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農業知識與科技促進發展評估組織﹙IAASTD﹚聯合主席漢斯·赫倫
南方周末3月25日報道
南方周末:最近在中國獲批準轉基因水稻和玉米商業化種植,您作為世界著名的農業安全專家如何看待轉基因在中國的應用?
漢斯·赫倫:不論是轉基因大米、玉米,還是大豆,背后的驅動力量和途徑都是一樣的。
在中國,推動轉基因作物種植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增加產量,中國的國情決定了需要在有限的土地上養活更多的人口。
但如果人們愿意坐下來仔細看看數字,就會發現不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數字證明的結果恰恰相反。中國跟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一樣,土地資源越來越匱乏,這些新的轉基因作物對于化肥和農藥的依賴性越來越大。
改變我們既有的農業生產方式才是根本,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只會導致我們喪失物種的多樣性,使得作物越來越依賴農藥和化肥,并喪失應對氣候變化的彈性。
南方周末:難道轉基因作物與常規作物的相比,在產量上并不具備優勢?
漢斯·赫倫:往往在一開始,由于除草劑或者抗蟲藥的使用,轉基因作物的產量可能有所增加,但從長期來看,當害蟲逐漸產生了抗藥性,農民往往需要噴灑更多的農藥,產量增加就不一定了。
上個星期,孟山都承認印度的轉基因棉花失敗,因為害蟲對抗蟲蛋白產生了抗體。這個事情,從一開始就注定會發生。無論是轉基因棉花或者大米,它只針對一種害蟲有效,而一旦這種害蟲產生了抗藥性,人們幾乎無計可施。
轉基因作物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我們走上了一條歧路。
我在非洲曾經做過27年的田間研究,最終發現,在三四年內,如果使用有機的種植方式,作物的產量可增加10倍,平均水平也在2到3倍的增長。
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不同,在發達國家一開始使用有機種植方法,產量肯定會有下降。這很正常,因為農藥使用量的減少。但在5年之后,產量就會開始增加,并實現可持續的農業發展;而在發展中國家,由于原本的產量基礎就很低,通過有機的耕作方式,重新培育土地,僅僅在兩三年里,產量就會增加四五倍。
實際上,這樣的方式也能夠解決糧食產量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極大不平衡的狀況,避免了發達國家的糧食作物過度出口到發展中國家,而毀壞了后者脆弱的農業基礎和農業獨立性。
南方周末:一些主張應用轉基因技術的公司認為,它們的產品將避免蟲害,避免干旱,這不是事實嗎?
漢斯·赫倫:雖然我們不禁止轉基因技術的應用,但我們對于生物科技,尤其是轉基因技術否定態度。
事實是,直到目前,轉基因技術并沒有滿足我們任何的需求,例如蟲害控制,我們已經發現了其他更為可持續和環境友好的方式,根本不需要轉基因作物來解決問題;又例如轉基因作物的抗旱作用,我們認為,解決作物的抗旱問題首先應該從土壤吸收水分著手,而土壤的健康問題只能通過有機的農業耕作手段解決。
轉基因作物顯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有時候,還只能惡化問題。
南方周末:歐盟不久前批準了轉基因土豆的種植,這是否意味著歐盟對轉基因農作物立場的轉變?
漢斯·赫倫:在歐盟內部,產業和公司對于政府的壓力一直很大,這一政策的出臺肯定不是出自農民的意愿,而是基于這些公司對政府進行的大規模游說。所有的問題都在于一個腐敗的農業體系。轉基因作物的種植,因為總是需要大規模的農場種植,只會進一步惡化這個已經腐敗的農業體系。
轉基因的影響是好是壞,我們目前仍然無法知道,但至少它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目前是得到了一些科學論證。所有的生物科技和種子公司都在宣傳它的好處,這不禁讓人想起了20年前,同樣的一批公司在宣傳和推廣殺蟲劑時候的場景。那時,他們也聲稱殺蟲劑和農藥是健康的、無害的。
可是20年后,我們發現很多長期的負面影響已經無可逆轉。我想對所有推廣轉基因的國家和政府說:我們不需要趕時間,趕在論證結束之前就匆忙種植轉基因作物,而為此可能意味著承擔更嚴重的長期影響。
南方周末:從2007年開始,中國就開始探討傳統農業的轉型。您曾經幫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解決了重大的糧食危機,對于中國的農業轉型,您有什么建議?
漢斯·赫倫:從工業生產方式到一個可持續、生態農業的轉型過程中,我認為關鍵的一環在于消費者,要使其充分認識到食品在不同種植方式下帶來的安全問題,例如一些食品標簽的使用或者稅收的激勵和懲罰措施。消費者能夠最終決定種植者種什么和以什么方式來種植。
當前各國的農業政策和農業模式需要從根本上進行改革。世界需要從一個嚴重依賴農藥和化肥等化學品、對環境破壞很大的農業模式轉化成對環境更友好,能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農民生計的生態農業模式。
因此,中國政府肯定需要支持生態農業的研發和創新。尤其在過渡期,農民更需要政府的幫助或者資金支持,他們應該成為直接補貼或獎勵的對象,而不是公司或者其他。經濟學家需要設計出相應的制度,在轉型期內,幫助農民安全過度到生態農業。我相信,不像美國,中國一旦下定了決心,運轉的效率一定很高。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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