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代替方案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

陳偉凱　譯

自由市場的鼓吹者常把這樣的副歌唱了又唱：“不存在代替的方案”[1]。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認為，為了讓我們的運動能夠回應這一斷言，有必要重申民主計劃的有效性。

反新自由主義的大潮正繼續高漲。在歐洲，最明顯的是在法國。僅僅在一年之內，新自由主義教義遭到了兩次令人震驚的挫敗——在公民投票中否決了歐盟憲章，是左派的第一個勝仗，接著發生了抵制CPE法（首次工作合約法）的社會動亂，該法旨在限制年輕工人的權利。

但這些勝利更尖銳地提出了應以什么方案來取代新自由主義這個問題。那些反對“另一個全球化運動”的陳腐乏味的嘲弄——說它只反對現狀，并無自己的建設性計劃——隨著運動取得真實的勝利而受挫不小。

在運動內部也有一些應對這一挑戰的努力，比如在法國公投之后，“另一種全球化”運動［the altermondialiste movement （movement for another world）］的積極分子們發起一項新的計劃，起草“另一個歐洲原則的憲章”以代替新自由主義的憲法條約。去年11月佛羅倫薩的會議過后，在最近召開于雅典的歐洲社會論壇上，一個研討會專門討論了這個主題。

目前已完成的憲章草案沒有受到什么爭議。他們致力于通過對一系列“公共社會權利”的精確定義來擴展現有的人權，例如，保護公共服務免受跨國公司的掠奪，這些跨國公司熱衷于從全球所有政府事實上都在奉行的私有化政策中獲利。

這一憲章牢牢隸屬于二戰后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領域。在一篇經典的論文中，社會學者托馬斯·漢弗萊·馬歇爾（T.H.Marshall）追溯了過去兩百年里公民權這一概念不斷擴大的軌跡——從公民權利（如個人自由，私有財產權）到政治權利（首先是普選權）再到社會權利（如就業，福利保障，教育）。新自由主義的“反改革“，本質上就是試圖通過取消以戰后福利國家為代表的社會權利來倒轉公民權不斷擴大的進程。

就此而論，維護這些權利是必要的。但這樣做是一回事，以為它們自身可以構成一種對新自由主義的代替方案則是另一回事。占統治地位的華盛頓共識代表著一種資本邏輯的純粹版本，在這里一切都可以轉化為商品。要拋棄它，就需要引入一種不同的社會邏輯?？墒沁@一社會邏輯是什么，憲章卻只字不提。

挑戰私有制

這里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財產權利。如果所有東西都可以當作商品，那么就必須保護個人和公司占有這些東西——包括如基因這種東西的抽象的所有權——以及排除他人使用的權利。新自由主義議程——像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以及世貿組織已在大力貫徹這個議程——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就是加強和擴展絕對的私有財產權。

那么“另一個全球化”運動對此又說了什么呢？它提出了什么樣的財產概念，以取代正把世界瓜分成小塊歸富人和公司私人占有的新自由主義呢？2006年1月，新當選的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派出軍隊沒收石油和天然氣設施，以強制執行他的恢復國家控制烴工業的法令。2005年五、六月的人民起義迫使右翼總統卡洛斯·梅薩下臺，他們的主要要求就是工業國有化。

事實上，很多反全球化人士對這種要求頗感擔憂。去年十月我置身于墨西哥城的一輛遇上交通堵塞的小巴上，乘客們——來自全球的知識分子和活動家——熱烈爭論著玻利維亞運動中提出國有化要求是否正確。同樣地，憲章原則草案在財產權問題上閃爍其詞：

“這些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產品——土地、空氣、水和能源——的使用需要由社會占有的工程項目來履行，我們要做的是創造一種新的社會化，它不是國家或政府的財產，允許公民及工人參與有關公共服務的組織、職能和設計的決策過程?！?/p>

