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翟田田：留美博士生是如何被控莫須有的“恐怖威脅”

【方鯤鵬按語：筆者于今年9月初發(fā)表了《翟田田之案峰回路轉的玄機》一文后，翟田田通過多種渠道輾轉尋找作者。在聯(lián)系上后，他告訴筆者，網(wǎng)上流傳著大量有關他的假消息，比如說與導師為學業(yè)發(fā)生爭執(zhí)，對導師說“大不了就拼了”的話等等，純屬子烏虛有。雖然他回到北京一下飛機就接受了一些采訪，但那時才從監(jiān)獄中放出，身心俱疲，只能不連貫地回答記者們的一些熱點問題。他希望筆者能對他作個系統(tǒng)的長篇專訪，使大家對他有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同時有助于正本清源，使網(wǎng)上以訛傳訛的假消息趨于瓦解。采訪通過電話進行，翟田田不太善于鋪陳詳述娓娓道來，問和答是以頻繁而短促的方式進行，現(xiàn)作分類匯編。發(fā)表前已請翟田田核對，以確保細節(jié)無誤。】

惡夢起源

方鯤鵬：據(jù)媒體報道，學校今年3月份給予你停課處分，請談談事件的起源。

翟田田：3月5日我突然被學校助理副校長（assistant vice president）約瑟夫·史丹利（Joseph Stanley） 叫去他的辦公室。這個助理副校長負責學校安全事務，學校的警察，電話服務，電子郵件系統(tǒng)都歸他管。他見到我劈頭就問，“你和紐約的R女士發(fā)生了什么事？”【方按：原話含有真名實姓，考慮隱私問題，現(xiàn)以英語字母R代替，下同。】我沒想到他會問這個事，沒假思索脫口而出，“這是我個人私事，不管你的事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我想這句話得罪了他。現(xiàn)在回想，這個態(tài)度確實不夠尊重他，但我只是說話太直率了，我以前不認識他，對他沒有先入之見。這次談話的話題都是有關我與R女士關系的問題，但我堅持這是我個人隱私，沒有好好地合作，談話不歡而散。

更糟糕的是，我還用學校的電子郵件在隨后發(fā)給我朋友的信件里稱他腦子有毛病，硬要我談這些事。我不知道，史丹利可以看到我的信。那次談話后，他就查看了我來往的電子郵件，這些話他都看到了。

3月8日和3月9日史丹利連續(xù)兩天叫我去談話，沒有再提起R女士，基本上都是了解我個人資料，問我美國住哪里，中國住哪里，父母親的情況，我是否經(jīng)常回去看望他們，在美國有什么親戚，平時和哪些人來往，是否參加中國學生會的活動，與中國學生會的互動情況，學費從哪來，欠了學校多少學費，等等。我意識到上次把事情搞壞了，不敢再同他爭論，他問什么我都照實回答了。后來回想，那時他已決意把我踢出學校，這兩次談話是摸底性質，他想了解是否有支持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組織。

史丹利又說這兩天一直在學校的電子信箱上查看我的郵件，要我說說有一次上課時走出教室的事。

這算不上一個什么事件。那一門課有5個博士研究生，其中有兩個伊朗籍的留學生同我合不來。一起作課題時，我覺得他們總是想搶主導權，發(fā)言時又喜歡貶低我。這天課堂上他們發(fā)言時又開始攻擊我，我沒有回應他們，拿起我的書走出了教室。當天下午我給授課教授發(fā)了電子信，說我打算把這門課退了，等下學期這兩個伊朗人不在了，我再注冊上。教授回復說不要退課，他會去同伊朗人談談，要他們說話注意些。

3月11日，這個助理副校長又打電話叫我去他辦公室。一進去，他就給我一封信，只有一頁多一點，列出了四條學生守則，說我違反了這些守則，成為學校健康與安全方面的風險，學校決定立即給予我無期限停課處分。因為這上面只籠統(tǒng)地說我違反了這4條學生守則，沒有具體內(nèi)容，沒有具體說我錯在哪里，我就說你得告訴我怎么違反了學生守則，要給我解釋，我在這個學校讀了7年書，不能就這樣不明不白地趕我走。他態(tài)度很粗暴，只說了一句“這里我說了算！”（I have the floor！），就要我離開他的辦公室。

接著我向副校長提出申訴。副校長在4月6日拒絕了我的申訴，只有一句話：“根據(jù)你的申訴和審查導致使你受處分的事件，沒有發(fā)現(xiàn)有理由改變對你的處分。”我要求具體告知是哪些事件，以及我具體作錯了什么，但副校長只是拒絕了我的申訴，沒有解釋我的哪些具體行為成為學校健康與安全方面的風險。

我曾寫了一封信給副校長和助理副校長，要求解釋處分我是為了什么事情和我的什么具體行為違反了校規(guī)。我并且說如果不答復，我就要到電視臺去講給媒體聽，到法庭去告學校。現(xiàn)在回想起來，這封信是有點威脅的意味，不應該這樣寫，但那是威脅使用合法手段抗爭，同恐怖威脅是兩回事。

