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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 中國傳媒大學當代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舉辦研討會 , 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專門研討大眾傳媒與政權更迭的關系。會議從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的角度探討大眾傳媒的作用。研討會達成兩點重要共識: 第一 , 媒體在政權更迭中的作用無可替代 , 它若打進并占領一國輿論陣地 , 就能幫助推翻該國政權; 第二 , 對原執政黨來說 , 讓出輿論陣地 , 即意味著丟權的開始; 輿論失控 , 來日無多。與會專家指出 , 當前美國正竭力向外推銷其“民主”并力圖更迭它認為“不民主”的國家政權。可以肯定 , 在實施其“政權更迭”戰略時 , 美必然會更加倚重大眾傳媒的作用。我國是美國西化、分化的重要目標 , 認真研究應對之策 , 尤其是制訂我國自己的傳媒戰略 , 這對加強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干系重大。

一、    “槍桿子”奪權已不時興 ,“筆桿子”的作用空前彰顯。

在革命和戰爭時代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論斷無疑是正確的 , 而當今時代的主題已是和平與發展。世界要和平、人類要發展已成為時代潮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和全球反恐的大趨勢下 , 通過軍事政變、暴力革命奪取政權變得越來越困難 , 新世紀以來全球范圍內軍事政變的次數及其成功率明顯下降。動用武力更迭他國政權同樣為國際社會所不容 , 且耗資巨大、后遺癥多 , 難以如愿。鑒此 , 如今美國更傾向于通過選舉策動“顏色革命”在對象國和平奪權。這就需要大眾傳媒盡顯其“英雄”本色 , 全程全力配合: 選舉前為反對派大造聲勢 , 宣傳其綱領和主張 , 同時抹黑當權派 , 丑化其形象 , 使其在選民中威信掃地。如反對派勝出 , 就慶賀其上臺; 如失利 , 便以“選舉舞弊為由 , 煽動民眾上街 , 示威游行 , 沖擊政府機關 , 趕走或嚇跑當權派。實踐證明 , 這套辦法十分有效。南斯拉夫、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均按照這套運作模式實現了政權更迭。有學者感慨地說:“如今槍桿子奪權不如筆桿子了。 ”

二、美國的傳媒策略

研究美國的傳媒策略 , 有助于弄清媒體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中的作用。與會專家認為 , 為幫助對象國反對派和平奪權 , 實現美國樂于見到的“政權更迭” , 美國往往采用如下的傳媒策略:

1當對象國政局相對穩定時 , 美國就通過美國之音、自由電臺、自由歐洲電臺、自由亞洲電臺等廣播電臺細水長流地做工作: 推銷西方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 就該國的“民主” 、人權等問題做文章 , 進行抨擊 , 動搖其意識形態和文化根基; 傳播顛覆信息 , 煽動民眾的反政府情緒 , 破壞該國的政局穩定。

2當對象國出現政局動蕩、“革命”形勢到來時 , 便迅即利用自己在新聞傳播領域的強勢地位 , 在國內外發動強大的、全方位的媒體攻勢 , 控制全球的新聞流動和話語權 , 為反對派和平奪權營造最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在東歐劇變初期 , 美國媒體不吝筆墨 , 大張撻伐匈牙利的卡達爾、東德的昂納克、保加利亞的日夫科夫等共產黨領導人 , 攻擊他們“思想僵化” 、 “保守” 、 “教條” 、 “反對改革” , 是“死硬的斯大林分子” , 煽動這些國家的民眾起來造他們的反。當這些國家進入選舉階段時 , 美國媒體又開足馬力為他們相中的候選人大肆造勢 , 為這些人“合法”上臺鳴鑼開道。在南、格、烏、吉等國的“革命”中 ,美國媒體口徑一致 , 異口同聲地指責這些國家的當權派“選舉舞弊” 、 “違反民主” , 為反對派翻盤制造“法理依據”和提供強大的輿論支持。

