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民主與人權政策的表現及實質：賊喊捉賊的霸權伎倆
許多西方國家總是以“民主國家”自詡，把“民主”作為資本主義優越性的表現，聲稱它們是尊重“自由、民主、人權”的國家，有些國家如美國甚至自稱“人權衛士”，世界“民主的楷模”。 但實際情況什么樣子呢？事實勝于雄辯，通過美國等西方國家所做的事情看一看，比爭論更能說明問題。
從歷史上看，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自由、民主、人權”是西方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封建專制斗爭的思想武器，也是人類文明從封建制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時期的進步標志。在封建等級制度下，封建主占有當時主要生產資料土地的絕大部分，農奴（農民）因完全沒有或只有極少的土地，不得不耕種封建主的土地，依附于封建主，受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不允許表達自己權益。隨著生產力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無法繼續忍受這種狀況，于是向封建統治階級要自己的“人權”、“自由”，通過“民主”的方式對國家進行管理。資產階級革命在歐洲最早取得勝利，使歐洲在世界范圍內首先實現了這些目標，歐洲資本主義也走在了世界前面。它大大解放了社會生產力，并取得了社會生活各方面矚目的成就。但到今天，這種民主、人權、自由的概念已經變質了，成為資產階級維護其統治、推行世界霸權的工具，廣大勞動人民則淪為資產階級的奴隸、霸權活動的犧牲品。下面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早在19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政權不斷穩固之后，不少資產階級政治學家就認為他們早期提出的口號和理論，不但不能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反而會成為無產階級用來反對資產階級的武器。因而提出“自由”不是公民參政的自由，而是思想、經濟自由。說什么“主權在民”理論讓人民自己統治自己是荒謬的，只有“上帝”才有統治權，并把生物界生存競爭、弱肉強食的規律搬來為帝國主義的強權政治辯護。20世紀初期，資產階級更提出用“信仰、服從、戰斗”之類來代替早期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愛”等口號，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造成空前的災難。
二戰后，雖然美國建立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但蘇聯社會主義陣營也占有半邊天；蘇聯解體后，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更加隨心所欲地推行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使得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變了顏色”，“民主”力量空前強大。但是，正如新加坡《聯合早報》所言，“西方式的民主人權并沒有使得那里的人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權力，而且所謂的民主政治經常給他們帶來的并不是政治秩序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政治腐敗和社會亂象。”
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公布的數字，聯合國190多個成員國中，絕大多數是資本主義國家，除了20多個是靠著對外殘酷侵略與掠奪打下基礎逐漸成為發達國家外，絕大多數國家的日子并不好過，至今仍被戰亂和貧困困擾著。2005年被聯合國確定為最不發達的50個國家全部都是資本主義國家。東南亞、拉美、非洲許多國家都是美國式民主的“海外版”，但很多并不成功。
其實，美國的人權事業實質上是霸權事業，美國所謂為其他國家人民爭取“人權”，只不過是為它推行霸權主義作掩護；所謂“人權高于主權”，則是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因此推行民主成功不成功是次要的，只要推行霸權的目標達到就行，其他國家產生矛盾和沖突正可以為美國插手干涉提供理由。單從它支持以色列發動中東戰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
為了霸權中東，美國一直在支持、武裝以色列發動中東戰爭。2008年12月底，以色列空襲巴勒斯坦，巴以沖突升級。之后以色列地面部隊大舉進攻加沙。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9年1月12日文章《美國加劇巴勒斯坦人苦難內幕》（下面簡稱《苦難內幕》）說，“早就失去家園和財產的加沙人又經受了3年的禁運，期間食品和生活物質短缺令他們飽受摧殘，經濟也全面崩潰。”“150萬巴勒斯坦人正在艱難地體會到，如果投錯了票，民主便不是個好東西。”
“投錯了票”什么意思？是說巴勒斯坦人2006年投票選擇哈馬斯做自己的領導是錯誤的；可是呢，這次選舉又是美國國務卿賴斯及其手下群策群力操縱進行的。賴斯等人認定，在美國的強力支持下，通過進行“民主”的選舉運動，引導巴勒斯坦人支持美國的代言人阿巴斯，用自己所標榜的“民主、自由、人權”、無可非議的選舉合法性來擊敗反對美國霸權的哈馬斯，是多么美妙！可是巴勒斯坦人“投錯了票”，于是美國不得不讓它“飽受摧殘”。
當布什和賴斯聽到哈馬斯獲勝的消息時，目瞪口呆。這時美國霸權主義的猙獰嘴臉立即現出原形：迅速支持以色列對加沙實行經濟封鎖，并阻止哈馬斯和法塔赫進行和解，武裝并訓練法塔赫安全部隊，讓他們奪取加沙的控制權。可又事與愿違，哈馬斯完全控制了加沙。這時賴斯又立即強烈要求中東問題有關四方（美國、歐盟、聯合國、俄羅斯）禁止任何與哈馬斯的接觸（這和美國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中的表現、朝鮮戰爭中的表現、越南戰爭中的表現等等多么驚人地相似！）。
在一年多的時間里，美國一直頑固地支持以色列對加沙地帶的封鎖以及對這片地區150萬居民的集體懲罰，而巴勒斯坦人則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反抗。2008年后半年的停火期間，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行為基本已經停止，邊界上也比較平靜，然而對加沙的經濟封鎖卻進一步加強了。
《苦難內幕》說，美國寧可對加沙人使用走私隧道來維持生存表示驚訝，也不愿承認經濟封鎖帶給他們的痛楚。在同樣的環境下，我們還能指望美國做什么？如果不停止經濟封鎖，從加沙地帶發射的導彈就會打得更遠更頻繁，而這又會招致以色列的大規模反擊。
一滴水珠能反映太陽的光輝，一片鱗爪能顯示龍魚的身形。如果美國真正尊重民主，為什么在它控制下巴勒斯坦“民主選舉”的政府它也要推翻？美國竟把責任歸結為巴勒斯坦人“投錯了票”！怎樣才算“投對了票”呢？《苦難內幕》說得很清楚：選擇美國和以色列（美國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給他們安排的法塔赫。這樣問題就出來了：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所有一切選擇都以美國的安排為標準，美國口口聲聲尊重的“民主、自由、人權”何在？巴勒斯坦人的“選舉權”何在？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嘴臉暴露無遺。
而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反封鎖，是在他們被逼到退無可退、“生存權”即將丟失的情況下的絕地反擊。美國一定要把擁有“生存權”的巴勒斯坦人逼到絕地反擊的地步，正是美國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具體表現。
這一事件旨在告訴巴勒斯坦人：所謂“民主”就是支持美國霸權，把自己的權力交給美國，做美國的奴隸；不服從美國的安排即使再“民主”，也避免不了美國支持以色列對你們進行屠殺，你們的苦難在后面呢。
果不其然，2009年3月2日，世界各地的75個援助國和組織在埃及舉行會議，為巴勒斯坦籌集28億美元援助款。但是與會的援助國和組織要求加沙地帶的伊斯蘭統治者哈馬斯必須同意不參與援助款的使用，并堅持援助款必須由西方支持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負責分配。合作見誠意，干涉找借口。只有愿意與當事國的合法民選政府合作才是真正的援助。堅決與反對派合作而不與當事國政府合作不是為了顛覆是為了什么？這樣做是為了和平還是為了加重更深的危機？要知道，這種援助是給巴勒斯坦的一杯毒酒，是在美國武力消滅巴勒斯坦民主失敗后轉換使用毒藥的殺害，是美國中東霸權政策實施的另一種手段。
2008年，要求重返和平家園的巴勒斯坦人制造了一把長10米、重2噸的鑰匙。但是，這把鑰匙能打開他們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大門嗎？只要美國存在，恐怕重返他們和平的家園只能是是一個夢想。
再如，為了促進肯尼亞“民主”改革，在美國的支持下，肯尼亞2008年大選后發生了嚴重的暴力事件，導致1500人喪生。2009年9月，美國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約翰尼·卡森署名給肯尼亞15名部長、議員和公務員寄去了恐嚇信，說他們阻礙了肯尼亞的民主改革進程，威脅要對他們實施制裁。這些信件由美國駐肯尼亞大使邁克爾·蘭恩伯格在內羅畢宣布。這不是對他國內政明目張膽的干涉嗎？
2010年2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卡塔爾警告阿拉伯人伊朗即將出現軍事獨裁時，她的中東聽眾偷偷地笑了。英媒說，希拉里“似乎犯了健忘癥：正是在這里，美國一直向數名獨裁者提供支持，包括像穆巴拉克這樣的堅定盟友。”
2009年8月，緬甸軍政府占領了以華人為主、高度自治的果敢地區，對居民實施暴力，導致多人死傷，3萬人流亡，緬甸政府在長長的反人道犯罪清單上又添加了一筆。但一直聲稱自己抵制不人道政權的華盛頓，非但沒有嚴厲指責，反而表揚緬甸的“果敢行動”，準備批準更多的“人道主義援助”，10月就決定派出官方代表團對其進行訪問，11月初由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帶隊的高級官員代表團抵達緬甸，分別會見了緬甸總理和軟禁中的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
