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23日

風繼續吹：玻利維亞左翼報告
陳 泰

2005年12月18日，玻利維亞舉行總統、議會及各省行政長官的選舉。據國家選舉法庭的統計，投票人數達到注冊選民（約四百萬人）的85%。“爭取社會主義運動”（MAS）候選人埃沃•莫拉萊斯得票54%（約190萬票），當選拉美的首位原住民總統。此外，MAS還囊括下院的多數議席及三個省長席位。
直至投票前夕，群眾運動的領導層未能達成一致槍口對外。主要工會COB和著名原住民領袖Felipe Quispe均號召抵制選舉。然而群眾另有打算，用選票把莫拉萊斯抬進總統府。在頭號城市拉巴斯和群眾抗議的中心EI Alto，老莫的得票率分別高達64%與80%；大資本控制嚴密的呈克魯斯（Santa Cruz）地區，仍有30%以上的投票選民支持莫萊斯。幾近完美的勝利，讓MAS的頭頭們喜洋洋：“我黨剛取得極好的選舉結果，這使我們可以伸張民眾意志”（MAS國會議員Cesar Navarro）。新出爐的總統更是滔滔不絕，大談“（原住民）符合不愿再忍受了，他們爆發出力量反對（現行）經濟模式及政治代表，反對美國、世界銀行和IMF，反對偷盜我國民族財富的跨國公司”。
部分群連領導層為何不愿支持莫拉萊斯？是政治分歧，還是權力之爭？解開這個謎團，得先看莫總統執政后手段如何。
踩著兩只雞蛋跳舞：“窮人內閣”保衛私有產權
莫先生及手下干將很明白：自己高票當選，全是順水行船的結果。借一位著名群連干部的話說，MSA的上臺“要感謝已推翻新自由主義（在玻主導地位）的社會運動”（Cochabamba市“水與生命保衛委員會”協調委員Juan Rojas）。MAS的基層支柱是山區原住民，缺管工業中心的組織網絡；上臺后，老莫離不開眾多群眾組織的捍衛；MAS的工商贊助者也急欲分享執政紅利，聯合政府勢在必行。
2005年12月21日，新總統在集會上許諾“部長和副部長的職位，只屬于具備社會良知和愿意為人民服務的專家”。2006年1月中旬，老莫的心腹宣布“建立一個原住民參與的、為窮人出力的窮人內閣，時機已經成熟”（總理Ramon Quintana），發誓新政府必定“依靠道德與愛國心，保衛民族（利益）”。
正式就職后，總統推出一個“拼盤內閣”，力求各方的平衡。除了副總統Alvaro Linera（原游擊軍EGTK司令），大批群連頭腦應邀入閣——水資源部長Abel Manani（街區委員會聯合會FEJUVE的EIAlto分部首腦），司法部長Casimira Rodriguez（清潔女工工會領袖），勞動部長Santiago Galvez (工會領袖)，礦業部長Walter Villaroel (礦工合作社代表)。安置好窮鬼以后，總統的有產盟友列隊登場。90年代私有化的兩位“黑幕明星”——老政客Walker Miguel 和東部巨商Salvador Ric分別出任國防部長與市政服務部長。與官僚的社會構成相仿，總統及親信以彌合勞資封立為基本國策;一位高官簡煉地概括了新政府的總戰略：“我們不反對自由市場。我們主張能讓民族資本主義繁榮發展的社會主義模式”（副總統Alvaro Linera）。老莫本人陀螺似地擔保“取消國有和私有企業的自由裁員權，并取消自由進口制。這兩點是現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模式的主要支柱”；轉身又勸慰工商界把心放寬：“請傳達一個消息：我決無反對企業家的任何意愿，（競選中）許多企業家支持過我。”
