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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重新崛起 |
| 寫在前面的話 10年前，我參預了建國以來第一次進行的《中國青年看世界》的調查，那一次的調查結果表明，在中國青年最討厭的國家當中，日本名列榜首。當時我就有一種預感，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日這兩個恩怨相纏，遺恨難消的大國，其關系將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和微秒。 在影響未來中國國際戰略格局的五大關系（中美、中俄、中歐、中日、中國和東南亞）中，中日關系處在最具爭議、磨擦最多、前景最不明朗的位置上。由于無法找到一種有效的方式來處理戰爭留下的創傷，中日在各自崛起與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難以抑制地回顧60多年前那段屈辱的歷史時，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在意識到，對于一個至今仍比我們強大得多的鄰國，選擇學習、借鑒與實干的方式可能會比簡單的仇恨要更具有實際意義。我們需要對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運動進行毫不含糊的抨擊，我們也需要對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實績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評價。 歷史和現實不完全是由理性組成的，但是，理性將引導我們把握歷史與現實。在中日關系問題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們將目光穿透歷史那久遠的塵封，回首在過去的150年里中日兩國所經歷的不同發展軌跡，我們會聽到歷史給予我們的這樣警示： 勿忘八年抗戰的艱苦卓絕； 勿忘是什么原因引發了日本侵華； 勿忘當年日本為什么超過中國； 勿忘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仍然比中國先進； 勿忘中國所需要的國際環境離不開與日本的合作； 勿忘中華民族離復興的目標還很遙遠。 上篇 日本：沉沒還是重新崛起 日本：中國最大的機遇與挑戰 在2004年中國知識界的思想交鋒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兩個最具沖擊力的主題詞。近期，隨著中日關系的日趨復雜，“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為第三個最受關注的話題。 關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義，在國際上有各種解釋。在相當一部分人看來，日本經濟在經歷了長達10多年的停滯和衰退之后，從2003年開始出現復蘇的跡象，這種復蘇如果能持續下去，日本就會出現經濟上的重新崛起。 資深日本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由于日本曾是二戰的戰敗國，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內容和方式與其它國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戰侵略國的包袱，改變國際形象，擺脫戰后戰敗國的陰影，使日本成為與它的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大國、軍事大國，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內涵。 “日本已經并且現在仍然是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它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可能象中國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長，所以，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軍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從小泉純一郎上臺后開始明顯加快的。小泉內閣是冷戰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對美軍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屆內閣。 金熙德說，日本在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必須突破這樣兩大障礙，一是修改憲法，二是趁明年聯合國改革之機，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 1946年11月3日，以美軍占領當局起草的草案為藍本的新《日本國憲法》中的“第九條”規定，日本不能有軍隊和交戰權。這一規定成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為軍事大國的最大障礙。該憲法頒布以后，日本右翼、鷹派勢力一直試圖擺脫“第九條”的束縛。 9.11后，美國以反恐為名繞開聯合國發動戰爭，隨著美國反恐戰爭的擴大，日本對美國的配合力度不斷加強，特別是在伊拉克戰場上，日本第一次在戰爭狀態下派遣自衛隊進入當事國，并正式參加了多國部隊等等。這是日本的自衛隊和軍艦戰后首次執行超出自衛的軍事任務。一個新的試圖走出二戰以后國際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戰略，正在形成。 躋身安理會常任理事會，是日本重新崛起過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政治大國的最重要指標。由于日本的“常任夢”一直是與修改憲法、海外派兵、擁有核武器、為歷史翻案等步驟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揚美國附加的支持條件，即成為常任理事國就要修改憲法。成為常任理事國后，日本將會逐一完成其他目標。 中國與日本處于同一個地緣政治經濟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將對中國產生重大的影響。 金熙德認為，對于中國來說，日本即是最大的機遇也是最大的挑戰，今后如果有哪個國家對中國造成最大的傷害，那只能還是日本。 “這完全看中日關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的方式是以和我們爭奪資源方式的話，那肯定會對中國產生不利的影響。