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加羅報》 支持歐俄經濟同盟　　

讓-皮埃爾·托馬　　

今年發生了兩件幾乎不被留意的國際事件：6月的圣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和9月在伊爾庫茨克召開的貝加爾國際經濟論壇。這兩次會議反映了歐洲經濟重心的東移。今明兩天，梅德維杰夫、默克爾和薩科奇將會聚于多維爾峰會。借此機會，歐洲最終能夠擁抱新世紀，并一筆勾銷20世紀的積習。　　

陷入內部組織問題的歐盟失去了力量和未來。它掉隊了，似乎拒絕歷史的步伐。由于短視而忽視鄰居俄羅斯的地位和貢獻。在貝加爾國際經濟論壇上，中國、日本和韓國都派出了人數眾多的代表團，商討建立21世紀經濟；相反卻沒有幾個歐洲人與會。　　

有別于歐盟與美、中、日之間可能保持的競爭關系，對俄關系能夠建立在真正的伙伴關系概念之上。、　　

俄羅斯擁有西歐極為需要的豐富原材料資源和能源。俄羅斯需要實現基礎設施現代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培養契合可持續發展的產業。俄羅斯也擁有國際規模的大企業，并掌握航空和太空領域的眾多尖端技術。　　

法國將完全從這一伙伴關系中獲益，法國和俄羅斯一樣要適應世界新格局。　　

危機讓我們思索自身的脆弱性。這場危機并非產生于歐洲，但歐洲國家和俄羅斯卻是遭到最沉重打擊的地區。得益于龐大的國內市場和加拿大、墨西哥加入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較好地抵御了危機。在亞洲，一個經濟合作體也正在成型，它以東盟為基礎，難過了中國、日本和韓國。　　

面對這些有組織的共同體，我們不能繼續毫無舉動。然而，俄羅斯由于其地理位置，有多個結盟選項。它能夠轉向亞洲，能夠轉向美國，也能夠與歐盟建立真正的伙伴關系。戰略、文化和經濟因素都推動俄羅斯選擇最后一個選項，條件是法國和歐盟不對它進行威懾。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圣彼得堡宣稱：“法國和俄羅斯之間不再有烏云。”這句話要轉化為行動。因此，在多維爾峰會中聚會的不再是20世紀的對手，而是今日的盟友，它們應該創建真正的和全新的歐俄經濟同盟，這將開啟老歐洲的新時代。　　

《洛杉磯時報》:我們創造的敵人

格雷戈里·羅德里格斯

過去，我們的政治立場和論調把天主教徒和愛爾蘭人妖魔化，我們有“黃”禍，“骯臟的”意大利人和“愚蠢的”波蘭人。為什么這樣一個由移民構成的成功國家會定期出現大范圍的不寬容情緒？
一種理論認為，盡管有美國“大熔爐”之說，骨子里的種族主義和對外來者的輕蔑是美國民族性的一部分。
另一理論認為，我們對“他者”的矛盾感情與經濟周期有關，在社會大動蕩時就會突然爆發。按照這種解釋，伊斯蘭恐懼癥和反移民熱潮來得正是時候，與大衰退完全吻合。
但是，還有一種涉及面更大、但探索較少的解釋：美國人常常發作恐外癥的原因恰恰在于美國是移民國家。
這種觀點認為，美國建立的基礎有些脆弱。與很多由同一的種族、宗教和道德觀念凝聚起來的民族國家不同，我們只有關于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政治理想。此外，我們這個創造出很多好東西的混雜社會不斷誘發身份認同危機和不安。
瑞士精神分析學家阿爾諾·格倫認為，個人的恐外癥和極端民族主義狂熱常常是為填補“內在的空虛”。這種看法似乎實在很符合美國人的不安。
要克服這個問題，讓我們感覺好過一些，我們“需要”敵人，需要危機甚至戰爭才能帶來的根源感和凝聚力。
我們的偏執狂有時候帶來務實精神：珍珠港事件后對日裔美國人的敵視、所謂共產主義和共產黨人的威脅、甚至9·11后對穆斯林的恐懼都屬于這一類。但是正如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了的，在這些例子里，理智都讓位給了感情。我們的恐懼和煽動行為對美國原則的破壞遠遠身于我們所謂的敵人。
定期發作恐外癥解決不了人們對多樣性或經濟的不滿。制造敵人帶來的不過是凝聚力和穩定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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