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論世界左翼新政治戰略

孫壽濤

國外理論動態

　　美刊《每月評論》2008年6月號刊登了美國著名左翼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題為《記住貢德·弗蘭克》的文章，認為19世紀的左翼政治戰略在1968年運動后已經不再有效，新的左翼政治戰略要求政治活動根據短期、中期、長期政治目標而采取不同的形式。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在身為批判性社會科學家的漫長歲月中，安德烈·貢德·弗蘭克始終是堅持不懈、毫不動搖。他終生獻身于左翼政治運動，并始終堅持作為一個左翼學者兼活動家對現實世界進行分析。我相信，對他的最佳贊辭就是像他那樣去做。貢德的父親，利奧德·弗蘭克，一位卓越的小說家，終生都在基于自身生活創作一部小說。這部小說的題目是《我心偏左》(My Heart is on the Left)。這句話同樣也是貢德自己從未寫過的自傳的最恰當題目。
　　從實際上解釋，左翼運動錯綜復雜。首先，左翼運動的這種復雜性實際上是因為牽涉到三種長短不同的時間框架，我分別稱之為長期、中期和短期。盛行于左翼討論中的許多論證往往混淆了這三個時段，因而造成意見相左。我將嘗試著分析這三個時段，將它們之間的界限劃分清楚。但是，當我談到下一個二十五年時，我指的是中期，我認為這一時段是亟需理清的關鍵時期。
　　為使這種討論有意義，我們首先必須談一下世界體系背景，這是對任何一項在其中活動的運動進行解釋所不能離開的背景。在近年來的許多文章和著作中，我曾經論證到，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即我們的現代世界體系，正處于體系性危機中。我說的體系性危機，意指具有某種大大不同于那種世界體系運動過程中固有的重復發生的經濟衰退或停滯的東西，也大大不同于那種允許新霸權力量出現的過程。我所說的系統性危機，在一種歷史體系的生命歷程中，只發生一次。當世界體系中使其回歸某種均衡的內在機制失靈時，就發生這種體系性危機，此時可以看到該體系遠離均衡狀態，而呈現為一團“混沌”。這兒的“混沌”是一個技術性術語，用以描述這樣的狀態，即體系本身不尋常地、隨機地、強度很大地擺動著。此時，體系“分叉”，跟著而來的是導致它可能走向新體系的兩條不同道路的尖銳斗爭。這種斗爭的結果本質上就是不可預測的。或者，也可以這樣說，最終來講，分叉的體系走上這條或那條道路的可能性是一樣的。這樣，既然目前的資本主義體系無法繼續生存下去，那么斗爭就不是有關是否保留現行體系的問題，而是有關何種類型的世界體系將取代現行體系的問題。由于我將闡述的原因，我稱這種斗爭為達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之間的斗爭。
　　我相信，我們已經處于這種體系性危機中，在二十五年(或者說二十五年到五十年)間，取代目前體系的選擇問題將得到解決。我們會發現置身于另一種類型的體系中，與目前的體系相比，與現行體系相比，這種新體系既可能更好也可能更糟。長時段解決的就是從這種歷史性選擇中將產生何種(體系)的問題。因而，借用世界社會論壇(the World Social Fo-rum[WSF])的口號，就是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長時段就是在多種烏托邦設計中加以勾畫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探討長時段可以僅僅使用非常一般的術語。在我看來，一個更好的世界體系應該是一個相對民主和相對平等的體系。歷史上尚未出現過在真正意義上是民主的或平等的世界體系。一個具有這些特征的體系將截然不同于此前歷史上所有的世界體系。
　　對此，我認為，我們說不出更多。我尤其認為，我們無法提前說清導致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世界的制度結構。我們可以描繪所希望的任何烏托邦模型。我認為，這都無關緊要，因為在我看來，描繪這樣的模型不會對實際的歷史進程產生什么影響。我們最可能做的是去促使歷史進程朝著在我們看來有益的方向發展。