從目前來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對我們的負面作用很大。因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強日美軍事同盟、確保對華絕對優勢的前提下實現的，這對中國形成了很大的戰略壓力。在安全防范領域，中日已經形成了相互戒備相互防范的態勢，而且這種態勢在短期內沒有消除的跡象。” 從另一方面說，金熙德說，日本又是中國最大的機遇，中國目前能夠得到民間投資力量最強、經濟合作技術最高的還是日本。 “中國現在和俄羅斯的關系非常好，但雙邊貿易幾年前才有50億美元，現在也只有200億美元，而我們和日本的貿易今年已達到1500億美元。由于美國、日本和歐洲支撐著我們絕大部分的對外貿易，所以如果我們失去日本這個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們對外貿易中的半壁江山。” 脫亞入歐：中日發展的分水嶺 在過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過兩次令世界震驚的崛起經歷。1868年，日本實行明治維新，開始在政治、經濟、文教、外交等方面進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國力逐漸強大，與此同時，日本開始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 ，與西方列強爭奪東亞資源控制權。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打敗了中國北洋艦隊，1904年又進行了日俄戰爭，全殲俄國太平洋艦隊和波羅的海艦隊，成為進入世界列強之列的第一個亞洲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戰敗的日本滿目瘡痍，一片廢墟，很多人都認為它將從此一蹶不振。但日本僅用了20年時間就實現了經濟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國民生產總值超過英國，1967年超過法國，1968年又超過聯邦德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并被視為下一個超級大國。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兩次奇跡般崛起的經歷，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和日本這兩個曾經十分相似的國家在過去的150年，所走過的完全不同的發展軌跡。 在實行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比中國還落后幾十年。同大多數亞洲國家一樣，那時的日本不僅封閉、傳統、落后，且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以堅船利炮叩開了鎖國達200余年之久的國門。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封建主義相繼沒落，提出“脫亞入歐”的發展國策。 福澤諭吉認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事物的標準。日本必須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 福澤諭吉很象那一時期中國“戊戌變法”的精神領袖康有為。19世紀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動和促成了“明治維新”，也奠定了日本實行一個多世紀的脫亞入歐國策的思想理論基礎。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在時間、變法取向、主導思想上都非常想像。“明治給新”發生在19世紀70年代初葉，“戊戌變法”發生在19世紀90年代末葉，其先導運動“洋務運動”則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初葉。“明治維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實遠不如康有為在《上清帝第六書》中的制度設計周密。 “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就是倡導全面西化，這種取向，實際上也是戊戌變法派精神領袖們骨子里的東西。但中國與日本不同，中國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這種制度已經發展到它自身極精制和極完備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簽署《馬關條約》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問中方代表李鴻章，為何他10年前就聽說的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卻沒有任何效果。李鴻章回答說，中國的事情受傳統束縛太深，他根本無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戰前夕，海軍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學——日本海軍將軍伊藤的信，信中，這位即將的對手這樣寫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國曾處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們是如何努力擺脫眼前的困難的，我們拋棄了舊體制，接受了新體制。貴國也應該接受這種新的體制。如果如此，一切都會好起來，否則只有垮臺。” 金熙德認為，由于大清帝國沒有看清當時的世界大局，沒有適應世界潮流，沒有認識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個很強大的文明，中國建立在農耕文明基礎上的封建帝國根本就打不過人家的堅船利炮，而日本適應了那個時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所以，中國落后了。 明治維新，成為中日后來發展路線的分水嶺。 日本：真的沉沒了嗎？ 