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場被人料定結果的談判
2010年11月29日 ，這一年的國際氣候談判的壓軸大戲將在墨西哥美麗的國際旅游城市坎昆召開。坎昆三面環海，風光旖旎。各國的氣候談判代表，眾多的環保NGO，還有那些時尚圈的各色人物以及媒體記者將從世界各地來到這里，進行一場華麗的談判表演。
其實，我想很多人心里很跟明鏡似的，不會對這次談判報什么太大的希望，尤其是有了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的經驗后。
我想，以后，我們也許會經常看到那些談判代表，NGO以及社會名流們從世界上不同的地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耗費著大量的能源，排放著二氧化碳，浩浩蕩蕩的來到某個城市，然后代表們重復著那些已經不知道重復了多少遍的話，為自己國家辯護，同時指責談判對手；那些NGO們用花樣翻新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憤怒，怒斥那些各國政府，接受記者的采訪；藝人和社會名流則不停地宣傳環保的重要性；記者們馬不停蹄的采訪報道，不時的加入很多的花絮。然后大會談判一定會取得進展，但是進展一定是那種象征性遠大于實際意義的。會議結束，大家又消耗著能源，排放著二氧化碳的回家了。回家后準備下一次的氣候談判大會。
說實話，氣候談判大會更像秀場，作秀和花絮比談判本身更吸引人。我不知道一次次開這樣的大會，除了消耗更多的地球資源，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外，似乎就只剩下作秀了。那么，如果沒有根本性的解決辦法，那就最好不要開這樣的大會，否則每次大會就只會像電腦中的“復制”、“粘貼”一樣，只是不停得“復制”上一次的會議。
二．悲觀的情緒
那么，到底有沒有很好的解決辦法來推進會議取得關鍵性的進展呢？有人很不樂觀，泰爾伯格基金會（Tällberg Foundation）主席波•艾克曼（Bo Ekman）就撰文（1）認為：“哥本哈根氣候談判的失敗進一步證明了現行的憲政體制無法解決全球性問題。金融危機表明了這一點，生物多樣性國際會議、多哈回合貿易談判以及一切其它國際性事務都表明了這一點。”
他進一步分析：“當今世界是一個聯系緊密、各成員間相互影響和跨越國界的體系。在該體系中，權力在不同國家間分割，這種格局是在歷史變故和政治發展中誕生的。各國為維護自身利益所作的不懈努力最終導致全球的共同利益受損。我們想當然地以為沖突在談判中必定能得到解決，殊不知這種談判歸根結底是基于國家主權這一先決條件。目前基于國家主權原則的世界秩序是于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產物。但任何世界秩序都不可能永久存在。某種世界秩序，只有當它能體現權力均衡、促進發展和有效地解決問題時，其存在的合理性才得以延續。隨著全球化進程將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部分前提推到超國界的層面，目前這個在二戰后形成的國際體制已變得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了。這一點在環境問題和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體現比在其它任何領域都更為明顯。生物圈本身就是一個屬于我們地球的、有著適應性和互動性、并且不斷變化著和進行著自我調節的系統。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大自然不會按照邏輯被劃歸于不同的國家。你不可能孤立地去解決海洋、森林、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平衡或者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生產力之間的相互作用等問題。”
針對氣候談判，艾克曼的結論是：“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UNFCCC）所決定的氣候問題談判進程面臨著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那就是通過讓192個基于各自國家利益、目標和手段的成員國達成共識，讓它們在今后的數十年里共同為各自的行動造成的后果承擔責任，來為一個極其復雜的地球物理學和生態學問題找到解決方案。但是，即使這192個國家在哥本哈根峰會上達成了這樣一個“完美協定”，協定也會因缺乏應對一些不履行協定的行為所需的金融監管權或強制執行力而顯得名不副實。但談判代表并沒有致力于解決上述缺陷，相反，他們試圖去解決一個與氣候變化不相干的問題：他們試圖達成政治妥協，作用主要在于維護強國的霸權利益。然而，要扭轉氣候變化，我們必須采取行動，但行動應當基于生態系統的狀況，而不是各國的相對談判力。”
艾克曼顯然非常的悲觀，他其實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這些人認為根本達不成什么協議，即使達成了協議，也難以履行。如果我們能夠想辦法達成一個協議，就會出乎 艾克曼 先生的意料，那么， 艾克曼 先生又怎么敢肯定我們一定在行動上不能履行協議呢？難道不會再一次出乎意料？飯要一口一口的吃，問題要一步一步的解決，因此，我覺得關鍵在于大家首先能夠達成一個真正的協議，有了這個協議，也就有了行動的前提和基本保障，因為既然大家在激烈的爭論而達不成協議，這恰恰說明如果達成一個協議，那么對大家是有一定的約束力，否則做做樣子，糊弄一下不就行了。我們如何才能達成一個協議呢？首先我們就要先看看問題到底卡在哪里了，然后再認真探討解決問題的方案。
三．我的一些想法