3大力資助反對派建立自己的媒體 , 近距離攻擊當局 , 削弱其執政能力。上個世紀 80 年代初 , 波蘭團結工會被當局取締后 , 美國隨即向轉入地下的團結工會提供電腦、打印機、印刷機和其他設備 , 幫助其出版地下刊物 , 以不間斷地在波民眾中傳播團結工會反共反政府的聲音。在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過程中 , 美更是不惜斥巨資支持這些國家的反對派創辦報紙、電臺、電視臺 , 讓其近距離甚至零距離向當局施壓 , 組織發動“街頭政治” , 迫使當局步步后退。

2005年 4 月 21 日 , 美國國務卿賴斯在立陶宛開會期間特地抽時間會見白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時 , 明確承諾美國將幫助白俄羅斯實現“民主” , 支持白反對派在明年總統選舉時發動“藍色革命” , 一舉推翻盧卡申科總統的“獨裁統治” 。為此 , 她提出了四點要旨 , 第一條就是支持創辦獨立媒體和成立新的大眾傳媒 , 以打破白俄羅斯目前所處的“信息真空” 。

4利用對象國新聞開放之機及時介入 , 在擠進并搶占該國的輿論陣地之后 , 聯合反對派媒體壓制當局的言論自由 , 讓政府的信息和支持政府的觀點退出視聽。

三、前蘇聯東歐新聞改革失敗的教訓

與會者認為 , 由于受到體制內某些弊端的制約 , 前蘇東國家的新聞體制普遍僵化 , 一些本應得到報道的新聞事件受到了扭曲和回避 , 民眾的知情權益受到限制。打著“客觀、公正”幌子的西方傳媒 , 借助日益發達的科技手段強力介入之后 , 民眾長久被壓抑的新聞需求得到了一定滿足 , 時間一長 , 便不知不覺從內心認同了西方傳媒的“客觀公正”形象 , 對本國傳媒日益喪失信心。一有風吹草動 ,民眾更傾向于傾聽西方媒介的報道和觀點 , 對本國媒體的報道反而充耳不聞。正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 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上世紀80 年代末著手進行新聞改革 , 但改革失敗了 , 最后出現了一個基本類似的失誤模式: 新聞改革 — — — 媒體放開外力介入— — — 陰暗面曝光 — — — 群眾不滿情緒積累 — — — 反制無力— — — 輿論徹底失控 — — — 政權喪失。以蘇聯的新聞改革為例。為重建政府的公信力 ,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對蘇聯新聞體制作了多方面否定 ,倡導公開性、民主化 ,并且不加任何限制 ,即實行了西方新聞界至今也未能實現的 “絕對新聞自由” 。一些黨報宣布不再接受黨的領導 ,私人報刊紛紛出現 ,甚至作為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報的 《消息報》 也宣布完全拋棄機關報性質。外國媒體趁機進入蘇聯。不少媒體以聳人聽聞的報道、荒誕無稽的假新聞 ,乃至針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造謠、 誹謗等等來吸引讀者。蘇共歷史上一些不曾報道過的事實和政治失誤被嚴重歪曲和無限夸大 ,造成了老百姓對政府的普遍不滿和國內民族矛盾的不斷激化。與此相反 ,隨著反政府媒介借改革之機壟斷了話語權 ,為蘇共和社會主義申辯的聲音反倒成了異端 ,被群起而攻之 , “新聞自由” 連影子也不見了。1991 年 “8· 19 事件” 時 ,緊急狀態委員會試圖扭轉局勢 ,但由于群眾思想已被搞亂 ,國內反對派和西方新聞工具密切配合 ,鼓動蘇聯群眾支持葉利欽 ,蘇共和蘇聯隨即迅速瓦解。戈爾巴喬夫式“新聞改革”的教訓是深刻的 , 類似的輿論失控、無力回天的情況在“顏色革命”中還一再重演。

四、顏色革命迅速得手媒體立“大功”

