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址：http://www.davidsuzuki.org/files/General/DTSbiotech.pdf　　

照片　http://www.westcoastgreen.com/ee/images/2008_event_photos/keynote_speakers/David_Suzuki_closeup.jpg　

浮士德博士，弗蘭肯斯坦博士、莫羅博士、獨眼巨人博士,杰基爾博士, 卡里加里博士，奇愛博士（西方著名科幻小說中瘋狂科學家的名字）。一個不去面對這些瘋狂醫生道德警告的科學家是科學最壞的敵人。這些流行文化的形象反映了公眾合理的，對走火入魔的科學家的畏懼。大家擔心我們好心的科學家, 正派的男女將被變成泰坦而制造出怪物。

                                                     Theodore Roszak --（美）

個人歷史

　　我想先提供一些個人歷史背景來幫助闡明我的立場。我1936生于加拿大溫哥華。

我的父母雙方大約25年前都出生在溫哥華。在1942年,我加拿大出生的家庭被剝奪公民的權利， 財產被凍結，所有物出售。最終,我們被囿于在位于洛磯山脈深處原始的集中營整整三年。我們的罪是擁有加拿大敵人的基因（二戰時日本與聯盟敵對），但他們也是我們的敵人,因為我們也是加拿大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我們面臨著兩個選擇:要么放棄國籍，拿到一張去日本的單程票,或者離開卑詩省移去東邊的洛奇群山。

珍珠港事件和之后的驅逐、監禁與排斥塑造了加拿大日本人所有的生命和靈魂。對我來說,這些事件創造了我的羈絆和證明我對加拿價值的驅動。戰爭下意識給我留下終生的，對偏見和歧視的厭惡，和對研究公民權利的熱情。

愛上了遺傳學

    我的一生,自然是我的試金石,我的生命,我的熱情。當我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我對魚和釣魚的熱愛導致我希望成為一個魚類學家。后來,媽媽給我縫了收集昆蟲的網,我的夢想轉化為昆蟲學家。在移到安大略省的后,我有幸地接收阿默斯特學院一個慷慨的獎學金。我完成了生物學一個榮譽學位并且狂熱地愛上了遺傳學的典雅和精確。我拒絕醫學院的邀請并到芝加哥大學攻讀基因學學位。在田納西橡樹嶺國立實驗所花了一年做博士生物學研究后，我因受不了美國南方嚴重的種族歧視而回到加拿大。

    　我的第一次學術地位，是作為阿爾伯達大學遺傳學教授的助理研究人員。作為初級教員,我被派來教導二年級遺傳學農業的學生。它是我任教期間最美妙的課。學生們問動植物繁育，克隆和基因工程技術的未來——這些都是我沒有想太多的。所以我必須做大量的閱讀。當一年之后我在英國哥倫比亞大學教生態學的時候, 我的學生大部分是醫學預備生。他們又問我沒有準備的遺傳性疾病和醫學遺傳學,我只好又多做閱讀。在這些大量閱讀中，我又遇到了引起我生活激情的交叉點:公民自由和遺傳學！

　遺傳學黑暗的歷史

我發現,我教的遺傳學在科學的歷史上有一大段被銷毀了。在20世紀早期,生物學家為他們關于植物，動物，昆蟲遺傳原則的發現和廣泛應用的能力而欣喜若狂。當時有一種感覺,科學家們獲取了可以隨意的控制進化和生物結構，包括人類，來控制演化和形狀生物有機體的能力。

根據翼瓣的花形，果蠅的翅膀形狀和豚鼠皮毛色彩的研究中,遺傳學家開始發表關于基因在人類的遺傳和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門新興的學科：“優生論, 人類遺傳科被創造了。優生學受到世界頂級科學家支持并在各高校作為紀律主流學科。當時產生了優生學期刊，教材，和優生學會。最后,它被認為是一個堅實的人類演化基礎。積極優生學增加社會里理想的基因而消極優生學減少不良的基因在人口中的傳播率。不出所料,那些被認為有益的基因是中上階層白人的，而不良的基因表述為黑人，窮人和犯罪。

被聲稱是由遺傳特點的包括:梅毒、肺結核、酗酒、懶惰、犯罪和欺騙。有信譽，杰出的科學家支持優生學的有Edward East , 哈佛大學的教授和遺傳學社會總統，他在他的優生學課本中說:“在現實中,黑人較白種人的低等。這不是假設或設想;它是一個簡陋的對實際的陳述“。然而問題是,““劣質”這個詞并不在科學意義的范疇內。像“優越”、“更好”、“更糟糕”，這是一種價值判斷。在他們令人興奮的遺傳學上,East這樣的科學家們混淆了他們自己的個人的價值信仰和客觀的“科學事實”。