2003年3月，美國對擁有合法發動戰爭授權的聯合國置之不理，繞開聯合國公然對主權國家使用武力，發動了“打伊倒薩”的伊拉克戰爭。聯合國可是世界政治民主的平臺。美國的行動在聯合國“民主”嗎？聯合國為什么不對美國對它的蔑視進行制裁？為什么不對布什踐踏人權、以“莫須有”的借口發動侵略戰爭犯下的戰爭罪、反人類的罪行進行制裁？這種欺軟怕硬、為虎作倀的聯合國有公正性可言嗎？
打著“自由”、“民主”、“人權”旗號、以伊拉克擁有大規模獨殺傷性武器為理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最終證實這個根據是不存在的。但是，布萊爾2009年12月在英國廣播公司（BBC）節目中卻表示，即使知道伊拉克不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也會發動戰爭。布萊爾說：“這不是謊言、陰謀、欺騙或詭計。這是決定。”——這說明什么呢？歐美國家所有一切行動的目標都是為了霸權，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可以不擇手段，當然捏造理由屬于正常現象。
2009年8月阿富汗的選舉中，西方國家認為執政7年的卡爾扎伊進行了舞弊。結果卡爾扎伊同意進行第二輪投票。英報則認為，無論如何“都絕對不應該由他（卡爾扎伊）來決定是否要舉行第二輪選舉”。那么，應該由誰決定呢？言外之意，卡爾扎伊的主子——英美。
由于日本民主黨要求取得與美國“更為平等”的關系，民主黨干事長小澤一郎與首相鳩山由紀夫的獻金事件一再出現。至2010年1月15日，小澤的三名秘書（包括前秘書）已全部被捕，導致鳩山政權可能遭遇“地震”。小澤對此嚴厲抨擊，說“這絕對無法容忍。日本的民主主義將由此變得暗淡。” 而小澤與檢方的對立也變成了鳩山政權與檢方的全面對決。批評人士批評檢方的選擇性執法，即對挑戰日本戰后體制的人態度強硬而對內部人士寬厚仁慈。民主黨的反抗已經促使專家和一些新聞媒體普遍批評檢察機構出于宿怨而打擊民主黨，因為民主黨表示要約束官僚機構，而隸屬于法務省的檢察廳是官僚機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知道，檢察廳也是美國控制日本的一股力量，它不僅有權選擇調查對象和調查時間，還有權逮捕嫌疑人并關押數周后再起訴，實際上同時擁有警察、檢察長甚至法官的權力。日報質疑：“檢方打算通過追究小澤這樣一個人物，究竟想把日本這個國家怎么樣呢？”怎么樣，要鳩山政權完全屈服于美國的“要求”，一如既往地做美國哈巴狗，否則，美國就會策劃行動將民主黨政權推翻！美國《新聞周刊》1月25日就把1993年上臺后由于背叛美國而迅速下臺的細川護熙描述為鳩山政權的榜樣。
實際上，2009年12月25日和2010年1月19日，小澤已經兩次收到裝有子彈狀物體的信件，1月的信件還要求他辭職。結果，在強大的壓力下，鳩山19日在日美安保條約修訂50周年之際發表聲明稱，日美同盟無論對日本還是對整個亞太地區都“不可或缺”，日本政府“將與美國政府共同努力按照21世紀的需要深化日美同盟”。但1月24日,普天間機場的計劃新址名護市選舉出了反對機場搬遷至本地的稻領進為市長。31日，東京市中心有6000人參與集會，要求結束美國駐軍。日報預測，“這會導致美國政府對鳩山政權更為不滿。”之后會發生什么？唯一遭受過原子彈襲擊的日本人要趕走外國占領軍。2月1日，自民黨總裁谷垣禎一要求內閣集體辭職、解散眾院并舉行總選舉。2月2日，美國負責亞洲事務的最高外交官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堅持認為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上，“目前的計劃就是最佳計劃”，國家安全問題應由國家一級的政府來決定。實際的意思是，日本政府還是得聽從美國的安排。同時檢方以“證據不足”為由決定不起訴小澤，而坎貝爾則邀請小澤4月訪美。原定于7月舉行的參院選舉對民主黨至關重要，而小澤則暗示，如果他本人受到懷疑，此前會辭去民主黨干事長一職。美國打拉并用，小澤力單勢孤，看來鳩山政權不得不屈服了。但這不是美國霸權主義的表現嗎？
西方在中國西藏問題上的表演，對西方民主人權政策的解釋更有說服力。解放前西藏實行的是封建農奴制制度，少數富裕的喇嘛騎在窮苦的西藏人頭上作威作福，達賴喇嘛、寺院和貴族對西藏地區實行鐵腕統治，廣大農奴根本沒有任何人權可言，更不用提民主和自由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于1950年解放了西藏，推翻了騎在西藏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讓西藏人民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給予西藏人民以民主、自由和人權。然而，西方國家（其中主要是美國）卻支持當年的壓迫者達賴喇嘛于1959年挑起叛亂，聲稱要建立一個“獨立西藏國”。當中國政府平叛、達賴出逃外國后，它們又一直支持達賴向中國政府索要“西藏的人權”，并聲稱是為了保障西藏人權，多么荒誕！試問它們要保障的是西藏人民擁有自己的人權還是達賴喇嘛對西藏人民的壓迫權？為什么它們在新中國建立前不保護西藏的人權？其丑惡嘴臉暴露得淋漓盡致。
對于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攻擊，西班牙著名藏學家畢隱崖的說法很有力。畢隱崖長期生活在藏區，對西藏問題有深入的研究。他在2009年3月接受采訪時說，“中國的法官將違反法律的騷亂制造者投入監獄，就成了不尊重人權；但在歐洲，法官判決關押民族分裂主義者，或是禁止民族分裂性質的和平政治活動，沒有人會譴責這是一種不尊重人權的行為。”實際上，中國之所以發生此類騷亂，本來就是西方國家策動的。外報說：“美國希望通過一切手段創建出一個獨立的西藏。為此美國需要達賴喇嘛。”帝國主義不甘心他們在中國霸權的失敗，企圖重新奴役中國人民（當然包括西藏人民），消滅中國共產黨，消滅社會主義中國，采取了包括發動侵略戰爭在內的一切手段進攻中國。發動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支持和策動達賴等人分裂中國，阻止中國統一事業，都是它們這種險惡用心的具體表現。外媒說:“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每年向達賴提供170萬美元，并在美國境內訓練西藏獨立運動成員。達賴和中情局都承認有過這種援助，并借口說這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種戰術。”現在為達賴提供的資金恐怕比這個數目大多了。今天攻擊中國的人權問題，目的是為了給它們指責中國、干涉中國內政、分裂瓦解中國、消滅中國找個借口。這樣做雖然不一定能推翻中國政府，但至少能夠為它們壓迫奴役中國的惡劣行徑被推翻在心理上尋找一點安慰。這是霸權者的心理，我們應該理解，而且要找到應對的方法。為了慶祝西藏人民獲得自由人權50周年，并遏止國內外反動勢力重新奴役西藏人民的企圖，西藏人民將達賴喇嘛出逃的3月10日定為“百萬農奴解放日”，隆重慶祝。這就是一種應對方法。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說：“只有從外部施加了破壞共存社會的壓力后才會出現民族對立。”這句話解釋了舊中國和新世紀出現的民族對立問題產生的原因，也解釋了建國后前30年民族和睦相處的原因。實際上，只要從外部施加了破壞共存社會的壓力，不僅民族對立會出現，一個民族內部也會出現對立——被外部勢力收買出賣本民族利益的集團和固守本民族利益的集團的對立。2009年6月伊朗大選及其后發生的一系列對抗很能夠說明這一問題。在12月雙方劇烈沖突后，美報說：“德黑蘭即將發生政權更迭嗎？上周的示威游行重新點燃了這個希望”。美國始終是鼓動伊朗動亂的外部因素。2010年2月14日,美國一名高級顧問說，美國正在當月力爭對伊朗實施新的嚴厲制裁，表示此舉可能會引發伊朗的“政權更迭”。
奧巴馬在就任前，曾表示愿意與古巴等反對美國霸權的國家對話，但前提是后者要給予自己國家的人民“更多的權利和自由”，要更“民主”。也就是說，這些國家需要支持美國霸權，把自己的權力交給美國，做美國的奴隸；否則，“對不了話”。伊朗保守派報紙《世界報》將奧巴馬稱為“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忠實擁護者”，在該報所配的一幅漫畫里，即將離任的布什總統把以色列國旗交給了這個新上任的美國領導人。2010年2月19日，美國在美古移民第二輪談判中會見了古巴反對派。古巴政府稱：“通過對古巴當局和古巴人民進行的這種冒犯行動，美國政府證實自己仍在實施顛覆古巴政策，同時也顯示出該國缺乏改善兩國關系的真切愿望。”
但是，歐美對自己大規模踐踏人權的事實，對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及其他阿拉伯國家領土、侵犯巴勒斯坦人民自決權的行為，利用各種借口加以袒護。對譴責以色列大規模粗暴侵犯人權問題的決議草案，它們要么投棄權票，要么干脆投反對票。1989年美國公然入侵巴拿馬，這一行徑不僅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而且踐踏了巴拿馬的民族自決權和巴拿馬人民的人權與基本自由。在199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決議譴責美國并要求美軍撤出巴拿馬時，美國及其多數西方的盟國都對決議投了反對票。甚至對于南非的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這類大規模侵犯人權的現象，也是如此。
主權獨立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在2001年被武力推翻，但是塔利班的反抗一直在持續。北約說，阿富汗民眾還大力支持塔利班，原因是對北約炸死大量平民極端憤怒。為此，北約在2010年2月發動對塔利班的進攻時把重點放在“保護當地居民，而不是消滅反叛分子”上。但14日一枚火箭彈就炸死12名阿富汗平民，21日有33名平民被炸死。阿富汗人民支持塔利班、反對北約僅僅是因為北約炸死了平民嗎？是反抗侵略！披上“保護當地居民”的外衣就不是侵略戰爭了嗎？塔利班戰士中難道沒有為了反侵略而拿起武器的“當地居民”嗎？北約要真正“保護當地居民”，就應該立即撤軍，而不是繼續大舉進攻；畢竟阿富汗軍隊沒有開到美國或歐洲進行侵略戰爭。北約既要進攻又說是為了“保護當地居民”那叫做“偽保護”，是婊子標榜自己是貞女。