顏色革命與蘇東劇變一脈相承，都是通過街頭政治實現政權更迭。但顏色革命來勢兇猛，發展極快，沒多少時日便宣布成功。如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僅半個月就見了分曉，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也前后不到一個月，吉爾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僅五個小時就將總統趕跑了。而在蘇東劇變中，政權變化短則一年，長的達到五年以上。顏色革命為何能如此輕易得手呢？其中媒體在這里立了“大功”。

1.  反對派媒體“大顯神通”

顏色革命不同于東歐劇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革命”前就存在合法的反對派，而且反對派擁有能夠傳遞自己的聲音電視臺或者報紙以及網站。這些媒體多數受到西方特別是美國支持，在資金、信息等方面有對官方媒體的絕對優勢。

2“獨立媒體”不獨立

所謂“獨立媒體”，是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的一個概念，意思是，媒體既要獨立于政治，又要獨立于資本的控制，要在觀點上形成真正的“獨立”、“均衡”和“公正”。因此，此類媒體多由一些公共基金贊助。蘇東劇變后，前蘇聯地區出現了數以千計的“獨立媒體”。這些媒體多是由國際基金和非政府組織資助，規模不一。然而，在顏色革命中，“獨立媒體”卻“忘記”了其獨立的本色，直接介入到革命進程中，成為反對派的另一個吹鼓手。其原因何在呢？原來這里的“獨立媒體”本來就不獨立。仔細觀察，這些媒體均和反對派合作，猛烈抨擊政府。革命開始前，其報道的主要內容是鼓吹“民主”和“自由”以及抹黑執政當局的負面信息和社會陰暗面的新聞；革命開始后，“獨立媒體”帶著“獨立”面孔介入政治，但它不是均衡報道政府和反對派的信息，而是配合、支持反對派媒體，鼓動群眾，推動政權更迭進程。

3政府媒體軟弱無力

在發生革命的幾個國家中，反政府的言論不受管制，外國投資傳媒也得到允許。因此，輿論導向想管也管不了。政府控制的報紙雜志數量有限，發行量也不大，無法與反對派以及“獨立”媒體相抗衡。在革命高潮時，南斯拉夫、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家電視臺均被反對派占領，并為革命的成功發揮了強大的推動作用。烏克蘭國家電視臺雖未被反對派占領，但內部有人造反，導致當局關鍵時刻“失語”。

4.西方媒體、反對派媒體、“獨立媒體”里應外合，形成合力

在顏色革命過程中，人們看得很清楚，官方媒體被嚴重邊緣化，唱主角的是西方媒體、反對派媒體和“獨立媒體”。這三類媒體各司其職，給顯神通，互相配合。從某種意義上說，顏色革命的發生發展直至得手是三類媒體大合作的結果。

四、對中國傳媒的啟示

與會專家認為 , 今天靠“槍桿子”奪權越來越難 , 和平更迭政權已被公認 ,“筆桿子”的作用空前彰顯。新聞傳媒已成為美國搞“和平演變”和策動“顏色革命”最得心應手的工具。這一新的情況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為此 , 專家們提出以下五點意見:

1牢牢把好輿論關

蘇東劇變和“顏色革命”告訴我們 , 輿論陣地絕不能讓 , 更不能丟 ! 讓出輿論陣地 , 往往是丟權的開始。輿論失控 , 末日不遠。目前 , 國內有人打著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旗號 , 宣傳西方資產階級“民主” 、“人權” 、 “新聞自由”等主張。對此 , 我們不能聽之任之 , 必須從法律上和組織上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 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最高標準 ,牢牢把好輿論關。

2警惕并遏制資本對媒體的滲透

在經濟全球化和媒介市場化的大背景下 , 媒體受資本的影響越來越大。事實上 , 在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 ,一些媒體正是受到了西方資本的控制 , 關鍵時刻背棄了國家利益 , 成為西方的傳聲筒和擴音器。同時 , 一些“資本精英”對媒體的控制程度日益加深 , 經常策劃和制造新聞熱點以牟利。社會大眾的新聞口味和取向難免不受影響。部分傳統的主流媒體 , 在資本和利益的誘惑下 , 也往往會產生取向偏移。 “頭版頭條交給黨 , 其他版面進市場”現象比較普遍。資本運營的一個潛在后果就是資本可能影響輿論導向。傳媒既有產業經濟屬性，更有政治、文化屬性，資本對傳媒單位具有巨大的誘惑力，但資本既不是救世主，更不是慈善家，資本市場遍布深不可測的陷阱