1960年代末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的日本，其經濟增長速度在整個70年代開始放慢，轉入穩定增長時期，但增長率仍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劇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開始在美國大肆收購包括洛克菲勒大廈在內的名貴地產，那氣勢仿佛要把整個紐約和芝加哥都收歸囊下，美國人為此驚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就在美國人為日本的經濟成就瞠目結舌，懷疑自己的那套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是否出了什么問題的時候，日本經濟的泡沫破滅。大公司相繼倒閉，銀行破產、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經濟從此進入長達十幾年的停滯和衰退期，日經指數從十幾年前的4萬點一直跌到現在的1萬多點。這段時期后來被人稱為是日本經濟“失去的十年”或“蕭條的十年”。 與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相伴而生的，還有“日本模式”被打上了裙帶關系、政府過度干預等亞洲落后標簽，以及國際輿論界甚囂塵上的“日本即將沉沒”、“日本將一蹶不振”、“日本惟獨不是第一”等等。 這段時期，日本經濟也曾出現過兩次復蘇的勢頭。一次是1996年，日本經濟增長速度一度達到3%以上。另一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熱潮，經濟再次被看好，但此后不久，IT經濟首先在美國受挫，日本也受此影響，經濟回升再次成為泡影。 日本真的沉淪了嗎？ 2003年，日本經濟再一次出現復蘇的跡象，有關統計數字表明，這一年，日本的GDP增長速度達3.2%，比美國還略高一點。雖然目前人們還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夠走出經濟多年低迷的陰影，但關于日本經濟復蘇的話題卻再一次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經濟室主任張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衡量日本經濟的好與壞不能只看總量指標，還要看內在的質量。日本經濟的復蘇不是體現在GDP增長速度有多快，而是體現在經濟增長的質量上。 “以集成電路的生產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產業只是微弱的復蘇，但體現在日本集成電路的生產上卻是30%——40%的增長速度，這說明世界上集成電路生產的大部分訂單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夠拿到這些訂單，一是它有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場的能力。日本目前整個產業的基礎已經由過去的中低附加值產業成功地轉向了高附加值產業。” 張淑英認為，日本經濟的質量體現在技術開發能力上，也體現在知識更新能力上。就綜合技術實力而論，日本目前還趕不上美國，但在知識產權的某些方面，日本卻已經超過了美國。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經濟雖始終未能走出停滯不前的陰影，但卻實現了另一個層次上的飛躍：由專利進口大國變成了專利出口大國。 “技術貿易收支是衡量一個國家在國際上是否具有技術競爭力的指標。1982年，日本的專利出口額超過法國和前聯邦德國，1993年超過英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專利出口大國。不過，由于日本每年也進口大量專利技術，進出口相抵，日本在技術貿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專利出口額達14185億日元，首次超過專利進口額（12673億日元），成為名副其實的專利出口大國。這意味著，日本在經濟技術方面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不但在高檔商品的國際市場上具有較強競爭力，而且在技術貿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培林在他的新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中指出，日本這次的經濟復蘇，的確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跡象。首先，這次并不是“宏觀好微觀不好”。經濟復蘇從企業經營狀況的好轉中明顯感到，一些大企業2003年年底的獎金在近若干年來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經濟復蘇不是“虛擬經濟好實體經濟不好”。經過這么多年，日本經濟的泡沫基本已經被擠干，實力強大的制造業開始活躍，日本國內設備投資有持續增加的跡象，特別是汽車、數碼相機等數字化設備及其核心配件增長明顯。第三，這次也不是“經濟指標好社會指標不好”。2003年日本企業倒閉數量比上年減少了14。6%，為近四年來首次減少，同時日本的失業率也實現了十三年來的首次下降，就業形勢的好轉促進了家庭消費的增長，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大、中小企業都對前景表示樂觀。第四，這一次不是“政府熱民間不熱”。以往日本經濟的恢復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設投資，以此帶動建筑、運輸、原材料等產業的發展，但這次增長主要靠民間企業啟動的投資計劃。據《日本經濟新聞》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2003年日本私營企業的資本支出計劃三年來出現首次增長，日本全行業的資本支出計劃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經濟增長的后勁。 李培林認為，不管日本經濟是否會真的再次崛起，認真分析日本深層的社會生活得出的判斷是，日本經濟正在調整和進行新的轉型，它可能正在經歷轉型的艱難和尋求新路的迷茫，但絕不是“衰落”和“沉沒”。 下篇：以大國心態應對日本重新崛起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時，沈陽市育才外國語學校，“遼寧省第9屆高中生日語大賽”正在緊張地進行。 比賽進入到自由問答階段，一位評委即興問道：“如果讓你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架一座橋，你會把這座橋架在哪里？” 一個女孩抬起雙眸，純真的臉上掛著陽光般的微笑。 “我會把這座橋架在中日兩國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到。 全場向起熱烈的掌聲。 不解之怨 歷史上曾經是日本殖民地的韓國和屢次遭受過日本侵略的中國，可能是世界上對日本國民心態最為復雜的兩個國家。