美國前參議員、1972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在當年競選時曾說，“越南悲劇的唯一好處就是它造成的巨大人員傷亡和財力損耗將阻止任何未來的政府再走上這條路。” 但他在奧巴馬2009年12月初宣布向阿富汗增兵3萬后說：“今天，我目瞪口呆地看到奧巴馬政府決定讓阿富汗那場同樣錯誤的戰爭升級。” 麥戈文說，“塔利班的目標是它本國的政府，不是我國政府。它跟我們唯一的爭執是，塔利班看到我們利用自己的部隊及其它資源支撐他們鄙棄的政府。美國增兵將讓塔利班斗志更旺。”但是，建立全球霸權是美國的金融寡頭們為他們國家制定的國家戰略，只要它能力可及，可以不擇手段，才不管什么自由、民主、人權呢，這些好聽的話隨時都可以說，但也可以隨時一腳踩在下。
從另一方面說，美國雖然是國際人權公約的積極倡導者，但是自己對于參與制度、簽署公約并不熱心，甚至竭力抵制，可見人權問題只是他們的政治工具。有些人說這是奉行雙重標準，即在人權問題上對自己的問題奉行一套標準，對別人的問題奉行另一套標準；對自己的盟國、友好國家奉行一套標準，對與自己利益相沖突的國家奉行另一套標準；或者說，在人權的國際保護活動中不依據國際法的原則，不按照人權的國際標準而是出于種種政治、經濟、戰略或其他方面的考慮對同一性質的問題采取不同的態度和標準。這些說法都是有道理的。
在金融危機把美國打入地獄而需要中國救難的危急時刻，希拉里·克林頓的首次亞洲之行沒有像她的前任們一樣“例行公事”：把所謂“人權”作為首要問題對中國進行打壓，她說：“我們必須繼續（就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但這不能與全球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和安全危機混為一談，我們必須就上述問題開展對話，從而達成諒解與合作。”
結果，她受到一些“人權組織”的猛烈批評，說她采取的“務實態度”令它們感到“震驚”，并要求她“為中國人主持公道”，“保護中國人權”。同時，美國的年度人權報告對中國、朝鮮、古巴、伊朗、蘇丹等國進行了嚴厲指責。新書《權力規則》的作者萊斯利·蓋爾布稱，“希拉里關于中國人權狀況的看法是正確的，但她不應當公開說出來。”這可以看出美國的人權政策是多么虛偽。
說到西方國家所宣揚的媒體“新聞自由”，也不是你想說什么就能說的。《環球時報》說：“一遇到非西方事務，西方的‘新聞自由’就大打折扣，被意識形態至上的偏執所代替。”報紙舉了幾個例子，如1999年科索沃沖突時，英國廣播公司（BBC）駐貝爾格萊德記者約翰·辛普森因“在報道中未能與政府的口徑保持一致”被斥為“沒有達到一個老記者‘應有的標準’”，還接連遭到英國政府的嚴厲批評；2003年6月5日，伊拉克戰爭爆發后，《紐約時報》兩名高級主編因報道欺詐丑聞而被迫辭職；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資深記者彼得·阿內特“只是說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就被公司解雇；布什老家得克薩斯州一位記者，因為寫了一篇反戰文章，其專欄被報社取消。報紙說，在伊拉克戰爭中，“美軍頻頻干涉記者的新聞自由，次數之多令人震驚，甚至給每個記者發了長達15頁的‘占地采訪須知’，各國記者也必須遵守‘三不準’的報道規定，否則就會被‘清除出局’。” 2008年6月，“德國之聲”電臺記者張丹紅因2008年西藏3.15事件后在德國國內的研討會和節目中給中國說公道話，贊同中國政府禁止“藏獨”和“法輪功”而被停職。在報道北京奧運會方面，德國一位64歲、本應于當年退休的資深記者海尼希因為報道中加政府取消所謂“互聯網審查”、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稱贊中國在互聯網開放問題上取得的進步而被同行稱為“北京烤鴨”，扣上“明顯親華”的帽子而撤職。報紙總結說，西方媒體常常西方利益至上、政治掛帥、逢華必反，“罵中國”有自由，替中國說公道話就沒有自由了，以致于不顧事實、人云亦云。報紙總結說，“所謂的‘新聞自由’，實際上只是在同一價值體系內有效，維護的是西方主流社會的利益。而一旦走出西方封閉的利益體系，面對其他利益群體，西方媒體立刻散發出‘獨裁者’味道，其面目令人吃驚。”有人把這種情況叫做“偽自由”。這也是導致北京奧運期間很多來華的外國媒體、游客驚呼自己的“中國印象”被顛覆了的原因。
2009年圣誕節，韓裔美籍傳教士羅伯特·樸從中國越境進入朝鮮，打算到朝鮮宣揚人權問題，結果在朝鮮邊境被抓。但他自稱在朝鮮受到了“禮遇”，并稱朝鮮“完全能夠確保實現宗教自由”。樸聲稱，他獲準每天進行祈禱，當局把他的《圣經》還給了他，而且他還可以在平壤的基督教堂里做禮拜。朝中社對他進入了長篇訪問。他說：“西方的錯誤宣傳玷污了朝鮮的形象，使我對朝鮮產生了錯誤的理解，從而導致我非法入境。”“如果我早知道朝鮮尊重所有人的權利，并保證他們的自由，朝鮮人民過著幸福、穩定的生活，我就不會犯下這種罪行了。”這正說明西方的宣傳是虛假的，一旦有真正見識過他們宣傳的對象時，“宣傳印象”就會被徹底顛覆。由于樸“真心悔過”，朝鮮當局40天后釋放了他。
2006年8月23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播放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紀錄片《跟隨本·拉登的足跡》，深刻剖析了令美國人費解的本·拉登之謎。紀錄片介紹，1988年本·拉登開始籌劃組建“基地”組織，當時的基地不具備足夠的宗教背景，需要宗教導師指導。于是他們邀請了住在美國的宗教人士拉赫曼。當時基地的目標之一是推翻世俗的伊斯蘭政權，并沒有把美國作為襲擊目標。但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沙特頓時有唇亡齒寒之感。拉登曾向沙特王室提出派自己的隊伍保護沙特，但遭到拒絕。令拉登氣憤的是，沙特卻將美國軍隊請進了家門。在拉登看來，讓異教徒的軍隊進入麥加和麥地那兩大伊斯蘭教圣地的沙特，無異于引狼入室。他發誓要將美國軍隊趕出沙特。在與沙特王室鬧翻后，拉登遭到追捕并逃亡到蘇丹。20世紀90年代，拉登被取消沙特國籍，財產也被沒收。1997年，拉登首次接受CNN采訪，記者說拉登當時指責美國不公正，警告美國必須離開穆斯林領土，否則將遭到襲擊。1998年拉登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說，當時拉登指責美國是“全球最大的恐怖分子”。在阿富汗舉行記者招待會上，首次正式向美國宣戰。同年，拉登在阿富汗舉行記者招待會，首次正式向美國宣戰。當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被炸。2001年，發生了9.11事件。
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以南聯盟不尊重科索沃人權為由對南聯盟進行了78天轟炸；“9.11”事件后，美國強行使用武力分別在2001年10月、2003年3月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把兩個主權國家的政權推翻，還建立了所謂審判全球恐怖分子的關塔那摩監獄、巴格拉姆監獄等。
為了推行世界霸權，美國極力遏制中國的發展，還公然支持少數分裂分子在中國境內外從事破壞和分裂中國的活動。從1990年以來，美國連續十數次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提反華提案。2006年9月，美國推出了“普林斯頓計劃”，提出建立“民主同盟”，將全世界民主國家聯合起來，形成民主國家統一戰線，發揮美國“離岸制衡”、“改造伊拉克”、“改造中東”、“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作用。
2009年11月23日，伊朗總統內賈德對巴西進行訪問，結果美國和以色列的一些政治家進行了嚴厲批評，說伊朗與巴西之間可能進行核合作，因而策動了包括同性戀、猶太人、福音派信徒、反種族主義者和其他活動集團在內的約1000人在里約熱內盧進行抗議。為了推翻伊朗伊斯蘭政權，美國在2009年6月的伊朗大選中和之后策動了反對派不擇手段和不顧憲法法規的血腥暴力抗議，導致伊朗局勢動蕩，12月抗議規模已經史無前例，數萬名政府支持者則舉行集會要求懲處6月總統大選后煽動騷亂的反對派領導人。西方報紙稱“伊朗社會分裂日益加劇”，盼望騷亂演變為“第二次革命”，奧巴馬則誓言堅決支持反對派，計劃“對德黑蘭政府的一些成員實施有針對性的制裁”。
2004年烏克蘭大選后，由于反對派走上街頭，發生了“橙色革命”，西化派上臺，尤先科當上總統。但2010的選舉中，尤先科在第一輪選舉中就被淘汰，第二輪選舉在“橙色革命”的功臣、現任總理尤利婭·季莫申科和她的宿敵、2004年得而復失總統寶座的維克托·亞努科維奇之間進行。由于擔心失敗，季莫申科說：“我永遠不會承認亞努科維奇在這種選舉中獲勝的合法性”，并揚言發動第二次“橙色革命”來反對她所說的對手操縱選票行為。第一輪選舉領先季莫申科10個百分點的亞努科維奇稱，當初的親西方抗議活動是“我國歷史上黑暗的一頁”，表示“只有像季莫申科一樣擅長惡意中傷、滿口謊言的人才會去獨立廣場。”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亞努科維奇的地區黨也提交了一個5萬支持者的大規模集會計劃。2月10日計票結果公布，亞努科維奇獲得48.95%選票，領先季莫申科3.48個百分點。歐美國家也都對烏克蘭這次大選表現的“民主”表示贊賞。但季莫申科說：“無論情況發生什么樣的轉變，他（亞努科維奇）永遠都不會成為合法當選的烏克蘭總統。”——“民主的領導人”不承認自己倡導的“民主”選舉的合法性，這不成了無賴了嗎？ 難道這就是歐美支持的“民主”？中央選舉委員會14日駁回季莫申科的“投票存在舞弊和不法行為”的控訴后，宣布亞努科維奇獲勝。16日，季莫申科鬧上了法庭，要求最高行政法院責成中央選舉委員會重新進行總統選舉，禁止舉行議會預定2月25日舉行的亞努科維奇的總統就職儀式。同時即將離任的總統尤先科對當選總統嚴厲批評，指責亞努科維奇親俄，要求給予自己總理或央行行長的職位。17日，烏克蘭最高法院宣布暫停中央選舉委員會關于亞努科維奇第二輪總統選舉獲勝決定的效力，以便對季莫申科的申訴進行審理。雖然季莫申科20日撤回了訴訟，但歐美國家對烏克蘭新政府的建立和運行不會聽之任之。
2010年初，英報說：“自1945年以來，美國一直以‘自由世界’的領袖自居，但奧巴馬政府正面臨全球政治意料之外又令人頭痛的事態發展。發展中國家里四個最大、最具戰略重要性的民主國家——巴西、印度、南非和土耳其——與美國外交政策的沖突愈演愈烈。它們不僅在重大國際問題上不愿與美國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反而更愿意與中國、伊朗之類威權國家站在一起。”“作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和發展中國家，巴西、印度、南非和土耳其可能覺得與中國的共同點比與民主國家的共同點多。”