這些扭曲的說法反映的不僅是英國人通常被“應征服役”于多語言運動中時努力和世界通話的方式。在對國有化的疑慮背后，是對東方斯大林主義和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帶來的官僚國家所有制的記憶。但更直接的影響則是自主論的意識形態，這一意識形態可以用約翰·霍洛韋（John Holloway）那本有名著作的標題來概括：不必奪取政權而改變世界。換句話說，我們應當忘掉政府，設法局部地取代新自由主義。

霍洛韋的方法作為一種總體戰略是毫無希望的，在應對即將到來的問題時，這種觀點同樣無望。玻利維亞人民想要扭轉烴工業的私有化，這提出了一個問題：在像萊普索斯——YPE和巴西國家石油公司這樣的國外的跨國公司被驅逐以后，烴工業將會怎樣？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所有制問題。在第一個例子中，除了國有化看來別無選擇（如果有什么的話，莫拉萊斯可能會因沒有在百分之百國有的基礎上恢復國營而遭到非議）。

要貫徹像接管烴工業這樣雄心勃勃的事情，政府就必需兼具強制力和政治合法性。并且這種合法性關鍵是有賴于政府能夠表現出順應民意的姿態。這使它有責任服從來自底層——像在玻利維亞這樣的來自群眾運動——的壓力。作為社會主義運動的領袖，莫拉萊斯在沒有當選總統前實際上是反對烴工業國有化的要求的，但是把他送上總統職位的運動迫使他采取這樣的措施。

這決不意味著我們要重蹈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覆轍，認定現在的政府是進步的社會變革的主要機構。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就算它可能對群眾的壓力作出回應，也仍會試圖維護資本的統治。它始終是以官僚和等級的形式組織起來的，首要的事情就是力圖排斥大眾的參與、主動性和控制。這就是為什么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傳統總是爭辯說，任何成功的反對資本的革命必須打碎國家機器，代之以建基在普通大眾民主上的制度，通過這種制度勞動者得以自我管理。

所以光是國有化還不夠。但這無損于玻利維亞事件的重大意義。幾十年來公共資產一直為了讓私人賺錢而被賣掉之后，人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奮斗終于真正迫使一個政府把[一些東西收回了-----而且不僅是收回某些原有的東西]，全球的政界和工商界的權貴因為莫拉萊斯政府把石油和天然氣工業收歸國營而發出的痛苦嚎叫表明了這一點。

這一經驗證實了法國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的阿赫圖斯（Antoine Artous）的一段評論：“我從不認為，在沒有至少深刻地改變（如果不是立刻推翻）某些財產關系的情況下，我們可以發動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變革?！卑⒑請D斯接著指出國有化是不夠的，“社會占有的整個概念不能被歸結為簡單的財產權的合法轉移。它預示著對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等級式生產組織）的全面挑戰，并以協作的生產制度取而代之?！?/p>

市場還是計劃？

確實，要真正打破新自由資本主義的邏輯，國家所有制范圍的擴大就必須包括采取民主的自我管理形式，國有工業的工人連同他們產品的消費者能夠借此集體地決定國有工業為了公共利益應如何經營。這同樣不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在委內瑞拉，總統支持“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以挑戰美國，這種激進局勢已經把經濟組織的替代形式這個問題提上了議事日程。

嚴肅地提出這個問題意味著打破另一個禁忌，并且不僅討論國有制，也討論計劃。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計劃就被視同蘇聯及其附庸國的官僚指令經濟。隨著這些國家的繁榮，計劃享有了巨大的聲望，被諸如印度這樣的后殖民地國家紛紛效仿。蘇聯的衰落和垮臺則敗壞了計劃的名聲，并助長了新自由主義的合法化。現有的正統經濟學理論有系統地隱瞞了當代世界中一些最成功的經濟體——中國和韓國——依靠國家干預的程度。

反對計劃的反應意味著，甚至那些力圖發展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的人也同樣認為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是無可避免的。這最明顯地表現在——例如哲學家大衛·米勒（David Miller）和經濟學家約翰·羅默（John Roemer）——對市場社會主義的倡導。集體所有的公司在市場上競爭出售他們的產品。就連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也在他的新書《全球化：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系統論述》里主張：使市場民主化是可能的。