由于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中國曾飽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壓迫，不斷地簽訂各種戰敗割地賠款條約，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本侵華戰爭，使兩國人民的心理深處都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兩國曾有過長達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雖然兩國之間的經濟交往在不斷地增多，但彼此之間深層的心理情感芥蒂卻開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雙方的貿易總額突破了1300億美元，達到了1972年恢復邦交以來的最高峰，但與此同時，雙方輿論的惡化以及國民間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視，也達到了近30多年來的頂點。國內互聯網上幾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條新聞，都會招致網民們撲天蓋地的嘲諷、譴責和怒罵，就連上海至北京高速鐵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線技術這樣的商業競爭，也招來海內外萬名華人簽名上書反對。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們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國人為什么那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國前任總理朱容基訪日時，一位日本記者竟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謝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國滿意？ 其實，中日兩國國民之間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緣于兩國人民對當年日本侵華戰爭認識的差異。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二戰期間在亞洲的暴行，與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主義絕無二致。但二戰結束后，德國全民懺悔，特別是1970年德國總理勃蘭特出訪華沙時，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令人心顫地一跪，在讓整個世界為之動容的同時，也讓同受戰爭創傷的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忿忿不平的感覺──日本從未對那場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戰爭進行過認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更是公開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把參拜首次變成政府行為。而從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先后四次參拜靖國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參拜一次”。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研究員金熙德認為，中日之間對歷史問題認識的差異絕不是一個主觀認識上的問題，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過程中選擇的一個戰略就是推翻二戰結論，目前日本主流執政勢力認為，如果二戰結論不推翻就不會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這是中國不能容許的，二戰結論是一個不能逾越的底線，如果任其發展而中國什么反應都沒有，那有他們的崛起就沒有我們的崛起，中國的民族精神就永遠也起不來，這是一個沒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戲。” 此外，金熙德說，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義退潮，年輕一代從未受過正確的歷史教育，他們對二戰歷史的無知是驚人的。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歷史問題上太小氣，是造謠，中國政府在歷史問題上僅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場而已。 “在日本，這樣的輿論已經做成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中指出，日本首相屢屢置亞洲各國人民和政府的憤怒與抗議不顧，堅持把參拜變為年度參拜的慣例，是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對此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一是“選票說”。這是日本媒體最通常的解釋，例如說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履行在自民黨總裁選舉時對“日本遺族會”和“軍恩聯”的約定，是為了在參議院選舉中確保靖國神社參拜派的選票。據說參拜票過去有100多萬票，但隨著參拜派的高齡化，如今剩下不到50票。 二是“新民族主義說”。很多中國和韓國的學者以及輿論多持這種看法，即認為日本近年來經濟持續低迷，政府和民間都在尋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別于舊的“軍國主義”的“新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并且在民眾中有廣泛的基礎，政府也有意迎合這種情緒。 三是“政績形象說”。近幾十年來，日本政壇更迭頻繁，首相走馬燈似的換，一直都缺少一個鐵腕型的首相。日本民眾對日本經濟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沒”的憂慮，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試圖在民眾中維持一個“普京”式的強勢首相的形象，他繞開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戰略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樹立與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相當的政治和軍事大國的地位。