當局煞費苦心，極力維持“民族團結政府”的跨階級形象。為避免觸怒大資本，老莫撕毀了對國企職工50%加薪的競選許諾，但也廢除了新自由主義路線的一個主要產物——作惡20年的自由合同法令。競選結束后，群眾干部們早早放話“我們辛苦奮斗，不是為了一幫新人取代舊精英”；過分迎合資方，鄰國“進步總統”古代雷斯的下場即是前車之鑒。對此，“平民總統”莫拉萊斯心知肚明。略加籌備后，他亮出了幾樣改良真貨。
總統的真家伙：從能源國有化到三國經濟同盟
MAS的總統競選綱要以本黨政綱為藍本。拋開“鞏固公民社會”一類的主流套話、真正觸動利益分配秩序的政綱內容，首推“天然氣國有化”2006年5月1日，莫總統簽署N28701號法令，啟動油氣資源國有化。法令要點如下：自2006年5月1日起，國有石油公司YPFB全面負責本土油氣產品的管理及商業運作（確定貿易條件、內銷和出口的規模及價格）；180天內，所有在玻外資能源公司與YPFB重簽合同；對混合制公司實行股份重組。消息傳出，外資震怒。
玻國能源的生產、加工與銷售環節，有幾大外資集團控制；Petrobras（巴西）、Repsol（西班牙）、Total（法國）和BP（英國）。Petrobras和 Repsol兩家掌握了玻國70%的天然氣資源，德資也有一定的份額。對這一能源新政，國際老板們連唬帶罵——Petrobras總裁Jose Gabrielli威脅說“這一決定使（我方）在玻業務無法繼續”，Repsol董事會主席Antoni Brufau警告玻國不得妄想背離“國家和商界之間慣用的生意邏輯”云云。國際金融機構也匆忙上陣，要求莫總統“仔細考慮，是否賠償由于能源國有化遭受損失的外資公司”（IMF代表Masood Ahmed）。
莫氏政權的改良嘗試，可算新時代上演的一出悲劇。資本主義的外圍地區，當局常借助資源出口籌措工業化資金；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出口所得，執政者難免與外商既得利益發生重撞。蘇中陣營的覆滅，使亞非拉有產自強派更加依賴市場規則，與縫隙中暫行辦法；行情看漲的工業原料，是他們不多的幾張好牌。上臺后，莫拉萊斯迅速澄清既定方針——“收回國內天然資源并（依靠它們）實行工業化。對我來說，油氣礦藏仍是我國人民的（主要）希望”。以上思路，得到群眾的廣泛支持：“出售天然氣的收入有助我國自立，而不必（繼續）向美國討賞”。更改以往“割肉飼虎”偏袒外資的能源合同，成了當務之急。
鑒于在玻外資規模巨大牽動甚多，諸位新當家的應對極有分寸。他們與“剝奪剝奪者”一類的革命措施撇清關系，反復申明“我們不打算剝奪Repsol（及其它外資）的在玻產業”（副總統Alvaro Linera）。挾選舉大勝的余威，執政黨部分頭腦一度調門很高（“我們歡迎私人投資，但私人資本必須遵守我方的規則。誰不喜歡，可以走”），但很快就冷卻下來了，強調“需要與（商業）伙伴們一起從事工業化，在所有場合分享收入”（莫拉萊斯）。并發出具體信號：“我方愿與Repsol合作，它是個好商業伙伴”（副總統Alvaro Linera）。
整修內務之余，莫總統積極尋求外援。2006年4月29日，玻利維亞、古巴和委瑞內拉三國在哈瓦那簽署聯合公報，宣布以落實“玻利瓦爾模式”為目標，展開廣泛的合作。三方承諾互相提供投資免稅待遇，古委兩國許諾廣泛援助玻方（從醫療服務到能源技術）。截至2006年7月底，部分對玻援助已到位。
從古柯種植問題，進一步看莫氏改良的方向
眾所周知，MAS一向以原住民保護者自居，抨擊華盛頓的“國際掃毒”實為對拉美原住民的妖魔化。大選后，新任外長David Choquehuanca 提出“需要開展國際性運動，消除古柯歧視現象”；其他高官則呼吁“擴大古柯類產品的合法市場”（總理Ramon Quintana），通過開發古柯食品解決山民貧困（莫拉萊斯）。上任后，總統正式任命一位古柯Felipe Caceres 負責中央的古柯事務部。
