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理論也正在自由落體

2010年04月08日  《商務周刊》雜志
　　不僅僅是經濟，

　　——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 記者 陳楠

　　·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的國家像美國的金融部門這樣浪費錢財，錯誤的風險控制等問題在宏觀范圍內至少讓我們損失了幾萬億美元，而政府還在不停地浪費錢財，這和美國私營部門損失的錢財根本不是一個等級。實際上，損失的不僅僅是美國社會。此次金融危機印有的是“美國制造”的標簽，美國不僅出口商品，還向世界出口打包過的房貸以及經濟蕭條

　　·信息必須完全公開并不在舊有經濟學理論的幾項關鍵假設之中。但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壟斷的力量，破壞均衡競爭，打破單一價格的制定法則。比如金融市場就無法做到完全的信息有效公開，否則個人就可以在公開市場中得到免費的信息，而不是花錢投資購買信息

　　·金融只是讓人們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金融機構可能會為他們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而感到驕傲，認為自己已經是經濟的核心了，但是作為經濟的主要部分，金融應該是為經濟發展增添助力，而不是囊括了其40%的收益還做得很糟糕。

　　·2003年興起的抵押信貸市場建筑在了“房價將永遠上升，而利率將不會升高”的信條上。金融機構讓人們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可以獲得多少收入，而不用為支付的貸款利率擔心，每年年底購房者都會比年初獲得更多”。我也希望生活可以變得這么容易，但是我們應該對此表示懷疑。銀行家們不這樣想，他們通過其中的各種費用賺了很多錢

　　·當人們質疑金融機構明明知道相互關聯的后果，為什么還要這樣做時，他們的回答就是“我簡直不敢相信那個家伙會破產”，但如果你問他們賭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賭那些家伙可能會破產”。其實當他們說“我不相信誰誰會破產”的時候，整個市場都在面臨著破產的危險

　　·銀行家們非常清楚，要想獲得高回報，要么工作更加高效，要么承擔更多的風險。他們知道比別人都聰明很難做到，而承擔更多風險就容易多了。他們選擇后者，那么什么方式會承擔更多風險呢？利用杠桿效用。金融機構這樣做無非是兩種原因：他們確實不知道風險有這么大；或者他們知道，但是覺得自己能夠欺騙投資者，認為后者比他們更笨。也或許兩者都有

　　“不僅僅是經濟出現了‘自由落體’，經濟學理論也在‘自由落體’。希望此次危機給人們帶來的警示能夠讓我們再次思考，并從過去的經濟學理論以及經濟政策中尋找到更好的方法。”3月19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在清華大學的演講中表示。

　　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美國印第安納州加里小城，和薩繆爾森是老鄉——后者曾稱其為“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出來的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24歲時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兩年后即被耶魯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1979年，36歲的斯蒂格利茨獲得了美國經濟學會兩年一度用于表彰對經濟學作出杰出貢獻的40歲以下經濟學家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1993年，他成為克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團的主要成員，并于1995年6月擔任該團主席。1997年，斯蒂格利茨被任命為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2001年，斯蒂格利茨和美國經濟學家喬治·阿克洛夫、邁克爾·斯賓塞一起，因對信息經濟學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獲得當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現在，他是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

　　在這場名為“經濟危機對經濟學原理以及政策的影響”的演講及此后的問答中，斯蒂格利茨繞開了“宏觀經濟在未來的大體走勢”等熱點問題，而是講起了普遍認可的標準經濟學原理以及經濟政策在危機中是如何破綻百出的。

　　“市場有效理論忘記了信息必須完全公開這個假設”