我個人認為，氣候談判爭執的關鍵點就在“公平”上，因此我們要解決問題就要解開“公平”這個死結。為什么“公平”是談判的關鍵點呢？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談判的爭論中看出來：談判者都覺得對自己不公平。這其實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人類思維方式，雖然我曾經看到有人討論什么西方思維和東方思維，但在這個氣候談判問題上，大家的思維是一模一樣的，那就是考慮問題自我中心，缺乏將心比心的能力。
從已經發生的氣候談判大會來看，談判的國家我們可大致分為兩個陣營，一個是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另一個是以中國為代表發展中國家。如果我們再細分，那么其實是發達國家和被稱為“新興經濟體”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談判，其余的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是極其有限的。“新興經濟體”主要指像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阿根廷這樣的還在快速發展的，已經有了一定經濟規模的發展中國家。正是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新興經濟體對能源的需求快速增長，相應的它們的碳排放也是快速增長。西方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增長不快，但排放的總量也非常的大。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為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碳排放數量巨大，使得它們在氣候談判中擁有了巨大的話語權，而那些相對貧窮落后的國家，碳排放無足輕重，它們也就失去了話語權，基本上坐在那里瞅著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唇槍舌劍，最多起一個幫腔的作用。所以我上文說的“不公平”感其實主要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之間產生的。
中國及其他新興經濟體的不公平感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它們認為空氣中人為排放的溫室氣體增加，大部分是西方在工業革命后排放的，因此西方應該負主要責任，打個比方說，就像山西的煤老板挖煤過程中損害了山西的環境，掙了很多票子，那他跑到環境好的地方買房子，同時又轉變成了環保主義者，要求在山西生活的其它人要保護環境，省的破壞了環境會影響到他的優雅生活；其次，現在新興經濟體雖然碳排放絕對數量巨大，但是人均排放還是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即使發達國家能夠兌現承諾，在2050年消減掉承諾的碳排放，那它的人均碳排放還是高于發展中國家，那就可能意味著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水平永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第三，新興經濟體的老百姓生活水平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比較低，老百姓想擺脫貧困，過上好生活，這無可厚非，但要過上好生活，能源消耗自然就增加了，相應的碳排放也就會增加，因此像中國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不會接受碳排放絕對數量的減少，因為那樣也就把繼續發展的空間擠壓掉了，因此新興經濟體主要承諾單位產值的碳排放減少；第四，既然發達國家是造成今天空氣中溫室氣體增加的主要責任人，現在又要求我們減少碳排放，那么你們就應該掏錢支付一部分我們減排的費用，因為減排本身是要花錢的，比如說，為什么在中國上海舉辦的2010年的世博會能夠做到低碳，簡單的說，就是舍得花錢，另外發達國家應該無償的或者很低價格轉讓先進的減排技術，而你們卻不答應，還總想著賣技術撈一把，趁機發一筆減排財，這公平嗎？
可能有些人認為都是中國這樣的才一個勁的強調公平，西方國家主要說氣候變暖的危害，大家不趕緊減少碳排放，地球就危險了，西方國家應該基本上不涉及公平問題。其實西方國家恰恰也要追求公平。他的不公平感主要是：首先，地球快不行了，我們大家只有一起減少碳排放，人類才有得救，可是如果中國，印度這些國家堅持增加碳排放，那我們自己的所有減碳努力都將付之東流，我們減，你們排，那我們不是瞎忙活，一點作用也沒有，最終我們還得跟著你們一起死，這對我們不是太不公平了嗎？《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弗里德曼就說：“你們必須理解，當我們開始燒煤的時候，我們并不知道它會對氣候造成影響，但在今天的中國，你們知道它正在對氣候造成根本的影響。”其次，不能只一個勁的要求我們的減少排放，發達國家減排也不是無限的。
托馬斯·弗里德曼是美國《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世界范圍內，也包括中國非常暢銷。在這本書中，弗里德曼賣力鼓吹全球化，認為世界在變“平”。其實這個世界至少現在還有著鴻溝般的差距，新興經濟體中的中國與美國的關系，我們可以做一個類比：一個高級住宅里，女主人對忙得一頭汗的保姆說：“以前你只能在鄉下種地，現在也生活在城市里了，可見世界真的變平了。”這才是真實的現狀，而弗里德曼在書中很明顯夸大了像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的力量。本質上，這本書是在警醒美國人，不斷適應形勢的變化，保持自己的優勢，繼續自己的領先地位。作為一部警示之作，一般而言，對于威脅都會有所夸大。