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如何看待上述言行呢？無論古柯是否具有大眾食品的潛力，覺悟的無產者不會盲從帝國主義鼓吹的所謂“禁毒”。傳統的古柯種植所以成為“問題”，源自玻國在資本主義勞動分工的邊緣角色。50年代的半吊子子土改，讓得到土地的民眾更深地卷入國際市場；70年代中期，世界經濟危機的皮鞭抽垮了玻利維亞農業。生存壓力下，大批破產小農選擇了制毒為目標的商業種植。80年代中期，當地古柯年產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0%；種毒收入的主要份額，始終屬于控制毒品生產運輸的大有產者及國家盟友。90年代后，美洲大陸的有產政權紛紛打起“掃毒”旗號，肆意殘害群眾組織和左翼骨干；在玻利維亞，《禁毒法》賦予偵察機關巨大權力（隨意逮捕和長期拘押），成為掃蕩工農運動的絕佳工具。為了拼湊“戰果”，警方把無數潦倒的運毒跑腿抓進監獄，卻幾乎從不觸動與國家秩序融為一體的毒商巨子。
產業化的毒品制造，無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色部分。身患這一社會惡疾，玻利維亞工農面臨兩種選擇：剝奪有產階級，通過工人政權建立集體農業，這是符合自身歷史利益的道路；或者在市場框架內，用資本和技術落實古柯生產的非毒品用途，并催生一個農莊有產階層，這是莫拉萊斯的道路。后者勝算幾何呢？
半年來，莫政權搖擺于政治鋼絲上；表面的意氣風發，難掩當局如履薄冰的心境。擺脫世代絕望與赤貧，是老莫對山區鄉親與城市貧民開出的社會支票；有產精英的錢柜，是老莫及同仁不敢（不愿）碰觸的禁區；既有官僚機器，是MAS兌現改良的主要渠道；工業化、扶助古柯農與擴展社會福利的一切希望，寄托于持續走高的國際能源市場：改良大計的基本資金來源。令老莫欣慰的是多數群連領袖和自己一樣，眼巴巴地盼望“（能源國有化）這一變革很快——最好數月內——就帶來更多國庫收入，創造更多工作崗位”（COR-EI Alto執行書記Edgar Patana）。工農運動的局限性，給改主義陣營提供了一定的周旋空間。

工農運動的狀態：力不足，頭更暈
90年代末以來，南美陷入持久的統治危機；民眾暴動夾雜著總罷工，很是熱鬧。街頭起義使多位愛國政客（從查韋斯到莫拉萊斯）借勢上臺，但各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未受觸動。有組織工農的力量有限以及根深蒂固的階級妥協路線，是起義沒能轉化為社會變革的兩大主因。
不久前，一位群連活動家直率地指“無論在玻利維亞還是委內瑞拉，我們仍看不大量群眾動員”（無地農運動MST領袖J.Stedile）。新自由主義打擊了諸多后進國家的工業，造成產業工人的分散和退化（轉為散工、黑工、商販或出國謀生）。在玻利維亞，世界銀行操縱的“結構調整”使數萬礦工失業，相對瓦解了玻國左翼工連的歷史核心；黑工現象泛濫，使工人的組織難度加大，工會官員層也承認“與過去相比，我們（工會）的人數有相當下降（COB執行書記Jaime Solares）。工連的思想與組織局限，直接導致群眾運動喧囂有余，卻難以扳倒資本的統治。貧民，商販和學生的激憤抗議促成無數街頭騷亂，但很難升華為明晰的階級覺悟；他們認識水平，濃縮于MAS的一條標語：“我們想生活得更好，這就叫社會主義”。與此同時，對具體執政者的憤恨與反美宣泄，并不妨礙底層民眾輕信某些有產宣傳。類似思想糨糊的最好例證，來自近年的抗議中心EI Alto—當地群連組織眾多，巧妙的形象包裝讓右翼政客Jose Paredes兩度當選市長。
