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困境
 
作者：[日] 高田太久吉 著 武萌 張瓊瓊 摘譯      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7期
 
 
　　高田太久吉為日本中央大學商學部教授，長期致力于世界經濟問題研究。日刊《前衛》2009年第5期刊登了他題為《國際金融危機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困境》的文章。文章深入分析了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反映出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歷史局限性，并為克服當前危機提出了很有見地的建議。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源于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危機凸顯出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新古典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和市場原教旨主義——“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下，危機的發生不可避免。

　　現代資本主義已進入探索新體制的時代。本文以此次危機反映出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和歷史局限性為切入點，通過對現代資本主義在克服當前經濟危機過程中面臨的困境的分析，提出應對危機的可行性建議。

　　一、危機的特質

　　1971年的尼克松沖擊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國際貨幣制度出現結構性變化。美元由金本位兌換轉變為不兌換貨幣，固定匯率制被浮動匯率制取代，國際金融市場變得極不穩定。1980年以來，國際金融市場先后發生了1987年“黑色星期五”危機、1997年亞洲貨幣危機和2000年前后的IT泡沫破滅等危機。與之相比，本次金融危機的影響更嚴重。

　　（一）“二戰”后首次國際性金融危機

　　此次金融危機是20世紀80年代后經濟金融化、金融證券化、金融全球化下的首次世界性金融危機。究其根源，20世紀80年代后快速發展的國際金融市場和金融產業的結構變化、金融體系極度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首當其沖。

　　1與以往的股票市場和社會債券市場結構不同，20世紀80年代以后，資產證券化市場伴隨美國房貸和消費貸款的增加而不斷擴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的低利率和剩余資本迅速膨脹。但這并未引起無論是金融業界抑或監督機構的重視，國際監管機制功能缺失。

　　2 20世紀80年代后，基于財政理論的金融工程學被廣泛引入金融交易領域，并由此產生了總額達600兆美元（2007年末）的巨大金融衍生品市場。①各類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通過衍生品交易緊密關聯，形成全球性“風險連鎖”。大部分衍生品交易游離于監管之外，“風險連鎖”失控，其發展和蔓延機制變得無法預測。

　　3由少數大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家構成的網絡，掌控著包括衍生品市場在內的現代金融市場中樞，而風險管理機制卻嚴重缺失。伴隨近年來金融證券化和金融產業變化，金融機構的風險中心由原來的違約風險（信用風險）質變為市場風險（利息、證券價格、匯率等變動產生的風險），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機制嚴重滯后，難以發揮作用。

　　4美國的大型證券信用評價公司和單一險種保險公司支撐著以投行為首的大型金融機構大規模的證券發售，但其業務本身卻存在深刻的利益互斥問題。伴隨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崩潰，一直以來作為證券市場“守門員”和市場準入的大型信用評價公司信譽掃地。金融保險公司業務模式的致命缺陷暴露，資產擔保證券的價格支柱瓦解，市場全面崩潰。

　　近年來迅猛發展的金融證券化商業模式和交易體系十分脆弱，相關國際規則、制度和監督機制極不完善。幾乎所有政府、金融當局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的國際金融機構均未遏止危機的發展。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堪比20世紀30年代的銀行業危機。

　　（二） 經濟金融化

　　危機發生前的20多年里，在美國經常性巨額國際收支赤字和財政赤字的背景下，世界范圍內不斷累積的“過剩貨幣資本”為追求更多的利潤而大規模流入金融市場。過剩貨幣資本的不斷積聚與企業、家庭、公共部門及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激增形成鮮明對比。金融市場中的貸出方同是借入方，債權與債務形成了內外一體的關系。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與金融產業急速膨脹（經濟金融化）。優先考慮金融產業與投資者利益的“金融立國論”影響不斷擴大，主要產業領域出現生產過剩，一味重視企業財務狀況的經營模式導致實體性投資和研究開發停滯不前。

　　所謂經濟金融化是指，依靠增加企業、家庭、公共部門、眾多發展中國家債務負擔維持市場需求，通過持續性資產通脹（泡沫）使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及其控股企業獲取金融性收益的虛擬資本市場發展為“金融資本主義”體制。此次金融危機正是這種資產通脹依賴型經濟體制發展至極限后，虛擬資本價格暴跌和信用驟降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