2009年三八婦女節，英國救援機構樂施會發表的報告說，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后，伊拉克女性“面臨絕境”。在受訪的伊拉克婦女中，有1/4無法每天接觸到清潔水源，1/3無法送子女去學校，超過半數的女性成為暴力的犧牲品。戰爭使許多女性成為寡婦，但她們中超過3/4無法從政府得到應得的補助金。那么，作為人道主義楷模的美國“人道主義”精神何在？
2010年1月13日，海地發生大地震。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急忙進行救援，而美國卻趁機派出一萬名士兵和一艘航空母艦進駐海地。由于飛機都用來撤退美國公民和進駐美軍，救援工作無法有效進行。總部設在日內瓦的“無國界醫生”稱，美國的交通控制員阻止運載重要醫療物質的飛機降落，成百上千人命懸一線。委內瑞拉與尼加拉瓜總統對美國的行動提出了質疑。法國指責美國“占領”了海地。塞內加爾總統則提出要在非洲建立一個新國家來安置海地人——但這不是給美國正好騰出了急欲占領的地區了嗎？ 21日，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說，預計到24日派到海地的美軍將達到二萬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海地發生的這種情況是聯合國數十年來面臨的“最為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渥太華大學經濟學教授、該校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米歇爾·喬蘇多夫斯基指出：“美國在海地這種改變模式的軍事存在……是為了在加勒比海地區實現其戰略和地緣政治目標，此舉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委內瑞拉和古巴。”為什么呢？委內瑞拉和古巴多年來對海地實施包括醫療、掃盲等各個領域的合作，“不需要海地支付任何費用”，而“這些都令美國頭痛，它所能做的只有借助20世紀初便已開始的接連不斷的軍事入侵，毫無同情心地對這個貧窮國家加以掠奪。就像在洪都拉斯一樣，華盛頓力圖在海地阻撓古巴和委內瑞拉為支持海地人自立而進行的任何行動。”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菲利普·克勞利說：“我們要長期待在那里。”
西報在總結21世紀頭十年的時候說：“新世紀頭十年是戰爭的十年，也是美國軍隊和基地向東歐、近東、非洲、南美和中亞、南亞擴張的十年，此前這些地區不曾有過美國的長期軍事存在。”而美國發動戰爭的借口就是自由、民主和人權。自由、民主和人權是靠武力推廣的嗎？而全世界人民已經不敢不害怕提這個問題。
對于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全力將民主或者是人權強加于其他國家的做法，俄羅斯媒體揭露得比較深刻：“它與歐洲當年打著‘文明’與基督教的旗號，戕害眾多生命甚至文明如出一轍。”
西方的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它建立在“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礎上，而擁有大量財產的是資產階級，這是西方民主的社會基礎，本身是不公平的。由于這種不公平的社會基礎，社會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廣大勞動人民越來越多地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和人權，而不是享有越來越多民主權利，他們只能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美國是頭號經濟發達國家，也一直自稱“民主”與“自由”、“人權”的楷模，下面還以美國為主看一看廣大人民權益得不到保護的狀況。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一是社會貧富懸殊越來越大，社會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貧困人口不斷增加。
《福布斯》雜志2003年度全球億萬富翁排行榜顯示，身價在10億美元以上的上榜人士中，美國人占了47%，達222人。全世界最富有的前10人中，有8個是美國人。2008年公布的數字為，比爾·蓋茨570億美元，連續15年穩居榜首，沃倫·巴菲特以500億緊隨其后。
與此同時，美國貧困人口激增。據美國人口普查局2006年公布的數據，2005年美國有3700萬貧困人口，占美國總人口的12.6%，平均8個人中就有1個人生活在貧困中。在克利夫蘭市和底特律市則分別有高達32.4%和31.4%的人生活在貧困中。2006年全美有60萬無家可歸的人。
根據有關統計，美國最大的利益集團八大財團，只占美國總人口1%，長期占有全國1/3的家庭財富。進入21世紀，他們擁有美國40%以上的家庭財富，美國全部股票的46.2%和債券的54.2%。1979年，美國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與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其收入之比10：1；到了1999年，這一差距擴大到19：1。
2009年3月，美國全國家庭無家可歸研究中心在一份報告中說：“每年我們國家有超過150萬的兒童在街頭流浪，卻沒有人就此說過什么。”報告調查的是2005到2006年的情況。在2008年開始的大危機后，美國又該有多少？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二是美國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人民受到大量暴力犯罪的危害。目前美國每年有超過3萬人死于槍擊。美國建國以來有8位總統遭槍擊，其中包括林肯、肯尼迪和里根，另外還有杰出的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據統計，2006年，美國費城一個城市就有384人遭到兇殺，全國有2000多名14-17歲的青少年開槍殺人，平均每天有14個少年死于槍殺。2001年4月16日上午，美國弗吉尼亞工學院發生兩起校園槍擊案，造成33人死亡、數十人受傷。2009年3月11日，一名男子在亞拉巴馬州槍殺9人后自殺。
據美國司法部公布的數字顯示，2005年，美國的暴力犯罪案件總量為520萬起，在押犯人達220萬人，加上緩刑和假釋的人，總人數突破700萬，超過全美成人總數的3%，即每33個成年人中就有一個人被關押在監獄或處以緩刑、假釋，聯邦監獄“超員34%”。
其他西方國家也一樣。例如德國，2009年3月11日，一名17歲少年血洗了他的母校，造成10名學生、3名老師和3名路人遇害。
與此同時，美國執法和司法機關侵權事件屢見不鮮。據美聯社2006年3月4日報道，2003年至2005年的兩年間，美國國內的各種刑事案件中，就有5000多名被告的審理記錄一直處于秘密狀態。假案和錯案屢屢發生。據《洛杉磯時報》2006年6月報道說，美國密歇根大學有關專家對近17年來的328個有爭議的案件進行全面調查和復查，結果均為冤案錯案。
此外，美國政府正在全世界踐踏人權，西方國家卻助紂為虐。布什時期為反恐而建立關塔那摩監獄成為美國踐踏人權的標志性事件。奧巴馬競選總統時承諾要在當選后關閉它。2009年1月20日，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就任，人們對美國改變政策充滿了希望。但是一年后英報就擔心地說：“奧巴馬競選時曾鼓舞人心地承諾關閉布什的秘密監獄網絡。然而……他甚至還在增加這樣的監獄。” 在伊拉克的資深審問員馬修·亞歷山大說：“我一次次地聽到被捕的外國戰士提到，阿布格里卜監獄和關塔那摩監獄是導致他們到伊拉克作戰的主要原因。”但是英報說：“白宮將會堅持他們可以用強制手段在世界任何地方抓捕他們懷疑的任何人，并且無須經過法律程序把他們投入這些秘密監獄，約有1.8萬人被美國關押在這些‘司法黑洞’中”——難道這些人就沒有“人權”嗎？
2009年3月7日，第一名被釋放的囚犯本雅明·穆罕默德說，奧巴馬當選總統以來，監獄的情況進一步惡化，看守們“利用最后的機會進行報復”。他詳細描述了他在美國中情局喀布爾秘密監獄、關塔那摩監獄、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遭到了“中世紀般的”拷打，覺得自己在經歷這些之后“大腦依然完整簡直就是個奇跡。”
據古巴《格拉瑪報》2010年3月11日報道，全世界每4名囚犯當中就有一名被關押在美國的監獄里。囚犯的種族色彩很濃：每15個成年黑人當中、每9個處于20至34歲年齡段的美國人中、每36個拉美裔美國人當中就有一個鋃鐺入獄。每年有7000人在美國監獄中死亡，很多人死于他殺或自殺。2/3被判終身監禁的囚犯是黑人或者拉美裔，而在紐約州只有16.3%的囚犯是白人。
在2010年3月美國對中國、古巴、俄羅斯等國的人權狀況提出批評之后，俄羅斯不但憤怒地駁斥了美國，還對美國的批評進行了嘲諷，說美國國務院關于世界各國的人權記錄是“解決美國權勢集團內部政治問題”的年度“杰作”，并期待美國發表一份“關于美國國內人權問題的報告”，其中著重提到了美國在阿富汗和關塔那摩灣的軍事監獄。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三是美國的吸毒問題嚴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費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濫用毒品的人數占人口總數的6%，青少年吸毒者越來越多，年齡越來越小。吸毒不僅損害人的健康，還增加了社會醫療開支。吸毒者犯罪和走私販毒，不但危害美國社會安定，還加劇了跨國犯罪活動，損害他國人民的安全和幸福。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四是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由于美國社會過度追求“自由”和“人權”， 結果帶來了“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等價值觀問題，使得人與人之間關系存在冷漠和道德上的迷惑，導致許多社會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就出現了“性解放”和“以我為中心的一代”的現象，可是在“民主”制度下“性解放”得到了美國法律的認同。結果導致大批同性家庭、單親家庭、單身家庭等問題出現。據2006年8月美國調查顯示，在美國大約1.1億個家庭中，其中有5580萬個是在沒有正常婚姻的情況下形成的，占全部家庭總數的50.2%。
