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美國的“鷹派”和“鴿派”
鐘關平
在西方國家的統治集團內部,早就有所謂“鷹派”與“鴿派”之說。
在美國,每當總統換馬的時候,人們也都習慣于用“鷹派”與“鴿派”的“標簽”來套一套,對對“號”,看一看新上任的總統屬于哪一派。
美國歷史上首任黑人總統奧巴馬的上臺,因為是“史無前例”,自然也要被某些媒體和某些政治家熱炒一番。在這些人的眼里,與高喊“先發制人”,并悍然發動侵略別國戰爭的小布什這個“鷹派”總統比較起來,奧巴馬顯然是個“鴿派”,也即“溫和派”了。于是乎,什么“奧巴馬主義”啊,什么“外交新政”啊,什么美國“變謙虛”了啊,等等溢美之詞,常常見之于某些報端。
難怪某些媒體和某些政治家們對這位黑人總統有這么多的好感和好評,這個奧巴馬的確也有許多與其前任有所不同的面孔和言行。例如,在國內,他讓婦女能夠更容易地控告職業歧視;放松對干細胞的研究;將醫療保障覆蓋拓展到數百萬兒童;下令限制銀行等金融高管的最高年薪;把通用汽車首席執行官趕下臺;采取一系列挽救經濟危機的重大措施等。在國際上,在他就任100天之際,下令關閉設在古巴的關塔那摩軍事監獄;宣布限期從伊拉克撤出全部美軍作戰部隊;決定取消對古巴旅游和匯款限制;主張與中國繼續發展“友好接觸”與“合作”的雙邊關系;提出通過談判解決伊朗核問題,緩和與伊朗的關系;與穆斯林國家,主動釋放“友善”意向,甚至在倫敦G20峰會上,奧巴馬會見沙特阿拉伯國王阿卜杜拉的時候,竟然低下了美國向來都“高揚的頭”,一反常態地向這位國王鞠躬;在最近召開的美洲峰會上,奧巴馬主動與鐵桿反美派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等美洲大陸左派領導人握手言和……
這些一反常態的舉動,的確很是吸引人們的眼球。于是,有人竟然驚呼:“美國在向社會主義靠攏”!
而在中美關系上,國內的某些樂觀派,也在為奧巴馬這個所謂的“鴿派”和所謂的“開明總統”唱贊歌,甚至連“中美國”這樣荒誕無稽的說法也都喊了出來。
最近,筆者在《人物周刊》(107期)上,瀏覽到一篇題為《麥克•馬倫:指使美間諜船闖南海的幕后推手》的評論文章,也是談美國的“鷹派”和“鴿派”問題的。
這篇文章是圍繞“美艦在南海橫行霸道”這一特定挑釁事件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克•馬倫的關系問題,比較詳細地闡述了馬倫這個“鷹派”人物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的地位、作用,以及他是怎樣壓奧巴馬這個“鴿派”反華的。
該文首先從美國間諜船非法進入中國經濟專屬區海域說起。該文認為,美國間諜船硬闖我國南海水域,調遣“宙斯頓”戰艦到中國家門口示威,指使菲律賓挑起南沙爭端等,都是馬倫“指令”的,因此,該文認為,馬倫是這些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和決策人之一。
該文進而分析說,以前發生這類事情,美國自知理虧,往往選擇低調處理。但這次,馬倫決定強硬“反擊”。他親自打電話給國防部長蓋茨,說服他立即作出“堅決果敢的反應”。得到蓋茨的批準后,他下令“無瑕”號上的船員啟動消防水龍頭,向中國船只猛烈噴射,逼中國船只退讓;接著又惡人先告狀,高調通知美國媒體:中國船只“挑釁”美國海軍“非武裝船只”;與此同時,調派一艘“宙斯盾”驅逐艦趕赴南海,為“無暇”號護航。
該文說,就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對華采取“友好接觸”之時,這個身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鷹派”人物麥克•馬倫卻跳了出來,頻頻制造摩擦,給中美關系罩上了一層陰影。
該文還回顧,2007年8月,時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的馬倫訪問中國,先后參觀了旅順、青島、寧波的海軍設施,并在大連海軍指揮學院發表了演講。給普通中國人的印象“似乎是個溫和派將領”。2008年5月,已升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馬倫,在接受中國記者的采訪時說,他愿意為改善美中兩軍的關系而繼續努力。然而,馬倫雖有溫和外表和某些對華“友好”的言論,但骨子里卻是一個強硬的“鷹派”。并且,馬倫有著一個“鷹派”世家的家族史,他曾說:“父親的一些政治觀點影響了我一生。”而作為好萊塢名記者的他的父親曾經非常“偏愛”那些“激烈反共的明星”,并喜歡與他們“打交道”。就是說,馬倫的“鷹派”是有著其家族遺傳基因的。
該文進一步分析道,既然骨子里是個“鷹派”人物,又早已將中國視為“潛在對手”,馬倫大肆攻擊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但奇怪的是,作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他原本無權直接左右美國政府的對外軍事政策,卻逼迫奧巴馬對華強硬,最終力壓奧巴馬,導演了一場與中國的軍事對峙。