　　（三） 投資銀行模式的終結

　　由于資產證券化市場的全面崩潰，過去20多年中引領“經濟金融化”和“金融證券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型投資銀行大多瀕臨破產，其經營模式走向終結。

　　源于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模式是無實際儲蓄存款業務的“影子銀行”模式，它規避大多數規定和監管，開展銀行業不被允許的證券業務和高利貸等業務，以追求高資本收益率和高股價為目標，被稱為組織—買賣（OAD）商業模式。

　　大型投資銀行、機構投資家、大證券信用評級公司、保險公司等華爾街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捆綁式發展至今，形成了金融投機依賴型“基金資本主義”，投行模式的終結意味著這種模式的破產。③

　　（四） 大型金融機構破產與“太大而不能倒”（TooBigToFail）政策

　　此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資產證券化市場出現多米諾骨牌式崩潰。大型金融機構發生“波紋狀”經營破產危機，銀行間短期金融市場④因短期流動資金枯竭而陷入癱瘓。為挽救短期金融市場，各國政府和金融當局紛紛實施無限制“流動性供給”，動用財政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救濟和介入。此舉甚至被西方媒體戲稱為“金融社會主義”。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伯南克提出的大穩健（Great Moderation）論⑤的虛構性暴露無余，政府和監管機構推出的“太大而不能倒”政策，顯示出現代金融監管制度潛在的兩難困境。

　　二、現代資本主義的局限

　　通過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宏觀考察金融市場的深刻病因，會發現現代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及其歷史局限。

　　（一） 貨幣資本過剩與經濟金融化

　　過去20多年中，伴隨結構性變化和巨額過剩貨幣資本膨脹，金融市場與金融產業極度肥大化。金融資產和債務的同時膨脹導致經濟金融化。

　　金融市場以高于經濟增長率幾倍的速度迅速膨脹，金融產業的規模和利潤劇增。企業的經營活動被資本市場所左右，“重視股東利益”的經營模式被大大強化。企業一味優先考慮股東利益而無暇顧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為維持股價而抑制積極投資，借款買入本公司股份、抬高股價、控制人工費用和裁員。而金融當局為維持證券價格和經濟繁榮不斷采取低息政策，有計劃地將儲蓄導入證券市場。一方面，企業投資和家庭支出縮減、國內市場萎縮；另一方面，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的貨幣資本不斷膨脹，現實資本與貨幣資本極度失衡。⑥

　　（二） 風險管理中空化與次貸膨脹

　　世界性貨幣資本過剩引起了次貸市場和證券化資產市場的異常膨脹，以及不動產和衍生品證券的復合性泡沫（不反映實體經濟的增長、只反映過剩貨幣資本的資產通脹）。銀行貸款通過住宅貸款中介的掠奪性擴張迅速擴大至低收入階層，汽車、消費、助學等貸款也因審查放寬而大量流入證券市場，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功能徹底中空化。

　　現代世界金融體系的基礎和支柱瓦解，自身已無法進行機能修復。在“經濟金融化”背景下，依靠掠奪性金融和資產（虛擬資本）通脹維持 “經濟增長”的現代資本主義遇到難以超越的歷史局限性。

　　（三）金融危機惡化源于實體經濟的惡化

　　危機雖得到各國政府和金融當局的空前干預和救濟，但最終失控并發展成世界性金融危機，世界經濟增長率大降、失業率驟升、企業破產倒閉激增。現代資本主義的累積性構造不僅蘊含著金融體制的各種脆弱性，還孕育著實體經濟深層的脆弱性：生產過剩、收益低下、生產性增長困難、家庭與政府的債務依賴型市場需求、過度的國際競爭等。

　　（四） 大型金融機構間合作機制失效

　　各大金融機構未能構筑起防止危機蔓延的必要合作機制。回顧近年來發生的金融危機，在20世紀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和1998年俄羅斯危機、大型對沖基金公司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破產危機發生時，本為國際市場競爭對手的大型金融機構，在遇到連鎖性風險的威脅面前達成了被動合作，最終渡過了難關。