此類策略最根本的問題在于，以競爭為基礎是任何市場經濟的一個必要特征。用學術一點的說法，市場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是那些共同而非集體控制經濟的企業之間競爭的無意識的結果。換句話說，每個企業占有資源的份額取決于它如何成功地在市場上出售商品和服務。在如何分配資源上，不是充分由社會集體地來決定。如果一個企業在競爭中落敗，它就丟掉了它所享有的資源份額——破產了。結果市場經濟的個體單位在有系統的壓力下將傾向于削減成本從而降低價格以維持競爭。

按照定義，這個體制是不能在總體經濟水平上民主地組織起來的，因為對資源配置不存在民主的或者其它形式的集體決定。但即便在單個公司內部也同樣難以維持民主的組織。左翼網站（Z-net）的邁克爾·艾伯特（Michael Albert）對此作了很好的解釋。他建議我們想象一個在民主和平等主義基礎上組織起來的工人控制的企業無法賣出它的產品，此時工人們會怎么做？

在這種情形下，假設拒絕破產，他們有兩個明顯的選擇。他們可以選擇削減他們自己的工資，惡化他們的工作條件，以及提高工作速度，這是一種非常不得人心的方法，他們在情感或心理上都不是很能承擔。或者，他們可以雇傭經理人員來執行這些降低成本、擴大產出的措施，同時經理人員毋需感受到這些措施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實際當中，可以預計會出現后一種情況。因此，市場有一種內在的壓力將全體職工組織為兩個群體——服從的大多數和做決策的極少數，后者享受著更高的收入和權力，可以免受削減成本的決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而把該決策強加給其他人。

因此，市場經濟的邏輯傾向于破壞并最終淹沒任何可能在內部出現的民主和平等的島嶼。這意味著像羅默和史密斯那樣相信可以讓市場民主化的社會主義者很容易面臨一種自相矛盾的兩難困境。他們或者對市場的功能強施種種限制以防侵蝕民主，但這樣一來，任何以他們所倡導的原則為基礎的經濟很可能會瓦解，因為他們阻礙了競爭邏輯的徹底生效，或者他們設法確保競爭邏輯生效，這將摧毀他們試圖實現的社會主義理想。

這意味著任何對新自由主義的可持續的替代方案都必須建立在民主計劃而非市場的基礎上。有一些民主計劃如何運行的模式，邁克爾·艾伯特的“參與經濟”（Parecon，或participatory economics）就是其中之一。這包含了一種工人和消費者委員會的經濟制度，個人與企業向委員會提交他們的社會資源分配議案。接下來進入一個逐步的調節過程（艾伯特稱之為“循環往復”（iteration）），最后技術專家們提出一個可以最大程度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計劃。

該模式的主要缺點是它太接近地模仿了市場經濟的運行，市場經濟同樣宣稱資源是由個人的需要來配置的。艾伯特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對分散權力的執著在這里有點過頭了。社會資源的配置并非中立的技術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需要某種集體的和民主的決策過程，對于尚有爭議的社會優先權，要在常常是相互競爭的觀點中做出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看，英國左翼經濟學家帕特·迪瓦恩（Pat Devine）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模式，他稱之為談判協商（negotiated coordination）。在這里資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是生產者、消費者和其它相關集團之間討論的結果，除開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上通過民主制定的關于經濟優先權的總體決議的框架以外。

很明顯，關于民主計劃還有更多要說的——最重要的是，還有很多要做。即使如此，艾伯特、迪瓦恩等人所做的這種工作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們開始打破對計劃的偏見，并勾勒了一個拒絕市場的經濟如何能夠設法做到既民主又有效。

為權力而戰

但是任何與資本主義的決裂都不能采取瞬間躍入一個完全的計劃經濟的形式。很久以前馬克思就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新的工人國家將繼承一個帶著深刻的資本主義印記的社會。起初，它不得不向舊秩序妥協，然后逐步地向著一個由“各盡其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原則所統治的社會轉變。