幾天以后，他們用恐怖威脅的控告把我送進了監(jiān)獄。指控我要燒毀學校，這是陷害栽贓。當時我已經(jīng)在給學校當局的信中直說了要和學校對簿公堂通過法律解決，怎么可能在一個電話接線員給我轉接電話的時候說打算燒毀學校？像天方夜譚一樣。

方鯤鵬：你在美國的人際關系如何？

翟田田：和人處得來，很少跟人動怒，很少跟人爭吵，從來沒有與人有肢體沖突。另外，我說話的口音和方式，都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我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我有三次被列入年度院長中意的學生名單中（Dean list），類似于中國的三好學生。最近的一次是2008年度。這三次獲得的榮譽在史蒂文斯學院的網(wǎng)站上現(xiàn)在還能查到。

方鯤鵬：學習的事我們等會兒再細談。剛才聽你介紹，我有一個疑問，助理副校長怎么會問起你和R女士的關系，怎么會在3月5日把你叫到辦公室談話？

翟田田：唉，這說來有點慚愧。那些天我同R有些不愉快的事發(fā)生，我是博士生兼作助教，與人合用學校一個辦公室，這一天想到傷心處在辦公室不禁哭了起來。這時辦公室進來一個人，問起發(fā)生什么，我就告訴他一些事情經(jīng)過，他隨后報告了助理副校長，于是助理副校長就叫我去他辦公室。應當說，助理副校長那一次找我談話沒有壞意，但其時我心情不好，沒有合作，從他的角度看，我冒犯了他。我也很后悔，那天不應該得罪他。

方鯤鵬：我看到史蒂文斯學院發(fā)言人稱對你的處分與紐約R女士無關，所以本來沒有打算提出這方面的問題。但現(xiàn)在聽到你說，助理副校長第一次找你談話是為了“你和紐約的R女士發(fā)生了什么事”，我的計劃有點改變。你也知道，網(wǎng)絡喜歡炒花邊新聞，我這篇專訪如果不提及R女士，恐怕只會使流言蜚語更多。你斟酌一下，在不違反隱私的前提下，是否給讀者簡單地作個介紹？

翟田田：R是一位白人女性，曾在中國生活10多年，能講流利中文，現(xiàn)為紐約一所大學的舞蹈老師。她在紐約通過媒體稱與我完全沒有關系，我在北京的記者會上也說了我和R沒有關系，因此可以說我們現(xiàn)在確實沒有任何關系了。但我的手機里有二百多條我和她來來往往的短信，說明我們曾經(jīng)相識過。她是我的研究生導師介紹認識的，一般朋友關系。在今年春天我與她發(fā)生了一些不愉快，后來她向紐約警局指控我騷擾，但這根本不是流言蜚語傳播的所謂性騷擾案。

方鯤鵬：網(wǎng)絡上低俗之風無人可擋，在騷擾案前加個“性”字，就能使點擊量大增，所以制造和傳播帶點性刺激的假消息會大行其道。

翟田田：R指控我騷擾，如果指控的是性騷擾，警方不會這么平靜，肯定要深入調(diào)查。這個騷擾案檢方?jīng)]有起訴，已經(jīng)逾期自動撤銷，可以說是不了了之。事情已經(jīng)過去，我也沒有為此留下案底，就像不曾有過，所以在網(wǎng)上公開討論誰是誰非沒有意義，我希望她有個好的未來。

方鯤鵬：R女士向警局指控你騷擾是哪一天？

翟田田：3月 9日。

方鯤鵬：就是說助理副校長3月5日第一次找你談話時，還沒發(fā)生R女士的指控案？

翟田田：是的。

方鯤鵬：所以我的理解，R女士說同你沒有任何關系，可能意思是指你被學校處分和遭逮捕的這些事與她沒有任何關聯(lián)？

翟田田：可能是吧。現(xiàn)在學校也公開聲稱處分我是因為我在校內(nèi)的行為，與R毫無關聯(lián)。因為R向警局指控的事發(fā)生在紐約州，不在新澤西州，更不在學校的管理范圍，而且后來又沒有立案下結論，所以學校對外聲明只能如此。但是，我的一切不幸是從3月5日，助理副校長找我談話開始，是那次談話導致我被開除，沒有其他原因。

身陷囹圄

方鯤鵬：請談談4月15日電話事件。

翟田田：幾天前我發(fā)現(xiàn)社會安全號卡遺失了，那天上午我想打電話問學校的國際學生辦公室怎么個補領法。但我記不得它的分機號，就打到總機要求轉接。學校總機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Patrick Fitzgerald）接的電話。他原本不是在學校總機房，而是在我們系所在的大樓的電話房作接線工作，所以我和他早就認識了。平時看到時打個招呼，閑聊幾句，如此而已，沒有什么交情。菲茨杰拉德聽出了我的聲音，就問最近怎么樣。我說被學校停課了，我對停課處分的申訴也被副校長駁回了。我問他接下來我可以找誰，他對我說可以找正校長申訴。我又說他們應該認真處理我的申訴，不然我要到電視臺，要到法院告倒史蒂文斯。我用了“burn down” 表示“告倒”的意思，我馬上補充說明這個“burn down”是比喻，不是真的要燒學校。就這么幾句對話，大約二分鐘，然后他就幫我接上國際學生辦公室，我就同那個辦公室的職員討論社會安全號卡遺失的事了。