　　《商務周刊》：以薩繆爾森為首的新古典主義經濟理論在近幾十年來一直作為經濟政策制定的主要依據，本輪危機的產生究竟是監管環節的玩忽職守，還是基礎理論本身的缺陷？

　　斯蒂格利茨：經濟到底出了什么問題，以至于引發了本輪危機？長久以來，人們把一般經濟學原理成立的前提條件設定為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是理性的，企業追求收益與價值最大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這一系列前提推導出的最重要結論是，市場均衡是基本有效的，一些問題，比如市場失靈、污染等我們都不用費心去解決，因為在市場經濟的基礎模型中，市場是有效的，也就是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指資源分配的一種理想狀態，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資源，如果從一種分配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變化中，在沒有使任何人的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再加上其可以自我修復，這些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解決。

　　標準理論的另外一個含義是不均等在社會中是可行的。任何已經存在的物質，其在社會中都是不均衡的。我們之所以擁有“不均衡”的屬性，是因為這種不均衡也為社會提供了激勵作用，激勵非常重要，因為收入的不同可以反映出不同的生產力水平。如果我們想對收入進行再分配，使其更加均衡，就要通過市場機制來實現。

　　但危機讓這一理論顯現出了裂痕。首先就是，這些假定很難與現實觀察到的現象掛鉤。我想重點強調在業主、投資者、金融機構以及企業管理者方面表現出的顯而易見的不合理。金融機構的高管們也承認他們錯在利用了這些不合理，即企業和政府的錯誤決策以及投資者的無知。我認為他們做得很糟糕，而且非常愚蠢，當然也是不合理的。而他們總是沉湎于自己編造的虛假言論。

　　我想大家都會同意我的觀點，市場機制并不是有效的。恐怕世界上再也沒有其他的國家像美國的金融部門這樣浪費錢財，錯誤的風險控制等問題在宏觀范圍內至少讓我們損失了幾萬億美元，而政府還在不停地浪費錢財，這和美國私營部門損失的錢財根本不是一個等級的。實際上，損失的不僅僅是美國社會，整個世界都在遭受嚴重的損失。有一個玩笑的說法，此次金融危機印有的是“美國制造”的標簽。美國不僅出口商品，還出口打包過的房貸以及經濟蕭條。數字顯示，美國“出口”了大概40%的次貸，其中大部分都“出口”到了歐洲。

　　《商務周刊》：您所代表的信息經濟學是如何有別于新古典綜合流派，來詮釋此次危機發生機理的？

　　斯蒂格利茨：市場中的經濟行為很難與基礎理論中描述的相符。那些金融機構高管在整個社會都面臨巨大損失的時候，依然擁有很高的個人回報，即紅利，但實際上他們是對社會巨大損失負大部分責任的人。而在基礎理論中，個人酬勞是要與社會回報相符的。這是對收入分配基礎原理的破壞。

　　我在個人有關信息經濟學的研究中強調，信息必須完全公開并不在舊有理論的幾項關鍵假設之中。市場之所以無法實現帕累托有效(Pareto efficient)，大部分是因為我們所說的那只看不見的手確實未曾出現過，所以我們才看不見。另外，對個人利益的急功近利，即銀行家的貪婪，也不能給社會帶來福利。

　　即使只是很小一部分的信息不完整，也會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壟斷的力量，破壞均衡競爭，打破單一價格的制定法則。比如金融市場就無法做到完全的信息有效公開，否則個人就可以在公開市場中得到免費的信息，而不是花錢投資購買信息。與之類似的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不完整競爭以及創新理論，他認為就是因為不完整競爭的存在才使得市場有了創新。

　　一些潛在概念也可以支持市場并非有效的論點。首先，信息是與其他商品不同的；其次，市場充滿了內部代理問題以及外部性問題，從這兩點可以看出，社會回報和個人酬勞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市場信息不完整的情況下，金融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ies，指金融行為中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向第三方溢出的外部經濟效應)問題顯得很重要。在標準新古典模型中，我們的行為是無法影響價格的，但在信息經濟學模型中，這是有可能的。在金融市場中，我們整合信息，判斷哪些是好的項目，哪些項目是糟糕的，所有都是在與信息打交道。在標準理論中，信息的重要性被忽略掉了，所以這是不對的。而金融市場的失靈對于社會其他組成部分的外部性影響也是非常大的。