小泉是冷戰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對美軍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屆內閣。 四是“社會換代說”。隨著時間的推移，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而成長起來的日本新一代，已經成為日本社會各方面的中堅，他們沒有鄰國同齡人那種從父輩接受的對戰爭苦難的深刻記憶，也沒有對戰爭帶來的自身災難的恐懼，他們有的是對自己國家強大經濟地位的自豪與優越感，對中國不斷譴責和“厭日情緒”的增長感到厭煩和不滿，他們希望日本能夠確立新的國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擺脫戰后國際社會給予日本的限制，成為一個所謂的“普通國家”，在政治、軍事和國際聲望上，能夠具有與經濟實力相匹配的地位。在這種普遍的社會心態下，參拜靖國神社涉及的顯然就不只是50萬張選票的事。 中國的“仇日”與日本的“厭華” 使中國的“仇日情緒”和日本的“厭華情緒”發展成一種超越個人和階層利益的“社會心態運動”的，還有兩國在過去的十多年里所發生的深刻變化。 筆者曾問過日本一家最有影響力報紙的駐京記者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媒體對于中國的報道十分友好，而九十年代后，日本媒體對中國的批評報道開始與日劇增。 他的回答是，那是因為當時你們很弱小、貧窮，我們覺得應該幫助你們，所以，對你們報道的基調以友好為主。現在我們是在一個圈子里了，所以對你們的報道也變得更加客觀。 應該說，他的話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在一個急劇變化的年代里日本國民心態的變化。 必須承認，在過去那段長達17年的中日關系蜜月期里，日本對中國所表現出的友好和幫助，的確有其實在的利益考慮，它希望在政治、經濟等各領域都能夠影響這個龐大卻貧窮的鄰居，但其中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純粹友誼的色彩。就象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那樣，那時，有相當一部分日本人認為，西方才是他們一爭高低的主要對手，而中國只是一個值得幫助的亞洲伙伴。 李培林認為，正是國際輿論界現在經常談論的所謂的在亞洲“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沒”，對兩國國民心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二十幾年前，西方世界熱衷于談論“日本第一”、“日本模式”、“日本奇跡”、“日本可以說不”，現在，這些話題已被“日本的危機”、“日本即將沉沒”、“日本體制的僵化”、“日本將一蹶不振”等代替。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中國將是下一個超級大國”、“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等等開始成為西方媒體的熱門話題。 “這種反差對中日兩國國民的心態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并促成了一些浮躁情緒和不切實際的想法。”李培林說。 在中國人看來，中國人終于可以揚眉吐氣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種把中國人看成是劣等民族的窩囊氣。而日本的一些國民也認為，中國總體上還是一個貧窮、落后、愚昧的國家，不僅缺乏教養而且還不斷“窩里斗”，日本就是停滯不前50年，中國也趕不上日本。中國歷史上就有強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實力很容易威脅鄰國。 這些心態是可以理解的，李培林認為，中國在長達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備受列強的凌辱，有著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體記憶，形成了強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視被人輕蔑的國民心態。而日本卻一再地觸動這根敏感的神經。日本歷史上在亞洲的稱霸和戰后在經濟上達到的令人驚訝的成就，也讓日本的國民的確抱著一種精神的優越感，并希望這種永不言敗的民族心態能夠成為使日本擺脫當前經濟低迷、重振日本雄風的精神支柱，他們對那些過去發展落后的民族現在卻在數落日本的態度，也感到深深的厭煩和厭煩。 “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是非、恩怨、糾紛甚至誤解，需要交往、理解、溝通和時間來化解，并在現實利益均衡的基礎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動規則和相互關系。如何走出中日民眾之間互不信任的怪圈，是中日學者共同思考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學者之間，認識上仍然存在很大的距離。李培林強調。 日本，一個可以輕視的鄰居？ 曾經有一段時間，北京的經濟學界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將來全球只要有3個經濟學家就夠了，一個懂美國經濟，一個懂歐洲經濟，還有一個就是懂中國經濟。至于日本，對不起，你可以不用管它了。 這段傳言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股正在國人當中日漸彌散的盲目樂觀情緒。 中國正在快速崛起，當今中國的國力和國際地位，是近代以來的最好時期，而且勢必會越來越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只是部分事實。中國絕沒有強大到足以輕視甚至蔑視至今仍是世界第二號經濟強國——日本的地步。 國資委研究中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說，從很多指標來看，中日兩國的差距依然十分懸殊，中國在一些關鍵領域要趕上日本不僅非常遙遠而且困難重重。 “我們總是在說這2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有多么多么快，可事實上中國目前的GDP總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而只有1。