警察斷章取義，把我原話中到電視臺到法院去的部分都刪除了，把剩下的半句話拼湊出要燒毀史蒂文斯學院的恐怖威脅。我只是要那個電話接線員給我接通一個電話分機，怎么會去和他說這種話，我不成白癡了？難道史蒂文斯是招收白癡的學校？如果我連這種場合也會說，我還不到處都在講了？但他們連我的室友都沒去調(diào)查。而且直到今天，校方、警察、檢查官、法官沒有一個人問過我關于這個電話的事，連提都沒提起過。他們不敢和我對質，說明他們心虛，是栽贓。我本人愿意作測謊檢驗，我要求那個電話接線員菲茨杰拉德，轉述他的話而報案的警察科拉佐，也去作測謊檢驗。看他們敢不敢響應這個挑戰(zhàn)。

紐約時報2010年7月2日的報道一開始就說我在那個電話上情緒失控，這是不正確的。我只是要菲茨杰拉德轉接電話，又不是同他爭辯，怎么會情緒失控？而且我接下來還同國際學生辦公室談遺失社會安全號卡的事，都是很平穩(wěn)的談話。

方鯤鵬：請談談逮捕經(jīng)歷。

翟田田：逮捕主要由史蒂文斯學院的警察拉斐爾·科拉佐(Rafael Collazo)執(zhí)行，這個警察我認識，同來的還有移民局的人。我聽到敲門聲就去開了門，科拉佐警察看到我即說，“你被捕了。”然后，移民局的人就要我把護照繳給他們。

我租的公寓是一個大樓，我住在4樓，一樓還住著一個學校所在地霍博肯市的警察，我也認識這個警察。我被他們帶出大樓時正好撞上這位霍博肯市警察，他問科拉佐發(fā)生了什么事，科拉佐回答他，“不用擔心，一切都好。（Don’t worry about, everything is fine.）”

方鯤鵬：學校的警察部門和霍博肯市警察局是什么關系？

翟田田：史蒂文斯學院警察部和霍博肯市警察局有沒有從屬關系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學校警察拿學校發(fā)的工資，學校警察部門負責人的直接上司就是助理副校長史丹利。

方鯤鵬：霍博肯市靠近紐約市，公寓房租特貴。你剛才說到室友，你是和人合租公寓？

翟田田：和人合租，有一個室友，逮捕我的時候，他正好不在。

方鯤鵬：你同這位室友還有聯(lián)系嗎？警察是否找過他？

翟田田：有聯(lián)系。后來他跟我說，那天回來后聽鄰居說我被警察帶走了，但無論是警察還是檢察官從不曾來向他詢問過我的任何情況。

方鯤鵬：我們在電影和電視上經(jīng)常看到警察逮捕作業(yè)時宣讀被逮捕人的權利，包括可以保持沉默、沒有律師在場不回答問題等等。他們有沒有向你宣讀這些權利？

翟田田：瞎扯，哪有這些！電影電視全是些騙人的鬼話。一開門那個警察朝我揚了一揚手上的一張紙，就說我被逮捕了（You’re under arrest），要我馬上跟他們走，還不讓我準備一下，匆忙中我只順手拿了一件長袖衫往身上一套，什么東西也沒帶，就被他們上了手銬往樓下推。警察朝我揚的那張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逮捕令，他沒有給我看。也沒有給我一個副本。逮捕時什么文件都沒有給我。警察報告和逮捕令的副本是大約被關了一個多月以后律師來看我時帶來，我才看到，才知道是因為4月15日的電話被捕。

方鯤鵬：你被警察從公寓帶走后，去了哪里？

翟田田：先是帶到學校的警察局，然后到霍博肯市警察局，最后是把我扔在哈德遜縣監(jiān)獄內(nèi)。到這些地方就像是貨物到了中轉站或倉庫，只作進出登記的例行公事，沒有人向我問話, 但是把我身上的東西都搜走了，包括我的手機。我跟他們說手機里有我的通訊錄，我打電話要用。但他們既不還我手機，也不讓我把電話號碼抄下，后來造成我在監(jiān)獄里無法對外聯(lián)系。