同樣地，今天要結束資本主義，社會需要做出一個決定性的轉變，轉向一個通過民主決定優先權的經濟，而不是停留于無政府的競爭狀態。最為關鍵的轉變包括控制金融市場，以及在工人控制下將經濟的關鍵部門國有化，在從富人向窮人轉移財富和收入的累進稅制的基礎上擴大社會服務。

這些措施雖然很激進，但仍然給市場經濟的許多方面留下余地，大量部門仍然掌握在私人手里。必需采取新的措施，以持續的壓力和干涉使整個經濟轉向民主計劃的原則。關鍵的一步就是削弱在今天主宰著我們生活的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力量。

在我看來，最好的辦法可能是采取普遍直接收入。換言之，國家的每個居民都有權得到一份可以滿足基本需要的相對較低但還像樣的收入。這服務于兩個目標，第一，它可以比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有效得多地保證每個人都有最基本的福利水平——那些由于有子女或身體殘疾或其它原因而有更多需要的人，將可以獲得更高的基本收入。

第二，擁有一份有保證的基本收入，將大大減少人們接受勞動力市場上提供的任何工作的壓力。資本主義的一個主要前提——工人除了接受雇傭勞動，沒有可容許的選擇——將會消失。勞資的力量平衡將會偏向工人，不管他們的雇主本性如何。

概而言之，權力問題至關重要。我所勾勒的這種變革圖景的最明顯的挑戰就是，如何確保變革的方向是朝著一個民主計劃的經濟，而不是退回到市場資本主義，或者那種最終統治著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唯一重要的保證是，政治權力的杠桿掌握在工人自己手中。

只要政權采取今天這樣的形式——一套官僚主義地組織起來的、等級森嚴的機器，其管理者的利益和資本的利益息息相關——那么任何社會進步都只能是暫時和脆弱的。這就是為什么霍洛韋和其他人所鼓吹的不理會政府的策略如此荒謬可笑。如果我們決定轉向一個民主計劃的經濟，就必須對抗和推翻現有的政權。

這個任務只能通過一種不同的力量的發展來實現，一種建立在通過反抗資本的斗爭發展起來的、自我組織的工人和其他窮人的基礎上的力量。二十世紀偉大的革命運動讓我們多次瞥見了這個力量——從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委員會，到1978—1979年伊朗革命期間的工人委員會（the workers' shoras）。2003年10月和2005年5、6月起義期間玻利維亞的民眾運動所展現的自我組織，表明當代的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同樣能夠產生這種力量。

一個民主計劃的經濟體將會是一個自我管理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由直接選舉產生的工廠和社區委員會負責他們自己的事務，聯合起來共同決定社會的大政方針。在1871年巴黎公社運動中，馬克思獨具慧眼的洞見就是，在新社會建立以前，在戰勝舊社會的過程中，這些組織形式將得到發展。自我組織是被剝削和被壓迫者所需要的反抗并最終推翻資本的方式，同樣也將是自我管理的社會的基礎。

推翻資本本身是一個過程。任何一個社會，當它剛開始把民主計劃引入到一個仍然由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都會面臨艾伯特所設想的市場經濟中的工人合作社所遇到的兩難困境。同樣的困境導致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墮落和最終的失敗。世界上某一部分的任何突破，只有通過在全球范圍內擴展并日益增多地顛覆資本的邏輯才能夠生存下來。

這聽起來像是苛求，但資本的全球化已經造就了抵抗的全球化。全世界不同區域的斗爭彼此“感染”。恰帕斯和西雅圖有著全球的反響。法國反對CPE法的巨大斗爭鼓舞了希臘的擊敗右翼政府的學生運動。拉美的運動已成為所有與新自由主義作斗爭的運動的燈塔。

即便只是在一國之內顛覆資本主義，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對自由放任市場的全世界范圍的抵抗，并不是簡單地把一種取代資本主義方案的想法提上議程，它同時也為這一替代方案的勝利創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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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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