如何利用好資本而又不讓輿論導向走偏，成為政府一項重要監管職責。國家既要對媒體進行有效管理，掌握輿論的主導權，又要充分利用資本市場，推動行業進步。國家必須建立一套既符合意識形態和輿論安全需要，又有利于資本市場發揮作用的傳媒資本管理體系，該管的堅決要管住。

3與時俱進 , 積極推進新聞改革

依法推進新聞改革是建設民主社會的必由之路 , 只有改變目前相對僵化的新聞運行模式 , 提供百姓真正感興趣的新聞產品 , 才能從根本上吸引受眾的注意力 , 樹立中國媒體良好的內外形象。在傳統的宣傳體制下 , 政府是通過“看得見的手”管理媒體 , 指導媒體報道什么 , 不報道什么。而在今天的傳播環境里 , 政府必須更多地表現為信息提供者 , 通過向媒體提供信息的方式 , 有效地影響和引導媒體與國內外輿論。政府要通過議程設置 , 使政府的政策和工作成為人民樂于關注的焦點 , 使政府決策的權威性與新聞報道的影響力相結合 , 使社會內部成員獲得強烈的政治認同感。

與會專家強調 , 在推進新聞改革的過程中 , 輿論監管

部門應該注意處理好以下三個問題:

（1）強調導向不等于強化行政控制 , 新聞宣傳上的“疏”總比“堵”好;

（2） “不炒作”不等于“不報道” , 受眾關心的新聞事件必須搶先報道 , 但是在報道規模上可以加以控制和引導;

（3）正面報道不等于掩蓋真相。我們強調正面報道新聞 , 但是必須以事實為依歸 , 刻意掩蓋事實的新聞報道 ,往往會起到相反的傳播效果。

（4）加強輿論監督 , 構建人民群眾發表意見的輿論平臺

輿論監督是新聞媒體的重要職能之一。所謂輿論監督 ,主要是公民對領導者的公開監督。合理合法地展開輿論監督 , 會對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良性影響 , 成為社會矛盾的解壓閥。目前我國社會矛盾比較復雜尖銳 , 很容易被西方敵對勢力利用 , 它們會通過媒體煽惑受眾 , 擾亂視聽。因此 , 在輿論監督方面爭取主動 , 給百姓創造更好的參政議政的輿論平臺 , 這樣會有利于社會和諧 , 政局穩定。

媒體的批評有利于黨和政府工作的改進，但必須講求分寸，依法適度開展，否則就會適得其反。戈爾巴喬夫主張“毫不保留、毫不限制的公開性”，要求無保留地公開錯誤和“歷史空白點”，要求打破過去設立的一切禁區，導致報章雜志、廣播電視充斥著對社會主義肆意歪曲和惡言中傷的各種報道，而且，越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越有市場，越受到反對派媒體的青睞，蘇共被越描越黑，原來潛伏著的各種社會矛盾被激化，群眾被反社會主義宣傳鼓動起來，走上街頭持續抗爭。有人形象指出：“蘇聯人民在蘇共領導下反蘇共的時代開始了”。

毛澤東曾對類似做法可能帶來的社會政治后果做過精當的分析，他說：“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70萬個生產隊，70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臺。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

5高校的新聞教學應大力激濁揚清傳正聲

培養大批合格的新聞從業人員 , 是高校的光榮任務 ,也是確保輿論陣地不會丟失的根本保證。可是 , 目前高校個別教師十分推崇西方的“新聞自由” , 在課堂上散布與我現行政策相悖的言論。少數學生對馬克思主義新聞觀似懂非懂 , 將信將疑。這種情況應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

(作者系中國傳媒大學副研究員、當代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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