在第一站，也就是學校的警察局里，把我護照拿去的那個移民局官員對我說，“You are served, sign this document.”意思是“你逮捕了，要在這個文件上簽名。”說著就拿出事先準備好的一張紙，要我在上面簽名。我一看這是一張表，上有三欄，第一欄“我要求舉行聽證會”，第二欄是什么我忘記了，第三欄“我本人知道我在美國是非法居留，我同意直接被遞解出境”。這張表叫什么我也記不得了，不過記得這上面要求簽名人選擇一欄后在旁邊打個叉（類似于中國的打鉤），然后簽名。而他給我的這張紙上，“我同意直接被遞解出境”旁已經(jīng)打好了叉。我指著那個叉問移民官，“這是怎么回事？”，他不懷好意地笑了。然后問我要選哪一項。我說我要聽證會，他就過來把事先打好的那個叉畫掉。接著我就在第一欄“我要求舉行聽證會”旁的方框里打了叉，然后簽名。我那天早上醒來時還有一個好好的合法的學生簽證，我不能在“我本人知道我在美國是非法居留”這樣的話下面簽名。

方鯤鵬：正如我在《翟田田之案峰回路轉的玄機》一文中指出“從只要求上繳護照這一刻起，校方的意圖就昭然若揭了。”幸好你懂英語，而且簽名前仔細看了，不然可能當晚就被懵懵懂懂地趕出美國。

翟田田：哈德遜縣監(jiān)獄內(nèi)有一個移民拘留所，科拉佐警察實際上是把我交給里面的移民拘留所，在走之前他扔下一句話：“用不著擔心那個恐怖威脅的控告，不用雇刑事律師，去找個移民律師就夠了。”不知怎么的，我隨后又被轉押到同一個場所的刑事監(jiān)獄。

方鯤鵬：看來你沒有在“我本人知道我在美國是非法居留，我同意直接被遞解出境”的條款上簽名，打亂了他們的計劃。你被關押的最初一段時期，你最大的感受、感覺是什么？

翟田田：痛苦、絕望、無助、憤怒，這些感覺都有，也很強烈，但壓倒一切的感覺是：恐怖，恐怖，恐怖。那是一種由內(nèi)而外，向全身擴展的恐怖，是一種使思想麻木，腦袋一片空白的恐怖。我不知為何緣由被警察抓來關進這里，在被關押的4個月里，警方、檢方、獄方、法官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曾問過我同電話接線員的對話內(nèi)容，甚至連這個電話的事也從來沒有提起過。我是在被關押一個多月后，才第一次看到警察報告和逮捕令，才知道被抓被關是因為這個電話。

特別是最初兩個多星期，我是個新囚犯，要經(jīng)過許多例行手續(xù)和體檢等，在完成這些程序前不能像其他囚犯一樣，可以去活動室。白天同號的囚犯被放到活動室后，就把我一個人鎖在號子里，我只能整天面壁發(fā)呆，對墻流淚。

恐怖害怕的感覺還因突然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環(huán)境而加劇。這是個刑事監(jiān)獄，謀殺、搶劫、販毒，什么樣的罪犯或罪犯嫌疑都有。我對面的那個雙層床，下鋪是持槍搶劫犯，波多黎各人，臉上有一條刀疤，從耳朵后上方一直掛到嘴角；上鋪是販毒犯，是個黑人，臉上只有一個眼睛，嘴里只有兩顆牙齒。除了我，其他囚犯身上都有大量紋身，說話滿口黑話，我聽得懂字聽不懂意思。監(jiān)獄里拉幫結派，主要分成黑人幫和墨西哥人幫。獄霸欺負新囚犯的事經(jīng)常發(fā)生，我的食物好幾次被搶，有一次我向獄方管理員報告，他愛理不理的，嫌我大驚小怪，還嘲笑道，“你是不是要我報警？”

旁邊一個號子里關著神經(jīng)病。一到睡覺時間，那個號子里就時不時傳出鬼哭狼嚎的驚叫聲，整夜不息，有很長一段時期我又驚又嚇，沒法睡一個完整的覺。

方鯤鵬：我看了你傳給我的逮捕令，在法官的簽名處有這樣一句話：“命令治安警察逮捕該被告，沒有延誤地帶他到本法庭就被控告事項回答問題。”在你逮捕后有沒有一個出庭的程序，有沒有問及與被控恐怖威脅有關的問題？

翟田田：在被捕后大約第三天有一次視頻電話的出庭，我沒有離開監(jiān)獄，通過視頻電話進行。法官先問我的經(jīng)濟狀況，問我有沒有收入，然后問我是否需要一個公費的律師，我回答需要。前后不到5分鐘，一句話也沒有問起4月15日電話的事。后來一直到我離開這個刑事監(jiān)獄，都沒有出庭，連視頻出庭也沒有。

方鯤鵬：請介紹一下公費律師的情況。

翟田田：被逮捕了一個多月后，一個公費律師來監(jiān)獄看我，這時我才看到警察報告和逮捕令的復印件。她那次來是向我了解案情。后來我又同她見過兩次，有一次是討論檢察官愿意同我談交易的事。檢察官說只要我認輕罪就可出獄，把已關押的時間沖抵刑期，就可以結案，無需再坐一天牢。我沒有在那個電話里說過任何違法的話，我不能這樣不明不白地認罪，檢察官的提議被我拒絕了。