3億人口的日本在戰后25年的時間里就成為全球第二號發達國家。” 從經濟結構上來看，趙曉說，1999年，日本的三次產業結構比例是2：36：62，已是明顯的“后工業社會”。1975年，日本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比率首次超過50%，這意味著早在上世紀70年代日本就逐步進入到以服務業為中心的“后工業化”時代。而中國的三次產業結構在2003年是14。7：53：32。3，也就是說中國甚至還沒有完成從前工業化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的過渡。 “按照國家統計局關于工業化的定義，一個國家工業化全部實現的標志，一是農業產值在15%以下，這條線中國可以說剛剛跨過；二是農業就業在20%以下，目前中國這一比例仍高達50%；三是城鎮人口比重須在60%以上，中國目前這一數字只達到40%，而日本早在195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就達到38%，大抵與今天的中國相當。” 趙曉進一步闡述到，日本的經濟實力既表現在國內，也表現在海外。中國近年來以引進外資多多為傲，然而日本卻是全世界最大的債權國。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總資產達到3.2萬億美元，相當于2003年中國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業在海外的銷售總額為1.3萬多億美元，與中國的GDP相當。 “這樣一個強大的隱形的‘海外日本’，足以讓開放了20年才鼓起勇氣要‘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汗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所經濟研究室主任張淑英說，不能用中國增長的標準來衡量日本，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后發展效應在中國體現的十分明顯，而日本經濟卻是一個十分成熟的經濟體。 “2002年，日本一舉獲得了兩項自然科學諾貝爾獎，其中有一項特別需要引起中國的注意，那就是田中耕一獲得的諾貝爾化學獎。田中耕一是一家民間企業的技術人員。他的獲獎標志著日本的技術水平和經濟素質已經提高到一個相當高的程度，日本企業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創新體系。” 張淑英說，在日本，民間企業獲得諾貝爾獎有其必然性，因為日本科技開發的主體是民間企業，日本每年的研究開發投資的60%以上來自民間企業。 相比之下，中國企業技術創新體系的建設尚處于起步階段，企業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斷向外企流失。有關統計顯示，在每萬名勞動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員數是全球之最，2000年為109.3人，高于美國的73.8人、法國的60.3人、德國的59.6人以及英國的54.8人。 以平常心看日本的重新崛起 正在崛起的中國與重新崛起的日本在歷史問題、臺灣問題、安全防范問題等方面仍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很多磨擦甚至沖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日之間斗而不破、即合作又競爭的關系不會有太大改變。以何樣的心態看待與自己一衣帶水的鄰國的重新崛起，是擺在每個中國人面前的一道難題。 中國需要大國心態，金熙德說，中國強勁的發展勢頭，很容易讓人產生浮躁和非理性的心態。而“自大”與“自卑”之間，其實就隔一層紙，很容易互相換位。 “要以平常心來看待日本的重新崛起，最關鍵的是把我們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們還要做一些努力，把中日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的地方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不要讓它擴大化，然后再擴大雙方有共同利益的方面。就象國企改革一樣，國有企業搞不好，就讓民營企業發展。” 李培林認為，中國要把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帶入到一個生活無慮、繁榮安定的社會，必須放下擁有幾千年燦爛文明的架子，從文化、技術、制度等各個層面，學習世界文明中一切優秀和先進的東西。 “這一點，中國尤其要向日本學習，日本非常善于向歷史上比他們強大的對手學習，姑且不說歷史上日本人對中國隋唐文化的追隨，以及明治維后‘脫亞入歐’的戰略選擇，僅看看二戰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國去，發現和尋找那個戰勝自己的國家憑借的是什么法寶，就能體會日本日本人的這種善于取他人之長補自身之短的精神。當年這些曾被某些西方學者譏諷為‘模仿之族’和‘技術小偷’的民族，現在沒有人再懷疑他們的技術創造力，因為日本的芯片掌握著虛擬世界三分之一的大腦。” 趙曉認為，中國應該象日本那樣珍惜資源，高效利用資源。中國經濟的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價出賣資源所獲得。在這方面，日本比中國先進的多，以單位能源每千克油當量的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計，中國大約是0.7美元，不僅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印度等許多發展中國家，而日本同樣能源使用所產生的國內生產總值卻高達10.5美元，為全球之冠，相當于中國的15倍。 “對待比我們強大的鄰居，光有滿腔的熱血是不夠的，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日本，仍是一個出類拔萃、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國人學習和借鑒的一個國家，而中國，還只是一個剛剛恢復元氣，有著遠大前程，同時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國家而已。” 