　　短時段更為有趣。我們都生活在短期中。每個人都關注，真正來講，是非常關注短期的事態。我們吃、穿、工作、睡覺、做愛，生活于短時段中。也是在短期，我們高興或悲傷，傷害他人或被他人傷害，娛樂他人或被他人娛樂。短時段正是大多數人所認為的生活本身。對許多人，也許甚至是大多數人來說，短時段并非政治現象。對于那些自認為從事政治的人而言，這么說可能是一個錯誤，因為實際上我們生命的加加減減在相當程度上并且持續地受制于政治現實的變動。
　　在那些爭論政治運動的人中間，有一長串有關短時段即今年和至多明年的決定要作出。我們投票嗎?如果投，投給誰或投給哪個黨?我們簽署請愿書嗎?或者寫信嗎?或者參與示威游行嗎?我們罷工嗎?或支持罷工嗎?我們會對鄰居或他人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嗎?或者不會說出?我們會因為這個或那個(事由)而組織起來嗎?如果我們組織起來，我們是局限于本地區還是在更大的范圍內呢?我們要武裝嗎?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可以列一個很長的清單。而且，對于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或不應該做的爭吵都是相當動感情的。我們不僅注意推行自己的觀點，而且我們常常會斥責那些持異議的人，特別是如果他們也自認是“左翼”。
　　然而，我們不可能避免這些日常決定。放棄任何這類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不管愿意與否，政治舞臺無所不在、連續不斷。我們當中有些人是“活動家”——這個詞本身就有啟發性，意指與什么相反的主動性?我認為是與“被動”相反。但正常來講，在世界的總人口中，活動家只是少數。大多數的人似乎傾向于隨波逐流。這一點也不是絕對的。處于被動中的大多數人也經常會發怒和生氣，在特定情勢下，也會爆發而表現出相當大的主動性。雖然我們的經驗表明，這樣的群體爆發總是出人意料，并且往往不是活動家激勵的結果，但實際上專職的活動家們有賴于這種群體爆發的可能性。
　　而且，在任何時點上，作為活動家的我們，如果回想幾年前作出的決定的話，我們經常會驚訝于它們是多么愚不可及。結果經常與我們期望的相左。那些當初提供相左意見的人會利用這種機會。到處是斥責。那些提倡所謂的“改良主義”或“國家主義”決定的人被說成是投降主義。而那些提倡“激進的”或“革命的”決定的人們則被說成是“左傾幼稚病”。
　　在這種機智的對罵中，清醒的分析退至幕后。我們很少對短期選擇為何沒有帶來希望的結果進行深度分析。所以，讓我提出兩個無疑將是不受歡迎的解釋。第一個解釋是這樣的。在短期，在沒有其他可行選擇時，我們也應該兩害相權取其輕。每個人都無例外地取其輕。我們只是在哪一種選擇屬于取其輕方面有不同意見。
　　我們肯定不想取其重。當然，任何特定形勢下，什么是輕點兒的惡都有賴于形勢。沒有任何公式化的答案。經常地，它是投票支持中間偏左的政黨而反對中間偏右的政黨。有時，它是支持“左中左”政黨，其在選舉中的強烈表現會帶來直接的影響。而有時，拒絕投票則可能就是最輕的惡。取其輕的選擇，總是有點以手掩鼻認同“現實”的味道。這種短期內取其輕的選擇并不局限于投票；它也適用于罷工、示威游行和武裝斗爭。所以，如果某人指責你選擇了更輕點兒的惡，要知道他也只是選擇了取其輕而已，他只是作出了一個與你不一樣的選擇。
　　第二個解釋是這樣的。如果擁護者拒絕選擇切合更大多數群眾需要和期望的更輕點兒的惡的話，任何一項具有中期目標的左翼運動，都不會有機會獲得它所需要的大眾支持。人們首先生活于短時段中。而且大多數人對于他們此時此地的需要非常“現實”。如果人們的短期需要被忽略的話，則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再多的中期許諾也沒有吸引力。而且，我們必須承認選擇了我們認為的更輕點兒的惡這一事實。實際上，我們必須說兩件事情。這種選擇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是更輕點兒的惡。這種選擇，在短期是必要的，而在中期則沒有重大的影響。我們并不因為處處選擇更輕點兒的惡而到大街上跳舞。我們松一口氣，但僅此而已。
　　而中期，則是關涉左翼運動定位的重大行動的時期。在我看來，歷史地看，非常奇怪的是，在關于左翼運動的爭論中，中期似乎是最為人忽視的。與關于長時段的爭論相比，中期的行動更不讓人興奮，與短期的行動相比，中期的行動似乎更欠積極主動。中期涉及持續的準備工作(稱為政治教育)和對強權連續地施壓(稱為建構運動)的結合，并要以極大的耐心等待著收獲所有這些工作的果實。葛蘭西著名的口號“理智上悲觀主義、意志上樂觀主義”(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optimism of the will)說得很對。樂觀主義(的意志)鼓舞我們從事著悲觀主義(的理智)告訴我們的似乎經常是，有時確實是西西弗斯式的工作。正如阿赫默德(Eqbal Ahmad)所評論的：“理智上的悲觀主義是呼吁真正現實主義地把握現實，而樂觀主義則是號召獻身于公眾利益。”