方鯤鵬：我看到報道，你在監(jiān)獄里曾進行絕食抗議。能不能說明一下？

翟田田：檢方在保釋問題上一直刁難我。法官一開始設的保釋金是2萬美元，但檢察官要求增加到2萬5千美元，而且在明知我的護照已經(jīng)被移民局拿走，還堅持要我繳出護照作為保釋條件之一。我被關了幾個月他都沒起訴，也就不能安排一個開庭的日期；他又提出一定要繳出護照才能保釋，是故意讓我保釋不了，是逼我在監(jiān)獄里熬不下去而認罪。為了抗議這種無理刁難，我在6月24日開始絕食。檢方在6月28日撤回繳出護照才能保釋的條件，保釋金也降為1千5百美元現(xiàn)金，于是我就在同一天停止了絕食。以后刑事案的保釋得以平穩(wěn)進行，但是我付了保釋金后還是沒有恢復自由。因為史蒂文斯學院在4月15日開除了我，根本沒給我時間申請轉換學校，或申請轉換簽證，所以我一夜間失去了學生簽證，成了“非法居留”。7月上旬我雖然在恐怖威脅刑事案上獲得了保釋，但從哈德遜縣刑事監(jiān)獄出來后，直接被移民局收押到新澤西州的伊莉莎白移民拘留所。

方鯤鵬：我有點聽糊涂了。檢方堅持要你繳出護照才能保釋，意思是擔心你棄保潛逃。但是保釋還不到一個月，你開始預定和購買去中國的飛機票，檢方卻對此不聞不問。你是否知道為什么他們一反常態(tài)，不阻擋你離開美國了？

翟田田：我不知道他們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我是個弱勢的中國學生，校方和檢方一直都是想咋干，就咋干。

方鯤鵬：請介紹一下牢房里的設施。

翟田田：牢房長方形，兩排雙層床。床中間靠墻是個鋼制的馬桶，馬桶就像是插在墻里，只有坐的部分在外面，上面沒有馬桶圈，也沒有馬桶蓋。馬桶上面是個洗漱用小盆子，可以洗手洗臉，但用的時候必須要一只手按著水龍頭，不然就沒有水出來。裝上這兩排床和馬桶后，牢房里就沒什么空間了。沒有玻璃窗，一個燈泡整天亮著。

方鯤鵬：外界怎樣來監(jiān)獄探視？囚犯怎樣和外界聯(lián)系？

翟田田：每個星期一上午8點到11點開放探視，只有這個時間，其他時間，像周末等都不可以。而且來探視的人必須是在你填寫的一張名單上。每三個月只能來5個人看你，就是說填5個名字，如果5個人的名字已填滿了，這時有第6個人想來看你，就必須等到3個月期滿另填名單時，把他填上，他才能來看你。探視時間是每星期半小時，如果星期一探視開放的時間來了兩個人，每人就分配15分鐘。

在刑事監(jiān)獄里只能打對方付費的電話，而且不能打國際長途。接聽方拿起電話后會聽到一大串話，什么現(xiàn)在有一個哈德遜縣監(jiān)獄的囚犯某某某打對方付費電話給你，如果你愿意接聽這個電話請按某個什么鍵，如果不愿意接聽請按某個什么鍵，如果永遠不想接聽這個人的電話，又是一個什么鍵的，等等。在獄中我給史蒂文斯學院打過幾次電話，但是對方不接。因為我的通訊錄在手機里，逮捕后把手機搜走了，我記不得通訊錄上的電話和地址，沒法同外界聯(lián)絡。直到一個多月后，乘同室獄友出獄之機，托他將一封求助信送到學校附近的一個臺灣飯館處，該飯館老板是我的朋友。這才同外界，同我的父母接上聯(lián)系。在無法與外界接觸的那段時期是我人生最痛苦、最黑暗的時期。

方鯤鵬：你有沒有看到美聯(lián)社5月26日的報道？在那篇報道中史蒂文斯科技學院發(fā)言人Michael Schinelli對記者說，你被逮捕后學校當局很關心你的福利，曾試圖同你在中國的家人取得聯(lián)系。（報道原文：School officials were concerned for Zhai's well-being and had been trying to contact his family in China, Schinelli said.）

翟田田：我看過這篇報道。學校把我關進監(jiān)獄，還說得出口關心我的“福利”這樣的話。他們?nèi)鲋e不臉紅，我父親在與我失去聯(lián)系的那段時間連寫了三封急信給史蒂文斯科技學院，他們一個字也沒回復，還好意思對記者說試圖同我的家人取得聯(lián)系。

方鯤鵬：你剛才說監(jiān)獄里不能打國際長途，而報道說你在檢察官提出認輕罪協(xié)議后曾打電話給你在中國的父親征詢意見。這是怎么回事？

翟田田：那時我已轉到移民拘留所了，在那里可以打國際長途。雖然通話費率比起在外面用電話卡打要高出好幾十倍，但畢竟可以打回家了。

方鯤鵬：對呀，既然是移民拘留所，拘留的都是外國人，如果不讓打國際長途就說不過去了。

翟田田：我父親沒有直接同我說是接受還是拒絕認輕罪協(xié)議，而是給我講一些勵志的話。有親人的支持，使我更堅定了不認罪的決心。我要正大光明地在法庭上為我的清白，為我的尊嚴搏斗。