該文認為,奧巴馬上臺前就曾明確表示,無意與中國搞對抗,愿意恢復和加強美中軍事交流。在當前的金融危機的形勢下,奧巴馬政府在對華政策沒有更多的選擇余地,只能采取務實和相對友好的外交政策。這與美國軍方“鷹派”勢力對話強硬立場存在分歧。因此,在可預見的一段時間內,雙方將不斷較勁,“中國問題”將成為他們交鋒過程中的一個“長期話題。”
總而言之,該文的核心意思是想告訴人們,奧巴馬的本意并不打算反華,而是被“鷹派”牽著鼻子走的。
這樣的認識是否符合美國的實際情況,是需要謹慎對待,不能輕易下如此簡單的結論。筆者以為,如何正確看待美國新選的“鴿派”總統的這些“新氣象”,如何正確認識美國“鷹派”和“鴿派”的關系,是正確認識美國和當前國際政治斗爭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大問題。
列寧說過:“進行政治分析,首先應該提出階級問題”。像歷屆美國總統一樣,奧巴馬依然是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和總代言人,這一點,不會因為他是黑人出身而改變,也不會因為他的一些新姿態或提出的一些新口號而改變。就拿奧巴馬主張的“美國不僅要用好‘硬實力’同時也要用好‘軟實力’和‘巧實力’”來說吧,無論是“硬實力”,還是“軟實力”和“巧實力”,都不過是美國統治階級的策略和手段層面上的變化而已,決不是它們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上的變化。到目前為止的美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政策,依然是維護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依然是推行霸權主義和世界警察政策的,這一點,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化。至于奧巴馬上臺以來所表現出的“謙虛”和“低調”,應該說這是因為美國面臨的糟糕局面不得已而為之的。我們一定要看到,美國這個龐然大物已今非昔比了,它現在是焦頭爛額、百病纏身,已經力不從心了。當它的“硬實力”深陷泥潭的時候,就不得不用所謂的“軟實力”和“巧實力”來代替 “硬實力”,繼續支撐它的霸主地位。一旦緩過勁來,美國這只白眼狼,就會毫不猶豫地以武裝到牙齒的“硬實力”向東郭先生們發出威脅和恫嚇,甚至武力攻擊。這一點,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頭腦是比較清醒的。當奧巴馬決定取消對古巴旅游和匯款限制幾小時之后,菲德爾•卡斯特羅就表示:“古巴已經頂住并準備繼續頂住,決不會伸手乞求施舍。”與此同時,卡斯特羅還在一篇題為《對封鎖只字未提》的專欄文章中鄭重地指出:“古巴將繼續昂首挺胸向前進,與拉美人民合作……不論是不是奧巴馬,或者其他任何男人或女人,黑人或白人統治美國。”卡斯特羅表示,他不相信奧巴馬有能力改變美國的路線。(2009-4-16《參考消息》)
應該看到,美國歷來是一個把自己的所謂“國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國家,而美國統治階級和統治當局更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我們不能把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侵略與反侵略、干涉與反干涉的矛盾和斗爭,僅僅歸結為美國個別領導人的品質或思想問題,也不能僅僅歸結為“鷹派”或“鴿派”中的某一“派”的問題。就拿美國發動的侵略伊拉克的戰爭來說吧。小布什的主張自不待言,在他的班子里,就是兩派并存的。當時的副總統切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和前國防部副部長沃爾福威茨號稱鷹派“三駕馬車”。有人戲稱五角大樓是美國政府里的一個“鷹巢”,而拉姆斯菲爾德則是這個“鷹巢”內的一只“老鷹”,他們都是堅決主張實施“老鷹抓小雞”的游戲,用“硬實力”來攻打伊拉克的。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鮑威爾則與這些人有所不同,他在國際輿論的眼光中,是當之無愧的美國政府鴿派的帶頭人,并且似乎是個“國際主義者”。他以其穩健、慎重而受到稱贊,在伊拉克戰爭的前前后后,鮑威爾都是持有比較謹慎的態度,且力爭將問題提上聯合國舞臺。然而,無論“鷹派”還是“鴿派”,卻都是“小布什主義”的積極推行者,正如2004年11月16日中新網刊登的一篇題為《美國鷹派和鴿派之爭,互動則成“布什派”》所說:雖然一些評論認為布什政府內部分為兩個陣營不利于政策的貫徹,但是從布什的角度上看,這種“緊張狀態”大有益處。布什正是巧妙地運用兩派的力量,掌握著政府的平衡運作。沃爾福威茨激勵著鮑威爾的前進,鮑威爾控制著沃爾福威茨不要在戰爭和單邊主義的路上走太遠。在伊拉克問題上便是一個極好的例子。