　　適用中時段的規則與適用短時段的規則正好相反。如果說，我們在短期全部陷入妥協性事務中(它們中許多是令人討厭的)的話，那么，在中期我們就應該拒絕任何令人不快的妥協。我們應該僅僅從事那些與改變這一體系相關的工作，即使這些工作沒有直接的效果。只有表現出真正的斗爭性，我們才能產生影響。斗爭性也需要現實主義，但這兒的現實主義大大有別于短期選擇中兩害相權取其輕那樣的現實主義。
　　把握現實的現實主義，既包括解讀歷史(特別是解讀以往改變這個世界的努力)，也包括解讀過去的歷史對于一般意義的人民力量和活動家干部的社會心理的影響。我們嘗試改變這個世界至少二百年了——或者通過所謂的“革命”或者通過借助投票箱選舉某人進入政府掌權而合法實施改變。總體上，人們無法說這些戰略中哪一個是非常成功的。
　　歷史上發生的(準)暴力革命，有一些自稱為共產主義運動，有一些則是所謂的民族解放運動。非暴力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也取得了無數的政治勝利。很難說哪種嘗試已經成功地改變了這個世界。這并不是說它們沒有取得一些積極的東西。從短期看，它們往往正是那種更輕點兒的惡。但事后來說，我們不再因為任何一種勝利而到大街上跳舞。或者至少，我們中大多數人不這樣做。而今天，在21世紀，那些將其信仰置于本質上是19世紀的戰略上的人的數量是相當小的。
　　在我看來，能觀察出可行戰略轉變的轉折點是1968年世界革命。對我來說，這場革命——無論是在泛歐洲世界、還是以前的社會主義陣營，或南方國家——似乎都對這些19世紀戰略的成功及其在將來成功的活力表達了他們深深的懷疑。他們并沒有拒絕長期而言的烏托邦理想。但他們正在呼吁對于適用中期的戰略進行新的思考。
　　1968年以來的歲月中，對于這樣的戰略問題發生過很多爭論。這種爭論受害于未能清楚地區分這三種不同的時間框架，我認為，這種區分對于清醒的分析是必要的。僅僅是通過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WSF)的創設，一種可以在其中發展出適用于中時段的不同戰略的結構才成為現實。
　　WSF是一種非常奇怪的組織，如果可以稱它為組織的話。它宣稱其結構是“水平的”(horizontal)。它還宣稱其基本原則是“開放的空間”(open space)。“水平的”一詞與“垂直的”一詞相反。據說，19世紀和20世紀主要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都是“垂直的”，它們有等級制結構，有科層和官員，有關于政治立場的正式主張，以及成員。不同的組織在內部紀律上有程度之別，在它們內部允許爭論方面也有程度之別，但它們都是在政治舞臺上專門從事某種行動的政治性組織。
　　這些垂直組織也有第二個特點。它們堅持一種優先于其他忠誠的忠誠，并強調政治舞臺的優先性。如果其他有著特定宗旨的組織(比如說，婦女的或青年的組織，或和平運動)，只有將自身作為一個從屬的和特殊化的團體置于其界限之內，它們才被視為合法的通常而言的垂直組織。這種通常而言的垂直組織的優先性，意味著在同一地理區域中這些組織與其他任何組織間的關系，都與他們的成員無關，而至多是一種短期的策略性聯合。
　　與這種組織模式相反，水平結構的WSF則被構建為一個公開的論壇。即，它是這樣的結構，沒有官員、沒有科層(或僅僅有一個架子)，也沒有對政治職位的公開競逐，有公開而持續的爭論。結果就是，它宣稱包括每一個人。當然，并不是每一個人。WSF將自身界定為那些拒絕“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和帝國主義的所有變種”的所有人的聚會基地。至少在理論上，它不包括政黨和武裝力量。這些特點肯定構成一種政治立場，但它是非常松散的一種立場；而且由于其水平的性質，WSF對于誰出席其會議幾乎無控制力。