校園生活

史蒂文斯科技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創(chuàng)建于1870年，坐落于新澤西州的霍博肯市。學校占地55公頃，與紐約市的曼哈頓隔河相望，坐地鐵到紐約只需要15分鐘。那條界河稱作哈德遜河，寬度與上海的黃浦江相當。學校重點發(fā)展應用科學研究，以解決當今世界工業(yè)和環(huán)境上的種種難題。該校教授和學者在科學工程及管理領域享有盛譽，培養(yǎng)出了諾貝爾獎獲得者費瑞得·瑞恩（Fred Raine）等杰出學者。在工程、科學、計算機、管理等學科開設了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是一所具有雄厚的教學和科研實力的理工類學院。

方鯤鵬：聽說你本科階段學的是土木工程（Civil Engineering），碩士學的是系統(tǒng)工程（Systems Engineering），博士生階段是企業(yè)系統(tǒng)（Enterprise Systems）。七年里拿了學士、碩士兩個不同專業(yè)的學位，博士也讀了一半，很不容易。

翟田田：各階段選擇不同的專業(yè)主要是我的興趣比較廣泛，精力也比較充足。我參加了4+1的計劃，就是本科4年里選修一些研究生課程，然后加讀一年研究生，畢業(yè)時學士、碩士學位一起拿，所以我5年拿下了學士和碩士學位。學士是土木工程，碩士是系統(tǒng)工程，實際上我還得到一個專科學位，是建筑質量管理。

因為都是自己賺錢來繳學費，所以學習格外認真，我的成績一直都比較好。打工比較少的時候就抓緊學習。美國學校一般一門課3個學分，學生一般一學期選3門課。我有一年修了29個學分，相當于3個學期的課2個學期完成。

方鯤鵬：你從大學本科一年級開始，沒有離開過史蒂文斯科技學院，讀了7年，一直讀到博士生階段，對一個院校如此這般忠誠，在美國是少有的。經(jīng)歷了開除和牢獄之災，你現(xiàn)在對于這個學校的觀感如何？

翟田田：史蒂文斯科技學院是一所很棒的學校，我在那里生活學習了7年，雖然我現(xiàn)在被迫在完成學業(yè)前離開了它，我還是很懷念它，我對它的觀感也沒有因為這起事件而改變。絕大多數(shù)史蒂文斯的老師和學生對我很友好，這起事件只是個別人的行為，他們覺得我不夠尊重他們，就懷恨在心，濫用司法權力搞殘酷報復，制造出這起冤案。

方鯤鵬：校園環(huán)境如何？

翟田田：史蒂文斯學院距離紐約市很近，是人口稠密地區(qū)。按照美國的標準，史蒂文斯的校園不算大，但是管理得很干凈，很雅致。這個學校有140年的歷史，校內(nèi)建筑物既有古典式小樓群，也有現(xiàn)代化教學大樓。校園風景最吸引人之處是可以遙望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站在學校的一些地點，曼哈頓盡收眼底，我認為這是史蒂文斯校園景色的最大特色和風景線。

方鯤鵬：在史蒂文斯的學習生活中，你參加過的一個什么活動使你印象最深刻？

翟田田：在大學四年級時，我參加了一個獎學金計劃，獲得獎學金的條件之一是夏天要給贊助商工作12個星期。我被一個建筑商派遣到世貿(mào)大廈遺址，整天和工人在一個大坑式的工地上。我學的是土木工程，派給我的是在世貿(mào)遺址工地上打地基的技術和管理工作，比如計算樁要打多深，打樁遇到問題該怎么解決，計算工人的工時，等等。這個重建工程在當時是個媒體關注的高知名度項目，我有一種幫助重建美國的感覺，我為此很得意。

方鯤鵬：你和你的研究生導師的關系如何？

翟田田：我的博士研究生導師是學校復雜社會技術適應性系統(tǒng)中心的主任（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Complex Adaptive Sociotechnological Systems），是研究把跨學科的各系統(tǒng)協(xié)調(diào)為一個適應性系統(tǒng)的專家。他對待我更像一個朋友而不是學生。我們保持著良好的學術聯(lián)系和個人友誼，從未發(fā)生過爭執(zhí)。網(wǎng)上流傳說我與導師為學業(yè)發(fā)生爭執(zhí)，對導師說“大不了就拼了”的話，都是無稽之談，不知從何而來，真是使我哭笑不得。

方鯤鵬：你和當?shù)厝说年P系如何？

翟田田：很融洽。我有來自三方面的朋友：學校里認識的，鄰居們，當?shù)匾魳窅酆谜摺Ｔ谧x研究生前，朋友主要來自同學。讀研究生之后，同學們比較少了，朋友主要來自鄰居們，偶爾也會和當?shù)匾魳窅酆谜邆円黄鹂駳g。