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09年3月6日報道，在旅居歐洲的美國人中，往往酗酒滋事、舉止失當，造成美國人的形象“丑陋”。佛羅倫薩街頭午夜喝得酩酊大醉的人中，十有八九是美國人。文章說，這種行為增強了人們對美國的一種認識：散漫的美國社會培養出的人，通常缺乏責任感、不守秩序，經常給自己和他人制造麻煩。可是，這不是美國標榜的“民主”和“自由”“人權”的結晶嗎？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五是資本家貪婪、普通人養成寅吃卯糧的消費習慣危害社會。追求個人自由與追求個人享受是聯系在一起的。這就極大地刺激了美國社會的高消費，從政府到家庭都存在赤字消費。2007年美國國債達11.3萬億美元，平均每個美國人債務達4萬美元。2007年全美個人消費水平是世界平均的6倍。全美每4人就有3部車，使得美國消費掉全球1/3以上的能源、15%的肉制品、28%的紙張。美國所有公共場所都使用空調和暖氣，全球1/4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是美國排放的。全美個人買房貸款累計達9萬億美元，大批貸款者買房后還不起貸款，結果導致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
2008年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美國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深陷困境，但在2009年3月為此申請到政府1700億美元的援助后，卻給高管發放了1.65億美元的獎金。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因這次金融危機已經陷于破產邊緣，但領導這個銀行陷入破產的首席執行官古德溫卻已經領取了400萬美元預付退休金，而且這還只是高額退休金的一小部分。公司在如此困境中領導們還大把撈錢，運轉好時就不用提了。資本家的貪婪可見一斑。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六是婦女權益得不到維護和提高。在美國，賣淫、色情等現象到處可見，并因此導致許多惡性事件。2008年9月，美國加州圣地亞哥一個女大學生納塔莉·迪倫在電臺節目和網上拍賣自己的貞操以籌集學費，而她的姐姐之前曾做妓女三周以籌集學費。英國大學生羅茜·雷德、智利大學生等等都有拍賣貞操事件。
均富國際會計事務所2009年3月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男女在商界逐漸趨于平等的并不是崇尚女權的西方國家，而是亞洲和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2004-2009年，菲律賓高管中女性從39%增加到47%，印度、新加坡也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而波蘭、法國則分別從36%和21%下降到21%和18%。美國和歐盟仍然是20%。女性參與公司管理最低的是日本，只占7%，其次是比利時（12%）的丹麥（13%）。叫得響的也是做得最差的。
盡管印度有法律保護人民權利，但事實上社會中卻難以真正做到。種族歧視、種姓歧視導致平民傷亡如同家常便飯。據有關研究報告，印度每年有超過10萬女性被火燒死，其中除了烹飪時遭到火災外，其他的方式包括自焚自殺和家庭暴力殺害。殉夫自焚是古老的陋習，如果不愿意自焚，家人就可能強行燒死。由于結婚時嫁妝不足，夫家就可能縱火殺害。
一名印度女記者在2008年9月出版的新書《煙霧與鏡子》里說，如果不能選擇做印度高種姓的男子，寧愿選擇做中國的普通女人。因為中國女人不像印度女人那樣遭受種種限制。如果只能做窮人，她寧可出生在中國。她說，雖然印度的廁所清潔工享有投票權，但中國的清潔工至少被當人看待。她的話說明什么問題呢？在世界上最大的所謂“民主”國家里，人們得到的“民主人權”遠沒有在世界上最大的所謂“獨裁”國家里來得實在，盡管中國的民主人權狀況近年來不斷惡化而且不停地遭受西方國家的攻擊。
人民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的表現之七是美國威脅盟友國家的“人權”。比如，英國《衛報》網站2009年2月5日報道，在駐喀布爾的國際安全援助部隊服役的英國陸軍軍官歐文·麥克納利中校，因向“人權觀察”組織透露平民傷亡數據被關押。爭議的焦點是美國對阿富汗西部省份的城鎮阿齊扎巴德的空襲。美軍稱不超過7名平民傷亡，而阿富汗政府和聯合國表示傷亡人數超過90。因為有一些手機拍攝的證據，五角大樓后來承認有33人死亡。人權組織說數據嚴重失實。于是歐文·麥克納利中校被捕。
同日，英國《每日新聞》報道，英國已經屈服于美國的“脅迫”，決定不透露有關在關塔那摩軍事基地被關押的英國居民本雅明·穆罕默德遭受折磨的詳細情況。報道說，美國揚言，如果英方將其詳細情況公之于眾，美方將斷絕與英國的所有情報合作。這一消息傳出后，兩名高等法院法官對白宮進行了猛烈抨擊——是的，英國與美國的合作如果不是為了英國人的權益，那合作目標是什么？如果是為了英國平民的權益，那么合作還有必要進行下去嗎？這對英國人和英國在世界上的信譽會造成什么影響？
2010年2月10日,在英國上訴法院裁定公布這些文件具有“壓倒性的”公共利益而國家安全風險“并不嚴重”的情況下，英國政府被迫公布了本雅明·穆罕默德遭受折磨的情況。上訴法院法官紐伯格爵士在判決書中指控軍情五處在此事件中向議會撒了謊，外交部的公務員故意向外交大臣隱瞞了情況。結果英國外交部秘密請求這名法官從上訴法庭的判決書中撤下這番話。這導致人們指責英國政府為了扼殺真相而干預司法程序的做法是藐視法律，直接違背了有400年歷史的司法原則。1月11日,大批身穿囚服的美國民眾在華盛頓白宮外舉行示威活動，要求停止虐待囚犯，立即關閉聲名狼藉的關塔那摩監獄。抗議者指責奧巴馬與其前任布什是一丘之貉，因為他背棄了當初做出的上任第一年關閉關塔那摩監獄的承諾。
瑞士銀行長期以來以“從不對存款戶提出任何問題”而聞名，這為瑞士贏得了許多“自由”信賴，是構成“瑞士神話”的核心內容之一。然而，因為美國引起的2008年的金融危機，瑞士銀行被要求提供客戶的名單，還因為與美國制裁的國家做生意遭受巨額罰款。“自由”和“保密”的信譽蕩然無存。
2009年10月20日，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作為中東問題有關四方特使訪問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當他經過西岸城市希伯倫時，抗議者高喊他是“恐怖分子”。為什么？因為布萊爾擔任英國首相時追隨美國發動了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
12月14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審理關于關塔那摩虐囚案。這項訴訟由曾被關押在關塔那摩監獄的4名英國人提出，他們的華盛頓律師埃克里·劉易斯說：“官方批準使用酷刑令人發指，而且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但美國政府要求最高法院駁回了這個訴訟。奧巴馬政府稱，與保護國家安全的軍事行為相關的“特殊因素”使得司法部門無法允許此類訴訟涉及“這些敏感情況”。實際上，美國的國家就是一些金融寡頭的工具，發動戰爭和踐踏人權雖然違反基本人權和美國立國宗旨，但對于金融寡頭來說，建立霸權比這些重要得多了。因此奧巴馬政府還稱，在關塔那摩監獄批準或參與有爭議的拘押和審訊方式的美國官員享有免受起訴的權利。這樣，別說是英國公民，即使是美國公民，在這些目標面前也不可能保證有基本的人權，其他國家的公民更不用提了。
選舉是表達民主人權的手段。在資本主義時代，它相對于封建制度下國家首腦終身制、世襲制和各級官員由皇帝或國王任命更能表達人民的意愿，更有利于促進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但是，經過100多年的發展后，選舉已經成為金錢的奴隸，越來越被金錢所左右，使得競選人物不是更多地關注社會和民眾關心的實際問題，而更關注如何利用媒體進行自我包裝宣傳和政治叫賣，陷于手段卑鄙的政治游戲。沒有金錢支持的優秀分子已經無緣問津政壇，更不用說總統寶座。
例如美國，選舉極為頻繁。現在每年要進行13萬次以上選舉，2006年大約有52萬個職位需要選舉產生。據媒體報道，美國總統的競選費用在1860年林肯競選總統時用了10萬美元，20年后加菲爾德競選總統時上升到110萬美元。20世紀以來遞增很快，1960年為3000萬美元，1992年1.14億美元，1996年為7億美元， 2000年美國的總統選舉，競選經費達到破天荒的30億美元。全美各級公職人員的競選經費也成倍增長，1980年為11億美元，1984年為18億美元，2004年達50億美元。
美國國會選舉同樣是金錢政治。據《今日美國報》2006年10月29日報道，20世紀90年代以來，選舉每一位眾議員平均花消為80萬美元，選舉每一名參議員平均花費450萬美元。2004年競選參議員平均花費700萬美元。2006年美國兩院議員競選中，兩黨共花約24億美元。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在題為“希拉里，準備起跑”的報道中稱，希拉里在2000年競選參議員時花了5400多萬美元，可以說是天文數字。這些競選費用都是靠全國各大公司、大財團老板“買單”。
議員們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不同利益集團為了各自利益進行激烈競爭，國會則為此作出無原則的妥協和退讓。據美國聯邦調查局2006年12月公布的數字，圍繞美國國會的各種公關公司就有30萬個左右，各利益集團每年對議員的公關費用達數十億美元。2006年民主黨眾議員威廉·杰斐遜一次就向一家科技公司索要40萬美元，以換取他幫助這家公司獲取在非洲的合同。在這樣的背景下，議員要保持公正是很困難的。據美國有線新聞網在2006年美國中期選舉時進行的民意調查，36%的美國民眾認為多數美國國會議員都是貪污腐化的。記得馬克·吐溫曾經諷刺說：給我足夠的金錢，我能使一塊石頭當選總統。
美國建國之初，國會就有帶槍開會和會場上棍棒相擊的歷史。隨著時代進步，議員們已改為斗嘴吵架。在國會辯論中，指名和不指名的指責、嘲諷、“口水戰”不斷。近些年來，每當總統、國會議員競選時，“丑聞”“下流”“齷齪”等這類詞匯都會在各類媒體報道中紛至沓來，使得歷來受美國民眾關注的選舉變成了一個充滿色情、陰謀甚至搞笑的政治肥皂劇。兩大黨紛紛派出“狗仔隊”拍下對手的齷齪行為，然后大肆宣傳曝光。據美國媒體報道，在2006年美國國會議員競選時，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把各自籌集資金的90%以上用在了抹黑對手的宣傳上，大大小小的各種報紙、電視、網站也都出來大抖猛料，為兩黨“揭丑戰”添油加醋。