　　但2007年末至2008年春，由花旗銀行、美林證券等發起，得到美國財長強力支持的超級結構性投資載體（SIV）計劃，不僅未獲得歐洲和日本的大銀行的合作，即使在美國國內亦最終被迫流產。這也說明了此次金融危機的特殊性。

　　（五） 原油、商品市場的投機市場化

　　全球流動的投機資本不僅進入不動產和證券等虛擬資本市場，也侵入了原油、商品及其他實體市場，致使包括原油和農產品在內的各種生活必需品價格劇烈震蕩。

　　受其影響，金融市場乃至社會保險、勞動力、環境、能源、食品等與人們生活相關的諸多領域都出現混亂。貨幣資本過剩和限制松動導致投機活動劇增，現代資本主義體制下無法避免的根本矛盾，即資本與自然、資本與人類、資本與社會的矛盾激化。人們對包括經濟體制在內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不安、不信任和批判高漲，最鮮明的例子是最近在拉美諸國對新的社會主義體制的關注。⑦

　　三、現代資本主義面臨的困境

　　多年來無限制的政策放寬和過剩的資本積累，致使經濟體制自身的結構性、復合性矛盾加深。

　　（一） 政府、監管機關的責任和職能

　　作為此次金融危機主犯的華爾街和作為其監護人的政府、金融當局，未能控制危機的爆發和蔓延。結果導致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不健康且無計劃的信用膨脹和投機活動，破壞了金融系統的自我恢復能力，國際金融市場整體成為一個巨大的傳銷網。

　　要恢復金融體系的健全和穩定，就必須正視金融市場存在的各種制度性問題，全面重建金融監管體系。特別是要以改革國際清算銀行（BIS）體制為中心，重新建立銀行和評估公司市場準入人功能，大力強化政府、監管機構的監管職能。

　　1重新評價國際清算銀行扭曲的評估制度，構筑以銀行經營的健全性和安全性為依據的、多指標的、綜合性的監控機制。大力提高信息公開標準，從根本上改善包括各種資產負債的會計制度。

　　2基于所謂“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各主要國家的央行采取了大規模“流動性供給”措施，用于購買價格暴跌的證券和實施信用保證；投入巨額財政資金購買不良債權、提供擔保和注入資本，甚至實施了部分銀行的國有化。但瀕臨破產的銀行在得到政府的巨額資本注入后，又并購其他瀕臨破產的銀行。要采取綜合措施，抑制大規模金融機構的并購再擴大。

　　3此次危機的深遠背景是證券公司、對沖基金、投資基金、消費金融公司、借貸公司等所謂“影子銀行”的資產膨脹。這些金融機構不經營儲蓄業務，沒有儲蓄保險等安全保障體系，無法受到實際監督而被放任自流。這致使大型銀行和投資銀行等也主動規避監管，將業務向影子銀行轉移，而政府、監督機關和銀行間都無法把握真實交易情況。故而，必須對屬于影子銀行的金融機構實施與銀行監管標準相仿的嚴格監控。

　　4現代國際金融市場已成為一個巨大的迷宮，主要原因在于世界上約有70—80家所謂“逃稅天堂”，它們控制著國際資本轉移的半壁江山。要提高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就必須采取措施嚴格限制金融機構和企業使用這些不正當手段，直至將其徹底消滅。

　　5從根本上加強對外匯、證券和商品市場的監管，抑制其投機行為，保護健康企業和投資者。嚴加限制衍生品交易、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關系人們生活領域的投機活動。

　　6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改革時價會計制度。時價會計制度根據各種虛擬資本的價格對投資者的復雜組合證券進行評估，其評價標準是符合市場價格，這種基于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評估體系極其危險。在新制度出臺之前，首先應限制資產擔保債券的發行。

　　（二） 金融主導型經濟的轉型

　　限制新自由主義的經濟金融化、金融證券化以及“基金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構筑有益于兼顧家庭經濟活動和健康企業經營活動的金融體系。轉變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義金融自由化政策，立即停止政府、金融業界和部分專家高舉的“金融立國論”以及毫無根據的所謂“國際標準”理論。

