打壓與遏制。1991年蘇聯解體后，西方國家研究機構曾經草擬了一份21世紀“徹底摧毀社會主義”的報告，中國成為美國推行“超越遏制戰(zhàn)略”的主要對象。美國國際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是美國獨一無二的真正挑戰(zhàn)，因為中國與美國其他競爭對手不同，中國是“一支多頭力量”。冷戰(zhàn)期間蘇聯對美國是挑戰(zhàn)，然而還不是對美國的威脅，因為蘇聯雖然軍事強大，但是經濟很差；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是美國的經濟對手，但不是軍事對手。而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都在迅速發(fā)展，且在地緣戰(zhàn)略方面有越來越多的利益。
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認為，中國崛起對美國至少有四方面挑戰(zhàn)：經濟挑戰(zhàn)，中國的發(fā)展必然會增加對能源與資源的需求；軍事安全挑戰(zhàn)，中國是唯一沒有解決領土完整問題的大國，其實力的增強以及民族情緒的高漲將可能導致軍事解決臺海、南海等領土主權問題；“中國模式”對西方長期引以為傲的自由民主理念產生沖擊；中國的崛起在心理上對長期處于老大的美國形成挑戰(zhàn)。因此，不論中國人是喜歡不喜歡，愿意不愿意，中國理所當然地要遭受美國的打壓與遏制，這是不隨中國人的善良愿望與主觀意志為轉移的。
立體、聯合圍剿中國
近年來，美國頻繁用所謂民主人權、貿易摩擦等大棒，以及“最惠國待遇”與“加入WTO”等誘餌，不斷向中國索取、榨取了極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為遏制與延緩中國崛起，美國將會也正在使出各種手段。
在全球多邊領域，盡管美國在伊拉克戰(zhàn)爭與金融危機中相繼失去民主與自由的大旗，硬軟實力均遭受重創(chuàng)，但是，多年的“黑老大”生涯，使美國擁有一大批形形色色、盡心竭力的打手，一呼依舊能有百應。金融危機中，中國國際地位更加凸顯，于是美國糾集各類同伙，從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等經濟議題，到海上軍演、釣魚島事件與南海航道等一系列問題上，對中國形成立體、聯合圍剿。
在區(qū)域領域，美國的幽靈在中國四面八方忽隱忽現。美國以各種方式來破壞與沖擊中國的“以鄰為伴，與鄰為善”的周邊外交，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qū)、上海合作組織、東北亞合作上處處從中作梗，挑撥中國與近鄰的友好關系，制造地緣事端，激化地緣政治動蕩。《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曾提醒美國鷹派：教唆日本重整軍備，挑動日本與中國為敵。甚至持續(xù)不斷地構筑、強化反華同盟，鼓勵印度加入美國與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結成的所謂“民主國家”戰(zhàn)略聯盟。2007年和印度簽署核合作協議，允許美國向印度進行核技術和核燃料轉讓。
美國打壓中國，除了在多邊與區(qū)域上百變神通外，關鍵是在雙邊上與中國短兵相接，集中體現就是“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歷史上，美國就是通過類似對話，一步一個腳印地將競爭對手送入其早已編織好的羅網。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美英之間展開了一系列的戰(zhàn)略對話，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前由凱恩斯與懷特兩國特使間的對話，為美英之間的戰(zhàn)略對話畫上了句號，英國拱手讓出霸主寶座。 上世紀80年代，為抑制日本崛起，美國借口日元幣值低估、貿易順差持續(xù)增加，不斷制造貿易摩擦，將日本拉到“戰(zhàn)略對話”上。1983年美日兩國財政部組建一個“日元/美元聯合工作組”（后更名為“美日金融市場聯合工作組”）。1984年至1988年間，美國通過此機構不斷向日本大藏省施加壓力，強迫其擬定詳細的日本金融市場自由化計劃，日本相繼接受了“廣場”等協議，奠定了日本金融敗仗的深厚基礎。
在戈爾巴喬夫接任蘇聯最高職務后，美國策劃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動。經由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牽線，確定戈爾巴喬夫“是一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最終實現美蘇戰(zhàn)略對話。從1986年雷克雅未克對話到1989年馬耳他對話，逐漸完成了“整個移交蘇聯政治國防陣地的過程”（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語）。1993年，也就是蘇聯解體后兩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公開承認，雷克雅未克對話，“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給美國聽任處置”。
美國自然會將歷史上遏制老二的經驗“發(fā)揚光大”地運用到中國身上。
2010年1月28日，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發(fā)表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十大迷思》的報告，針對中國可能在不遠將來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表述，報告斷言：中國很可能永遠不會超越美國。美國傳統(tǒng)基金會是美國最大、影響力最強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機構之一，長期以來一直用自由經濟理論與政策來引導后進國家走向“富強”道路。傳統(tǒng)基金會敢于斷言“中國很可能永遠不會超越美國”，這不僅是基于對未來的簡單樂觀，恐怕更有對過去經驗的十足自信。（江涌） (來源：《世界知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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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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