本來總統、國會選舉是事關國家、民族重大利益的莊重而神圣的大事，但由于上述原因，使得美國民眾越來越產生反感心理，造成了大眾對政治的冷漠，參與的積極性大打折扣。據媒體報道，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時投票率不超過50%。2006年美國中期選舉時投票率不到1/3。在縣市選舉中，參加投票的選民只占全部選民的20%左右。
2007年5月，美國第39屆總統吉米·卡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在今天的美國，如果想獲得共和黨或民主黨的提名，你必須提前募集到大量競選經費。”“美國對選舉權法進行了許多修改，富人和大公司都可以向總統競選者捐款。我認為這是一件不幸的事。”
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010年1月21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撤銷了長期以來對選舉捐款數額的限制，允許企業在選舉中自由為總統和國會支出。甚至連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說：“這項裁決打開了閘門，讓無限量的特殊利益資金流入我們的民主政治。”“這一裁決對民主本身造成了打擊。” 26日裁定，公司可以在競選期間打政治廣告，而且法院不給它們花錢設上限。美國眾議員艾倫·格雷森說：“從根本上說，這將人們所能想像的最大規模的賄賂行為制度化、合法化。現在公司可以酬謝與它們合作的政客，同時置不合作的政客于死地。”這樣，美國將完全變成金融寡頭的國家，完全為金錢所控制。
所以說，西方國家雖然政治斗爭采取民主和法制的形式，但壟斷國家資源的極少數人操縱國家和地方政治的現象是不會改變的，而且愈演愈烈。列寧早在20世紀初就譴責“資本權力”透過金錢政治而產生的“蠻橫”的影響，尖銳地指出：“北美合眾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一，可是沒有一個國家象美國那樣，資本權力即一小撮億萬富翁對全社會的權力表現得如此蠻橫，采用如此明目張膽的賄賂手段（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過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這一點）。資本既然存在，也就統治著社會，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選舉制度都不會改變事情的實質。”
美國如此，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無二致，盡管程度上略有差別。
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1月19日文章《從法國社會“黑手黨化”看民主在世界的前途》說，法國是西方發達的民主國家，由于眾多先賢先哲在民主理論上的重大貢獻和法國大革命，在西方民主發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然而，法國發展到今天，卻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出現了民主的異化，其突出表現是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
文章說，法國和西方主要國家一樣，都經歷了戰后30年的高速增長時期，然后進入緩慢增長。但其他國家能夠隨著時代的進步對自身體制進行微調，而法國卻喪失了這種能力。
為什么呢？文章說，從表面上看，法國是總統和議會進行決策，但真正的決策力量卻是普通的選民和大的財團。一個候選人要想競選，必須有足夠的資金支持，而資金只能由財團才能提供。但要想獲選，還需要選民支持。因此，盡管政治精英清醒地認識到法國的問題，卻難以進行改革。因為改革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利益調整，但調整時財團不能得罪，選民則有權直接走上街頭，并不惜使整個國家癱瘓。因此打著改革旗號上臺的總統哪怕是進行最小限度的改革，總是以引發全國性的抗議而告終。不改革，他們會走上街頭；改革，他們仍然會走上街頭。文章舉例說，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要求。這就是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空手勒索，毫無底線和規則，否則就訴諸街頭，讓國家癱瘓。
文章說，這樣的危機并不僅僅局限于法國，其他國家盡管情況略有不同，實質并無多少差別。舉例說，美國2007年以來發生的次貸危機和經濟危機，一個根源是利益集團的貪婪和瘋狂，另一個則是民眾寅吃卯糧的消費和消費習慣。然而，政治精英均無力改變。原因和法國一樣，在于民主制度本身。選民只看眼前的生活是否改善，眼前的利益是否得到保護，會把因改革而損害他們眼前利益的政黨毫不猶豫地選下去。
美國人認為，是干涉主義外交政策讓美國陷入了困境。但美國又無法改變干涉別國的做法，因為權力掌握在一小撮金融寡頭手中，它們正是通過干涉別國獲取最大利益的。所以即使美國遭到全世界的譴責，也不能改變美國的行為。就在2008年末巴以沖突之后，新上臺的奧巴馬立即高調支持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襲擊，說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永遠不會改變”。
文章總結說，如果這種民主在面臨嚴峻的挑戰時不能進行大的自我調整，在這種民主帶領下的人類文明將很快走向危險境地，甚至毀滅。
美國《新聞周刊》2009年3月23日一期文章《華盛頓為什么擔憂》說，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不僅出在前總統布什身上，還在于華盛頓權勢集團習慣了行使霸權而視妥協為叛國、視談判為綏靖。同別國交往的唯一途徑是提出一系列充滿極端言論的要求。其他國家不能有自己合理合法的利益——俄羅斯竟然有要求，這本身就讓人無法忍受。文章說，這不是外交政策，這是帝國政策，它在當今世界不大可能行得通。
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也如此。印度人口問題得不到解決就是個例子。美國《新聞周刊》2006年3月6日載文指出：“印度雖然有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美譽，但總的印象是很不成熟和亂紛紛。”“印度的民主通常反映的不是大多數人的意志，而是少數人的意志。”由于執政黨和在野黨斗爭激烈，印度各種勢力相互激蕩，各民族、宗教、種姓之間又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在一些關系國家建設發展的重大問題上往往爭論不休，議而不決。
有人認為，西方國家的領導人下臺之后都會說些公道話，但在臺上就是反動透頂，頑固不化。為什么？身不由己，言不由衷，拿的是資本家的錢，獲得的是“民主”選票，不得不屈服于他們民主制度 “黑手黨化”的壓力。
民主不能沒有集中，自由不能沒有限度，人權不能沒有公正的社會制度基礎。否則，只能導致民主制度的黑手黨化，危害社會，危害人類文明。西方的民主已走到窮途末路。
由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打著推行民主的旗號推行霸權主義，嚴重危害了世界的安定和團結，影響經濟和政治等社會發展，結果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
美國《華盛頓季刊》署名文章《作為世界價值觀的民主進程》稱，“9.11”事件以來，布什總統竭力鼓吹促進世界民主是美國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強調在國際范圍內促進自由這一道德和戰略使命。這種做法既違背了美國的立國原則，也非常不得人心，遭到全世界的強烈反對，美國也因此在世界上越來越孤立，越來越不為世界上其他國家所喜歡和敬仰，美國的國際形象處于歷史低點。美國不應該再壟斷民主運動。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有53個成員國，每年要改選1/3。當選國任期3年，可以連選連任。選舉是按會員國所在的地區小組來分配名額的。美國所在的西歐和其他地區小組在2000年要選出3個國家，競選國則有美、法、瑞士和奧地利4個。一向以“人權衛士”、“人權楷模”自居的美國本以為連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結果卻居于最末而落選了。于是惱羞成怒，一再叫嚷要徹底改造人權委員會，強調只能由“人權記錄好的國家”參與該委員會。人們不禁要問：美國的“人權記錄好”，為什么會被選掉呢？它是怎么記錄的？ 自己是不是“人權衛士”、“人權楷模”，要讓世界人民來評定，而不是掰著屁股上樹——自己抽自己。美國的落選，表明越來越多的國家日益不滿美國干涉別國人權、推行霸權主義的做法。
2006年3月15日，第60屆聯合國大會以170票贊成、4票反對、3票棄權的表決通過一項決議，決定設立一個新機構——人權理事會，以取代經濟及社會理事會下屬的人權委員會。具有60年歷史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被取代。
為什么要廢除人權委員會？因為幾乎所有成員國都認為，人權委員會已經失去可信度，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西方國家比如美國認為它已經不象以前一樣“聽話”，難以用它來達到政治目的了；發展中國家認為它存在信任危機，已經成為政治對抗和干涉他國內政的工具了。
新成立的人權理事會總部仍然設在日內瓦，共設47個席位。理事會成員由聯大秘密投票產生，候選國必須獲得聯大全體成員國的過半數（即至少96票）支持方能當選。經過3輪無記名投票，第60屆聯合國大會于2006年5月9日選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首屆成員，中國以146票當選，5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4國當選，美國沒有參加（這一點上美國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參加也是落選）。
由于是采取的秘密投票方式，不能確定支持中國的國家是哪些，但這足以說明，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支持中國，而且其中肯定包括部分西方國家。