　　這樣一種奇怪的事物的關鍵點是什么?人們是這樣說明的。WSF允許所有想要對世界體系進行基礎性改變的組織集合在一起，來互相交流思想，互相學習，也許首先是互相學習容忍。這些組織可能是國際的、大陸的、地區的、國家的或本地的。討論發生在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根據第三屆WSF會議，這些會議都是從基層由下而上組織起來的。也就是說，任何組織，單獨或與其他組織相聯合，都可以圍繞其自認為重要的主題組織一次會議，選擇演講者或評論員，并邀請所有人參加。
　　第二個結果是，本身是世界性的WSF的參加者的地理區域在擴大，實際出席的人數也有很大的增長。在組成上，第一屆WSF的參加者主要是拉丁美洲和西歐的，有上萬人參加。后續的幾屆開始涉及來自北美、南亞、東亞和非洲的參加者，而且人數高達20萬人。參加者仍然有地理方面的不足——中東歐、俄羅斯和中國僅有不充分的參與。但是參與的圈子在平穩地擴展著。
　　第三個結果是世界范圍的WSF得以組織起來的方式有著持續的改進——從基層由下向上組織專題會(如我曾提到的)，作出不可避免的組織決定的透明度日益增加，并創造了公開的組織機構的“網絡”來開會并發起聯合行動。
　　WSF是一個喧鬧的舞臺——更多的是因為對戰略的爭論而不是因為政治差異。從一開始，就存在著一些人惱火于組織結構的水平性。至少，有些人覺得，它過于水平了。他們認為，WSF必須比“說”做更多的事；它必須行動。對于許多人來說，行動意味著沿著垂直的方面前進——明確的政治立場和明確的政治行動組織。那些抵制這種要求的人則認為，這必然意味著，像以前的幾個“國際”一樣，WSF將滑向排除異己，將陷入在他們看來明顯已為歷史證明失敗的戰略。
　　這種爭論一直持續進行而且很熱烈，如果說還不是激烈的話。而且似乎出現了一種折中的解決方案——保持WSF自身公共論壇的性質，同時允許特定網絡在其中發揮作用，這些網絡將實際上表明立場并組織政治活動。我不確定，這種爭論的結果將是什么，以及WSF是否會繼續作為世界左翼運動的中心焦點，或如有人曾提到的僅僅成為世界左翼運動歷史的“一瞬間”。
　　當我提到斗爭中的兩個對立陣營決定著達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所指示的分叉的結果時，我的意思是指某種非常特定的東西。達沃斯，或世界經濟論壇，開始于1971年，正是在1968年世界革命之后。它追求將世界體系的精英——資本家、政治領袖、重要的媒體人、有政治意識的知名人士和主流知識分子集合在一起。它也是所謂的開放式論壇，特別是近年來，在這一論壇上發生的爭論至少與WSF上發生的一樣激烈。達沃斯的精神是要這個世界保持其等級制的和不平等的特點。阿雷格里港精神正好相反。
　　如果我們想要一個相對民主和相對平等的世界，那么我們必須建設它，或者通過推動更多的民主和更多的平等，來爭取實現它的可能性。讓我們逐一分析這些概念。從詞源上講，民主是指“大眾統治”。大眾并非它其中的特定集團；它應該包括每一個人。而且不管今天情況如何，都很難說作出政治決策的過程反映了每一個人的意愿，或者甚至大多數人的意愿。我們頂多是設立了代議制的議會體系，在其中投票人(在某種意義上，通常認為小于全部成年人人口數)，每隔x年，選出一小群人，作出他們認為可行的決定，這些人最經常牢記在心的是他們重新當選的可能性，為此，在所有東西中，他們更需要金錢。
　　現在推動事情向另一個方向發展的是什么?很明顯，組織那些歷史上兩邊都遺漏的人是從事行動的必要因素。當然，尤其是過去四十年左右，已有許多這類行動——將婦女、基于人種一種族和宗教的底層、基于性別和年齡的底層，以及土著居民組織起來。但是這類社會運動的建構遠不充分。這些群體在多大程度大聲說話并使他們的聲音被聽到，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減弱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既存的不民主的政治結構。這又反過來強化了這些群體的決心。這通常就是包含在世界賦權(empower-ment)中的內容。
　　在這兒存在明顯的危險。一個危險就是這些群體認為他們的成就就是作為特定小群體被承認進入更高的政治位置，而不是作為整體的民眾發出更大的聲音。第二個危險是存在著被壓迫者之間的相互競爭，每一個群體都在發出其小集團的聲音，而犧牲其他底層群體的成就。只有通過這些不同群體在本地層面的緊密聯合，人們才能有效地清除現存的主導性群體在社會政治權力方面的壟斷地位。
　　“多數”必須不斷擴展，而更具跨越邊界的包容性。足夠令人驚訝的是，正是通過保衛不同的底層群體的社會文化自治(這也是社會政治自治)權利，多數才能真正地擴展。