　　“金融市場從來沒有給過人們

　　——至少是窮人——恩賜”

　　《商務周刊》：本論危機發軔于美國的金融領域，您對此的解讀是什么？

　　斯蒂格利茨：這不是第一次危機，實際上金融市場在重復失靈，我們的救市措施也在不斷重復。證明金融機構犯錯的證據就反映出了其備受批判的社會角色——在一個很低的成本下進行資本分配以及風險控制。實際上，在金融市場中，交易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危機之前，公司每年全年40%的收益都因為要支付高額的交易成本而流向金融領域。金融領域完全搞亂了經濟活動的目的和手段，金融只是讓人們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金融機構可能會為他們有如此大的影響力而感到驕傲，認為自己已經是經濟的核心了，但是作為經濟的主要部分，金融應該是為經濟發展增添助力，而不是囊括了其40%的收益還做得很糟糕。

　　自1980年代開始，金融違規現象流行起來，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執政期間，全球大約發生了125次危機，過去從來沒有哪一段時期發生過如此密集的危機。如果我們看資本主義史，頻繁的金融危機一直在重復的出現，只除了在戰后一段40年的歷史中有所緩解。為什么呢？因為那時金融規則被嚴格遵守。實際上，我們在那一段40年的時間里，不僅預防了危機的發生，也使得經濟發展進入高峰期。所以政府監管不利于經濟發展的結論是錯的。我從中得到的經驗是，規則制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是經濟良好運行的要素之一。

　　此外，這種不合理也導致了信貸從鼎盛到泡沫破裂循環的重復出現。第一次大的信貸循環發生在很多年前，泡沫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不斷地破裂，最終遍及全球。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策制定者，比如美國的格林斯潘、伯南克等人認為，那只是歷史，我們現在已經比75年前變得更加聰明了。他們說：“現在是新經濟時代，我們的人才都非常聰明，那些都是歷史，我們不用為此擔心，在市場有效的情況下，根本不會有泡沫破裂的可能。”而在別人質疑的時候他們則強調，我們的經濟沒有出現泡沫，就是一點小泡泡。

　　有意思的是，經濟學原理沒有說過經濟不能出現泡沫。實際上，在符合理性預期假定條件時，經濟仍有可能出現泡沫。

　　《商務周刊》：市場的不合理性，特別是在房屋抵押按揭貸款市場是如何體現的？

　　斯蒂格利茨：市場的簇擁者們忽略了來自已有原理以及歷史的教訓，理論不是只關注其精要處，更應該強調數據、定量的重要性。此外，他們關注的重點總是第二、第三重要的，比如通貨膨脹等問題，而忽視了最重要的——由金融體系崩塌帶來的損失。結果就是，他們總是熱衷于非常規的操作，進而隱藏了分配結果。比如，在破產時把財產優先獲得權給擁有該公司衍生產品的申請人，比起其他申請人，衍生產品申請人將在財產再分配中獲得最多的財富。而這個(非常規操作)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幾乎沒有被討論過。

　　市場不合理的例證之一就是，2003年興起的抵押信貸市場建筑在了“房價將永遠上升，而利率將不會升高”的信條上。這種關于樓市的說法真是非常“創新”，我把這種運營模式叫做謊話連篇。他們還有一種低交易成本的說法，就是人們都認為交易成本太高很不好，所以他們將標語改成“降低交易成本”，而實際上，根本就沒有交易成本。

　　此外，金融機構還讓人們只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可以獲得多少收入，而不用為支付的貸款利率擔心，每年年底購房者都會比年初獲得更多”。那些銀行家們說，不用擔心，(房貸)是無足輕重的細節。一旦你的房價上漲，你將變得更加富有；你的房子越大，你越有錢，所以借貸盡可能多的錢吧。實際上，銀行通過其中的各種費用賺了很多錢。費用都是依據貸款額度而定的，貸款越多，費用越高。所以他們從一開始就大賺其錢，還不用擔心是否會返還，因為一旦出什么問題，那也是別人的問題。這似乎是一個“完美的系統”。