附：幾本解讀日本社會的經典之作 2004年2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李培林應邀到日本進行為期2個月的訪問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鮮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寫一本解讀日本社會和民族心理的‘計劃外’著作”的念頭，而多年從事社會學研究積累起來的扎實的學術功底，又使得他能夠熟練地運用社會學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會的一些“潛規則”。 “一般來講，人們總認為，與外國人相比，本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實，來自異國文化視角的觀察，能夠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從一個全新的觀察和比較視角，來解讀人們已經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從而捕捉到一些發人深省的文化亮點。” 李培林的這種看法能夠從過去100多年里的國際學術著述中得到印證。19世紀30年代初，年僅25歲的法國學者托克維爾（C.A.de.Tocqueville）在美國訪問了9個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資料。回國后，他寫成了《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此書一經出版便引起轟動，成為美國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經典范本。也就是從那時起，美國人第一次意識到，來自歐洲大陸的學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維爾從異國文化視角觀察到，美國人自己不以為然的隨意結社習慣，恰恰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會基礎。例如，當出現一種社會需求或社會問題需要解決時，在英國是貴族出面，在法國是政府決策，而在美國一定會為此組織個什么社團來應對。托克維爾在書中關于美國民主前途的預測，關于美國北方和南方將來可能發生戰爭的預測，關于當時尚屬于墨西哥的得克薩斯將來必被美國吞并的預測，尤其是關于美俄兩國將長期對壘并形成兩大陣營的預測，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研究托克維爾的熱潮。”李培林說。 與《論美國的民主》較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與刀》。 《菊花與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時，美國對日政策有兩大問題急需解決，一是日本會不會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還要保留其天皇制的問題。美國政府將這兩大問題交給了杰出的女人類學家潘乃德研究。這項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與刀》為名發表。《菊花與刀》在日本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日本人甚至認為正是通過這本書他們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這部給作者帶來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對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這樣的概括：好戰而祥和，黷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禮，呆板而善變，馴服而倔強，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這一切相互矛盾的氣質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現出來。 潘乃德對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當時的美國政府作為政策選擇的依據，我們不得而知，不過戰后在美國的許可下，日本的確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戰爭罪責的顏面。 1958年，一個從美國中西部小鎮走入哈佛大學的青年學者傅高義（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個月的孩子到日本東京，研究日本社會的家庭和精神健康問題，在那里生活、工作了兩年多后，他寫成了《日本的新中產階級》一書，該書成為日本人重新認識自身社會的經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義坐上美國的日本研究頭把交椅的基礎。 1979年，傅高義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一書，該書伴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而使作者聲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囂塵上的時候，泡沫破滅，股市、房地產暴跌，日本從此進入連續十幾年的經濟停滯和衰退期。面對多方面的責難，2000年傅高義又寫了新書《日本仍是第一嗎？》。書中歷述了當年的研究過程和判斷的依據，他解釋寫那本書的目的是想告訴美國人，在有些方面應當向日本學習，而且他從不相信日本當前的危機意味著幻滅。 “對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為方式的分析，似乎總是來自異邦的觀察顯得更為重要。這大概是因為來自異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種比較的框架中，找出獨特的東西。”李培林說。 或許正是借助于這種獨特的、比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夠在結束對日訪問之后，很快寫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書，這部著作雖剛剛面世，就被中日知識界譽為“一本繼《菊花與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讀日本社會的力作。”、“是迄今為止，最為客觀、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間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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