勤工儉學

方鯤鵬：史蒂文斯是所私人大學，學費比較貴，你是怎么對付過來的？

翟田田：因為是個工科院校，學生實習的時間比較多。實習就是工作，可以賺錢。史蒂文斯設有一種學習計劃，稱作合作教育，這個計劃放棄了暑假，把一年分成三個學期， 4個月為一個學期。每一個學期學生可以選擇上課或者實習。學校規(guī)定最多可欠一個學期的學費，我就鉆了這個空子，常常延后半年繳學費。比如說，這一年第一學期我全日制讀書，以后的4個月就選擇實習，拼命打工，在注冊9月份開始的第三學期的課程時，靠打工掙來的錢還清1到4月份第一學期的學費。因此這一年的三個學期是學習、打工、學習。下一年則是打工、學習、打工。但是為了早日學成，我還經(jīng)常注冊在晚上開的課程，所以打工期間，晚上有時也要去上學。因為我總是用這種方式付學費，學校將我開除時我還欠學校大約6千美元學費。然而學校沒有給出具體理由就突然中斷我的學業(yè)，我沒有得到博士學位，使我這兩年的學費付之東流，損失很大。

所以這7年我都沒能回國一次，因為學費壓力太重，回國就失去打工時間，不打工就沒錢交學費。新澤西州的汽車保險費是全美最高的，我養(yǎng)不起一輛車，一直沒有車。我曾有一份在一個建筑公司做工程預算的工作，持續(xù)了三個多月。由于沒有汽車，我早晨5點半就要去乘地鐵，然后轉火車，火車下來還要坐公共汽車。每天晚上回來已經(jīng)8點半了，有時晚上還要去上課。

方鯤鵬：你因為是學工程的，找到專業(yè)工作的機會比較多，實習的機會也特別多，這方面比較幸運。你還做過些什么？

翟田田：是啊，這方面學工程的是沾光了。但是最初兩年很苦，因為沒有做專業(yè)工作的知識，只能洗衣服、遛狗、扛家具、搬家、當保姆，什么都做。我會彈吉他唱歌，還到街頭和酒吧去彈唱，掙些錢。那時期在學校的圖書館也打過工，在學校的物流處也干過，扛扛東西。

方鯤鵬：真是不容易。在研究生階段有沒有任助教？當助教后是否免學費？

翟田田：這個得在我參加的4+1計劃畢業(yè)以后，拿到文憑后才有作助教的資格，所以我當助教只有一年多。所謂助教，實際上就是給系里打打雜。助教期間學費可以部分減免。

游子歸來

方鯤鵬：我們知道你是以自愿離境的方式離開美國，返回中國。請介紹一下這個過程。

翟田田：刑事案保釋成功后，7月上旬轉到伊莉莎白移民拘留所。我立即委托海明律師幫我向聯(lián)邦移民法庭申請移民案的保釋。7月15日保釋失敗。雖然在保釋這件事上法律程序還沒有走到盡頭，但我那時身心都已疲憊不堪，我想回家休息，于是請海明律師代我提出自愿離境。7月29日移民庭法官批準我的自愿離境申請。在理論上那天我恢復了自由，可以隨意購買飛機票自由離開美國，只要是在規(guī)定的期限之前。不過法官建議我上飛機前仍留在移民監(jiān)獄，她說不是要囚禁我，是擔心出意外。我也怕再發(fā)生4月15日那種無妄之災，于是接受了她的建議。

然后我就委托我的朋友，臺灣飯館的業(yè)主王女士代我預訂和購買8月9日從紐約飛到北京的機票。還請她到我公寓收拾東西，裝入一個旅行箱送到機場。

我是自愿離境，7月29日移民法官在聽證會上還親口對我說，歡迎我再來美國訪問。但萬沒想到8月9日移民局警察給我戴上手銬、腳鐐，還在腰間拴上一個大鐵鏈，將手銬和鐵鏈連在一起，如同重罪犯似地用囚車押送到機場。到了機場還不解開手銬、腳鐐，兩個警察夾著我從內(nèi)部通道上機。兩腳之間的腳鐐很短，一步邁不出一英尺，但兩邊警察大步流星，我要他們慢一點，他們聽也不聽。這時機上乘客都已入座了，在眾目睽睽下，我跌跌撞撞地被他們押上飛機，這時他們才替我解開手銬、腳鐐。我雖然穿著襪子，但是兩腳的后跟還是被腳鐐摩擦得血肉模糊，血滲出一大片。那天王女士帶著我的行李箱來到機場，海明律師也趕來了，但是不讓我見他們。獄方給了我一個文件夾大小的塑料袋和一根橡皮筋，我把監(jiān)獄里的一些文件放進塑料袋，用橡皮筋扎一下，這就成了我這趟國際旅行的全部行李。

7月29日法官親口說我已經(jīng)自由，可以自由離境，但自由自愿離境竟然會變成手銬加腳鐐由警察押送出境。我感到受騙和被蓄意凌辱，在滿倉旅客怪異目光的注視下，我抬不起頭。