　　但對于這樣的說法，我們應該采取審慎、懷疑的態度。他們這樣做憑借的是什么？畢竟從經濟的角度講，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他們就是在描述一頓免費的午餐：盡量借貸吧，住進大房子，并且在一年之后變得富有。我也希望生活可以變得這么容易，但是我們應該對此表示懷疑。不過很遺憾的是，那些銀行家們可不這么想。

　　房價確實在上升，但它不可能永遠上升。而且即使在房價上升的時期，財富也僅僅是流向了上層極少數人的口袋里，而中層以及底層人因為通貨膨脹，他們的實際收入是下降的，也就是說大多數美國人的實際收入是在降低的。比如2008年美國中產階層的實際收入比2000年低了4%。這是實際收入下降的10年。

　　怎么才能讓房價上升而實際收入下降還不被人們注意到呢？就要讓利率保持在一個非常低的水平，但也不會永遠都這么低。而格林斯潘在2003年將利率調得如此之低，也從沒想過這會帶來什么麻煩。

　　另外一個問題是抵押貸款的形成。即使是風險控制專家也不懂什么是風險，也就是說即使是美聯儲的主席也不知道什么是風險。格林斯潘相信樓市，鼓勵人們都貸款買房，還說如果你們早10年這么做就會獲得更多的財富。可是10年前又有誰知道利率會降低到1%這個空前低的程度呢？格林斯潘把利率降得這么低，留給后面的只有一個走勢——上升，因為它實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

　　其實，在市場有效的情況下，你為任何事物付的每一筆利息都是一樣的，那么區分每一種貸款的就是它們各自不同的風險，人們會選擇風險最小的方式。房屋抵押貸款的風險小嗎？很明確的是，即使房價保持不變，利率的上升也會使得很多人喪失抵押品贖回權，也就是失去他們的家。而這就是實際發生的事。2008年，大約200萬美國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2009年又有200萬美國人沒了房子，而在2010年，預計將有200萬—300萬美國人因無法償還貸款而丟掉自己的房子。對于很多人來說，他們的房子是主要的財產。所以在經濟問題之后，我們還要面臨沉重的社會問題。

　　在美國，有一個無追索權抵押貸款。也就是說，如果你選擇交納100%的無追索權抵押貸款，當房屋價格下跌，你只要到銀行交出鑰匙，就可以走了，他們沒有任何的追索權，最多就是把你的房子收回。但即使房屋價格上升，也不是借款人收益的時候，其實金融市場從來沒有給過人們——至少是窮人——恩賜。

　　“衍生市場誕生是希望通過其復雜性來控制風險，但它恰恰制造了風險”

　　《商務周刊》：很多學者譴責美國金融的不負責任，主要是因為其將有毒資產證券化，打包送往世界各地，導致了本輪全球危機，您怎么看？

　　斯蒂格利茨：證券化確實是不合理的。證券化現象最早出現在1990年代早期，當時我就開始擔心這是否會是一個長久的災難。關于證券化有三個教訓。首先，就是對證券化的管理，要在不同領域投資，分散風險。有一個玩笑，說的是學生在看完第一個教訓后就去華爾街賺錢，但是他們忘了還有第二和第三個教訓。第二教訓是每項投資的關聯度越低越好，一旦利率上升，經濟遲緩，與短期經濟走勢關聯度高的股票價格就將下跌，而這就是正在發生的。第三點，證券化也帶來了新的信息不對稱問題(Information Asymmetry)。證券市場涉及的領域非常廣，制造抵押貸款的人卻不是那個在境況糟糕時承擔最終風險以及損失的人，而是那些市場中的投資者。此外，全球化又給了其擴展至全球的機會，所以一個人打包了一個有毒資產，那么全球范圍內的人都有可能買到它。