　　（三） 限制投機熱錢

　　為恢復金融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抑制過剩貨幣資本轉為投機熱錢，必須構筑有利于貨幣資本可持續增值、改善貧困等社會問題、抑制地球變暖和科技文化發展的新型金融體系。

　　嚴格限制養老金和社會保險、郵政儲蓄等領域的資金流向投機市場。廢除鼓勵金融收益的措施，對金融所得課以高于一般所得稅的累積課稅。改革投行和衍生品交易，對有爭訟預期企業的并購，要研究出臺包括第三方審查制度在內的妥善規定。祛除不合理的“企業是股東的企業”的危險論調。

　　（四） 建立代替“華盛頓共識”的國際新秩序

　　構筑基于多國合作的國際經濟、金融體系，取代直至今日美國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強加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基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

　　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均未采取基于發展中國家立場的政策，反而充當美國華爾街政策向全世界滲透的先鋒。在此次危機面前，美國為維持其經濟霸權，表現出同歐盟、亞洲各國、拉美各國等展開合作的姿態，旨在通過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功能的部分修改，使其繼續服役。著眼未來，必須建立一個作為聯合國下設機構的危機管理機構，通過真正的國際合作，實施切實反映發展中國家利害狀況的危機應對機制。采取措施加強那些因美國干預而逐漸弱化的聯合國有關發展中國家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等的機構。

　　四、尚不可預期的危機

　　過剩貨幣資本累積導致了經濟金融化，新自由主義支配下金融自由化和制度民營化不斷發展，導致了金融證券化失控，最終引起了深層次、復合性的世界金融危機。僅從其已經出現的龐大資產萎縮來看，危機在短期內難以克服。但對此次危機的發展要有正確的認識。

　　1從世界范圍看，具有潛在增長可能的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地區仍然存在。且其中最有發展希望的國家（中、印、俄、阿拉伯產油國等）的話語權在上升。這些國家的經濟金融化程度較小，金融危機對其宏觀經濟的影響比美、英等國要小，而且政府更容易采取果斷的措施。

　　2以歐盟諸國為代表的先進工業國，采取的是不同于盎格魯-撒克遜型經濟資本主義路線（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國家等）。這些國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可緩解因消費需求降低和失業率上升等導致的壓力。另外，這些國家國民較高的儲蓄率使得資本流入投機證券市場的機制落后于美、英等國，而且其對衍生品和避稅天堂的限制措施較為積極。

　　3即使在美國，過剩投資并非已深刻波及所有領域。在新自由主義政策下，產業領域的投資一般不太活躍，這抑制了過剩設備的累積。但美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儲蓄率處于負增長狀態將會給今后的經濟走勢帶來深刻影響。

　　4雖然至今各國政府、金融當局正在實施前所未有的宏觀經濟政策，為防止金融機構連鎖性破產，也采取了史無前例的救助措施。但這些政策和措施的最終效果如何，尚難預測。

　　5從中長期來看，中、印等亞洲諸國、以巴西為代表的拉美諸國、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原“社會主義”諸國、乃至非洲諸國，經濟增長潛力很大。伴隨上述地區持續地發展經濟、增加就業和提高收入政策的有效實施，這些地區將會引領世界經濟的增長。倘若發達工業國家能與中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共同構筑起國際合作機制，世界范圍內較長時期的可持續經濟發展將值得期待。

　　6克服危機的措施是否會帶來經濟的穩定恢復，將與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是否會導致新一輪泡沫經濟密切相關。必須盡快出臺相關措施，抑制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家的投資活動。重新審視金融當局采取的 “流動性”貨幣供應政策。經濟復蘇需要的是建立在市場需求增長基礎上的購買力提高和投資恢復，而不是盲目的流動性貨幣供應。股市的維持和復蘇也不應作為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