在運動上層，多數領導人與“階級利益高于一切”的馬列原則保持距離。實踐中，他們大都傾向于“不強調階級（羞異）、政治色彩、種族或宗教原則。我們協調委員（的社會身份）首先是一方鄉親”。運動內部，不少干部與莫拉萊斯集團積怨甚深，公開罵他“不是革命者，而且改良主義者”（Jaime Solares），乃至指責他卷入毒品交易（原住民運動領袖Felipe Quispe）。然而，仔細端詳反莫派的主張和口號，便會發覺它們（“圍繞天然氣無條件國有化的革命綱領，創建革命力量與原住民的立憲會議”）與MAS的政綱并無本質差別。反莫派的怨恨，大都來自各組的地盤之爭；毫不廳怪，老莫當政后，多位反莫派領袖隨即轉舵入閣。

立憲會議  托派的角色“宗派主義”
與阿連德相仿，莫拉萊斯憑選票上臺；與當年的智利不同，玻利維亞并無蘇東陣營的有力外援和心理支持。與此相應，新政權的旗幟上找不到“玻蘇友好萬歲！”一類的字眼，而寫滿“召開立憲會議（Asamblea Constituyente）！”和“建設安第斯資本主義！”的口號。作為“安第斯資本主義”理論的發明人，Alvaro Linera頗似莫政權的心靈化身——打過游擊、坐過牢，也一度與礦工運動中的托派勢力明爭暗斗；如今出任副總統，很有大干一番的架勢。就政治道路的選擇之爭，Linera宣稱改良主義的“物質前提是我國城鄉的小生產現狀。（近年）社會起義的成員是小生產者：農民、古柯農、小老板和礦業合作社成員。小生產者組成的民族沒有社會革命的空間。
誠然，玻國的現有群眾組織多半不以生產原則劃分（工會、農會），而是社會抗議的“街道組織”或“族群組織”。然而，產業工人的部分消極（遠非總體消極），無法否定大工業的主導角色——在玻國，大公司占有321450名員工，占經濟活動的65%；小型企業和農業占有多數勞動力，卻只能占經濟活動的25%；許多礦工（約五萬人）的確組織在合作社里，但采礦業仍受大資本主導，合作社的“紙糊城堡”不能使礦工逃避這一基本矛盾。不必冗長地大發議論，指出一點就夠了：難道不是莫拉萊斯和Linera本人，視“區區”幾家油氣工廠為國脈所在，對它們的歸屬和收分配大動心機？
階級統治的特征，決定了誰擁有、控制社會生產的主導部門，誰就擁有自己的國家政權。無論玻利維亞或委內瑞拉，只要“新”當政者不肯根本觸動既有利益格局，就等于自動地為舊秩序的首席得利群體——資產階級及其盟友效勞。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國的“革命政府”——與阿連德“人民政府”相仿——仍是不折不扣的老板政府。玻國的一些工會官員叫嚷什么“如果查韋斯類型的愛國軍人（在玻）上臺，我頭一個支持他結束不公正和赤貧” （Jaime Solares），委內瑞拉的先進工人卻從實踐中得出另一番結論。就查韋斯倡導的“企業共同管理”，部分工連干部看到“國有和私有工業（局部）雙重政權是現實的政治問題”（UNT全國協調委員奧秘查林諾）；這一局面的形成，與老板的愛國心無關：“由于革命運動（的存在），資本家被迫與工人分享權力。歸根到底，會有一方獲勝，不是我們就是他們。我們工人已看清一點：這些高級主管或老板的存在，與生產管理的任何客觀需要無關”。
數年來，一批國際托派組織積極介入委內瑞拉的工農運動組織建設上有所突破。然而，他們對查韋斯政權——尤其對查總統本人——大都極盡回護，美滋滋地表示“我們對查韋斯有一定影響。我給他閱讀托洛茨基和我的書。他讀后很喜歡，喜歡書中闡述的思想。他正朝著（上述思想指出的）方向前進”（IMT主要領袖阿蘭•伍茨）。這類歌功頌德的作法客觀上掩蓋了現政權的有產性質。在玻利維亞，當局極力渲染資合的氣氛，大談所謂“民眾愿意參與（起草）和簽署（結束）社會各（階級）力量沖突的‘和解約定’，這是歷史性的一刻” （Alvaro Linera）并吹噓“立憲法會議一切都能改變，直至國旗。立憲會議的勝利意味著民主革命和非殖民化（的勝利）”。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的一位拉美老同志跟著幫腔，聲稱立憲會議“將使各族人民和各社會運動和解”（原秘魯農連活動家烏戈•布蘭科）。上述托派人士的言行，無一例外地打著“反對宗派主義”的名義。