英國《衛報》2008年9月17日文章說，“歐洲有關人權的政策，10年前獲得了72%的聯合國成員的支持，但去年已降至48%；美國獲得的支持率則從77%銳減至30%。”“最近10年來，在聯合國大會上，對中國和俄羅斯在人權問題立場上的支持率已從不足50%上升到74%。”實際上，我們應該知道，這不是中國人權狀況有好轉，而是美歐對世界人權的侵犯踐踏太嚴重了，因此全世界對他們支持率大幅降低，結果中國撿了便宜，而中國的人權狀況也確實惡化了。
2006年3月聯合國通過決議成立人權理事會，美國投票反對，理由是理事會的制度設計無法防止人權惡劣的國家進入。2008年6月，身為觀察員的美國更表示要降低對理事會的參與，理由是不滿47個成員組成的理事會對其盟友以色列不斷進行譴責。2009年3月，美國以觀察員身份重返理事會，但依然關切人權的政治化及理事會“重復針對一個國家。”——“重復針對一個國家”有錯嗎？一個國家踐踏人權時間長了就可以不譴責了嗎？
2006年12月，美軍駐馬納斯空軍基地一名士兵在基地入口處開槍打死了一名卡車司機，聲稱該司機是攜帶有武器的恐怖分子。經調查死者一直是馬機場的油罐車司機，身上并未帶任何武器。吉媒體認為美軍輕率魯莽、冷酷無情，要求嚴重兇手。美國卻像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國一樣，拒絕交出兇手并偷偷地把兇手送回國。此后美軍在吉越來越不受歡迎，美國被描述成偽君子。終于在2009年年初，導致吉議會通過了關閉馬基地驅逐美軍的決議。
美國千方百計阻撓主持公道和不聽話的巴拉迪連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結果他成了唯一候選人，還是當選了。
伊拉克金融家沙拉比一度被譽為“美國的寵兒”，并且進入了伊拉克臨時政府。可是由于他太有主見，不愿完全跟著美國指揮棒轉，美國又說他是“雙重間諜”，把他趕下臺。但后來沙拉比還是當選為國會議員，做了副總理兼石油部長。
在美洲，“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一直都是美國選定的，但2005年美國先后挑選的候選人一一遭到拒絕，最后還是委內瑞拉、巴西等國提出的候選人當選了。2005年前些時候，拉丁美洲和阿拉伯44個國家的領導人在巴西召開歷史性的峰會。美國多方阻撓，賴斯國務卿親自到巴西活動，勸說不要召開這樣的會議，說如果實在要開，希望能邀請美國作為“觀察員”與會。巴西外長當場拒絕，說：做什么“觀察員”，“看電視”就可以了。同年11月初，第4次美洲國家領導人會議在阿根廷召開，美國關于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議遭到強烈反對，布什本人也遭遇大規模抗議示威游行，這是幾十年來美國后院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
2008年秋天，南美掀起反美新的浪潮。由于美國參與籌劃玻利維亞等國一些反政府的活動，厄瓜多爾要求美國在2009年年底之前終止在厄瓜多爾的反毒活動，玻利維亞和委內瑞拉政府驅逐了美國大使；巴西和委內瑞拉等南美國家對玻利維亞進行了聲援，8月加入由反美國家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提出的“美洲玻利瓦爾替代計劃”的洪都拉斯，本是美國在中美洲的盟友，現在卻通知美國新上任的大使不要遞交國書，以在外交上的怠慢來支持玻利維亞；阿根廷與美國交惡；委內瑞拉還驅逐了總部設在美國的“人權觀察”組織的代表團，而古巴則斥責美國欺世盜名；尼加拉瓜揭露說美國“企圖謀殺”查韋斯。11月，玻利維亞下令美國毒品管制局官員3個月內離境。在南美，反干涉反霸權的聯盟已經形成。
美國把朝鮮、伊朗、緬甸、津巴布韋等所有反對霸權主義的國家稱為“流氓”和“無賴國家”，但對比一下這些國家與美國的所作所為就知道，“流氓”和“無賴”的稱號再也沒有比美國使用更合適的了。甚至連美國自己也有人承認美國是“無賴”。比如，《2009年即將過去，它會載入史冊嗎》就說，美國2009年“把世人逼入絕境——表現得有點無賴。”
針對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的，阿富汗戰爭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基地”組織找到新的庇護地，以免他們在新的庇護地發起對西方社會的襲擊。據稱與“基地”組織有聯系的阿富汗塔利班2009年12月回應說，愿意拿西方撤軍換和平，即如果西方從阿富汗撤軍，它愿意提供“法律保證”，將不再干預外國事務。但對于這個條件，美國不是提出談判，而是堅決不“相信他們的話”。為什么？西方入侵阿富汗是為了取得對阿富汗的霸權，而塔利班的目標則是獨立與和平。在沒有達到消滅抵制霸權的塔利班力量目標的情況下撤軍，等于西方的行動失敗了。誰是流氓和無賴？一清二白。從這個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國根本不是為了阻止“基地”對西方發動襲擊，而是為了維持這種動亂狀態，保留美國對阿富汗實行霸權的戰略目標。
外媒說：“美國一直鼓吹要尊重市場力量，提倡自由和公平貿易。可是，一旦市場力量和自由貿易變得對自己不利時，政治干預就會隨之而來，并且都是以正義的面目出現。”
2009年12月初，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前夕，“氣候門”事件爆發。從泄漏的美歐科學家們之間一系列電子郵件中發現，多名主流科學家一再建議，不要讓反對人士獲得研究資料。批評人士指出，“這些郵件的內容正是該中心科研人員假造、隱瞞及夸大氣候數據的證據”。 “這就涉及科學道德問題，因為自由獲取數據的權力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別人才能重復進行試驗。”由于氣候變化問題涉及很大的政治利害關系，人們分析認為，全球變暖的威脅被夸大了，認為這是一個陰謀。但隨后歐美的媒體不是指責他們的科學家在操縱全球氣候變化數據以對人們進行誤導，而是指責泄露電子郵件的這次黑客行動是高度復雜、有政治動機的行動，俄羅斯被指為背后黑手——操縱科學數據以誤導世界是卑鄙的陰謀，沒有人指責；為人類揭露陰謀是一項偉大的行動，反而遭到指控——這不是流氓和無賴行為嗎？這種事情的黑手是誰？美國和歐洲的的政客。（全球著名氣候模型專家莫季布·拉蒂夫在2009年聯合國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出，被稱為“北大西洋濤動”的現象主導著近年來氣候變化的進程。這種現象主導了1980年到2000年間以及20世紀早期出現的氣候變暖，但“如今情況出現了逆轉”，嚴寒的冬季“將變得比往常更加常見得多”，“夏季也將可能變得更加涼爽，而且所有這些現象可能持續20年甚至更長時間。”2010年3月9日,墨西哥科學家維克多·曼努埃爾·貝拉斯科發布的一份公報指出，地球將從2010年開始經歷一段“微冰凍期”，這段時期將持續60至80年，地球溫度將下降0.2至1攝氏度。）
對于美國在中東“輸出民主”，美國自己的報紙《紐約時報》2008年8月2日評論文章把題目標為《攪亂東方》。（中東在英文中寫為“Middle East”，將“Middle”中的i換成e，即Meddle，意為“管閑事、攪和”）英國是美國的“特殊關系”盟友，但英國一家頗有名望的電視臺“第4頻道”在2008年圣誕節黃金時間播出了美國在中東的死敵伊朗總統內賈德的“圣誕致辭”。結果美國在中東的代理人以色列怒不可遏，認為這是對西方國家的極大諷刺。這說明，美國以移植民主為借口的霸權政策不僅它的敵手反對，它的人民和盟友一樣不滿。
美國自己一些重量級人物則驚呼，美國現在的信譽正在“一落千丈”，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正在由被侮辱與被虐待的“蒙面戰俘像”所取代，美國立國的一些基本原則已受到威脅。
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說，美國政府一直是“保護富有的少數人不受多數人的侵害”，自從美國政府20世紀40年代為美國的全球霸權制定“大地區”戰略計劃以來，指導歷屆政府的都是一種“完全出自黑手黨的教父原則：違抗是不可容忍的。”喬姆斯基認為，美國入侵阿富汗是“現代史上最不道德的行動之一”，它“大幅加劇了恐怖主義”，而且“極不理性——除非國民的安全不是最主要的優先事務”。實際上，所謂的“恐怖主義”本身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被侵略國家和民族對大規模侵略的最后抵抗形式，而美國是所有這些侵略戰爭的發動機，或者說是罪魁禍首。美國《洛杉磯時報》說，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得出結論，“美國必須從輸出恐懼轉向激發樂觀精神和希望”。這不是說，美國是國際恐怖的源頭嗎？從這個角度上說，美國遭遇恐怖襲擊是咎由自取，罪有應得。然而，美國不但不正確看待“恐怖主義”產生的根源，在奧巴馬上任不滿一年時候，卻以圣誕節炸機未遂事件為借口重返反恐軌道。新報說：“作為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的最高代表者，奧巴馬政府的全球戰略目標，還是要維護和行使霸主權力。”
2009年11月奧巴馬訪問中國后，美報認為，中國“不會成為美國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全面伙伴”，“歐洲不能成為美國外交政策上的全面伙伴”，因此提示奧巴馬是不是“不得不放棄外交而采用單邊主義呢？”看來，美國發動新的世界戰爭的理由又找夠了。世界將變得越來越動蕩，越來越“恐怖”。
2010年3月10日,伊朗總統內賈德訪問阿富汗。但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提前突訪阿富汗并待在那里。當被問及蓋茨指責伊朗耍兩面派時，內賈德嘲諷說：“問題是你們（蓋茨和部隊）正在這個地區干什么。”“你們在世界的另一邊，離這里有1.2萬公里。你們在世界的另一邊，到這里干什么？這是個嚴重問題。”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國總理周恩來就認為，美國人擔當“世界警察”是世界的禍害，是世界混亂和沖突的根本原因。他說，美國人“干什么來了？讓他們回家去，那樣，世界就可以太平了。”但是，美國人為了霸權事業，是不愿意“回去”的。中國有句話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今天可以說“美國不亡，世界不寧”，美國成了世界和平與人類發展的攔路虎。
美國的民主和人權政策的本質是推行霸權，但它的霸權已經無法持續下去了。這表現在三方面，一是隨著反對力量的增大，美國人在世界上處境越來越危險。二是它的衰敗將使它受到盟友繼承霸權政策的威脅。三是可能導致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對它進行懲罰。
首先是隨著反對力量的增大，美國人在世界上處境越來越危險，恐怖主義襲擊將使它無以立足。