　　當然，這些目標當中沒有一個是容易的，而且危險很多。這也正是為什么任何一種類型的全面的垂直結構內在地就是弄巧成拙(self-defeating)的原因。所需要的是由多樣的不同群體發起的持續的成千上萬次的本地行動。正是以這種方式，也只有這種顛覆現存結構虛假合法性的方式才能達到目的。這一直是WSF成立至今的主要特點。
　　這些群體正在為之奮斗的是對于諸多權利的現實主義的認定——所有那些權利都秘藏在今天幾乎每一個國家通過的自由憲法中，這一點經常被立法機關和行政權力所忽略、刪節，或粗暴地違反，而司法上所需的正是要捍衛和執行它們。我們要提倡的是壓力，更多的壓力，毫不妥協的壓力，以爭取任何尚未記載到這些文件中的權利。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以來，基本的平等主義要求包括：教育，醫療服務，終生的體面收入水平。
　　在任何地方要接近這一目標都不僅僅要求現存財富的重新分配，而且是費用支出的社會優先項的改變。正是在這兒必須提起要求關注地緣政治、和平和生態——所有這些都開展了運動以推動這些關注。
　　不加約束的增長對于我們的兩難并非解決之道，而可能是造成它們的原因。在現實主義的中期組織中，質疑增長的意識形態觀念是一個中心因素。
　　還有我們能做的其他一些事嗎?毫無疑問有。在對左翼政治運動的前述討論中，我提到這樣一種策略，包括使自由主義中派實現其自身的理論要求，使反種族主義成為民主的一個確定特點，進一步朝著這個方向前進，我們可以將現在商品化的活動去商品化，同時也阻止我們傳統上認為不可商品化的東西(如水的獲得或人的繁衍[再生產])的商品化。對于這些事情中的每一件，重要的是有力地組織起來，推動事態向這些方向發展。即使這無法立即達致它們的實現，但它影響整個的政治環境，因此影響權力平衡。它使得分叉更有可能朝著我們要求的方向傾斜。
　　就我個人來講，我每天都在了解不同的群體正在嘗試或準備嘗試的其他事情。世界體系中多種底層組織的想像力是相當可觀的，只要我們自己不去壓制它。
　　在階級斗爭的現實中，中期是政治斗爭的舞臺——只要我們對于斗爭中的階級是誰和是什么有一個相關的理解。階級不僅僅是職業或財富或勞動報酬方式。種族、性別和民族(race，gender and ethnieity)不能與階級分開。種族、性別和民族都構成階級這一復雜社會構成的一部分。但是，一旦階級被重新界定，我們就真正地處于階級斗爭中。
　　我們沒有，也不能對我們想要建設的更好的世界體系的適當結構有一個精確的觀念。而且我們也不應當假裝我們有。這一點正是馬克思的眾多偉大的歷史優點之一。他從未認為他能用制度性語匯描繪“共產主義”世界實際上將是什么樣子。
　　至于短期，我們必須在內心深處牢記，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而且我們必須準備著時時參與到取其輕的選擇中，它是由世界上被壓迫人民認定的。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會面臨更重的惡，而且始終存在著更重的惡。短時段中的工作首先是防守型的。它是為了防止事情變得更糟。它是為了維持已取得的成果。
　　但是，在所有事情中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住，在中期，即下一個二十五年，我們正生活于一個過渡時期。在這一過渡時期，問題不在于我們是否想要維持一個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取代它的將是什么。而且我們必須極其努力毫不妥協地奮斗，推動歷史向著一個更為民主更為平等的世界體系發展。在這個中期，我們并不能建成這樣一個體系。我們能做的是促使多元的政治活動成為可能，這些活動將終結平衡力量的擺動，通過反擊那個更富有、更有組織且更不善良的集團——他們希望保持或甚至加強我們至今所經歷的等級分明、兩極分化的體系的另一個變體。他們追求的體系并不是資本主義；但它可能更糟。
　　最后，我們必須記住，在目前混亂的過渡期中，斗爭的結果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必定如此。它將由各方面人的行動總體加以塑造而成形。我們只有50％的可能性取勝。有人可能會認為50％是令人不幸地低。我則視之為一個巨大的機會，我們應該盡力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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