對于氣候以及環保問題，弗里德曼同樣是站在西方的立場，在接受采訪時，他告訴記者：“就像我看到的中國年輕人那樣，實際上印度的年輕人也是一樣，盡管他們在人均水平上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更低……每次我到中國去，中國的年輕人都會對我說：“弗里德曼先生，你們把地球搞臟了150年。現在輪到我們了。”對此我回答說：“我知道你們的感受，也理解你們的感受。我們吃了主菜，我 們吃了甜品，我們吃了餐前小食，然后對你們說，‘給你喝茶，你我平分賬單吧’。”噢，那可不行，人們認為這真的太不公平了。我理解這一點。所以我對中國的年輕人說：“你們完全正確，我們確實把地球搞臟了150年。現在輪到你們了。但是不著急，慢慢來。想發展得多臟就多臟。因為我覺得，我的國家只需要五年時間來開發所有的綠色動力技術，而這些技術是你們——中國——在窒息而死之前將會需要的；那個時候，我們會來中國，把這些技術統統賣給你們。這意味著我們會讓你們毫無招架之力。我們會在下一輪大規模的全球化工業中將你們徹底擊敗。”
弗里德曼首先表示理解中國的不公平感，但是他還是要求中國按照西方的提議改變自己，否則的話，后果很嚴重，這多少有點警告的意味。這個態度也是立場決定的。
氣候談判中雙方的這些觀點都被反復提及，大家自說自話，難以互相理解和溝通，真的沒有變通的方法嗎？我試著提供一個思路。
一般而言，當不同的兩方發生爭執的時候，很容易陷入這種尋找對自己有利的因素，忽視對對方有利的因素的狀況。那我們如果要解決爭執，就要找到雙方都認同一致的地方，然后從這個地方出發，找到解決問題鑰匙。在碳排放這里，我認為有一個雙方可能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一種價值觀：人權。在今天這個世界上，不管做的怎么樣，人權理念基本是大家都認同的價值觀。那我們就從人權出發，找到解開氣候談判死結的方法。
我們作為一個生命個體來到人世間，我們就具有了一個基本的人權，這種權利不會因為我們的性別，出生的國家，信仰的宗教，使用的語言文字等不同而不同。那么，對于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一個印度人，一個尼加拉瓜人，一個英國人而言，他們有相同的人權。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真正的出現了侵犯人權的事情，那它都應該受到譴責和干預。我們知道，一個人生活的好壞與他消耗的能源密切相關。一個好的舒適的生活必然會消耗掉更多的能源。過上好日子應該是人的一項基本人權。因此我們地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擁有消耗同樣多能源的權利，雖然現實做不到，但是擁有這個權利應該是沒有異議的。不能因為你是一個美國人或者加拿大人，你就天生擁有比別人消耗更多能源的權利。如果中國或者其它發展中國家的人被限制擁有比美國人少的能源消耗權，那就不僅是人權的問題了，那更是一種種族歧視。西方國家總是批判中國等國家不尊重人權，那自己應該做一個表率。
因為大家擁有相同的能源消耗權，也就相應的擁有了相同的碳排放權利，對不對？那我們氣候談判能不能換一種思路：首先確定我們每一個人到底擁有多少的碳排放權利。
科學家們警告我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達到某個ppm值時，地球就會出現災難性的后果，那么測算一下，我們人類到底每年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才不會導致這個后果，這個最高值是多少？如果測算出來，那么我們就有了一個我們每年能夠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總量范圍。用這個總量除以我們人類的人口總數，那就是我們每個人擁有的最高碳排放權，用這個個人最高碳排放權乘以每個國家的人口總數，那就得出了每個國家的碳排放權。以每個國家的碳排放權為基準，看看這個國家現實中每年到底排放了多少二氧化碳，如果低于這個基本碳排放權，那就有了可以增加自己的碳排放的權利，不過以基本碳排放權為上限，不能超過；如果一個國家的碳排放權低于自己的實際碳排放量，那它就只能減排了，并且必須把自己的碳排放量減到碳排放權以下。這樣，不就解決了碳排放的問題了嗎？發展中國家仍然擁有發展的權利，仍然可以讓自己的人民脫貧，但這個發展權不是無限的，而是有限制的，你必須在這個限制下盡量讓自己的民眾過上好日子。發達國家也有了自己減排的范圍，不用無限的減排了，不用總是被人詬病了，減到要求以下就可不減了。大家在平等權利的基礎上，明白清楚自己在碳排放問題上到底向那個方向努力，以及努力到什么程度，這樣問題不就解決了，是不是可以達成一個協議了？
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平等，因為發達國家大量進口發展中國家的商品，那么在發展中國家消耗掉的能源以及碳排放，實際上獲得享用的是發達國家的人，那個這個商品產業鏈上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應該記在哪個國家的頭上呢？我個人覺得發展中國家應該讓一步，記在自己的頭上。因為第一，如果這也記在發達國家頭上的話，那么一個國家的碳排放是多少將非常難以計算，在這個問題上也就會有扯不完的皮；第二，如果西方發達國家同意我的上述方案，那么他們也是有不少困難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那么大家將心比心，互相理解，都往后讓一步。
那么氣候大會還開不開？還是要開的，大家應該談判把個人碳排放權到底有多少定下了，因為上面我們只是有了一個最大值，應該定一個比最大值小一點的值。這個談判的協議達成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了。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的建議是真知灼見，還是愚蠢透頂；是通透了解社會，還是幼稚可笑。不管怎樣，即使這個方法不行，我試著提供一種思路，使大家能夠開拓思維，為找到真正的解決辦法做出自己的貢獻。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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