方鯤鵬：飛機上有什么感想、感覺、感觸？

翟田田：我實際上那時沒有想很多，是處在一種惡夢之后似醒非醒的狀態(tài)。我的直感是終于又見到了窗外明媚的陽光，我有一種酸楚般的高興，我高興終于恢復了自由，沒有人告訴我什么時候睡、什么時候吃、什么時候可以說話，但這一切本來根本不應該發(fā)生。

方鯤鵬：下飛機后的感想、感覺、感觸？

翟田田：百感交集。我高興看到我的家人，我無數(shù)次作夢著回到了家，但不是這種方式回家。我激動、高興，但也感到很傷感，很難用語言形容下機后的情感。

（接機親友同翟田田一樣，既痛苦又高興。）

一進接機大廳，我一眼就看到久別的親人，我馬上和他們抱成一團，哭作一堆。但我沒想到現(xiàn)場還有歡迎我的條幅、圖像和標語牌等，特別是很多醒目的“田田回家”歡迎語使我熱淚盈眶。也沒想到有這么多照相機和媒體。我不是罪犯，也不是英雄，我是一個普通的留學生，只是這一件意外使我成了知名人物。我感謝媒體仗義執(zhí)言，把我的遭遇廣為傳播，如果沒有媒體的幫助，我現(xiàn)在還在監(jiān)獄里。

方鯤鵬：回國后忙些什么？

翟田田：主要是清理我的頭腦。除了思考這件還未了的官司，我也在搜索國內(nèi)學校的資料，希望能找到一所適合我的情況的學校，可以繼續(xù)被中斷的博士生階段學習，最終獲得博士學位。然后找一個工作，正常地生活。

誓索公道

方鯤鵬：你的恐怖威脅的罪嫌還沒清除，你現(xiàn)在是處在保釋待審的狀態(tài)，請問你對這個案子有什么打算？

翟田田：我希望他們早日正式起訴我，使我有機會在法庭上公開為我的清白辯護，為公道、為我的尊嚴而戰(zhàn)，使事件真相浮出水面。

我回到中國并非不敢直面這個案子，不是棄保潛逃。剛才說了，是回家休息調(diào)整以利再戰(zhàn)。在這期間我直接感受到了親朋好友和公眾對我的熱情支持，這是我要把事情徹查清楚，追討公道的巨大精神支柱。另一方面，該案未了就離開美國也是被迫的。我的非法居留移民案完全是學校一手強加給我的，他們一夜之間把我弄成非法居留，并火速要求移民局把我趕出美國，這在情理上和法律上都站不住，我可以在法庭上向他們的這種做法挑戰(zhàn)。但我不想在這個移民案件上長期糾纏，因此計劃用先離境、再入境的方式徹底擺脫掉這個移民案，這樣我可以全力以赴應對學校對我的恐怖威脅控告。我回來不到一個月就申請了赴美簽證，美領事館的簽證談話預約在10月21日。

方鯤鵬：如果你在恐怖威脅案上勝訴，下一步有何打算？

翟田田：我要起訴學校，追查是誰在幕后操縱炮制出這一莫須有的恐怖威脅案，如果發(fā)現(xiàn)有違法情節(jié)，我將向美國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FBI報告。我將要求學校賠償我的直接經(jīng)濟損失，補償我遭受到的精神折磨和造成的心理創(chuàng)傷，要求學校道歉。我的這些計劃不光是志在還我個人公道，也是要向世界證明中國留學生的尊嚴不可辱。

方鯤鵬：謝謝你給讀者作了一次全面的介紹。隨著案件的發(fā)展，希望以后有機會對你作追蹤采訪。

翟田田：行，沒問題。感謝讀者對我的關心和支持！

【采訪手記：在“認錯”和“認罪”的態(tài)度上，體現(xiàn)出中美兩國的文化差異。有一些場合，美國人認罪比認錯還輕松。在美國因交通違規(guī)而得到ticket（傳票）的人都知道，哪怕所犯的違規(guī)只不過是泊車超了時限，在中國人看來那只是犯錯，也會成為被告，而原告是政府。在開庭時法官一本正經(jīng)地問：“認不認罪？”這時候認罪并不是件了不起的事，若是泊車違規(guī)，認罪結果就是罰幾十美元。但另一方面，要美國人認錯往往比認罪還難。政府賠錢不認錯是常態(tài)，李文和從政府和媒體處獲得164.5萬美元的賠償，可是沒有得到他們?nèi)魏我痪浜狼敢馕兜脑挕?/p>

所以當筆者看到翟田田在記者會上對媒體說，“不在乎賠償?shù)仨毜狼浮钡脑挘托α恕５蕴锾镫m然在美國生活了7年，一口美式英語，但思想還沒有美國化。筆者曾開導他，要求學校道歉遠比要求學校賠償來得難，應該把目標定位為賠償為主，而不是道歉為主。如果得到學校賠償，就是學校事實上認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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