通過科學為種族歧視正名

科學家熱情高漲。不出所料，政客也會開始注意到優生學,并開始使用這些觀念來正名自己偏見。A.W. Neill,,不列顛哥倫比亞的議會成員1937年說：“一個人的白色人種與一個黃種人交配,生產出來的是最壞的品質雜種。”雖然并不是孟德爾比率，Neill,居然在他的生命中用上了數字。1941年2月份, Neill對加拿大首相說:“我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人堅信,一旦是小日本, 永遠是有日本。”換句話說,不管是第二和第三加拿大出生在加拿大長大的日本人。只要他們是日本出生的，他們的基因里就被編入了不可信，狡詐，背叛等卑劣的遺傳編碼。這個態度也反映在約翰·德維特將軍說的：

1942年2月：

遷徙不切斷種族親緣關系。日本族是美國的敵人,許多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出生在美國土壤的日本人，雖然擁有美國公民,雖然美國化，基因卻還是沒變…正因此,…今天，生死攸關的太平洋海岸沿線有112,000個潛在的日本奸細。

我們的驅逐被當時的科學界發現正當化了。我恐懼地發現，遺傳學在以前的德國也繁榮過。正是這樣一些科學家們幫助塑造了納粹政府循序漸進的“種族凈化法””并導致了大屠殺。聲名狼藉的Josef Mengele是一個有兩個刊物獎的人類的基因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 對于納粹集中營的厭惡迫使基因學家改變立場，說明人類的智力和行為塑造主要由環境(培養),而不是遺傳(自然)。最重要的一點，這個變化不是因為新的洞察和科學突破，而僅僅是因公共厭惡而改口的!　　

生物決定論又來了

后天因素決定性格被大眾接受，直到1969年Arthur Jensen，Berkley教育心理學家在哈佛教育評論發表, “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智商和在學校成績?”這個大規模的研究用了許多不同的黑人和白人人群之間的智商測試成績報告。對遺傳學家來說, IQ測試結果意味著什么不是一種問題。在測試分數分布鐘型曲線形很相似。但是,兩個曲線相差一個標準差的平均值，白人總是高于黑人。使用廣泛的數學分析,杰森精心捏造謠傳的目的主要是要證明IQ平均值是通過遺傳決定的。他的研究立即被政客們比如密西西比州州長喬治·華萊士和尼克松總統利用作為減少弱智兒童康復激進的借口

分子遺傳學-歷史重演

　  “博士偉大的項目哪里出錯了?他的意圖是仁慈的，但在自負近視與危險的加速他追趕

他的目標。人類這的種能力是一個美麗而又可怕的方面,一個被沖昏了頭主意。對于所有的最好理由,維克多·弗蘭肯斯坦希望能創造一種全新的和更好的人類的類型。他知道生物身體組合的秘密，他知道如何操縱大自然的零件達到驚人的效果。他不知道是大自然人格的秘密。他跑在前面,急切地想要扮演上帝,卻不知道神最神圣的奧秘”。

Theodore Roszak --（美）

正如優生論者赤裸裸早在20世紀陶醉的發現，分子生物學家已經創造出一個信仰基因是每一個人類的特征基礎的氣候。強大的隔離和操縱的DNA工具確實頒授了革命性的力量。幾乎每周,標題宣布的最新的隔離基因特征,從冒險精神到抑郁、膽怯、酗酒和同性戀。然而在幾個月后,后續試驗往往不能夠確證原來的說法并顯示遺傳比他們假設的藥復雜得多。

快速增長的革命性科學

　　由于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和力量，轉基因工程(GE)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性科學成為可能。1961年6月我畢業于并獲得完全許可的基因學家證書。在畢業時,有人漫不經心地問我認為多久會知道如何拼寫在脫氧核糖核酸(DNA) 的單詞。我自高自大的露出我新的博士學位,說：“也許當我準備退休的時候。從第一個詞被破譯， 12月后, 詞典是已知的。我喜歡講這個故事說明了科學卓越的速度。當我的女兒在她最后一年的大學本科,她孤立進行比較線粒體DNA的三種植物。它是驚人的,因為這樣的試驗在我畢業的4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所以我明白為什么有那么多興奮。我也很興奮,跟從研究了GE很多年了。但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革命性的地方,比興奮更重要的是鼓勵激烈辯論和謹慎的批判。

重組DNA的爭論

　到20世紀70年代, 我已經清醒地認識到分子遺傳學是革命性的領域并有深刻的社會后果。這成為眾所周知的生物,就是能從不同的物種組合DNA分子,來測試這些分子在活細胞上的作用。這項技術叫做重組DNA。”作為專欄作者，1977我為加拿大國家研究委員會出版、科學論壇寫到：