從某種程度上說，恐怖主義之所以恐怖，是因為恐怖行動的手法都是自殺式襲擊，讓人防不勝防，也就是說，實施恐怖主義的人都是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對付它的敵人的，既然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付出，對敵人會手軟嗎？可是我們需要知道，自殺式襲擊是被逼到沒有任何其他辦法之后最后的絕地反擊！他們已經沒有第二種選擇了。試想如果有辦法生活下去，哪里會有人愿意與別人同歸于盡？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他們無法生活下去的呢？美國對他們的霸權、征服、欺侮、蹂躪和掠奪。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把打擊恐怖主義定為國家的基本國策，把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蘇丹、伊朗、朝鮮等列為“邪惡國家”，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打擊行動。如果說“邪惡”，是這些國家把軍隊開到美國進行了邪惡的燒殺搶掠行動嗎？顯然這些國家的軍隊沒有去美國。別人不出門，你到人家家里去打人家，還說人家“邪惡”，這本身不就是“邪惡”的行為嗎？但美國卻不顧國際社會的質疑與反對，發動了“打伊倒薩”的伊拉克戰爭，繞開聯合國公然對主權國家使用武力。
美國的專家們認為，這回“世界變得更安全了”。不料2004年西班牙馬德里又發生了恐怖襲擊，2005年7月，美國的堅定盟友英國的首都倫敦連續發生有史以來傷亡最慘重的恐怖襲擊。輿論認為，這是西班牙和英國為參加伊拉克戰爭而付出的代價，緊接著埃及著名的旅游勝地沙姆沙伊赫也遭到恐怖襲擊。2006年8月，兩名英國穆斯林在飛機上用阿拉伯語交談，結果被英國警察用槍趕下飛機，原因是其他乘客怕他們是恐怖分子。2008年11月26日，印度孟買遭遇了專對美英以游客的連環恐怖襲擊，造成近200人喪生。2009年9月，在德國大選前夕，“基地”要求默克爾下臺，否則他們會在兩周內采取行動。12月，媒體報道，英國準備退出于2010年10月在新德里舉行的第十九屆英聯邦運動會，原因是擔心代表團會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運動員的安全無法得到保障。這將是英國首次不參加有著80年歷史的英聯邦運動會。“世界變得更安全了”嗎？
當黑人奧巴馬當選2009年新總統時，全世界對他充滿了希望，認為他會改變美國的霸權，給世界帶來和平。海外的美國人說，終于敢承認自己是美國人了，“已經厭倦冒充”外國人了。他們害怕別人問他們挑起伊拉克戰爭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哪？”“美國人在干什么？” 諸如此類美國干涉外國內政的問題，他們更害怕世界各地專門針對他們的恐怖襲擊。
2009年12月奧巴馬宣布增兵阿富汗后，25日發生了從阿姆斯特丹飛往底特律的空客253航班炸機未遂事件，導致美國重審安保程序，加強了一些煩瑣的機場安檢程序，如旅客需要提前4個小時到機場接受安檢，一旦登上航班就不能在腿上蓋上衣或毯子，不能在飛行的最后一個小時使用廁所等。這給乘客增添了大量新的旅行煩惱。美國民眾風聲鶴唳，人人自危。30日，阿富汗美軍基地發生一起爆炸事件，8名美國中情局特工被炸死，這是阿富汗戰爭2001年開始以來首次死亡這么多情報人員，而此前8年間中情局只有4人喪生。然而，美國不知道，這正是它自己一再“反恐”造成的結果，隨著反恐戰爭的深入開展，局面將進一步升級，美國人將寸步難行。由于“基地”揚言將襲擊美國在也門的利益，美國駐也門使館2010年1月3日關閉。（當然，扈從美國反恐的英國也于3日關閉了使館，4日法國關閉了使館，日本暫停了使館的領事簽證服務。）
1998年，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被炸后，美國認為它在全世界的180余座大使館和領事館都不安全，決定實施史無前例的安全工程。2001年，發生了9.11事件。美國惶惶不可終日。2009年3月，聯合國總部對面的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新駐地26層大樓拔地而起。它的混凝土厚度達30英寸（0.762米），前七層沒有一扇窗戶，是一座密不透風的鋼筋水泥塔，“安全度極高”。聯合國問題多產作家斯蒂芬·施萊辛格說，美國的這種奇異的大型建筑物向聯合國和全世界發出了“錯誤信號”，它不具備親和力和吸引力，也不能表達美國過去所持的樂觀和進步的價值觀。說這座建筑物“就像是一座陰森可怕的堡壘”。但此時，美國擬在中東、歐洲、亞洲和非洲地區修建的類似“安全度極高”的180余座使領館已有60多座完工。
世界上19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什么別的國家和地區不需要這種“安全度極高”的領使館？有人說，這是美國心存恐懼和憂慮的永久象征。不是，這是美國與世界分離的象征。美國與其他國家已不屬于一個世界，它的所作所為已使它無法在這個世界上安全地生存。2010年1月14日，美國最忠實戰略伙伴英國的情報安全委員會主席金·豪厄爾斯對媒體說，接二連三的英國人在阿富汗死亡這一事實證明，英國已經到了放棄處于聯合國軍事行動“最前沿”的時候了，不能再繼續充當“世界警察”了。
二是美國的衰敗將使它受到盟友繼承它的霸權政策的威脅。美國人并不是不知道，美國已經陷入衰敗，而且“所有人都憎恨‘霸權’這個字眼”。但是，美國人還在一邊為自己的“霸權”自豪，一邊想盡一切辦法極力維持這種“霸權”，而不是從戰略上考慮如何在即將形成的世界新秩序中為自己爭取有利位置。美國《華盛頓郵報》2008年12月17日文章《比較溫和的霸權》說，在美國的衰敗過程中，要“把責任傳遞給其他志同道合、羽翼漸豐的伙伴”，擴大霸權的基礎，建立同盟，不再“孤軍奮戰。”但是，在美國的盟友中，印度在幾十年后會超過它，歐盟幾十年后也會超過它。當它的“志同道合”的盟友超過美國以后像美國今天對待它們一樣反過來對美國進行霸權的時候，美國愿意當誰的奴隸？美國甘心當奴隸嗎？相信不會。由奴隸主變成奴隸，不是美國能接受的事情。
英國是美國最堅定的盟友，也是美國的宗主國，美國的霸權就是英國親手交給它的。在美國近年來所有的對外侵略戰爭中，英國總是無條件支持美國，因此已經連累自己的國家遭遇了大規模的恐怖襲擊。英國甚至為了美國利益放棄維護自己國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安全。但是，就是這樣還是不行，英國的利益還是不被美國當回事，在2009年9月，英國為安排首相布朗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晤，進行了5次努力還是無果而終。但是，“志同道合”的霸權盟友如果一定要效仿它的霸權呢？美國將無路可走。
三是美國繼續推行“民主”引起的仇恨如果積累到一定程度，可能導致一些國家聯合起來對它進行懲罰。美國目前保持著相對強大的軍事力量，這種強大是以它與世界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差距為基礎的。但是，隨著全球化的進行，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差距將越來越小，甚至發生逆轉被他國超過。在此情況下，一些國家就有足夠的力量報仇，可能會對美國采取懲罰或報復行動。面對強大的報仇大軍，原來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將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是接受懲罰還是自殺？
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國民公會的宣言說，一個人的自由是以另一個人的自由為限度的。意思是一個人的自由不能妨害另一個人的自由。廣而言之，一個國家的自由也是以另一個國家的自由為限度的，一個國家的自由不能妨害另一個國家的自由。但是今天，美國的自由充滿了全世界，形成了霸權，世界上其他190多個國家就沒有了自由可言。美國已經背棄了自由人權的核心理念。如果其他國家要取得自由，美國就只有將它的自由限制在它應該得到的范圍內。現在，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新興力量正在迅速壯大，中國倡導的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和諧世界理念將構建新的世界秩序。是美國自覺限制自己自由的時候了。否則，它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德國《南德意志報》2009年2月4日文章《西方不會被剝奪什么》說，“我們應該學會多種世界觀共存。如果某個伊斯蘭國家的公民支持伊斯蘭教法，這是他們的權利——而我們就要接受。”這種開放的態度將比霸權得到更好的回報。
但是，2009年初，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都說，要通過“巧實力”來恢復美國的領導地位。他們不知道，美國已經偏離了一個國家贏得世界領導地位的原則，以為全世界人民都是傻瓜，換個名詞推行霸權主義的假“民主”，全世界都會相信是皇帝穿上了“新裝”。要知道，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雖然現在你可以“指鹿為馬”，顛倒黑白，全世界人民也不得不附合，但全世界人民自己心里有數，知道什么時候開始反制美國。美國如果不摒棄霸權主義思想，無論使用什么樣的“巧實力”，都不可能真正贏得往日的地位了。正如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所說：對于世界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美國是否愿意遵守國際法準則。
《西方不會被剝奪什么》說，亞洲經濟崛起并不意味著西方人會被剝奪什么。這話不對，亞洲的崛起將建立一種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這種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地要剝奪西方的霸權。美國為了保住霸權，寧可鋌而走險，生活在恐懼和危險中。最后，美國將在恐懼和危險中走向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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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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