何為宗派主義？簡約地說，工人先鋒組織的日常存在意義，在于千方百計地促進勞苦大眾的自我組織和階級覺醒。為此，工人先鋒可采取最大的技術靈活性，也需遵守最苛刻的政治原則。宗派主義恰好表現為無視本階級的得失，只關注自身的具體政黨、圈子和派系的集團利益（說得更坦率些，歸根到底是頭腦及親信的個人好處）。部分宗派分子喜談“聯合”，卻把任何聯合都歸結于上層交易。交易成功，則恪守互不侵犯的的“攻守同盟”，對盟友損害無產者的言行諱莫如深；交易失敗，則或有彼此謾罵的好戲出臺。另有部分宗派分子慣于關起門來充大，孤芳自賞是他們的代名詞；表面清高的背后，爭藏的仍是個人利益（時常僅是一點可憐的虛名和“領袖身份”）至尊無上的有產心理。無論具體癥狀如何，宗派情緒毒害的左翼分子都樂見“競爭對手”的挫折，背地里笑得前仰后合；至于解放的事業是否受到損害，他們并不在意。
宗派行為的根源，在于用集團（及個人）的眼前紅利取代階級事業的歷史前途；因此，它與喪失立場的機會主義互為表里，互相轉人。以委內瑞拉的變革來說，高呼“所有左派的主要任務是保衛革命免遭帝國主義和寡頭的毒手。這是至關重要的基礎原則！”（阿蘭•伍茨）而不深入解釋保衛的具體對象，等于誤導群眾。工人先鋒的保衛對象，是改良進程中涌起的工農基層倡議及斗爭成果，而非借助底層“優化”有產秩序的查政權。就莫拉萊斯的新政而言，工業無產者的主導角色固然讓“社區自救”和“族群文化”喧囂一時淹沒，但“我希望，（玻利維亞的經驗將證明）‘革命（先鋒）黨’的缺席是個優勢而非缺陷”（烏戈•布蘭科）一類理論創新（實為退化）更無前途可言。“本階級利益至上；共同打，分開走；監督同盟者如監督敵人；公開揭露盟友任何有損無產者的行為；工人應以自己的組織、自己的旗幟、自己的綱領走上政治舞臺”等列寧原則，仍是階級戰爭的勝利法寶。
蘇中復辟后，十月革命開創的共連分崩離析，已不復存大。作為具體歷史時期的產物，托洛茨基派（至少口頭上）保持了布爾會維主義的若干精髓，立下大功；國際托派的各支流變曾犯下數次機會主義大錯，包括斷送1952年玻利維亞的工人革命。實踐中的托派，多半并非什么“純正的革命小團體”，而是“純正的老機會主義”；90年代后，托派的整體墮落越發加速。由于左翼的普遍細碎化，國際托派（與同門冤家——原親蘇派、毛派或無政府主義派相似）大都處于“有心為惡，奈何氣喘”的單薄狀態，但散布的階級妥協毒素仍值得工農警覺。

“不是我們，就是他們”
2006年的拉美大陸，風勢正勁；玻國的能源國有化，僅是風中的一聲呼哨。在巴西，又一位工會領袖（A.Santos）遭槍殺；在墨西哥，特種警員攻擊了罷工的煉鋼工人，死傷上百；至于查韋斯政權，它堅持禁止系列骨干企業職工的工會權，以免“壞人破壞生產”。無論眾多左翼小知識分子如何一相情愿，拉美群連的一線活動家無奈地承認“確實，我們這里發生了改變，但沒有人們想象得那么深”（J.Stedile）；立憲會議或許能變更國旗的顏色，卻掩蓋不了玻利維亞的階級現實。正如一位工人所說，“不是我們，就是他們！”；不是工人革命，就是老板專政；不是無產大眾的鋼鐵團隊，就是剝削階級的國家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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