　“年輕的科學家正在承受巨大的壓力,為確保出版，終身教職,或晉升,為建立Nobelitis科學家,重組DNA的汽笛聲是不可抗拒的。現在在我自己的實驗室我也有相當大的壓力在克隆大腸桿菌加入果蠅的DNA序列。我的學生和postdocs理所當然地運用5或10年前完全是做夢般的實驗和技巧。我們覺得真正理解基因在染色體的布置、結構和調節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在這熱情和興奮的氣候,科學家發現對調節和長期影響重組DNA研究這方面的的爭論是個令人沮喪的路障”。

一年后,我發現在科學界關鍵的討論社會上重組DNA的道德和倫理問題完全找不到聲音，于是我試圖在科學論壇上解釋我的不滿。

　　“我可以感謝科學界抵制異己聲音的壓力。同行的認可所帶來的講座邀請，在科學團體會議發言。年輕一代的科學家的目標是榮譽，獲得并保持獎助金和實現地位、任期與推廣。因此,直言不諱批評在這里是不被理解的，他們依賴科學層次較高的人來實現他們的目標和提升。我不是說科學家是邪惡的, 或惡意的。而是我們為了個人的既得利益，成為優先會員的抱負、目標阻止了我們對工作的社會和個人后果的客觀衡量。”　

我個人對轉基因的止步

　　我已經在科學上達到了夢和希望。四分之一個世紀我一直追求事業成功的歡樂與研究熱情。我喜歡刺激友愛的實驗室。我很為我們的團隊和我們做的工作驕傲,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是加拿大最大的。但是由于無數的人做出了遠遠超出了他們科學的合法性的聲稱使我對基因界泥濘的現實感到擔心。我覺得我們中的一些人為了事業和聲譽不保不得不放棄這個工作,因為作為科學家,在道德和倫理問題的討論脫離了既得利益工作的偏見。為核、煙草、石化行業作為雇員的科學家需要收取科研經費,在持續的收入與股權和研究的支持,所以他們自然會屏蔽批評,而不是討論它。一樣的情形，沒有理由假設生物技術科學家會有什么不同。最終，我完全停止了我的科研。獎助金的頒發人完全是都是毫無社會和道德感的轉基因推廣者,我不想依賴他們,因此受到外面的集團各種因素的影響。　　

左右兩難

作為一個科學報紙專欄,電視和收音機的媒體人物,我很高興能做個調查范圍更加廣泛的議題,目前的問題比我曾經做過的生物科技領域更有趣,我有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來回顧并講解過去幾年的課題。1986年,我討論基因學的道德和倫理問題的書《變形:階段生命》成了暢銷書的篇章。1988年,科學作家Peter Knudtson和我發明了“基因學”這個詞并創造了《基因學:倫理的工程生活》,就成了暢銷書,并在大學的課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所以困擾我的是,為什么一些人，有些甚至不是科學家而是生物技術產業的發言人質疑我的可信度。

我有意放棄了令人興奮的科學研究就是為了保持我講話的可信度和對道德和倫理問題的公平度。但我根本沒有忘記我所有的科學家經歷。最起碼,我們所有參加討論的人中應該對我們的經費來源坦誠，說出公司和其他可能影響我們的視野和偏見因素。

生物技術來滿足世界

為了讓基因工程快速推廣，最常被引用的借口是:人類的人口不斷增長超過每年80%，多數在發展中國家。為了避免更多的森林和濕地的開采, 唯一的選擇是通過基因技術提高每公頃產量來保護自然和群眾口糧。這樣一個重量極論點非常有諷刺性，富裕國家受肥胖折磨的人數與貧窮國家遭受嚴重營養不良的人一樣多。然而,生物技術里充斥著大量投機資金。為了證明這些投資的價值以吸引更多錢,產品是必要的。這就是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已經失敗

辜負了宣傳。生物技術公司的生存依賴預期利潤公司的產品。這些產品的生產需要巨大的成本。但是那些最迫切需要的食物也是最貧窮的。詹姆斯Wolfensohn,世界銀行的總裁,聲稱,13億人口靠一美元生存,三億,在2或更少。如果自由企業資本家突然一個驚人的反轉從對于那些窮人毫不關心到忽然慷慨的施舍,使產品在他們買得起的價格能出售。是在非常可疑。通過生物技術喂食饑民的說法是一種殘忍的騙局,絕不能被認真的對待。　　

真正的自然科學知識　　

利益驅使的轉基因熱有污染其他種類的危險。并且讓產品進入市場是最讓人感到不安的。我的立場基于簡單的原則。每一個科學家都應該明白,現在很多不經推敲的科學結論都是會最終失敗，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換句話說,轉基因大量的最新的觀念是錯誤的。這絕不是在攻擊科學,它只是承認科學現行中很多想法和假設是錯的。基于不準確的假設和可疑的利益開發新產品是徹頭徹尾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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