當白宮意識到繼續鷹派的不妥協路線帶來了巨大的政治以及外交風險的時候,就轉而采納鴿派同聯合國合作的主張。雖然不論是五角大樓還是國務院都拒絕承認在伊拉克問題上改變了策略,因為這是布什所反感的說法,而維護布什則是兩派最終的目的。不僅僅如此,兩派其實還是在互相幫助的。除去鷹派、鴿派的外衣,最終都是一個“布什派”。不論他們的力量如何此消彼長,都是共同服務于美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的。而正是由于他們相得益彰,才真正的構成了美國政府在世界上的地位。為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無論是鷹派的著重出擊、強調實力,還是鴿派的強調平衡、注重形象,都是美國向外的兩個拳頭。這就像中國老百姓比喻的,這兩派的表演不過是一個唱紅臉,一個唱白臉的不同分工而已。這就是說,在美國統治階級內部,可能有這樣那樣的派別,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分歧,然而,這些派別和分歧,在維護壟斷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上,在維護對外掠奪、對內鎮壓的基本政策上,歷來是絕對一致的。所以,我們應該清楚,美國的真正統治者是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個別政治人物——例如小布什或奧巴馬,馬倫或希拉里——他(她)們無論是“鷹派”還是“鴿派”,都不過是這個階級的代言人而已。
最后一點,我們也應該清楚的是,自從美國坐上世界霸主的寶座位置上以來,盡管總統換了一茬又一茬,但他們在反共、反對社會主義和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反華等重大問題上,總是高度一致,并且是萬變不離其宗的。
宋曉軍在2009年3月17日的《北京晚報》上發表一篇題為《美國最怕什么?》的文章。他提出,冷戰之后,西方的擴張模式發生了變化,就是用理念傳播去顛覆后發國家自然形成的制度,或者用精確打擊的方式去摧毀這個制度,進而完成它的擴張模式。西方這種清除障礙的方式是有先例的,而且在清除別人的時候,我們有些中國人還跟著歡呼。米洛舍維奇也好,薩達姆也好,無論說他是專制也好,獨裁也好,都無所謂,它的制度是很完整的,很有秩序的,它自己在運轉。如果你的制度和領導層還要阻礙我的擴張模式,我就用精確打擊或者顏色革命干掉你,然后扶植一個精英層,讓你來給我做產業轉移的基地,同時給我的金融工具搭建一個吸取利潤的階梯。這是后現代資本主義的玩法,是西方玩的一個非常標準的模式,它的手段就是你阻礙我,我就搞掉你。宋曉軍的這一段文字分析,實際上就是我們常說的武力征服與和平演變這樣兩手。
對中國而言,美國的這兩手,目的就是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像搞垮蘇聯那樣,西化、分化中國,最終把中國變為美國的附庸國和新的殖民地。可是,在我們國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這樣清醒地看問題的。
2009年4月12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一篇題為《“中美兩國的政策目標應該是雙贏”——“中美關系新學派”為兩國關系開藥方》的文章,竟然引用美國美中關系研究中心的約翰•米勒提出的“在新的中美關系中,傳統的美國需求與中國的理念框架已經越來越不適應現實。‘實力即正義’等理念必須被互利互惠、協作平衡的總體戰略來替代。” 至于中美兩國應該怎樣去貫徹“互利互惠、協作平衡的總體戰略”,該文進一步解釋說:“在保證美國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方面,中國是美國最需要、最有力的伙伴”;“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全球化可以使中國幫助美國實現新的互惠解決方案和協作的平衡,從而有助于美國重新平衡經濟,防止美國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美國應該持久地把‘美國公司和美國資本主義同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權威和道義權威協調起來’。”“為了使占世界人口22%的中國接受美國的理想,為了在中美關系中保護美國的安全,美國決策者面臨了一些巨大的挑戰:貫徹美國的理想,保證美國的內外政策和防務戰略同美國理想是一致的;在經濟、軍事和道義上繼續保持強大,并有力顯示美國的理想和政治制度是行得通的……”。該文說,這就是新近形成的“美中關系新學派”對中美關系的建議。
這樣的認識出現在今天的世界上,只能令人貽笑大方。
(《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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