　　7斬斷銀行倒閉和股價下跌與金融市場結構性風險的關聯。廢除對面臨倒閉的大型金融機構和機構投資者的援助措施。政府不應救濟作為盈利組織的金融機構和企業，而要確保作為“公共財產”的金融市場、結算體系的機能恢復和運轉。

　　8必須認識到作為“太大而不能倒”政策實施對象的巨大金融機構，業已發展到了超過人類所能控制和經營水平的巨大規模、復雜程度和廣泛化程度。倘若輕率地依據“太大而不能倒”政策進行大規模金融機構改革和實施無原則的救助，將會使情況變得更加危險。

　　五、結論

　　與“二戰”后國際金融市場上發生過的幾次危機相比，此次危機破壞程度前所未有。各國政府、金融當局不斷出臺的救助措施亦是空前的，但這并未能控制金融危機的擴大。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各國推崇的，所謂“三位一體”經濟政策的影響力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

　　1巨額貨幣資本不被用于生產領域，而被作為投機資本注入金融市場和不動產市場，乃至進入原油和農產品為代表的重要的商品市場，并將這些領域變為危險的金融投機市場。

　　2以汽車產業為代表的生產過剩狀況不斷擴大，而市場需求卻急劇下滑。這導致世界經濟危機不斷深化，企業大舉裁員、失業增加，貧困階層規模不斷擴大。

　　3支配國際金融市場的大規模金融機構相繼破產，一直推崇寬松管理政策的各國政府和金融當局不得不進行大規模救助和國有化等措施。

　　4歐盟和美國等國的政策存在明顯不同，有別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社會經濟體系的新探索在世界范圍內展開，部分發展中國家對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探索也在展開。

　　從根本上批判“三位一體”政策，在清楚認識其危險性的基礎上，探索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對現代資本主義不能僅限于對其“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批判，過剩的貨幣資本成為危險的投機資本而無法給苦于失業和貧困的人提供就業機會，這不僅是“市場的失敗”，也是“資本主義的失敗”。

　　應對當前經濟危機，首要的不是急于制定金融市場恢復政策。恢復實體經濟、提高企業收益、增加勞動者的可支配收入是一切政策的前提條件。沒有實體經濟的恢復，經濟危機很難應對。各國政府要基于本國的實際情況，在實施刺激市場需求政策的同時，還要采取措施提高國民的信心，并引導企業的投資著眼于長遠發展。

　　注釋：

　　① 由匯兌、債券、證券及其他“原生資產”派生出的金融商品交易市場的總稱。它的主要目的是規避現行的金融貿易規定和轉移風險。

　　②  有關美英的典型債務依存消費需要，參考Montgomerie,Financialization and Consumption: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Rising Consumer Debt Levels in AngloAmerica,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CRESC Working Paper No43,Dec2007.

　　③  詳見作者論文，『サブプライム問題に現れたローン証券化市場の虛構性』，『前衛』,2008年2月號。『資産証券化市場の膨張と金融市場：サブプライム問題の本質』，『経済』,2008年4月號。

　　④  信用票據市場、債券買斷式回購市場等。

　　⑤  一部分專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自由市場引起的問題已被嚴密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金融政策所控制，嚴重的經濟危機和危機已被封殺。參考BBernanke,The Great Moderation,Speech at the Meeting of the Eastern Economic Assosiation,Feb202004.

　　⑥  1980年，世界的GDP總額（101兆美元）和世界金融資產總額（109兆美元）的規模大致相同；到2006年，前者為483兆美元，后者則為167兆美元（約為前者的35倍）；若算上衍生品市場的"估算資本"（600兆美元）的話，其差距約達15倍。美國的消費者信用卡借款余額所占的名義GDP比例，1980—1990年平均為137%，2000—2006年則上升至187%。同樣的比例，在英國由52%上升到169%，增加了3倍以上。參考：Bank of England,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No24October 2008,および、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apping Global Capital Markets,Fourth Annual Report,January 2008作者論文：『現代資本主義論としての"経済の金融化"論』，『企業研究』第14號，2009年3月。

　　⑦  參考：『大転換』，カール?ポラニー著 ，野口建彥、棲原學訳，東洋経済新報社，2009年。

　　［武萌：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張瓊瓊：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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