　　一些在樓市顯而易見的問題，在金融市場上就很少有人注意了。舊有模型總是架構在房屋價格下降的可能性為零以及無關聯風險的假設條件上。而實際情況是，一旦泡沫激增，很明顯的，價格將極有可能出現下跌的情況；如果利率上漲，價格下跌也將影響很多甚至大部分市場。此外，模型總是低估小概率事件的發生，曾經是千年一遇的事情也會每隔10年發生一次。回顧過去，1987年股災，當人們在計算當年損失的時候，用到的公式只在過去很長一段歷史中在該領域用過一次。而1998年我們又一次因為資金管理問題而面臨危機，短短10余年間我們就制造了兩次危機，這應該引起關注。而現在，我們正在經歷近年來的第三次危機。

　　模型的問題之二是人們相信新創造的金融產品正在改變世界，但是我們仍在使用的數據卻是過去的，就好像事件發生的概率還沒有變一樣。現實是，它們確實改變了世界，危機發生的概率更高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糟糕了。

　　另外的問題是，將多種產品打包組合成復雜產品后，沒有人能夠弄得清這個復雜產品的潛在價值、資產是多少。此外，當我們想要更改抵押貸款的時候，還要考慮一級抵押貸款持有者和二級抵押貸款持有者之間的利益沖突。比如說，80%的抵押貸款由一級持有者持有，剩下的20%由另一個人持有。假設抵押貸款價值下降20%，相當于二級持有者手里的抵押貸款價值就沖銷掉了，當一級持有者希望重新設置抵押貸款時，二級持有者認為自己可以賭一把，房價會升起來，不同意重新設置。讓問題更嚴重的是，如果提供重新設置服務的服務商購買了二級抵押房貸成為二級持有者，他們只關心和自己利益相關的二級抵押貸款，當一級持有者希望保住自己的利益想要重新設置時，只能通過改變法律，訴訟服務商迫使其做出改變，但是一級持有者不能改變法律。改變抵押貸款結構就上升到了政策制定的層面，所以很少有抵押貸款能夠在證券化以后還可以因市場變化而做出調整。所以證券化給市場帶來了很多風險。

　　《商務周刊》：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是為了沖銷風險，它真正實現這一原始價值了嗎？

　　斯蒂格利茨：衍生市場還是不合理的。衍生市場的誕生是希望通過其復雜性來控制風險，但實際上它恰恰制造了風險。復雜的關系網，使得大多數產品都是互相依賴的。舉個例子，A和B如果是相互關聯的，A有B的資產，B也有A的資產，一旦出現問題是無法實現抵償的，即實現衍生產品的原始初衷的。例如A破產了，B擁有A的資產，但是A沒有B的，那么B將無法從A處得到任何償付。當人們質疑金融機構明明知道相互關聯的后果，為什么還要這樣做時，他們的回答就是“我簡直不敢相信那個家伙會破產”，但如果你問他們賭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賭那些家伙可能會破產”。其實當他們說“我不相信誰誰會破產”的時候，整個市場都在面臨著破產的危險。

　　“對于金融部門的監管而言，自我管束是不管用的”

　　《商務周刊》：您多次強調了金融機構高管們作為危機的主要制造者卻仍然在危機中獲得豐厚報酬，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斯蒂格利茨：這是公司的激勵機制不合理造成的，當然我更喜歡說這是一場騙局。很多人認為激勵機制不應該算經濟的一部分，但是看看銀行，他們制訂了很多激勵機制和大筆的獎勵資金。我十分質疑這樣做的基本前提。很多行業都是按照如何表現給出獎勵資金的，但是如何通過衡量“表現”來體現一個人的價值和工作產出是很難定義的。如果只是看你做了多少事就判定你應該得到多少，那么大家都會做很多，但是這很可能導致每件事做的質量都不高。什么行業能夠欺瞞做事的質量，而不被大家發現呢？金融業。怎么衡量金融業的業績呢？看看你做了多少筆貸款，至于貸款的質量、貸款人是否能夠按時交付貸款，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會知道。

　　因為信息的不對稱，貸款質量到底好不好只有金融機構知道，別人不知道，所以在獎勵機制的刺激下，他們制造出了更多的有毒產品。為了短期的既得利益，他們毀了長期的發展。

　　公司治理一直遵循alpha和beta。alpha指的是如果工作是高效的話，將獲得高回報；beta指的是如果承擔很大的風險，就會獲得更高的回報。金融行業總是在談論這些，所以他們非常清楚，要想獲得高回報，要么工作更加高效，要么承擔更多的風險。他們知道比別人都聰明很難做到，而承擔更多風險就容易多了。他們選擇后者，那么什么方式會承擔更多風險呢？利用杠桿效用。他們將比例設定為101、201、301，甚至更高。以301為例，如果資產價值下跌3%，他就垮臺了，實際上，他們用過比這更高的杠桿比率。而在美國，樓市下降的幅度是30%，所以如果使用的是301的比例，那么他們已經垮臺10次了。

　　金融機構這樣做無非是兩種原因：他們確實不知道風險有這么大；或者他們知道，但是覺得自己能夠欺騙投資者，認為后者比他們更笨。也或許兩者都有。讓美國民眾倍感氣憤的是，2008年和2009年，金融業已經開始遭受損失，而那些高管還是分得了很高的紅利。怎么做的呢？他們改變了獎金的名字。金融機構說“我們不能再發激勵獎金了，因為這是按照績效發的”。他們就將激勵獎金(Incentive bonus)改成了留任獎金(Retention bonus)。也就是說，我們還得花錢讓那些制造危機的人留下來。

　　我在1983年提出的理論中就表述過，公司績效獎勵的關注點，應該建立在一系列相關的業績表現上。重要的是，現在是21世紀，而很多教義還是建立在19世紀資本主義理論的基礎上。19世紀資本主義理論模型強調的是個人擁有財產，一旦做出錯誤決定就自食其果，反之亦然。但21世紀的資本主義則是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公司由許多股東一起擁有，而管理者不擁有企業，也就是說管理公司的人并不是在管理自己的公司，如果做出了任何錯誤的決定，也不用因為糟糕的結果付出太多代價。管理者很可能為了追求短期個人利益，置公司長期利益于不顧。

　　在美國，很多銀行的高管獎金是和其股票價值掛鉤的(Stock Option)，也就是說當股票價值上升，高管的薪資也將上升。怎么能讓公司的股票上升呢？把呆壞賬從資產負債表里清除掉，讓公司的利潤顯得非常好看。但是沒有呆壞賬、利潤創優也意味著要向政府繳納高昂的稅金，所以公司不能對投資者和政府兩方都撒謊，這是上個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問題，所以現在再看看這些銀行的年報，你很難在其中找到資產負債表，畢竟做假賬是要受到起訴甚至遭受牢獄之災的。因此，市場在信息無法完全公開的情況下，很難做到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風險控制，激勵機制對社會起到的是負面影響。

　　《商務周刊》：除了以上的不合理市場行為，是否還有其他的？

　　斯蒂格利茨：不合理性還體現在市場利用消費者的無知上。在金融市場掠奪性貸款(Predatory Lending，指以不了解信貸市場，且信用記錄較低的購房者或借款者為目標的一種有誤導性或欺詐性的貸款行為)實務中，他們將法律放置一邊，甚至抵抗金融產品安全委員會。而在信用卡方面，則是采用高額的還款利息以及高手續費，利用消費者對行業的不熟悉，即讓消費者總是認為他們可以在未來得到回報，但這通常都不會發生。

　　其實，金融機構也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比如掠奪性貸款就是第一個陷入麻煩的。而即使他們打算借由證券化將風險從銀行中轉移出去，最終他們還是會承擔剩下的大量風險。

　　熊彼特創新理論提到，市場的價值評估不應該依照其短期績效，而是要看其創新能力。但是我們在危機中得到的教訓是，“不是所有的創新都是好的”。實際上金融市場上的創新很多都在破壞原有市場。我們原本期望通過創新來管理風險，但現實是它們制造了風險。此外，我們很難在經濟上升的跡象中找到哪些是由金融創新帶來的。但是我們很容易從長期運營的損失中分辨出哪些是由于金融創新造成的。

　　在一次次的經驗之下，市場也開始對金融創新產生長期抵觸，比如通貨膨脹指數債券(Inflation indexed bonds)、GDP指數債券(GDP indexed bonds)等。這并沒有什么好奇怪的，只要社會收益和個人收入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就會有抵抗。其實，金融創新應該著力于設計出能夠幫助個人管理房產風險的金融產品，畢竟房產才是家庭最重要的資產。而現在的抵押貸款產品實際上是增加了家庭以及個人的風險。

　　《商務周刊》：我們應該從此次危機中吸取哪些教訓？未來的金融體系框架，特別是金融監管部分，應該怎樣架構？

　　斯蒂格利茨：總的來說，普遍流行的經濟學模型所倡導的政策恰恰策源了經濟危機，人們在譴責危機的罪魁禍首時也應該算上經濟學家一份。危機顯露了這些模型的缺陷，而且還不是小缺陷，因為很多錯誤實際上是反復出現的。我們應該建立新的理論基礎，主要是針對于個人以及企業的經濟行為。

　　過往的一些教訓有益于之后政策的制定，比如凱恩斯所說的“市場在相應的時間框架下無法做到自我修復，需要靠財政政策的刺激才行”。此外，對于支出的設計也必須認真考量，以避免過高的負債，應該將主要支出放在高回報的投資上，減少長期債務。

　　對于金融部門的監管而言，自我管束是不管用的，公司本身疏于風險評估。而格林斯潘卻在講話中說“銀行最好還是進行自我風控”，他應該知道銀行做不好自我風控。

　　管理好銀行本身并不是我們制定風控監管的唯一原因。當我們拿資產進行風險投資的時候，比如我到拉斯維加斯賭博，如果都輸光了，最多也只是我和我的家人受到損失，無關乎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一旦金融行業出現危機，它的外部性作用將會把其他行業也扯進危機中來。當格林斯潘那樣說的時候，我認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監管。而我們的監管者不知道什么是監管真是應該受到批評。此外，監管不能僅僅止于銀行體系，那些受到銀行系統輻射的影子機構或企業也應該實施監管。

　　對金融部門的監管應該做到全面。目前來看，透明度是有的，但是還不夠，對資產負債表的挪移是一個問題，而且還不是唯一的問題；激勵機制因為公司管理結構自身問題的原因也還做得不夠。機構架設方面，利益沖突是金融領域以及金融機構最大的問題之一。投行們一面給政府提供建議，一面銷售著前者的債券，其中就涉及到內幕交易問題。此外，還要注意產品的設計要符合金融產品安全委員會的規定。在經濟行為上，比如使用杠桿時不要使用風險太大的比例。

　　就全球范圍來看，監管應該是在全球范圍內開展的，以防止風險出現“套利”現象。每一個國家都有責任保護本國的經濟和國民的利益。很多金融機構都在說全球監管，是因為他們覺得很難做好本土管理，比如冰島就是一個典型的反例。盡管我也認為做好本國的監管對全球金融整合可能會帶來限制，但是還是應該先把本國監管做到位，再談以后的。

　　最后，我想強調國家以及市場之間的平衡。市場的運行并不是光憑它自己，每一場游戲都需要規則和參考材料。就是因為美國打破了這個平衡，使得整個世界都要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當然，每個國家在每個不同時期，其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平衡關系都是不同的，所以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是一個長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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